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存在问题

① 基层法院目前存在被行政化问题是什么意思

司法来本来应该是独立的，自任何行政机关、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都无权干涉法院审判案件。
但是现在我国有一个现象就是政府经常干涉法院办案，或者是来“关心”一下。
尤其是基层法院常被干涉。

这就是你问的这句话的意思。

② 法院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遗留问题,军转干部的法官素质不高,法律素养不够

二、经费问题,财政不独立,受行政机关的牵制

三、制度问题，对法官独立断案的保护不够

③ 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

（一）民事审判方面

一是诉讼调解率、当庭宣判率有待提高，上诉率偏高，没有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案结事了、易于执行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在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息诉息访方面尚存在一些欠缺。

二是裁判文书需改进，仍存在一些裁判文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判说理不透，逻辑性不强，制作粗糙，缺乏应有的严谨性、规范性、权威性。

三是少数民事法官在审理阶段兼顾执行不够，诉讼保全不及时，判决主文不明确，给案件的执行带来困难。

四是取证难、证人出庭作证率低长期困扰民事审判，影响了案件审理的公正和效率。

五是送达难的问题突出。应该说，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种类是比较齐全的，基本上能符合民事诉讼的要求。但是，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不够灵活，送达程序过于严格、苛刻，客观上造成了法院诉讼文书“送达难”，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影响着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关于直接送达，有的当事人外出经商、居无定所；有的当事人地址不详或者地址发生了变化；有的当事人躲避送达，客观上送达困难。法院送达诉讼文书时，有时需要反复多次才能送达，有的则是无法送达。关于留置送达，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在场见证。实践中大部分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不是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所以，留置送达实际操作难度较大，要求过于繁琐。关于公告送达，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对公告送达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期限太长。其次，费用太高。在报纸上刊登公告送达的，对经济拮据的当事人是不小的负担，对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则明显增大了诉讼成本。关于邮寄送达，由于当事人地址变更等原因，邮寄多次被退回，不仅延长了诉讼文书的在途时间，而且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采用邮寄送达的法律文书其送达日期以邮局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准。在送达过程中，有时邮局不是直接送达到当事人手中，而是先由村委会等签收再转交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有时诉讼文书几次周转才转到当事人手中，如果以邮局回执记载的日期计算上诉期限，则早已超期，当事人如何行使上诉权成为一个难题。同时，由于邮局的投递规定不等同于法律规定的送达，投递的法律文书通常由他人代签，所以达不到送达的效果。也为将来案件执行等环节埋下隐患，甚至引起当事人的上访。

（二） 民事涉诉信访方面

民事案件的基数大，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民事涉诉信访量相应偏高。从审查分析的情况看，主观故意造成的错案是极个别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法院自身少数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司法不规范、办案不透明、程序不公正、裁判文书说理性不强、辨法析理工作不细，未能使当事人胜败皆服。个别同志就案办案，不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另一方面，有些当事人法律意识和诉讼风险意识不强，把自己举证不能、诉讼决策失误、不当行使诉讼权利、不积极履行诉讼义务导致的不利诉讼结果，视为司法不公，申诉不止。

再者，有些当事人存在思想观念误区，上访人员信“多”不信“少”，不论什么事，这个部门跑了又去其他部门去找领导；信“闹”不信“理”，不管有理无理，先闹再说，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只要一闹，领导就会重视。

（三）民事审判队伍方面

一、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社会经济交往不断增多，公民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大量的案件和纠纷涌向法院。特别是2007年4月1日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后，收费标准大幅下调，因为诉讼成本的降低，当事人发生纠纷后更多地选择到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争端。但是审判力量的相对不足，人少案多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了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二、是由于受人员编制、进人机制等因素制约，民事审判法官青黄不接、人才断层、人才流失的现象日趋严重，制约着民事审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尽管大部分民事法官非常渴望学习培训，但囿于经费短缺，参加业务培训少，业务书籍匮乏，造成知识更新慢、法律适用水平低、驾驭庭审能力弱，使法官业务素质和司法能力的提高受到了限制。

