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上诉法院

『壹』 美国法庭是怎么判案的

可以说，美国法官多数情况下审案而不判案。怎么讲，美国一审时多数案件由陪审团判定“事实问题”（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仅负责解释法律问题（question of law），当事人可以放弃陪审团审判，要求改由法官审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审团定被告有罪（convict）后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赔偿金额也由陪审团决定。美国时而出现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赔偿金，都是陪审团所为。法官要审慎的多。但美国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国人只信自己。

当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雇佣“枪手”---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斗个你死我活。而法官则相对超脱，相对逍遥，有时是袖手旁观。有位美国一审法官私下谈起，如果是杀人越货、作奸犯科的案子，审理起来还能抖擞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简直是昏昏欲睡强打精神。

陪审团审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双方律师“格斗”是否“规范”，而并不是认定事实的裁判。陪审团则是观众，所以，美国一审中永远是法官一人独审。当然不容忽视。足球场上，世界顶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绪全无，败下阵来。同样，法官也可以“刁难”律师，逼其就范，从而影响审判结果。

美国联邦法院是三审制，地区法院（一审）、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终审）；州法院是四审制，一审、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上诉法院以上的法院审案时原则上只审法律问题，不问事实。如果事实严重有误或是有新情况，上诉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美国法官的理念是，上诉法院只问一审法官运用法律是否得当。一审法官与陪审团身临其境，直接观察证人，在事实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上诉法院应尽量不介入。美国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诉法院的法官有时也通过法律问题迂回事实问题。但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则上诉法院不过问事实问题。

上诉法院审案时是三位法官组成合议庭。三位法官的资力有深浅区别，但在职务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审案时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诉法院也可以是“全体法官同审”（en banc）。美国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会审。美国法官的独到之处是，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可以将其观点写在判决之中。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法律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对错真伪之分。而法律则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条条框框，其释义与运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既然结果是两可的，公正需要体现在程序方面。这就是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正当程序”（e process）。简单说，正当程序就是当事人（或是被告）应有辩解的机会，法官有倾听辩解的义务。此外，法官判决时必须自圆其说，前后一致。写判决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

律师大多个性较强，而美国法官也是律师出身，不愿听命于他人。制度上美国是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但美国法官很少独断独行，胆大妄为。美国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当过资深律师与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谓历尽千心万苦，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坏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国联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禄，且享受终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法官马歇尔干到80岁时已是病入膏肓，美国的“右派”也盼着这位“左派”尽早让“贤”（美国最高法院只有9个席位）。马歇尔死活不走，而且扬言：“我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美国法官大多干得笑眯眯的，决无贪脏枉法的非份之想。

美国法官待遇优厚，不求加官晋级，可以专心致致地工作。联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终身制，又没有领导督促，可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美国法官，尤其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审判当作一门艺术，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鉴赏者。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的工作与嗜好之一就是对判决品头论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诛笔伐。美国律师协会每年要给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审案时，对自己讨厌的律师也不敢乱吹“黑哨”。

