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法官待遇
㈠ 十年副处级三级高级法官套改后对应几级法官,2017年退休时按照应当按照几级法官标准拿退休金
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
(厅字[2017]44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巩固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完善相关政策,确保司法责任制改革有规范明确的政策依据,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现就进一步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正规化建设,打造对党忠诚队伍
(一)加强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
深化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法治观点侵蚀,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法官、检察官政治轮训制度,打牢高举旗帜、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健全职业道德准则、职业行为规范,加强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教育,完善职业道德评价机制。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统一职业培训和入职晋级宣誓制度。
(二)严格纪律作风要求
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加强纪律规矩经常性教育,引导法官、检察官养成纪律自觉。统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司法权运行新机制相适应的监督制约体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
二、实施员额制,建设专业化队伍
(三)严格控制员额比例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严格控制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建立员额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机制,由省级有关部门在总额度范围内明确辖区各法院、检察院员额控制的具体比例,确保员额配置向基层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区、单位倾斜。办公综合、政工党务、纪检监察、教育培训、司法技术等非业务部门不设置员额。
(四)严格遴选标准与程序
遴选法官、检察官,应当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基础上,突出对办案能力、司法业绩、职业操守的考察。入额遴选坚持考核为主、考试为辅,考核主要考察办案质量和效率,考试主要考察办案能力。原办案骨干调离办案部门5年以上的,需回到办案岗位担任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满1年方可参加遴选。市地级以上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通过逐级遴选方式产生。市地级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应当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省级以上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一般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根据工作实际预留适当数量的员额,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按程序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
(五)发挥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把关作用
遴选委员会通过面试、考察等方式,对入额候选人的专业能力进行把关。遴选委员会委员对候选人入额资格提出异议,法院、检察院未予说明或者说明未获认可的,经遴选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可以否决相关候选人入额资格,并书面反馈相关法院、检察院。候选人名单经向社会公示,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方面考察把关,党委按照权限审批,本级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命。
(六)建立健全员额退出机制
法官、检察官调离办案岗位、退休或者离职的,自然退出员额;办案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应当在考核结果确定后3个月内退出员额。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不办案或者办案达不到要求的,应当退出员额。不分管办案业务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非业务部门负责人进入员额的,应当在入额名单公示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按照组织程序免去原有领导职务,调整到一线办案岗位,未按时调整的,应当退出员额。省级以下法官、检察官退出员额,由所在院党组审议决定,报请省级法院、检察院批准后,送遴选委员会备案。
三、落实责任制,规范司法权力运行
(七)规范权责配置
建立权力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明确应当由院长、检察长以及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可以由法官、检察官决定的事项,并分别规定相应责任。法院实行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检察院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未入额人员不得独立办案。
(八)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
确立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独任法官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该案合议庭法官签署。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长、庭长不签发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专业法官会议可以为独任法官、合议庭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采纳与否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入卷备查。审判委员会发挥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管理、研究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讨论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等的敏感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九)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
坚持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检察长领导检察院工作相统一。检察官对检察长负责,在职权范围内决定办案事项。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的,可以提出复核意见,或者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检察委员会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负有决策、指导和监督职能。
(十)完善入额领导干部办案机制