四、是法官的人格和尊严时常受到无端的侮辱和损害，甚至人身安全也经常受到威胁，对此确无能为力。

五、是法官的工作压力大、风险大，政治和经济待遇不高，导致部分法官不愿意从事审判工作，特别是不愿意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现在成为一名法官，需经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门槛不可谓不高。纵观其他职业和其他单位，法官虽神圣，但经济待遇处于中下水平，法院虽威严，但只是一个部门，特别与党委、组织部门、乡镇相比，基层法院里解决一个副科、正科非常难。有的同志临到退休还没有解决副科，有的同志在副科这个级别上二十五年之久未动。

（四）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方面

基层法院及派出人民法庭审理了大部分民事案件。但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办案条件不佳，有些法庭没有每人配备电脑、传真机等办公设备，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2007年4月1日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后，收费标准大幅下调，加上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调解方式结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收费的规定，更令基层法院雪上加霜。一直以来，基层法院承担着繁重的审判任务，往往面临人少案多，案件标的小，诉讼费收入少，导致办公经费奇缺的窘境。

（五）司法环境方面

由于现行司法体制的某些局限，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民事审判的干扰仍然存在，突出表现在对法院审理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不予配合，甚至不当干预；托人说情、找关系送材料、找领导批意见、找媒体施加压力的现象较为普遍，民事审判的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④ 小议目前基层法院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基层法院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法院档案工作重要性的日益显现，多数基层法院在加强领导、注重软硬件建设方面狠下功夫，如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拨出专款建立了400多平方米的档案中心，做到办公、库房、阅卷三分开，购置高新档案密集架等现代化设备，并采取措施强化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电子档案、纸质档案双式管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基层法院档案管理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诉讼档案的数量急速递增。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普法教育的深入，人民群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诉至法院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长。同时由于2007年4月1日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从多个方面降低诉讼费用收费标准，直接导致基层法院收案数量的大幅度上升，档案数量也随之急速增长。如常州市天宁区法院1980年至1990年的库存档案数量为465卷732册，1991年至2000年的库存档案数量为27407卷48351册，到2008年8月，全院库存档案数量已经达到66378卷116953册，其中仅2008年8个月的归档数量即有10452卷18712册，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2、人员配备相对不足。根据《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中的机构和职责的第五条规定，各基层法院相继都设置了档案机构，配备了专职档案干部，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必要条件。根据有关规定保存档案一万卷（件）应该设专职档案干部一名为基数，超过部分每超过一万五千卷再增配一人，但受案多人少矛盾的影响，大部分基层法院的专职档案员仅有1－2名。档案工作人员的相对不足与急速增长的档案量和工作量之间的矛盾，导致档案人员每天只能疲于应付档案的有关事宜，无法抽出更多的精力做好档案的开发利用、信息化管理等工作。 3、法律规定的相对滞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制定并实施《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迅速发展，该办法存在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办法》规定“经济合同纠纷案件诉讼标的在十五万元以上的，保管期限为永久，诉讼标的在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保管期限为长期”，然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诉讼标的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的案件大量涌进法院，若仍旧以十五万元的标的作为永久保存的标准，必将导致档案库存量过大，笔者认为将诉讼标的在一百万元以上作为永久保存，五十万元以上作为长期保存更为适宜。《办法》规定“缺席判决的民事案件为永久卷”。如果公民的一件普通离婚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缺席判决就定为永久卷，或是一件标的不满1000元标准的普通案件，仅因被告经传唤未到庭应诉缺席判决就定为永久卷www.bfblw.com，笔者认为不妥，定为短期卷即可。《办法》还规定“经上级法院复查改判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定为永久卷”。一般上诉案件有三种结果：维持原判，依法改判、发回重审，而改判又分为部分改判或变更原判决的全部，此项规定较难执行，这样的案卷定为长期卷即可。因此，《办法》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法院应当以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态度，根据新形势新特点，重新确定相关管理办法，发挥法院档案利用的实际效益，更好地服务审判。

⑤ 如何解决基层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必须认清形势任务

要充分认识到党和政府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虽然法院队伍总体是好的，但是所面临的形势也是不容乐观的。特别是基于法院司法裁判的特点，随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人情社会关系的影响，基层法院处在司法审判的第一线，绝大多数的纠纷案件要通过基层法院审理和裁判，直接面对成千上万的案件当事人及其他社会关系。因此，必须自觉站在全局的高度，认清形势任务，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把本单位、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必须理清工作思路

