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权益如何保障制度
A. 如何理解西方国家的法官保障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
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
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法官制度作为英美法系中影响最大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探讨了美国法官的选任、免职、辞职、退休、处罚、待遇以及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再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制度。这对于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比如，州法院对于几乎所有的离婚和儿童监护案件、遗嘱和继承案件、房地产纠纷和青少年案件都有管辖权，并且审理大多数刑事、合同纠纷、交通违章和人身伤害案件。一般来说，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B. 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而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最重要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威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法律权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从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谈起，分析了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司法权威，从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着重研究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 司法权威首先来自“现行法规的确认”,在我国即来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将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要求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事由时,司法机关就应当运用司法权强制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甚至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权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赋予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强制力,司法机关就如同一民间组织,当出现违法事由时,便不能对违法主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司法机关便无任何权威可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与其他国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并无多大差异。从宪法条文上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具有干涉司法的宪法依据。然而在司法的实际运行中，法院与同级行政机关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长低许多，使行政首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等的宪法地位得以演变，成了虽无领导之名却有领导之实的事实不平等关系。“现行体制下，法院工作很现实；……法院工作客观上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此外，我国宪法对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虽有规定，但没有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最明显莫过于缺乏关于司法经费保障的规定。充足的司法经费是实现法院外部独立的物质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法院的控制，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当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经费供给，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经费的短缺，迫使法院将司法的独立性和尊言抛在一边，处心积虑地四处“要钱”，这就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依行政区划设置，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易被行政强制力所淹没，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 2、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难，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对司法公信力表示怀疑。“根据有关调查的推算，我国已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真正在社会发挥实效的只有近50％，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效的法律法规，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实现，“执行难”问题突出。当前，人民群众对执行难的反映超过对审判不公的反映，执行难问题在全国各级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法院反映尤为突出。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实现；部分败诉的当事人不尊重甚至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无理缠讼；少数行政机关对其涉及行政诉讼成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对败诉更是难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决；“执行难”仍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 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作为公诉机关，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实践中，不断有人议论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面临“边缘化”，不断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权力的理解就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惟一的权力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个别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时立案或办了立案手续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办案，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补充侦查或追捕、追诉决定不认真执行，有的补充侦查期限到了之后即将案件材料再原样移送检察机关。从而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造成损害。 5、暴力抗法，打伤打残致死政法干警，政法干警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拒不执行，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权威已荡然无存。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执行职务遭受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些暴力抗法，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政法干警正当履行公务案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对法官和警察个人的人身侵犯，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威、法律权威的公然蔑视，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破坏的外在表现。 三、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的措施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必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权威的司法体制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够自主地依法独立地公正司法，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与社会传媒的关系。 1、正确处理司法与党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司法与党执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矛盾。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2、正确处理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机关当作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执行的必然依据，应当赋予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地方法规的有限司法审查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完整实施。