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法官
1. 关于卡夫卡 陀思妥耶夫斯基 黑塞 的资料。
在这些人身上发掘具有预言性质的现代性。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以基里洛夫来论证世界荒谬的观点，而在《反抗者》中他又以伊凡作为反抗荒谬的辩护人。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甚至把他自己画成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膝上，以示表现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拥抱。美国学者考夫曼在他为存在主义写的一本导读性的小册子中，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所有文献中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所以他把《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放在他的小册子的第一篇加以导读，并将他的小册子取名为《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仅仅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性叙事中嵌入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就显得崇高伟大，那么，19世纪在创作总体上更与现代主义接轨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韩波、魏尔伦、爱伦•坡等诗人和作家，不是应该获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崇高的地位？事实上，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文化没落的征象，它所表现的世界的偶然堆积和人生荒诞感，已经不能感动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T.S.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是比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伟大的作品。而且从逻辑上看，表现一种文化的深度的代表性文本也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文化已经没落的时候。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有发生、发展、高潮和衰落的过程，这也是著名学者施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分析方法。基督教文化是由希腊的神学与希伯莱的神话、圣史和仪式组成的，是融合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一神信仰的所谓“高级宗教”。在中世纪，二者是在一神信仰的主导下将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莱的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世纪前几个世纪的神学是由圣奥古斯丁主导的，是柏拉图式的；后几个世纪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文艺复兴就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走出书斋一样，开始了学成运用，它标志着基督教文化已经告别了青少年的学习时代而步入了社会。基督教文化发展到这里，从希腊到中世纪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学习阶段）已经变成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以知识创业）。由无所为而为的纯知识学习走向实用，正是青少年步入社会的明证。而要更好地创业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发现不仅要复兴希腊人的科学理性，而且要把科学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伽利略开始，爱智慧走向爱发明、理论科学走向实用技术的文化转折意义是非常明晰的。随着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一神信仰的地盘却在逐渐缩小，甚至无神论也开始抬头。譬如要建立理性王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就站在世俗文化的理性立场上将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挖苦得要死。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从科学的角度对上帝创世造人的神话进行了致命的摧毁。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一神信仰的巨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暴风似乎要将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学理性的海洋上整个儿掀翻。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惊人的才华表现了假如上帝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视了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深层罪恶，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怀描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试图以基督教对他们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没落了，他的作品就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绝响，而且也许是最响亮的。
