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打当事人与司法改革
Ⅰ 浅议如何避免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冲突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给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活力和挑战，这其中的成败得失是我们这些在民事审判一线的民事审判法官有目共睹的。伴随着民事审判改的不断深化，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民事审判的案件质量在不断提高，审判程序逐步完善,但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冲突确相对增加。在基层法院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很多民事审判一线的法官均与案件当事人发生过冲突，而每一次的冲突又常常使我们的法官心绪不宁、情绪失控，很难继续在此案件中扮演理性法官角色。冲突升级是办案法官一腔委屈，而当事人也同样感觉受到了不公平而气愤难平。此刻办案法官可能会找领导要求换人审理，当事人则要求另换办案人，这种对立局面是理性法官不愿见到的，也是想竭力回避的，因为不管出于何原因的冲突，对法官、对法院的形象都是有害无益的，激烈的冲突无疑也会影响到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那么为什么处于中立才地位的法官会与有求于法官解决纠纷的当事人发生冲突呢？为什么对当事人毫无利益之争的法官与权益争夺者的当事人产生冲突呢？从冲突的起因来看，其中很大一部分与法官公平办案与否、法学修养高低等因素无关，那么冲突的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是法官经验不足？办案作风不扎实？接待当事人的方式方法欠妥？还是当事人无理取闹……？如何解决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树立法官的公正形象，本人试分析个中产生的原因并寻找一些解决方法。
一、发生的冲突的原因
1、角度的不同是法官与当事人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民事案件当事人都是为自已的权益在进行诉讼，他们所关心的是诉讼结果是否对他有利，诉讼进行中的每一个环节是否占了上风。而法官所关注的是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法官会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或要求当事人对其证据进行补充。一般情况下，不同的角度不一定必然会产生冲突，但是在有些时候当事人对法官的要求不理解，以为自己讲的就是事实或认为自己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主张，文化程序比较低、法律意识比较差的当事人身上尤其突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尤其是证据规则实施以来，当事人认为法官出于审判案件的目的要求其提供证据或补充证据是在人为地设立障碍，冲突由此而起。法官应该是原则性比较强，依程序法办案信念比较坚定，他们坚守着不与当事人单独见面的信条，面对有些期盼着在开庭前向法官倾诉的当事人，这样的法官就已经在当事人心中的价值天平上打了折扣，如果在庭审中法官再要求他围绕本案的法律关系陈述事实，不让他过多的陈述与案件无关的事实，他就很容易把对对方当事人的不满转嫁到法官的身上，猜测是对方当事人与法官有特殊关系，于是冲突便函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产生。有些当事人不知诉讼为何物，他们急于想知道打官司的程序和自己的输赢结果，他们首先就是求助办案法官，而办案法官出于公平、公正的考虑不可能对所有问题，尤其是实体方面的问题作详细的解答，如果法官指导当事人举证不到位或行使释明权不准确，冲突便不可避免。
2、性格的差异是法官与当事人产生冲突的又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个性特点，当事人也好，法官也罢，都不例外。法官的个性特点与他个人的办案风格密切相关，一名法官一般以其相对成型的办案风格面对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当事人。在目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下进行司法活动，法官很难在当事人的心目中树立崇高的形象，一个对法官不存敬意之心的当事人很容易将法官办案的个性特点与其身边的熟人的个性特点作对比，于是一些性格特殊的当事人不能适应法官的办案个性，由此很容易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产生冲突。
3、价值观、理念的不同也是法官与当事人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民事案件中，除了事实和法律之外，还交织着情与法、法与德的碰撞，民事审判法官不仅要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还要阐明情理、剖析是非、支持善良的道德风尚，不仅如此，法官还应当在不同利益的冲突中，在某些价值观念的取舍中作出判断，进行选择，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一些当事人的观念产生冲突，而这样的冲突在当事人一方则更多的把它看成是法官本人与自已的矛盾，看自己不顺眼，转而当事人便把负面情绪投向办案法官。
二、避免冲突的对策
1、耐心倾听。民事案件中，一些当事人总感到有满肚子的话要向他人倾诉，法官就是他们认为最好的倾诉对象，如果法官面对这样的当事人表现出不屑一顾或者仅仅从审判制度上理解法官不得与当事人单独接触，而不愿接受当事人的倾诉，马上就会招致当事人的反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基层法官都应该向先进法官宋鱼水、金桂兰、陈燕萍学心，耐心倾听，首要是法官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平静、祥和、专注地面对倾诉者，不可漫不经心或随意打断当事人的倾诉，同时更不要先入为主或随当事人的情绪变化而变化。
2、耐心解释。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千差万别，参差不齐，他们有太多的疑问需要得到解答，而这些问题既有程序方面的也有实体方面的，他们在进行诉讼时就自然要向法官请教，也急于想知道自己的官司结果。而对当事人的提问，法官有责任也有义务进行解释。通过法官的法律释明，能有效的消除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不必要的误会。由于我国的经济、文化还相对比较落后，有一部分当事人对民事诉讼程序还不理解，他们把法院主持下的程序性要求认为是法官对他们的苛求，同时这些人又缺乏权利意识，所以如果不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解释很容易发生法官与当事人的冲突。所以法官释明到位，一些潜在的冲突就可以避免。
