如何召开法官会议

Ⅰ 什么叫大法官会议

做个大官

Ⅱ 普通人和专业法官对犯罪事实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普通人认为我知道他犯罪了就可以认罪，但是专业法官即便是知道他犯罪了，没有相关的证据，证人也是无法证明他有犯罪事实的。

Ⅲ 请问被告在法官会议室撕毁原告唯一的证据原件怎么办对案件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法律依据谢谢

当众毁坏证据是违法的

Ⅳ 张文中再审案召开庭前会议情形如何

北京2月来7日消息，最高人民法自院张文中案再审合议庭今天召开庭前会议。2017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提审原审被告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庭前会议由审判长孙华璞主持，合议庭成员管应时、齐素、董朝阳、周庆，法官助理邓亮、孙自中，书记员修俊妍、刘牧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尹伊君、杜亚起，助理检察员韩大书、刘文峰，书记员李兰云，原审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徐莹、原审被告人张文中及其辩护人赵秉志、左坚卫，原审被告人张伟春及其辩护人吴建平、赵磊参加了庭前会议。

Ⅳ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人数

根据法官法等有关规定，我国建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制度，实行首席版大法官、大权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的职务序列。2002年3月21日召开的首次大法官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评定、晋升了41位我国首批大法官。2007年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大法官会议上，26名大法官接受了大法官证书。2012年12月27日举行的第三次大法官会议上，第三批36位大法官接受了大法官证书。

Ⅵ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谈论法治和宪政时，都有相当丰富的司法判例作为研究的基础。“老牌”民主国家印度自不必说，不仅因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传统熏陶，而且1950年独立并立宪后一直实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宪法问题，为印度基本人权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是在1987年几乎同时转型后，步入宪政和法治轨道，目前也已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宪法判例；从羁押陈水扁或弹劾卢武铉总统这些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国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亚则是随着政治转型到2003年前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过从学者论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法院已经产出了不少宪法判例，甚至对解决政教分离、族群和谐等宪法敏感问题有所作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值得探讨的宪法判例，甚至连新加坡都有些许算得上宪法性案例的判决。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亚洲最大及经济发展最快的，却至今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都没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针对齐玉苓案(见下注)的批复，但是不仅“后无来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这样，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文本和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别人都在讨论案例，我们除了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唐福珍案等个人悲剧或群体性冲突产生的社会事件之外，还能谈论什么呢?这些事件中有的确实就是法律诉讼，但司法判决却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值得探讨的方案--相反，某些判决不仅没有适当解决问题，反而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邓玉娇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们缺乏通过制度本身解决的成功事例，而至多只能讨论一些推动制度改良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们的存在正印证了制度实施的失败。坐在宪政和法治都不那么成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间，笔者仍不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 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笔者一直认为，除了新加坡这样的个例外，威权主义国家不要说施行宪政，就连法治也很难实现，前苏联和东欧即为例证。因为无论政体性质如何，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约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或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民本主义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目的，而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对政府组成结构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设计。威权国家因为缺乏程序意义上的民主正当性，因而尤其强调实质性“政绩”以弥补合法性缺失。除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这些可见的“政绩”之外，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当漂亮，宪法规定一大堆的公民权利，看起来比美国宪法“先进”得多。但这些宪法和法律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因为一旦要“动真格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干了。 虽然宪政与法治可能对整个掌权集团来说长期有利，但是具体掌权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现代威权国家结合了民主形式和专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对于古代世袭统治者，孟老夫子还能用“王者无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套说教开导梁惠王之类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现代国家，这一套就不管用了。宪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里只不过是好看的门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实施的。由此可见，所谓“潜规则”不只是中国现象，几乎所有威权国家都有。而无论在前苏联或东欧还是在韩国或台湾地区，这种现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转型之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也是在转型之后才开始真正发挥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不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对人民负责，那么即便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宪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内维权就成了一条死路。我在新加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宪政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径”，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但目前看来官方路径已被堵死，民间路径还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认，体制内不乏锐意改革的开明人士，企求主动采取改良措施造福于民，或至少为自己的执政基础增添合法性。这类自上而下的改革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这也并不奇怪：既然上面施与的权利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那么上面收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齐玉苓案就是这么一块“馅饼”，当时谁都没有预期最高法院会下达这么一个瑕不掩瑜的批复，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也为法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震动和乐观，但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上，比齐玉苓案早两年并为此案铺路的司法职业化改革也基本上失败了，而司法改革也是当时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当然，当时法学界有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还是有改革的呼声，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法学精英的力量并不足以推动制度进步，司法改革终于停滞不前了。 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事实上，齐玉苓案两年之后的孙志刚事件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民间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剥夺民生、激发民愤的不合理制度。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民间路径：某个由来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条例或城市拆迁条例)激励官员滥用权力，长期滥用权力最终造成某起严重剥夺人权的恶性事件，经过媒体或互联网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反应，最终震动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错措施。媒体评出2009年中国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体维权”，通过“开胸验肺”、断指甚至自焚等剧烈方式震撼社会良心，最终推动制度的有限进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身体维权”，正是因为政府主动实施的制度维权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民间路径是一条目前可行的维权之路，但是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目前维权成功的事例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孙志刚并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绝不是因城市拆迁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因为这些制度而死，却没有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充分关注。更为根本的是，民间路径其实不只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单行线，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结合，因为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维权，就必须得到政府配合，由此产生社会-媒体-中央-地方的诸多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造成制度改良无功而返。即便悲剧发生，也得通过媒体或互联网自由报道才能产生影响，但如果言论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无法知道悲剧发生和全国人民的呼声；即便悲剧得到报道并产生反响，如果中央犹豫不决，改革措施还是无法出台；即便中央下达了改革举措，如果地方阳奉阴违，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人民仍难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实惠……最后，虽然透过一些案例，我们一路见证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但是公民意识本身并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显示相当部分的网民法治意识薄弱。民间路径完全是靠公民推动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维权和法治意识不强，中国制度进步就失去了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至少在亚洲发挥“榜样模范”作用，但是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现实，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未来的法治进步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Ⅶ 民行处与律师召开联席会议时检察长的讲话稿