在上帝死后的当代西方，当神已隐退，魔鬼出笼，对感性现世的沉醉已经使得人欲横流的时候，所产生的文学文本也很难再与基督教传统中的伟大作品比肩。前几年一些国人经常以“后现代”为时髦，但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什么象样的作品呢？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指出的：“目今西方社会已跨进了脱离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阶段，大家信赖科学，上教堂做礼拜，对大半人来说，只是积习难改。”“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曾在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各种艺术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样子不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即21世纪）再有什么光辉的表现了。”（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第44—47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因此，基督教文化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产生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这一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春天，那么，现代主义则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学的残冬。从春到冬，基督教文化是文学大师迭出，美不胜收，而秋收季节最辉煌的果实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不容辩驳的置疑。也许，《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中的《叛逆》和《宗教大法官》是历来反对上帝、控诉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有深度的。
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有许多无神论作家，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们高明在那里呢？其实，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使在无神论的启蒙学者那里，也没有产生“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而是仍然沿用基督教“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只不过是以“理性”取代了上帝，而这一“理性”概念又容纳了上帝。诗人雪莱曾经因为宣扬“无神论的必然性”而吃尽了苦头，甚至被人称为“恶魔”；但是雪莱反对的仅仅是天启的上帝，并不反对爱和美的上帝，相反，雪莱对于在现象界之外的爱和美的理念世界和“一种精神”的永恒本体深信不疑。正如佩西神甫向阿辽沙所说的：“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了。……然而这整体仍象先前一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他们面前，连地狱的门都挡不住它。难道它不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至今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里和民众的行动里么？甚至就在破坏一切的无神派自己的心灵里，它也仍旧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因为即使是那些抛弃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们自己，实质上也仍然保持着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更重要的是，这些无神论者几乎都以为上帝的死去对于西方世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更合理的世界。他们都没有看到，假如上帝死去，整个基督教文化也将随之崩溃。正如T. S. 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所感受到的，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生长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就要等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然后用羊毛再编织一件文明的衣裳，而这样一来需要经过许多野蛮的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已经深刻地表现了艾略特的这种现代感受。 对上帝死后的怪诞世界与荒谬人生的表现，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基督教文化中的先知，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上帝这一概念对于整个基督教文化来说，含义是极为丰富的，绝非像无神论想象的那样可有可无。没有上帝，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复活完全就是一堆骗人的谎言；没有上帝，基督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就失去了根基；没有上帝，所谓灵魂不死就失去了凭据，每个个人都要面对死后什么也没有的世界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前预见，就在于当其他人都忙于现世事务或者醉心于科学的时候，他深切地洞察到没有上帝整个基督教文化将要面临的巨大的价值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慈悲大仁德，就在于他感到没有上帝对于那些“超人”或许还可以忍受，可是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还值得活下去吗？加缪认为，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自杀的问题，探讨人是否值得活着比探讨世界有几个概念几对范畴要重要得多。但是，加缪的观点几乎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话语中抄来的，伊凡就说：“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周围全是面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8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预见到了尼采所能预见到的一切，然而与尼采不同的是，他没有为此欢呼雀跃，而是为上帝死亡的事实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个人也许曾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恶魔式的人物，或者至少为这种思想所吸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在思考，那些不能在思想和艺术中陶醉，那些仅仅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庄稼人等小人物失去上帝该怎么办呢？