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组建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团队
1. 北京法院组建多少个审判团队
8月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审判团队建设情况，并公布20个“模范审判团队”和50个“先进审判团队”名单。目前，北京法院在各审判执行业务领域组建起审判团队1839个，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今年上半年，北京法院新收案件451618件，审结案件356741件。
据介绍，此次获评的70个审判团队中，从审级看，共有高院团队4个、中院团队15个、基层法院团队51个；从专业类别看，共有立案速裁团队6个，刑事团队9个，民事团队18个，商事团队10个，行政团队8个，知产团队7个，执行团队10个，未审团队2个。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一书，全方位展示了美国法官精英对一些司法热点问题的见解，虽出自域外司法视角，正如译者何帆所言，“司法领域毕竟有许多共通规律”，书中许多观点于中国司法问题亦多有呼应，读之启发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启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绝对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为其职业生活必定惊心动魄、精彩绝伦。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却被约翰·哈伦二世、鲍威尔大法官形象比喻为“九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并特别强调“小型”和“独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配备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独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无法保证任期内都去过其他大法官办公室“串门”。作为顶层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却达60小时。
惊诧之余，又略有所悟。“小型、独立”两个关键词蕴含的“法官独立”、“团队机制”精神，与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吗。
1、“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
论及关键词“独立”，大法官强调的是为确保公正，法官个人在案件审理中做到独立思考，独自决断，不受他人的干扰与阻碍。当然，法官独立并非排除审判辅助人员的支持。审判独立，是不争的共识，而“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却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命题。西方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下，法院独立是三权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实，其更关注的是法官是否独立。而在中国语境中，“法院独立”抑或“法官独立”之争却延续长久。
我国立法界定和审判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观点。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是在机构独立的角度界定审判独立。审判实践中，法官参照公务员管理形成科层化，裁判文书层层签署、层层负责，文书签署法院印章对外生效，形成了饱受诟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非正常现象，法官独立审判是没有实现的，办案责任制也因此陷入尴尬。应当说，在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中，“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至此可以终结。新一轮司法改革倡导法官角色回归本位，“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清晰划分案件裁判权和司法行政管理权的界限，正是法官审判独立精神的回归和强调。可以说，强调法官独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领。法官裁判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线。这一要旨正如哈伦大法官论及审判独立时所提醒的，“与律所的法律意见和企业的政策决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机构作为整体的处理结果，只是合议后个人投票的结果。个人负责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内部备受尊重并被小心呵护的惯例。”
2、审判组织之构成
论及关键词“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书、信使等人员在内，可以独立完成审判职责，规模不大但功能完备的团队。
就此关键词，联想到我国此次司法改革的审判组织形式调整。长久以来，参照行政机关管理模式，我国法院以业务庭作为基本管理单元，各业务庭再组成数量不等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作为基本办案单元。行政化的科层级审判组织形式，其弊端是明显的：裁判权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议庭、庭长、院长等主体手中，审判分离，办案责任落实虚化；院庭长忙于管理性事务，往往脱离审判一线，造成优秀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链条状”的审判管理，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就审判组织变革而言，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实现“扁平化”和“团队化”。这在结构形式上与美国大法官“小型团队”的运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将合议庭或独任庭作为直接的审判单元，通过减少审判管理中间环节，建立紧凑的扁平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率；将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业务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团队，通过资源优化组合，实现团队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多个试点法院组建“审判团队”的经验佐证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审判长，1至2名见习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录员等）组建独任制审判团队，以“1+2+3+4”模式（即1名审判长，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辅助人员）组建合议制审判团队。
二、“法官员额”的考量
1、联邦法院规模之争
与我们受“案多人少”困扰一样，美国法院也正经历“案件数量危机”。为应对危机，美国的做法是审判辅助人员不断增长以减轻法官负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数、壮大法官队伍，“1950年至2011年间，联邦下级法院法官数量增至原来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应该增加法官员额，美国法官的意见是分化的，存在“联邦法院规模之争”。以斯蒂芬·莱因哈特为代表的法官坚决支持扩大法官员额，理由是没有足够多的法官，很难为公众提供高水准的审判服务，难以确保个人权利免受侵害；以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的法官却主张控制法官员额，对联邦法官规模的扩张倍感忧虑和遗憾，认为这将对司法程序、联邦制度与联邦法院产生负面影响，其主张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义”。当然，在莱因哈特法官看来，反对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思维作祟。
2、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员额制是当下我国司法领域的热词。应当说，美国“扩大还是限缩法官员额”的争议在我国已有定论。法官员额制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与美国主张控制法官员额的理由一致，确定法官员额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于，通过提高任职门槛以确保法官质量，以优秀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最终保障案件质量。同时，通过法官群体精英化，为提升法官职业保障创造条件，以法官的减量提质，提升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员额制改革有效衔接配套实施的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体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顽疾，实现法院管理的专业化。
