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调法官
㈠ 招考职位：法律 是什么意思
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内，以国家的容强制力为其实施的手段者。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社会和谐。法一般限于宪法、法律。法属于上层基础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它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法律将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㈡ 上级检察院抽调下级检察院办案的身份问题
没有什么所谓的身份问题，本身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抽调下级的人员去办案，本身就很正常，不需要办理什么身份的问题。
完全不是一样的职位啊,在中国，做律师，门槛只是你愿意不愿意。而做法官则是看机会，内这个机会容更多的是体制和人际因素，虽然也有真才实学进入法院的，但是这些人一般很难进入重要工作岗位。在法院越是有才越会被安排到研究室、政治处、办公室等岗位，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岗位直接为法院或者领导服务，素质差的人做不好，那只有让有才华的人来做，而且在法院这些岗位也只有有点才华的人才震慑的住其他部门的人，由此真是水平高的人要不不在业务岗位，要不被当地组织部、政法委等机关抽调走。由此，可以发现和律师在业务岗位对垒的本不是法院最高水平的法官。
㈣ 上级法院可以抽调基层院法官一起审判吗
不可以。上下级法院是一种监督关系。上级法院法官是由同级人大任命的。而下级法官是由下级人大任命的，在上级法院没有资格审判案件。
㈤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应具有造法的权力，为什么司法解释却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司法解释日益扩张、越来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近年来关于司法解释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例如，孙笑侠先生将我国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类：（1）最高人民法院按规范性形式所进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释，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特点对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法规；（3）法官个人依主观意志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个别性司法解释。孙先生认为：“前两种情况应当认为是可行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属于法官造法的范围，应予否定。”孙先生还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在今天并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享有较自由的解释权，而是在于如何促使司法解释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新刑法中的许多条文仅属“引申性解释”而没有刑罚规定，因而理应在相关条文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者“以司法解释处理”。郑戈在评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法理学教科书上所称的‘法律解释’，都是一种创制法或试图创制新规则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的理性不断扩大其疆域，将其原先所未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纳入其中。”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实务上的操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关当局的需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关当局积极行动的根据，强化其业已存在的某种操作习惯或做法。
㈥ 2016年郑州市高法部分法官双归了吗
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腐败受贿，情节严重，则涉嫌违法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至于郑州市高法部分法官双规的问题，可以关注当地新闻报道。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审判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行为。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是指滥用执行判决、裁定职权罪是指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滥用职权，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㈦ 上级法院可以抽调基层院法官一起审判吗
原则上不可以。
一、体制上，上下级法院是独立的，他们只存在业回务上的监督关系，而答不是领导关系；
二、各级法院的法官是由本级人大任命的，下级法官由下级人大任命，因此，没有资格审理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
㈧ 求一篇关于法庭文化建设的论文！
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困难及对策
摘要：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浪潮中，各地法院要怎样努力才能进一步扩大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真正立足本地实际、借鉴经验、革故鼎新，发挥特色，把本地区法院的文化建设抓实抓好，从而真正打造好“法院文化”这一品牌，形成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格局？本文试总结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共同存在的两点宏观不足和八点具体困难，并给出提纲式的对策，以期对各地法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字：法院文化 不足 困难 对策
当前，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法院各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各地法院的文化呈现如火如荼之势。在这种形势之下，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投身到法院文化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河南巩义、山东东营、上海等地，尤其是地处边疆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值得借鉴。但是，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与当前迅猛发展的形势，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有的法院文化建设缺乏主动，内容老套，毫无新意；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消极对待、引导不力…… 从总体上看，全国法院的文化建设还缺乏必要的统筹规划，缺乏整体推进的意识，还处在各自为阵，法院文化建设如何多管齐下，突破“瓶颈”，值得我们的理论和实务界深思。
一、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两点宏观不足
谈到个体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从全国法院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谈到，只有从宏观上对法院文化建设有一个总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出现。笔者认为，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困难。