三是严格区分监督司法权的方式与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 3、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要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国家性，明确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性质的不同点。司法权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的整体。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机关，司法权也非“地方的”司法权，整个司法机关体系是统一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各级政权组成的地方机关。二要实行国家对司法的垂直领导，实现司法体制的一体化。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建立一个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保障等都应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真正保证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4、正确处理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增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通过大众传媒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过程，一方面能够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接受群众监督，法官的独立才不至于变为独断专行。” 同时还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对司法过程客观公正地报道培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规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维护司法权威。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坚持“真实、公正、合法”原则，舆论监督和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过多的不当新闻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信任，而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一样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实的基础上的，都要靠公众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证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举措 首先要注意从立法技术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则性过于宽泛，弹性不宜过大，立法用语要避免暧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从上位法为前提，同时要凸显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创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备案制度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备案不仅仅是一种登记、存档的形式上的备份，还应包括内容上的审查。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下位法的备案其实是预防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一个有效机制。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必须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备案的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审查下级立法主体报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此外，要重视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审查，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立法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裁决的权威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是审查、判断、选择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理想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力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效力虽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但以立法工作为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因而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为法律最经常、最权威的解释机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权通过司法解释法律判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笔者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还应赋予地方各级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审查权，地方各级法院有权审查并裁决本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冲突。 五、保障司法权威在立法上的具体建议 （一）确保司法独立 应在实践中实现司法独立,给司法机关强有力的司法权。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细致地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同时还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不能将监督权理解为干涉权。为实现司法独立,还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明确自己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业务干预过多。实现司法独立,最主要的还是要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就要使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权力上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改变当前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状况。 首先,在机构独立方面:(1)改变目前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上的授权代表执政党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2)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将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的做法,改为由国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财政体制上,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财政的做法,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其次,在法官独立方面:(1)严格推行对现行法官的专业知识考试,不合格的坚决另行安置,同时严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法官的资质;(2)在法官的经济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准,以相当于或高于公务员的标准发放;(3)在法官的裁判独立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时改革同一法院内部以及上下法院间的“请示汇报”、“提前介入”的习惯做法,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约束——即对法官违法的惩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内部约束——树立对自身所处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二） 维护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赢得公民对司法权的信赖。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即为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所以司法公正,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忠于法律、维护正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实现公正司法,司法系统应把好司法队伍的人员入口关,在聘用工作中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具备较高学历的、敬业精神强的法律专业人才。