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法院
❶ 1952年由北京市市长彭真发的地契还有效吗
《共同纲领》只是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现在各部门法律已经确立，共同纲领就已经不再使用了！ 但是他所确定的事实，仍然有效，比如《土地房产所有证》继续有效，你所说的情况，后一证件是无效的，但是需要你到法院起诉，确认你的所有权利！ 至于政府在这件事上给你带来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
❷ 我有一张1952年北京市长彭真颁发的北京京郊的地契，现在还有效力吗
在办案过程中，碰到过至少两起当事人持有老房契、老地契主张权利的情形。说是老，是因为颁发日期为1952年或1953年，当时还是彭真任市长时的事。确定房屋、土地权属时颁发的证件均为“所有权证”。相信在北京，应当还有相当多的家户里，还有这样的古董。
了解这样的古董证件法律效力，就需要看中国公民建国以来对土地的权利变化状况。
按照建国前夕《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9日）规定的目标，为了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到1953年时，《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权属凭证大量颁发给个人。
随后，1953年试办农村合作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1961年人民公社，农民个体经济开始向农村集体经济转变，农民从土改中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变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但房屋、宅基地、坟地所有权尚未动摇。相应第，原先颁发的权属凭证除上述范围所有权外，其他部分已失去效力。到1963年，中央发布《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规定：“社员宅基地应当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只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至此也丧失殆尽。
1982年宪法确立了土地公有，即国有所有和集体所有，标明使用权的《宅基地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及现在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应运而生。原有的老房契、老地契自然失效。但作为证明权属来源的凭证，虽不能直接产生物权法律效力，但依然是其主张物权（房屋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证据之一。
前面提到的我的一个当事人，2008年底找到我，持有的就是老地契，地在海淀区某乡，当事人全家已没有一个人还具有当地村民身份，而且几十年没在地契标明地址居住，该地已为一片荒地，除了几座祖先坟茔和几棵树，惟一能证明当事人对这块地有联系的，就是1961年的《土地所有证》了。乡里把包括这块地在内的大片土地卖给开发商，拿了一笔钱，开发商就开始圈地开发。失效的《土地所有证》证明了我的当事人对土地使用权及土地附属物的权利，经过我多次与开发商及开发商的律师沟通、谈判，最后为当事人要回10万余元补偿。失效的证件，比没有的强。当这张老地契拿到开发商面前时，他们楞了，一副从没见过这种怪物的样子，虽然凭证经过政策洗礼而失效，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权利他们不容否认。我的法律意见是：土地所有权虽为国家收回，但使用权仍在，土地附属物的所有权仍受法律保护，土地使用权补偿应参照现行标准酌情补偿。长达3个月的努力，开发商最终将补偿款由几千元提高到10万余元（10万元的补偿款加上两个墓地办理款项）。
今天在整理法条时，又碰到一个针对性的规定，即城市居民持有“宅基地证”的效力，原来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时就碰到这个疑惑，专门发函给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即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问题给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函》（【90】民他字第10号），其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感兴趣的：“一、在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原属公民个人所有、并在其上拥有房产的城市宅基地的所有权是否自然地转变为使用权。二、经人民政府确权发证，并一直由公民交纳地产税的城市空闲宅基地，在国家宣布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该公民对该空闲宅基地，是否还享有使用权。三、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之后，国家仍向该空地的原所有人征收地产税，该地产税是否已属土地使用税性质。公民向国家履行了交纳地产税的义务，是否表明国家承认其对该空地的合法使用权。”
1990年4月23日，国土局复函（国土【法规】字第13号）第1条：“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公民对原属自己所有的城市土地应该自然享有使用权。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曾于1984年发布公告，对原属公民所有的土地，经过申报办理土地收归国有的手续，确认其使用权。”第2条：“在城市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后，国家向原空闲宅基地所有人继续征收的地产税，事实上已属土地使用税性质。作为正式税种，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从1988年开始征收。”
该复函明确了土地所有权在国家政策调整之后，向土地使用权的自然转化。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原有的《土地所有证》并非全部失效，而只是其中的所有权部分失效，使用权部分依然应当属于原权利人
❸ 读《彭真市长》读后感
“文化大革命”前，彭真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7年，市长15年。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彭真第一批被打倒，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本书可以使您得到一些答案…… 彭真对北京建设提出了“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要“给后人留下发展余地”的超前指导思想。其亲自参与指挥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借鉴。 彭真首先倡议在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在农村建立村民自治委员会，这些根本的、长期的制度性创举，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彭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工作“要八面树敌”等至理名言成为昭示后人的明镜。
❹ 求彭真简历及与傅懋绩的关系
