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开庭之情与法的较量

㈠ 大法官开庭重生判决结果是什么

有权和抵押权重叠成为争夺焦点。深入矿区厂房，理清案件线索，看大法官李少平如何妥善解决案件

㈡ 国外大法官头上戴的那个叫什么是帽子吗

一般英国的法官和一些英联邦国家的法官喜欢戴那个发套，那是英国的一项传统，法官必须戴上假发套，大约是为了表示庄重和公平！

㈢ 马克昌的正直品性

马克昌既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又极善于运用法学理论指导实践。他常常教育身边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的妻子在退休前多次被评为市、区优秀工作者。他的学生许多在国家和省、市公检法部门工作，但他的三个儿女没有一个享受特权的，全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去赢得社会认可，其中大女儿在武汉大学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儿子在省国土资源部门工作，小女儿是江汉大学美术系主任。
早在1980年10月，马克昌被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赴京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的讨论，随后，司法部又指派他担任林彪死党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辩护人。
刑事案件中的起诉人与被起诉人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角色，对于前者，他作为那个时期的受害人之一，巴不得能早一天站出来为历史性审判作出贡献；而对于后者，让起草和修订刑法的人去帮一个著名的反面人物辩护，他的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按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享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自己作为一名教书育人的法学教授，不带头履行法律规定，以后还有谁来维护法律尊严？
在情与法的较量中，马克昌没有感情用事，而是选择了用法律保护人权。他通过研究反复查阅案卷，及与被告的交谈，发现公诉机关对吴法宪的起诉书有几处疑点。
1980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在法庭上，马克昌以辩护人的身份为被告吴法宪提出了三点辩护意见，即：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吴法宪参与了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活动，起诉书指控吴法宪的这一罪行不能成立；吴法宪是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而不是首犯，在量刑时应与首犯区别对待；吴法宪在接到起诉书后直到开庭审判的过程中，能够认罪、悔罪，并揭发同伙，对此应考虑予以从轻处罚。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起诉书指控的吴法宪参与策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未予以认定，对吴法宪能供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揭发他人的表现，以明确的文字予以肯定，最后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三罪并罚，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吴法宪对马克昌为他的法庭辩护而感恩戴德，对特别法庭的判决口服心服。
“马克昌曾是非常称职的人大代表！”武汉市人大一位领导拿出当年报道人大工作的报纸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第一个质询案就是马老等8位委员提出来的。
那是1988年7月，武汉市南航进口汽车修配厂经理卢某突然被武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抓进了看守所。这个刑警大队以卢涉嫌投机倒把为由，不仅没收了卢5辆大卡车，还责令缴纳了11万元罚款。卢出了看守所后，找到时为武汉市人大常委的马克昌，要求还他一个公正。
“刑警队咋能非法插手经济纠纷？”马克昌问明情况后，马上报请市人大对公安局提出意见。
武汉市公安局不仅没有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反而对卢加了个罪名报检察院批捕。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随即将案卷退给了公安局。公安局拖着，对问题不予解决。
1990年1月12日，马克昌等8位人大常委在武汉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对此案提出了书面质询。认为：此案属公安机关越权办案，应予依法纠正。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将该质询案交武汉市政府办理，并限期作出书面答复。不久，公安局纠正了这起错案，及时退还对卢追缴的财物和罚款，并向人大书面汇报了造成这起工作失误的原因。按说马克昌对此案监督已尽到了一个人大代表的责任。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卢得到公正处理后，却对甘肃省一家私营企业欠债不还，导致该企业派人到武汉找卢讨债。令马克昌气愤的是：此人去找卢时，卢却避而不见。此时，他们找到马克昌求助，马老平心静气地以一个长辈的名义给卢写了一封书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来人持信去找卢。这时，卢见了甘肃来的人，与他们签订一个还款协议。随后，甘肃来的人赶到武汉大学面谢马老说：谢谢你帮我们讨了钱债，否则，我们回去真没办法交差。
马克昌在对湖北省及全国许多地方公检法系统“充电”时，反复提到，证据是案件的灵魂，没有证据，就不能立案，形成不了证据链就要撤案，天王老子打招呼都不行。
一次，河南省开封市某法院三名法官在依法执行一起经济案中，被当事人捏造事实告到中央某领导那里。不久，河南省某法院依照中央某领导的批示，分别判处这三位法官有期徒刑3年。河南省高级法院在复查中认为一、二审法院判决有明显偏向，但又碍领导人批示不好撤销，于是带着案卷专程来到武汉大学向马克昌请教。后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马克昌关于要用证据定性的法律意见书，责成河南省高级法院依照法律程序撤销了某法院的终审判决。
2006年3月，武汉市青山区法院根据检察院起诉，对没有指使、没在现场、没有动手的嫌疑人李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其有期徒刑六年，并附带民事赔偿一千余元。马克昌接到湖北人大有关部门转来的咨询函后，马上翻阅了有关案卷，发现这是一起法院不采信公安局侦查结论等人为因素造成的错案，便通过有关方面向武汉市中级法院反映。但该院认为嫌疑人羁押在看守所快一年了，如果完全撤销一审判决，就意味着一审法院不仅要承担错案追究责任，还要承担国家赔偿。于是，决定不开庭审理。
此时，马克昌正在负责博士生考试，十分繁忙。但当他听说武汉市中级法院不开庭审理就可能会维护原判的消息后，连夜铺纸下笔，书写了一份《关于李某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意见》。
2006年6月2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马克昌的法律意见，临时作出决定，开庭审理李案。庭审结果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大相径庭。