另外,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人层次、类型多样,思想上易受腐蚀,所以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还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规则,因为程序具有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义立场,认为程序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它没有任何从其自身品质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程序设计和运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程序设计上的不合理和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也将大受影响,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约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设计者和运行者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认识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品质,设计的程序应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并在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价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终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权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效率。历史上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某一种纠纷方式的存续,即取决于纠纷的性质也取决于解决纠纷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在正义和效率这两大理念的互动中,实现正义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就是有悖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违反程序法的司法行为,既牺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所以说,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决能够及时地作出和执行;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所需的费用、时间、人力等社会成本较低,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审判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正判决的执行率较高。 及时裁判和裁决的及时执行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备条件。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只有通过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才能使社会主体将诉讼作为保护自己权利,解决纠纷的正常的、正规的途径,民众也才能在心理上体验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赖,司法权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实施的低效率、审判的不合理延迟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人们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没有提供应有的救济渠道,这种状况也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的感情,而对司法途径持一种怀疑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律信仰就无从建立。重视效率已成为当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观念,司法效率体现在及时裁决纠纷上,案件久拖不决势必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伤害,使诉讼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司法效率还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 在保障司法权威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在司法权威程度较高的国家，法院一般拥有藐视法庭制裁权，通过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即时惩罚，保障对法庭应有的尊重。英国的法律就对侵犯法庭权威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视法庭罪，侵害证人罪，侮辱法官罪，违抗法庭命令罪，损害公平审判罪等。这对英国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无疑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和拒不执行司法裁判的行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也只能对藐视法庭者拘留15天，这种强制力度，显然不足以对藐视法庭的行为造成威慑。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移送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即时惩罚权。而且根据现行刑诉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责任，远未达到促使有关当事人积极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实际上，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为远不止一件，还有许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现在之所以造成执行难的现状，就是因为没有对那些不执行裁判的义务人和妨碍执行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这种状况不仅使藐视法庭者增强了对法院的藐视，也使民众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视法庭制裁权，面对干涉独立审判的行为显得软弱无力。由于法律没有将即时惩罚权赋予司法机关，使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面对各种各样妨碍司法的行为时，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后果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逆。软弱的司法，一个任何人都敢于挑衅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谈不上被公众信任。因为往往公众在权利受到比他强势的力量侵害时，才导致司法的救济。如果司法本身软弱无力，那有何尊严、权威可言？公众又如何信任？据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上增设藐视法庭罪已成当务之急。
C. 什么是法官制度
法官制度是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关于法官的选任资格、选任方式、任职期限、奖励惩处、物质待遇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的总称。我国于1995年2月28日颁布的法官法共17章42条对此作了较全面规定。
1、 法官的资格要求
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法官的职责是参加合议庭和独任审判案件。
担任法官必须首先具备法官的资格条件。法官法第四章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年满23周岁；
（3）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
（5） 身体健康；
（6） 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知识，工作满2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1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均不得担任法官。
另外，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正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以及人民陪审员必须是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满23岁的公民，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2、法官的任免
宪法和法律规定了法官的任免权限和程序：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免。专门人民法院的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任免办法。
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提出人选。担任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应当从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法官不得兼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兼任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务，不得兼任律师。
对于丧失国籍的、经考核不称职的、因违纪、违法犯罪的，以及因健康等原因长期不能履行职务的法官，都应依法提请免除其法官职务。
3、 法官保障制度
根据法官法规定，法官履行职责受以下保护：
（1） 职业保障。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相应职权和工作条件；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
（2） 工资保障。法官按规定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
（3） 人身保障。法官的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4） 其他保障。法官有辞职、提出申诉或控告、参加培训等权利。
4、 法官晋升制度
