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法官为何不审案南方周末
1. 南方周末：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
编者按：秋风先生针对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疾呼提出，中国更需要的不是“人的解放”、启蒙的再造，而是道德与社会的重建。虽然两者的共识都是恢复和复兴社会、文化的传统，催生和呼唤中国精神的变革，但所论相异，正构成了“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这一论题。本期特刊发秋风先生另一篇深入阐明其观点的文章，相当精彩，予人启迪。敬请读者垂注。 崔卫平先生的《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引入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阐发军宁先生提出的“个体至尊”命题。她恰当地指出：“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她的文章几乎很少关注到社会，而几乎完全在论述个体。她呼吁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而据她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每个人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她也呼吁人性的锻造与刷新，当然，锻造的主体仍然是理性的、自足的个体。 这是一套标准的现代性论辩，是在中国盛行了近百年的启蒙话语。但对这套话语在当下中国的相关性，我始终持有一种质疑，这也正是我质疑“中国文艺复兴”命题、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是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的依据所在。当然，要支持这样的判断，需要探讨文艺复兴及其精神的直接继承人———启蒙运动，究竟如何理解人的本质、理性的性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存在及其尊严的含义等等最为深刻的哲学与伦理问题。 启蒙的迷信文艺复兴致力于发现人，继之而起的启蒙运动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其主要手段都是康德所说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即，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因而，18世纪这个启蒙运动长期以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 但越来越多的思想史家认识到，从11世纪算起的中世纪，同样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是一个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从19世纪末开始，严肃的历史学家，其中以阿克顿爵士为代表，已经不再谈论所谓“中世纪的黑暗”。事实上，中世纪经院哲学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精神，它复兴了古典哲学。美国法律史大家伯尔曼的研究表明，西方近代的法律传统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近代宪政主义则形成于英格兰中世纪历史过程中。也就是说，构成现代性之核心因素的思考方式、法律与政体，都扎根于中世纪，而不是近代启蒙哲学从理性的天堂扔给人间的一块大馅饼。 诚然，中世纪有黑暗的一面；但这样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假如我们能够意识到中世纪的另一面，则对于自负的现代性，对于夸张的启蒙话语，我们或许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现在已经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欧陆启蒙主义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是自负的、夸张的：它把它之前的中世纪描述为黑暗的，但它在带来了个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创造了另一种黑暗或黑暗的可能性。 启蒙哲学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是唯理主义的。古典与中世纪哲学认为，人存在于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整体中，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人的目的是真理、善及美。到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个体具有双重属性：他的驱动力是无穷尽的物质性欲望，比如自我保存、或征服他人，这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人又具有无限完美的理性，能够洞见实现上述欲望的手段。因而，近代以来，人普遍地成为一种精于理性的利益计算的“经济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到法国启蒙运动，一代一代近代哲学家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共同体形态。古典及中世纪哲学则认为，家庭、职业团体、城邦等等自小到大的社会共同体形态，都是人为了实现其目的而自然地生成的，使人趋向于圆满。到启蒙哲学那里，这些东西都成为个体意志的产物，甚至家庭也是个体通过契约的方式、为了实现自己的动物欲望而构造出来的。