『贰』 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是什么

一、管辖权
在欧洲大陆法国家和那些以大陆法为法律模式的国家如日本、拉丁美洲国家和多数非洲国家，法院审判案件的权力更有可能被理解成“competence”而不是“jurisdiction”。“competence”包括两方面：事物管辖和地域管辖。前者是指纠纷应诉诸于被授权审理那类案件的法院，后者是指纠纷应诉诸于与案件当事人、事实经过或事件有一定地理联系的法院。如果原告所选择的法院同时具备以上两方面，则该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
英美法系关于管辖权（jurisdiction）的概念与大陆法系的管辖权（competence）概念是相似的，但有细微的不同。我们的管辖权也包括事物和地域两种因素。一个纠纷必须诉诸于有事物管辖权的法院，即案件必须属于法院被授权审理的案件的一种。然而，除此之外，对双方当事人法院还必须有对人管辖权（如果是对人诉讼）或对物管辖权（如果是对物诉讼）。管辖权中的地域因素体现在对人管辖权之中。在某一法院能对一方当事人行使对人管辖权之前，该当事人必须与建立那一法院的主权领土有一定的联系。
州法院对事物的管辖权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而联邦法院对事物的管辖权却是有限的。联邦法院只能受理少数特别种类的案件，如基于联邦法律产生的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争议案件、一州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争议案件。然而，州法院却可以受理除少数专门由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之外的任何种类的案件。就事物管辖权而言，在我所在的堪萨斯州，一般初审法院都可以受理一个日本公民和另一个日本公民之间因合同违约所产生的纠纷案件，尽管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都在日本。但是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要想获得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法院，对人管辖权是限制法院权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与大陆法系国家着重考虑对案件的管辖权不同，我们所考虑的主要是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
如果一个被告自愿接受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则不需要在他与诉讼法院之间有地域上的联系。但如果对管辖权有异议，则原告必须选择一个与被告有适当联系的法院起诉，只有该法院才能获得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
假设一个被告在一个主权领土范围内有自己的家，而该地的法院正在寻求对其行使管辖权，则这个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允许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的合适连结点。但是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并不是唯一的连结点。
在历史上，英美普通法认为，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主要是法院司法强制力的一个功能。如果一个法院能拘捕某个人，则此人隶属于该法院的管辖权。在英美普通法的早期，民事诉讼确实是从对被告的人身拘捕开始的，被告被关押直到案件审毕。后来，实际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征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象对待被起诉的刑事罪犯一样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过传票传唤被告。传票表明，如果必要时，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个对管辖权持有异议的非当地居民，当他出现在法院辖区，并被以合法的程序传唤时，其也可能隶属于该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因此，被告与法院之间的适当联系包括三种情形：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辖区，被告放弃管辖权异议；被告出现在法院辖区。这些在过去被认为，现在也仍然被认为是确定对人管辖权的传统基础。在著名的Pennoyer诉Neff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三种传统的基础是宪法所允许的仅有的基础。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确定对人管辖权的这些传统基础是宪法性概念“正当法律程序”的因素之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非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相应地，Pennoyer诉Neff一案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则，即州法院不能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除非该被告自愿接受管辖，或其居所或住所在该州，或当其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
该案严格限制了法院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的权力，即一个法院不能随意行使管辖权，除非当被告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然而，普通法认可一种可以规避这种限制的途径，如果被告在该州有财产。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虽然是对人诉讼所要求的，但在对物诉讼中却无此要求。对本辖区内的财产，法院可以决定其所有权归属而无需享有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财产位于该州是法院对该财产享有管辖权（通常被称为“对物管辖权”）的充足根据。
对物诉讼是指决定财产利益归属的诉讼。请求被告给付金钱的诉讼或要求被告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诉讼是对人诉讼。然而，普通法发展了一种理论，该理论允许原告把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当作对物诉讼来起诉。如果原告关于金钱赔偿的请求是有效的，则原告对属于被告的财产享有潜在的利益。如果原告胜诉，而被告却没有执行该判决，则原告可以变卖被告的财产以执行判决。另外，关于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也可能被当成这样一种对物诉讼，即在该诉讼中，原告针对被告的某种特定财产提出诉讼请求。原告可以在任何一个被告享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地区起诉，即使被告不隶属于该地法院的对人管辖权。此种意义上的“财产”也包括被告的债权。法院只要能够对被告的债务人行使对人管辖权，就可以对由该债权所代表的财产行使对物管辖权。获得这种被称为“准对物诉讼”的机会为规避Pennoyer诉Neff一案所确立的对人管辖权的严格条件提供了有限的途径。这种准对物诉讼的判决的效力只是给予原告变卖被告某种特定的财产以满足自己诉讼请求的权利，判决的执行不能针对被告的其他财产。
二、管辖权的“权力支配”理论的缺陷
这种依靠法院的实际支配权力去执行判决的管辖权理论的缺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变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它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对法人的管辖权。法人是没有自然属性的，它只是一种观念，但法人可以拥有财产。因此根据“准对物诉讼”理论，在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中，任何法人财产所在地的法院都将对法人财产享有对物管辖权。但是在对人诉讼中，如何确定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当地法人的对人管辖权呢？如何认定一个法人在某法院辖区出现过呢？美国立法者们的回答是，如其现在常做的一样，求助于法律的拟制。如果法人的一个机构在该州经营着其公司的业务，则表明该法人出现在该州。因此，一个法人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就隶属于诉讼所在地法院的对人管辖权；放弃管辖权异议；在该法院所在州注册登记；在该州“经营业务”。但此种意义上的“经营业务”从来也没有被明确地定义过，于是，涉及“经营业务”意思的判决已经有成千上万。
另一方面，汽车的发明使该种理论的缺陷更加明显。汽车能使人们很容易地从一州旅行到另一州，但是汽车是危险的交通工具以及许多诉讼的起因。汽车增加了这种可能，即一州的居民被卷入到另一州的损害赔偿诉讼之中的可能。驾驶汽车进入乙州并在那里造成交通事故的甲州居民，不得不在任何由此导致的诉讼案件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证人可能被要求到庭作证。但是按照“权力支配”理论，除非在离开乙州之前被合法传唤，一个持异议的甲州居民是不隶属于乙州法院的对人管辖权的。问题的解决再次运用了法律的拟制。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些法规规定，任何人一旦在该州的道路上驾驶车辆，就意味着同意接受该州法院对任何由此行为引起的诉讼案件的管辖权。这种拟制的“同意”似乎能吻合Pennoyer诉Neff一案以及管辖权的“权力支配”理论。同时，最高法院也坚持认为，这种“非居民驾驶者的法规”在Hess诉Pawloski一案中是合宪的。
当一种法律体系必须求助于某种法律拟制，去调和常识性的结论与占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论之间的关系时，那么这种法律理论一定存在某种问题。在1945年对“国际鞋业”诉华盛顿州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最终改革了对人管辖权的理论基础。
三、最起码的联系和基本的公正
“国际鞋业”一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设立在密苏里州的公司能否在华盛顿州被起诉？该公司认为，其在华盛顿州的机构的行为并不构成“经营业务”，因此该公司没有出现在华盛顿州。在反驳此种辩解时，最高法院给予“正当法律程序”在对人管辖权问题上的含义一个全新的描述：
“在历史上，法院在对人诉讼中的管辖权产生于其对被告人身的实际支配权力，因此被告出现在法院所管辖的地域内是被告受法院判决拘束的前提条件……但是既然拘捕被告的命令已被传票或其他形式的通知所取代，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仅是，如果被告没有出现在法院的辖区，法院要想使其服从对人诉讼的判决，则被告与法院之间应有某种最起码的联系。因此，该案件的审判就不会与传统的公平和公正概念相抵触。”
伴随此种新的“最起码的联系”的标准，最高法院认为，符合法律的最起码的联系的数量和种类取决于诉讼的起因是否产生于该联系。在“国际鞋业”一案之前，一些法院没有作此种区别，除非州法规把管辖权限制于案件的起因产生在该州，正如前面所述的“非居民驾驶者”法规。如果被告出现在该州或住在该州，他可能因任何原因被起诉，无论案件与该州是否有联系。但是在有法人参加的诉讼中，“国际鞋业”认为：“出现”只是一种拟制，被告必须与该州有某种联系。如果诉讼的起因产生于该种联系，则即使是单一的孤立的联系也足以使被告隶属于该州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如果该联系是系统的、连续的和实质性的，则被告可以因任何案由被起诉，无论该案由产生于何处。
究竟什么样的单一的或孤立的行为能满足合宪的最起码的联系的要求，从而支持产生于这种联系的案件的管辖权（我们称其为“特别管辖权”）呢？究竟什么样的系统的连续的行为是充分的实质性的，以致能够支持与该种行为无关的案件的管辖权（我们称其为“一般管辖权”）呢？最高法院在“国际鞋业”一案中指出，答案取决于“与正当法律程序所要保证的公正的有序的法律管理相关的行为的性质和质量。”这被理解为“利益平衡”。与如果案件不能在那里被起诉原告所将面临的困难相比，被告在一个被选定的法院应诉究竟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呢？在允许案件在原告所选定的法院继续审理是否公正与合理的问题上，诉讼的方便是要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文所关心的正是公正与合理。
正当法律程序的新标准起源于“国际鞋业”一案。它要求首先查明被告与法院所在州是否有某种联系。如果没有，则管辖权不能成立。如果被告确实与法院所在州有某种联系，则仍须查明诉讼的起因是否产生于该联系。如果是，则要进一步查明被判决所影响的利益是否允许这种管辖权。这里的利益包括原告的、被告的、州的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如果法院的管辖权的行使符合利益的平衡的要求，则该法院可继续其对案件的审理；如果管辖权的行使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要求，则法院应撤销该案件。
如果诉讼的起因并不产生于被告与法院所在州的联系，则需要确定是否该联系是系统的、连续的实质性的，以致于能够使被告在缺乏与诉讼的起因相关的联系时，在该法院应诉是公正和合理的。这一步也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一种依赖于利益平衡的法律标准似乎显得有些不可预测。不同的法官对案件所涉及到的利益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法官对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对产生于“国际鞋业”一案的管辖权的分析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四、州法院管辖权的扩大：长距离法规
