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吴瑞传

⑴ 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的漏洞和疑问问题！

给你一个案例看看，了解一下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的漏洞。 湖南王跃文状告河北王跃文 湖南王跃文是畅销书《国画》的作者，国家一级作家，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以官场小说见长。在去年的全国书市上，湖南王跃文发现北京华龄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作者名为“王跃文”的新书《国风》，并大张旗鼓地对外征订，打出“《国画》之后看《国风》”的口号。《国风》仅在封三内侧以极小文字注明：王跃文，38岁，河北遵化人氏，职业作家，发表作品近百万字。 《国风》的署名作者王跃文，原名王立山，2004年才改的名。他是个农民，做煤炭生意，只有小学文化。在湖南书商杨德荣的授意下，王立山改名“王跃文”，并按规定到当地有关部门重新办理了身份证。之后，杨德荣借用“王跃文”的身份证，找到华龄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王跃文”的《国风》。 去年6月，湖南王跃文向长沙市中院提起诉讼，将河北王跃文、北京中元瑞太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华龄出版社推上被告席，要求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 法院经开庭审理后，做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王跃文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被告王跃文虽然在原告成名后改名为王跃文，但其改名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依法享有自己的姓名权。虽然原告署名在文化市场已具有的标识利益，被告的行为对其构成一定侵犯，但并不能必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假冒。然而，被告王跃文在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情况下，在书的简介中作出“已发表作品近百万字”的虚假宣传，加上他的改名行为，使人产生其作品与原告王跃文相关的联想，中元公司在明知被告王跃文与原告王跃文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在其制作的广告宣传资料中突出使用王跃文名字，并使用“《国画》之后看《国风》”等词句，使人将“王跃文”、“《国风》”等关键词与原告及畅销小说《国画》联系起来，由此混淆作品的来源。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被告王跃文、北京中元瑞太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赔偿原告10万元，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是非曲直众说纷纭 对于这起纠纷，业界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是肯定的。著作权法是对原创性的保护，河北王跃文的《国风》没有抄袭《国画》的有关内容，那么则很难用著作权法去寻求法律保护，而且，被告使用的是经过合法变更后的姓名，改了名的王立山同样有出书立著的权利，只要他的小说是自己想出来的，他就有权出版。 既然被告肯定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假如被告没有使用诸如“已发表作品百万字”的虚假宣传，而只是使用了“王跃文”的名字，那么原告王跃文可能就无法主张权利。2003年，长沙一女教师“王朔”推出“著名作家王朔新书《不想上床》”，的确让北京王朔十分无奈。但是，这样的行为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行为人的不良动机。 有人也提出，该案充分暴露了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漏洞，姓名权和著作权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如果此案原告失败，那么就意味着全国很多著名作家将可能面临同样的遭遇。这是一个法律空白，我们只有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这种利用合法的改名方法来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进行打击。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是，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作家通过出售作品的出版发行权等途径而换取交换价值，这种交换就是对其作品的经营，此时的作品即商品，作家的经济利益产生于这种交换之中。作为文化市场的商品经营者，作家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竞争主体的要求。于是有律师认为，此案是“法律上的突破，判例上的突破”，“法院判决认定了作家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主体，作家的作品也是商品。这是一个突破。”但是有意见认为，作家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主体。 也有意见认为，不排除从一开始被告出版《国风》是想借助湖南王跃文的名气来进行宣传，其改名的行为是故意的，实质上是违反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也有人建议，一些名人的名字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可以像商标申请注册，然后进行保护，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侵权纠纷。 尽管这场纠纷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判决将对以后同类知识产权纠纷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有一致的看法。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有遗漏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银良认为，面对发展的社会，任何法律都会有漏洞，知识产权法也不例外。该案暴露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不足和遗漏，但很难说就是姓名权和著作权的衔接问题。著作权中规定作者的署名权，包括正权利和反权利两种情况：正权利是指作者有权决定对自己作品的署名，包括署真名、假名或笔名等；反权利是指作者有权禁止他人的作品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法律却不能禁止同名，在同名的情况下，怎么判断人家署自己的名字侵犯了你的署名权反权利？例如，北京作家王朔是否有权利禁止长沙王朔的作品署自己的名字？ 要解决此类问题的冲突，仅靠著作权的保护很难完全奏效。专家认为，有效的一个解决途径是诉诸另一种权利，即形象权或商品化权。形象权是指权利人可就自己拥有市场价值的名字或肖像等拥有禁止他人商业性使用的权利。形象权在美国等国家已经得到广泛的保护，但是我国尚未有针对形象权的专门法律规定。如果有的话，湖南王跃文就可直接以对方侵犯了自己的形象权为由请求法律救济。从此来看，这应算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应予及时弥补的一个漏洞。因为已经有了现实的需要，来推动法律的完善。 在我国尚未有形象权的明文规定时，长沙市中院通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权利人适当救济，此种尝试应予肯定。在其判决中，法院也提到被告借用“原告在文化市场上具有的声誉”。这说明法院的判决已经认识到原告名字的市场价值，但只是因为没有更直接的法律规定才转向诉诸反不正当竞争法。当然，从保护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形象权的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又是殊途同归和互为补充的。

⑵ 黄迎春的刑事诉讼辩护

在刑事诉讼方面，先后为故意杀人罪的刘××（安徽省六安中院承办）、高××（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承办）和赵新建（安徽省亳州中院承办）等数人进行了无罪辩护和申诉，并获得成功；为韩良才（终审安徽省高级法院承办）、汤传奇（终审安徽高级法院承办）等六起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重大刑事案件进行二审辩护，并获得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的改判。担任了数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公安部挂牌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其中，被告人邹方浩（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直办）组织领导黑社会案和被告人鲁殿刚（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直办）等多起盗掘古墓葬案及倒卖文物案分别被改变定性和判处缓刑。同时，黄迎春律师在数十起刑事案件的辩护中，改变了一大批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的罪名定性，使被告人等均获得了显著的从轻处罚。其中，将陈军集团抢劫案（安徽省公安厅挂牌）一审认定的抢劫罪名改变为强迫交易罪，使其原判刑期从7年半有期徒刑改为两年有期徒刑；在被告人汤多风（持械）聚众斗殴罪（江苏省常州市法院承办）一案的一审中，将（持械）聚众斗殴的罪名改为寻衅滋事罪，使汤多风本应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刑案而降为一年有期徒刑；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应届本科生张××（青海省大通市人）盗窃案中，通过精神病司法鉴定确定了盗窃价值近5万元电脑的被告人实施犯行为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而使其无罪释放，次年，该同学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一著名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另外、黄迎春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受托作为孙鹏飞金融诈骗案（安庆市公安局承办）、金从胜合同诈骗案（蚌埠市公安局承办）、王兆香合同诈骗案（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承办）和岳瑞故意（致人重）伤害案（安徽省凤台县公安局承办）等数十起刑事案件，均被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获无罪释放。

⑶ “无证收购玉米案”,王力军非法经营罪，一审请了假律师，是怎么回事

根据公开的报道，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一审的确是委托了假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事务所，一审法院对律师身份的审查失职。
冒充律师，代理案件，收取费用，这是刑事诈骗案，当事人可以报案，并依法追究冒充者的刑事责任。也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冒充者的法律责任，因为无代理资质，无代理权限，而冒充者本身代理的案件就是非法经营罪，这是极大的讽刺。
关于真假律师判断，法律工作者判断，简要回答如下：
律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全国，民商事刑事案件代理，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服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所在区县，只能代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也不能跨区跨县执业，更不能跨市跨省执业，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附：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_新闻频道_东方头条

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与临河区法院仅一条马路之隔，王力军在这里找了自己的一审辩护律师。（南方周末记者 滑璇/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也无“王润生”律师。司法厅称，官网是实时更新的。
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注册晚了，“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2017年2月13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再审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控辩双方均主张王力军无罪，法庭决定将择日宣判。
2016年4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出再审指令。
再审现场坐满了前来旁听的人大代表和记者。王润生没出现。作为一审辩护人，他为王力军做有罪但罪轻的辩护。但此后，王润生连王力军的电话也找不到了。
在一审判决书中，王润生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简称“青银所”）律师。此外，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简称“二所”）主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不存在；在山东省司法厅注册的律师中，也没人叫王润生。
执业时，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不能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刑事案件。“无证收购玉米案”，是一起刑案。
王力军找到王润生是2016年春天，案子已由检察院移送法院。一直自信无证收购玉米“不算个事”的王力军，拿到开庭通知后，从临河区法院出来直奔二所。
与附近其他几家法律服务所相比，二所的位置最好，就在临河法院对面，只隔一条马路。墙上的公示栏显示，该所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王润生的名字在第一排第一个，职务为“主任”。
接待王力军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交了100块咨询费，王力军被告知，如果认定非法经营罪，可能会被判三到五年，还有一至五倍罚金。听说可能要坐牢，王力军决定请个律师——二所主任王润生。
据二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所里接的案子以民事居多，刑事一年只有几件。王润生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收案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民事案件收取标的额的4%；刑事案件，公安、检察院、法院每阶段各5000元
。
刚借钱交完6000元违法所得、5000元保释金，5000元的律师费在王力军眼里不是个小数目。但陪他同去的女儿不肯省这笔钱。她在西安工作，是一本大学的毕业生。
王润生掏出律师执业证让父女俩看，两人随便一瞥，也没拿在手里细瞧。王润生的律师执业证显示，他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
交了钱，双方签了刑事辩护委托书，但这份协议王润生似乎没给王力军留底。“我把所有跟案子有关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但都没有这份协议。”王力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一叠诉讼文件，其中就有与两名再审律师签
订的委托代理协议。
南方周末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王力军与王润生的刑事辩护委托书上不仅有二人签名，而且按着王力军的手印，加盖了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公章。
依照刑事案件程序，律师出庭前要向法院提交三样东西：与当事人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律所出具的刑事辩护出庭函。
王润生提交的刑事辩护出庭函内，抬头为临河区法院，落款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并加盖公章，右上角还有“【青银刑字第201600293】”字样。
到法院调卷后，王润生很快有了判断：“我第一反应是，整个案子的侦查情况比较模糊，21万的非法经营数额不太清楚。别的没有疑点。”
在王润生看来，这样的案子并不复杂，侦查机关早把各种证据准备好了，非常清晰，自己不用再去调查取证。他甚至在开庭前就预测出了一审结果。因为王力军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粮库、淀粉厂等正规销售渠道，“
没有卖到黑道上”，非法经营数额虽然高达21万，但实际获利只有6000元，“所以我预计他能判缓刑”。
王力军从王润生处也曾得到同样的信息：你这个罪名应该能认定，我不可能承诺给你辩得无罪，只能给你争取缓刑。
根据临河区法院笔录，2016年4月5日一个多小时的一审庭审中，辩护人王润生的话很少。他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法庭调查时无发问，对公诉人出示的十多组证据无异议，辩方也无证据出示。
质证时，公诉人提到临河区粮食局、临河区工商分局开具的王力军无经营资质证明时，王力军忍不住说道：“我没有办证资格，只有固定场所才给办证。”辩护人王润生依然无异议。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王润生说得也不多。他说：“被告人是无意中触犯了刑法，不是故意犯罪，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有自首情节，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正规渠道，获利数额较小，请求法院从轻判处。”
当被问到有无新的辩论意见时，辩护人王润生又说：“王力军无意识犯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无证收购玉米案”曝光后，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尤其是质疑粮食收购资格审批和市场经济下的管制。
2017年2月13日的再审，是另一种场面。辩护人是从北京来的律师王殿学、张雪峰，两人自愿为王力军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对检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多次质疑。比如，王力军亲戚杨某认为王的行为属于犯罪的
证言，律师认为这与本案无关。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