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每年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其中,庭(处、科)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0%;基层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30%;市地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20%。严格领导干部办案量的统计标准。建立领导干部办案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十一)运用科技手段、创新办法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深化司法改革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依托大数据技术,总结办案规律、规范办案标准,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类案推送、结果比对、数据分析、办案瑕疵提示等功能,帮助法官、检察官提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推广语音识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等技术,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技术保障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语音同步转录、文书自动生成、智能纠错能力,减少人力投入。推广远程视频庭审、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软件,完善执行信息化平台,减少办案在途时间。完善刑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基本证据指引,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促进办案系统互联互通,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
推广外包服务方式,规范管理,提升辅助事务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和效率,保障司法人员专注于司法关键业务。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
紧紧围绕办案质量和效率进行考核,综合考虑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因素设置权重指标,制定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绩效考核办法。考核信息动态管理、全程留痕,并在系统平台公开。考核结果计入司法业绩档案,作为法官、检察官等级管理、评优奖励及员额退出的重要依据。绩效考核奖金分配坚持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体现工作实绩,按考核档次适当拉开差距。
(十三)改革内设机构
坚持精简、务实、效能的原则,在理顺职能、优化分工的基础上,整合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级。综合考虑业务划分、法官和检察官数量、人员编制、案件数量等因素,科学设置机构,内设机构数量原则上只减不增,编制50人(含50人)以下的基层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总数一般不超过5个,51至100人的一般不超过8个,101至200人的一般不超过10个,201人以上的可以适当增加。员额较少的法院、检察院应当设立综合业务机构,杜绝1人或者2人庭(科、室)现象。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不必一一对应,上级法院、检察院不能要求下级法院、检察院对口设立相应机构,不能以考核评优、经费划拨等方式变相限制下级法院、检察院整合内设机构。内设机构整合后,相关领导职数继续保留。
基层法院的人民法庭、基层检察院的派出(驻)检察室不纳入内设机构改革范围。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层级、业务特点,从案件类型、难易程度、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提升办案效能。
四、强化监督制约,提升司法公信力
(十四)增强多元监督合力
探索建立政治督察制度,党委政法委定期组织对司法机关党组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审判检察职能、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法院、检察院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的监督。
(十五)运用现代科技加强监督制约
适应新型司法权运行机制要求,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管理监督由盯人盯案、层层审批向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变,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管不缺位。推广案件流程监管、庭审巡查等智能软件应用,完善网上办案系统,确保案件全程网上办理、司法活动及干预办案情况全程留痕、违规操作自动拦截、办案风险实时提示。加大对海量司法数据的挖掘开发力度,总结办案风险规律,不断提升对办案不规范不廉洁行为的发现、防控能力,有效约束和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十六)实行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
法院、检察院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涉嫌违反审判、检察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惩戒委员会根据法院、检察院调查的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是否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惩戒委员会认定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予以惩戒。法官、检察官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由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处理。
五、健全保障机制,提高职业化水平
(十七)实施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以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四等十二级”为基础,法官、检察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实行单独管理。等级晋升实行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一线办案岗位法官、检察官可以特别选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县级法院、检察院一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在规定等级比例内,县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各级法院、检察院择优选升的高级法官、检察官中,在一线办案岗位的要保证有一定数量。
(十八)完善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
根据审判、检察工作特点,实行与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落实国家关于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规定,确保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工资水平一定比例。综合考虑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相应职务层次,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定享受住房、医疗、车补等福利政策和退休待遇。法官、检察官转任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或者交流到其他党政机关的,按照有关规定确定职务层次。根据个人意愿和工作需要,长期在审判、检察一线办案且多年考核业绩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按照有关政策和干部管理权限,可以申请延长退休年龄。领导干部申请延长退休年龄的,应当免去领导职务从事一线办案。
(十九)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
法官、检察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法官、检察官应当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对干扰阻碍司法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伤害法官、检察官及其近亲属的行为,依法严厉惩处。