工作思路是：坚持惩防并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工作目标是：最大限度减少违纪，竭尽全力杜绝犯罪；工作重点是：积极构筑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不愿为的“四不为”机制；基本策略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查处。

（三）必须健全制度规定

首先，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要在保持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使整个国家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以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其次，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对党纪党规、政纪政规以及各地区、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纪律规定、制度措施进行统一规划和清理，按照统一、精简、严密、规范、管用的原则，对过时的规定予以废止，对不能很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适时予以修改完善，对内容重复、空洞的大量口号性、禁止性规定予以废除，避免多头规定、重复规定，便于学习掌握，也便于对照适用，体现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必须严格规范管理

管理出效益，管理也是生产力。如果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管理混乱、纪律涣散，就很容易给人以可乘之机，很容易发生违法违纪和消极腐败现象。法院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司法部门，应当尽快建立起与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特点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完善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管理，确保日常各项审判工作的正常有序运转，为司法审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四）必须完善体制机制

首先，从体制上看，要尽快理顺法院纪检监察与地方党委纪委的关系，主要解决纪检组长从哪里产生、归谁领导和管理、职称职级待遇如何解决以及今后何去何从等问题，难点是如何解决对相对专业化的司法审判工作的有效监督问题。其次，从机制上看，要尽快建立确保纪检监察工作有效开展的工作体制，重点是解决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问题、能力问题、动力问题、评价问题和保障问题，难点是如何解决保护与惩处的关系问题。

（五）必须坚持教育为先

反腐倡廉归根结底要靠干警的廉洁自律，提高干警自身的防腐拒变能力。自律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面要取决于干警自身的“先天”素质，取决于其个人的思想觉悟、品格修养、意志品质等内在素质，另一方面需要靠“后天”的学习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其职业道德修养，养成良好的作风习惯，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还要注意区别不同情况，如在干警遇到提升失望、心理失衡，退休免职、面临失权，人员调整、思想不稳，经济拮据、急需用钱等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开展家访谈心和廉政谈话活动，切实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六）必须强化监督检查

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有效履行工作职责，积极创新工作思路，探索监督渠道，强化监督检查。监督检查要立足于抓表率、抓重点、抓苗头、抓平时、抓细节、抓小节，坚持做到持续全面、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突出重点部位、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紧盯重点人员、重点案件、重点节点，尤其是要切实加强对审判权、执行权以及行政管理权、用人权的监督检查，不留死角，全程监督，让监督如影随行，让违法违纪无机可乘。

（七）必须坚持严格查处

自律是基础，他律则是威慑、是保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要立足于教育、立足于自律，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人人都能廉洁自律，人也不可能永远都不犯错误。因此，纪检监察部门必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不能以为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违法违纪或者消极腐败现象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仍然要时刻保持警惕、严阵以待，始终以敏锐的目光、果敢的决心和魄力，不断提高发现的能力、查处的能力，严肃有效的查处各类违法违纪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以震慑违法违纪分子，反过来教育和警醒广大党员干部勤政廉政、廉洁自律。

⑥ 如何缓解基层法院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的现象

我国任何体制单位，都存在人少问题，问题是真的人少了吗，其实，不然， 有好些老人政治都不干活的。

⑦ 基层法医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某基层法院碰到了一起棘手的刑事自诉案件。案情其实并不复杂，自诉人汤某控诉被告人范某犯故意伤害罪并要求赔偿相关的经济损失。自诉人提供的证据是当地公安局出具的两份法医鉴定书。令人费解的是，该两份法医鉴定书时间相隔不到两个月，然而内容竟截然相反。早期的鉴定结论为“轻微伤”，但两个月后该局竟出具了九级伤残的轻伤评定书。被告人认为当地公安局的鉴定结论有失公允，申请重新鉴定，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构成轻微伤的法医鉴定结论。该基层法院采信了中院的鉴定结论，判决被告人范某无罪，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汤某经济损失4000余元。自诉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自诉人汤某要求重新鉴定，中院遂依法委托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某医院重新鉴定，鉴定结论为轻伤，中院遂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一起简单的刑事自诉案因为鉴定结论的迥异变得异常复杂起来。法官在扑朔迷离的鉴定结论面前无所适从，当事人无可奈何地陷入讼累之中。