2017-02-16 10:19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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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根据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而该条例在2016年2月进行了修订，不再要求农民个人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王殿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二所的办公室里与王润生进行了一番对话。当记者提到一审开庭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已修订时，王润生反问：那是判决以后的事情了吧？
“修订是在开庭前两个月，你当初想过从这个角度给王力军辩护吗？”
“我想过，我也说过。法官不采纳。”
“别人收粮食咋没事，别人大部分都有证，或者挂靠在某一个有粮食经营许可证的公司。”王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法律上来说我不能做无罪辩护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在那放着呢，还有法律规定，所以
我只能做罪轻辩护。就这么简单。最后给他判了缓刑。”
一审时，王力军的一切诉求就是不进监狱，让他能够回家种地。王润生说，王力军对缓刑的结果很满意，没有上诉。但最高法院经过审查后，指令再审。王殿学认为，最高法院主动要求再审的情况十分罕见。
王力军说：现在才知道我这就不应该判有罪。要是早知道，我就上诉了。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青岛人，青岛大学法律系毕业；在青岛的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148法律服务二所两头兼职。据他介绍，青银所有十几名律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收录“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代理、辩护的12件案件，其中，内蒙古9件、甘肃2件、福建1件，裁判起止时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上述青银所参与的案件，全部由王润生、陈正勃代理。裁判文书网上查不到该所其他律师代理的案件。
王润生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9次，某交通肇事案为刑事案件，其他皆为民事案件。陈正勃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3次。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二所十几名工作人员中，有三名律师，除了自己，还有王飞、邬瑞。巧合的是，二所也有一名工作人员叫做陈正勃。南方周末记者询问陈正勃是否也为青银所律师，王润生给予了肯定的答
复。
律师执业证显示，2015年5月18日山东省司法厅向王润生发证。据他介绍，2001年他从山东到内蒙，一直在做律师的行当，2002年取得律师资格。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山东省司法行政网”上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
记者再分别输入王润生的姓名、律师执业证号、法律执业资格或律师资格证号，均显示“暂无符合条件的数据”。陈正勃的信息同样查不到。
但若换成其他山东律师，只需输入姓名、证件号等任一项，即可显示结果。即便是2016年因故未通过年检的律师，也能查到相关信息。
内蒙古司法厅官网也查不到王润生与陈正勃两名律师。
对此，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2016年回山东注册时因事耽搁了，“原本应该5月注册，我7月才去，已经注册完了。可能因为这个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
王润生还说，“他（陈正勃）估计现在也查不到，他和我一块去注册的，也是注册晚的。注册得晚，估计系统就不报了。”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山东高院的关系向山东省司法厅查询，得到的结果也是，没有“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没有律师王润生、陈正勃。记者又通过青岛市司法局的内部渠道查询显示，查不到青银所。
对于是否存在系统登记疏漏的情况，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向山东省律师协会考核监督部咨询，答复是：不可能。只要他拿了执业证，司法行政网上肯定就有他的登记。
山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资质管理科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答复是：山东省司法行政网是实时更新的，如果在这个网上查不到，那就可能没有这个人。
该查询系统还提示，2009年全国统一换发律师证后，执业证号以“137”号段开头；此前的“150”号段执业证号不作为律师身份的证明，致电才可查询。王润生的执业证号为“137”号段。
一名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曾告诉他，网上查不到青银所，“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人把它当事”。
二所与临河法院不过几十米远。王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与“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的两名法官都相识，“有时候他们法院印不了东西，偶尔过来印印东西”。
2016年7月，“无证收购玉米案”经媒体报道引发全国热议。王润生当时还很纳闷：咋就传出去了？他为此问过法官，法官说，案子被法院当做典型案例上网做了宣传。“后来又再审，我感觉他（法官）这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裁判文书网显示，王润生还以巴彦淖尔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二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在内蒙古代理民事、行政案件33件，判决起止时间为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从时间上看，王润生交互使用着律师、法律工作者两个身份。
对于专职律师是否可以在法律服务所任职，上述山东省司法厅及律协两机构的答复一致：不行。“专职就是这个意思，要不怎么叫专职律师呢？”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简称“法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萌芽、80年代发展起来的职业。彼时，中国的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律师奇缺，为了填补农村、城镇的法律服务空白，一支特殊的法律人队伍建立起来。
“他们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巴彦淖尔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法工都是退休的公检法人员，而最近十几年，过司法考试的做律师去了，有些岁数大的干不动了，巴彦淖尔的法工只出不进越来
越少，现在还有一百多人。
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工，多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乡镇法律服务所或司法所执业，手里拿的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据上述工作人员介绍，与律师相比，法工执业受到三大限制：只能接当地人的案子，“好比你是临河的法律工作者，当事人必须也是临河的”；报酬标准参照司法部针对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规则，与律师收费完全不同
；不能从事刑事辩护。
然而，三条老规矩，有两条早已被时代淘汰。比如，法工的收费标准已突破司法部的硬性规定，“不然连调查取证、开庭的车马费都不够”；实际接案时，也会有人打破地域方面的限制，基本没什么人会管。
唯一剩下的，便是不能为刑事被告人辩护。上述工作人员说：这是一刀切，绝对不允许，只有律师才能接刑案。
尽管如此，南方周末记者还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到了两份刑事判决书，陕西丹凤县、贵州黎平县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别成为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中被告人的辩护人。
会不会是当地律师稀缺由法工顶上？上述工作人员解释，如果某个地方律师特别稀缺，国家会调配一部分律师去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事，巴彦淖尔就有过，从市区临河调律师到相对偏远的乌拉特中旗接案。
在临河法院旁边、二所斜对面，还有另外几家法律服务所。一个房间里，一名四五十岁的女性法工正为来访者解答与离婚相关的问题。她的名片上印着“法律本科”及资格证号。
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这是什么资格证号时，她说，“就是我们工作用的证”。那是律师？“不是，我们和律师的区别就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至于是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等，她只字未提。
在许多法律专业人士眼中，法工的地位非常尴尬，“只能吃律师吃剩下的”。尤其在城市，提到法律、打官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律师。
“大概90%的人不知道还有法律工作者这么个职业，”上述巴彦淖尔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他们硕果仅存的服务市场，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乡镇等地区。
因为“无证收购玉米案”，众多媒体赶来采访王润生。“记者来都是先找我，再找他（王力军）”。不过，他曾拒绝了内蒙古电视台的采访；当一名报社记者希望与他合影时，他同样婉拒，“我不想出名，我就是平
民老百姓出什么名？我就想平凡地生活。”
（南方周末实习生席莉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⑷ 检察院大厅适合摆放什么雕塑

天平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映射出法院的公平与公正。如果大厅放一些如楼上所版说的动物类的权，虽然意义所及，但是未免显得不够严肃，更像博物馆的样子。其次历史知名人物的半身像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厅的装修比较现代，还是建议选择那种抽象或半抽象的雕塑设计作为选择吧。这样放在大厅里不会显得突兀，雕塑的制作必须与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的。