(二十)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由省以下分级管理上收至省级统一管理,实行以省级机构编制部门管理为主,省级法院、检察院协同管理的体制。市地级、县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人员可委托当地市地级党委管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已开展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者以市地级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尚在谋划的,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稳妥推进;条件暂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
军事法院法官、军事检察院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由军队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㈡ 法官的工资这么低,这不是让他们更容易受贿赂
这是制度问题,高薪养廉在中国不现实,人太多,案件多,法官多,向新加坡那样给所有法官高薪国家财政承担不起;只凭良心也不行,良心都是有底线的,法官薪酬地往往导致他们眼界低,底线也就比较容易突破,但这是社会现实,咱么在抱怨也没有人能提出一下解决办法。两害相权总要取其轻,与其让国家担负不起巨大的支出而破产,还不如先放着这个问题慢慢解决。
现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了,司法体制在改革,三分之二的法官要被刷下去做法官助理,法官的薪酬会有所提高,地位也会提高,但相应的入行门槛也会提高。不过一下子弄成新加坡那样高薪也不现实。
㈢ 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这两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吗
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都是辅助员额法官、员额检察官的办案人员,本身没有办案资格,在法官、检察官的统一安排指挥下协助办案。
助理法官、助理检察官是司法办案中不可缺少的办案力量,他们都通过了全国司法考试,司法素质比较高,在司法实践中积累办案经验,提升司法办案能力。
如果就留在体制内,那么检察院工作相对轻松,比较好。
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职级待遇和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同。
㈣ 法院的法官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没有具体规定的,实行与法官等级挂钩的薪级工资制度。
加强法官工资福利待遇保障,对法官实行与法官等级挂钩的薪级工资制度,参照我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薪级工资表制定法官薪级表,每一个法官等级对应若干薪级,每一薪级确定一个工资标准。
法官薪级的调整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法官实行与薪级挂钩的住房保障、医疗保健等福利制度及退休待遇政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法官担任领导职务的,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障按照其法官等级对应的薪级确定。
(4)司法体制改革法官待遇扩展阅读:
法官待遇的相关要求规定:
1、以满足审判工作需要为出发点,考虑法院现有政法专项编制、审判工作量等因素,科学核定法官员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最多不超过本单位政法专项编制的60%,各区人民法院法官员额最多不超过本单位政法专项编制的65%。
2、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一级高级法官1名;担任副院长的二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法官职数按照规定的副院长职数确定;担任副院长的三级高级法官、其他三级高级法官和四级高级法官职数总和不超过法官总数的35%;一级以下法官实行任职条件管理,不设职数限制。
㈤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㈥ 员额法官和一般法官的区别是什么
1、员额法官和一般法官的区别是员额法官有裁判权,普通法官现在变成法官助理,没有裁判权。
2、员额法官是法官员额制度下的产物,员指的司法人员,额就是额度,意思就是法官的数量得按照一定的比例额度配备。
3、员额法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工资体系是和普通公务员有区别的。基层院也就是县级法院员额法官的等级从低到高是五级法官,四级法官,三级法官,二级法官,一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法官。
曾经三级法官二级法官对应副科级待遇,一级法官对应正科级待遇。四级高级法官对应副处级待遇,三级高级法官对应正处级。
(6)司法体制改革法官待遇扩展阅读: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试点正式拉开帷幕。其中,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被认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重头戏。所谓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就是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每个省的规定都不太一样,选拔都是通过考试加考核,能入额的会提高薪资待遇,但同时要对案件终身负责。另外,由于法官人员减少,工作强度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当然,已经入额的也不是铁饭碗,也需要定期考核的,考核不通过就会被清理出去,然后按照比例重新入额新的人员。
㈦ 法院检察院改革中事业编制人员怎么处理
首先,法检两院比较特殊,是不允许出现事业编制的,但是由于政法编制空缺,所以地方政府会特批一些事业编制供法检两院招录辅助人员,不能提拔,不能做法官检察官,甚至编制都只能挂靠在其他单位。
司法改革恐怕很难波及到这部分人,改革的表面标志是先实现人财物省统管,但事业编制属于地方编制,所以这部分人肯定不在改革之内。
1、现在法院的事业编制的岗位都是辅助岗位(司机,内勤,书记员,出纳,后勤,法警等),因为法院的事业编制是不能任审判职称的。
2、待遇一开始差的不大,到了以后,按工龄啊等等啊,会有差距。
3、一般是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也有好多种,要看具体情况)
4、在法院没有审判职称,就没什么前途了。
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
1、清理规范现有事业单位。对未按规定设立或原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予以撤销。对布局结构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予以整合。
2、划分现有事业单位类别。在清理规范基础上,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
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今后,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3、细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细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
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研究确定。
(7)司法体制改革法官待遇扩展阅读
所有警察,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均属于国家公务员,属于行政编制,从法律上说,无事业编制警察。警察编制是法定的,不能随意增加或者减少。
有的地方,行政编制已满,在行政编制之外,通过地方人事部门,招收事业编制人员充实警察队伍,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部分所谓“警察”,不能算做公务员,只能按照事业单位人员管理。严格说来,也不能完全履行警察职务。
《警察法》第二条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㈧ 法官有几个等级
人民法院具体包括下列人员:
(1)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2)内设及派出的审判业务机构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人民检察院具体包括下列人员:
(1)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2)内设及派出的检察业务机构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
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根据上述意见,提出具体适用范围的建议,商省级党委组织部确定。
2、问:已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的人员,目前在内设的综合管理机构任职,如何进行管理?