在康德那里，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婚姻家庭没有社会或者文化价值。今天的经济学家用市场交换原理来分析爱情婚姻，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 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恰当地称为“建构论唯理主义”。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统制、计划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至于一切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制度，也都是人通过契约的方式构造出来的。既有的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传统制度，必须到启蒙哲学家所组成的理性的法庭上接受最严厉的审判，若不能通过理性检验，就应予以摧毁。启蒙哲学家进而承诺，在此废墟之上，可以依据理性塑造出新人，并经由这些新人的有意识构造，形成新道德、新文化、新信仰、新社会组织形态。这样的信念从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路传递到中国，形成新文化运动，并一直绵延至今，改造人性成为无数志士的理想。 可以说，启蒙哲学为了让人摆脱所谓“不成熟状态”而毫不犹豫地驱逐了上帝，但人自己却成了上帝。而人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惟一资格是他具有天生的自然理性。启蒙时代的理性是一元的、单薄的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传统认为，人的理性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因而是十分珍贵的；但人的自然理性须以经验为依托。另一方面，理性是有限度的，启示和习惯对于人的存在同样重要。启蒙哲学却只承认个体的自然理性，而抛弃了经验，真理和智慧只需通过个体秉具的自然理性即可获得。 人成为上帝，及理性面前人人平等，为大众民主制度开辟了道路，以智慧的名义进行少数人统治不再具有正当性。不过，这种论证却也为绝对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当年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论证说，既然人人都只有自然理性，那国王就可以跟法官一样亲自审理案件，也不需经国会同意即可随意变更法律。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可怕政治后果，恐怕只存在于后启蒙时代。因为，假如人的理性是平等的，则意志就从后门潜入，意志强大的个体或群体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改造世界和人性，法律也不过就是强者的意志而已，这强者可能是独裁的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群体或大众。启蒙之后似乎人人都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然而，若统治、法律只是意志———不论其为善恶———之事，则法治、宪政丧失了根基。 当然，我并不准备像启蒙者形容中世纪那样形容启蒙。启蒙确实让人摆脱了束缚，释放出了人的创造性。但这不是启蒙的惟一后果。启蒙也用一种偏见替代了另一种偏见：它创造了一种理性的迷信，及对个人欲望的随意承认。当国人呼唤文艺复兴、呼唤启蒙的时候，确实需要深思启蒙的这另一面后果。 个体尊严不在个体身上从胡适到傅斯年再到殷海光，一直到今天，这种激进的启蒙传统在中国代有传承。因为他们痛切地感受到了个人所遭受的压抑及普遍的不自由，因此，本能的反应就是解放个人。当然，他们并未否定道德、信仰、社会的价值，但其论述中隐含了一个奇特的两阶段解决方案：先摧毁旧的政治、道德、信仰、传统，把个人从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新人，享有纯粹自由和无上尊严的个人；再由新人自由地制定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产生新权威，享受新生活。 但是，已故美国学者爱德华·席尔斯曾精辟指出，任何把传统推倒重来的努力，最终得到的后果都只有废墟，而不可能成功重来。近百年来主流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全盘推倒的工作，每遭遇一次重大政治、社会、文化挫折，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就是更激进地解放个体。然后，中国文化、道德、社会诸领域进入被启蒙得七零八落但新道德又无法重来的困境中。正是这种状态，让很多中国人毋须犹豫即成为物质与权力拜物教的信徒，而不再承认世间还有对与错、是与非。尽管中国还远没有现代化，但社会上显然已充斥着现代性的两种典型精神症状：物质主义及由此导致的虚无主义。 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代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变革。不过，继续解放个体，让每个人更绝对地自己为自己立法，似乎是南辕北辙。因为，在没有“元规则”的前提下，每个人自己为自己立法，结果必然是个体的动物欲望更猛烈地释放。 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将人还原为孤立的个体，也就无所谓尊严。人的尊严必然体现于与他人、与各种共同体的关系中。 由于把人还原为欲望的实体，所以霍布斯说，人的尊严和自由只存在于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因而，最大限度的自由就只存在于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对所有人战争的状态。这样的尊严和自由是狼的自由，对于人来说当然毫无意义。