⑸ 求助法律上的一个问题 关于代位继承的

代位继承是和本位继承相对应的一种继承制度，是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公民私人财产顺利转移的重要法律依据。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提升,有必要对我国的代位继承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实现公民的私人财产继承权得到足够的保护，进一步促进家庭的稳定和社会和谐文明的进步。
一、代位继承制度概述
（一）代位继承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1、代位继承的概念
代位继承，又称代袭继承，承祖继承或间接继承，是指在法定继承中，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宣告死亡时，本应由继承人继承的遗产，由先死亡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美国统一继承法典》第2-106条规定：本法所规定的代位继承制是指将遗产分为与死亡同亲等亲属的人数相等和遗有卑亲属的已死亡之同亲等亲属的人数相等的份额，该亲等的每一个生存的亲属均可取得一份遗产，已亡亲属的应继份额可依相同方式在其卑亲属中分配。我国学者从学理上为代位继承下的定义为：代位继承是指，属于某一亲系的最近亲等的血亲继承人中有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继承时，依法由其直系卑血亲按照其继承顺序和份额继承被继承人的继承制度。
2、代位继承制度的历史沿革
代位继承制度，早在罗马法中就有所涉及，代位继承始于罗马法中的按股继承。罗马市民法规定：“先死亡或受家父权免除的子之子，取得父之应继份。”这种直系血亲卑属代位继承的制度，逐渐延伸扩展到旁系血亲 ，尤太、印度、希脂皆有代位继承制度。原本没有代位继承制度的日尔曼法，由于受罗马法影响，后来也仿效了这种制度。近代各国立法几乎都沿用。法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将代位继承的范围扩展到旁系血亲之间。《法国民法典》第739条规定：“代位继承为法律上之拟制，其效率在于使代位继承人，以同一亲等及权利，进入被继承人之地位。”直系卑亲属，兄弟姐妹之子女及其直系卑亲属都可以代位继承。在亲系继承主义的国家（同祖血族主义）的国家，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对于旁系亲属，广泛的认有代位继承权，代位继承的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囊括一切有亲属关系的人。且没有代数限制。在韩国民法典中关于户主继承，只许直系卑亲属男子有代位继承权，在财产继承则可以由兄弟姐妹直系亲属代位继承，而且妻子对于其夫也可以代位继承，与其他代位继承人的同一顺序为共同继承人。综上可以看出代位继承制度从罗马法开始得到了各国的扩展与延伸，代位继承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虽没有民法，也没有“代位继承”这个词，但是，早在唐朝就有了代位继承制度。《唐律疏义》中就有“兄弟之者，子承父兮”的规定；明令中和清律中也有“妇人之夫，无子志者，合承夫兮”的规定。1930年民国政府时期的民法继承编，则明确规定了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代位继承的制度。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明确规定了代位继承法律制度。
（二）代位继承的性质
1、代表权说与固有权说
代位继承的性质即代位继承人是基于被代位继承人的继承权而继承，还是基于自己固有的继承权而继承的问题。在法学上关于代位继承的性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代表权说，即代位继承人代表被代位继承人的权利而继承。如《法国民法典》（第730条第787条）所规定的代位继承是使代位继承人取代被代位继承人的地位，亲等和权利，如同被代位继承人因为死亡而继承。”也就是说，被代位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可以继承被代位继承人的继承顺序而取得其应继份额。因此，当其父或其母（被代位继承人）拒绝继承或丧失继承权时，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应当没有代位继承的权利。另一种观点是固有权说，即代位继承人的自己的固有的权利直接的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德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等国的民法典均采用此观点。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代位继承人因其父或其母不能继承或不想继承时，仍允许代位继承。德国民法典规定代位继承人不仅可以是先死的继承人代表，而且可以依自己所固有的权利而继承。瑞士民法典规定，代位继承不仅其父或其母而来，而且是依自己的代位继承权而继承，即使其父或其母丧失或放弃继承权，仍然可以代位继承。日本民法典也采用固有权说，认为代位继承是以自己所固有的权利以被代位继承人的顺序直接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我国台湾民法典也采取固有权说，“认为代位继承者，应理解为代位继承人与其固有的继承地位，代被代位继承人之应继份的地位而继承。”从学理上讲，代位继承人的性质，应采纳法国民法典的代表权说，即代位继承人是代表被代位继承人的地位而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其法律地位与被代位继承人同一顺序继承人相同，可以取得被代位继承人的应继份额。代位继承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与被代位继承人相等的法律地位，是因为他是被代位继承人的代表。若代位继承人是基于自己固有的权利继承，那么，他就有取得与其他继承人同等继承份额，而不是继承被代位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意见》也采纳代表权说。
2、丧失继承权和放弃继承权的定性
在对待丧失继承权和放弃继承权的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是否有代位继承权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继承立法有两种裁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代位继承是代位继承人取得被代位继承人的地位，亲等和权利的继承，当代位继承人放弃继承权或丧失继承权时，即他的继承地位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代位继承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代位继承是代位继承人基于自己固有的继承地位而继承，因此，当被继承人的子女丧失继承权时，其后代也可以继承。持这种观点的国家有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除以继承人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丧失继承权之外，还以继承人放弃继承权作为代位继承发生的条件，因此，放弃继承权的人其直系血亲卑亲属也有代位继承权。如德国，以死亡、拒绝继承、丧失继承和依要约抛弃继承等作为代位继承发生的原因。瑞士和美国等国也是如此规定的。
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观点与法国民法典的观点大体相同，不承认丧失继承权的人与放弃继承权的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有代替其父或其母继承遗产的权利，只能基于自己的继承顺序而取得继承权，我国继承法只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晚辈直系血亲有代位继承权，并未确认丧失继承权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有代位继承遗产的权利。至于，放弃继承权的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更不应当具有代位继承权，因为代位继承是代位继承人代替被代位继承人的地位而继承。既然被代位继承人已丧失了继承权，其继承地位也已经丧失，因此，其晚辈直系亲属也不应当发生代替其父或其母的地位去继承祖父或祖母的遗产。我国继承法只以被继承人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作为代位继承发生的原因，其他如放弃继承权和丧失继承权的，均没有代位继承权。这也是我国继承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继承法的一个特点。
二、代位继承的发生原因
关于代位继承的发生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规定：
1、以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为代位继承发生的唯一原因。我国继承法和法国民法典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除在继承法中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之外，最高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又从反面规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将代位继承严格限制在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一种情况。
2、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和丧失继承权，都可以引起代位继承。日本、韩国、 意大利等国和我国台湾属于这一类型。 如日本民法第887、891、892条规定， 被继承人的子女于继承开始前死亡或依法丧失继承权或因被废除而丧失继承权时，其子女代其位成为继承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38、1140条规定，直系卑亲属中有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
3、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丧失继承权和抛弃继承权，均发生代位继承。德国和瑞士等国属于这种类型。如瑞士民法典第541、572条规定，无继承资格人的直系卑血亲按无继承资格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被继承人未留任何遗嘱且继承人中一人抛弃继承权时，其应继份按抛弃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死亡的情况处理。
三、代位继承的法律特征
1、被代位继承人只限于被继承人的先死子女。其他被继承人的继承人若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不发生代位继承。只有在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才发生代位继承。于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的子女才死亡的或者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人不是继承人的子女而是其他继承人的，均不能发生代位继承。当然，这里的子女包括被继承人的亲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2、代位继承人只限于被代位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即只有被代位人的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才可以成为代位人，并不受辈分限制。代位继承人只能是被代为人的子女及其他晚辈直系血亲。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限制。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但被代位人的其他近亲属不得代位继承。被代位人的配偶若具备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条件的，则依现行法的规定其独立地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参加继承，并且其是否能够继承不影响其晚辈直系血亲的代为继承权。
3、代位继承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加继承，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为人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代位继承人虽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参加继承，但其并不是直接继承自己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而是代位继承被代为人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正因为如此，代位继承又称为间接继承。所以，代位继承人为数人的，原则上由数个代位继承人平分被代为人应继承的份额，而不能由数个代位继承人于其他继承人一同按人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赡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但这仅是例外。
4、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子女具备丧失继承权的条件且被法院判决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关于代为继承权的性质有固有权与代位权两种不同学说。依固有权说，代位继承人参加继承是其本身固有的权利，并不以代为人是否有继承权为转移。依代位权说，代位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不是基于其本身固有的权利，而是被代位继承人参加继承的，因此被代位继承人丧失或者放弃继承权的，一般不应发生代位继承。我国现行法采代位权说。依现行法的规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也不得代位继承。如该代位继承人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是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较多的，可适当分给遗产。因此，只有在被代位人不具备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时，才能发生代位继承。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对代位继承权应以采固有权说为宜，被代为人丧失继承权的，不应影响代为人的代为继承权。
5、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不适用于遗嘱继承。只有在法定继承中才能发生代位继承，在遗嘱继承中不发生代位继承。如果遗嘱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子女并且先于遗嘱人死亡，则该遗嘱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不能代位继承该遗嘱继承人依遗嘱应继承的遗产；但遗嘱中指定该继承人继承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在法定继承中该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可代位继承。
四、代位继承的适用条件
适用代位继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被代位人必须先于被继承人死亡。这既是中国代位继承成立的首要条件和惟一原因，也是其与转继承的重要区别之一。
（二）先死亡的被代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其他继承人如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不发生代位继承。有的国家，被代位人的范围较广，如日本民法规定，被代位人包括被继承人的子女和兄弟姐妹；而法国、韩国、加拿大、保加利亚等国，被代位继承人的范围是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德国、瑞士、匈牙利、希腊、奥地利等国家更将被代位人的范围扩及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祖父母。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规定的被代位人的范围最窄，这与继承立法缩小继承人范围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三）代位继承人必须是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血亲。各国法律均规定，代位继承只能是被代位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被代位人的旁系血亲或直系长辈血亲均无权代位继承。原则上代位继承人没有代数限制。我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曾外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分限制。
（四）被代位人生前必须享有继承权，如被代位继承人基于法定事由丧失继承权，则连带引起代位继承权的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能代位继承”。
（五）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在遗嘱继承中不适用。亦即只有被代位继承人的法定继承权才能被代位，如其享有的是遗嘱继承权，则该遗嘱会因先于被继承人死亡而失效，此时不发生代位继承。
（六）代位继承人无论人数多少，原则上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份额。
五、代位继承的代位范围
被代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血亲继承人，配偶一方先亡不发生其子女代位继承的问题，这是各国继承法的一致原则。至于哪些血亲继承人能够作为被代位人，各国的规定差别甚大。综观各国继承立法，关于被代位人范围的规定，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被代位人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中国继承法和台湾地区民法属于这种类型。这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继承范围问题上的一致性。但在法条的表述方式上，二者有所不同。中国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将被代位人限于被继承人的子女。台湾地区民法则一般地将直系卑亲属列为被代位人，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于继承开始前死亡或丧失继承权者，由其直系卑属代位继承其应继份，而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直系卑亲属。
（二）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和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亲属都可以作为被代位人。日本、法国、韩国、加拿大、保加利亚等国民法属于这种类型。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民法在1981年修改之后，对被代位人的范围作了限制，即旁系血亲作被代位人仅限于兄弟姐妹，其直系卑血亲不能作被代位人。
六、代位继承的继承范围
代位继承人一般应该是被代位人的直系卑亲属，这是代位继承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各国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有个别例外，如韩国民法规定，妻子可代亡夫继承公婆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代位继承人必须是被代位人的直系卑亲属，但不一定是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大大超出了被继承人直系卑亲属的范围。例如，承认父母或兄弟姐妹可以作被代位人的立法，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就扩及到侄子女、甥子女及其直系卑亲属：承认祖父母为被代位人的立法，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就扩及到叔、伯、姑、舅、姨及其直系卑亲属。 代位继承原则上不受代数限制，但基于立法政策上的理由，也可以对其加以限制。如日本民法原来规定，兄弟姐妹的直系卑亲属作为代位继承人不受代数限制，后来这一规定受到人们的广泛批评，认为这样会使那些与被继承人既无亲情又无生活上的依赖扶助关系的人成为继承人，而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此，1981年修改后的民法，将代位继承人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和兄弟姐妹的子女。这反映了继承立法重视亲情和生活上的互相扶助关系。对继承权的影响以至决定作用，也反映了缩小继承人范围的立法倾向。
七、代位继承的内容
（一）由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替该已死亡的被继承人的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分配该已死亡的子女（若活着时）可以分得的遗产份额（《继承法》第十一条）。
（二）代位继承没有辈数的限制。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但是，无论多少代位继承人参与遗产的分配，都只能分得被代位人应当分配的份额（《继承法意见》第二十五条）。
（三）代位继承人如果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赡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七条）。
（四）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并且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丧失代位继承权。但是，丧失代位继承权的晚辈直系血亲中如果有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较多的，可适当分给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
八、代位继承的效力
具备代位继承的适用条件时，代位继承人以被代位继承人之顺序进行继承。在继承时，代位继承人只能继承被代位人的应继份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代位继承人，则由他们共同继承，按人数均分被代位人的应继份额。中国《继承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们父亲或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九、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关系
（一）联系
转继承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该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代其实际接受其有权继承的遗产。
代位继承与转继承一样，都存在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两人都死亡的事实，都是被继承人的子女最终取得遗产。
（二）区别
但是代位继承与转继承之间亦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转继承可以说是两个直接继承的连续，也即被继承人死亡后，被继承人的子女直接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此时该子女的继承权由被继承人生前的继承期待权转变为既得权，只不过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死亡，该继承人的继承权转有继承人的子女直接继承的一种制度。代位继承则是由代位继承人一次性间接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具有替补继承的性质，相当于第一顺序继承人。
2、转继承发生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死亡，代位继承则是在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条件下发生的。
3、转继承权人是死亡继承人的所有继承人，代位继承人则只能是被代位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范围更窄。
4、转继承不仅仅适用于法定继承，而且适用于遗嘱继承和遗赠，代位继承只能使用于法定继承。
十、代位继承体现的《继承法》的原则
代位继承体现了《继承法》的如下原则：
（一）保护私有财产继承的原则；
（二）男女平等的原则；
（三）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四）限定继承原则；
（五）尊老育幼、照顾“弱者”的原则；
通观代位继承制度，我们可以从中发现：
第一，代位继承制度充分维护和体现了继承法的男女平等原则，我国《继承法》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
第二，代位继承制度充分发挥了遗产互助的功能，体现了继承法的尊老育幼，照顾“弱者”的原则。因为代位继承制度不仅使原来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代位继承人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同被继承人的其他子女一起参与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维护了祖孙相互的继承权，而且在没有第一顺序的其他继承人时，则被继承人全部遗产由代位人来继承，这就增加了被继承人遗产直接由其直系血亲继承的机会，一般情况下，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不仅会给代位人家庭、精神上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可能丧失家庭的经济来源，甚至使该家庭的生活水平陷入窘迫。在这中情况下，不仅是对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予以特殊保护，更是对代位人家庭给予物质帮助。
十一、我国代位继承制度的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我国代位继承制度的现存问题。我国的法学理论界，对代表权说与固有权说都有赞同者。从我国继承法规定层面来看，我国代位继承制度明显采用了“代表权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如该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较多的，可适当分给遗产。”这说明我国代位继承制在采用代表权说的同时，又有所适当补充，体现了养老育幼原则和公平原则；但根据世界各国继承法发展的趋势，我国采用的代表权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局限性。
1、从民法的基本原理角度，有背于与民事主体相关的基本理论
从民法基本原理而言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 ：“公民从 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代位继承制度中，被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其民事权利能力已终结，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享有任何民事权利，也包括继承权。而代表权说的基础在于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 ，其没有丧失继承权 ，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表被代位人的权利继承，且一般只能继承其应继遗产份额。这与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相背的，是不合逻辑的，代位人不可能代表实际已经不存在的民事主体去享受权利。
2、从立法目的角度,不利于保护代位继承人的经济利益
在继承法中，设立代位继承是为了保护代位继承人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利益，为了对弱者提供社会保障，以抚养未成年人和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人 ，使被代位人未成年的直系亲属在被代位人死亡后生活上有所保障。因为在父母先于祖父母、外祖父母死亡的情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往往未成年而不能独立生活 ，或者由此造成生活困难。养老育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当父母拒绝继承或丧失继承权时，孙子女、外孙子女就丧失了代位继承权，无法保障上述基本原则的实现，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同时，《继承法》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不因其子女是否丧失继承权而受到影响。这对孙子女、外孙子女而言，是有失公平的。
3、从法律实践角度，有背于我国法律坚持的责任自负的原则精神
死亡父母违法和犯罪行为而丧失继承权，导致让其子女承担不能继承被继承人财产的不利后果，显然有悖于现代民法自己责任的原则，这也与我国法律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的精神相违背。如果，一个人 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与该行为毫无关系的另一个人来承担，是不符合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的。放弃、丧失继承权的行为主体是被代位继承人，他的法律行为或违法行为引起的不取得遗产的法律后果只能由他本人承担。不应因其过错或任意行为而使代位继承人的正当权利受到损害。
（二）我国代位继承制度的完善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 民的私有财产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完善继承法中的代位继承制度而言，对公民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代位继承制度应当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 ，结合历史上的继承传统、习惯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先进的继承制度 ，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以对司法实践给以合理指导。
具体而言，在代位继承性质上，应当采用固有权说，从法律上确认继承被继承人是代位继承人固有的权利，认定代位继承人法定继承人的地位，放宽代位继承的条件。明确规定当被代位继承人丧失或放弃继承权时，代位继承人仍然可以代位继承。这样能够更好地体现死者的意愿，保护公民私人财产继承权，避免被继承人的遗产作为无人继承的遗产转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为“财产所有人的愿望在继承规则的确立中发挥着最重要、最基本的影响。而所有人总是希望将财产传给的晚辈直系血亲，在有晚辈直系血亲的情况下，所有人通常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财产流向旁系血亲。”同时，进一步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规定直系卑血亲、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晚辈直系血亲都可以代位继承，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十二、结语
总之，代位继承制度是继承法的重要制度之一,是保护公民私人财产顺利转移的重要法律依据。我国《继承法》确认的代位继承制度，不仅维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关系，而且也使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有法可依，保证了办案质量。但鉴于目前我国新形势的影响及立法问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提升,有必要对我国的代位继承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实现公民的私人财产继承权得到足够的保护，进一步促进家庭的稳定和社