彭真(1902—1997)，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区委）书记，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工人部部长、代理书记，唐山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工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1945年8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48年12月～1955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1949年10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1949年11月～1955年4月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主席。1951年2月～1966年5月任北京市市长。1951年7月～1956年11月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1951年10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1953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
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1959年4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1954年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6月～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59年6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7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兼任代秘书长。1989年4月任全国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1990年5月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一届名誉会长。
1994年1月被推举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二届名誉会长，同年起任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62年5月2日，在朝鲜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64年10月5日，被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授予一级沙瓦德拉
王家勋章。1983年6月28日，被秘鲁议会授予秘鲁议会大十字荣誉勋章。
1997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与‘懋’的同音字有 髦, 昴,牦
❺ 彭德怀为何执意不肯与彭真合影
彭德怀听说彭真等人要接见参加三线建委会议的全体人员，并与大家合影，于是，就在大家集合排队的时候，独自悄悄地离开，回到了会议室。
负责会务的同志找到了彭德怀，动员他到外面合影。
彭德怀痛苦地摇着头，执意不肯。
会务的同志急了，再三动员。
彭德怀说：你快去吧，不要耽误同志们了。
过了一会儿，西南局一位负责同志又跑来动员，彭德怀仍然拒绝。
合影的人员一共排了四排，包括彭真等几位领导在内都苦苦等待。
彭德怀仍然拒绝合影。
没有办法，摄影师只好按响了快门。
彭真在合影后的第二天就回了北京。
几天后，照片刚冲洗出来一部分，突然接到内部通知，说是与彭真等人合影的照片立刻停止印发。
不能与一同工作的同志们合影，彭德怀的心情是难过的，但他也是欣慰的。他已敏锐地预感到批《海瑞罢官》之后即将来临的风暴，不愿意因为一张合影而连累更多善良的人们。试想一下，这张照片里要是有了彭德怀这个海瑞，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年月里，不知将牵连多少无辜的人们啊！
五一节这天下午，彭德怀到三线建委会议室看报纸。他翻开当天的《四川日报》，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竟然少了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彭真。
❻ 梁思成就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致信给彭真，指出当时呈报的设计方案的缺点是什么
当时呈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中有高大的检阅台，台座下有3个大洞。梁思成指出方案中的3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如此严重的缺点，会导致视觉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而且纪念碑与天安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不应有任何类似的形体，而应互相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天安门是木构殿楼，横亘在有门洞的基台上，纪念碑是石质构建，应坚实稳固地立在地上。
另外，一个高大的台子塞入天安门广场中，使广场透不过气，显得更加瘦小，颠倒了碑与昌盛的主次关系。所以梁思成主张，在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的台子供人们瞻仰之用，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
总之，这个方案中高大的检阅台和台座下的3个大洞既与天安门重复，也无实用功能，无论从美学的角度还是从建筑学的角度都存在很大问题。
❼ 怎么写文瀛彭真旧址纪念馆解说词
❽ 万里与彭真的关系
莫谈政治，呵呵
❾ 彭德怀与彭真是一个人吗
不是！
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名清宗，后改德怀，字得华，湖南湘潭人，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❿ 许崇德言宪六十载的具体表现和贡献有哪些
“我这一生似乎都是与宪法结缘为伴，历史已经证明，重视了宪法，国家就兴旺发达，忽视了宪法，就会停滞不前。”2014年3月3日，著名法学家许崇德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如是说。当晚，他便与世长辞，为自己长达六十年的宪法研究之路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他的灵堂大门上挂的挽联书道：“身以传道三千徒，学而言宪六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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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德是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他于1953年从教宪法学，一生参与制定和修订了四部国之重法：“五四宪法”“八二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2003年，许崇德穷尽毕生所学，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七十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成为法学界第一个获得“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特等奖”的人。
亲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全过程
许崇德于1929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现为上海市青浦区）。少年时的许崇德曾目睹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就想到要让这些坏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抗战胜利后，当他看到在有中国法官参加的远东军事法庭上，法官们义正词严地审判日本战犯时，深感法律工作的崇高，心向往之。于是，当他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专业。