这一霍布斯式的尊严悖论表明了，鲁宾逊的状态与人的尊严根本是不相干的。 因此，重申人的价值的尊严的希望，不是继续解放那孤立的个体，让其欲望更加不受阻碍地放纵，而是通过某种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让个人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即个人积极参与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道德、社会。在此过程中，个人将会发现自己与他人的价值与尊严。 为此，就需要存在一套让个体有尊严地合作的规则，也即让个体保持尊严的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商业惯例、文化习俗等等。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精神变革，就是让每个人具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生成此类规则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空荡荡的个体身上是无从发现的，因为，这个自认为享有主权的个体排除了他人的存在；因为，形成规则所需要的理性远远超出了个体自然理性之潜能；因为，就像博弈论所揭示的，单纯自利的理性算计，形成不了合作性规则。自由人只能在元规则之下的互动中，才能生成趋向于自由和尊严的规则。 对此，另一个启蒙传统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启发。 另一个启蒙传统一说到启蒙运动，人们立刻联想到巴黎的“启蒙哲学家”及由此演变而来的欧陆唯理主义传统。然而，启蒙运动真正的发源地是英国，法国启蒙运动是一个“后进”国家知识分子对前者的成功作出的一种激进解读———这样的解读一直以来对同样处于后进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从1990年代始，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传统，即哈耶克所说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以英格兰普通法传统为经验基础的英国个人主义传统。这一启蒙传统强调了个体自然理性的有限性。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普通法法律家爱德华·库克爵士精彩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反对詹姆斯国王之君主专制的理据是，普通法乃是无数代法官之司法的“技艺理性”的完美成就，它高于任何单个人的理智，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改变普通法———哪怕是国王或者国会。由此他得出了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国王必须服从法律。依此类推，国王或者国会无权改变道德，插手文化，干预社会，控制市场。因为，所有这些制度所蕴涵的智慧，都是国王或者国会议员们的理性不可能全面理解的，它们属于并且只属于相应共同体中的全体成员。英国启蒙运动———其集中表现是苏格兰道德哲学———承续了这一普通法理性传统，诚如哈耶克所说，英国式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理解人。 个体之存在有赖于诸多个人所不能理解、但最终有利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的正当行为规则，人首先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因为这些正当行为规则蕴涵了无数人的智慧。当然，规则不是神圣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持续的互动创造出新的正当行为规则。但这种创新只是在传统的边缘上进行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组织形态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状态，但借助于人在其中的努力，可以从坏的趋向于较好，而这同时也是个体之自由扩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是在既有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的框架内通过边际上的创新寻求自由的，而不可能划分为先解放、后再造这两个阶段。获得自由与人的自我驯化、相互驯化是同步的。 在此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正是“元规则”。没有元规则，人们的互动就无从展开。它们为人的行为确定了客观的规则，它可能表现为律法，可能表现为既有的伦理规范，或者习俗惯例，以及法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但依循这些规则，却可以与他人合作，并借助每个人的创造性，生成扩展自己自由的新规则。正是那些元规则，把超越个体之短浅目光的持久性价值，比如善，传达给个体，这些超越性价值赋予个体的行为以意义——意义不是个体能够自我生成的。 因而，个体的自由、尊严不是逃避他人，把他人当作丛林中的敌人，把文化、道德、社会看作实现自利的纯粹工具。社会性是人之存在的构成性特征。道德、文化、社会是人的本质所在。只有在具体的道德、文化、社会中，人才有谈论自由及尊严的资格和必要。自由不意味着解放，只是意味着人在规则之下但又可以不断创新规则，人生活于社会中但又可以改进社会。自由呈现为一个渐进扩展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终极状态。人的尊严正体现于对自由的这种明智追求过程中。
2. 为什么说《南方周末》是中国最无耻报纸