“国际鞋业”一案的判决为扩大州法院的管辖权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各州开始适用一些法规，允许其法院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对人诉讼管辖权，只要法院在本州之外对被告进行了合法的传唤。这些法规被称为“长距离法规。”其中一些专门用于识别某种可能导致被告隶属于“长距离管辖权”的行为，而另一些则广泛宣称，其州的法院可以在任何与宪法相一致的基础上对被告行使管辖权。
五、故意获得和商业流通理论
1958年最高法院在Hanson诉Denckla一案中作出了另一个关于土地标记的判决。该案宣布了对“国际鞋业”一案规则的一条限制。即使诉讼的起因产生于被告与该法院所在州的联系，即使该法院是一个便利案件审判的法院，该法院也不能对被告行使管辖权，除非引起诉讼的联系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行为的结果。最高法院指出：“在每一案件中，本质的一点是，被告是有意地为某种行为，以取得在诉讼所在州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进而得到该州法律上的利益与保护。”
这种“故意获得”要求，给各州法院试图对产品质量责任案件中的缺陷产品的制造商行使“长距离”管辖权造成了障碍。缺陷产品在一州的出现常常不是产品制造商自身行为的直接结果，而是一些批发商或独立中间人的行为结果。但是州法院发展了一种理论，以允许对缺陷产品的制造商行使管辖权，而置“故意获得”要求于不顾。如果制造商有意将其产品投入“商业流通”之中，并清楚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在诉讼所在州销售和使用，则该行为等同于将产品直接投入该州，尽管产品在该州的实际出现是独立中间人的行为结果。制造商有意使其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而诉讼的起因产生于此，则该制造商应该服从该州法院的管辖权。
这种“商业流通”观点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Hanson案件中“故意获得”要求的真实含义是，被告应能预见其引起诉讼的行为可能在诉讼所在州产生一定的效果。《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援引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以允许法院对一个自身行为远离诉讼所在州的被告行使管辖权。《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三十七节表明：“如某人在其他州实施的行为在该州产生了某种效果，而诉讼的起因又产生于该效果，则该州有权对其行使管辖权，除非这种效果的性质和此人与该州关系的性质使该管辖权变得不合理。”但是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对“故意获得”要求而言，被证明是过于宽泛了。
World—wide Volkswagen公司诉Woodson一案是几个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原告在俄克拉荷马州起诉的一起产品质量责任案件。原告从纽约州的零售商那里购买了一辆“奥迪”牌汽车。当原告驾驶该汽车从纽约经俄克拉荷马驶向其在亚利桑那州的新家时，奥迪车后部被另一辆车撞坏并起火，几个原告严重受伤。于是他们对该车的制造商、进口商、东海岸地区的分销商和零售商一并提出了起诉，诉称损害是由设计上的疏忽造成的。制造商和进口商都没有对俄克拉荷马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但分销商和零售商却不同。
俄克拉荷马州的法院坚持被告零售商和分销商应隶属于其管辖权，因为法院认定他们能够预见在纽约州售出的汽车在俄克拉荷马州被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判决。最高法院拒绝接受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但并不反对“商业流通”理论：“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分析至关重要的这种可预见性，不仅仅是某产品将出现在诉讼所在州的可能，更应当是被告的行为及被告与诉讼所在州的联系使其可能合理地预测到他将在那里卷入诉讼。如果制造商或分销商的产品销售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其直接或间接使其产品进入其他州市场的努力的结果，则使其服从于其中任何州的法院的管辖权就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该缺陷产品是导致其所有人或他人受到伤害的原因。”
在针对产品制造商提起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中，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的可预见性足以满足“故意获得”要求，但是，在其他州售出的产品在诉讼所在州使用的可预见性却不足以准许在该地对零售商起诉。
最高法院在Asahi金属产业诉高等法院一案中又一次遇到了“商业流通”理论。该案件产生于加尼福利亚州的一次交通事故。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的一只轮胎爆炸，其驾驶者被严重炸伤，他的妻子（当时也在摩托车上）被炸死。受害人向摩托车的制造商和摩托车轮胎的制造商（一家台湾公司）提起了诉讼，而这家台湾公司却要求追加Asahi（一家日本公司、轮胎活门的制造商）为被告，并辩称：如果轮胎有缺陷，其原因在于轮胎所使用的活门有缺陷；如果台湾公司负有赔偿责任，则日本公司有义务赔偿台湾公司。虽然原告没有向这家日本公司提出起诉，但台湾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仍被受理。日本公司主张法院缺乏对人管辖权，应撤销案件。但加州的法院裁定，鉴于“商业流通”理论，管辖权成立。法院认为，该日本公司对其在亚洲卖给台湾公司的相当一部分活门可能被组装到轮胎上并在美国加州出售是完全清楚的。但最高法院驳回了该裁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认为，即使该日本公司有意建立与加州的联系，并因此引发诉讼，但利益平衡规则使要求该公司到加州应诉显得很不公平，其与台湾公司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亚洲，审理他们之间的争议案件与加州的利益毫无关系。即使台湾公司胜诉，该判决在美国也难以得到执行，同时日本也很可能不承认并执行该判决。因此无论是要求该日本公司到加州应诉，还是要求加州公民在该诉讼中充当陪审员，似乎都不太合理、也不太公正。O’Connor和另外三名法官甚至认为，该日本公司与加州的联系并非其“故意获得”行为的结果。该公司把其产品投入“商业流通”之中，并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被组装到摩托车上并被在加州出售，这一事实并不足以满足“故意获得”要求，还应当有其他属于被告的并能表明其有意使产品进入加州市场的行为，例如广告。可见O’Connor法官对“商业流通”理论基本持反对态度。
但是，Brennan等另外四名法官再次确认了“商业流通”理论的有效性。第九名法官Stevens不赞同以上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因此，Asahi一案的判决给“商业流通”理论的有效性留下了某种疑问。在后来的案件中，一些法院采用了O’Connor法官的观点；而另一些法院则站在Brennan法官一边，后者可能更多一些。毕竟在World—wide Volkswagen一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已把“商业流通”理论，当作一种在针对可预见其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的制造商提起的诉讼中，能够满足“故意获得”要求的工具，且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也从来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
六、举证责任和公正
我们已经知道，对人管辖权的合宪性的现代分析，要求法院去发现被告与诉讼所在州之间有意建立的联系，以及去分析案件所牵涉到的各方利益，从而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对被告行使管辖权是否公正与合理。问题在于：谁应承担这种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原告还是被告？
在最高法院对Burger King公司诉Budzewicz一案作出判决之前，通常认为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因为是原告的起诉导致了法院对案件的管辖。但在Burger Kin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却要求被告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一旦被告有意建立与诉讼所在州之间的最起码联系的事实被确定，这些联系在参照其他因素的同时，就可以被用来考虑并决定对人管辖权的维持是否符合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被告所居住的州要想获得该案的管辖权，被告就必须举出强有说服力的判例，以证明其他因素的存在使诉讼所在州的管辖权变得不合理。”简言之，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已经有意与某州建立了某种联系，而案件的起因又产生于该联系，则向法院证明其管辖权的行使并不公正的责任就只能由被告承担。
七、传统依据的生命力
自从“国际鞋业”案判决以来，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即认为被告在一州的出现是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对人管辖权的必要条件的传统管辖权理论的相当一部分已不再有效。一州能够对并未被发现出现在该州的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而又不违背宪法。
然而，传统理论也坚持，一个人在诉讼所在州的出现是该州法院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充分根据。这在过去是对的，甚至于就我们现在的“一般管辖权”而言，也是正确的。传统理论的这一观点延续下来了吗？许多律师、法官和学者认为没有。如果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检验是基本公正的，正如“国际鞋业”一案和以其为判例的其他案件所表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将很难发现，在没有其他联系的情况下，仅仅由于被告在某州的短暂的逗留就要求其服从管辖在该州应诉的公正何在。在“国际鞋业”案之后，很多人认为，即使被告在该州逗留期间被合法传唤过，也仍然需要做利益平衡分析，以确定要求被告在该州的法院就那一特定的案件应诉是否公正。在Shaffer诉Heitner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国际鞋业”一案中的利益分析适用于被告在一州的财产被作为准对物诉讼的基础的案件。在该案中最高法院甚至指出：“对所有州法院管辖权的维持，必须依照在‘国际鞋业’案和其同类案件中所确定的标准进行评价。”
在Burnham诉高等法院一案中，最高法院又遇到了这一问题，即仅仅到过某州是否构成一般对人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如在Asahi案件中一样，最高法院又没能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
其中四名法官认为，在某州的出现仍然是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对他们而言，“国际鞋业”一案仅适用于没有到过诉讼所在州的被告。另外四名法官认为，“国际鞋业”案的利益分析应当适用于该案，但建议在通常情况下，被告出现在某州足以构成管辖权。又一次，Stevens法官拒绝接受任何一方的观点。于是又一次，如Asahi案一样，在没有其他更多联系的情况下，关于被告的临时逗留是否构成对人管辖权的充分依据的问题，留给我们的仍是平分秋色的两种意见。
八、州法院对人管辖权的宪法性限制的总结
一个法院能够对一个同意接受管辖权或对管辖权不持异议的被告行使管辖权。参加诉讼而没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即构成不持异议。
一个法院能够对居所或住所在本州的个人行使管辖权。居所或住所是支持一般管辖权的充分连结点（诉讼请求与本州没有关系时）。
一个法院能够对一个与本州有某种联系、在本州“经营业务”的法人行使管辖权。“经营业务”是否构成一般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取决于法人的业务行为是不是连续的、系统的和实质性的，以致能够使要求其就特定的案件在本州应诉是公正的。
一个法院也可以对某个人或某法人行使特别管辖权，如果该个人或法人有意地与该州建立了某种联系，而诉讼的起因正是产生于该联系，除非被告通过对所牵涉到的利益的分析能够证明该管辖权的行使是不公正的。在针对制造商提出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中，有意的联系可以通过“商业流通”理论建立，除那些适用O’Connor法官在Asahi案件中的观点的法院外。
一个法院可能不会对在本州属于被告的与诉讼请求无关的财产行使准对物诉讼管辖权，除非被告与该州之间存在能够支持对人诉讼管辖权的联系。
一个法院很可能能够对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过的被告行使一般管辖权。