强调民行工作不可少了律师的支持，他们有案源，知案情，上庭审，了角当事人心理。 同样律师少不了检察院民行的支持，事半功倍，相得益彰。 昌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联席会议 新疆平安网讯 为全面拓展案源和提升案件质量，近日，昌吉市人民检察院在昌吉市人大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召开了2008年度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联系会议。自治区、自治州两级检察院民行处负责人、昌吉市人大法工委领导及人大代表、市法院领导及审判监督庭庭长和部分律师应邀参加了会议，我院主要领导朱庆祥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科全体干警、研究室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朱庆祥书记主持，市检察院民行科科长马字英同志首先向与会人员通报了2003年以来昌吉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民行检察工作的做法、措施、成效及2008年工作的目标和重点。与会人员在听取了我院民行检察工作情况介绍后进行了座谈发言，发言中，大家对今年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2003年由市人大通过的《昌吉市人民检察院、昌吉市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调卷实行检察建议提起再审程序，加强对再审民行案件监督的实施办法》及该《实施办法》在运行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抗诉案件质量问题进行交流。市法院的参会法官就如何提高抗诉案件质量问题发表了很好的讲话，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律师如何与检察机关配合扩大案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今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加大接案率、减少抗诉率、提高精品率"的工作思路。会上，人大法工委的同志和人大代表对昌吉市人民检察院近几年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建议该院要多渠道的加强民行检察业务宣传力度，拓展案源，不断创造出好的成绩。 座谈会上，区院民行处王华武同志对我院民行科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及多年来开展工作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提出检、法两家在适用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检察建议提起再审程序，加强对再审案件监督实施办法》的问题上要达成共识，以便于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再审改判率，解决上级院受理案件呈现倒"金字塔"现状。同时要求我院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新途径，积极与人大、法院协调沟通，通过宣传再审检察建议这一途径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州院民行处崔处长认为此次会议开的很成功，特别是邀请人大代表参与座谈会很有意义，昌吉市民行工作多年来走在全州的前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与会领导和其它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时他对当前全州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情况进行了通报，针对申诉案件案源的减少，要求我院扩大宣传力度，增强创新意识，做好息诉工作，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在充分听取与会人员的发言后，朱庆祥书记对会议作了总结。他说，这次会议开的很成功，计划性、目的性和针对性都很强。针对会后的工作他代表院党组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要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强化学习，更新知识，总结经验，创新工作。二是要加强与人大、信访、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沟通，借助律师宣传民行检察监督职能，为案件申诉人与检察机关之间架起一座维权绿色桥梁。三是继续和法院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与法院审判监督庭就抗诉案件质量问题多交流、多探讨，找准案件切入点，尽可能使检法两家对抗诉案件在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上达成共识，提高改判率。四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民行专家咨询队伍，帮助把好案件质量关。五是办理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坚持用"两率提高、结构改变、业务规范、整体推进"的思路，全面提升办案数量、质量和总体办案效率。 最后朱书记表示今后在工作中继续接受人大和区、州两级院领导的监督，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民行科将制定出相应的工作措施，为年底争先评优打下坚实的基础。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完） （责任编辑 吕涛）