这个就要从《南方周末》的历史来看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媒体状况是这样的“报社不能自行报道国际新闻，省外新闻也不能报，更不要说负面了。新华社通稿不能改，只能删。批评县委书记要省委组织部批准，批评公社书记要地委组织部批准。公检法系统不能批，只能写内参。记者去地方采访要接受当地党委领导，涉及到任何和省委有关的信息都要经过省委领导批准。”（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回忆）
到了90年代，江艺平女士继左方先生后接任主编。
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不平事越来越多。左方先生一直有“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观念，在这时更进一步，在新闻版面，主要以揭黑调查为主，比如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 （1998.1.9头版）、特别报道：山西“割舌事件”真相调查 （2000.5.12头版）等。而副刊版，主要关注先锋艺术和新锐艺人，张元、贾樟柯等人的长篇报道最早就是由南方周末推出的。1999年1月，长平和沈颢两位编辑，以编辑部的名义，完成了新年献词南方周末 -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文中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正义，爱心，良知”的办报理念。
这段时间的最显著特征就是“贴地气”，2000年即将来临时，有的媒体追寻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有的派记者到全世界各地采访庆典活动，而南方周末在常务副总编辑钱钢的主导下，推出了千年特刊“记者回家乡”《回家过年》《南方周末》编著 。并由此确定了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宣传语：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当你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
3. 为什么现在南方周末的新闻味道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看南方周末的，不能看内容。
一要看标题，是否具有煽动性和引导性
二要看内容中的关键词，比如越是故事性强，篇幅长的，越容易夹带观点，比如任何负面事情都可以归结为“体制”问题，有兴趣可以查查这俩字绝对是南方周末的高频词
三要看做报道的记者背景，比如某些记者的经历，网上的言论，都说明了他们的写作立场
四要看南方周末的广告版面，计算他们广告收益和广告投放商
五要看南方周末版面中软文的比例，区分哪些是软文，哪些是报道
六要看南方周末的社评和地方报纸的社评是否有联系，他们一般都会抱团发社论，制造社会舆论
所谓媒体，不过是武器，南方系号称中国媒体的黄埔军校，洗白了中国传媒记者圈的半壁江山，其威力远比美国人把航母开到东海，乱中国必南方系无疑。
对于新闻来说，最客观的就是消息报道，通讯社那种短消息，而不是评论。当新闻不再单纯的时候，其中隐含的乱象，总是让人触目惊心。行内俗称收红包为“拔萝卜”，一般500起，能力强的记者，红包往往比工资高，而且记者应该是高收入阶层，而又掌握着话语权，所以常常藏在媒体之后，把其他阶层顶到风头浪尖上。
今年的媒体致敬被中宣部叫停了，因为南方系今年搞联合社论，联合13个地方媒体社评版，现在南方周末的社评和选题客观性越来越少，政治味道越来越浓，整天鼓吹“有宪政自由，人民就富裕”这样的论调，无非就是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毁了执政党政权，今年炸药奖和平奖的时候让南系的记者一阵高潮。2006年南系的记者就声称要占领地方媒体评论版，现在媒体抱团，大肆鼓吹所谓的媒体监督政府，其实质更类似于裹挟国家，干涉国家政策，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
例如南方周末某期《消灭农民》为标题的报道，用口号性引导性煽动性的标题，而内容则是以反对旧村改造政策，暗示土地私有化，这摆明了是为买办资本说话，目的是为了反共而不顾农民利益。之后南方系的《新京报》更是以"农民被上楼"为题，连续报道夸大负面内容，和南方周末遥相呼应。中国媒体的半壁江山已经被亲美反共的南方系掌握，值得关注的是网易，腾讯，天涯这些网络媒体，也有很多南系出身的人，网易和腾讯的审查制度很严，而且只要是骂政府的都通过审核，支持政府的反倒不容易被通过。腾讯新闻更是选题负面，而且经常乱改新闻标题，夸大和歪曲新闻事实，丧失新闻道德。
“新闻自由，舆论监督”，都是应该的，但是新闻自由不是无限自由，舆论监督不是裹挟国家，南方系的本质就是一家为资本卖命的媒体，丰田汉兰达爬坡门的时候照样挂广告，因为丰田的公关早把他们拿下了，什么媒体良心只不过是卖点和护身符。
4. 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是谁
倪征澳
5. 如何看待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一事
关于“辱母杀人案”的几点看法
首先要说的是：
1、不要简单印象化为辱母儿子才杀的人。辱母与杀人之间确实有时间分隔，不是立刻发生为了阻止辱母，但捅人时非法拘禁殴打在进行中，且是警察到后又出去后发生的。
这个锅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可能是为了吸引舆论取了这个标题，至于拿下体打脸、KJ等内容只是传播过程中某些人的想像，南方一文中没有这个，至于说极端手段，在女性面前裸露下体，肯定算的，于妈说对方要强奸也不为过，毕竟当时是被非法拘禁中。
该报道选取了主要事实，基本事实无误，请参看第四条。但没提之前于妈借贷的情况，但这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请参看第三条。
2、不要被洗地的水军如带节奏的 @岱强-踏浪 的胡说八道混淆视听，说什么黑吃黑、南方系媒体抹黑公检法之类。
现在用网络搜索“辱母杀人案”就可以看到判决书及其它媒体的报道，如中国青年报的《“于欢故意伤害案”细节还原》等等。