『叁』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人员组成

在任何时候，CAFC均保持有12名一线(active)巡回法官。和其他联邦法官一样，CAFC的法官的任命也是通过总统提名并由参议院确认来进行的。法官只要其“表现良好”任期就可一直延续，一般来说会终身任职。
法官满足一定资格时可选择转为资深法官地位(senior status)。转为资深地位的法官能够继续任职，而不需要处理像一线法官那么多的案件。一线法官配备1名法官助理和最多4名法律秘书，而资深法官配备1名法官助理和1名法律秘书 。
在2010年7月1日时点，CAFC共有15名法官在任，其中包括9名一线法官：Rader，Newman，Lourie，Bryson，Gajarsa，Linn，Dyk，Prost，Moore，和6名资深法官：Friedman, Archer, Mayer,Plager, Clevenger, Schall。首席法官为Randall Ray Rader。其中Newman，Prost，和Moore三名法官是女性。由于一线法官不足12人，尚有3个空席待填补。
和最高法院不同，CAFC首席法官的不是固定由一人担任，而是由有资格的法官轮流担任的。

『肆』 美国民事诉讼

一杯价值百万美元的咖啡

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麦当劳咖啡烫伤案”（Liebeck v. McDonald’s Corp.，1994）家喻户晓，声名狼藉，其真相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版本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在麦当劳喝咖啡，一不小心被烫了一下，居然在腿上烫起了一个水泡。老太太本来没想打什么官司，却被身旁一个无事生非的律师看在眼中。他主动上前说：“夫人，请不要走，我是律师，可以免费帮助您打这个官司。”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老太太福星高照，歪打正着，竟然赢得了三百万美元的巨额赔偿，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婆，令世人跌破眼镜，笑掉大牙。

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案发十余年之后，回首往事，根据对案情内幕的深入挖掘和诉讼细节的法律分析，麦当劳咖啡案的实情，以及麦当劳公司是否应对其滚烫咖啡负有赔偿责任的问题，远比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错综复杂，启人深思。

这个案子的主角名叫斯黛拉·莉柏克（Stella Liebeck），当时已有七十九岁高龄，家住新墨西哥州，退休前是超级市场收银员。1992年2月，莉柏克搭乘外孙驾驶的轿车，途经当地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通过“驾车销售窗口”买了一杯咖啡，售价四十九美分。驶离餐馆后，莉柏克需要往咖啡里添加奶粉和白糖，外孙便停住了车。

当时，老太太坐在前座乘客位，把杯子停放在双膝之间，左手拿着奶粉袋和糖袋，右手试图打开杯盖，没料想，一个意外闪失，整杯滚烫的咖啡泼洒在两腿之间，致使大腿内侧、股腹沟、外阴部、前臀等处严重烫伤，其中“三度烫伤”面积占全身皮肤百分之六。

