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❶ 评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时间：2005-9-4 17:01:09 作者： 来源： 点击： 次

--------------------------------------------------------------------------------

由于当前法院调解制度所依赖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以及制度设计本身不够完善等因素，使得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日显其负面效应，有必要通过改革，使这一制度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民情和社情，又能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融入不断发展中的法律体系。

一、现行法院调解制度面临的困难和出现的弊端

（一）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发生的纠纷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复杂程度上都非昔日可比。这些变化都使得在小型而简单的纠纷前游刃有余的法院调解在如今复杂的纠纷前显得力不从心。在涉及数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经济纠纷中，要在双方间进行调解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城市人员流动性大，陌生人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强化，以维护人们之间和谐为宗旨的调解在不少情形下让位于“为权利而斗争”。

（二）实践中出现强制调解等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滥用审判权的情况。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但是事实上，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一是可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二是调解书无须严谨的判决理由，制作难度小；三是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这就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审判权极易被滥用。

（三）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疏漏。

一是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可以反悔，违反民事基本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这种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相悖，故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二是调解适用的范围不明确。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事争议案件，在各种审理程序中都可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多方的非法目的。

三是调审合一和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由于立法上调审合一，调解人员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当事人施加各种影响，以促成调解成功，而法律又缺乏调解期限的规定，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造成当事人讼累。

二、改革与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构想

（一）确立正当的诉讼目标，摆正法院调解与审判的关系。

确立正当的诉讼目标，摆正法院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让两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1．限制适用法院调解的案件范围。如离婚、维持或终止收养关系等涉及公民人身权的案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先行适用调解；而非讼案件、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不应适用调解。

2．取消庭前调解的做法。由于庭前不可能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应当取消庭前调解的做法，但这并不等于取消庭前准备工作。

（二）强化法院调解中的合意。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和对法院调解性质的片面理解，导致实践中当事人的合意性和自主性被削弱。因此，改革法院调解制度应增强当事人的合意性和自主性。

1．在法院调解的启动上，可分为强制调解与自愿调解两种。强制调解由法院依职权径行调解；自愿调解依当事人申请启动调解程序。

2．规定撤回调解制度。当事人可以撤回调解申请，产生终结调解程序的效力。

3．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在法官兼任调解者与裁判者双重角色时，当事人的合意无法免于被强制的危险。因此，拆分这种“一身二任”的举措能够避免作为调解者的法官利用审判权压制当事人的情况，也能够避免法官受调解时先入为主的印象而影响审判公正。

4．调解方案不得由法官提出，而应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调解法官可以提出建议，但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

（三）完善法院调解的程序规则。

1．规定调解时限。民事诉讼法仅第九条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此外没有明确规定调解时限。为杜绝以拖压调、久调不决的现象，应对法院调解的期限作明确的规定，超过规定期限调解不成的应当判决。

2．规定调解协议书达成即生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改为调解协议书经过法院形式审查，即可生效，就能够避免现有规定下，实践中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即当事人不在同时签收调解协议时，先签收的当事人不知何时生效，以及后一当事人在签收前又反悔，使调解协议无法生效。

3．对调解日期和调解处所的指定，通知书的送达，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违背调解时到场义务的制裁，不公开调解等也要进行细致的规范。

4．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发挥人民陪审员在民事案件调解中的作用。凡矛盾易激化案件，都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

❷ 我国古代有司法调解制度吗

有的；
传统调解制度是我国古代实现"无讼"理想境界的一种司法制度。从先秦到明清，调解制度始终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在司法制度上的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对民间调解制度的极大依赖。

❸ 如何认识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民事调解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化解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内。该制度容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不但在我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生命力顽强，更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所拥有的独特价值，从而在世界上享有“东方经验”之美誉。
所谓民事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员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就他们之间具体的民事纠纷，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项司法制度。现笔者欲从哲学、文化、经济等角度简要分析该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❹ 我国的调解制度包括什么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它已形成了一个调解体系，主要的有人民调解、法院调解、 调解组织、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

❺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有什么作用

第一、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对维护当前社会的稳定是极其有利的。
第二、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以及在诉讼中付出的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

第三、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导的特质；

第四、调解协议有利于实际履行，避免执行中的困难；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的，因此对其后果不必过多地依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确少于判决。