3、耐心调解。从建设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说，民事审判方式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同时作为制度的设置也必须适应社会现实，作为钝化民事纠纷和能够润滑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解手段，应当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民事诉讼中调解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民事纷争的好方法，是法院贴近社会的好途径，是法官亲民，近民的好渠道。也能有效地协调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做就能有效消除由于角度不同、性格差异、价值观的不同所造成的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冲突。
Ⅱ 法官为什么总在当事人面前说律师坏话
法官与律师都是司法工作的从业人员，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两支队伍，尽管他们工作的内容不同，但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律师已从国家公职人员序列中退出，市场化的经营运作，使律师不得不为自已生计而采用各种各样的竞争手段。法官成了律师拉拢、腐蚀的对象，乃至于少数法官甚至成了他们挖空心思进行诬告、陷害的牺牲品。从最高法院，到基层各级人民法院，都相继出台和制定了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些规定和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对阻断法官与律师的不良交往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 少数法院在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同时，矫枉过正，把一些应该正常交往的同志关系、同学关系、亲友、战友关系都规定在禁止之列。
律师与法官之间种种不正常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究其原因，律师与法官的看法各执一词。大部分律师认为，这都是无奈的选择，有些律师请客送礼并非为谋取非法利益，只是希望法官能够依法办案、公正审案、尽快结案。律师的不正常行为是被法官、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而一些法官却认为，这样的律师不读书、不学习、不钻研业务，欺骗当事人，充当掮客，这是投怀送抱，拉人下水。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貌似有理，但均为表面现象，并各有偏颇和片面。综合客观地分析，之所以产生这些不正常关系，则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1、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
“朝里有人好做官”、“衙门有人好办事”，这是中国几千年“人情社会”封建传统思想的真实写照。这种观念至今依然固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自然难以摆脱这种影响。
2、司法独立在现实中遭遇尴尬。
“依法治国”作为宪法原则写进我国宪法。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政府领导却把法院看做是政府的职能机关，法院与法官也无法摆脱在人、财、物上对政府的依赖。面对政府对具体案件审判的干涉，法官更是处于无奈之中。司法不独立现象的存在，导致当事人或者律师去分析、挖掘、利用能够影响法官裁判的各种社会因素。使法官与律师原本正常的关系变得不正常。
3、法官较低生活待遇，让法官难守清规。
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妻儿老小，也要供孩子上学，也要购车买房。但面对这些高额的消费支出，法官的低收入让其捉襟见肘。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商品经济的熏风，一些法官心态难免失衡，难守清规。手中的审判权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诉讼掮客”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法官与律师的不正常关系，从某个角度上可以理解，但绝不允许。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就应当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规戒律。
在当今我国司法实践中，面对已出现了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不规范的问题。例如，一些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对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腐蚀；也有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也有少数法官与律师相互串通，利用各自的职业优势，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等等。这种现象已成为社会生活中议论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公众形象，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损害了司法权威，有的已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已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针对当今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和律师存在这种不适当关系的实际情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1、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法官职业的崇高感和自豪感。美国法学家亨利?梅利曼对普通法系国家法官职业这样说过，“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是有父亲般的慈严。
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崇高地位，也不是一夜铸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法官不懈努力的结果。大陆法系的法官，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法官（人民的公仆、机关的职员）的地位与英美法系的法官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也应有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并为了这个目标而培养自己独立、中立、诚信的法官人格，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和独特的法律文化来诠释自己的价值理念：人类社会离不开医生和法官，医生为人类治病，法官为社会治病。对于法官职业，只有有崇高感，才会有使命感，只有有自豪感，才会去珍惜。