在医学术语中，烫伤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面积”和“深度”。皮肤表皮的烫伤属于“一度烫伤”，皮肤红肿，感觉疼痛，但数日后便可痊愈；在伤及真皮的“二度烫伤”中，皮肤表面长出水泡，疼痛难耐，但一至二周内便可痊愈；伤到真皮深处的烫伤，则需要三至四周的时间才能痊愈。真皮到皮下组织之间的深度烫伤，就是最严重的“三度烫伤”，伤口变成白色，感觉不到疼痛，皮下组织完全坏死，即使治愈，也永远无法恢复原有功能，当伤害范围过大时，还需要进行植皮手术。 “三度烫伤”大都因高温导致，或温度仅为“次高温”，但却像“热水袋”式烫伤效应一样，因较长时间作用而引起。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炒菜、煮粥、煲汤、泡茶、冲咖啡时，因疏忽大意，偶尔造成过“一度烫伤”或“二度烫伤”，但“三度烫伤”比较罕见。在麦当劳咖啡案中，为何泼洒了一杯咖啡，竟然造成当事人极为严重的“三度烫伤”呢？主要原因为：第一，当年麦当劳出售的咖啡，确实烫得令人难以置信，温度比同业高出了 10℃～16℃，细节待后详述。第二，莉柏克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皮肤几乎像婴儿一样娇嫩。第三，女性两腿之间的“敏感部位”，恰好又是全身皮肤中最娇嫩的部位。第四，滚烫的咖啡并非泼洒在光裸的皮肤上，数秒钟后自动流失，而是倾洒在老太太身穿的薄布裤子上，当时没有也很难迅速剪开裤子，结果造成了“热水袋”式的烫伤效应。

可怜的莉柏克住了八天医院，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卧床不起，直到两个多月后，伤口才逐渐痊愈，后来又做过多次植皮手术，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难以自如行走。因“敏感部位”惨遭烫伤，老人蒙受了极大的身心痛苦，甚至险些造成了生命危险。尽管莉柏克的女儿未雨绸缪，为母亲购买了医疗保险，尽管莉柏克本人享有联邦政府提供的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医疗补贴，但是，自付部分的医疗费用仍然相当惊人。

伤势初步稳定后，莉柏克的女儿愤愤不平，遂给麦当劳写了一封报怨信，以咖啡过烫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照顾病号的误工费等，共计两万美元。可是，麦当劳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不肯“破财免灾”，仅同意支付八百美元“安慰费”。但是，莉柏克全家不肯轻易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莉柏克的女儿偶然结识了一位名叫摩根（S. Reed Morgan）的得州律师，此公精明老辣，经验丰富，擅长赔偿诉讼，曾为一位被咖啡烫伤的顾客提供法律服务，与麦当劳折冲交涉，最后达成庭外和解，赢得了一笔两万美元的伤害赔偿。初步了解案情后，摩根律师判定，老太太的伤情令人震惊，两腿之间“体无完肤”，麦当劳难逃法律责任。于是，莉柏克鼓足勇气，以咖啡质量缺陷、危及人身安全、酿成责任事故为由，一张状纸把麦当劳告到了联邦地区法院。

在美国的产品责任案中，消费者只要举证产品有缺陷，造成了人身及财产损害，往往就可以胜诉。在麦当劳咖啡案中，适用的法律是民事侵权，其法律根据为，麦当劳公司是快餐店的拥有者，有责任和义务对顾客主动提供保护；如果咖啡温度过高，而且没有事先警告，致使顾客遭受身体伤害和财产损失，则顾客有权起诉赔偿。如果侵权行为属于“轻率的”和“恶意的”，原告赢得官司之后，不仅会得到实际损害赔偿（偿还医药费、误工的薪酬等），而且还可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和巨额惩罚性赔偿。

1994 年7月，“麦当劳咖啡案”开庭时，新闻媒体一反常态，站在了大公司麦当劳一边，对原告冷嘲热讽，挖苦调侃。陪审团也觉得此案滑稽可笑，荒谬绝伦，以为原告只是被烫出了几个水泡而已，琐事一桩，不足挂齿。可是，当陪审团看了医生的诊断报告和受害者的伤情照片后，皆感惊心动魄，极度震撼，这个貌似荒诞不经的烫伤案，显然非同寻常，不可低估。

可是，伤势触目惊心，照片惨不忍睹，遭遇令人同情，并不能从事实和法律上证明麦当劳应当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常言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众所周知，咖啡是用嘴喝的，不是往裤裆里泼的！控方必须以令人信服的真凭实据，证明的确由于麦当劳咖啡的质量缺陷，以及由于麦当劳公司“轻率的”、“恶意的”行为，导致原告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才能打赢这场“荒谬绝伦”的民事赔偿官司。

在法庭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麦当劳咖啡烫伤顾客的事故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还是偶尔发生的个别现象？在控方律师要求下，法官下令，麦当劳必须公开内部秘密文件和统计数据。令陪审团大吃一惊的是，这些文件和数据显示，在1982至1992年的十年期间，麦当劳总共遭到七百余起咖啡严重烫伤事故的投诉，其中有数十起造成顾客外阴部、股腹沟、大腿内侧等“敏感部位”烫伤，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痛苦。尽管联邦法院从未正式立案受理这些投诉，但暗地里，麦当劳平均每年花费五万美元，偿付因咖啡烫伤引起的庭外和解以及给受害者赔偿一点儿象征性的“安慰费”。

可能有人认为，麦当劳实在太傻了，为何不在出庭前对文件和统计数字做些“修饰”呢？简单而言，麦当劳根本不敢！输掉一个民事官司，不过赔偿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而已，可是，篡改文件和商业统计资料，则是涉及“伪证罪”和妨碍司法的刑事重罪，一旦不慎露出马脚，整个公司将面临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在此问题上，麦当劳公司的老总比“拉链门”中的克林顿总统要遵纪守法得多。

言归正传。既然烫伤事故不是个别和偶然现象，麦当劳为何掉以轻心，疏忽大意，对消费者的投诉置若罔闻，对烫伤事故漠然置之呢？辩护律师解释说，麦当劳每年售出大约十亿杯咖啡，十年以来，总共售出了大约一百亿杯，相比之下，同期发生的烫伤投诉事故，只有区区七百余起，即平均每一亿杯才出现七起烫伤事故，事故率为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七，实际上相当于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从商业统计和“数字化”管理的角度看，被告律师的辩解貌似有理，实则自食恶果。陪审团认为，在事故率相当于零的数字背后，是七百余位消费者惨遭严重烫伤的可怕事实。在美国的商业法规中，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岂能以统计数字为由，傲慢不羁，冷漠无情，敷衍搪塞，推脱抵赖。此外，律师提醒陪审团注意，常识告诉人们，麦当劳统计的投诉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肯定还有数量众多的烫伤受害者，有苦难言，匆匆离去，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可能有人纳闷，麦当劳的咖啡为何动辄造成烫伤事故呢？控方律师的抽样市场调查显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麦当劳的咖啡确实烫得惊人，在全美快餐业名列榜首。据调查，汉堡王（Burger King）、甜面圈（Dunkin’Donuts）、温迪（Wendy）等十余家麦当劳主要竞争对手出售的咖啡，以及普通美国家庭中饮用咖啡的温度，一般在70℃～75℃。根据笔者的“业余市场调查”，近年来在美国风靡一时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Starbucks Coffee）所售咖啡的温度，一般仅在75℃左右；此外，笔者所在美国公司为雇员提供的免费咖啡的温度，同样仅在70℃～75℃之间。
可是，当年麦当劳所售咖啡的温度，竟然高达82℃～86℃，比同业整整高出了大约10℃～16℃！烫伤专家出庭作证时指出，如果麦当劳咖啡的温度与同业“保持一致”，原告遭受的烫伤将轻得多。这个轰动全球的赔偿官司，很可能根本就无从谈起！