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是许崇德的宪法启蒙老师。那时国民党宪法颁布不久，张志让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蒋介石五权分立是假，集权才是真。日后许崇德在一篇文章中谈道：“我所以对宪法萌发兴趣，一方面，固然同张先生循循善诱、分析深透有关，而另一方面，因我身经战乱，吃尽民穷国弱的苦头，政治腐败，斯时为烈。所以一接触宪法这门学科，初识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大法的重要性，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求知欲。”
1951年夏，许崇德大学毕业后，离沪赴京，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他被分配到宪法专业（当时称“国家法”），这正合他本人的志趣。1953年研究生毕业后，许崇德留校任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始，制定宪法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只能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三年后大陆军事行动结束，土改也基本完成，制宪条件基本具备。1953年1月13日，新中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与制定宪法同步进行的，是筹备成立全国具有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先进行普选，而普选要求登记选民，并审查选民资格。许崇德有幸参加了选民登记的实际工作，这也是他学习宪法学后第一次面对基层民众。
1953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刚刚毕业并留校任教的许崇德被派往山东泰安，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农村开展的第一次基层普选试点工作队。他同工作组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当地的乡政府，经历了从选民登记一直到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全过程。
许崇德所在的普选试点地是泰安县城关乡。一开始，农民们一头雾水：“啥叫普选？”“啥叫选民资格？”“人代会是干吗的？”
为了动员大家，许崇德和同事找来青年团员组成了宣传队，挨家挨户宣讲：“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神圣的权利。”
许崇德清楚地记得，开选举大会那天，乡亲们紧挨着站在一起。大会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就宣布“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这样就把乡人大代表选出来了。许崇德后来回忆道：“农民千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第一次参加选举，他们的积极性非常高。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有选举权的才是人民，没有选举权的那就是专政对象了。”目睹盛况的许崇德深刻认识到，农民第一次当家做主，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三十多年后，许崇德有机会故地重游，一个令他意外的收获是，他从当年参加过这次普选的一个老乡家中，竟然找到了一张被珍藏着的早已发黄了的“选民证”。他感慨万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1954年春天，中南海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当时起草工作急需专业人才，许崇德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田家英挑中，抽调到中南海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有三项：收集各种宪法文本，编写专业的名词解释和宪法草案公布后整理全民讨论的意见。许崇德记忆中的田家英，“每次从中央开完会回来，一定会带回好多问题，因为起草过程中有很多争论，委员们会问外国是怎么解决的，特别是苏联是怎么搞的？我们就要帮着找解答这些问题的材料”。
宪法的起草经过一稿又一稿的反复讨论，日趋成熟。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草案，进行全民讨论。许崇德后来一提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就特别激动，他说，当时 “（长江和淮河）刚好赶上多年不遇的水灾，各地都在组织抗洪，可是全民宪法讨论并没有因此停下来，相反，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各地整理出来的讨论意见和建议，因为洪灾不好运送，就用油纸、油布把文件裹起来空运到中南海，那是资料组最忙碌的时候，我们负责把这些意见整理出来，天天加夜班，每拆开一包，都非常激动” 。从1954年6月16日开始，到9月11日结束，全民宪法讨论历时三个月。参加讨论的人达到一亿五千多万，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五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共收到一百多万条意见，许崇德和同事依照草案的条文顺序，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最终形成了十六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供宪法起草委员会参考，也供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查阅。
1954年9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表决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作为工作人员站在走廊上的许崇德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刻。”
晚年的许崇德是这样评价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他说：“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宪法的基本框架，是中国开天辟地的第一部宪法。我们虽然参考了苏联宪法，但‘五四宪法’是中国化的宪法，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1949年以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参与起草“八二宪法”，提出设立国家主席一职
1969年11月，许崇德下放到江西农村参加劳动，但他仍然一直心系宪法。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中间中国的宪法经历过两次修改，分别形成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无论是一度身在农村的许崇德，还是后来回到大学重操旧业的许崇德，都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有关宪法方面的事务。他后来回忆道：“1970年中央要修改宪法，发动全民贡献草案。我从生产队最低的劳动队被调到总部，我在那里一个人居然起草了一部宪法，写的什么内容已经记不得了。”