事实上，这类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并不少见。鉴定结论在定案过程中往往成为举足轻重的“焦点”，在民事诉讼中直接关系到赔偿与否、赔偿多少等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则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问题。然而目前的法医鉴定机制不完善、鉴定规则不统一、立法明显滞后等现状又严重阻碍了审判实践的发展。“扯皮鉴定”、“重复鉴定”、“人情鉴定”等问题日益突出，改革法医鉴定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现状及其弊端分析。

我国法医学鉴定实践起步晚，发展相当缓慢。80年代初期，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主要是从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原则入手的，在公、检、法内部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医鉴定机构。到目前为止，关于法医学鉴定仍没有统一的立法。相关的法律法规有：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新《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等6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等等。这些法规的出台对规范我国法医学鉴定行为，促进法医学鉴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一些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法律、规章显然已不能适应法医学鉴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存在的弊端也不断凸现。当前的法医学鉴定体制对鉴定人资格审查、鉴定标准和程序、鉴定机构、鉴定期限、法律责任等问题都没有统一的明确规定。这不仅给审判工作设置了障碍，更是为原本就相当薄弱的法医学鉴定工作的发展增加了桎梏。有人著文说“由于多鉴定体制的存在和鉴定的复核程序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最举足轻重的‘证据’又最具随意性、可变性！随意性和可变性又会和失职、渎职、伪证乃至国家赔偿联系在一起，以致基层的法医工作如履薄冰……”[1]

具体而言，法医学鉴定体制不完善的弊端表现在：（1）立法不完备，缺乏操作性。公检法三机关“自鉴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等违反科学精神、违反诉讼法原则的事件时有发生；鉴定机构互相扯皮，鉴定结论互相拆台、互相矛盾的现象屡见不鲜。（2）机构设置混乱，缺乏权威性。目前，除公、检、法、司自上而下设立的鉴定机构外，还有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医科大学、政法院校的鉴定中心等。多系统设置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又使鉴定质量发生异化，法医鉴定的权威性大打折扣。（3）鉴定规则各不相同，缺乏统一性。各系统、各地区指导、规范鉴定的标准各不统一，互不约束，各自为政，致使实践中鉴定结论截然不同。（4）证据采信存在任意性，缺乏公允性。在鉴定结论的认定上，无法律规定的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二、重构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理性思考。

在考虑构建法医学鉴定体制之前，我们必须分析一下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本质特征。法医学鉴定结论，是一种证据材料，而不是当然的“证据”，不一定具有证明力，因此不能直接予以采信，我们权且称之为“准证据”；鉴定结论又是一种特殊的必须通过科学手段和方法进行严密科学活动才能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与此同时，鉴定结论必须是经过法定程序严格审查才能认定的法定证据材料，具有法定性。可见，作为“准证据”的法医学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和法定性双重特征。鉴定体制的构建必须保障鉴定结论本质特征的实现，这是鉴定体制在实际操作中的价值体现。换句话说，建立科学的鉴定体制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中鉴定结论科学价值和诉讼价值的实现。[2]

法医学鉴定体制在初创时期没有很好地满足鉴定结论的科学要求和法律要求，因此，在改革法医学鉴定体制过程中，人们都把着眼点放在满足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上。关于重构法医学鉴定体制，目前主要有四种学说，即“一元说”、“两元说”、“维持现状说”和“多元说”。

迄今为止，代表大多数法医学工作者心声的是“一元说”，即建立统一的、高效的、独立的、公正的法医学鉴定体制。他们主张，在中央设置法医工作委员会或法医总局，隶属于法制委员会。法医工作委员会或总局之下设置一至二个科学研究机构，进行重点科学研究和疑难病例的会诊工作。同时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地级市）、县（县级市）设置相应的法医机构，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

“两元说”则主张分别设置公安系统的法医鉴定中心和检察系统的法医鉴定中心；或者将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法医鉴定中心合并为一个鉴定中心，另构建一个社会性的鉴定中心。

而“维持现状说”的持有者为保守主义者居多，他们担心大量的变革会不利于平稳过渡，所以主张在现有的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局部调整，如严格审查鉴定资格，建立监督程序等。