法官分为十二个等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为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法官等级的确定，以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根据年度考核，逐级晋升。对法官的考核，由所在法院组织实施，应当客观公正，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5、 法官奖惩制度
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或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应当给予奖励。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
法官不得有下列行为：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参加非法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参加罢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刑讯逼供，隐瞒或者伪造证据；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工作秘密；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玩忽职守，造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故意拖延办案，怠误工作；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从事经营性活动；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等违法乱纪行为。
法官有以上行为者，应当给予处分。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受撤职处分的，同时降低工资和等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其他制度
法官享有退休、辞职、培训、申诉控告等权利。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金和其他待遇。
D. 如何理解西方国家的法官保障制度 论述题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
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
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法官制度作为英美法系中影响最大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探讨了美国法官的选任、免职、辞职、退休、处罚、待遇以及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再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制度。这对于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比如，州法院对于几乎所有的离婚和儿童监护案件、遗嘱和继承案件、房地产纠纷和青少年案件都有管辖权，并且审理大多数刑事、合同纠纷、交通违章和人身伤害案件。一般来说，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E. 如何保障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意义
近日微信朋友圈和网络媒体被一个消息刷屏，2016年9月8日上午9点45分左右，山东寿光法院两名执行人员到菏泽市曹县某银行查封被执行人账户，办理过程中，30余人冲进银行对二人围攻殴打。警察到达现场后，执行员提出让警察提供保护并送二人去医院的要求被拒绝。警察拒绝要求二人去所谓的“指挥部”见县领导进行汇报，二人拒绝后又被殴打。无奈到达“指挥部”见到了所谓的“韩主席”，并胁迫法院将银行的查封手续拿走。直到下午14时30分左右，两名执行员得以乘车离开。这件事震动最大的是法院群体。也许大家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话，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向谁说呢？谁能理解？
法院现有实践中，不可能在诉前保全阶段主动帮原告查遍被告财产。除非有明确的财产信息，账号、房屋地址等，否则不可能主动查，也不可能动用执行查控系统。在财产保全期间就查询当事人的财产信息，也是为了保障执行。执行有多难？去看看执行法官手中人山人海的案子，那一张轻飘飘的强制执行申请书，配上原案文书复印件，凑成几张一卷薄薄的案子，递到执行局，但后面的执行法官要花多少工夫、喊多少话、吵多少架、跑多少路才能把案子执行过来。闹的，哭喊着的在法院执行庭里比比皆是，虽然笔者现在不在执行局，但是前几年的执行法官生涯切身体会到那种痛苦和焦灼，那时就觉得已经够崩溃了，别说有人天天上门找你吵，逼得你再去找别人吵。谁不愿意案结事了高枕无忧，但是可能吗？从案件发生之前，财产就可能转移了，冻结的银行卡都是零，老百姓维权难，好不容易走完诉讼流程，拿到一个结果，执行的时候面临的又可能是毫无希望和遥遥无期的等待。一面是执行难、老百姓维权难，一面是对法院的抵触、不理解、甚至围殴。但是公平不能因此被忽略。作为守护公平的最后一环，不期待能说服任何人，因为规则不在嘴上，但是社会需要确立一个规则，让人们普遍信赖并执行，共用一套规则体系。这是法治。笔者撰写本文旨在从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为视角，谈自己一点看法，与各位同仁共研。
一、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现状
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是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包含执行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等具体内容。当前执行法官面临的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问题有杀害、伤害等直接暴力行为，侵害法官生命健康问题、自伤、自杀等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职业安全问题、威胁恐吓、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非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身心健康问题、法官履职责任追究制度被随意滥用，危及法官职业安全问题。由于范围之广，类型之多，数量之众，难以例举和统计。给法官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法官身心健康。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有无过错，执行法官随时面临着被侵害的危险。再者缺乏救济措施，法执行官时常成为弱势群体。这既是对执行法官身心的伤害。也是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危害。
二、执行法官人身安全和职业保障问题的表现
针对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频频出现，不仅损害了法律尊严、毒化了司法环境、激化了社会矛盾，还严重影响了广大执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威严和社会公正的信仰，从而扭曲和弱化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体系，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谓越来越大。同时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共性问题，我国处于经济、文化、制度等社会领域的成熟和过渡阶段，这一问题的凸显，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负面因素影响，不少当事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部门，经常处在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前沿，一些群众很容易把不满情绪转移到执行办案人员身上。特别是少数地方政府在工作中遇到了阻力，要求法院出面处理一些非本职活动时，更加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和反感，把抗拒、阻碍执法作为宣泄情绪、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给个别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个别群众对暴力阻碍干警执行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骂两句、打几下“算不了什么”；有的群众本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趁机起哄。没有人挺身而出制止不法分子。同时受社会利益调整物化思想严重的影响，一些当事人心态失衡。在社会进入“改革攻坚期、利益调整期、矛盾高发期”阶段，社会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保护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整体步伐，一些弱势群体表现出心理上的“焦灼感”和“危机感”，一些强势群体表现出行为上的“暴力威胁”和“利益共生”倾向，从而致使相当部分的社会公众滋生“不平衡、不公平、不满意”的心态，对立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而执行过程恰恰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契合点，也是各种利益和情绪的交汇点，在此情况下，一些当事人为捍卫自身的权益，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过激手段，将不满情绪和吃亏心态的怨气发泄在法官身上。少数败诉的当事人是出于报复和仇视的心理，对执行法官实施人身侵害，制造暴力事件。