当然，与美国的情形一样，对实施法官员额制改革并非没有任何质疑和隐忧，这些是当前改革推进中绝不能忽视的“异议之言”。按照不超过39%的比例实施法官员额限制，必将导致法官数量的大幅减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现实考验中，少数精英法官如何确保审判任务的完成？法官数量的减少会否导致案件质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员额制动的更多是年轻法官的“奶酪”，他们感受的冲击将会最大，法官身份丧失后，如何确保队伍的凝聚力和他们对法官职业的持续梦想？以上忧虑的存在，需要法官员额制改革保持足够的审慎，将众多的因素纳入改革考量。科学合理地测算完成案件审理所需要的法官数量，确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于以牺牲审判任务和案件质量为代价；尽量合理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过渡性安排，为落选者后续入额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为其法官梦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执业的动力。隐忧或许是多虑，但尽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为改革减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审判辅助人员的价值认识
在中美司法系统运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审判辅助人员”的身影。他们是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不可或缺的组成，扮演着法官“贤内助”的角色。
从价值上说，法官精英化后，包含法官助理、书记员在内的审判辅助人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无足轻重的“小卒”。正如书中所言，“不可否认的是，法官助理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当案件持续增加，法官人数与案件数不成比例时，法官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审判辅助人员。受限于法官员额的限制，审判辅助人员的增长必将是法院应对受案高压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审判组织功能性构成看，审判辅助人员是审判组织不可或缺的人员组成。精英化的法官将集中精力于“审”与“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将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没有他们的工作，审判组织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难以想象的。
价值已无需多言，而审判辅助人员的现实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审判辅助人员位于科层结构的底层，其地位不过是法官的附庸。受限于僵化的编制管理，大量审判辅助人员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门槛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务压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在此想表达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见到了该修正的时候，审判辅助人员绝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价值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切，改革的视野应加重对审判辅助人员的关注份量。探索创新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模式，积极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科学划分其职责范围，注重强化职业保障，确保队伍整体活力以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等等，以上命题都是改革路径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足够的重视让审判辅助人员改革跟上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步伐。
3.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权保障 坚持严格司法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只有理念创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理念先行”。诚如《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落后的司法观念，从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意见》还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坚持严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谓严格司法就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疑罪从无原则再次作出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指出，要想推进严格司法，“必须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由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切实发挥法庭审判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易言之，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路径。而实际上，严格司法与以审判为中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只有严格贯彻刑诉法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避免“重配合、轻制约”的错误认知，才有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二、夯实基础：打好庭前基础 抓好庭审关键
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准备等程序而言，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关键环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离不开庭前工作的夯实，要想将庭审资源集中于核心争议问题的解决，避免将庭审时间浪费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上，就需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因为法庭集中审理意义非凡，自由心证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就离不开法庭集中审理的保障。只有证据调查和辩论一举完成，才能保证法院是以庭审审理结果所获得的新鲜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相反，如果审判程序拖延过久或频繁中断，法官难以就直接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调查产生的印象形成心证，转而依赖书面笔录。简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法庭的集中审理。《意见》指出了庭前会议可以处理排除非法证据，简化庭审举证、质证,处理管辖、回避、程序争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处理，可以规避庭审程序被频频打断的现象，提高庭审效率与质量。2012年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初步构建了庭前会议的基本程序，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就庭前会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庭前会议适用率低、庭前会议与庭审相割裂、庭前会议效力不明的现象。针对于此，《意见》强调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因为如果庭前会议不能与庭审程序相衔接，并对此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法律约束力，那庭前会议就不仅不能为庭审节省资源，还会徒增时间、精力上的耗费。《意见》还明确了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的效力，如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有助于严肃、规范庭前会议的开展。