“多元说”我们将在下文作详细的论述。

逐个分析以上几种观点，我们不难发现，除“多元说”之外的三种学说都存在着种种弊端，因此它们都不能成为法医学鉴定体制的最终选择模式。

“一元化”法医学鉴定体制具有三个特点，即高度的集中性、严密的隶属关系和明确的分工范围。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确保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进而使该结论的法律性失去可靠的前提。首先，“一元化”体制容易形成行政隶属关系和狭隘的行业圈子。鉴定机构的单一性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无法满足诉讼民主的需求，再加之行业垄断形成的弊端以及主观人为因素等的影响，因而不能确保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鉴定结论失真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次，“一元制”不利于法医学学科的发展，从根本上损毁了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主要由于“一元制”下法医鉴定机制的高度集中性，就剥夺了政法院校、医科大学参与法医鉴定的可能，很大程度削弱了法医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实验基础和经济条件。从长远看，法医学鉴定队伍将无从保证后备力量的充实和储备，法医学的长远发展势必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一元化”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目前的“重复鉴定”、“人情鉴定”等现象，那么由现行体制向“一元制”的改革将没有必要。

“两元说”持有者的初衷是为了兼顾诉讼民主与科研水平之间的平衡，但其提出的“两元”模式实际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跛足”现象。如果只在公安、检察系统内部设置两个鉴定中心，则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公检的工作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鉴定质量也难以保证；而如果将公检两机关的内部鉴定中心合二为一，则不能保证公安与检察机关的制约与平衡，进而不能避免鉴定中滋生的腐败现象，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自然难以实现。

至于“维持现状说”，更是不能符合目前改革的需要。改革必然带来“阵痛”，不能因为惧怕“阵痛”而维持现状。其所提出的严格审查鉴定人资格、增加鉴督程序等也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真正起到作用。

三、国外法医学鉴定体制的设置。

与我国相比，国外许多国家法医学鉴定体制的设立已有多年的历史，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法治国际化、一体化发展的今天，分析、借鉴外国先进的、通行的做法不啻为我国法制改革中的一个良方，批判地吸收是我国的立法方法之一。

（一）英美法医鉴定制度。

英国的法医鉴定体制由三部分构成：死因裁判官、法医病理学家和警察外科医生。如果联系诉讼加以考虑的话，大体上可分为相对的两套系统：一套是服务于警方的法医鉴定系统，另一套是内政部主管的面向社会公众的法医鉴定系统，当然也不排除警方受惠于该体制，如果警方确有需要的话。[3]这两套法医鉴定系统的形成与英国对抗制诉讼结构有密切的联系。在英国，证人和鉴定人、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在证据法上没有明确的划分。鉴定人（专家证人）一般由当事人聘请，因此辩诉双方的鉴定人往往会在同一问题上提出针锋相对的鉴定意见，双方律师也可以对专家证人进行盘诘。这就有利于确认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

另外，英国采用鉴定人资格制度，无论是死因裁判官，还是法医病理学家、警察外科医生，都必须符合一定的学历、从业经验的限制方能胜任，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鉴定人的专业化、专家化。美国与英国一样，也实行多元化鉴定体制，最为庞大的法医鉴定系统是警察系统，除此之外，很多高校及科研机构也有法庭科学实验室。还有些个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庭科学实验室，它们多向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提供科学鉴定服务，当然也向警方提供服务。美国也实行鉴定人制度，但鉴定人的资格不是采取考试之类的硬件措施确定，而是视具体情况由法官和陪审团来确定。[4]这些规定与美国对抗制诉讼结构是相一致的。

（二）法国的法医鉴定体制。

法国警察系统设有法医鉴定机构，在需要进行物证鉴定和尸检的现场勘察中，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可指定具备相应专业资格的人参与现场勘查；如果被指定者不是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注册的鉴定人，则他必须以书面形式宣誓，保证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发誓为司法提供帮助。[5]可见，法国没有明确载明实行“多元制”，但暗示了鉴定体制不是单一的，因为鉴定人注册名单之外的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表明除注册名单之外还有别的鉴定机构或鉴定自然人。法国实行鉴定权制度，一个案件中是否进行鉴定，由刑事预审法官决定。鉴定活动由鉴定人具体操作，鉴定人资格通常是预先根据行政规章确定是否启用有资格的鉴定人由预审法官决定，这也体现了法国诉讼结构中法官职权主义的特征。

