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法官逐级遴选
A. 法官检察官选任委员会由什么组成
法官、检察官复的选任，要坚持党制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法官、检察官首先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为了保证专业能力，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检察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人士代表。建立逐级遴选制度，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检察院择优遴选，既为优秀的基层法官、检察官提供晋升通道，又保证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强的司法能力。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办法，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为建立法律共同体搭建制度平台。
B. 十年副处级三级高级法官套改后对应几级法官，2017年退休时按照应当按照几级法官标准拿退休金
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
（厅字[2017]44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巩固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完善相关政策，确保司法责任制改革有规范明确的政策依据，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现就进一步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正规化建设，打造对党忠诚队伍
（一）加强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
深化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法治观点侵蚀，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法官、检察官政治轮训制度，打牢高举旗帜、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健全职业道德准则、职业行为规范，加强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教育，完善职业道德评价机制。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统一职业培训和入职晋级宣誓制度。
（二）严格纪律作风要求
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加强纪律规矩经常性教育，引导法官、检察官养成纪律自觉。统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司法权运行新机制相适应的监督制约体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
二、实施员额制，建设专业化队伍
（三）严格控制员额比例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严格控制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建立员额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机制，由省级有关部门在总额度范围内明确辖区各法院、检察院员额控制的具体比例，确保员额配置向基层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区、单位倾斜。办公综合、政工党务、纪检监察、教育培训、司法技术等非业务部门不设置员额。
（四）严格遴选标准与程序
遴选法官、检察官，应当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基础上，突出对办案能力、司法业绩、职业操守的考察。入额遴选坚持考核为主、考试为辅，考核主要考察办案质量和效率，考试主要考察办案能力。原办案骨干调离办案部门5年以上的，需回到办案岗位担任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满1年方可参加遴选。市地级以上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通过逐级遴选方式产生。市地级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应当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省级以上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一般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根据工作实际预留适当数量的员额，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按程序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
（五）发挥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把关作用
遴选委员会通过面试、考察等方式，对入额候选人的专业能力进行把关。遴选委员会委员对候选人入额资格提出异议，法院、检察院未予说明或者说明未获认可的，经遴选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可以否决相关候选人入额资格，并书面反馈相关法院、检察院。候选人名单经向社会公示，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方面考察把关，党委按照权限审批，本级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命。
（六）建立健全员额退出机制
法官、检察官调离办案岗位、退休或者离职的，自然退出员额；办案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应当在考核结果确定后3个月内退出员额。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不办案或者办案达不到要求的，应当退出员额。不分管办案业务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非业务部门负责人进入员额的，应当在入额名单公示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按照组织程序免去原有领导职务，调整到一线办案岗位，未按时调整的，应当退出员额。省级以下法官、检察官退出员额，由所在院党组审议决定，报请省级法院、检察院批准后，送遴选委员会备案。
三、落实责任制，规范司法权力运行
（七）规范权责配置
建立权力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明确应当由院长、检察长以及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可以由法官、检察官决定的事项，并分别规定相应责任。法院实行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检察院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未入额人员不得独立办案。
（八）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
确立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独任法官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该案合议庭法官签署。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长、庭长不签发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专业法官会议可以为独任法官、合议庭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采纳与否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入卷备查。审判委员会发挥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管理、研究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讨论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等的敏感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九）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
坚持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检察长领导检察院工作相统一。检察官对检察长负责，在职权范围内决定办案事项。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的，可以提出复核意见，或者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检察委员会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负有决策、指导和监督职能。
（十）完善入额领导干部办案机制
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每年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其中，庭（处、科）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0％；基层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30％；市地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20％。严格领导干部办案量的统计标准。建立领导干部办案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十一）运用科技手段、创新办法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深化司法改革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依托大数据技术，总结办案规律、规范办案标准，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类案推送、结果比对、数据分析、办案瑕疵提示等功能，帮助法官、检察官提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推广语音识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等技术，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技术保障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语音同步转录、文书自动生成、智能纠错能力，减少人力投入。推广远程视频庭审、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软件，完善执行信息化平台，减少办案在途时间。完善刑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基本证据指引，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促进办案系统互联互通，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