⑹ 法院判西红柿是蔬菜的理由是什么

尼克斯诉赫登案（英语：Nix v. Hedden），案卷号：149 U.S. 304（1893）

是由美国最高法院负责审理，案件的争论点在于，依照1883年3月3日颁布的关税法，番茄应当被归类为水果还是蔬菜的问题。在关税法中，进口蔬菜需要缴纳关税，而水果却不用。该案原告为约翰·尼克斯（John Nix）、约翰·W·尼克斯（John W. Nix）、乔治·W·尼克斯（George W. Nix）和弗兰克·W·尼克斯（Frank W. Nix），被告为纽约港海关税收员爱德华·L·赫登（Edward L. Hedden），原告要求被告归还被其强行征收的税款。从植物学角度来看，番茄属于果实（果实和水果在英文中均为fruit）。但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却一致倒向被告一方，认为关税法所指“水果”和“蔬菜”是采用其日常含义而不是植物学含义，这样番茄就应该被划分为蔬菜。

庭审

庭审中，原告律师引用了《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伍斯特词典》（Worcester's Dictionary）以及《帝国词典》（Imperial Dictionary）中有关“水果”和“蔬菜”的释义作为证词，随后传唤了两名有30年售卖水果和蔬菜经历的证人，询问他们在听完释义之后，是否能指出这两个词“在商业或贸易领域有不同于上述定义的特殊含义”。

一名证人就词典定义部分作证称：“（词典）并没有给所有东西分类，当然词典已经作出的分类是准确的。但它并没有举出所有种类的水果和蔬菜；它只举出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现在‘水果’和‘蔬菜’在贸易中的意义与其在1883年3月1日时是一样的。我知道在贸易中‘水果’一词仅被用作指包含种子的植物或植物的一部分。《韦氏词典》中‘蔬菜’词条举例说蔬菜包括‘卷心菜、花椰菜、蔓菁、土豆、豌豆、大豆和类似的东西’，而有在贸易中所称的很多蔬菜可能都涵盖在词条所说的‘类似的东西’中了。” 另一名证人则作证称：“我不认为‘水果’或是‘蔬菜’两词于1883年3月或之后在美国有任何特殊的贸易或商业用法，这两个词的意义和我听到的词典释义是一致的。”

原被告双方的律师都使用字典作为证据。原告方律师引用了字典中关于番茄的释义，而被告方律师则以《韦氏词典》中豌豆、茄子、黄瓜、西葫芦和甜椒的释义为证。接着，为驳斥被告观点，原告方律师针锋相对地引用了《韦氏词典》和《伍斯特词典》中土豆、蔓菁、防风草、花椰菜、卷心菜、胡萝卜和大豆的释义。

法院判决

植物学角度而言，番茄是果实。可是在日常习惯于把它当作蔬菜，因此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番茄是蔬菜。

最高法院大法官全体一致支持被告方，他们裁定，根据其烹调方法和流行观点，番茄应当被视作是蔬菜。大法官哈瑞斯·格雷（Horace Gray）起草了判决书，在其中他写道：

“引自字典的文字将‘果实’一词定义为植物的种子，或是植物中包含种子的部分，特指这些植物中多汁、含果肉的产品，其中包含有种子。这些定义并没有倾向于说番茄是‘水果’，也没有将其和日常用语或关税用语中的‘蔬菜’区隔开。”

格雷大法官引述了多个不同的最高法院判例，如布朗诉派珀案（英语：Brown v. Piper，案卷号： 91 U.S. 37，42）和琼斯诉美国案（英语：Jones v. U.S.，案卷号：137 U.S. 202, 216），他认为如果词汇在商业或贸易中出现特殊含义时，法院应当采信的是其普通含义。在该案中，词典不应被视作证据，而只是帮助法院理解和记忆的工具。格雷承认在植物学中，番茄是被视为是“攀缘植物的果实”，但是由于它并不是当作饭后甜点而是作为主菜食用，因此应当将其视为蔬菜。为了证明其观点，格雷大法官提到了另外一桩认为大豆属于种子的案例，这就是罗宾逊诉所罗门案（英语：Robertson v. Salomon，案卷号：130 U.S. 412, 414）。该案中大法官约瑟夫·P·布拉德利（Joseph P Bradley）也认为，尽管大豆在植物学上被视为种子，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被视作蔬菜。就这个话题，格雷又阐明了黄瓜、西葫芦、豌豆和大豆在法理上的分类。

后续影响

尼克斯案在后来又三度被最高法院援引，作为法院采信有别于字典解释的日常意义的依据。这三个案件是：1895年的索恩诉麦根案（英语：Sonn v. Maggone，案卷号：159 U.S. 417（1895）），同年的索顿斯托尔诉维布施及希尔格案（英语：Saltonstall v. Wiebusch & Hilger，案卷号：156 U.S. 601（1895）），以及1894年的凯德沃德诉泽案（英语：Cadwalder v. Zeh，案卷号：151 U.S. 171（1894））。后来的JSG贸易集团诉Tray-Wrap集团案（英语：JSG Trading Corp. v. Tray-Wrap, Inc.，案卷号： 917 F.2d 75 （2d Cir. 1990）），尽管与尼克斯案并不相关，但关注的焦点都是番茄。该案的法官在引用此案时这样写道： “在日常生活中番茄属于蔬菜，这已经在多年前由高等法院判定，可以参见尼克斯诉赫登案。而从植物学角度而言，它却是属于果实，这可以参考1981年版的《美国网络全书》（26 Encyclopedia Americana 832 (Int'l. ed. 1981)）。但无论属于何类，人们享用番茄的美味多个世纪，就连狄更斯的小说里，匹克威克先生都蘸着番茄酱汁吃猪排。”