（三）日本的法医鉴定体制。

日本法医鉴定体制呈现多元化形态，包括监察医制度、警察医制度、大学教授解剖制度以及科学警察鉴定制度。[6]日本实行鉴定人资格审查制，一般说来日本鉴定人的资历要求比英国要高。

可见，英美法日等国的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共同点是：（一）实行多元化法医鉴定体制，这与各国诉讼结构的特征是一致的。（二）警察系统自上而下设置了独立的鉴定体系。（三）法院内部没有单独的法医机构和专职法医。（四）各国对鉴证机构和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都有详细的规定。

四、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多元化”构想。

借鉴各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的成功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笔者认为，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应该实现“多元化”。“多元化”的基本框架包括为社会提供法医鉴定的机构和为国家利益提供法医鉴定的机构。[7]前者包括高等政法院校或医科大学的法医鉴定中心、医院或民间法医鉴定部门等，它们承办民事诉讼中的法医学鉴定；后者包括公安和检察系统内的法医学鉴定机构，它们承办刑事诉讼中的法医学鉴定，遇到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时，也可委托高等院校法医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具体而言，“多元化”法医学鉴定体制的配套要求有：（1）撤销目前法院系统内的法医鉴定机构，或者即便保留，该机构的任务也应当转变为咨询性质，为本法院或本系统法官提供技术支持，其本身不再从事鉴定活动。这是因为，法院内法医只有双重身份即既是法院的内部成员又是当事人一方的证人，这不可避免地使法官的裁决产生偏向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上的可检验性也不可避免地降低。（2）公安、检察内部同时保留鉴定机构。公、检的鉴定中心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设立的，在一些刑事大案中，内部存在鉴定机构有利于工作的保密性，两者共存则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3）司法部门的法医鉴定机构应改为民办。因为该机构一直面向社会从事鉴定活动，在职能上并不代表国家，改为民办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有利于节约人力、物力以及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4）符合条件的医院可以从事法医鉴定活动。新《刑诉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这是医院参与法医鉴定的法律基础。包含两层含义：只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少数医疗水准很高的医院才能进行法医鉴定，这类医院只能就特定法医学事项从事鉴定。（5）医科大学、政法院校的法医科研中心可以进行法医鉴定。一般这类中心的科研水平较高，可以从事专门性强的疑难病例或尸体检验。一定条件下允许它们成为鉴定主体，有利于资源的最合理化利用，也有利于推动法医教学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的法医学提供人才储备。

在法医学鉴定体制的设置模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按行政区划设置数量不等的鉴定中心。这样，既合理地实现法医鉴定资源优化配置，又可以满足诉讼民主的需求，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从而实现法医鉴定体系的科学化、独立化、专业一体化。（1）区县级地区可设置公安、检察以及医院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网络化鉴定模式。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分流出来的鉴定资源可充实到公、检系统。而医院的法医鉴定机构可与该地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合二为一，遇到特别疑难的病例时，可以从三家鉴定机构中抽调部分专家组成临时的鉴定综合小组，由此形成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三足鼎立的科学格局。（2）地（市）以上的地区可以设立三家以上鉴定机构。除公、检内部的两个鉴定机构外，可以成立两个左右的医院法医鉴定机构，缓解医疗事故及法医鉴定数量增多带来的工作压力，同时又可以扩大当事人的选择权。当然，这两家医院的综合技术力量必须绝对过硬，同时鉴定机构还应吸收同地区其他医院的优秀专门人才，具体的机构人员配置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法院负责监督协调。操作时可通过电脑区域联网，建立人才资料库，实现区域人才共享。有条件的地区，这里主要指辖区内建有高等政法、医学院校的，可以根据其法医学实力组建科研性质的鉴定中心，必要时可以接受法院、当事人或者其他法医鉴定机构的委托，从事疑难复杂病例的鉴定。