三、证据裁判：贯彻法治原则 防止冤假错案
《意见》为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第一，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能力。庭审中审查认定证据应审查证据的两个方面，一是审查证据能力，确认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进入诉讼的大门。二是要审查证明效力，即审查证据是否具有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但我国在证据审查中却一直存在忽视审查证明能力的问题，这就造成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证据却大行其道，成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据，等于变相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意见》重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第二，完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意见》中关于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规定将核查制度与庭审阶段证据合法性调查制度有机结合，有助于配合检察机关依法落实核查制度，充分发挥核查制度在减少和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细化有关证据采纳规则，如瑕疵证据的排除规则，为侦查取证、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确证明标准的具体要求。《意见》重申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量刑证据存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回应了实践中的困惑。第五，强调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重要意义，如“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在辅助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克服庭审虚化、走向庭审实质化。
四、简繁分流：程序宽严相济 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强调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并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诚如波斯纳法官所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得不考虑成本”，司法资源具有稀缺性，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5年，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积案数都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资源解决疑难案件，简繁分流，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意见》对司法实践有两点非常切合当下的启发：第一，继续推进速裁程序改革。各试点地区司法实践数据证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极大地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第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具有自愿性，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简化审判的程序与步骤，有助于减轻讼累、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决积案难题、缓解司法机关压力，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疑难案件。
4. 北京高院为何组建1839个审判团队
2018年8月16日报道，建设新型审判团队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举措，北京市三级法院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已组建起多样化审判团队共1839个，审判质效不断提升。8月16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介绍全市审判团队的建设情况。
评选
覆盖各个审判领域和审判类型
今年5月14日，市高院第11次党组会决定，在全市法院开展首届“模范审判团队”“先进审判团队”评选表彰活动，最终从116家参评团队中确定了20个“模范审判团队”，50个“先进审判团队”。
从审级看，共有高院团队4个、中院团队15个、基层法院团队51个；从专业类别看，共有立案速裁团队6个，刑事团队9个，民事团队18个，商事团队10个，行政团队8个，知产团队7个，执行团队10个，未审团队2个；从团队特色看，囊括了高效型、专家型、孵化器型、大要案型、院庭长型等多种团队类型。所评选出的“模范审判团队”“先进审判团队”全面覆盖三级法院各个审判领域和审判类型，较好体现了审判团队建设基层导向。
例如作为模范审判团队代表的一中院陶炜审判团队，是涉众型经济犯罪领域典型的大要案型审判团队。所审理的E租宝案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刑事案件，相关经验还被最高法院向全国法院推广。
作为先进审判团队代表的西城法院童飞审判团队，是金融借款及信用卡领域典型的高效型审判团队。上半年，该团队共审结案件3210件，占全庭结案的47%，全院结案的11%。
“此次评选确定的“模范审判团队”“先进审判团队”，以成效为导向，强调符合审级职能，凸显团队特色，为总结全市法院审判团队建设经验提供了多样化范本。”北京市高院组组宣处处长李洛云表示。
5. 刑事诉讼如何以审判为中心
1、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做到一切用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意在突出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的中心地位，使得侦查、起诉阶段必须向审判阶段看齐，适用统一的法定证明标准。要严格执行法定的证据采纳标准，把好证据审查判断关，证据只有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严格执行法定的证明标准，依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2、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听到当庭对质的声音。以审判为中心，要求在庭审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辩护权，各种证据、主张、观点、意见都应得到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充分讨论和反驳，在此基础上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才是最科学和公正的。加强法庭辩论的力度，可以倒逼侦查与起诉质量的提高，也可以避免法官偏听偏信，武断地作出案件结论。庭审的实质与关键在于实现控辩有效对抗和当庭质证，让双方“发声”，正义的裁决才能真正发生。
3、以审判为中心，需要改革机制以保障运行。推进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庭审实质化，就是把“正在开庭”作为裁决的绝对中心舞台。要求相应的侦查、鉴定、举证等环节都应该在庭审当中体现并且经受法律的检验，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来支撑。要想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确保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确保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就要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规范法庭审理程序，落实公正审判的内在要求，用最恰当的机制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实现。
6.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随着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法官助理配备已全面开展起来。笔者结合担任法官助理的实践经历，提出对法官助理辅助办案的几点想法。
一、明确法官助理的定位
法官助理是协助法官办理审判辅助性事务的人员，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法官的指导撰写裁判文书和办理法官交代的其他审判辅助性事务。法官助理应将自己置身于审判岗位，以一名承办法官办理案件的态度、视角来履职，协助法官办理案件。但法官助理必须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法官，不享有案件裁决权力，不能替代法官办案。所以，法官助理必须遵从法官的裁判意见，服从法官的指令。