（二）舆论导向尚需要引导。媒体不能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忘却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忽视其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作用。不可否认在执行队伍中存在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但执行队伍的整体形象在逐步提升，社会公信度在逐步提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媒体的适时适度介入有利于宣传执行队伍建设新形象，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与此同时普法工作滞后，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法制观念淡薄。多年来突出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社会人的精神关注。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不仅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匮乏，而且严重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公正司法的要求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矛盾。少数当事人囿于自己的知识面，往往以自身利益得失来理解法律。在诉讼中，比较多的农民缺乏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一不如意就和法官对着搞，动辄耍横的、动粗的比较常见。执行中，有些人为维护乡邻关系，有时会参与围攻、抗拒执行。还有的当事人认为自己“有关系、有门路”，视法律为儿戏，信“访”而不信法。少数当事人对执行法官的查封决定视若儿戏，随便撕毁，有的甚至千方百计转移、藏匿财产以逃避法定的义务，再加之法律思维与大众的朴素思维存在现实差异。一些当事人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众，在诉讼过程中觉得自己“有理走遍天下”，不懂得也不重视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旦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出现败诉或者法庭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出入较大时，就想当然地以为法官偏袒对方，或者拿了对方的好处，或者对方“上面有人”，在觉得自己有理却又吃亏的心态下，当事人往往会迁怒于执行法官，对法院也心生怨恨，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或者受到外界刺激，就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容易酿成围攻和袭警事件的发生。
（三）相关法规制度的缺位，打击不力。从现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规定来看，我国对执行法官的从业资格和从业道德要求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对执行法官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只在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法官的“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行为的惩处措施不足。我国现行刑法专设一章“妨害司法罪”对打击报复证人，扰乱法庭秩序，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行为规定了刑罚处罚，但却无制裁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的相关规定。一些闹得凶的、危害重的、影响大的，往往以“司法拘留”的形式把当事人拘留几天放回收场，刑事扣留、追究刑责的更是鲜见。再加之刑法、治案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中，只对侵害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对侵害执行法官的案件和事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进行整治处罚。但往往由于有关单位未能较好配合，难以及时对暴力抗法者进行刑事处分，而只能由法院作出司法拘留和罚款处理了事。由于法律的权威性、操作性不强，使得一些人敢于藐视法律，甚至敢于公然与法律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
（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乡镇政府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的依法办案进行干预，特别是对外地法院的执行更是横加阻拦。有的表面上支持外地法院执行，实际上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寻找种种理由，甚至以影响稳定为借口，向法院施加压力，制造执行障碍，使外地执行举步维艰。有的对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敷衍塞责、久拖不执，或者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要求委托法院中止、终结执行。执行中一些有义务协助的部门和被执行人串通一气，刁难执行人员，阻碍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
（五）执行法官内部消极保安全的思想比较流行，缺乏对自身安全的警惕性和应急能力。一方面，法院对损害执行法官人身权利行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总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且法院内部对执行法官遭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少数法院连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都不完备。另一方面，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多数法官是采取消极躲避和息事宁人的方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委曲求全，不敢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制裁违法当事人。再次，部分执行法官还存在防范意识不强和应变能力不高的情况，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报告和积极应对，致使损害后果扩大。少数当事人正是摸透了“法院怕出事”“法官怕惹事”的心理，动辄恶意上访、无理缠诉、暴力抗法，或采取自杀、自残的方式相威胁，辱骂、殴打甚至加害法官时有恃无恐，无所忌惮。此外，个别法官素质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法院安全措施不力等也是产生过激行为出现暴力事件的原因。而执行行为简单粗暴，也是诱发暴力抗法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甚至故意把素质较差的干警放在执行队伍从事执行工作，这就导致执行队伍的素质先天不足，很难保证执行行为的公正、文明。再加
F. 法官判决不公正，我该如何维护我的权益
15日内你没有上诉，你若有新的证据你可以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申诉的。
G. 国家公务员权益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1）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纲领，起到补版偿劳动者收入损权失的功能。
（2）社会救助。其目的是帮助社会成员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低纲领。
（3）社会福利。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状况，是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高纲领。
（4）社会优抚。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特殊纲领。
（5）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纲领。
H. 如何维护法官的中立性
法官中立性在实践中的体现
所谓“法官中立”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不偏不倚，不倾向于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对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存有偏见，而应当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11条明确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法官调解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并注意言行审慎，避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的怀疑。”这条规定完全与审判程序公正的中立性要求相吻合的。可见，法官中立既是一种诉讼理念，一种司法观念，也是一项法定职责和义务，其内涵包括：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一切从案件情况出发；追求司法公正；注重程序公正；坚持依法回避。法官中立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具体要求：一是法官必须同案件事实或结果之间没有关联性。二是法官不得对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存有支持或反对的偏见。法官所形成的偏见和预断有可能会妨碍纠纷的公平处理。因此，在诉讼中，对有关问题的裁断者或处理者只有保持中立、无私的地位，与诉讼主体没有利害关系或不持有偏见，案件才有可能得到公正处理。
从人民法院工作职能看，其主要承担案件立案、审理、执行的职责，法官中立在这三项职能中也有所体现。
一、立案中的中立性。立案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组成部分，它与审判权和执行权一样，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在立案工作中强化司法公正意识，坚持依法公正的立案，是保证案件公正的判决和执行的源头。由于在立案阶段不发生事实和法律的任何判断，所以立案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表明其对案件事实或性质的立场，其行为一定是中立的。立案人员的任何意见和立场，都必然构成对立场中立和审判独立的干扰和破坏。因此，法官在立案中要保持中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法官在立案中坚持“不告不理”原则。中立原则要求法官在利益上与案件无涉，对当事人不具有好恶偏见。中立从根本上决定法官在程序中的被动和消极地位。司法权的最大特点也在于其被动性，通俗地讲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法官在当事人行使诉权时应秉持消极性，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不能越俎代庖，影响其公正性。如果法官积极动员促使当事人成诉或教导当事人如何诉讼，必然令对方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性及程序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甚至不信任，而破坏法院的形象。其次，根据意思自治法律规则，法官的职权应受当事人处分原则的拘束。法官应当被动地按照当事人的主张审查立案，当事人愿意告谁、喜欢怎么告是当事人的权利，只要符合起诉条件都应予受理立案。而不宜借“指导”为名行干预之实，避免给予当事人以“门难进、案难立”之嫌。第三，对任何与法官自己利益有关的涉讼，立案阶段同样都应当回避。法律上的回避制度应不仅仅限定于对案件的审判方面，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增进司法的凝聚力。