历史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法院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封建文明的国家，创造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和华夏文化，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也缺失现代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积淀，到清王朝覆灭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法院文化更是虚无飘渺。人治社会、儒家文化的浸染让中国的法院文化在历史的尘埃中喑哑无语。虽然建国后尤其是我国“以法治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略的适时提出，为法院文化建设铺设了快车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任务重以及当前外来思潮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文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现实的困难主要来自法院内部：法院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法院，脱离了法院和法官来探究法院文化的不足，其结果必然是试图在沙滩上建盖坚固的大厦。首先，从法院的管理体制行政化问题上讲，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法官的管理仍然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姑且不论庭室领导的指令所蕴涵的强制物语权，单是法官的审判职称的评定与行政职务挂钩这一点，就值得质疑。在我国上下级法官遴选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那么直到其退休也只能是一级法官。而直接进入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工作的年轻法官由于所处法院授予的行政职级的不同，可能很短的时间就能达到更高的法官等级。试想，在一个千军万马挤行政职务这一“独木桥”的法院，要试图让法官保持一个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参与法院文化建设和司法精神的塑造必然是困难的。其次，从司法地方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地方行政掌控了法院的财物核拨等重要权限，法院乃至法官的切身利益与地方利益就有了割舍不掉的牵扯，出现了法院很大限度依赖地方行政的危险。正是这种危险，导致全国各地出现了地方政府给法院分配招商引资指标、抽调法院法官参加计划生育、烤烟生产等工作等怪现状。再次，从法官的非职业化角度来说，法官之所以为法官，即是这一职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遗憾的是，法官的非职业化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虽然《法官法》实施已整整十年，但是法官的审判津贴仍可望不可及，实践中收入落后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公务员；法官职业保障并未得到真正落实，法官在办案时稍有理解偏差，就会有很大的职业风险，例如广东法院的法官莫兆军被追究一案。法官的职业保障不到位，待遇的偏低，风险大，不足以使社会产生对法院的认同感，不足以形成法官职业本身的尊荣感，不足以吸引优秀的法律人才到法院工作，也就不足以产生我们期待以久的体现法律、法院、法官精神的优秀法院文化。
二、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八大具体困难及对策
问题一：重物质文化建设，轻精神文化建设。
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院的物质文化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加大审判法庭的建设、购置新的办公设备，更新公务用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法院物质建设的落后现象。但是，很多法院正是在忙于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却忽视了法院的精神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建设，没有深刻认识到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精神是“花瓶效应”，是“务虚工程”，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引下，部分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设了无踪迹，造成法院、法官主流文化和精神的缺失。
对策：法院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难以想象没有法院文化和法治理念的法院如何肩负起司法为民这一神圣职责。为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个法院可以参照山东东营、上海等地文化建设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为自己所用。在另一个方面，同样是地处西部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潮中，积极整合资源，形成整体合力，从而达到法院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云南高院的主要做法是：从整体上策划一个法院文化建设方案，由高级人民法院牵头，成立云南省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将各级法院的文化建设拟定一个实施纲要，指派各级法院由一名院领导具体负责，将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实施法院建设物质与精神的良性互动，用外在动力对全省法院文化建设进行助跑，在短短大半年时间里，取得了《以法律的名义》专题片、《云南高院赋》等一系列成果，掀起了全省范围的文化建设高潮，完成在西部法院文化建设的系统性领跑和推进。
问题二：法官业绩考评的不科学、不合理
现象：当前，部分法院法官的业绩考评缺乏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的评价标准，法官的考核依然是按照公务员考核的“德、能、勤、绩、廉”标准，但是在实际中，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完全按照公务员考核的标准，还不能适应法院的工作考核效应甚至容易流于形式。这种考核标准，导致部分法官对无法不能对自己进行一个正确的定位，也不利于法院对法官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价，而这种情况对法院文化的直接影响是法官对法院文化没有积极性，缺乏基于法官尊荣感、自豪感而产生的原动力。
对策：当前，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法院的法官都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工作压力大。要注意法院考评机制的量化和细化，将传统的“人管人”机制相“制度管人”的机制发展；要引导和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要从肯定评价的前提定位出发激励法官崇德敬业；要改“相马”为“赛马”，大胆奖励那些公正廉洁、司法为民的、将法院文化精髓贯穿于日常工作中的法官，从而激发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时，西部地区法院又有其特殊性，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例如云南宁蒗等地有的地方办一个案件要步行一个星期），单纯用公务员考核标准或者要求象发达地区法官一样用结案数等指标来考虑是不现实的。西部法官业绩的考评应当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但是又要与本地实践结合，积极建立一套符合本地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职业色彩的考评机制。