那么，麦当劳的咖啡如此之烫，是否系雇员粗心大意，违规操作，或质量管理的缺陷失误所造成呢？对此，麦当劳主管产品质量的副总出庭作证说，咖啡温度过烫，恰恰系严格遵循了操作和质量控制程序。根据麦当劳公布的产品质量手册，咖啡应以96℃左右的热水冲泡调和，当完成全部生产程序，最后端到顾客手上待饮时，咖啡温度应保持在82℃～86℃之间。

接下来的问题是，麦当劳为何无视烫伤事故频发，死活非要把咖啡温度设置在快餐业“高不可攀”的危险高度呢？出庭作证时，麦当劳的老总口若悬河，振振有词，自吹自擂，理直气壮。他向陪审团解释说，咖啡温度的设置，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根据咖啡专家的建议。为了提取咖啡的迷人香味，咖啡豆经挑选、烘焙、研磨等程序后，以96℃的热水冲泡调和时口味最好，在82℃～86℃饮用时口感最佳，味道醇厚，尽显神妙本色，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麦当劳每年售出十亿杯咖啡，是位居亚军的“甜面圈”的两倍，在全球快餐业独领风骚，名列榜首，恰恰说明麦当劳的咖啡品质超群，温度恰如其分，消费者对此情有独钟。

这时，摩根律师抓住破绽，出其不意地追问了一句：“贵公司除了咨询咖啡专家的‘高温’建议之外，是否从顾客人身安全的角度着想，咨询过烫伤专家的专业意见？”麦当劳老总不敢信口开河，随意扯谎，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咨询过。”官司打到此时，被告已处于明显下风。作为全球财富五百强大企业和世界第一大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刚愎自用，执迷不悟，把咖啡温度设定在快餐业“名列榜首”的高度，在十年期间破费五十万美元巨款“化解”烫伤事故；与此同时，麦当劳从未就“高温咖啡”与烫伤事故频发之间的关系咨询过医学专家的意见，给陪审团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

对麦当劳更为不利的是，它一方面出售“高温咖啡”，一方面却漫不经心，疏忽大意，未在咖啡杯醒目之处，以法律术语“警告”（Warning）“高温热饮，小心烫伤”，仅以极小字体“提醒”（Reminder）顾客注意。从法律角度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疏忽大意，后患无穷的硬伤漏洞，追悔莫及的致命失误。

麦当劳的律师强调，泼洒滚烫的咖啡会造成严重烫伤，这是“最基本的常识”，难道还需要特意向顾客“警告”吗？控方反驳道，麦当劳咖啡的温度高得不可思议，顾客意外失手，泼洒了一小杯咖啡，竟然造成全身百分之六的皮肤“三度烫伤”，竟然花费了高达数万美元的医疗费用，竟然险些造成年高体弱的受害者生命危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咖啡烫伤案匪夷所思，惊世骇俗，已经完全超出了“最基本的常识”范畴。

针对“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假如麦当劳“随波逐流”，在咖啡温度上与全美快餐业“保持一致”；假如麦当劳防患未然，事先以法律术语“警告”高温咖啡可能造成致命烫伤，那么原告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欧美各国格调高雅的咖啡沙龙，冲调和品尝咖啡都是一门艺术。为了追求最佳品味和口感，咖啡的温度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品尝饮用咖啡时，绝大多数咖啡“发烧友”一丝不苟，严格遵循专家的“高温”建议，同时配以精美高雅的咖啡器具。喝咖啡的讲究也很多，比如，当往咖啡里加糖时，应当先用镊子夹起方糖，轻轻放在小盘上，然后再用小匙放入杯中。如果直接用手指或镊子夹糖，一来礼仪风度欠佳，二来极易意外失手，致使滚烫咖啡溅出，造成烫伤事故。

问题的关键在于，麦当劳是低档廉价的连锁快餐店，不是高尚雅致的咖啡沙龙；麦当劳的主顾是忙忙碌碌、来去匆匆的工薪阶层，不是悠闲自在、附庸风雅的贵妇雅客，不可能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严格遵循咖啡专家的建议。就品质而言，麦当劳的咖啡平淡无奇，与“品质超群”压根儿不沾边。如果说号称“法国文化象征”的巴黎市中心普罗可布咖啡馆（Cafe Procope）的咖啡能打九十分，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的咖啡能打八十分，那么，麦当劳的咖啡最多只能打个六十分，勉强及格而已。麦当劳每年售出十亿杯咖啡，凭借的是铺天盖地的促销广告，凭借的是遍布全球的三万多家连锁店，凭借的是快捷方便和价格低廉，而不是其咖啡芳香迷人，温度滚烫，品质非凡，口感绝佳。

市场调查统计显示，购买麦当劳咖啡的顾客，大约有一半并未在店内饮用，而是或携至车上，或返回家中，或抵达办公室之后才开喝。另外，麦当劳使用的咖啡杯，是那种柔若无骨、价廉简陋的一次性纸杯，很容易因意外失手导致咖啡泼洒。因此，如果咖啡滚烫，缺乏法律警告，极易给毫无心理准备的消费者造成无妄之灾。

正因如此，全美快餐业各巨头皆有自知之明，不敢以格调高雅的咖啡沙龙自居，先后主动降低了咖啡的饮用温度。唯独麦当劳一家妄自尊大，店大欺客，不知天高地厚，不顾事故频发，执迷不悟，无知无畏，特立独行，冷漠无情，财迷心窍，草菅人肤，终于引发了这场轰动全球的司法大案。

最后，陪审团一致判决，麦当劳出售的咖啡质量低劣，温度过高，毫无必要，不可理喻，在产品安全问题上，掉以轻心，疏忽大意，侵犯了原告的人身安全，造成了重大伤害事故和经济损失，因此，必须承担咖啡质量低劣的法律责任，偿付原告二十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考虑到原告不慎失手，亦应对事故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责任，麦当劳公司的实际责任减为百分之八十，赔偿总数相应地由二十万减为十六万美元。