2005年，新泽西州议会中支持番茄成为该州的象征蔬菜的议员就引用了尼克斯案作为论据。

⑺ 为什么反对最高院的同性婚姻裁决》中的观点

李银河的同性婚姻观点只是西方左翼激进思潮的一部分，极其粗糙和过时，她不是什么先锋，她的哲学与毛时代的左翼造反哲学一脉相承。这种自由观和极权哲学，只是镜子里的两个人，相反，但一模一样。作者李铁李银河老师因为在性以及同性恋问题上的观点而为中国公众所熟知，她已经多次向两会提交了关于同性婚姻的提案，是中国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旗帜性人物。在国际学界，同性恋的研究可谓是一门显学，因为事关人类基本价值，涉及一些正义和伦理的基础性问题，相当微妙和复杂，几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医学领域的众多一流学者都参与了争论。目前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每年产生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依然极具争议，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话题的复杂性。相比国外同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公众讨论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一方面是李银河这样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倡导者，理由很简单：同性结婚不妨碍他人，是两个人的私事和个人自由，是尊重人权，所以法律应该保护和允许同性结婚。而反对同性婚姻的一方似乎除了直觉上不可接受外，说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只能简单宣告：同性恋就是违反自然规律，不道德，让人反感。说到此，我必须先声明的是，我坚决反对那些对李银河的肮脏谩骂。虽然李银河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甚至认为乱伦、群交、一夜情也是合乎道德的，但因此就说李银河自己想乱伦要一夜情，这种肮脏的人身攻击与暴徒无异，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我钦佩李银河老师在这些领域为中国所做的开创性贡献，也坚决捍卫她发表自己学术观念的权利，这和她个人是否实践那些性行为毫无关系。我个人认为，李银河老师关于同性恋婚姻的说法和论证是极其粗糙的，我明确反对这些偏颇的观点。我希望通过一些较深入的争论，让的人了解这些问题的脉络和复杂性，以便我们做出更正确的社会选择。笔者就试图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谈谈对同性婚姻的不同观点：同性结婚真的是私人的事吗？“结婚是当事人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人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同性可以结婚的理由。这条所谓的自由原则看似有道理，但也不是什么情况都适用。比如两个人自愿决斗早已经是非法行为。如果仅仅是当事人自愿便可结婚，那么，父女、兄妹、母子自愿结婚可不可以？三个人结婚可不可以？三男两女呢？人和动物结婚呢？人和板凳结婚呢？这些假设绝非耸人听闻。2008年，澳大利亚一对父女走上电视公开了两人相恋并生下两个小孩的过程。他们公开表示“我们是作为成年人自愿建立这种关系的，我们现在只想得到一点尊敬和理解。”当然，后来当地法院判决两人乱伦有罪，并受警方监视，禁止两人再发生性关系。还有多边婚姻，当著名同性恋运动领袖施帕尔曼被问及同性婚姻后下一个争取目标时，他明确回答：“争取三个人结婚的可能。”当然，如果三个可以结婚，接下来5个80个也就不在话下了，只要大家自愿。早在1972年，美国两百多个同性恋组织的共同纲领便是要求废除性行为的所有年龄和人数的限制。其中有一个“北美男人男孩恋协会”（NAMBLA），正在有组织地争取恋童合法化。对他们来说，多元性爱美不胜收，只要自愿，只要注意卫生，不弄伤儿童，小朋友们开心，性行为就和一起玩过家家游戏一样，有何不可呢？还有，我们只要搜一下新闻，声称要和各种动物结婚的也多得很，有和海豚结婚的，有和蛇结婚的，和狗结婚的那就了。如果说结婚真的只是当事人的自愿就可以，我们很难有理由拒绝上面这些“婚姻”。倘若有一天，上面的这些“婚姻”都合法了的话。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你在公室里宣布你将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有人会上来问你，你是和几个人结婚啊？你是和人结婚吗？你是和男人还是女人结婚？·····这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同性婚姻不再是同性恋者的私人事情，它与每个人都相关，因为同性婚姻改变了婚姻的定义，并很可能带来雪崩效应。当然，李银河也主张兽交、乱伦、多人性行为没有不道德，那她很可能也会说，多边婚姻、近亲婚姻都可以啊，没什么可怕的。我想，要是真有的那么一天，很多人都会再另外组织一个婚姻形式，把自己的婚姻和同性婚姻、近亲婚姻、多人婚姻、人兽婚姻区别开来，这样，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原点？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如果婚姻的定义被改变，无疑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变。最直接的，爸爸妈妈以及亲属的概念都变了，由此而带来的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绝对不容小视。如果什么样的自愿结合都可以成为“婚姻”的话，相信很多人不再会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婚姻制度很可能随之瓦解。另外，婚姻制度也不是一个私人的东西，它与很多公共制度配套相关。比如，一些单位会给配偶医疗福利，结婚后可以申请一些住房的优惠，很多国家已婚的可以申请一些免税等等。既然婚姻有公权力的保障，其公共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性恋者的个人自由并不比一般人少，他们完全有相爱的权利，可以一起生活，山盟海誓、永不分离，甚至可以大宴亲朋，如果有人愿意，也可以“夫妻”称呼他们，这都是他们私人权利范围内的事。但是，在法律上登记结婚则是另外一回事。婚姻是有限制的，几乎所有与资格相关的东西都有限制。断言同性婚姻是人权发展的潮流为时尚早李银河认为不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异性恋霸权”，是主流文化对小众文化的专制，是反人权的。说到人权，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最主要的三个人权公约怎么说。《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公民权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应被承认。”《经济、社会暨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缔婚必须经男女双方自由同意。”很显然，这些婚姻人权都明确属于成年男女，而不是同性。也许有人会说，这几个公约都是几十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了。我要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同性恋问题几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诞生就存在了，少说也有几千年的历史，同性恋运动也闹过很多次，然而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几乎所有的成熟的主流文明都不认可同性婚姻。2001年，荷兰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迄今为止也只有短短的八年。这些年，世界范围的同性恋运动确实风起云涌，已经有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瑞士、挪威等少数几个国家以及美国的五个州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如果以这短短八年的趋势就归纳说，同性婚姻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这样下结论显然还是太早了。性别和婚姻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石，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权利，对它们做出的改变会直接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对此，人类应该慎之又慎，因为这一改变的灾难性后果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能被人们发现。尽管同性恋运动搞得很热闹，但是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还是只有寥寥数个，在相当开放的美国，90%的州都不承认同性婚姻，最高法院也持否定态度。在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和地区，短短几年，已有一些负面因素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同性父母收养孩子的问题，有调查显示，同性父母的孩子有29%受过性侵犯，异性父母的相应数字只是0.6%。而且同性伴侣的关系相当不稳定，对孩子的两性认识会造成不良影响，很多研究都证实同性伴侣不适宜作父母。这些同性家庭是否把孩子当成了社会实验的小白鼠？还有逆向歧视的问题。公权力就一些同性恋问题立法，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同性恋者的人权，但另一面对其他人无疑也会带来一些强制，压制反对同性恋者的人权。比如，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两名妇女不将房间租给一名女同性恋者，被判罚款，还要道歉并参加同性恋“觉醒课程”。在加拿大，表达不赞成同性恋也可能犯法。美国一位工程师，在收到一封“全国出柜日”的宣传同性恋的电子邮件后，回复给寄件人：“请不要在发这种信息给我了，因为我很恶心，看了很不舒服。”结果他因为被解雇，理由是性倾向歧视。这些做法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造成了一种逆向歧视，对同性恋问题只能赞成不能反对，表达厌恶都不行。其实，绝大多数异性恋者想起同性恋行为，都会本能地感到不舒服，如果这种生理本能不存在或者乱了，我想人类的生殖繁衍都会成问题。抽底追问与传统的张力当代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与60年代全世界范围的激进运动有密切关系。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就是反主流与革命，几乎要打倒任何权威和既定的秩序，声称要将少数群体从多数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在这些革命者看来，任何规矩和秩序都是理性的牢笼。尽管这场运动也有正面的贡献，比如在为黑人争取了平等的民权，但其激进和乌托邦的一面也让人看到了滥用抽底追问的思维方式的盲目和荒谬。这种思维方式以欧陆的唯理主义哲学为指导，凡事都诉诸一些最高的原则来判断。比如，人生而平等，个体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也不能只顾逻辑成立而不顾现实地乱用。激进的乌托邦人士往往就是只顾逻辑和原则而罔顾现实和传统，不符合的一律冠以“歧视”、“多数专制和霸权”的帽子。这样的“反歧视”有多可笑，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一个国家可能有一百多种大大小小的宗教，尽管法律规定所有宗教具有平等的地位，但绝不是每个宗教的节日都能像基督教的圣诞节那样全国放假一周。这是不是歧视？现有的书写和阅读模式都是为右手人士设计的，这是不是对左撇子的压制？是不是要用立法来保证一定比例的印刷品专为左撇子设计？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也只有六种，小语种的国家必须用这六种语言来交流。这是不是多数的专制和霸权？我们要争取每个人生来在起点上就是平等的，有人就提出把所有婴儿一出生就集中统一喂养，以使得他们起点平等。我们现在知道这太荒谬，是一种法西斯主义行为，但是这显然符合激进主义者的逻辑。很显然，我们不能单靠抽象的逻辑和抽底追问的原则来建构我们的文明。维特根斯坦说，脱离了具体的语境，我们可以把任何行为解释得符合任何规则。这样表面上是追求解放，带来的很可能是奴役和混乱。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就领略了这种唯理哲学的破坏力。一百多年来，人类还在不断为这些乌托邦思维方式付出代价。痛定思痛，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文明固然离不开抽底追问式的创新，但同时也必须尊重传统。思想家们看到，欧陆的唯理主义哲学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则能为自由社会提供更坚实稳健的基础。唯理主义诉诸最高原则和公理来进行抽底追问，而经验主义拒绝用那些抽象的原则去一刀切，经验主义者充分肯定传统的价值，讲究渐进地、一层层的务实地推进文明。一个健康的文明，是在抽底追问与尊重传统两种力量的张力中前进的，离开了对一些基本原则的抽底追问与反思，文明会丧失自我批判的创新活力，而如果没有对传统的尊重与保守，则会导致混乱与灾难。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意义就在于此。尤其是性别、婚姻这样一些人类文明基石性的东西，在变革的时候更是要慎之又慎。传统是几千年智慧与教训的沉淀与结晶，几乎所有稳健的主流文明都不能当街做爱，都不允许乱伦、恋童，也不允许同性结婚。主流文明在性方面的这些共识绝非偶然，这些传统是合理性的沉淀，是人类一些基本属性和生存状态的必然要求，我们有理由对这些最基本的传统保持一点敬畏之心，三思而后变。中国的隐忧正是基于对六七十年代激进的个人主义带来众多负面效应的反省，这二十多年来西方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复兴之势，呼吁保守和捍卫信仰、传统，德性、社群以及家庭的价值声音逐渐走强。社群主义的兴起批判了以往对自由的抽象的孤立的理解，主张在共同体和传统中的自由才有持续的活力，才不会走上邪路。李银河提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在对待同性婚姻这样的问题上，有着历史和文化的优势。因为西方国家，各种宗教因素是阻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重要力量，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限制，应该先行一步。在西方，很多宗教势力是同性恋运动的重要反对力量，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说，因为反对者是出于宗教和信仰原因就认为其是独断和无理的。任何人都生活在某个整全性的价值体系之中，世俗主义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样，都只是众多解释世界的价值体系中的一个，不能说涉及到宗教的就一定是迷信和独断的。基督教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具有灵魂意义，很多自由和平等的理念都与基督教的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基督教传统是西方传统的核心，西方人捍卫传统的价值，就不能不涉及到宗教和信仰。李银河说到，中国社会不存在一些宗教的因素来限制同性婚姻。其实，这很可能并非中国之福。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从几千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今仍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西方社会在面临同性婚姻这样的创新诉求和冲击时，还有健全的传统保守力量制衡它。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种制衡有多么重要。中国则不同，这种制衡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中国的传统已经断裂，中国传统价值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时候，已经丧失了说服力和吸引力，人们实际已经不会使用这样的传统资源来思考问题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使得我们在面临同性婚姻这样的问题时，缺乏价值的座标和参考。因此，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同性婚姻的问题时，自然就相当粗浅了。尽管李银河论证同性婚姻合法性的路数极其简单和浅薄，但反对者更加粗燥简单。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很多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知群体中，对同性婚姻持赞成态度的可能还占多数。因为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道德与传统似乎总是与权力、虚伪、专制等裹挟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自由知识群体很容易将同性婚姻与争取自由人权、启蒙、宽容、文明等词语简单等同起来，认为支持同性婚姻是一种前卫但是正确的行为，符合历史的进步潮流。但问题绝没这么简单。当代的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同性婚姻是其中之一，它和许多热点问题一样，都相当复杂和微妙，充满了各种重大的价值冲突，最终只能在各种价值和利弊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平衡的解决，是一种关于“度”的把握的实践智慧。绝非单靠几条简单就能解决问题。比如堕胎，反对者认为精卵结合就是人了，堕胎就等于杀人。支持者认为，妇女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还有在动物身上培育人的器官的伦理问题，这样的动物到底是人还是动物？这些问题和同性婚姻问题一样，都涉及到伦理问题都极其重大，必须小心而为之。学者们多数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些问题最终都是一个很微妙的把握“度”的问题，要在实践中去慢慢把握。

⑻ 法容于情 的资料

孝敬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国古代就有《廿四孝图》、什么子各负米供双亲，董永卖身葬父亲，王强为母卧寒冰……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去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一的田世铎，为治好母亲肾衰竭的疾病，而甘愿献出自己的肾，在九州大地被传为佳话。
可是在我们身边，也有人不孝敬父母，忘恩负义。本站推出的年过古稀的秦从凤、马青兹夫妇状告子女不尽孝道就是其一。
秦从凤夫妻何许人呢？他们的子女为何不尽赡养的义务？法院又作了怎样的判决？
请看我们的记者对此作的采访报道。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记者爬山涉水走到秦家问
“我名叫秦从凤，家住大歇乡高扬村。”划着竹篾的老秦答道
“你有多大年纪了？”
“73啦！”
“听说你把几个儿女告上法院，这是为什么？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吗？”
“子女不孝，说来出丑啊。”
“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家子女有孝有嫌嘛。”
秦含着忧愁之尽说：这话不假，我们的几个子女，有的有孝心，有的没孝心，一言难尽，话得从头说。
我和老伴都是1932年出生的，结婚后，一共养育了两子三女，均已长大成人，各开锅灶了。
岁月不饶人，老俩口年纪大了不中用，就等子女给钱种田。可是长子秦天明近3年来既未种田称粮，又未给钱，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要生活，没钱没粮怎么过日子啊！
1997年春，子女们舅爷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将责任田地分给了两个儿子，要求他们每人每年交750斤粮食（其中稻谷550斤，九谷50斤，包谷100斤小麦50斤）当时两个儿子都同意。后来，就因一块田长子天明没有种上，就次子天学一人种了，天明认为我们当大人的处事不公，就搁下了。当时我们请南宾区司法所、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来调解过，没有说好，我们收回了田土。
“田土收回了，谁种呢？”记者追问
“每年拿100块钱，请我们组的周万福种了三年就算了。2001年和2002年天明只称了416斤粮给了100块钱，2003年起他可是粮未称一斤、钱未给一分，田土荒芜好几年。我们实在没得办法，只好求助法律来裁判。”
在动物世界里，有过“海龟报恩”、“大蟒救人”的记载。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应赡养父母，天经地义。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赡养扶助的权利。
今年7月1日，秦从凤、马青兹夫妇全权委托了重庆市经冠律师所主任田永禄律师，作为代理人，追索赡养诉讼，请求法律援助，予以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田律师，关于秦从凤、马青兹追索赡养一案，你是原告的代理人，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代理的情况吗？”记者来到律师所问道。
“我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按照原告的陈述，我们下乡调查取证，查实：原告确系没有生活来源，经济困难，申请了法律援助。二位原告确系年过古稀的老人，年老体弱，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所以需要子女赡养。并且被告秦天明等人具有赡养原告的能力。原告的责任田已荒芜多年。二位原告的生活来源均由秦天学等4人负担。按照婚姻法的规定，被告应依法承担赡养原告的法定义务。再说敬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老必得老，尽孝终得孝。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禽兽亦能如此，何况我们人呢？”田律师面带笑容地说。
8月23日，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一纠纷。法院的意见怎么样呢？记者采访本案的主审法官县法院民事一庭副庭长隆小琴。
“龙法官，你好，就秦从凤马青兹夫妇追索赡养一案的情况，你能给我们说说吗？”
“这个案子是我主审的。秦从凤、马青兹二位原告均年老体衰，既缺乏劳动能力，又属生活困难。依我国《婚姻法》规定，秦天明等5位被告作为原告的子女，理应尽赡养扶助义务。至于赡养方式、费用多少，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应当以合理为原则，依原告的实际需要和子女负担能力确定。本案中，1000斤稻谷足以维持二位原告一年的生活，要求1500斤有点过高，对多余部分应当扣除。原告要求5被告年支付人民币2500元，符合其实际需要，且5被告均能承担此任，我们应当支持。”隆副庭长说道。
即8月31日，县法院作了一审判决：
“被告秦天明、秦天学、秦天春、秦天芳、秦天珍从2005年起，每人在每年9月10日以前，供给原告稻谷200斤、人民币500元，二原告至死亡为止。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200元由5被告各承担60元。”
读者朋友们，本案尘埃落定了。原本就在尽孝道的，自不必说，不用法庭执行兑现，他们也会自觉履行义务。可就是长子长媳难以从命。于是秦从凤、马青兹又准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他们的诉讼代理人田永禄律师得知后，主动承担起了督阵兑现责任，既原被告双方言和，又因此减轻原告申请执行的费用，受到当地群众夸奖。
“曾（瑞华）主任，你作为县法援中心主任，你对秦从凤、马青兹诉子女赡养申请法律援助一案，有何看法？”记者问
“为保障经济困难的人打官司，两年前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根据秦从凤、马青兹的实际情况，我们给予了法律援助，县政府拿钱让他们打官司。”
“关于点评本案，不敢当。不过可以谈点感受，俗话说：风流人眼馋，患病人嘴馋。古时候有个名叫王强的孝子，为让病患的继母在寒冷的冬天吃上鲜鱼，让继母了愿。所以‘王强卧冰为母’的佳话流传千古。王强让嘴馋的继母如愿以偿，感动不已，在中国古今是忠孝两全的典范。联想到本案，联想到现实和身边的人和事，古人尚能如此有情有义，知恩图报，那么我们就不言而喻了。古人还有一说：叫做‘有儿靠儿，无儿靠女。’而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只有男儿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没有规定儿女都有的，女儿可以不尽孝道。这点我想读者朋友应当比我更懂了。在此不必赘述。”曾主任说
读者朋友们，父母扶养教育子女，子女赡养扶助父母，都是法定义务，理所当然。你能说法律这样的规定没有容于情理之中吗？希望大家从中受到启发。祝广大读者朋友们家家平安，尊老爱幼，和睦共处，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为幸福的明天携手共进，而浇灌美好的家园。