推广外包服务方式，规范管理，提升辅助事务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和效率，保障司法人员专注于司法关键业务。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
紧紧围绕办案质量和效率进行考核，综合考虑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因素设置权重指标，制定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绩效考核办法。考核信息动态管理、全程留痕，并在系统平台公开。考核结果计入司法业绩档案，作为法官、检察官等级管理、评优奖励及员额退出的重要依据。绩效考核奖金分配坚持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体现工作实绩，按考核档次适当拉开差距。
（十三）改革内设机构
坚持精简、务实、效能的原则，在理顺职能、优化分工的基础上，整合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级。综合考虑业务划分、法官和检察官数量、人员编制、案件数量等因素，科学设置机构，内设机构数量原则上只减不增，编制50人（含50人）以下的基层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总数一般不超过5个，51至100人的一般不超过8个，101至200人的一般不超过10个，201人以上的可以适当增加。员额较少的法院、检察院应当设立综合业务机构，杜绝1人或者2人庭（科、室）现象。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不必一一对应，上级法院、检察院不能要求下级法院、检察院对口设立相应机构，不能以考核评优、经费划拨等方式变相限制下级法院、检察院整合内设机构。内设机构整合后，相关领导职数继续保留。
基层法院的人民法庭、基层检察院的派出（驻）检察室不纳入内设机构改革范围。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层级、业务特点，从案件类型、难易程度、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提升办案效能。
四、强化监督制约，提升司法公信力
（十四）增强多元监督合力
探索建立政治督察制度，党委政法委定期组织对司法机关党组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审判检察职能、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法院、检察院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的监督。
（十五）运用现代科技加强监督制约
适应新型司法权运行机制要求，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管理监督由盯人盯案、层层审批向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变，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管不缺位。推广案件流程监管、庭审巡查等智能软件应用，完善网上办案系统，确保案件全程网上办理、司法活动及干预办案情况全程留痕、违规操作自动拦截、办案风险实时提示。加大对海量司法数据的挖掘开发力度，总结办案风险规律，不断提升对办案不规范不廉洁行为的发现、防控能力，有效约束和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十六）实行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
法院、检察院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涉嫌违反审判、检察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惩戒委员会根据法院、检察院调查的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是否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惩戒委员会认定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予以惩戒。法官、检察官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由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处理。
五、健全保障机制，提高职业化水平
（十七）实施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以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四等十二级”为基础，法官、检察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实行单独管理。等级晋升实行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一线办案岗位法官、检察官可以特别选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县级法院、检察院一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在规定等级比例内，县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各级法院、检察院择优选升的高级法官、检察官中，在一线办案岗位的要保证有一定数量。
（十八）完善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
根据审判、检察工作特点，实行与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落实国家关于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规定，确保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工资水平一定比例。综合考虑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相应职务层次，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定享受住房、医疗、车补等福利政策和退休待遇。法官、检察官转任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或者交流到其他党政机关的，按照有关规定确定职务层次。根据个人意愿和工作需要，长期在审判、检察一线办案且多年考核业绩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按照有关政策和干部管理权限，可以申请延长退休年龄。领导干部申请延长退休年龄的，应当免去领导职务从事一线办案。
（十九）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
法官、检察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法官、检察官应当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对干扰阻碍司法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伤害法官、检察官及其近亲属的行为，依法严厉惩处。
（二十）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由省以下分级管理上收至省级统一管理，实行以省级机构编制部门管理为主，省级法院、检察院协同管理的体制。市地级、县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人员可委托当地市地级党委管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已开展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者以市地级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尚在谋划的，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稳妥推进；条件暂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
军事法院法官、军事检察院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由军队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C. 有哪些地方立法权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
首先，地方立法权扩容谨防“法盲立法”。当前大多数设区的市，不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素质皆难以担当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49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的素质相对较高。而此次拟新扩容的设区的市，其不仅大多没有专司立法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工作机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极低，熟悉立法理论与实践的人才几乎缺乏储备，在此种情况下，未经任何试错即轻率打开地方立法之门，其后果委实难以想象，此种后果在实践中最突出的体现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简单拼凑乃至直接抄袭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权扩容提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赋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积极性得以发挥，但地方党委、政府借助地方立法权以加强其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的担忧亦绝非杞人忧天。立法是一项妥协的艺术，也是权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达、意志设定过程。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定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保护主义的盛行。