在按行政区划设置鉴定机构时，有人主张县级区域建立三家鉴定机构，地级区域建立四家，省会城市建立五家。笔者以为没有必要作此硬性规定，因为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没有必要设置五家，有的地区则不能达到五家鉴定机构的规模。过于死板的硬性规定则可能适得其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机构过于繁冗也不利于鉴定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总之，“多元化”的法医鉴定体制是一个开放的、健康的、科学的体系，能够避免鉴定机构的官僚化、行政化，有利于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科研氛围，还能够保障诉讼民主、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法院超脱（撤销）法医鉴定机构也有利于保障法官的中立地位，从而保证公正地采信鉴定结论，并作出合理的裁决。一句话，“多元化”的法医学鉴定体制是实现鉴定结论科学要求和法律要求的最佳选择。

五、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法医鉴定的监督问题。

法医学鉴定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法医鉴定结论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法医鉴定活动必须加强监督，以防止鉴定滥用、违反程序等现象的发生。

为稳妥起见，我国可实行鉴定权制度和鉴定人资格制度。鉴定权由主审法官或者合议庭掌握，在委托合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要严格审查鉴定机关提供的鉴定人选，具有法定资历的方可实施鉴定。值得一提的是，除对医院鉴定机构提供的人选进行审查外，法官对公检系统的法医适格性也应审查。这样就实现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格的双重认证保险。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鉴定权的决定由法官掌握，但法官决定鉴定是否适时，采信鉴定结论是否合法，是否遵循回避规定等情况，又应由谁来监督呢？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借助法院内部政工、纪检部门，以及人大、政协等机关的监督。当事人一旦有异议，可向该院政工纪检部门或检察机关反映。新闻舆论界也可发挥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

（二）法医鉴定可引进参与机制，适用抗辩程序。

在公、检等机关组织的法医鉴定过程中，法官、法院应具有参与权。主审法官的适当介入，可以严格程序监督，从而有效避免证据采信时的“拿来主义”或“随意主义”。控辩双方当事人也可申请参与到法医鉴定中来，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活动应当具有知情权、在场权和发表意见权，发现异议的，双方还可进行辨论。鉴于当事人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当事人可以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到法医鉴定过程中来，但受委托的对象须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与法官、鉴定人无利害关系，不能影响案件的正常鉴定进程。通过引进鉴定抗辩制，法医鉴定结论将更加科学、合理、公正。

（三）鉴定时限及鉴定人法律责任。

法医鉴定是诉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医鉴定过程中，诉讼期间自然中断。一般说来，法医鉴定并不会必然导致案件超审限。但客观上，如果鉴定时间过长，就会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使当事人陷入讼累之中，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然而目前，我国除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期限作出了规定，其它无法律、法规规定法医鉴定期限问题。笔者主张，法医鉴定机构自接到鉴定委托书之日起45天内必须作出鉴定结论，特殊情况提请审委会讨论批准后可延长两个月。

目前，法医鉴定还存在责权不明的现象。事实上法医鉴定结论对定罪量刑甚至生杀予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万一法医鉴定结论有错误，责任将如何追究？为此，笔者认为，应引进鉴定责任制，法医鉴定应由单位责任向自然人责任过渡。法医鉴定应实行合议制，参与鉴定的鉴定人都应当署名。[8]鉴定书中应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如实记载，包括被否决的少数人的保留意见，而不能只有一种意见的记载。首席鉴定人对鉴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在责任认定上，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鉴定结论出错，除非鉴定人有证据证明其无过错，鉴定人都应对错误鉴定结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鉴定人存在故意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⑧ 法院在精准扶贫工作上存在哪些问题

司法程序是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终手段，法院职责在于合理公回正的做出判决。在基答层工作中出现的可能涉及法律的矛盾和纠纷，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更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社会风俗与习惯，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在有能力主动展开工作时，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法律上的指导和帮扶。

PS：精准扶贫本应该由司法行政机关去处理，法律作为司法机关是掌握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部门，普法等政策方面的工作不该交给司法机关。

⑨ 基本破解执行难 法院存在哪些问题

加大对失信被来执行人名单和信用惩戒的自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监督和舆论引导作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依法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受惩戒情况等公之于众，形成舆论压力，扩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影响力和警示力。

破解执行难是人民法院肩负的一项政治使命，责任重大，任务艰巨。“2017年底前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案件多、人员少。面对这一困局和难题，作为基层法院院长我们决心要以滚石上山的决战之心，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振奋精神，顽强拼搏，坚决打赢“破解执行难”这一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