问题三：没有明确具体的法院文化建设方向和目标
现象：明确法院文化的目标和方向，是法院文化的发展的前提。法院文化的建设毫无目标，没有法院文化的科学定位，导致法院文化建设的随心所欲和盲目混乱。
对策：当前，放眼全国法院文化建设成效明显的法院，无一不是确定了明确发展目标。具体体现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总结出本院的预案训和院赋，并在此前提条件下在指定具体的发展措施。如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提出了“忠诚、公正、奉献；厚德、清廉；自律”的院训。中国广大地区同样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广大法官对法律的奉献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从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发，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广大法官无私奉献、公平高效的精神品质和群体精神，从而提炼出具有本地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标，总结出溶汇着本地法院、法官热情的院训和院赋。
问题四：法院文化建设还没有形成合力，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现象：当前各地法院文化建设还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还存在文化建设只是政治宣传、综合行政部门重视而审判业务部门不重视的现象。法院文化建设还不能做到多个部门形成合力，全体法官共同参与、长效建设机制共同构建的良好现象。审判人员中“合力”的文化建设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只要把案件质量把好就是万能的错误思想还在占有很大市场。
对策：各省高院可以考虑组织一次专门的教育培训活动，以引起全省法官的广泛关注。各级法院党组要做到充分动员，保证做到法院全员参与先进法院文化建设。法院党组应当承担起领导职责，充分发挥干部管理部门、教育培训机构、调研宣传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党团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资深法官和高学历人员的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群策群力，使法院文化建设形成人员、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从而进一步构建起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问题五：法院的学习宣传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
现象：法院的学习宣传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部分法院的宣传学习仍然停留在读读文件、开开例行会议等传统的学习教育方面。这种方式的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很难充分调动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热情，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将我们寄予极高期望的法院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对策：学习宣传是靠职业化、理性化、德性化内在心理主动勃发并促进升华的。为此，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在宣传教育这一问题上，还要注意到：法官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丰富的情感，我们不能将法官这一丰富的群体局限在僵化死板的模式中。所以，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做的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学习可以是经典阅读、电影观看、摄影采风、法官沙龙、法官博客的方式，前两年被称为法制类影视精品的《大法官》，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物形象鲜活，事迹生动感人。总之，要从广大法官最关心的问题着眼，从最贴心的事情入手，要最大限度地寓教于乐，最大限度地激发法官群体的活力，让他们变法院文化建设的被动为主动。
问题六：法院文化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现象：由于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法院文化工作本身的缺位等复杂因素，法院的文化建设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现象，在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很多群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连法院本身的组成、职能等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至于更高层次的认识更是无从说起。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历史、物质等条件的限制，导致公众素质的不足，但是这毕竟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凸现了当前法院文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
对策：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内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所以，除了通过司法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法官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质外，我们还要注重用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各地的法院文化成为当地精神的代表。如可以采取巡回开庭、定期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沟通，邀请市民参观法院文化建设等方式，使社会公众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审判并最终树立法治理念。
问题七：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文化法院的要求还较远
现象：先进的法院文化建设，必然要求有高素质的法官群体，由于条件限制，部分法院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法院文化的要求还较远。具体表现在：各级尤其是西部法院的法官学历层次还不高，法官断层现象相当严重，部分基层偏远的法院甚至出现只有几名法官的现象；由于待遇偏低，许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到艰苦的法院工作，在职的工作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相当一部分选择跳槽做收入较高的律师职业等，导致法院人才的大量流失；在职的部分法官有相当部分是部队转业、特殊时期招工招干进入法院，缺乏法律职业背景；法官续职培训的机会较少，法律专业知识陈旧，其他领域的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凭经验办案的人员大有人在。如此等等，形成法院文化建设的“瓶颈”问题。
对策：法院文化要抓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容忽视，因为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为此，应当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制定政策，鼓励法院法官积极提高整体素质。如：加大对中、基层法院的投入，改善法官待遇，畅通进人、出人的渠道，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法院工作；加大培训力度，使法官培训系统化、深入化和制度化；鼓励法官积极参加学历考试和其他领域知识的学习；建立法官的逐级遴选制度，使这一方式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制度；要以法律事业感召人，用法院的情感吸引人，用法院领导的人格魅力感动人。