二、审判中的中立性。法官审判中的中立是法官独立的一种特殊表现。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除作为国家法律的代言人、适用者外，并不充当任何其他国家机关的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公民与社会组织个体利益的代表。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中立性分别表现为消极状态和积极状态，而消极性中立才是的诉讼结构的技术、文化内涵的特质。总的来看，法官一旦不保持中立或使各方不能平等参与，就可能在认定事实和评定证据方面产生预断，形成偏执，以至于作出错误的裁判。即使没有导致裁判的错误，没有损害参与者的实体权益，没有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但是在程序进行中地位不等和权利失衡，也对当事人的自尊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要保持中立，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不歧视和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尤其是对弱势一方当事人要考虑到给予充分的司法救助与人为关怀，以避免和防止当事人对法官的公正性、中立性产生怀疑。法官审判中立性具体体现为：第一，法官不得与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利害关系，既然法官作为独立的“第三者”，就不应与诉讼双方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否则审判中立和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这要求法官本身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对一方当事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应自觉回避。因为，另一方当事人往往难以发现和证明法官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法官不自觉回避，本身说明存有私心和存在偏袒不公的可能。第二，法官应当中立地的主持庭审。庭审中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对等的机会陈述事实和理由，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不因当事人的地位不同有不同的对待，对弱势一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给予充分的保障。“兼听则明”，才能准确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准确把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才能够全面审查并分析当事人的证据，发现疑点把握本质，并通过自己冷静的深思熟虑作出客观的评断，真正体现人民法院对法官审判中立性的高度重视。第三，法官应当准确适用法律理性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受一己的偏激和外界的不当干预的影响，独立作出裁判。法官的职责在于将静的法条通过活动变成制约社会现实的鲜活的规范。这既要求法官对法条有理性的理解和见解，又需要对社会现实有理性的分析，并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联系，找准切入点。裁判文书不仅要体现国家的法律，还要反映社会正义的理念，论理不仅要充分，还要有充分的认证过程。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的应当说明理由，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予确认的更要进行充分的说明，使规范落到实处，从而确保最终裁判结果并公之于众的法院裁判文书能够充分体现法官审判中立和公正性。
三、执行中的中立性。执行法官中立是当事人对司法信任的精神支柱，也是执行法官应当在那些利益处于冲突的状态下诉讼参与者各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要实现司法公正，执行法官必须保持中立。中立的规则包括：执行法官不得有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利益和偏见；执行法官应当在法律文书执行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性；执行法官不得与当事者任何一方进行单方面接触。因此，执行法官要树立“中立”理念，确保公正执法，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执行法官要从“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权”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认为执行工作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债权，没有实现债权执行工作就没有完成，这是片面的。执行工作应当追求执行程序、执行方法、执行措施等在内的程序公正价值和实现债权的目标价值并存的观念。其次，执行法官应当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建立客观公正的意识，必须在中立的状态下履行执行职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同等距离，绝不能亲一个疏一个，对案件执行工作抱不偏不倚的态度。即使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权利依然是平等的，法官在释明时应与当事人保持等距离，不能厚此薄彼，带有偏见，否则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当事人纷争的旋涡中。第三，要做到执行穷尽原则。执行穷尽是指法院依据债权人请求实现之特定的内容，采用各种执行方法、措施和途径后，均不能使案件得以有效执行，而债权人也不能提供能够证明尚有可能执行的财产，就应当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债权人在提起诉讼前就考虑到债权能否实现的风险意识增强。不能把未能实现债权的责任归罪于法院，更不能使承办执行法官背黑锅。执行法官是否尽到法定职责，不是以债务人是否履行义务为标准，而要求执行法官按照执行程序，穷尽执行措施为追求的目标。正因如此，执行法官才有可能扮好这个角色。
综上所述，法官中立既是实现案件实体公正的基础，也是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法官居中而断，在双方当事人与裁判者三方中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结构，确保当事人地位平等，这既是诉讼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当事人的自然要求，不但有利于体现程序公正，也有助于达到实体公正的目的，从而树立起审判权威，增强司法公信力。
I. 如何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民主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权益保障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进一步在司法领域全方位落实人权保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决定》鲜明地提出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要求，并作为一条进行专门论述。
必须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庄严写入我国宪法，成为一项重大的宪法原则。
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依法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充分考虑涉案财物的判决与处理当事人及有关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明确可及时返还被害人的财产范围，加强对涉案财物处置的法庭调查，重视案外人提出的权属异议，完善涉案财物的处理程序，切实保障被害人和财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法律追究，防止有罪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罚。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进一步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完善强制措施的解除和变更程序。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努力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当事人都能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
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发挥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维护人权的作用，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辩护权和辩论权。积极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完善律师结构，加强行业自律。
J. 为什么法官的人身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法官违法犯罪，高官厚禄没有人敢管法官，怎么就人身权益难以保障了！真实胡说八道啊！天津第二中级法院王法官判决，让我赔偿老婆出轨生的王法官家的孩子一千多万元。这是人身权益难以保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