3、于母很快被泼上了借贷失信非法集资等脏水，有人带节奏说是黑吃黑，或者说借高利贷活该。但这些就算是事实也与此无关，不能说借了135万还了184万还有一套70万的房子抵债或者说扣押之类，还欠17万还不起，这种情况下债务人就得承受非法拘禁侮辱殴打。何况于只是被牵连的，他不应该承受这个。
关于于母（苏总）借贷情况，@财经网 有比较详细报道，并不是故意失信的。非法集资问题，警方一直也没有确认。
4、关于@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是否带节奏扭曲事实，在微博上有篇头条文章@破破的桥 写的《简单讲一下辱母杀人案的报道逻辑（附媒体报道和判决书对比材料）》，大家可以看看。直接上结论吧：从判决书看，几方供述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矛盾（但有一些A说B不说的内容）。
5、@聊城中院张文峰 提出了他认为的正确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拿出手机录像取证。请张法官参考报警人老婆被报复摔手机一事，以及于并不是在外面混在吃瓜群众中，他和他母亲是在被11名涉黑人员非法拘禁中，在警察来后都出不去，何况拍照？
6、对这个案子，我最关心的是，在面对多名涉黑人员的违法伤害（如非法拘禁侮辱殴打）时，普通人该怎么应对，才能合法官的心意？
不能法律只是保护黑社会犯罪分子的权益，而无法保护守法群众的利益吧？
7、判决书细节存瑕疵。比如涉黑人员中只有一人不小心供述了部分与于相同的供词，承认于拿刀后警告别过来，承认将于强按到沙发上。其他人都聪明地回避了对于有利的部分，特别是都不提殴打于。而于及其母都说在于出去被阻后被殴打。这些证词不一的地方为何不进行确认？如果涉黑人员在于持刀警告后不是过去殴打于，难道是过去道歉？
判决书还有个对普通人不利的地方，将涉黑人员对于的殴打简化为“冲突”，毕竟有个施加方的吧，在被非法拘禁（控制着不让出门，即使在警方到来后）、强按、殴打（这个涉黑人员聪明的没提）时，于难道不能反抗？这个能适用中性词冲突吗？
8、判决结果如果是合适的，普通人将无法应对多名涉黑人员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肉搏的话，毕竟不是人人是兵王，对方11个人，两个人控制一肢，还能剩3个人进行殴打。而且在被非法拘禁后，消灭证据是很容易的。影视作品中受害人们拿起工具反抗，按聊城中院的判决，就都成了违法的了。
舆论不该影响判决，但判决要能经得住考验。
为何好多法学专家甚至公安大学（希望没记错）的都在看了判决书后不认可这个判决？关键是法官对当时于处于非法拘禁侮辱殴打不认定于处于被侵害状态，反而觉得有民警出警了就不该再闹大，对方11名涉黑人员没动刀子你就先动刀子不对，却不想想，在民警出警却很快出去，而于依然处于被非法拘禁殴打状态下的绝望。
9、有人拿律师和记者是朋友说事儿。个人觉得不伤大局，只要报道不失实。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如果失实了，那个记者也就别干了。
10、在犯罪分子进行不法侵害时，他们的权益应弱化于受害人的权益，受害人应该可以对其进行伤害反击。除非是他们没有伤害能力或者放弃抵抗了，这时的反击才是过当。当然，这是我一个法盲理想化的想法。
就像一个女的在反抗强奸时把人杀了，这叫故意伤害吗？
同样，于是在被非法拘禁殴打时的反击，持刀后还警告对方别过来了，这怎么能不叫正当防卫呢？
不同的，是警察来了又出去了，但对于来说，警察能保护他吗？
11、关于那个捅人后背，判决书上郭树林的证词说是“郭彦刚一扭身攮到他后背了”，不是背后捅人。
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希望普通守法群众可以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不是担心面对黑社会犯罪分子的威胁。
希望能惩恶扬善，让黑社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们乐意见义勇为。
希望高利贷和黑社会这种违法犯罪的东西能被消灭。
希望我们的警察法官能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不愧于自己身上的国徽。不要仅抠教条，还要考虑判决结果的社会影响。
6. 聂书斌被冤死15年了，真凶也被抓5年了，为何至今不能翻案
我来试试是不是禁止回答
7. “无证收购玉米案”,王力军非法经营罪，一审请了假律师，是怎么回事
根据公开的报道，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一审的确是委托了假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事务所，一审法院对律师身份的审查失职。
冒充律师，代理案件，收取费用，这是刑事诈骗案，当事人可以报案，并依法追究冒充者的刑事责任。也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冒充者的法律责任，因为无代理资质，无代理权限，而冒充者本身代理的案件就是非法经营罪，这是极大的讽刺。
关于真假律师判断，法律工作者判断，简要回答如下：
律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全国，民商事刑事案件代理，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服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所在区县，只能代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也不能跨区跨县执业，更不能跨市跨省执业，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附：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_新闻频道_东方头条
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与临河区法院仅一条马路之隔，王力军在这里找了自己的一审辩护律师。（南方周末记者 滑璇/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也无“王润生”律师。司法厅称，官网是实时更新的。