⑼ 如何评价轻型化和非犯罪化对刑法改革的影响

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
来源： 作者：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了非刑罚化运动发端的刑事观念基础，分析了非刑罚化运动的方式和途径，主张我国应当实行“轻轻重重，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在以严刑惩治重大犯罪的同时，适时地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
一、非刑罚化：发端及其观念基础
德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曾经指出，通过对犯罪学的研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研究，现代刑事政策在怎样处理犯罪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来战胜犯罪方面，大致已经形成了以下三个共识：第一，立法者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也是为了在一般人的思想上维护刑罚的严肃性，必须将刑法所必须归罪的行为范围限制在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最低范围之内。第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正常发展的，所以，对于有轻微甚至中等程度的犯罪行为的人，应当扩大在自由状态中进行考验的办法。犯罪暗数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犯罪的普遍存在，而且发现，同导致人们陷入重罪的诱惑力相比，公民对法律的忠诚更强有力。只要人们对那些现实地威胁法律所保障的和平的严重犯罪还保有免疫力，就不应当认为公共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对于有轻微甚至中等程度犯罪行为的人，应当扩大采取在自由状态中进行考验的办法。第三，应当使警察和司法机关的工作集中于较严重的犯罪，至于轻微的犯罪则委托给行政机关通过简易程度予以处理。〔1〕耶塞克教授的这一席论述实际上勾勒出了当代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原则——刑法谦抑和两大主题——非犯罪和非刑罚化。
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作为当代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两大主题，是作为现代刑法基本刑事政策的刑法谦抑原则的直接要求。所谓刑法谦抑，是指刑法应当作为社会抗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
刑法谦抑原则首先严格收缩刑法干预范围即法定犯罪圈，能不作犯罪处理的违法行为尽量不作犯罪处理。在西方国家道德高度刑法化、刑法高度道德化的刑事政策思想和“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化模式既存条件下，刑法改革首先是通过将传统的道德犯罪、危害不大的行政犯罪进行非犯罪化处理的方式体现刑法谦抑原则的。而我国则主要是通过“立法定性限制加定量要求”的犯罪化模式来严格控制法定犯罪圈的。尽管两种模式利弊不一，但在体现刑法谦抑原则方面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其次，刑法谦抑原则还要求严格收缩法定刑罚圈，广泛适用刑罚替代措施。所谓严格收缩法定刑罚圈，是指尽管行为构成了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决定对犯罪行为的反应方式时，严格控制对犯罪行为适用刑罚的条件，在能不适用刑罚、采用其他非刑罚处理手段也能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时，即排除刑罚的适用，改用非刑罚处理手段。这就是当代刑法改革运动中非刑罚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非刑罚化运动作为与非犯罪化并驾齐驱的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之一，是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对报应刑主义思想论战的产物。报应刑植根于人类根深蒂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复情感。19世纪的英国著名刑法史学家詹姆斯史蒂芬（JAMESSTEPHEN）曾说：“报复情感之于刑法与性欲之于婚姻具有同样重要的关系，对罪犯处以刑罚是普遍冲动的合法发泄方式。”〔2〕经过康德的道德报应主义（注：康德的道德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实施的违反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刑罚则是针对犯罪人因犯罪而引起的道义责任所施加的公正的惩罚和报应，是理性的当然要求。）、黑格尔的法律报应主义（注：黑格尔的法律报应主义认为，犯罪否定了作为绝对的定在的法，刑罚则是犯罪对法的否定的否定，刑罚的本质在于对犯罪的否定和扬弃，通过否定的否定，法才能显示其有效性，正义才能得到恢复。）和宾丁的规范报应主义（注：宾丁的规范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以刑罚法规为前提的对规范的违反，刑罚则是国家基于要求犯罪人服从规范的权利，而对其否定规范的犯罪行为的否定。）的理论推动，报应刑作为一种系统的刑罚理论，主张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只不过是社会犯罪这种恶害行为的恶的反应方式，刑罚意义和本质在于报应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恶害，用刑罚所施加予罪犯的痛苦来均衡犯罪行为的恶害和罪犯的罪责，以实现社会正义。在报应刑看来，刑罚应当从所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构想中解脱出来，而单纯作为对犯罪恶害的公正报应，刑罚的科处应当以犯罪为法律上的唯一原因，犯罪的恶害程度应当成为决定刑罚轻重程度的唯一依据。简言之，报应刑主张刑罪相报，有罪必罚，罚必当罪，只追求正义的恢复和人类报复情感的满足，不考虑刑罚的功利目的尤其是预防再犯的必要性。在报应刑思想指导下，罪必刑，刑即罪，法定犯罪圈和法定刑罚圈完全同其范围。
而目的刑主义则认为，无论刑罚对已然之罪的事后报应多么公正，都不可能改变犯罪行为已经发生这一事实，也不可能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恶害或者恢复犯罪行为发生前的原状，因而着眼于犯罪恶害程度的刑罚报应总是被动的、消极的、徒劳的。事实上，刑罚只要是国家的，就不可能是原始本能的、冲动的东西，其自身一定会有某种必要性和目的性。例如，李斯特指出：“法的目的观念是内在的，这个法的目的观念是法的本体。……只有用刑罚目的观念来彻底约束刑罚权力，才是刑罚主义的理想。”〔3〕罗尔斯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刑罚妥当与否，只能依据刑罚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实施它的可能效果来评价。如果实施刑罚的结果表明它具有促进社会利益的效果，它就是适当的；否则，就是不妥的。”〔4〕目的刑论主张，一方面，刑罚必须是达成社会防卫的合理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刑罚又必须为防止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目的服务，以每个罪犯的个别情况为标准来确定个别的刑罚。根据对犯罪原因和犯罪人情况的实证的科学研究，目的刑论主张对不同类型的罪犯适用不同的处分，如恩里科菲利主张对生来犯罪人和不能改造的习惯犯罪人适用隔离处分，对可能改造的习惯犯罪人和偶然犯罪者适用治疗、矫正处分，对激情犯给予损害赔偿处分，对行刑终了仍有危险性的人和虽未犯罪但有犯罪倾向者预先采取防卫措施。李斯特主张，对机会犯以惩戒为主要手段，对可能改善的情况犯应当进行矫正、治疗和感化，对不可能改善的情况犯则进行长期或终身隔离。除此之外，李斯特还主张限制短期自由刑、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范围、废除或限制死刑、改进行刑设施，实行保安处分和不定期刑制度。正是以菲利和李斯特为代表的目的刑论，看到了传统刑罚对犯罪的被动的、事后的、消极的惩罚的功能局限，在积极倡导目的刑观念的同时，积极探索弥补刑罚功能不足的“刑罚替代措施”，提出了限制刑罚适用范围的犯罪的非刑罚处理和保安处分理论。在目的刑论的倡导下，在反省以剥夺自由刑为中心的传统刑罚体系的缺陷的基础上，各国刑法不同程度地规定了犯罪的非刑罚化处理的措施，从而大大限制了法定刑罚圈的范围，推动了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中的非刑罚化运动。
二、非刑罚化：方式和途径
综合考察当今世界各国刑法改革中的非刑罚化运动，通过非刑罚化对刑罚圈进行实质限制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是：
（一）通过规定免刑制度和免除处罚情节，对刑罚的适用范围进行实质限制。
脱离了报应刑藩篱的现代各国刑法，根据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普遍规定了作为有罪必罚原则例外的免刑制度，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许多免除处罚的情节。行为人只要具备了法定的免除处罚情节，尽管其行为仍然构成犯罪，但法院也只能确定其有罪，而宣告其免除刑罚处罚。如《法国刑法典》第132—58条规定：“在轻罪方面，或者除第132—63条及第132—65条规定之场合外，在违警罪方面，法院在宣告被告有罪并在必要时作出没收有害物或危险物的判决后，得免除被告其他任何刑罚。”第132—59条规定：“如表明罪犯已获重返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已予以赔偿，由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已告停止，可予以免除刑罚。宣告免除刑罚的法院得决定在犯罪纪录上不记载其决定。”〔5〕《德国刑法典》第60条规定：“犯罪人由于因其犯罪而遭遇生活艰难，再科处刑罚显属不当时，法院应免除其刑。但本规定不适用于犯罪人因其罪行应判处一年以上监禁刑的情况。”此外，该法第23条还规定：“行为人由于重大认识错误，按其犯罪所侵犯的对象或所使用的手段的性质，不能完成犯罪的未遂行为，法院可以免除处罚或酌情减轻处罚。第24条规定：“（1）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继续进行或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处罚。只要行为人自动、认真着力去阻止犯罪的完成，即使犯罪并非由于中止行为而没有完成，亦应免除处罚。（2）数人共同实施犯罪时，其中出于自己意思而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处。犯罪并非因中止行为而没有完成的或犯罪实施与中止犯先前参与行为无关的，只要中止犯出于自己意思而认真作力阻止犯罪完成的，亦应免除处罚。”〔6〕
（二）通过非刑事制裁措施对刑罚的适用范围进行实质限制。
所谓非刑事制裁措施，是指对依法被确定有罪的罪犯不适用刑罚，而采用刑罚以外的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质的手段予以处分。非刑事制裁措施一般适用于有免除刑罚情节的罪犯、罪行轻微的罪犯或有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它本身不具有刑罚的性质，但又可以起到弥补刑罚功能局限的作用。
随着非刑罚化运动的发展，各国刑法都规定了许多非刑事制裁措施，作为替代刑罚的制裁措施。例如，英国在1972年的《刑事审判法》规定社会服务命令（CommunityServiceOrder）和白天训练中心（DayTrainingCenter），作为对监禁刑的替代措施。德国1975年对刑法典进行一项改革排除了违警罪的刑事犯罪的性质，把违警罪只作为对法律的一般违反，只处行政罚款，而不处刑事罚金。在比利时则实行缓予起诉制度。如果检察官认为根据犯罪行为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性质、情节和轻重程度以及犯罪后的情况，认为可以暂缓起诉的，可以决定暂不起诉，而予以考察监督。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监督后，如果认为犯罪行为人表现良好，则可以决定不予起诉。这一做法在本世纪60年代被引进美国后则被改造成审前考察监督制度（pretrialprobation）。被适用审前考察监督的被告人必须是被检察官认定确实犯了罪的人，如果其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不能对其进行审前考察监督。因此，审前考察监督是对事实上犯了罪的人的非刑罚处理方式。与审前考察监督相适应，在美国还有一种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非刑罚化的犯罪反应方式，这就是缓刑监督（probation）。缓刑监督，是指法官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作有罪宣告而不判处其刑罚，但规定一个监督考验期，在此期限内受有罪宣告的人应当在缓刑监督官的监督下遵守特别的义务。如果认为受有罪宣告的人接受监督表现良好，则期限届满后不再对其适用刑罚。目前，美国所有的司法管辖区都规定了这种缓刑监督制度。〔7〕除美国外，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甚至大陆法系的法国、比利时、瑞典等国都采纳了这种缓刑监督制度。但是，缓刑监督虽然也是适用于犯罪人的一种处理方法，但它本质上是一种非刑罚的处理方法，与大陆法系多数国家以及美国少数州实行的缓刑制度有实质区别。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的缓刑制度，是指法院对被告人作有罪宣告并判处一定期限的剥夺自由的刑罚，同时根据一定的条件暂缓刑罚的执行，规定一定的监督考验期限和应当遵守的特别义务，如果认为犯罪人接受监督表现良好则不再执行原判刑罚。在美国，这种缓刑制度叫做暂缓监禁（suspendedsentence），仅有少数几个州实行这种暂缓监禁制度。暂缓监禁实际上只是监禁刑的一种执行方法，尽管暂缓监禁的实际后果可能是不再执行原判监禁刑。在美国，除了上述非刑罚处理方法外，人们还努力争取公共和私人的帮助以及利用调解程序，并且通过某些非官方机构和团体的介入，避免使冲突诉诸刑事诉讼。这就是所谓的“转处”（Diversion）。〔8〕转处的最早尝试出现于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9年费城市政法院设立了仲裁庭（），1970年在俄亥俄州发展了一项哥伦布市首席检察官之夜间公诉人计划（theColumbusCityAttorney'sNightProsecutorProgram）。这两项计划都在法庭之外处理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给予冲突双方讨论其冲突的机会，并试图解决纠纷。哥伦布市计划的调解人是受过专门的调解技巧训练的法学院学生。该项计划推出不久，即大受欢迎，得到广泛传播。1974年联邦司法部一官员委员会将该计划列为样板工程。至80年代，超过30个州的大约140个城市都实施了类似的转处计划，其名称也叫法不一，如“居民纠纷调解中心”、“邻里审判中心”、“社区调解中心”、“社区委员会计划”、“城区法庭工程”等。〔9〕在加拿大，这一潮流被称为“非司法化”。
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则有同志审判会或企业法庭专门审判轻微犯罪案件。〔10〕（三）通过保安处分，弥补刑罚功能的不足，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
保安处分（sicherndemassnahmen），是指国家基于维护法社会秩序之必要及满足社会大众之保安需求，在行使刑罚权之外，对于特定的行为人，以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所为之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的保安措施。保安处分一般适用于无刑罚适应性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具有特种危险性的犯罪人如习惯犯、常业犯和累犯等，在有的国家保安处分还适用于未曾犯罪但恶性重大者。
保安处分是近代刑罚理论由报应刑向教育刑转化的结果，是刑法理念革故鼎新的理论结晶，是刑事实证学派与刑事古典学派论战的产物。作为一种刑事政策思想，保安处分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克莱因提出。他认为，维护公共安宁和幸福是一切刑事立法的唯一正当根据。因此，就有必要在刑罚之外另行根据行为人的犯罪危险性予以保安处分。因为“刑罚具有按现实的犯罪程度而定的确切内容，而保安处分则具有以行为人的犯罪危险性为基准科处的不定期的内容。”〔11〕
经过近一百年的努力，保安处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中得到了确认，内容日益丰富和完善。综观各国立法例，广义的保安处分可以分为对人的处分和对物处分两大类。对物的处分一般包括解散法人、封锁营业场所、没收违禁物品；对人的保安处分可以分为剥夺自由的处分和限制自由的处分两类。“所谓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乃指剥夺受处分者的人身自由，而收容于保安处分执行机构或社会治疗机构，接受监护、治疗、禁戒、感化教育、强制工作与保安监禁等的保安处分。”〔12〕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措施主要有以下七种：（1）疗护处分，即对于无刑罚适应性的心神丧失人及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耗弱人所为的治疗与保护的处分。德国、意大利、日本及我国台湾有此规定。（2）强制禁戒处分，即强制吸食烟毒或使用麻醉药品及兴奋剂等成瘾者以及酗酒者所为的戒除处分。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及我国台湾刑法有此规定。（3）强制治疗处分，即强制患有某种传染病之特定犯罪人接受医药治疗的处分。我国台湾刑法有此规定。（4）感化教育处分，即对于未成年触犯刑法，或有触犯刑法之虞，或有影响社会治安之虞者，基于防患于未然与社会保安之需要所为的强制教育的矫治处分。各国刑法大多有此规定。（5）强制工作处分，即对于一切出于怠惰与游荡成性，厌恶从事正当工作而致犯罪者的一种劳动训练的处分。德国、瑞士、奥地利以及我国台湾刑法曾有此规定。（6）保安监禁处分，指采取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制的国家刑法中对于习惯犯和常业犯所设的处分手段，其内容是对于已受长期刑罚执行而未能矫正的习惯犯与常业犯予以不定期的预防性监禁，是最严厉的保安处分手段。德国、瑞士、英国规定有此种处分。（7）收容于社会矫治机构，即成立专门的社会矫治机构，以特别的社会处遇与辅导以及精神医学的治疗方法对罪犯进行矫治和再社会化的工作。丹麦、荷兰和德国刑法有此规定。〔13〕而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则主要有下列五种：（1）剥夺驾驶许可处分，即对于欠缺驾驶能力，显然不适宜驾驶机动车对参与道路交通的犯罪人所为的一种驾驶许可的剥夺处分。德国刑法有此规定。（2）禁止执业处分，即对于滥用其职业或营业上的专业知识或特有关系而为故意犯罪或破坏其职业或营业上的义务者，禁止其在一定期间内或永久从事该项职业或营业的处分。（3）素行考管处分，即对于具有再犯危险的累犯，在其刑满出狱后进入自由社会生活前的危险时期中的一种辅导、考核与管理的处分，以防止其在释放后的危险时期内再犯新罪。（4）保护管束处分，即对于有较轻社会危险性的犯罪人，委托其所在地的警察机构、自治团体、慈善团体、本人的亲属或其他适当人员予以保护或赦免后强制其离境或遣送回国的处分。〔14〕
三、非刑罚化：评价与选择
在现代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影响下，非刑罚化运动已经成为席卷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改革运动的主题，对各国传统刑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非刑罚化对传统的报应性刑罚提出了根本的挑战，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固守的有罪必罚的报应观念，推动了社会对于犯罪和罪犯的态度的改变，同时也节约了国家刑罚资源的投入，使现代社会对付犯罪的反应方式在趋向多样化的同时，更趋向人道、文明、经济的选择。各国对轻微犯罪以及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广泛适用非刑罚制裁措施的实践效果表明，社会对这些不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公共福利的犯罪采取较以往更为宽容的态度，并没有导致犯罪率的明显上升。相反，由于非刑罚制裁措施的独立或辅助适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刑罚特别是短期剥夺自由刑的种种弊端，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一段时期以来累犯率和再犯率明显上升的局面，总体上保持了犯罪形势的相对稳定，有的国家如美国近年来甚至还出现了犯罪率连续、明显下降的趋势。
非刑罚化运动代表了现代社会宽容轻微犯罪的最新趋向，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非刑罚化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刑事政策的主导方面。事实上，基于目的刑观念和成本—效益观念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刑事政策，在强调对轻微犯罪甚至一般犯罪非刑罚化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集中有限刑罚资源严厉惩罚严重犯罪。前者代表了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中“轻轻”的一面，后者则代表了现代西方刑事政策中“重重”的一面。“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在侧重点方面还是有实质区别的。一般认为，欧洲一些国家的刑事政策表现为“轻轻重重，以轻为主”。而美国的刑事政策则表现为“轻轻重重，以重为主”。〔15〕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和世界性的非刑罚化运动相联系，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对犯罪人免除刑罚处罚的制度和免除处罚情节。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法定免除处罚情节包括应当免除处罚情节和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其中，应当免除处罚的情节有：犯罪中止并且没有造成损害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胁从犯；犯罪后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则有：在我国领域外犯罪，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预备犯；犯罪中止造成损害的；从犯；犯罪以后自首，犯罪又较轻的；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等等。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也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可以用非刑罚处理办法替代刑罚，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此外，我国在实践中还有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适用的各种行政性的强制性措施，如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强制戒除等。这些措施作为非刑罚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实质上限制了刑罚的适用范围，是我国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非刑罚化处理的重要方式。
但是，总的说来，受刑法泛化、刑法万能和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并没有对非刑罚化运动给予足够关注，立法上的非刑罚处理措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刑法制度，司法实践中用非刑罚处理办法替代刑罚处理轻微犯罪案件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近十多年来，严峻的犯罪形势迫使立法者不断制定强化刑罚制裁力量的新刑事法律，司法实践中则根据这些刑事法律广泛适用重刑和死刑，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大案要案率并未因严峻刑罚而得到有效遏制。实践中形成了刑不压罪、犯罪量和刑罚量螺旋式地恶性上升、刑罚投入几近极限而刑罚效益却急剧下降的罪刑结构性对抗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罪刑结构性对抗实际意味着我国刑法的运行已经面临着一场基础性危机。
我们认为，化解这场刑法基础性危机可能具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但是，转换刑法思维，革新刑事政策，调整社会对犯罪反应方式的结构，无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选择。转换刑法思维的重要方面就是彻底扬弃报应刑观念，张扬刑罚谦抑和刑法经济观念，承认刑罚的最后手段性，根据成本—效益分析选择社会对犯罪的反应方式。革新刑事政策，就是要以符合刑法谦抑和刑法经济原则，同时又不放松对严重犯罪严厉打击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取代我国实行了十多年之久而实践效果不佳的片面的“从重从快严打方针”。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犯罪形势比较严峻的现实，我们选择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应当是类似美国的“轻轻重重，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根据这样的刑事政策，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确定对犯罪的反应方式时，应当对不同侵害性质和危害程度的犯罪实行区别对待，该重的重，该轻的轻，对于性质、情节和后果都比较轻微的犯罪则尽量不用刑罚手段予以调整，这样我们才可能以最少的刑罚资源投入达到最大的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效果，从而使我国刑法的运行实现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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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山田.刑罚学［M］.商务印书馆，1983.350.
〔13〕同〔4〕，351—367.
〔14〕同〔4〕，367—379.
〔15〕杨春洗.刑事政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20