Ⅷ 如何开展依法行政监督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被普遍认为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大亮点。 一、在基层推进依法行政意义重大 市县乡三级基层政府都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承担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管理职责，直面广大群众，直面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其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不仅会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而且还会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享了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行政法制度的完善和有效运作。行政法通过创设行政公开制度、行政责任制度和对检举、揭发、控告、申诉和来信来访等行政制度的规定，既确保了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要求。 由于我国有着的封建专制的影响，缺乏法治传统，在体制下行政权又不适当地强化，行政权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严重，这些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而行政法治建设的目标，就是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行政。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当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一）在一些行政单位尤其是基层，依法行政意识树立的不够牢固。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什么是依法行政，为什么要依法行政，怎样才能依法行政存在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和作法。在一些基层单位看来达到目标比手段重要、完成任务比途径方式重要、看到结果比程序重要，把法治作为自己完成任务目标的方式之一，有选择的“执法”，有用的用之、有碍的不用或者改之。在基层政府长官意志往往比较严重，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轻视法律手段重个别处理，轻制度管理重协调解决，遇到问题拍脑袋，决策问题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导致决策失误无人负责或者推脱推诿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只考虑自己的晋升权在哪、干的活应该让谁看到、自己的仕途怎么走才更顺畅，因此往往出现唯上、畏上、唯权、畏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只重视上级领导的讲话、批示，忽视法律的规范、引导功能，导致行政执法水平不高；有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制定政策、部署工作脱离实际，导致依法行政缺乏具体实际的内容。 （二）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体制有待完善、系统、顺畅的。目前，我国的依法行政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各级政府法制机构，承担着依法行政工作规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的重要职责。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哪个地区政府法制机构建设搞的好，其依法行政也就搞的比较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也比较顺利。目前我国的依法行政工作体制与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从机构设置情况看，政府法制机构的设置为国家、省、市、县四级，乡一级政府未设置专门的机构，这种状况势必影响基层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政府法制机构内部人员结构不尽合理。从知识结构看，目前，政府法制机构的部分工作人员是从行政工作岗位转行而来，没有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教育学习，在法学理论、法律理念和法律知识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行政的要求。目前的法治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不少政府的法治人员并非科班出身、人员流动比较大，接受培训时往往应付了事，造成了政府法治机构人员法治水平普遍不高。政府法制工作在一些基层政府看来是不得不设立的一个部门，在开展总做中往往要受地方“发展大局”的影响为地方“发展大局”服务，在对于违法执法人员的处理上只有“建议”权而没有直接处理权，严重影响监督效果和政府法制机构的权威，对依法行政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这就造成了文件的合法审查、机构的合法性和执法的合法性和力度等审查的确实或者有时的越位。 （三）违法行政问题突出。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机关履行管理社会职能的重要手段，法律、法规能否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作用，最终要靠行政执法来落实。同时，执法活动是面向社会的活动，客体是社会上的公民和各种团体，因此行政执法活动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往往是通过行政执法来认识和评价政府，认识和评价法律，行政执法是否公正、廉洁，直接关系着政府的威望和法律的权威。目前，一些地方行政执法队伍过多、过滥；行政执法权分散；执法主体不合格；部门职能重叠，职能不清，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现象严重，甚至在一起违法案件出现之后，几家单位抢着去罚款，谁先罚了是谁的。目前，一些基层执法队伍经费的一项来源是罚款和收费，而且罚得越多，收的越多，返还的也就越多，使行政执法与执法者的自身利益直接挂钩，甚至在一些交管部门在罚款后不开具罚款单，罚款的去向让人怀疑，在基层往往听到这样的话“开单...钱，不开单...钱。”往往差距较大，作为客体的被罚款对象多数选择不开单，这就促使了违法行政的蔓延，造成了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严重背离。执法就是罚款，执法就是收费已经成为个别执法人员的“准绳”。一些部门之间有利争着上，无利躲着走，争管辖，争权利，争罚款，争收费。执法程序在一些地方呈现“随意性”。