2、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树立反对司法腐败是对自己及家人平安、幸福的有效保障的思想。反腐败问题年年喊，但收效不大，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总认为事不关己。原因是什么？其中的一条就是倡导者没有在成效上下功夫，讲大道理多，没提起大家的兴趣，大家都仿佛置身事外，不是反腐败的主体。我认为这个问题，从小道理讲起，从自身的利益说起，成效可能会好一些。人非圣贤，走错路是很有可能的，一旦你走错了路，受害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跟着受牵连，你的家人永远抬不起头，甚至失去唯一的生活来源和精神支柱，妻儿孤苦伶仃，老人晚景悲凉，亲戚朋友说不起话。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这个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面对诱惑的候只要稍加联想，后果就会出现在脑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的风险是不值得冒的。我们都办过案件，同被告打过交道，有多少人是因一时的侥幸而酿成千古恨，有多少人在我们面前悔恨交加。如果不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说不定有一天忏悔的就是自己。稍有不慎，别人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3、自觉摆正与律师的工作关系，尊重律师的劳动，树立公正的形象。法官工作时没有朋友，面对的只是当事人，律师只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律师的职责法律有明文规定，摆正与律师的关系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逾越“隔离带”，不碰撞“高压钱”，常念“紧箍咒”，自守本份，与律师的交往以工作关系为限。
4、谨慎吃请，处理好同学、朋友、亲戚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讲求民以食为天，而且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吃请的事少不了，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请也免不了。但吃请一定要看对象，一定不能吃当事人的，即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请了，也要及时表明态度，消除影响。
5、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规范八小时之外的行为。我国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心态相对浮躁，各种利益格局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法官工资待遇不高，各种诱惑肯定不少。面对诱惑，头脑一定要清醒，非份之财不要想，意外之财不要伸手。我们要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发展了，我们的待遇自然会提高。抵制诱惑也好，规范8小时之外的行为也好，关键要靠自律，自己把握好自己，自己管理好自己。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要把周围想象为到处都是盯着你的目光，到处都有警绳。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别人发现不了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Ⅲ 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概念也是不统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侦查部门也归为司法机关；有的干脆只把法院列为司法机关。通常是指法院、检察两机关。本人在检察机关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个人认为更多的可以理解为护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当然了这是个见智见仁的话题。
2、改革必须有突破口，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办，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讨。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即纳入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体表述上，十五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报告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断、层层递进的司法改革推动路径。具体说来，这种递进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点内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不会变。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决心不会小。相反，更加坚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会少。相反，更加广泛，更加自主，更加灵活。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涉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颈问题。那么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的考虑是：找准突破口，扫清内外障碍，推动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
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够当之无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权威的法官队伍，打牢司法公正与公信的组织基础。法官的素质决定正义的质量。要保证法官的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职业培养制度，把两年的司法职业训练作为进入法官职业的前置条件；二是注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法治的同盟军；三是建立与法官素质、职业特点相适应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法院经费和法官的两级管理模式，将审判工作与管理工作严格分离，减少司法对地方的依赖和对内部的依赖。实际上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经过了长期研讨，不论是曾经提出过的全国统管说、上提一级管理说、两级管理说，其核心都是让人民法院摆脱地方干预和内部影响，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确保审判独立为突破口，从观念上扫清障碍、消除误解，从制度上加强保障和监督，消除人情关系、物质利益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条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标准为主、内部标准为辅的司法评价机制，平衡司法评价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关系，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塑造和引领着全体司法人员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伟大事业。