通俗地讲，便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难免不将自身的利益“塞进”地方性立法当中，使其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律化”的掩饰下显得“名正言顺”，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种担忧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权扩容避免危及法制统一。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制统一的意义尤为重大，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更是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为此形成了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进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权的迅速扩容，在一定程度上会挑战我国法制的统一。具体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突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或是地方在国家立法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制定与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便被认为违反了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但由于上位法立、改、废活动较为频繁，而地方性立法由于诸方面的缘由未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地方性立法与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阙如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须援引的依据，地方立法权主体的率尔扩容弄不好会显在或潜在地助长司法的地方化。
诚如上述，地方立法权扩容背后的原因诸多。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即便有诸多积极效应和客观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剧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数量？答案应是否定的。其中最关键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于降低试错风险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趋向于“分步走”的改革路径。于此层面而言，分批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或许更为稳妥与合理，当然赋予地方立法权的条件可不如批准“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所做的制度设计可谓合理，其规定：“前款规定的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
地方立法权的扩容除选择“分步走”的路径之外，尚须确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以下举措值得考虑：
第一，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机关或是人大有关机构直接起草，此种作法自有其优势，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难免不受部门利益的影响。试举一例，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地方立法过程中，实践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来，交通管理部门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亦是游戏的参与者，这不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并间接导致了执法的不公。基于此，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门利益对立法的挟持与干涉。二是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为受委托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专业性知识。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在过去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类似的举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过的《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即为我国首次委托专家学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项制度的建立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明确与解决，譬如第三方选择的方式，是直接委托还是公开招标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确保第三方不受相关机关的牵制，如何实现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制度的后尘，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于流于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时就采纳，不符合其利益时便弃之一旁。
第二，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的滥用，有效的监督势不可缺。此种监督无外乎事前与事后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国《立法法》要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后者则是对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并对其中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销，我国《宪法》、《立法法》对此均有所规定，但该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如今，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地方立法的数量势必增加，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数量同样会随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审查、撤销制度依旧处于“冰冻”状态，其后果不言自明。于此层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权扩容不至于遭到滥用，对地方性立法的审查与撤销制度无疑需要“解冻”。
第三，划定设区的市在进行地方性立法中的权限。在立法体制中，权限划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负面清单的模式，即只要不属于国家立法权的专属范围，地方皆可进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单的模式，即唯有明确授权的事项，地方始可进行立法。二者各有优劣，我国现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种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为国家立法权所专属，除特别授权外，不容许由法规、规章等进行规定，其中诸如犯罪和刑罚等内容甚至不允许进行特别授权。为防止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出现尚难以预期的滥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可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这些地方拥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立法权限的同时，又不至于为地方性立法僭越国家立法创造“条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其权限的规定为：“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权限的限制是否溯及过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关较大市的规定与宪法相关规定对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权限并非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D. 全国拟修改法官法会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吗
全国拟修改法官法将明确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
法官法修订草案22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增加了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内容。
草案还指出，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遴选法官人选一般在下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五年以上，并具有遴选职位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最高人民法院遴选法官人选一般在下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八年以上,并具有遴选职位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E. 如何理解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初任法官、检察官职位的报考条件为：（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专法》、《中属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二）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三）年龄在23周岁至40周岁之间（1972年3月15日至1990年3月15日之间出生）；（四）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五）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或b证）。对具备法官、检察官任职条件，并已经通过律师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执业律师和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可以视为已经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六）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符合上述条件的已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科级以下干部，经所在单位推荐、党委组织部门同意，满最低服务期限的，可以报考。已经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包括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的，不得报考初任法官、检察官职位。