第五、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协商和妥协探索双赢的结果。

其次，对于法院而言，由于调节可以减少诉讼环节（特别是开庭前达成调解的），加快法院结案时间，并无需经过上述程序，易于履行，可以大幅度地节约公共成本和司法资源，符合效率和效益的原则，同时当事人自愿性使其处分权又是实现结果公正的最好保证。

最后，调节对于法官来讲也存在着较多的益处。

第一、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因为判决不公，法官将可能承担错案追究的风险，判决也可能会导致当事人的上诉，而上诉后又有可能使案件被发回重审或判决被改判。生效的判决也可能会引发检察机关的抗诉或其他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而判决一方当事人白术也有可能因该当事人的不服而无止无休地告状。这些都又会影响到对法官业绩的评价，然而，调解结案则避免了这些风险。因为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第二、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像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并阐明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总是做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以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正是由于调解自身的这些优势和它可给法官带来的诸多益处，所以调解功能在长期以来得到了不断的强化，甚至调解结案成了许多法官的偏好。调解本身作为当事人在司法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通过平等协商、主动自愿地解决其民事权益争议的方式，无疑是解决冲突的有效率的方式，在完全尊重当事人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确实有判决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点。

❻ 我国的调解制度包括司法调解吗

不包括司法调解。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内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容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它已形成了一个调解体系，主要的有人民调解、法院调解、 调解组织、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
司法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

❼ 我国调解制度主要有哪些功能

你好，你是指那种调解！
在中国，调解的种类很多。因调解的主体不版同，调解有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权政调解、仲裁调解以及律师调解等。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进行的调解；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的调解；行政调解是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国家行政机关主持下进行的调解；仲裁调解是在仲裁机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在这几种调解中，法院调解属于诉内调解，其他都属于诉外调解。
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❽ 请问我国法律，司法解释中有没有关于法院调解期限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法院是如何避免久调不决的

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直接规定调解期限，但是对于案件整体的审理时间专审限有明确的法属律规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审限内结案。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❾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中法院的地位

法院民事调解调审分离庭前调解法院民事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进行，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

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欲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首先应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权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第三种观点“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的折衷方案，认为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

这是由于：其一，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

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法院调解的地位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1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

因此，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即便抛开经济体制转轨、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下降等因素，如果把经济纠纷也作为民事案件来统计，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依然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毫无疑问，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如此广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无疑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

一般认为，法院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可以增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诉讼和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尤其在适用于婚姻家庭类、群体性集团诉讼、小额标的争议、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业务伙伴之间的诉讼等案件时，其作用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当然，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也并非已经完美无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对其作用的发挥构成了严重阻碍。

二、法院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法官的调解偏好极易导致审判权的滥用。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其一，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二，调解可以使法官就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问题，轻易地回避作出困难的法律判断；其三，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

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

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因此审判权极易被滥用，表现为背靠背调解，暗箱操作定案：“和稀泥”式调解，侵犯当事人的权利；“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行调解；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等。

从而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利于一个公平、诚信、规范交易秩序的形成，也有损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

由是设立调解制度“有利于及时、彻底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意义也难以实现。

庭前调解弊大于利。

庭前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开庭审理前对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在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

它是当前人民法院广泛采用并被认为是及时、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途径。

有学者在论及“调审分离”时，就主张参考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

有学者认为，法院调解不应当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条件，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形，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法院没有必要干预。

笔者认为，“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调解的基础。

法院不经过庭审中的质证和认证，是不可能查明讼争事实、分清是非的，也就难以优质高效地依法主持调解，审理活动容易背离公正和效益两大司法目标。

因此，应当把“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作为调解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如果当事人就纠纷已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属诉讼中和解，可以到法院申请撤诉结束诉讼，此时法院结案的方式是撤诉而非调解。

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疏漏。

一是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可以反悔，违反民事基本法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而调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协商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

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但必须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这种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相悖，故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因此，对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应加以相应的修改。

二是调解适用的范围不明确。

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事争议案件在各种审理程序中都可以调解方式解决。

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不当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给人一种法院执法不依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多方的非法目的。

同时，法院实质上放弃了依职权干预、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方案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三是调审合一和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

由于立法上调审合一，将调解与判决一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解偏好，调解人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当事人施加各种影响，以促成调解成功，而法律又缺乏调解期限的规定，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造成当事人讼累。

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的透视和剖析，笔者认为，法院调解只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通过当事人合意选择解决私权利纷争的一种形式。