能够直接建言修宪还是在七年以后。1971年，因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被撤销，许崇德回到北京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大）工作。1977年10月，中央决定修改1975年宪法，他有机会参加了1977年修宪意见座谈会。在会上，他不顾人微言轻，大胆直言，就不设国家主席的弊病和恢复设置国家主席的必要性，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多数与会者认为理由充分，有说服力。但还是有一位代表站起来反对：“毛主席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所以不应当设。”虽然许崇德据理力争，但1978年的宪法还是没有能够恢复国家主席设置。他写诗感叹：“野夫好发不同声，急雨催风四座倾。”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许崇德重返母校讲台。蛰伏多年，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进入“井喷”期。《对我国宪法学发展的几点想法》等近二十篇较具影响力的文章相继发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1978年的宪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做出修改宪法的决定，成立了由叶剑英任主任，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而此时的许崇德连续发表了《修改宪法十议》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于是被调至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这一次与1954年那一次不同，他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直接负责《国家机构》部分的起草。他说：“我的正式立法生涯严格来讲应当是从1982年全面修改宪法开始的。”
关于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建议又被许崇德提了出来。这一次他的建议不但得到了关注，而且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当年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简报》第二十二期专门刊载了《许崇德同志对改善我国元首制度的建议》一文。在文章中，许崇德提出两个方案，建议参照“五四宪法”，设国家主席一职。他向具体负责主持修宪的彭真进言：“应在宪法草案中，设一个条文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彭真当时的解释是：“毛主席说过，主席不是元首。”
但是，许崇德仍然坚持从完整而健全的宪法体系的立场反复申说，并形成了多篇论文，还写了一本《国家元首》的专著。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创举。许崇德意识到，恢复国家主席设置的时机成熟了。
同年，他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发表了《宪法修改刍议》一文，提出十条建议。此外，他还发表了近二十篇法学方面的文章，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后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终于一锤定音：“现在我国各方面都恢复了正常，因此，从恢复国家多年的惯例着想，还是在修订宪法草案时考虑恢复比较适宜。这表明国家的正常化，国家的稳定。”历经五载，许崇德的建言终于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文本。
“五四宪法”颁布之后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因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形势相差太大。按照常规，“八二宪法”是应在“七八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但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了。1980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修宪实际负责人彭真于1981年7月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认为“七八宪法”过于简单，不如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进行修改。这个意见被中央采纳。
这样，共和国宪法面临的就是一场“大修”。在京西玉泉山，许崇德与其他十一位学者一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起草了一百三十多个条文，每一条都要斟酌再三，比较正式的稿子就有六稿之多。值得欣慰的是，其中大多数都被采纳了。在每一次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许崇德都认真做笔记，争取不遗漏一个字。他反复思考宪法条文的写法，并积极对宪法修改草案提出自己的建议。
那段时间，尽管几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但却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特别令他难以忘怀的是1982年5月一个星期天的夜晚，当时参加起草宪法的专家们大多回家了，只有许崇德和另一位同事还在玉泉山。深夜十一二点的时候，许崇德接到彭真从隔壁楼打来的电话，叫他们去商量宪法序言的底稿。从彭真住处回来后，许崇德写了一首《玉泉山之夜》，生动地记录下了他们在灯下修改宪法草稿的情景：“假日庭园寂，平楼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对坐话喃啾。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1982年4月，修正后的宪法草案公布，进行全民大讨论。这次人民群众参与宪法修改的热情又一次感动了许崇德。他记得，“一名东北的工人王银祥，提了四条意见，因为怕时间赶不上，就花了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往宪法修改委员会打了一份近二百字的电报阐述自己的建议” 。
这次全民讨论，有几亿人参加，持续的时间之久、规模之大、群众热情之高，前所未有。仅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就组织了两千多次讨论。在此期间，许崇德马不停蹄地跑了上海、天津等十六个大城市，做宪法草案的宣讲工作，使更多的群众了解宪法草案，参与宪法的制定。1982年12月4日，经过全民大讨论的宪法由五届全国人大高票通过。之后，许崇德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一批宣传新宪法的文章，并编写了《中国宪法》等多种教材及教学大纲，使更多的群众了解和学习宪法。
后来许多记者采访许崇德时请他谈谈自己对“八二宪法”的贡献，他不愿多言，只是谦虚地说：“通过这次伟大实践，我接触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情况和事物。虽然为时仅两年半，却受益至巨，若以‘胜读十年书’来比喻，恐怕还远不足以说明我收获的丰硕。” 心系港澳，情注两部基本法
参加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是许崇德立法生涯中非凡而精彩的又一笔。