《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对阿辽沙说：“你要知道，修士，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但是，当伊凡为失去上帝而导致的荒诞欢呼的时候，《罪与罚》中身陷火坑的索尼娅就感到没有上帝无法生活而不能忍受，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那个喜欢酒色而穷困潦倒的德米特里对阿辽沙说：“伊凡弟弟是狮身人面的怪物，他默不作声，永远默不作声。但是我却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他折磨着。假如没有上帝，那可怎么办？……要是没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极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他还能有善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一直想着这个。因为那时候叫他——人——去爱谁呢？叫他去感谢谁？对谁唱赞美诗呢？拉基金笑了。他说，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只有流鼻涕的傻子才能这样说，我是简直没法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64页，第896页）。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比尼采更伟大，就在于尼采仅仅执着于一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同时并写两面。事实上，在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主义作品，正是对伊凡和德米特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的扩展。萨特、加缪的作品似乎是从对伊凡的道路走来的，卡夫卡、艾略特仿佛是对从德米特里的道路走来的，而阿辽沙则是永远地死去了。他们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痛苦地正视着上帝死后的偶然堆积和荒诞世
界，在没有价值依凭的荒原上走着孤独的路，或者焦虑地“等待戈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呈现及其心灵的内在冲突，令人想到被施宾格勒作为西方文化的高峰来推崇的康德。康德无意摧毁上帝，他认为如果没有上帝，自由、不朽等生命要义都不能保证，所以他就把上帝留给了信仰；但是，康德却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的、本体论的和宇宙论的所有理性证明。于是，在嗜好科学实证与理性事实的现代，上帝观念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与此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上帝留下的位子也仅仅是信仰，只是由于他处于比康德的时代上帝的位子更摇摇欲坠的危局，所以才借助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等人比康德更加强烈地希望上帝的存在，以保证靠基督教的上帝保证了将近两千年的自由、不朽等伦理价值，否则，整个基督教文化就存在大厦倾覆的危险。问题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上忏悔罪恶的道路，让基里洛夫为证明自己最高的自由意志而自杀，让伊凡在诱导斯麦尔佳科夫弑父之后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发疯，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雄辩地表明，从科学知识上，从认知理性上，从理论论辩上，恶魔已经彻底击败了上帝，上帝的存在仅仅是靠一种传统和人们的向善之心的纯粹信仰，而真理已经为恶魔所掌握。难怪对法国存在主义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舍斯托夫在考察《罪与罚》中的“超人”思想时写道：“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标新立异得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谁也没有想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又要反对这一思想呢？为什么要争吵呢？又是同谁争吵？回答是：同自己，仅仅是同自己争吵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伟大的救赎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恶魔。尽管他本人对于上帝恋恋不舍，甚至以为是未来天国的必要保证，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上帝无可挽回地死去了！从真理的意义上讲，上帝确乎是死去了！但是，每当走到这个思想的边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赎立场，因为他感到随着上帝死去的将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够让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证据，只是绝望地执着于神的救赎。于是他的思想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激烈地循环性地震颤，而正是这种循环性的震颤，成就了其艺术无与伦比的伟大。 人们或许会问，基督教文化最辉煌的金秋果实为什么不是产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而是产生在东正教的俄罗斯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推崇的陌生化技巧。如果把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视野，那么它确实是许多作家成功的奥秘。英国的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叶芝等文学巨匠，其实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到了英国所产生的陌生化的艺术视野成就了这些艺术天才。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国家，从普希金开始才真正与西方文学接轨。一方面是西欧的科学理性与文艺思潮的涌入，一方面是俄罗斯民众仍然像许多世纪之前那样生活，改革的结果是更增加了民众的苦难，使他们只能在东正教的未来天国中寻找一丝情感的抚慰。于是，科学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在俄罗斯的对立比在西欧各国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其伟大的艺术天才的文化土壤。