既不应对其盲目推崇而持“唯调是从论”，办案以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为宗旨，认为只要调解成功，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应对其一概否定，持“重判轻调论”，认为现在审判方式改革了，调解变得可有可无，调解工作流于形式，而片面强调当庭宣判率、一庭结案的作用。

三、改进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改进法院调解制度应把握的原则1、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存废之争。

现行法院调解制度有三个基本原则，依次为当事人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合法原则。

对自愿和合法原则一般没有争议，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保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

有学者认为，调解不应当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因为“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

笔者认为不妥。

因为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成果，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都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和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制建设明显滞后，法官的素质仍不够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仍不够强，法院推行的仍然是沿袭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无异于赋予了法官以职权任意干预、处置当事人处分权的权力，法官的行为更加缺乏必要的约束，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司法专断和司法不公，这不仅不能实现设立调解制度的立法本意，也难以使当事人真正在平等协商中解决纷争。

因此，现阶段仍应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只有在将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取代职权主义模式时方可考虑取消这一原则。

2、调审是否分离。

根据各国情况，目前共有三种调解模式：一种是调审结合式，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以德国、中国为代表；一种是调审分立式，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一种为调审分离式，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以美国为代表。

基于前述法院调解制度运行中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调审应当相对分离，但考虑到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合法三项原则及诉讼成本因素，可由同一法庭主持庭审，并对其加以必要的约束，而实现庭审的合法有效运行。

故笔者这样来构建调审分离程序：把法庭调解置于法庭调查、辩论阶段后，法庭判决前的一定期间内进行，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在调解期间内法庭也可以作出判决。

在庭审查明事实后，不管是否能够促成各方达成调解协议，法庭都应当在调解期间内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逾期法庭则不再进行调解，必须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及时依法作出判决。

这样既可发挥法院调解制度的优点，又有利于贯彻落实调解的自愿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

当事人在法庭判决前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及时向法庭说明，以撤诉的方式结束诉讼。

根据诉讼效益原则，调解期间不宜规定过长，以20日为宜，因简易程序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其调解期间以10日为宜。

当然，应当把调解期间计算在法定审理期限之内。

具体改进构想1、取消庭前调解的做法。

如前文所述，既然保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而庭前又不可能查明讼争、分清是非，故应取消庭前调解的做法。

但这并不等于取消庭前准备工作，应由法官在答辩期满后的一定期间内，组织当事人庭前听证，明确案件争议焦点及无争议的事实。

如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自愿达成协议，属诉讼中和解，当事人可以撤诉方式结束诉讼。

2、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除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无效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以外的民事争议，在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的条件下，法院都可依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3、法官中立主持调解。

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强化并贯彻当事人处分原则，绝不能包办当事人的工作。

庭审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后，在调解阶段法官不应一开始就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庭审，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说理，把法言法语和群众语言相结合，摆事实，讲道理，释法律，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使当事人的主张进一步向客观化、明朗化转化，调和社会常识、法律规范、事实关系及当事人的意见，使案件事实清、道理明、人心服，促成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鉴于我国经济基础仍较落后、国民法律素质仍不高的基本国情，现阶段如果当事人在庭上调解不成时，法官在庭审结束前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评价，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点和不利点，征询当事人能否在此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4、调解应当公开进行。

公开审判是我国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制度，适用于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的民事争议，其目的在于将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增强审判人员依法办案的责任感，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情，正确解决纠纷。

但由于缺乏立法上的制约和保障措施，公开审判没有被真正地贯彻执行，实践中法官由于利益或能力等原因进行暗箱操作办案，造成当事人怀疑法院办案不公，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不够好。因此，调解应当在庭上公开进行，把当庭调解与休庭调解相结合，必要时可邀请双方信服的案外人到场参与调解，提高调解的透明度。禁止“背靠背”调解，不公开进行的调解属程序违法行为，是引起再审程序或检察机关抗诉的一个法定事由。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调解也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之间公开进行。5、调解协议达成即生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在当事人达成协议后至签收调解书前这一段期间，形成了一个当事人可以滥用权利的“盲区”。建议把该法条修改为“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达成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只要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行使了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当然应受到该行为所生法律效力的约束。6、调解书限期送达。当前司法实践中送达调解书的问题很突出，如未送达调解书就让当事人先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迟延送达、送达不到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特别授权人等等，造成讼累，不能发挥调解及时、彻底解决民事争议的优点。因此建议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规定：“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的，除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外，应当在10日内送达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