⑽ 仝孟蛟案判决书

只查到相关报道：
卖官窝案被查8人受贿落马
三门峡原副市长张君贵等官员落马后，市委原组织部长李卫民被立案
9月22日，三门峡市委门口天阴云沉，当地展开反腐风暴已1年有余，多名处级以上干部落马。
河南三门峡市的系列反腐案持续至今已1年有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场反腐风暴中，三门峡原副市长张君贵、原市交通局局长单向东、原市房管局局长黄国华等8名官员，相继因受贿落马。

其中单向东、原卢氏县交通局局长揣予苏、原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均有卖官情节。仝孟蛟受贿近千万，绝大部分与卖官有关。今年8月27日，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被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河南省纪委初步查明，李卫民在担任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干部选拔任用之机，收受他人贿赂。

李卫民现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他成为三门峡系列反腐案中，又一名落马官员。

8月27日，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受贿罪”对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进行立案侦查。

而李卫民在被立案之前就已失踪。

今年5月19日，身为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记的他，参加完原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方晓宇在北京的遗体告别仪式后，乘车返回安阳途中，于石家庄市一家宾馆内失踪。

李卫民是2009年8月从三门峡市调任至安阳，此前是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长。

在他调任期间，三门峡市掀起一场反腐风暴，包括一名副市长在内的多名处级以上官员落马。

7官员落马1官员出逃

从去年开始三门峡发现系列腐败、落马官员有卖官情节，前市委组织部部长出逃

李卫民调任安阳只工作了9个月。在其出走之前，他周围的一些同事朋友已感到其“不对劲”。一名知情者说，当时好多工作需要他参加，他都没参加。

在李卫民调离三门峡市之际，河南纪检部门业已陆续披露当地的腐败案有5起。

它们分别是：三门峡市原副市长张君贵（副厅级）涉嫌受贿；三门峡市交通局原局长、党委书记单向东涉嫌受贿；三门峡市房管局原局长、党组书记黄国华涉嫌受贿；三门峡市交通局原助理调研员田成亮涉嫌受贿，以及卢氏县交通局原局长揣予苏涉嫌受贿。