在这起咖啡烫伤案中，原告及其家人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满打满算只有两万美元左右。由此，在十六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中，其中十四万美元可视为对原告的精神伤害补偿。如果司法裁决到此为止，像麦当劳这样的大公司，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十余万美元的民事赔偿，只相当于全年销售收入的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可谓不痛不痒，无关宏旨，根本不值得捶胸顿足，哭爹喊娘，死去活来，痛不欲生。

接下来，陪审团的判决涉及欧美国家民事案中常见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这是一种赔偿数额大大超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其目的是以铁腕严惩侵权和违法者，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使那些恶意侵权、欺诈造假或负有产品责任的公司企业不寒而栗，闻风丧胆，谈虎色变，永不敢犯。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轻率的”、“恶意的”、“任意的”、“恶劣的”、 “后果严重的”侵权或责任行为，即可适用此项法规。
经闭门讨论，陪审团判定，麦当劳不但应当承担咖啡过烫、质量低劣的法律责任，而且由于对顾客的投诉置若罔闻，对数百起烫伤事故漠然置之，其侵权行为已经明显构成了“轻率的”和“恶意的”性质，因此，除了“补偿性赔偿”之外，被告应偿付原告二百七十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这样，一杯售价四十九美分的咖啡，终于造成了麦当劳公司二百八十六万美元的巨额责任赔偿！

判决公布后，全美震惊，朝野大哗。新闻媒体大肆炒作，避实就虚，歪谈法律，耸人听闻；平民百姓不明细节，道听途说，长吁短叹，怨声载道，痛斥老妇敲诈有术，律师奸诈贪婪，法律荒诞无稽，赔偿高耸入云，陪审团荒谬绝伦。更有贪财好事之徒，连夜赶往麦当劳喝咖啡，唯恐温度不高，就怕咖啡不烫，梦想天降宏运，指望“一烫致富”。但是，麦当劳洞察其奸，防患未然，早已在咖啡杯醒目之处，标明了“高温热饮，小心烫伤”等法律术语警示，同时蔫不悄儿地把咖啡温度降到了70℃～72℃，使做梦发财者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不但趁火打劫、做梦发财的主儿未能大发横财，而且莉柏克本人最终也没拿到二百八十六万美元巨额赔偿。主审法官认为，陪审团在认定事实方面基本恰当，判处“惩罚性赔偿”的理由亦相当充足，但是，在此案中，原告本人的责任不可低估，而且陪审团判决的“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明显过高，意气用事，罚不当罪，矫枉过正，有失公平。于是，法官大笔一挥，将“惩罚性赔偿”由二百七十万一家伙砍至四十八万美元，加上原有的十六万美元“补偿性赔偿”，麦当劳应付的赔偿总额降低为六十四万美元。

持平而论，主审法官的改判比较公正。尽管麦当劳刚愎自用，罔顾投诉，草菅人肤，责任难逃，但是，在此烫伤事故中，原告本人疏忽大意，不慎失手，其应承担的个人责任，至少应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赔偿金由二百八十六万降为六十四万美元，似乎比较合情合理。

可是，控辩双方皆不同意法官裁定，声称继续上诉。但没过多久，双方突然宣布，两家已达成了秘密庭外和解。原因很简单，原告年事已高，风烛残年，体弱多病，来日无多，如果官司逐级上诉，层层喊冤，旷日持久，遥遥无期，即使最终获得了巨额赔偿，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为宜。而麦当劳出售的咖啡确实奇烫无比，如果继续跟一个年过八旬、惨遭烫伤的老太太对簿公堂，扯皮斗气，纠缠不清，媒体趁机胡说八道，搬弄是非，起哄架殃子，既损害麦当劳的商业形象，又影响全球连锁店的日常生意，还是折中妥协、庭外和解为好。

多年之后，据法律界权威人士披露，麦当劳秘密支付莉柏克的一次性“和解费”，总金额大约在六十至七十万美元左右，与法官的裁定大致相当。刨去三分之一的律师费，莉柏克大概拿到了四十余万美元赔偿，其附加条件为：受害者全家必须“保持沉默”，不得以写文章、出书、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旧案重提”，不得披露案情和解的内幕和细节，破坏麦当劳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形象。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案，终于正式降下了帷幕。

在保护消费者权益、预防热饮烫伤问题上，“麦当劳咖啡案”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和免费广告的宣传作用。通过此案，全美餐馆饭店和全球消费者皆知，意外泼洒了一杯烫咖啡，竟然可能造成近乎致命的人身伤害，竟然可能引发轰动全球的赔偿大案，竟然可能导致数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绝对不可以置若罔闻，掉以轻心！对于公司和企业老板来说，麦当劳案相当于杀一儆百、当头棒喝的严重警告：别把豆包不当干粮，别把顾客不当上帝，别把消费者投诉不当回事儿！

值得一提的是，因麦当劳咖啡烫伤事故发生在轿车内，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伤害事件，全球汽车厂商皆从顾客安全着想，在车座旁边精心设计了安全放置饮料杯的特别位置，极大地减少了不慎泼洒热饮的可能性。这种对消费者人身安全高度重视的人性化设计，亡羊补牢，防患未然，造福顾客，功在社会。

可能有人认为，一个不足挂齿的咖啡烫伤案，竟然索赔数百万美元巨款，这岂不是把法律当儿戏？这岂不是违背了常理世情？其实，这恰恰正是美国法律的高明之处！在通常情况下，的确应当遵循小过失小惩罚、大过失大惩罚的民法原则。可是，美国有三亿消费者，即使其中的百分之一遭受大公司的恶意欺负，或因遭受侵权和欺诈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害，被迫耗费时间和金钱去打官司或“打假”，也将是司法资源和社会成本的巨大浪费。

因此，只有把违法企业和侵权造假者罚得死去活来，倾家荡产，销声匿迹，追悔莫及，只有使受害者和“打假者”一夜暴富，名满天下，扬眉吐气，心花怒放，才能真正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卓有成效地打击恶意侵权和商业欺诈，才能从严督促企业遵纪守法和诚实经营，才能最终形成井然有序和善待消费者的良好市场环境。乍看之下，“惩罚性赔偿”违背了常理世情；冷静思考，其实这是高度法律智慧的体现。

“麦当劳咖啡案”后，美国各州出现了一堆因热饮过烫对麦当劳、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提起诉讼的官司，迄今为止，无一胜诉。但是，律师贪得无厌，无事生非，另辟蹊径，高招迭出。2002年，纽约州两位青少年指控麦当劳公司故意隐瞒快餐食品存在的健康风险，发布欺骗性广告，误导顾客频繁光顾，引发了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等健康问题。

2005年，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正式裁决，要求麦当劳对“集体诉讼”进行应诉。上诉法院裁决，原告律师有权搜集证据以支撑诉讼，可以向麦当劳公司索要相关的内部资料和秘密文件。麦当劳总部申辩说：“这种千奇百怪的民事诉讼，简直就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众所周知，麦当劳并未用枪顶住任何人的后脊梁，强迫消费者购买汉堡包。