二、新任法官助理的着手点
新任法官助理首要是熟悉法官的审判方式和裁判风格，了解法官在长期审判过程中形成的审判思路和裁判习惯，我们可称之为法官的裁判技艺或裁判艺术。法官的这种裁判艺术，将深刻影响法官助理之后的司法职业生涯。从法官助理的职业发展角度上看，要尽量保证一名法官助理在固定的一段时期内跟随一名法官办案，形成法官与法官助理的良性互动。此外，新任法官助理，需要根据法官承办的案件情形，熟悉常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法院内部规范等。
三、法官助理的工作过程
以民事案件为例，可划分为庭前准备阶段、庭审阶段和裁判文书撰写阶段。庭前准备阶段，法官助理拿到新案件后，要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案卷初步审查，检查案件材料是否齐全，了解原告陈述的基本案情，预判案件办理难度。必要时，可以送交法官，讨论案件相关情况。在安排书记员完成案件排期送达工作后，在开庭前要详细阅卷，整理审判思路，理清基本案情，预判案件的发展以及裁判结果，审查案卷材料是否完备等。在开庭前，将案卷送交法官，并借此与法官进行案情交流，提出个人意见。庭审阶段，法官助理应重视庭审的亲历性，根据撰写裁判文书的需要，听取、记录当事人意见、法官对案件证据的认定。此外，还需要帮助书记员记录庭审。裁判文书撰写阶段，法官助理需要全面阅卷，了解案件事实，明确裁判方向，根据法官的裁判结果撰写裁判文书。在撰写裁判文书过程中，法官助理应该依据法律规定，在全面审查案件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草拟裁判文书，这可能与法官的裁判结果有所偏差，所以必须及时通过与法官探讨进行修正，将自己对案件的意见反馈给法官，供法官决断。草拟完成的裁判文书，需要交由法官反复校核，并最终决定。
四、处理好审判工作关系
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构成的审判模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是团队就需要讲究配合、协作。单纯就案件审理工作来说，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是围绕法官来完成审判工作的，所以需要按照法官的指令来从事审判工作。而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则不存在指令，必须达成良好的沟通。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来源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7-02/08/c_129470745.htm（标题：如何做好一名法官助理）
7.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权保障 坚持严格司法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只有理念创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理念先行”。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落后的司法观念，从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意见》还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坚持严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谓严格司法就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疑罪从无原则再次作出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指出，要想推进严格司法，“必须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由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切实发挥法庭审判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易言之，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路径。而实际上，严格司法与以审判为中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只有严格贯彻刑诉法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避免“重配合、轻制约”的错误认知，才有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2、夯实基础：打好庭前基础 抓好庭审关键
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准备等程序而言，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关键环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离不开庭前工作的夯实，要想将庭审资源集中于核心争议问题的解决，避免将庭审时间浪费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上，就需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因为法庭集中审理意义非凡，自由心证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就离不开法庭集中审理的保障。只有证据调查和辩论一举完成，才能保证法院是以庭审审理结果所获得的新鲜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相反，如果审判程序拖延过久或频繁中断，法官难以就直接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调查产生的印象形成心证，转而依赖书面笔录。简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法庭的集中审理。《意见》指出了庭前会议可以处理排除非法证据，简化庭审举证、质证,处理管辖、回避、程序争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处理，可以规避庭审程序被频频打断的现象，提高庭审效率与质量。2012年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初步构建了庭前会议的基本程序，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就庭前会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庭前会议适用率低、庭前会议与庭审相割裂、庭前会议效力不明的现象。针对于此，《意见》强调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因为如果庭前会议不能与庭审程序相衔接，并对此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法律约束力，那庭前会议就不仅不能为庭审节省资源，还会徒增时间、精力上的耗费。《意见》还明确了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的效力，如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有助于严肃、规范庭前会议的开展。、
3、证据裁判：贯彻法治原则 防止冤假错案
《意见》为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第一，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能力。庭审中审查认定证据应审查证据的两个方面，一是审查证据能力，确认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进入诉讼的大门。二是要审查证明效力，即审查证据是否具有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但我国在证据审查中却一直存在忽视审查证明能力的问题，这就造成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证据却大行其道，成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据，等于变相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意见》重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第二，完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意见》中关于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规定将核查制度与庭审阶段证据合法性调查制度有机结合，有助于配合检察机关依法落实核查制度，充分发挥核查制度在减少和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细化有关证据采纳规则，如瑕疵证据的排除规则，为侦查取证、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确证明标准的具体要求。《意见》重申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量刑证据存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回应了实践中的困惑。第五，强调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重要意义，如“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在辅助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克服庭审虚化、走向庭审实质化。