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注册晚了，“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2017年2月13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再审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控辩双方均主张王力军无罪，法庭决定将择日宣判。
2016年4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出再审指令。
再审现场坐满了前来旁听的人大代表和记者。王润生没出现。作为一审辩护人，他为王力军做有罪但罪轻的辩护。但此后，王润生连王力军的电话也找不到了。
在一审判决书中，王润生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简称“青银所”）律师。此外，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简称“二所”）主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不存在；在山东省司法厅注册的律师中，也没人叫王润生。
执业时，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不能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刑事案件。“无证收购玉米案”，是一起刑案。
王力军找到王润生是2016年春天，案子已由检察院移送法院。一直自信无证收购玉米“不算个事”的王力军，拿到开庭通知后，从临河区法院出来直奔二所。
与附近其他几家法律服务所相比，二所的位置最好，就在临河法院对面，只隔一条马路。墙上的公示栏显示，该所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王润生的名字在第一排第一个，职务为“主任”。
接待王力军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交了100块咨询费，王力军被告知，如果认定非法经营罪，可能会被判三到五年，还有一至五倍罚金。听说可能要坐牢，王力军决定请个律师——二所主任王润生。
据二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所里接的案子以民事居多，刑事一年只有几件。王润生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收案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民事案件收取标的额的4%；刑事案件，公安、检察院、法院每阶段各5000元
。
刚借钱交完6000元违法所得、5000元保释金，5000元的律师费在王力军眼里不是个小数目。但陪他同去的女儿不肯省这笔钱。她在西安工作，是一本大学的毕业生。
王润生掏出律师执业证让父女俩看，两人随便一瞥，也没拿在手里细瞧。王润生的律师执业证显示，他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
交了钱，双方签了刑事辩护委托书，但这份协议王润生似乎没给王力军留底。“我把所有跟案子有关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但都没有这份协议。”王力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一叠诉讼文件，其中就有与两名再审律师签
订的委托代理协议。
南方周末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王力军与王润生的刑事辩护委托书上不仅有二人签名，而且按着王力军的手印，加盖了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公章。
依照刑事案件程序，律师出庭前要向法院提交三样东西：与当事人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律所出具的刑事辩护出庭函。
王润生提交的刑事辩护出庭函内，抬头为临河区法院，落款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并加盖公章，右上角还有“【青银刑字第201600293】”字样。
到法院调卷后，王润生很快有了判断：“我第一反应是，整个案子的侦查情况比较模糊，21万的非法经营数额不太清楚。别的没有疑点。”
在王润生看来，这样的案子并不复杂，侦查机关早把各种证据准备好了，非常清晰，自己不用再去调查取证。他甚至在开庭前就预测出了一审结果。因为王力军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粮库、淀粉厂等正规销售渠道，“
没有卖到黑道上”，非法经营数额虽然高达21万，但实际获利只有6000元，“所以我预计他能判缓刑”。
王力军从王润生处也曾得到同样的信息：你这个罪名应该能认定，我不可能承诺给你辩得无罪，只能给你争取缓刑。
根据临河区法院笔录，2016年4月5日一个多小时的一审庭审中，辩护人王润生的话很少。他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法庭调查时无发问，对公诉人出示的十多组证据无异议，辩方也无证据出示。
质证时，公诉人提到临河区粮食局、临河区工商分局开具的王力军无经营资质证明时，王力军忍不住说道：“我没有办证资格，只有固定场所才给办证。”辩护人王润生依然无异议。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王润生说得也不多。他说：“被告人是无意中触犯了刑法，不是故意犯罪，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有自首情节，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正规渠道，获利数额较小，请求法院从轻判处。”