㈣ 电视剧大法官里派出所所长开枪杀水果滩老板是第几集

第十四集。

《大法官》是唐敬睿执导，尤勇、刘佩琦、杨立新、陈瑾主演的剧情内电视剧，于2001年10月17日在中央电视台容一套播出。

该剧改编自山东作家张宏森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春江市法院副院长杨铁如等一批法官经手的形形色色案件和法官、司法人员在情与法之间的抉择。

杨铁如下决心重回法庭，他现在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辞去公职。妻子刘早春不支持他的想法，他对陈默雷，说出了他的决定。陈默雷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杨铁如悲壮地说不愿给自己留下一座荒山。市委书记孙志在从省里赶回春江的路上遇到一桩命案。一个派出所所长为了讨价还价，和水果摊主发生争执，便开枪射击摊主。孙志命令用自己的车把受伤的摊主送进医院，可在去医院的路上，人就断了气。

孙志紧急召集各方面的领导开会，要求特事特办，重事重办，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先解决这一枪的问题。孙志特意嘱咐陈默雷，金城的案子，照常开庭，但有一点，不能引出其他的乱子。深夜，陈默雷和张业铭一起走出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张业铭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指指点点，说林子涵不适宜参加此次重大的审判，他还担心郑小泉不胜任金城一案的审判长，对这些问题，陈默雷都避而不谈。

㈤ 今日说法大法官开庭那个杀妻杀子的人判了什么刑法

1、杀妻会判抄死刑，涉嫌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2、法律依据：
1）《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㈥ 大法官开庭重生各方诉求是什么判决结果如何