2. 给我一些关于变形记）作者卡夫卡的资料
卡夫卡 （1883～1924）
Kafka，Franz
奥地利作家。1883
年7月3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24年6月3日卒于维也纳附近。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法律，1906年获博士学位。1908～1922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大学时代参加布拉格文学界的活动，并开始写作。1908年首次发表作品。一生写了大量作品，但生前只发表很小一部分。遗嘱中恳请其密友布罗德在他去世后焚毁其全部遗稿，已发表的作品也不得再版。但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在卡夫卡去世后将他所有遗稿、书信、日记等加以整理，先后出版了6卷本和9卷本《卡夫卡文集》，其中包括《美国》、《审判》和《城堡》3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写于1912年的《判决》和《变形记》是卡夫卡最早的短篇小说。前者写主人公因不诚实和不称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父亲对他处死的判决。后者写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间变成一只大甲虫，受尽折磨后死去。这两部小说以荒诞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社会中人的异 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长篇小说《美国》描写美国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和劳资对立等现象。《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无缘无故地被捕，但又允许他上班 ，处在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他既不明白自己的罪行，又见不到法官，最后还是被处决了。《城堡》中土地测量员要进城堡，已经到了城堡跟前的村子，可是面对神秘莫测的城堡，怎么也进不去。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卡夫卡的风格。关于城堡的象征和寓意，批评家作出了各种不同的阐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城堡隐喻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看不见的力量。其他作品还有《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万里长城的修建》和《女歌手约瑟芬》以及大量书信、日记、散文随笔等。
卡夫卡常采用象征、梦幻、隐喻、夸张的手法，作品往往总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他的主人公都由一种莫明的势力支配着。这种势力控制着人物的生存状态，怎么也无法摆脱，表现了渗透在西方社会中的异化以及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恐惧和迷惘。他的作品语言明晰、简练，又极其精确。
卡夫卡生前影响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重新发现，不断出现卡夫卡热。对他的创作和作品中寓意的阐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3. 求卡夫卡 审判 各章节内容概述
《审判》一般被分为十章，虽然小说有头有尾，但一般还是认为没有写完。下为每章内容提要。
===被捕—先后与格鲁巴赫太太和布尔斯特纳小姐的谈话===
在他30岁生日的早上，一个年轻的[[银行]]经理约瑟夫·K在自己租的房间被两个差役逮捕了，却没有宣布他的罪名。差役并没有指出他们所供职的机关。K没有被带走，但要呆在家等候来自审问委员会的指示。那天晚上，K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看一个妓女艾尔莎(Elsa)。
K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Frau Grubach)想去安慰K，但无意间惹恼了K，因为她猜想K的被捕可能与他和他隔壁的房客布尔斯特纳小姐(Fräulein Bürstner)的暧昧关系有关。深夜，K和布尔斯特纳小姐谈论起他的困境，但在最后吻了她，这印证了房东先前的猜想。最初的迹象已经表明K将失去自己对命运的控制。
===初审===
K被通知去一个当地的[[法庭]]，但却没有被告知时间。这导致他要浪费时间来等被传唤。当他最终被传唤时，却莫名其妙地被告知已经迟到了。审讯一开始，他就被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法官]]把他的身份搞错了。K在气愤地法庭上说了许多——对被捕一事感到不满，并质疑法庭的能力和公正性。当他走的时候，初审法官对他说：“今天，你自己抛弃了审讯肯定会给被告带来的全部好处。”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中—学生—办公室===
K想去见见预审法官，但他只找到了[[法院]]门房的妻子。他翻翻了法官的书，惊讶地发现这都不是些法律书，而是一些色情书籍。这个女人试图诱惑K，而K决心顺从她，以示对法庭的蔑视和挑战。正当这时，一个学[[法律]]的学生走了进来，在和K发生了口角后，一把把这女人抓走了。
K后来看到了门房，他对自己妻子的不检点很不满，并带K参观了一下法院办公室。那有许多其它被告在绝望地等待关于他们案子的消息。K拼命和那里“混浊沉重而且使人窒息”的空气挣扎，几乎要晕倒。最后他屈辱地被两个官员撵出了法院。
===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朋友===
K回家后发现原来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的蒙塔格小姐(Fräulein Montag)正往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搬，打算一起住。他怀疑这是防止他继续和后者的暧昧关系。另一个房客，上尉兰茨(Captain Lanz)看起来和蒙塔格小姐是一伙的。
===打手===
几天后的晚上，K在自己银行的一个储藏室里发现了两个逮捕他的差役正在被一个上司痛打。这个荒唐的画面好像是专门给K看的：要么是要杀鸡儆猴，要么是显示法院对无能和腐化处理的决心。第二天，K再去这个储藏室时，震惊地发现打手和两个差役还在里面，就像他一天前离开时一样。
===K的叔叔—莱妮===
K一个有影响力的叔叔来看K，那位叔叔在法院里有个当书记的朋友。他对K的困境表示同情，但对K低估这个案子的严重性感到很担忧。K的叔叔把K介绍给一个[[律师]]。这个律师身体不好，由一个护士莱妮照顾。K在他的叔叔和律师还有那个法院的书记谈话时，偷偷和莱妮亲热了一会儿。K的叔叔对此生气，他觉得这可能会对K的案子不利。
===律师—厂主—画家===
K去见了一次律师，发现他反复无常，而且对案子帮不上什么忙。K回到银行后觉得他的同事们都在和他捣乱。