1985年，距香港回归还有十二年之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亲自向许崇德颁发了任命书，任命他为起草委员会委员。之后的1988年，许崇德又受命参加澳门特区基本法的起草。他还先后担任了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为港澳回归和回归后的法治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起草基本法对中国法律人来说，不但是一个全新事物，更是一件前无古人的难事。摆在许崇德和同事们面前的第一个现实难题是，当时香港公开资料及信息少之又少，甚至连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多篇讲话都不是公开的。于是许崇德一头扎进文件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半年之后，许崇德等五名起草委员会成员开始深入香港进行实地调研。
出发之前，许崇德曾因患眼底出血症，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医生嘱咐他保护好眼睛，不要外出。可他深知此行意义重大，必须以国事为重，便戴上一副宽边墨镜，遮挡住红肿的眼睛。按照预定日程，访港团于1986年1月出发。抵港后，有媒体捕捉到许崇德戴墨镜的照片，遂配以《戴着有色眼镜看香港资本主义》的大字标题进行报道。对此，许崇德一笑了之。还有一家报纸发表专栏文章，大量引用许崇德在内地发表的文章中有关揭露西方国家宪法虚伪本质的段落，进而得出结论：“请想一想，由这样的人来起草基本法，香港的资本主义能得到保护吗？！”
但大多数媒体及舆论对访港团的到来表示支持。许崇德一行同当地的工商、金融、教育、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座谈，拜访总督府，旁听立法局会议，并且深入棚户区家访，通过一系列活动，访港团给香港市民留下了良好印象。为了更好地了解香港的人情风俗，许崇德开始学习粤语。这期间，他与不少港区委员结下了友谊。他与同为起草委员的金庸先生合作表演相声一事，被传为美谈。他在香港的弟子和朋友都认为，许崇德“是个充满人情味，对学生关怀备至，对朋友肝胆相照，对人生执着无畏的法学家”。还有不少人认为，基本法草案在香港进行全民讨论时，之所以取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与许崇德他们在香港脚踏实地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五年的殚精竭虑，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1990年2月17日，在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赞扬他们“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区基本法。那天，列席会议的许崇德目睹法律通过，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当即写下两首七绝。其中一首写道：“银灯闪闪比繁星，喜乐洋洋溢四厅。百五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1988年9月，许崇德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于1993年3月完成了起草工作。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的零点，许崇德作为观礼团成员，分别参加了中英对香港、中葡对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目睹英国、葡萄牙国旗黯然落地，中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许崇德热泪盈眶。
但是，贯彻落实基本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香港回归后不到两年，一起挑战基本法权威的事件就在香港发生了。
香港回归之初，偷渡活动仍然比较频繁。对此，香港临时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予以治理。但一些非法入境者以权利被剥夺为由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香港终审法院。
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做出判决，撤销对《入境条例》的修订，宣布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行为”。这一判词，显然是在挑战基本法，立时震动了法律界，激起了许崇德等人的愤慨。他和参加过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肖蔚云、邵天任和吴建�一道，通过《人民日报》发表谈话，严厉地批评香港法院，指出香港虽然实行高度自治，但绝不可以超越地方权力干涉中央。香港终审法院很快转变了态度，开始摆正同中央的关系。许崇德等人因此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
2004年，在某些外国势力支持下，香港所谓的“民主派”策动元旦游行。针对当时形势，新华社在2月重新发表1984年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重要论述，受到香港市民拥护。但也有人质疑，时过境迁，二十年前的讲话，今天还管用吗？于是许崇德撰写了《邓小平理论永放光芒》的短文，摆事实，讲道理。这篇文章由新华社播发，内地和香港的报刊纷纷转载。该文刺痛了少数人的神经，香港“民主派”组织一帮人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闹事，他们扯横幅、喊口号，还印了打上叉的许崇德的照片，扔在地上踩。
不久，年过七旬的许崇德再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参加香港基本法颁布十四周年纪念活动。访港期间，他在香港会展中心发表了演说：“民主嘛，是个动人的名词。但民主有真假之分。你们应该注意必须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你们可能还不晓得他们鼓吹的民主是什么味道哩。我可已经尝到过一丁点苦头了。我只是发了篇短文啊，就惹恼了这帮人，又是标语，又是口号，斥我‘含血喷人’，骂我‘可耻’，还在我相片上打叉。这是民主吗？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人权吗？而我为什么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我的肖像权、人格权、名誉权又在哪里？”
许崇德的这番讲话立刻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心系香港的许崇德离世前三个月，还留下了有关香港的最后一篇文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在文中，许崇德说，特别行政区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制度创造，呼吁对以“民主”为幌子歪曲特区法律地位的言行保持清醒认识，揭露反对派所谓的“真普选”，其实就是无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排斥中央权力、罔顾香港实际情况的普选模式。
许崇德逝世后，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满怀深情地撰写了一篇追念恩师的文章，文中写道：
“1986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研究生班毕业时联系到国务院港澳办工作。当时许老师已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受港澳办委托到学校了解我的情况，并美言推荐，引我入门，此为大恩。”
“香港《基本法》起草完成之后不久，许老师曾参观华盛顿的杰菲逊（美国宪法起草人――笔者注）纪念堂并即兴口占七绝一首：‘圆厅敞开立金身，手执宪章瞿有神，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许老师笔下的根本法包括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1/view-61542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