有的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不履行事先告知义务，剥夺了行政执法相对人的申辩权；有的不告知行政执法相对人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剥夺了行政执法相对人的法律权利；有的颠倒程序，先罚款后定性；有的该适用普通程序的，却适用了简易程序，该适用简易程序的，却适用了普通程序。基层执法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从文化素质看，基层执法人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偏低。大多数执法人员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培训，一般也就集中参加几次法律方面的有关培训，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素质， 在基层有一个应该引起关注的现象：不少政府的执法人员一般只知道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单位的职能，对于关系较远的单位的职能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分不清人大和政协的性质和职能，不知道宪法是干什么的，对于一些涉法案件甚至不知道归哪个司法机关受理，这不能不说是普法活动的一个不足。基层干部往往把自己宣传的东西告诉群众，自己却只当成一般的任务应付了事，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群众法治意识渐强的今天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三、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行政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思想的转变，没有思想的转变就没有行为的改善。首先要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转变思想观念，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出发、从党的方针政策出发、从正反两个方面事例出发清除官本位、特权思想等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与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法律权威至上、法律大于权力、权力服从法律、没有法治就没有大发展、违背法治理念必将受到惩罚的观念，只有这样，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继续做好面对人民群众的普法活动。在一些基层政府把普法看成是不得不干的任务，把贴几张标语、进学校讲一次课看成普法的成果，不愿也不像话费力气去开展此项活动，甚至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认为人民群众法治意识越高自己的管理越难。他们习惯于落后的“人治”，这个区域是我的天下我说的就是规定，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法治一旦增强，自己的行为将受到约束、利益受到限制，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地位将动摇，因此暗中抵制普法活动。殊不知，普法运动就是为了更好的依法行政、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好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不但知道法律，更要熟悉和掌握法制，增强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有助于纠正基层政府的违法或者有法不依行为，让行政变的更科学、更合理。要创新普法性质，变过去的“以教”为中心的“静态”普法为“动态”普法，双向互动、有来有往，在形式和思想上注重趣味性和实用性，使群众逐渐地拥有法治精神，改善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努力改变“倒三角”的工作体制，加强基层政府法制机构设置。在乡一级政府设置政府法制机构或者乡镇一级政府的抽象和具体重要行政行为要经过上级法治部门的合法性审查，使依法行政工作形成完善的工作体制，同时进一步加强地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力量，使地市县法制机构人员达到一定规模，使“倒三角”为“倒梯形”，进而发展为“正梯形”，为基层依法行政工作提供充分的组织保障。同时，市县两级的政府法治部门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本单位的一个部门很难有效的监督级别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而且是用人用钱来源的政府，因此，建议提高市县两级法制部门的地位和职权，在用人用钱上或者至少是业务上归上一级人大或者政府管理，在重要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出台之前把法制部门的意见作为生效的要件之一，对于法制部门提出异议但是政府仍然施行的法制部门不应承担责任，对于法制部门签字同意认为合法的实际却是违法行为的政府相关责任人和法制部门签字人、责任人都应承担责任，并且设定合理的追究期限。让法制部门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部门，切实强化其职能和责任。 加强政府法制工作者的业务培训，提升其业务水平。不少人认为，政府法制工作队伍这一群体不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和专门知识，不过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只要政治可靠、服从组织调动和工作安排就可以胜任，不像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那样有法定的准入标准。这种忽视政府法制工作人员职业特点的认识，导致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岗位要求等同于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门槛”和职业定位，导致社会对政府法制工作认识的缺乏。实际上，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从事的工作内容，比一般的公务员要求更高，专业性更强。这一职业群体必须共同经过系统学习而获得法律理论知识、法律思维知识以及法制工作能力方面的一致性。建议建立政府法制工作人员准入制度，坚持“凡进必考”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定具有司法从业资格方可上岗的门槛，在人员岗位上不易流动性过大，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成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主力军和政府法制工作的业务骨干，力争成为优秀合格的政府领导的法律顾问和参谋、助手。 