当被问到有无新的辩论意见时，辩护人王润生又说：“王力军无意识犯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无证收购玉米案”曝光后，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尤其是质疑粮食收购资格审批和市场经济下的管制。
2017年2月13日的再审，是另一种场面。辩护人是从北京来的律师王殿学、张雪峰，两人自愿为王力军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对检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多次质疑。比如，王力军亲戚杨某认为王的行为属于犯罪的
证言，律师认为这与本案无关。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
2017-02-16 10:19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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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根据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而该条例在2016年2月进行了修订，不再要求农民个人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王殿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二所的办公室里与王润生进行了一番对话。当记者提到一审开庭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已修订时，王润生反问：那是判决以后的事情了吧？
“修订是在开庭前两个月，你当初想过从这个角度给王力军辩护吗？”
“我想过，我也说过。法官不采纳。”
“别人收粮食咋没事，别人大部分都有证，或者挂靠在某一个有粮食经营许可证的公司。”王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法律上来说我不能做无罪辩护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在那放着呢，还有法律规定，所以
我只能做罪轻辩护。就这么简单。最后给他判了缓刑。”
一审时，王力军的一切诉求就是不进监狱，让他能够回家种地。王润生说，王力军对缓刑的结果很满意，没有上诉。但最高法院经过审查后，指令再审。王殿学认为，最高法院主动要求再审的情况十分罕见。
王力军说：现在才知道我这就不应该判有罪。要是早知道，我就上诉了。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青岛人，青岛大学法律系毕业；在青岛的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148法律服务二所两头兼职。据他介绍，青银所有十几名律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收录“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代理、辩护的12件案件，其中，内蒙古9件、甘肃2件、福建1件，裁判起止时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上述青银所参与的案件，全部由王润生、陈正勃代理。裁判文书网上查不到该所其他律师代理的案件。
王润生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9次，某交通肇事案为刑事案件，其他皆为民事案件。陈正勃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3次。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二所十几名工作人员中，有三名律师，除了自己，还有王飞、邬瑞。巧合的是，二所也有一名工作人员叫做陈正勃。南方周末记者询问陈正勃是否也为青银所律师，王润生给予了肯定的答
复。
律师执业证显示，2015年5月18日山东省司法厅向王润生发证。据他介绍，2001年他从山东到内蒙，一直在做律师的行当，2002年取得律师资格。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山东省司法行政网”上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
记者再分别输入王润生的姓名、律师执业证号、法律执业资格或律师资格证号，均显示“暂无符合条件的数据”。陈正勃的信息同样查不到。
但若换成其他山东律师，只需输入姓名、证件号等任一项，即可显示结果。即便是2016年因故未通过年检的律师，也能查到相关信息。
内蒙古司法厅官网也查不到王润生与陈正勃两名律师。
对此，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2016年回山东注册时因事耽搁了，“原本应该5月注册，我7月才去，已经注册完了。可能因为这个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
王润生还说，“他（陈正勃）估计现在也查不到，他和我一块去注册的，也是注册晚的。注册得晚，估计系统就不报了。”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山东高院的关系向山东省司法厅查询，得到的结果也是，没有“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没有律师王润生、陈正勃。记者又通过青岛市司法局的内部渠道查询显示，查不到青银所。
对于是否存在系统登记疏漏的情况，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向山东省律师协会考核监督部咨询，答复是：不可能。只要他拿了执业证，司法行政网上肯定就有他的登记。
山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资质管理科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答复是：山东省司法行政网是实时更新的，如果在这个网上查不到，那就可能没有这个人。