这是很正常的法官开庭重申各方诉求，但是至于判决结果是如何，那要看他们是打什么官司，然后法官又是如何宣判的。

㈦ 今日说法大法官开庭偷排污水节目叫什么

就叫大法官开庭啊，是多个系列之一，就在这一周的这几期里边，你找找看呢，那一期名字好像是叫“天价讼诉”，分为上下两集。

㈧ 大法官开庭之天价诉讼

中央一台有的看

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哪些内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随后各地法院陆续展开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从目前各地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在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背景冲突、制度冲突以及技术冲突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一、背景冲突
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104万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总数的89.32%；审结102.3万件，上升7.24%；判决生效被告人118.5万人，上升2.24%。法院系统的这种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层表现越突出。以笔者调研的C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为例，该庭主要承办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审案件以及二审案件，2014年该庭共有承办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审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审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计算，7天左右就要办结一起案件，而这中间还要包括开庭时间、案管系统录入办案信息的时间以及撰写法律文书的时间等等，工作强度和压力相当大。该市部分城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这就带来一个现实的悖论：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多年以来逐年递增、高位运行，已经成为新常态，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观因素影响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员额数又受到严格控制，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规模扩编。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采取简化办案流程的方式来“挤”时间、“压”工作量。但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无疑将变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表明，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庭审持续的时间明显拉长，原本1个小时可以审结的案件，现在可能需要4个小时甚至更长；同时，因为要当庭宣判，法官开庭审理时的心理压力比以前更大，庭审的工作强度亦明显加大，法律文书质量的要求也更高。这些新要求、新常态都与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一现实矛盾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解决审判程序的“入口”问题，即必须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将庭审实质化改革适用的对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对复杂、疑难、重大的案件，而对于案情简单、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则应当通过简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决。当前可以考虑的选择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增强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强化“轻刑快处”程序的适用，简化办案方式、缩短办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转。
二、制度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相关制度资源的协助、支撑与配套。否则，单纯的庭审制度改革将如同“孤军深入”，战略上被动而战术上亦难以为继。从各地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一些相关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经严重影响到改革的成效，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审实质化，但在当前案多人少已经成为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改革必须以庭审高效化为前提，实质化的庭审只能针对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进行集中审理，而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时，不约而同都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并突出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事项、展示证据并整理争点的功能。但问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但却并未明确其功能及效力，诸如庭前会议中被告人是否到场、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就证据和事实达成的共识究竟有无拘束力、是否允许反悔等问题规定不明。实践中，因为被告人方反悔而导致庭审“炒冷饭”或程序倒流的现象一再出现，不仅打乱了庭审节奏，更降低了庭审效率。实践中的另一大难点还在于在庭前会议中究竟能否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各地法院的试点情况表明，在庭审程序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庭审效果似乎并不好，因而有观点主张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但在庭前会议中处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确。
二是证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证出庭作证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义，也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等人证出庭率低，已经是长期以来的一项痼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言词原则，广为人所诟病。证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替代品（如证人询问笔录），是造成书面审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证人等出庭作证，但证人出庭作证又需要建立相关保障制度。对此，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专门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第六十三条又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但问题在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上述立法似乎从未真正落到实处。改革试点中证人出庭费用补助的标准和经费承担主体无法明确、统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证人人身安全的主体和具体措施也无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立法上的证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实践中法官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证人出庭作证后，是不是就不允许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词（证人询问笔录）了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固然反对“侦查中心主义”即法官完全以侦查阶段所形成的各种书面笔录作为裁判基础，提倡“四个在庭”：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并不能就此理解为完全排斥法官查阅和使用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包括书面证词。实践中，证人尽管已经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但有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证人翻证的情况下，法官基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考虑，仍须查阅证人在审前程序中所作陈述，以便对证人证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行审查，进而对翻证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实际上是辅助法官进行证据审查、判断的一种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阅、使用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可能并不合乎实际。因此，实务中迫切需要的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书面证言等使用的条件和方式，并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不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建立在控、辩、审三方良性互动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只有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律师提出有质量的质证意见和法律适用意见，才有利于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因而，辩护制度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面相。然而，我国当前的刑事辩护实践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将指定辩护适用的案件范围扩展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与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实属杯水车薪。根据C市法院的初步统计，其市、区（县）两级法院刑事案件辩护律师的参与率只有1/3左右。换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这说明我们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远远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一个症结点。
四是法院现行分案制度与改革有抵触。“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实际上舶来自日本。日本学界曾反思其司法实务中之所以形成书面审判、依赖书证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实际上与法院通常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密切相关，在需要开庭两次以上的案件中，开庭间隔时间很长，通常是以周为单位，有时甚至以月为单位。由于法官同时承办多起案件，只能对案件实行交叉开庭，而无法做到连续、集中审理，导致对同一案件前后两次开庭间隔时间较长。因而，法官对前一次庭审中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内容可能会有所遗忘或产生混淆，为防止事实认定错误，法官只能反复核阅当事人和证人在侦查阶段所作陈述，由此导致书面审判即侦查中心主义。其实，对多数案件并行审理的方式在我国同样存在，由于大多数法院对案件实行轮分制，每一位承办法官可能需要同时承办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审限限制，为防止案件审理超审限，法官只能采取交叉开庭、轮流开庭的方式，即就甲案开完一次庭后，又就乙案开庭审理，而无法做到对同一起案件连续、集中审理，为防止案件事实的遗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后反复核阅卷宗，从而造成侦查中心主义。基于此，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即在对案件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合理控制每位承办法官同一时期承办案件的数量。
三、技术冲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倡导技术理性的制度，它强调的是密集开庭、集中审理、当庭认证、当庭宣判，这是一种高度重视和强调司法技术的庭审制度设计，它要求控、辩、审三方都要具备高超的诉讼技艺：对于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强，要能恰当地引导双方围绕争点展开攻防，要熟悉证据规则，具备当庭认证的能力；对于控辩双方来说，要具备突出的举证、示证和质证能力，要能熟练地运用交叉询问规则展开对人证的盘诘和调查。
但从笔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控、辩、审三方的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距离上述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突出表现在对人证的交叉询问上，控、辩双方明显缺乏对人证如何有效展开交叉询问的经验和技巧，不知该如何正确运用反对权，法庭上经常是反对声此起彼伏，却不着要领；而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对于交叉询问制度中的禁止诱导性询问等规则也是一知半解，当控辩双方行使反对权时，不知是该裁决反对有效还是反对无效，从而使得整个庭审在人证调查环节显得有些忙乱无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对人证频繁发问，又使得庭审更像是大陆法系的轮替询问而非交叉询问。这些情况表明，控、辩、审三方在交叉询问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进程中，实有必要组织控、辩、审三方人员进行相关司法技术和诉讼技艺方面的专门培训和实战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