问题八：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
现象：由于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形势，导致了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由于信息资源的缺乏，一些法院的相当部分法官还停留在“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落后状态。许多法院没有开通互联网，相当部分的法官不懂电脑的运用，甚至在西部偏远的法院，连电视的收看都还成问题，这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对给拓宽法官的视野、增加法官的知识积累的要求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也与法院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的要求格格不入。
对策：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法官的素质势在必行。各地法院要积极争取资金，加大法院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进行信息化建设。如：开通互联网，实现法院内部的三级联网；积极利用网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介，拓宽广大法官的视野；建设好法院网等法院的对外网站，将法官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上面来；定期和先进法院进行信息的交流。总之，要在创造条件的前提下，让东西部法院法官充分享受到同样的优势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素质，达到法院文化所蕴含的要求。
总之，面对建设全国一流的法院文化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各地法院法官齐心协力，对症下药，法院文化建设必将大有作为，打造出彰显本地法院精神特质和现代司法理念的法院文化，建设者辛勤的汗水，一定会在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浇灌出法院文化的灿烂之花！
㈨ 什么叫文化整合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文化整合”已成为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以致有人说，“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书生对它投入这么多的精力”。[2]（P2）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的两个基础。
第一，尽管“文化整合”一词在最近一二十年才频频使用，但它概括的社会现象早在19世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时就已出现，当时国人奉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展成为更深层次的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同时，更为彻底的革命派的共和观念也在滋长，并在20世纪中，另一种性质的近代意义的国家形式又形成。算起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侵蚀”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这是一项庞大的文化运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不曾理智地有效地进行文化的统计、清理、统合、移植。尽管很多精英分子在某些方面，如“统计”或“清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整个文化工程的统计、清理、统合、移植不是某些学究们独自能完成的。它不仅是一项理论工程，也是一项实践工程，而且是一项全社会的工程。所以，没有全社会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我们的社会不曾系统地做过这件事。
不妨拿一件我们时常会碰到的事情来看。在法院，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上级要来人检查该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总动员。于是法院每天抽调部分干警，在院领导的带领下，跟其他相关人员一道上街清除污七八糟的广告，驱逐乞丐、小贩。除这些事情外，上级机关还常常布置如抽调法官去扶贫、支教、搞社教、抓计划生育、催公粮之类的任务。
中国的官僚、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如此职责不分的事情属正常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已习惯于“父母官”这一词对国家机关的概括。“父母官”意味着官员们像父母一样对不能自主的子女的“关怀”，“父母官”也意味着无微不至的“关心”。传统的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官儿。但在现代观念中，这却是极其荒谬的事情。首先，在现代观念中，平等意味着人格自主、独立，而不是像一个未成年人一样被父母“关怀”。其次，在现代社会中，官员们的职务行为不应是出于“爱”或“关心”，而应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另外，无微不至的“关心”也意味着无所不至的干涉，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是不能容忍的。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行政长官就是一切，这确实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市委市府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挥自己辖区内的一切机构。有人说英国的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行政长官也有类似的通天术。于是现实中行政肆意干预司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部门一个附属机构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也是导致腐败和司法功能瘫痪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同样激烈，如主体意识的淡薄、不适应淘汰机制等都是其表现。
由此可见，文化整合已成为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迫切需要对文化进行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同时，对人们的观念、意识产生剧烈的冲击。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地增强，主体观念也在滋长，“君子言义不言利”的观念正在改变，传统文化中的“礼”正被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则所代替。从这一角度来说，目前的文化整合也具有自发需要的社会基础。
㈩ 河南法院有多少人违纪被查
河南法院564人违纪被查， 百名冷横硬推法官受处理。
据披露，因冷横硬推、办案拖拉、执法随意，河南117名法官受到严肃处理；因接受吃请、娱乐，造成恶劣影响，14名法官受到行政开除和限期调离处分。
而因违纪违法，五年来河南全省法院564人被查处。这其中，河南省法院原副院长曹卫平，执行局原副局长李光、梁向阳、梁红照，南阳中院原副院长宋黎晓、焦作中院原副院长赵志峰、新乡县法院原副院长魏军等6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守护社会底线，一旦发生腐败，危害将更大，更令人痛恨。”张立勇表示，河南法院将以刮骨疗的决心、勇气，除恶务尽的雷霆之势，铲除害群之马，守住公正，赢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