K的一个主顾建议K去见见蒂托雷利(Titorelli)。蒂托雷利是个给法官们画像的画家。他虽然没有什么正式职务，但对法院了解颇深。他说：“你知道，一切都属于法院。”他给K想了几个办法，但这些办法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因为这些办法非常费力，而且结果并不彻底。K的前景不妙。
===谷物商—解聘律师===
K决定由自己来掌握命运，他去见律师，并打算解聘他。在律师的办公室，他看到一个被践踏的人——谷物商勃洛克(Block)。勃洛克的案子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他太依赖于律师所提供的一些没有什么用的建议，在律师面前他完全失去了尊严。这到这幕情景，K相信继续请律师有弊无利，于是干脆解聘了他。
===在大教堂中===
K要带一个从[[意大利]]来的主顾参观大教堂。但这个主顾没有来，正当K要走的时候，一个[[牧师]]叫出了K的名字，尽管K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牧师为法院工作，他给K说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后来被卡夫卡抽出来，收入《乡村医生》(''Ein Landarzt'')那个集子中，故事名为〈在法的门前〉(''Vor dem Gesetz'')），这似乎在说K的案子已经不可挽回了。而牧师的话也暗示了K最后的结局。
===结局===
在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两个黑衣人把K带走了。K几乎没有反抗，显示出他早就预料到此事不可避免。在被押解的路上，K看到一个形似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人。最后K被带到一个采石场，两个黑衣人处死了K。K说：“像条狗！”卡夫卡写道：「仿佛他的耻辱将留在人间。」
4. 卡夫卡的这张雕像有什么含义
满意答案：骑在巨人的肩膀上
5. 诉讼的作品赏析
索克尔认为：“《诉讼》是卡夫卡主要作品中唯一直正难懂的，原因有二：法庭全然的模棱两可和主人公全然的矛盾心理。”正因如此，这部作品自面世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议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法庭是世俗的官僚机构，约瑟夫·K的被捕和受害体现了社会力量对个人的压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庭是神圣的，具有绝对的权力和公义，约瑟夫·K的罪过导致了他的被捕和死刑。应当说，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助于理解《审判》，但却各自忽略了小说的一些关键因素，第一种观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将法庭对应于某种现实的权力形态，因而对法庭隐而不见的神秘性和约瑟夫·K最后的目省没有给予充分的阐释；第二种观点从传统宗教角度，直接将法庭等同于上帝的神圣公义的力量，则忽略了小说所描写的与法庭有关的种种世俗征象，而小说并末指明的约瑟夫·K之罪在他们那里清晰起来，这种在上帝幌子下获得的自明性真理同样值得警惕。
巴别塔的权力主题渗透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审判》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巴别塔，但它所描写的世界图景却遵循着巴别塔的结构模式，即法庭及其所代表的法律为人为建构起来的权威偶像，成为支配世界运行和控制人物命运走向的本质力量。
人类建造巴别塔本意是要用一种客观的权威偶像来保护人的自由和生存秩序，然而；由于巴别塔是人自身权力欲望的投射，因此；它受制于人的欲望本身，具有任意建构的主观性。卡夫卡对巴别塔选择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指出了巴别塔结构的悖谬性，即建构巴别塔最终会走向自由的悖反，权力欲望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使人丧失生存的确定感。在《审判》中，法庭与法律为人为建构起来的权威偶像，田受制于人的主观权力欲望而无法成为客观的公正力量，因为，人们认同它并非纯粹出于对自由和公正的诉求，更是试图通过依附权威偶像来保障个人的合法存在和权力欲望的实现，这样，树立和巩固权威就成为根本目的，追求自由和秩序的初衷反而被降在其次。小说中所有试图“帮助”约瑟夫·K的人，不是将他引向自由，而是为了控制他成教他顺从权威。卡夫卡将律师、画家、教士作为“帮助”约瑟夫·K的人出现是典型而富有深意的。
律师作为法庭与被告之间的中介，本应为被告辩护，以证明他的清白无享，助其恢复人身自由，从而彰显法的公平与正义。但霍尔德律师无意于践行这一职能，他从属于法庭的权力结构，用维护权力体系的论述打消被告显露出的改革司法制度的热情，并宣称：庞大的社会机构有其内在的运行法则和平衡力量，个人是极其渺小的，通过个人的努力想改善社会状况不但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使个人的利益受损。所以，明智的做法是适应现存条件，安于自己的位置，通过斡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保自己的合法性生存。如果霍尔德斡旋关系是为了保障被告的合法生存，那也说明他履行了职责，即便其所使用的方式令人垢病。然而，霍尔德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控制被告，他除了从属于大的权力结构外，还在建构着小型的巴别塔，企图在自己的位置上实现对他者的控制。
画家是艺术的使者，肩负着发现和批判瑰实世界的缺陷，引领人超越日常生活的琐屑进入审美的自由境界的使命。从表面上看，画家蒂托里超然于世俗之外，居住在由人们施舍的楼顶的阁楼间，与一群孩子厮混在一起，保持着艺术家独有的清贫和童心，然而，蒂托里很少从事自己的艺术事业，其主要的工作是为法官画像，他以自己的才能为权威势力推波助澜，法官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即是由艺术符号建构起来的。现实中的法官大都猥琐、无能和骄横，画像中的他们却充满威仪，蒂托里有时还会在法官像背后画上司法女神，意指法官就是法的代理人、法的偶像。凭借为法官画像的“荣耀”，蒂托里在法院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对待约瑟夫·K的事件上，他与律师的论调基本是一致的．即试图将K重新拉回到权力体系中，通过依靠权力、斡旋关系暂时获得安宁，由此，审判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无名之罪也不能得到最终的赦兔。