该查询系统还提示，2009年全国统一换发律师证后，执业证号以“137”号段开头；此前的“150”号段执业证号不作为律师身份的证明，致电才可查询。王润生的执业证号为“137”号段。
一名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曾告诉他，网上查不到青银所，“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人把它当事”。
二所与临河法院不过几十米远。王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与“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的两名法官都相识，“有时候他们法院印不了东西，偶尔过来印印东西”。
2016年7月，“无证收购玉米案”经媒体报道引发全国热议。王润生当时还很纳闷：咋就传出去了？他为此问过法官，法官说，案子被法院当做典型案例上网做了宣传。“后来又再审，我感觉他（法官）这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裁判文书网显示，王润生还以巴彦淖尔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二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在内蒙古代理民事、行政案件33件，判决起止时间为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从时间上看，王润生交互使用着律师、法律工作者两个身份。
对于专职律师是否可以在法律服务所任职，上述山东省司法厅及律协两机构的答复一致：不行。“专职就是这个意思，要不怎么叫专职律师呢？”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简称“法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萌芽、80年代发展起来的职业。彼时，中国的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律师奇缺，为了填补农村、城镇的法律服务空白，一支特殊的法律人队伍建立起来。
“他们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巴彦淖尔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法工都是退休的公检法人员，而最近十几年，过司法考试的做律师去了，有些岁数大的干不动了，巴彦淖尔的法工只出不进越来
越少，现在还有一百多人。
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工，多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乡镇法律服务所或司法所执业，手里拿的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据上述工作人员介绍，与律师相比，法工执业受到三大限制：只能接当地人的案子，“好比你是临河的法律工作者，当事人必须也是临河的”；报酬标准参照司法部针对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规则，与律师收费完全不同
；不能从事刑事辩护。
然而，三条老规矩，有两条早已被时代淘汰。比如，法工的收费标准已突破司法部的硬性规定，“不然连调查取证、开庭的车马费都不够”；实际接案时，也会有人打破地域方面的限制，基本没什么人会管。
唯一剩下的，便是不能为刑事被告人辩护。上述工作人员说：这是一刀切，绝对不允许，只有律师才能接刑案。
尽管如此，南方周末记者还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到了两份刑事判决书，陕西丹凤县、贵州黎平县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别成为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中被告人的辩护人。
会不会是当地律师稀缺由法工顶上？上述工作人员解释，如果某个地方律师特别稀缺，国家会调配一部分律师去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事，巴彦淖尔就有过，从市区临河调律师到相对偏远的乌拉特中旗接案。
在临河法院旁边、二所斜对面，还有另外几家法律服务所。一个房间里，一名四五十岁的女性法工正为来访者解答与离婚相关的问题。她的名片上印着“法律本科”及资格证号。
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这是什么资格证号时，她说，“就是我们工作用的证”。那是律师？“不是，我们和律师的区别就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至于是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等，她只字未提。
在许多法律专业人士眼中，法工的地位非常尴尬，“只能吃律师吃剩下的”。尤其在城市，提到法律、打官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律师。
“大概90%的人不知道还有法律工作者这么个职业，”上述巴彦淖尔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他们硕果仅存的服务市场，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乡镇等地区。
因为“无证收购玉米案”，众多媒体赶来采访王润生。“记者来都是先找我，再找他（王力军）”。不过，他曾拒绝了内蒙古电视台的采访；当一名报社记者希望与他合影时，他同样婉拒，“我不想出名，我就是平
民老百姓出什么名？我就想平凡地生活。”
（南方周末实习生席莉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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