此外，据记者调查，三门峡官方尚未披露但坊间流传着的另2起案件业已进入司法程序。它们分别是：三门峡市财政局原局长吕万松案和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涉嫌受贿案。

其中，据三门峡市原交通局局长单向东的法院判决书显示，他被认定的受贿事实总共9起，其中4起与用人提拔有关。每次，单向东为他人职务提拔提供帮助，就会收受数万不等的贿赂，最低3万元，最高10万元。

如2008年下半年，单向东接受薛某某的请托，为其职务提拔提供帮助，收了对方3万元；2001年至2009年，单向东接受林某的请托，为其职务提拔帮忙，先后分九次收了对方总共10万元。

判决书未透露这些被提拔者的身份和级别。

目前无证据显示，这些被提拔者和李卫民存在利益关系。只是他们被提拔的时期均是在李卫民任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部长期间。

调查还发现，上述涉案人中，原三门峡市房产管理局长黄国华、原三门峡市财政局长吕万松、原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的职务调整和晋升，也是在李卫民任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部长期间。

而据官员任免规定，市直部门正处级官员调整、任命，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调整、任命，都必须先由市委组织部给初步意见，才能进入随后的程序。

三门峡市一名知情者称，李卫民的意见对初级官员晋升很重要。

土地案牵出系列腐败

一块交通用地开发中，市国土局土储中心主任被查出受贿100余万元，牵出原市交通局局长

对于此次反腐风暴的源头，在三门峡市存在着这样一个说法，它是由一名叫代跃进的副处级官员引发的。

代跃进原是三门峡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主任。此前，他是三门峡陕县国土资源局的党组书记和局长。

因为陕县一起土地问题被举报，而牵出了代跃进。

代跃进于今年4月，被三门峡市中院认定，在2003年10月至2007年底其任陕县国土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或房地产公司牟取利益，先后收受“好处费”144万元，获刑12年。

据了解，代跃进所涉案中，其中一笔受贿款涉及交通用地，也由此牵出了包括三门峡市交通局长单向东，以及曾分管交通工作的三门峡副市长张君贵。

调查中，也有受访者称，单向东于去年早已被河南省纪委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单向东，三门峡人，生于1955年，上世纪90年代，曾任三门峡市湖滨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侦破过三门峡当地领导干部受贿案，后调三门峡市政府任法制科科长，历任三门峡市国土局副局长、三门峡市信访局局长。

2000年2月，单被任命为三门峡市交通局长，一直连任至案发落马。

三门峡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代表说，单向东的东窗事发，或与内部举报有关。

“人代会上，曾通报过单向东的两个问题，一是被指盖房、修路过程中收受承包商上百万贿赂，再个是帮助提拔一名干部收受贿赂10万元。”上述人大代表说。

单向东的法院判决书显示，早在2009年3月，单向东就已经得到了省纪检委正在查他的信息。单先后筹集资金260万元，欲通过朋友找关系行贿，以阻止对其查处。后行贿未果，赃款被追回。

2009年7月2日，单向东被羁押。同年8月20日，单被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免去交通局局长职务。

2009年12月，单案指定在安阳市北关区法院异地审理。法院认定，2001年至2009年期间，单利用担任三门峡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个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64万元、美元1万元、港币5万元，获刑13年。

副市长牵连落马

原市交通局长主动交代向副市长张君贵行贿，张被查出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00余万元

单向东落马后，三门峡市副市长张君贵也被调查。

据单向东的判决书显示，单向东法庭受审时称，他主动交代向副市长张君贵行贿，应属立功行为，这点后被法院认定属实。

张君贵升任副市长期间，主抓三门峡全市交通工作，与身为三门峡市交通局长的单向东来往较多，关系密切。

据了解，2009年6月15日，张君贵尚出现在督查“三夏”和防汛工作现场，直到那年10月21日，三门峡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上，才出现检察机关对张君贵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

张君贵，河南灵宝人，与单向东同年，生于1955年，毕业于河南电大财政专业。

1986年7月，张君贵进入三门峡市财政局工作，历任预算科科长、市国资局局长，1996年2月至2002年1月任三门峡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2002年2月7日，张被任命为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这个老财政局长为人豪爽，讲义气，在三门峡的口碑不错。”一位熟识张君贵的知情人说，在任财政局长期间，张曾牵涉经济问题，其爱人还被检察院带走调查过，后来风波得以平息。

今年初，河南省纪委常委、监察厅副厅长郭锝昌通报：张君贵利用其曾担任三门峡市副市长的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涉嫌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60.8万元，接受礼金218万元。张君贵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张君贵案代理人介绍，张案已于去年下半年移交检察机关，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但尚未开庭。对于案情及异地审理等信息，张案代理人以敏感为由未予透露。

张君贵受贿案，成为去年河南省35起商业贿赂和工程建设领域典型案件之一。张也因此成为河南省去年因受贿落马的18名厅级干部当中的一员。

县交通局长助人买官

揣予苏和原市交通局长单向东案有着高度相似，均有提拔他人收取好处费；揣受贿128万元

张君贵、单向东、代跃进于2009年12月22日，被终止市人大代表资格。那天，同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还有一人：揣予苏。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揣予苏案与上述3人的关系。但三门峡当地一名知情人称，他们几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交通系统的。

揣予苏原是三门峡卢氏县交通局长，现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09年11月，三门峡义马市法院对其作出一审判决，揣予苏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128．3万元，另有217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在揣予苏案被公开的受贿案情节中，能发现其与单向东案有着高度相似。

法院判决书显示，揣予苏的多起受贿事实中，2002年春节至2009年春节期间，揣通过帮助或提拔他人工作职务，每年都会收取数额不等的“感谢费”，少则1万元，多则10万元。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单向东案办理的同时，三门峡交通系统还曝出这样一起腐败案，三门峡市交通局原助理调研员田成亮利用曾担任临（临汾）三（三门峡）高速公路项目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之便，用欺骗手段，违规报销63720元。

据了解，目前田成亮已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市财政局长被抓

副市长落马后，原市房产管理局长被查出受贿94.8万元；市财政局长也被移送检察机关

三门峡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副市长张君贵落马后，牵出了原市房产管理局局长黄国华。“张君贵早先向组织交代，黄国华曾向其行贿。而在开庭时，张又称自己记错了。”

黄国华的代理律师对此予以否认。

黄国华今年54岁，2000年1月至2008年10月任三门峡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2008年10月任三门峡市房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至案发。

今年4月6日，黄国华受贿案在许昌县法院审结。

法院审理查明，黄在任三门峡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和三门峡市房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先后收受16人20次财物，受贿94.8万元，获刑7年。

黄国华被抓之后，去年8月，河南本地论坛出现这样的消息，“三门峡‘财神爷’吕万松被河南省纪委双规。”

吕万松原是三门峡市财政局长。

他的仕途从渑池县财政局副局长起步，历任渑池县财政局长、三门峡市信托投资公司经理、三门峡市城市信用社理事长（三门峡商业银行前身）。

今年1月12日，三门峡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免去吕万松三门峡市财政局长职务。

今年4月20日，三门峡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许可检察机关对吕万松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

据三门峡市检察院一知情人介绍，吕万松现已被移送检察机关，据说涉及一笔50万元的案子，但具体案情不清楚。关于何地审理、是否已开庭等信息均不详。

渑池县委书记受贿千万？

三门峡系列腐败案中，仝孟蛟为涉案金额最大处级官员，很大一部分受贿与卖官有关

三门峡系列腐败案到此并未结束。就在三门峡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同意通过对吕万松采取强制措施决定时，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停止渑池原县委书记仝孟蛟人大代表资格”的报告。

仝孟蛟生于1962年，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三门峡市水利局长，2007年任渑池县委书记。2009年7月，调三门峡市委任副秘书长，9月被双规。

当地知情人称，仝的落马，与当地企业举报有关。

渑池县一国有企业改制，合同约定由河南天瑞集团参与重组，而随后该国企又被“卖”给一上海企业。河南省优化办会同三门峡市纪委，来渑池县调查，发现仝孟蛟有违规行为，随后查出仝一系列受贿问题。

网上消息称，仝孟蛟涉嫌受贿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是已经披露三门峡腐败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的一个处级官员。

对此，仝孟蛟代理人透露，仝确实主要被控涉嫌收受贿赂，但检方指控的金额不及网络传言，总计不到1000万元。

仝孟蛟的代理人还透露，仝孟蛟被控受贿金额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仝孟蛟为帮助他人安排工作及提拔升迁后，收到的感谢费。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8月6日，河南汝州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正县级领导干部行贿案，行贿对象即为仝孟蛟。

据检方指控：2007年4月，时任渑池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王河渠，在时任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的推荐和帮助下，被提拔为三门峡市医药总公司（管理局）副总经理（副局长）、党委委员。为表感谢，王河渠于2007年4月向仝孟蛟行贿10万元。

三门峡一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仝孟蛟落马后，渑池县副县长毋世芳也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今年6月，毋世芳在苏州考察学习期间，被三门峡市检察院带走，“他没有走双规程序”。

这名知情者称，渑池县政协副主席周年生也已被渑池县检察院立案侦查。

回避制能否遏制卖官？

仝孟蛟被指借助制度漏洞、有本地为官嫌疑；有人质疑市委组织部为何不严把关

今年9月1日上午，仝孟蛟案代理律师对记者介绍仝孟蛟案的最新进展。他说，三门峡市纪委找仝谈话，仝主动退赃。此案8月份已在平顶山中院开庭。目前在等待法院判决。

渑池一知情人反映，2007年，仝孟蛟升任县委书记后，连续三次调整科级干部，人数达二百余人，并传仝孟蛟在提拔他人过程中大肆收取贿赂。

对于仝孟蛟案中最大的疑问是仝被提拔的程序。有人认为仝是渑池县本地人，2002年为何能调渑池任县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实行回避制度，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职务以及县（市）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

一名熟悉仝孟蛟的知情人说，当初确实有过关于回避任职的争论，但支持者一方的观点是，仝孟蛟虽是渑池人，但成长地不在渑池，而在附近的义马。

义马和渑池存在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

上世纪70年代，义马只是渑池县辖区的一个乡镇，直到1981年，随着义马矿区的发展壮大，义马才脱离渑池县成立县级市。

“仝父在义马市人大主任位子上退休，仝很小的时候就举家迁往义马。”前述知情人说，但是，在渑池，仝孟蛟还有很多亲戚和朋友。

“仝孟蛟1962年出生，义马1981年建市，也就是说，仝孟蛟20岁之前，都算是在渑池县，你说渑池到底是不是他的成长地？”三门峡的一位处级干部说。

由于县委书记、县长任命需要市委组织部给于初步意见，所以当仝孟蛟落马、前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卫民出逃之后，三门峡当地有人产生疑问，李卫民和仝孟蛟是否存在某种利益关系。

记者从仝孟蛟的代理人处获知，检察机关的卷宗内，并不涉及仝孟蛟与李卫民之间的关系。

在李卫民老家——安阳青春村，记者见到其堂弟李食堂。他说，村里在今年六七月份就已知道李卫民出事。但具体什么事，他们一直不得而知。他已有多年未见李卫民，即便去年冬天李卫民回乡祭祖，他们也未谋面。

对于李卫民的出逃，李食堂感到可惜，他说，李卫民是他们村里出的最大的一名官员。

以下官员涉嫌卖官

李卫民

河南省纪委初步查明，李卫民在担任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干部选拔任用之机，收受他人贿赂。

单向东

被认定的受贿事实共9起，其中4起与用人提拔有关。单每次会收受数万元不等的贿赂，最低3万，最高10万。

揣予苏

被认定于2002年至2009年期间，通过帮助或提拔他人工作职务，每年收取“感谢费”，少则1万元，多则10万元。

仝孟蛟

仝孟蛟代理人透露，仝被控受贿金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为帮助他人安排工作及提拔升迁后，收到的感谢费。

□本报记者 刘刚 河南三门峡、安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