在人的职务等级中，教士与世俗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是人心灵的守护者，担负着引导人们进入信仰的自由境界的资任。然而，现实中教士却充当了建构巴别塔的最后一步，并使之“通天”的角色。约瑟夫·K期望教士能给他决定性的忠告，以使他能从案子中彻底脱身，过上自由生活。教士确实给了K中肯的建议，并给他讲了乡下人寻求法的寓言：下人来到法的门前，求见法，被守门人拦住，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他决定得到许可后再进去。在漫长等待的岁月里，乡下人曾反复地尝试，用烦人的请求、用丰厚的贿赂，希望能获准进去，但都没有成功。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乡下人模糊的双眼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教士向约瑟夫·K介绍了关于这个故事的各种解释，试图把他从“理解”、“解释”引向“信仰”。但教士的信仰同样沾染上了世俗的内容，诉诸权威，他认为，守门人是法的仆人，隶属于法，“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得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如果说画家是用艺术符号对权威进行神化，其虚构的方式还让人产生怀疑，教士则将权威直接提升为活生生的信仰对象，这样，“法”就从一般的秩序符号上升为一种神权代码，人们不但要信仰它，还要相信和遵从它的代理人。巴别塔经过教士这一环节，真正变成通天塔。教士的信仰在约瑟夫·K看来，是在“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因此，教士是无法为K提供精神坐标，给予他内心自由的。正像教士承认的那样，他也属于法院。
律师、画家、教士的存在表明常人所应拥有的两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人身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然而，在小说中，他们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而且以对权力认同的共谋进一步威胁着约瑟夫·K的生存确定性。如果说人会由于主观的权力欲望僭越自己的职责，束缚他人的自由，那么客观的“法”则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保随。然而，客观的、能够保障人的生存秩序的“法”是否真正存在？
在《审判》中，判决约瑟夫·K的法也是一个秘密，被藏匿在无数道门之后，律师、画家、教士、法官以及许多普通人都充当着守门人的角色，法不再是施行公义的力量，而成为众人一致建构并守护的权力符码，这样，法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便成为掌控人们的命运之神。约瑟夫·K渴望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以便摆脱审判，重获自由，但外部环境却总是诱导或逼迫他顺从权威，自觉遵从权力法则。他最终也认识到：“从任何角度来看，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其全部工作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如果说强力意志是世界的通行法则的话，与强力意志相对的则是“虚己”，在基督教神学中，“虚己”是指上帝通过通成肉身，虚其神性，并以受难的方式警醒和拯救世人。基督“虚己”的拯救是人类理想的高标，常人难以企及，即便如此，“虚己”作为一种终极性价值则可在人的精神层面得以体现，比如自我贬抑、谦卑、祈祷、受难、忍耐、自我倾空等。
约瑟夫·K的死在另一重意义上加以理解，即他的拒绝反抗、安静受死昭示的是对“虚己”的模仿。在生命已被胁迫至死亡边缘的极限境遇里，约瑟夫·K“推波助澜”，以自我放弃的方式实现了自由的最高境界，即不是通过认同权威或扩张强力意志获得自由，而是通过抑制强力、自我倾空实践自由。之所以说是模仿虚已，因为约瑟夫·K的虚己并不具备神学层面的虚己所指的基督为世人开罪的救赎意义，而是卡夫卡对超越巴别塔的出路的探寻，它具有的是问询和启示的意义。 在卡夫卡看来，罪感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我罪故我在”来形容。在卡夫卡的笔下罪感的痛苦与自我的存在是紧密相连的。罪感是个体性的，只有当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开始探询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时候，罪感才会油然而生。在存在论中，“自我是一种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关系。”K的被捕就是K自身与自身发生联系的开始，也是K的“自我”的觉醒。K的被捕提醒了K的自我存在意识，他对生活的视角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开始更多的关注着自我本身，他由对“我”是否有罪的这个问题的思索开始了漫长的自审之路。当怀着满腔的热忱来关注自己是否真的有罪的时候也是K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被捕使K由一个被自身的身份、地位等等世俗的禁令捆绑着的人，变成—个只关注单纯生活，关注自我的自由人：K的天性（欲望）使得他要尽可能的享受着现有的生活，同时也导致了他更深的陷入了罪的泥沼。这样，K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个循环，越追寻生活的真谛，他的恶感就越深刻，他就越关注生活本身。K只要活着一天，K的罪就会有增无减。尽管K没有完全的了解法律世界，然而在K每次进一步触犯法的时候，K的内心总有某种东西呼唤着他意识到法的存在，呼唤着他去直面这场审判，尽快的进入法的世界。K内心的这种向着法的力量就是K的罪感，这种罪感虽然常常被K主动的忽略，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在起作用，这种罪感与K的天性（欲望）暗暗的进行着较量，每当K的天性（欲望）让K太过放纵生活时，他的罪感就会跳出来让K重视这场审判。就这样，在罪感的指引下，K一步步直面真实的自我，最终意识到审判的不可避免，意识到自身的罪是无法洗刷的，再多的反抗也只是徒劳，那只会加深他自身的罪，而无法改变定罪的事实。
《审判》是卡夫卡以K为例对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一次探索过程，同时也是卡夫卡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审查，是他对自身的一次纵向的深入考察：对卡夫卡来说，自我是比全人类更重要的角色。卡夫卡终其一生去寻找的不过是如何使自己更好更健康的话下去，这是他对“自我”进行探寻之旅的出发点与终结点。 所谓荒诞，也可称为怪诞，就是对事物极度夸张的一种方法。即从某种主观感受出发来改变客观事物的形态和属性，直入现象的至深之处，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表现主义作家往往把形象、情节荒诞化。
小说中，作者描写负责看守约瑟夫·K的人；“那人生得身材细长，但很结实，穿着一套十分称身的黑衣服。衣服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口袋、袋子、纽子。还有一条腰带，好像一套游客的服装。因此，显得十分实用，虽然叫人弄不懂干么要穿这种衣服。”这样的看守形象不合常理，让人很难想象。而看守身上的服装无异于奇装异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看到这样的穿着，但正是这种奇异和扭曲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抑郁和恐惧。