Ⅳ 如何评价司法改革提出的员额制
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员额制。司法的正义与公平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让司法的正义回归每一个老百姓，是目前人民法院需要做的首要事情。
在司法责任制度改革中，各项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各级检察机关探索的新的司法处理机制，使处理案件的主要责任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律本来就是用来保障公民的生活和权利不被侵犯。
Ⅳ 律师怎样处理与法官的关系
非常难处理，总的来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Ⅵ 司法改革分流到底是什么意思事业编和工勤编会不会被分到别单位
案多人少矛盾是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繁简分流”就是简化简单案件的审理规则，达到既能对数量上占大部分的简单案件高质高效处理，又能通过分流保障有争议的复杂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的目标。
优化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是当代司法改革的目标，对案件及其处理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在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1。繁简分流是根据司法规律作出的合理选择。
由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本身繁简难易程度不一，按照司法规律，通过繁简分流合理设计诉讼程序，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资源的效益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就是《意见》所提出的：科学调配和高效运用审判资源，依法快速审理简单案件，严格规范审理复杂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根据案件的事实繁简程度、社会影响大小、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的指导意义等因素，选择适用适当的审理程序，规范完善不同程序之间的转换衔接，做到当简则简，该繁则繁，繁简得当，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
2。繁简分流对于我国人民司法模式具有特殊意义。
我国司法历来强调效率（如审限等规定）和便利、亲民传统，诉讼程序粗放灵活，但随着对诉讼程序的规范化要求不断提高，司法诉讼程序日趋复杂化，诉讼耗费的公共成本不断提高，诉讼案件增加带来的司法压力与追求效率的传统形成深刻的矛盾。由于各种诉讼法程序中有关繁简分流的设置不够细致明确，导致诉讼法规定与司法实践脱节：不仅法律规定的非讼程序（如督促程序）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普通程序也受到侵蚀。一些既有的繁简分流措施不具强制性和统一性，实践中往往过于灵活随意。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的背景下，法院的压力继续加大，开源节流势在必行，繁简分流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甚至与司法改革成败息息相关。通过《意见》对各种繁简分流的程序加以明确规范和指导，确实正当其时。
《意见》明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刑事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开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可以使用视听传输技术或者同步视频作证室等作证。
《意见》还指出，要推行裁判文书繁简分流。新类型、具有指导意义的简单案件，加强说理；其他简单案件可以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简化说理。当庭宣判的案件，裁判文书可以适当简化。当庭即时履行的民事案件，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在法庭笔录中记录相关情况后不再出具裁判文书。
关于事业编和工勤编会不会被分到别单位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步伐的加快，各地法院、检察院的案件量持续增长，而司法机关人员编制增长却相对滞后，“案多人少”矛盾较为突出。对此，各地试点法院、检察院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坚持运用改革思维，通过完善人员分类管理，整合内设机构，统筹推进诉调对接、繁简分流等措施，加强内部挖潜，从而有力化解了“案多人少”矛盾。
比如，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法院通过对现有内设机构的优化组合，打破业务庭室建制，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改革后58名在编干警中，完全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只有6名，占总编制数的10%左右，其他所有在编干警则全部投入到审判一线。2015年，该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3132件，结案2940件，结案率为93.90%。
云南试点检察院将原来15个至19个内设机构整合为5个至8个，西山、寻甸、思茅、景谷四个试点基层检察院完成了内设机构整合，机构总数从原来的68个精简为22个，减幅达67.6%。改革后有56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回归办案一线，办案力量增加了39.7%。
浙江在办案量大的法院，原则上按照“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的模式进行配置，其他法院原则上按照“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的模式，通过强调合理调配政法专项编制、调整事业编制人员岗位、置换编外人员额度，将现有人员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于司法辅助岗位。
各地试点法院、检察院还通过创新编制人员管理机制，科学调配司法办案力量，不断优化办案机制，提升办案效率，有效化解了“案多人少”矛盾，保证了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正常顺利开展。
因此，事业编和工勤编都会科学调整，优化组合，合理调配以适应繁简分流司法改革的需要。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6061.html
人民网；http://politics.rmlt.com.cn/2016/0721/433848.shtml