答:本答复意见印发前,已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的人员,目前在内设的负责政工党务、行政事务、后勤管理等综合管理机构中任职,按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参照《暂行规定》进行套改,保留法官、检察官资格。
本答复意见印发后,在内设综合管理机构工作的不再任命法官、检察官职务。因工作需要,原在审判、检察业务机构工作的法官、检察官交流到综合管理机构的,按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保留法官、检察官资格。
3、问:如何将现任法官、检察官职务套入新的职务序列?
答:《暂行规定》实施后,法官、检察官按下列对应关系, 根据现任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务层次确定新的等级:
省部级副职:二级大法官,二级大检察官;
厅局级正职:一级高级法官,一级高级检察官;
厅局级副职:二级高级法官,二级高级检察官;
县处级正职:三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检察官;
县处级副职:四级高级法官,四级高级检察官;
乡科级正职:一级法官,一 级检察官;
乡科级副职:二级、三级法官,二级、三级检察官;
科员:四级、五级法官,四级、五级检察官。
4、问: 乡科级副职、科员分别对应不同的法官、检察官等级,在套改时如何确定?
答:要根据本人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所任职务、级别资历、任职年限等确定,具体条件如下;
(1) 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 检察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或者内设及派出机构领导职务两年以上的副科级法官、检察官, 以及级别达到二十三级的副科级法官、检察官,可确定为二级法官、检察官;其他副科级法官、检察官以及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或者内设及派出机构领导职务的科员级法官、检察官确定为三级法官、检察官;
具备拟任副科级法官、检察官所需任职年限条件的科员级审判员、检察员,其中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的,确定为三级法官、检察官;其他科员级审判员、检察员,根据本人德才表现、 业务能力和法官、检察官职数等情况,可确定为三级法 官、检察官。
(2)大学本科毕业的科员级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以及担任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两年以上的,可确定为四级法官、检察官;其他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确定为五级法官、检察官。
5、问:直辖市所属县、副省级城市所属区人民法院法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职务设置规格和职数比例如何确定?
答:根据其实际机构规格,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参照《暂行规定》提出具体意见,报省级党委组织部审定后实施。
6、问:在核定法官、检察官职数时,如何确定计算基数和职数?
答:按本答复意见第1条确定的适用范围来计算。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 检察委员会委员的纪检组长、政冶部主任,不计入法官、检察官职数及其计算基数。
7、问:《暂行规定》实施后,法官、检察官的工资待遇如何确定?
答:在国家有关规定出台前,法官、 检察官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暂维持套改前执行的标准不作调整。国家明确具体办法后,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8、问:套改后法官、检察官等级低于原评定等级人员,如何确定职务?
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设置3-5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原评定的法官、检察官等级可暂予以保留,但应注明职务层次加以区别,并按照职务层次进行管理。
㈨ 司法行政体制改革 会提高司法局待遇吗
继续推进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社区矫正试点和公职、公司律师试点,深化公证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推进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表示,今后将继续深化这六项改革,进一步促进司法行政工作体制和机制的完善。张福森是在此间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做此表示的。他指出,这些改革目前都处在关键时期,有的需要巩固成果,扩大试点;有的还需要理清思路,克服障碍。据了解,在2004年底以前,监狱体制改革第一批6个试点省(市)要进行总结验收。张福森要求,重点抓好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特别是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确保监狱和监狱企业围绕改造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一共同目标协调运作,形成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对于深化和完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张福森指出,还要继续扩大试点规模和范围,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推进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公职、公司律师试点,重点是要规范对公职、公司律师的管理。”张福森指出,要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尽快建立起适合公职、公司律师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的运行机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探索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与法官、检察官作用和律师执业制度相统一,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制度等。”张福森要求认真研究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不断改进、优化司法考试的具体设计。在公证体制改革和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制度等方面,张福森要求继续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进相关立法进程,从根本上促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