然而，就某种意义而言，“麦当劳肥胖案”这类荒诞无稽的官司，并非一无是处。面对官司和民意压力，麦当劳与时俱进，改弦更张，开始尝试改用低脂油，改良菜谱和软饮料，减少油炸食品，增加蔬菜水果，试图重塑自身形象，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赢得全球消费者。

正是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之下，超级跨国公司的实力越强大，往往越不敢恃强凌弱，蛮横霸道，更不敢肆无忌惮地把利润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反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遵纪守法，严格自律，在产品质量和顾客服务方面，更不敢玩奸耍猾，稍有闪失。正是在陪审团审判的威慑之下，超级跨国公司不得不视普通消费者为上帝，成为遵奉商业规范、童叟无欺的道德楷模，成为乐善好施、肩负社会责任的慈善大家。

『伍』 美国地区行政诉讼法院有存在的嘛

美国法院组织划分为联邦和各州两大系统，名称和审级不尽相同，管辖权限错综复杂。法院一般是民事、刑事兼理。除某些基层法院外，均采取陪审制。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配属于各级法院。 联邦系统的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为：涉及联邦宪法、法律或国际条约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联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国境内供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之用的通航水域案件。

『陆』 美国统一负责专利上诉案件的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柒』 关于美国的法院的问题

楼主不知道从那里知道的简易地方法院和季审法院

日本有简易法院的设置，并没有简易地方法院，而我国也有审理的简易程序

至于季审法院应该是四季法庭吧，顾名思义指每个季度开庭审理，他并不是英国的法院系统，在1971年《法院法》通过之前，严重程度较轻的公诉罪在季审法庭审理，每季度开庭、由治安法官主持。季审法庭也受理对于治安法庭判决的上诉。1971年《法院法》废止了巡回法庭和季审法庭，代之以属于最高法院一部分的刑事法院。
另外区法院应该是我们国家的设置吧，区法院是我国的基层法院也是初级法院

日本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四级三审制度，初审法院通常包括两个审级，第一级法院即基层法院定位为简易法院，审理简易、小额案件。其上一级法院设计为普通案件的一审法院。初审法院包括简易法院和地方法院两级，简易法院行使简易案件的初审管辖权和小额案件的管辖权。

美国法院的设置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法院机构的基本框架分为联邦法院和各州地方法院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联邦法院由联邦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及联邦特别法院（即破产法院、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赔偿法院等）组成。联邦最高法院由美国宪法设立，是联邦上诉法院的终审法院和美国司法系统的最高一级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则由国会决定设立。联邦上诉法院以管辖地区为“巡回审判区”，一个巡回审判区一般负责管辖几个州的联邦地区法院的上诉案件。美国的联邦地区法院是设在各州的联邦初审法院，共设有94个联邦地区法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具有联邦和地方司法管辖权的地区法院，即负责维尔京群岛、巴拿马运河区和关岛的司法管辖；第二种是仅具有联邦司法管辖权的联邦地区法院，即负责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哥地区的司法管辖。
美国的州法院是由各州设立的独自完整的司法组织体系。大多数的州法院由三级构成，也有四级法院，一般没有统一的称谓，且名称比较复杂。美国州法院设置三级组织系统的分别为州最高法院、中级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州最高法院又称终审判决法院，全美共53个。中级上诉法院是一种介于初审法院与终审法院之间的上诉法院，在美国各州，绝大多数案件最后都是由中级上诉法院作终审判决的。州法院系统中的初审法院，是指具有一般司法管辖权的最低一级初审法院

『捌』 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同，如果当事人分属不同的州怎么办，还有上诉是上诉到联邦法院吗

就看法院复所在地了。
联邦和大制多数州的法院系统都采用“三级模式”，只有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采用两级模式。所谓“三级模式”，就是说法院建立在三个级别或层次上，包括基层的审判法院、中层的上诉法院和顶层的最高法院。当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称并不尽同。例如，在纽约州，基层审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层上诉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诉庭”；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则叫"上诉法院"。

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途径有二：其一是上诉权；其二是调卷令。当事人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当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庭做出的时候，当事人才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玖』 美国联邦法院，州法院，巡回法院，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分别有什么职能谢谢！

以下内容供参考：

美国共有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在诸如加利福尼亚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可以高达百万；而所有联邦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不过其四分之一。
联邦和大多数州的法院系统都采用“三级模式”，只有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采用两级模式。所谓“三级模式”，就是说法院建立在三个级别或层次上，包括基层的审判法院、中层的上诉法院和顶层的最高法院。当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称并不尽同。例如，在纽约州，基层审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层上诉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诉庭”；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则叫"上诉法院"。
“三级模式”并不等于“三审终审制”。实际上，联邦和大多数州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即诉讼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只有权提起一次上诉。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一审之后可能还有两次甚至三次上诉审的机会。但是，请求上诉法院再审是当事人的权利，请求最高法院再审就不是当事人的权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权力了。“权利”与“权力”，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在前一种情况下，法院必须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没有受理的义务，只有当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受理。当事人若想获得后一种上诉审，必须得到法院的“上诉许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当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三审终审制”，或者规定在某些种类的案件中采用“三审终审制”。例如，在纽约州，绝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都有两次上诉的权利；在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适用“三审终审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统败诉的当事人还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四审”。当然，究竟什么案件可以得到这种特别的关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确规定，决定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是普通法院还是特别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在此值得专门介绍的是合众国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联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国惟一由联邦宪法直接设立的法院。该法院位于首都华盛顿。其职能包括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件，审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如果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话），以及审理宪法规定其可以直接审理的一审案件。一审案件的数量很少，不足其审理案件总数的十分之一。一审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州之间的纠纷，而且多与地界有关，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归属权纠纷；也有些案件属于两个或多个州对某亿万富翁的财产征税权纠纷。
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途径有二：其一是上诉权；其二是调卷令。当事人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当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庭做出的时候，当事人才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独审制，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合议庭。一种情况是重新划分立法区；一种情况是国会希望快速解决某个宪法争议问题。在1990年的“合众国诉伊奇曼”一案中，为了迅速解答国会禁止非法焚烧美国国旗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联邦地区法院就采用了合议庭审判。这种合议庭由两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一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组成。
调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主要途径。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调卷令，诉讼当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请，然后由大法官们投票决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调卷令申请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过200件。最高法院认为其主要职责不是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判决，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维护联邦法制。因此，其发布调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对联邦法律的不同解释，例如，两个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联邦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或者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与联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有不一致之处等。
自成立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少时为5人，最多时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由9名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审判，他们并不承担中国法院院长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