主人公约瑟夫·K无辜被捕，稀里糊涂接受审判。他徒劳地做着挣扎，却在法律的罗网中越陷越深。他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紧绷的神经似乎随时都会断掉。这样的描写夸张生动，深刻揭示了主人公的主观感受，生活中充满了灾难，人随时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荒诞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的非理性，在非现实的事件和非现实的人物描写中折射异化的、充满痛苦的现实世界。这种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力求表现强烈的社会情绪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成为“卡夫卡式”的创作风格。
6. 我想知道关于卡夫卡的一些资料
卡夫卡
开放分类： 外国文学、奥地利、意识流、严肃文学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人言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很有深意地抒发了他愤世嫉俗的决心和勇气。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三次订婚，又三次退婚，因而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于是，时时萦绕着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已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因此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卡夫卡追随过自然主义，也受过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高尔基等作品的影响，并对其十分赞赏。但卡夫卡的卓越成就主要不是因袭前者，再去描绘丑恶的客观生活内容，而是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籍，表现客观世界在个人内心心理所引起的反映。而那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因而有人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的话，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阻影中”。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1922年6月辞职。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各地。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形成卡夫卡内向、孤独、忧郁与不幸人生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是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卡夫卡的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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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
中短篇小说《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它描述了一个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是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助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短篇小说《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判决》（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小说主人翁K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应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谁知堡内层层机构，没有人知道这项聘任，K遇上重重的阻挠，只好孤军奋战，和官僚权贵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进入城堡，也无法见到城堡最高当局。
《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致科学院的报告》（1971）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 。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7. 求一部电影 一个人想要逃脱罪名找到了 法官家里 家里还有一个女仆 然后又找到了一个画家
名为《审判》，根据卡夫卡的同名小说改编，有多个版本。
8. 卡夫卡的资料有吗他的文学作品是怎样的定义呢
卡夫卡 （1883～1924）
Kafka，Franz
奥地利作家。1883
年7月3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24年6月3日卒于维也纳附近。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法律，1906年获博士学位。1908～1922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大学时代参加布拉格文学界的活动，并开始写作。1908年首次发表作品。一生写了大量作品，但生前只发表很小一部分。遗嘱中恳请其密友布罗德在他去世后焚毁其全部遗稿，已发表的作品也不得再版。但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在卡夫卡去世后将他所有遗稿、书信、日记等加以整理，先后出版了6卷本和9卷本《卡夫卡文集》，其中包括《美国》、《审判》和《城堡》3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写于1912年的《判决》和《变形记》是卡夫卡最早的短篇小说。前者写主人公因不诚实和不称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父亲对他处死的判决。后者写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间变成一只大甲虫，受尽折磨后死去。这两部小说以荒诞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社会中人的异 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长篇小说《美国》描写美国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和劳资对立等现象。《审判》中的主人公约瑟夫无缘无故地被捕，但又允许他上班 ，处在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他既不明白自己的罪行，又见不到法官，最后还是被处决了。《城堡》中土地测量员要进城堡，已经到了城堡跟前的村子，可是面对神秘莫测的城堡，怎么也进不去。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卡夫卡的风格。关于城堡的象征和寓意，批评家作出了各种不同的阐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城堡隐喻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看不见的力量。其他作品还有《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万里长城的修建》和《女歌手约瑟芬》以及大量书信、日记、散文随笔等。