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法制人员工作的独立性， 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作为行政机关的成员，自然要服从行政机关的领导。从事的政府法制工作，作为重要的法律工作，在具体工作中，首要的要求是对法律负责。一般情况下，这样做也符合行政首长的意志。但在特殊情况下，即使对法律负责的行动违背了个别行政首长的个人意志，行政首长也不应非法干预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独立性，或者以此随意撤换其工作岗位。因此，要通过各种制度来保证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职业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政府领导应大力支持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独立开展工作，让他们放心放胆去干，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在推进依法行政中的作用，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完善监督机制，强化行政执法的监督。切实加强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加强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力度，并通过这种专门的执法监督，保证行政执法活动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办事，要通过监察、审计部门的有效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和行政执法中的不正之风；严格执行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对执法过错者予以坚决追究，情节严重的，要给予行政处分直到调离、清除出执法队伍。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首先，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实践中，往往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除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外，许多时候是以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为尚方宝剑的。而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一些乱收费、乱处罚问题，也往往根源就出在规范性文件上。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抓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舆论监督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措施。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社会新闻媒体要敢于曝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单位行使监督权就是行使人民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建议对于新闻媒体曝光的违法行政案件本级和上级政府应该建立台账和记录，改变以往重大舆情事件只是听听本级政府汇报、说明一面之词的简单做法，应该建立双方都有记录、都能说话甚至互相辩论的冲突解决机制。 制定准确的监督标准，增强行政执法监督的实效性，如逐步制定和完善党纪、政纪量化监督标准，尽快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监督的机关、权限、范围、方式、程序等加以明确规定，使监督本身有法可依

Ⅸ 专业法官会议与主审法官会议有什么不同吗

专业法官会来议与主审自法官会议没有什么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称呼不同。
最高法院的文件中，有的叫专业法官会议，有的叫主审法官会议。
专业法官会议，是一种咨询议事机构，通过对复杂案件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承办法官或者合议庭进行参考。
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与审判委员会类似，区别在于审判委员会形成的决议，承办法官或者合议庭必须执行，而专业法官会议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承办法官或合议庭仅具有参考作用，采纳与否完全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承办者。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主审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法发〔2018〕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法发〔2018〕23号）第8条规定： 健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和审判委员会制度。

Ⅹ 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资料谁有啊

最高人民来法院院长。
男，自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首席大法官。
1957年至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62年1月至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师。1962年至1969年广东省曲江县公安局干部。1969年至1975年广东省曲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办公室干事、副主任。1975年至1981年广东省曲江县龙归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1981年至1983年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党委书记，清远地委副书记。1983年至1986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86年至1990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1990年至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1992年至199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1993年至1998年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2003年3月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