中国社会科学院：http://ex.cssn.cn/fx/fx_msfx/201610/t20161025_3248764_4.shtml
新浪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范愉】文：
http://news.sina.com.cn/sf/news/2016-09-23/doc-ifxwevmc5278440.shtml
Ⅶ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Ⅷ 县一级检察官、法官司法改革才能得到
建议你到正式的检察官吧问问，除非你是吸血鬼。此贴待删。
Ⅸ “法官员额制注定失败”是什么意思
员额制改革，无疑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决定司改成败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司改进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最高决策层不拿出反腐“打虎”的决心，以坚定科学审慎的态度率先摆平这只拦路虎，那么，广大司法人员刚刚被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参与意识和职业理想就将在短时间内湮灭，整个司法体系亦将陷入失去活力生机、充满怨怼不满的“暗黑时代”。
这恐怕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我们对员额制改革方式的选择，其实即意味着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临的道路抉择：是走行政司法的传统老路，还是寻求民主司法的创新之径？
当前最高决策层及社会各界对司法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法院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党政机关，法官也不再等同于政府公务员，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权的本质、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来进行。这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却尖锐痛彻：那个存在于各级法院，经数十年行政化性思维及实践浸淫形成的庞大的官僚化司法团队，岂能仅通过简单、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间即华丽地转身，变身为从骨子里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团队？矛盾的现状令决策者焦虑不安，汹涌的民意让改革家血脉偾张，但真正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却是：既要攻坚克难、脱胎换骨，亦当步步为营、渐次推进。
尽管司改试点工作才刚刚起步，尽管各试点地区法院对如何作为也讳莫如深，但强大的媒体舆论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举措都昭然若揭，无法掩藏。从中，人们不难发现，此次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员额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备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轻的重大缺陷，为司改前景笼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首先，顶层设计中有关员额制改革的规划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尽管中央对于员额制改革有着理想化的目标设定——让真正称职的法官入额办案，并且，有着防范改革误入歧途的原则要求——不能让徒有法官职务的领导者法官自然入额，不能简单粗暴地剥夺助理审判员们的办案资格令其“就地卧倒”转任法官助理，但这些显然远不足以防止在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游离目标之外，规避原则要求的变通之举。因为改革方案的参与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对象。3月17日，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然而，“挥刀自宫”，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问题交给“问题”自己解决，那后者得有多么无私的胸怀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才行呢？
其次，司改试点的“一窝蜂”局面凸现了改革主导者和地方司法主官们的政治功利思想。显而易见的是，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蓝图比以往历次改革的设计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义的传统思维束缚，突破了部分现行法律乃至宪法的立法红线，甚至也突破了许多局内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对于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项，非经中央决策、全国人大立法授权不能付诸实施，并且，必须首先经过局部试点，待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教训后才能在修宪立法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然而，目前的司改试点却不再局限于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确定的六省市，俨然已经在全国铺开，甚至有的高级法院表态将于近期在辖区法院全面推开，改革“于法有据”原则显见已被束之高阁。可是，若全国都开展起“试点”工作，那还能称之为试点吗？
第三，避重就轻的员额制改革方案不啻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离的最后通牒。从几个试点法院的员额制改革设想来看，院庭长、审委会委员以及审判员的入额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而已，而对于助理审判员们则在形式上的业绩评价之外，又祭起了考试这一法宝。且不论这些做法是否科学合理公平，是否会寒了众多一线业务法官们的心，是否深深地损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综合部门工作的非业务法官们的权益，单与改革的初衷相比较，即已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远矣。君不见，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年富力强法官们的辞职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显然并非科学司改所带来的大浪淘沙式的适者生存效应，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构造的劣币逐良币困局。难道本轮司改果真将像一些圈内人调侃的那样，一如既往，有疾而终吗？
Ⅹ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