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
F. 考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一定要过司考和公务员考试吗
不是的，司考必须考，公务员考试不一定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规定：
第十二条 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七项，初任法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第十三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法官：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或者被仲裁委员会除名的；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从律师或者法学教学、研究人员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中公开选拔法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员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第二条依法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员工作执照》（以下简称《公证员工作执照》）的公证员，可以执行公证员职务。经公证员统一考试合格并在公证处执行职务的人员，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发给《公证员工作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规定：
第十二条担任检察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七项初任检察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第十三条下列人员不得担任检察官：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或者被仲裁委员会除名的。
第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检察工作需要，从律师或者法学教学、研究人员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中公开选拔检察官。
因此，根据任职条件，法官、检察官都必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公证员统一考试。
(6)海南法官逐级遴选扩展阅读：
相关规定：
1、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负责初任检察官人选专业能力的审核。省级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当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代表、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和有关方面代表，其中检察官代表不少于三分之一。
2、初任法官一般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法官一般逐级遴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可以从下两级人民法院遴选。参加上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法官应当在下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一定年限，并具有遴选职位相关工作经历。
G. 十八届四中全会建立法官，检察官的什么制度
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即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
H. 谁有10月12日《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的全文么
广东司法体制改革再迈大步。近日，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正式成立，审议通过《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试行)》(下称《章程》)。这意味着，“人财物省级统管”这项试点任务有了新进展，全省法官、检察官今后将统一提名、管理，并按照法定程序任免。
根据《章程》，遴选委员会由8名常任委员和60名非常任委员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3名。遴选委员会主任和非常任委员都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3年，连任不超过两届。
遴选委员会由68人组成
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遴选制度，是党中央在司法领域部署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广东是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被赋予的改革试点任务共有4项：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其中，人财物省级统管这项试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此次遴选委员会的成立，建立了全省法官、检察官统一提名、管理并按照法定程序任免的制度，旨在增强法官、检察官选任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公信力，加强司法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保障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从而为实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章程》，遴选委员会由8名常任委员和60名非常任委员组成。常任委员由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编办、省人大内司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公务员等8个部门各推荐1名代表组成，非常任委员由有法学专业背景、法律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律师、法官、检察官组成。
根据《章程》，遴选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3名。广州大学副校长董皞被推选为遴选委员会主任，省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叶敏辉、省法院副院长霍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欧名宇被推选为遴选委员会副主任。遴选委员会主任和非常任委员都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3年，连任不超过两届。
五道程序遴选法官检察官
今后，上级法院、检察院从下级法院、检察院遴选法官、检察官；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从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中公开遴选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需要遴选的法官、检察官，都将由遴选委员会来完成。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涉及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务的，遴选委员会委员应当回避。
据了解，遴选委员会遴选法官、检察官一般包括五道程序：公告遴选职位和条件；组织报名和资格审核；考试；业务考核；审议确定推荐人选。
上级单位从下级单位遴选法官、检察官，一般应当逐级遴选。拟任中级法院法官、地级市检察院检察官职务的，应当具有担任基层法院法官、基层检察院检察官3年以上经历；拟任省高级法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职务的，应当具有担任中级法院法官、地级市检察院检察官3年以上经历；且作为经办人审理了一定数量的案件。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涉嫌违法违纪尚未结案的、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其他情形的，不得遴选为法官、检察官。
相关遴选办法还明确了初任法官、检察官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资格：原则上必须具有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任基层法院法官、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应当具有4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任中级法院法官、地级市检察院检察官应当具有6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任高级法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应当具有10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其中获得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可减少1年，获得法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可减少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