4、简繁分流：程序宽严相济 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强调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并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诚如波斯纳法官所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得不考虑成本”，司法资源具有稀缺性，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5年，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积案数都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资源解决疑难案件，简繁分流，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意见》对司法实践有两点非常切合当下的启发：第一，继续推进速裁程序改革。各试点地区司法实践数据证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极大地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第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具有自愿性，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简化审判的程序与步骤，有助于减轻讼累、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决积案难题、缓解司法机关压力，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疑难案件。
8. 如何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诉讼制度在司法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诉讼制度选择以哪个环节为主导，将直接决定该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权力配置、诉讼构造、权利义务关系等，进而影响整个司法制度的底色。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初衷和根本目的，是防范冤假错案、落实人权保障、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在当前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这一诉讼制度改革的新要求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
以审判为中心 符合诉讼规律尊重法院定罪权
世界各国的基本诉讼模式，不外乎对抗制诉讼模式和纠问制诉讼模式，以及在两者基础上的融合。然而不管是对抗制还是纠问制，实际上都将审判环节置于诉讼的最重要地位，因此它们都是审判中心主义的体现。
较之侦查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更符合诉讼规律。
原因在于：其一，诉讼的目的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既然定罪权专属于法院，那么以审判为中心就是对法院定罪权的尊重。
其二，相比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法院在诉讼中处于中立地位，因此强化审判环节的地位，并由法院来决定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更符合人权保障的程序性机制。
以法院为主导 减少冤假错案充分行使辩护权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诉讼结构的合理构建。基于人权保障的要求，合理的诉讼结构应当是三角形的，控告与辩护针锋相对，审判权居中裁判。
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往往以侦查-起诉-审判的线性结构来理解诉讼，起诉和审判似乎只是侦查环节的自然延续，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心和支点似乎不在审判而在侦查。这既弱化了辩护与控告的相互制约机制，因为辩护权在审判环节行使得最充分，审判的弱化带来的必然是辩护的弱化，同时也弱化了审判对侦查和起诉的制约力。
审判环节形同虚设和流于形式，法院过度配合乃至屈从于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许多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审判不是对侦查结果的背书而是对侦查结果的检验。
审判环节越得到强化，那么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行使得就越充分。对抗性的诉讼过程对冤假错案具有纠错机制，强化法院在定罪量刑中的主导地位，可以大大降低错案的发生。
以庭审为核心明晰案件事实保障嫌疑人权益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强化庭审的地位。庭审不是审判的全部，以审判为中心也不等于以庭审为中心。但是审判如果脱离了庭审，那必然会使它在发现案件事实和保障人权的价值上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可以说庭审是审判的核心。
庭审更符合审判中心主义的本意，而案卷审很容易滑入到侦查中心主义，因为在案卷审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行使，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定更多地取决于对案卷材料的形式合法性的认定上。案卷审还会在实际上弱化许多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辩论原则、公开审理原则等都是以庭审为基础建立的，而这些制度对查明案件事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加强法庭辩论的力度，可以倒逼侦查与起诉质量的提高，也可以避免法官偏听偏信，武断地作出案件结论。正因为如此，《决定》强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以制度做支撑考验业务能力公检法亟待升级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撑。《决定》提出“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可以说脱离了具体的微观制度，以审判为中心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此为契机，公检法三机关的业务能力也将面临一次升级换代。
9. 如何理解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推进以审判为抄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通过强化法庭审判环节，充分保障辩护权利和质证权利，加强控辩双方对抗，从而树立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核心价值表现在：
一是有利于贯彻刑事诉讼原则。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不是要改变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而是要切实发挥审判程序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纠正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之偏，纠正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格局之偏，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造成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二是有利于统一司法审判标准。通过确立在诉讼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明确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达到法定标准，不是由哪个人或哪个部门说了算，而是最终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加以检验和确认。
三是有利于强化政法机关整体工作理念。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有助于政法机关牢固树立人民主体、权利本位、公权法定、权责统一、监督制约、法律至上、公平正义等理念，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