卡夫卡常采用象征、梦幻、隐喻、夸张的手法，作品往往总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他的主人公都由一种莫明的势力支配着。这种势力控制着人物的生存状态，怎么也无法摆脱，表现了渗透在西方社会中的异化以及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恐惧和迷惘。他的作品语言明晰、简练，又极其精确。
卡夫卡生前影响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重新发现，不断出现卡夫卡热。对他的创作和作品中寓意的阐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9. 卡夫卡的审判里写的什么内容
《审判》一般被分为十章，虽然小说有头有尾，但一般还是认为没有写完。下为每章内容提要。 ===被捕—先后与格鲁巴赫太太和布尔斯特纳小姐的谈话=== 在他30岁生日的早上，一个年轻的[[银行]]经理约瑟夫·K在自己租的房间被两个差役逮捕了，却没有宣布他的罪名。差役并没有指出他们所供职的机关。K没有被带走，但要呆在家等候来自审问委员会的指示。那天晚上，K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看一个妓女艾尔莎(Elsa)。 K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Frau Grubach)想去安慰K，但无意间惹恼了K，因为她猜想K的被捕可能与他和他隔壁的房客布尔斯特纳小姐(Frulein Bürstner)的暧昧关系有关。深夜，K和布尔斯特纳小姐谈论起他的困境，但在最后吻了她，这印证了房东先前的猜想。最初的迹象已经表明K将失去自己对命运的控制。 ===初审=== K被通知去一个当地的[[法庭]]，但却没有被告知时间。这导致他要浪费时间来等被传唤。当他最终被传唤时，却莫名其妙地被告知已经迟到了。审讯一开始，他就被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法官]]把他的身份搞错了。K在气愤地法庭上说了许多——对被捕一事感到不满，并质疑法庭的能力和公正性。当他走的时候，初审法官对他说：“今天，你自己抛弃了审讯肯定会给被告带来的全部好处。”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中—学生—办公室=== K想去见见预审法官，但他只找到了[[法院]]门房的妻子。他翻翻了法官的书，惊讶地发现这都不是些法律书，而是一些色情书籍。这个女人试图诱惑K，而K决心顺从她，以示对法庭的蔑视和挑战。正当这时，一个学[[法律]]的学生走了进来，在和K发生了口角后，一把把这女人抓走了。 K后来看到了门房，他对自己妻子的不检点很不满，并带K参观了一下法院办公室。那有许多其它被告在绝望地等待关于他们案子的消息。K拼命和那里“混浊沉重而且使人窒息”的空气挣扎，几乎要晕倒。最后他屈辱地被两个官员撵出了法院。 ===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朋友=== K回家后发现原来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的蒙塔格小姐(Frulein Montag)正往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搬，打算一起住。他怀疑这是防止他继续和后者的暧昧关系。另一个房客，上尉兰茨(Captain Lanz)看起来和蒙塔格小姐是一伙的。 ===打手=== 几天后的晚上，K在自己银行的一个储藏室里发现了两个逮捕他的差役正在被一个上司痛打。这个荒唐的画面好像是专门给K看的：要么是要杀鸡儆猴，要么是显示法院对无能和腐化处理的决心。第二天，K再去这个储藏室时，震惊地发现打手和两个差役还在里面，就像他一天前离开时一样。 ===K的叔叔—莱妮=== K一个有影响力的叔叔来看K，那位叔叔在法院里有个当书记的朋友。他对K的困境表示同情，但对K低估这个案子的严重性感到很担忧。K的叔叔把K介绍给一个[[律师]]。这个律师身体不好，由一个护士莱妮照顾。K在他的叔叔和律师还有那个法院的书记谈话时，偷偷和莱妮亲热了一会儿。K的叔叔对此生气，他觉得这可能会对K的案子不利。 ===律师—厂主—画家=== K去见了一次律师，发现他反复无常，而且对案子帮不上什么忙。K回到银行后觉得他的同事们都在和他捣乱。 K的一个主顾建议K去见见蒂托雷利(Titorelli)。蒂托雷利是个给法官们画像的画家。他虽然没有什么正式职务，但对法院了解颇深。他说：“你知道，一切都属于法院。”他给K想了几个办法，但这些办法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因为这些办法非常费力，而且结果并不彻底。K的前景不妙。 ===谷物商—解聘律师=== K决定由自己来掌握命运，他去见律师，并打算解聘他。在律师的办公室，他看到一个被践踏的人——谷物商勃洛克(Block)。勃洛克的案子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他太依赖于律师所提供的一些没有什么用的建议，在律师面前他完全失去了尊严。这到这幕情景，K相信继续请律师有弊无利，于是干脆解聘了他。 ===在大教堂中=== K要带一个从[[意大利]]来的主顾参观大教堂。但这个主顾没有来，正当K要走的时候，一个[[牧师]]叫出了K的名字，尽管K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牧师为法院工作，他给K说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后来被卡夫卡抽出来，收入《乡村医生》(''Ein Landarzt'')那个集子中，故事名为〈在法的门前〉(''Vor dem Gesetz'')），这似乎在说K的案子已经不可挽回了。而牧师的话也暗示了K最后的结局。 ===结局=== 在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两个黑衣人把K带走了。K几乎没有反抗，显示出他早就预料到此事不可避免。在被押解的路上，K看到一个形似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人。最后K被带到一个采石场，两个黑衣人处死了K。K说：“像条狗！”卡夫卡写道：「仿佛他的耻辱将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