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法官责任制

1. 结合最高院相关规定谈谈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责任制如何完善

法官，合议庭，审委会一个都完善不了。

2. 如何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

根据院长授权，庭长可以协助院长、副院长对延长审限等程序性事项和逮捕、拘留等强制措施进行把关。但是，可能影响案件实体裁判的程序性决定，应当由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作出，如延长举证期限、调查取证等。除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审判职责外，庭长应当从宏观上指导本庭审判工作，研究制定各合议庭和审判团队之间、内部成员之间的职责分工，负责随机分案后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分案的事宜，定期对本庭审判质量情况进行监督，以及履行其他必要的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
答: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一方面要确保法官办案主体地位，坚持放权到位。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改变传统裁判文书签署机制，院庭长对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文书，同时，不能以旁听合议、文书送阅、口头指示等方式实施变相审批。另一方面要坚持监督到位，规范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实现审判监督的内容、方式从微观的一般个案审批、文书签发，转向宏观的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审判质效监管，做到放权又放心。为此，一是要建立审判监督权力清单制度，明确院庭长在程序事项审批、审判工作综合指导、裁判标准统一、审判质效监管、排除案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等方面工作职责以及不得从事的监督管理行为。二是要建立以信息化手段为辅助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实现对审判流程自动化记录跟踪、提示催办、预警冻结，强化院庭长对审判流程、审判态势的智能化监管以及监督管理行为全程留痕。三是要推进司法工作标准化建设，完善各类人员、各类案件的权责配置标准、诉讼服务标准、审判流程标准、司法裁量标准、辅助工作标准、案件质量标准和办案业绩评价标准等，对所有司法活动形成规范化操作指引、可量化评价标准。健全完善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分案机制。四是要完善特定类型个案的监督，建立系统自动识别与人工判断相结合的特定类型个案甄别机制，院庭长主要采取听取案件进展、评议结果、提交法官会议和审委会讨论等方式进行监督。五是要大力推进案件质量评查，保障案件质量。积极利用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类案参考、裁判指引和大数据分析，统一法律适用。六是要健全干预过问与独立办案之间的阻断机制，防止监督管理越位。建设符合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特点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3. 怎样把法官终身责任制落到实处

如果是指狭义的法，则无法可依；如果是指广义的法，则中央有要求。
一、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意见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顾名思义，就是法官对自己审理案件的质量终身负责，出现问题后不能因为时间、岗位和职务变化而免责。
其实在中央政法委对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提出明确要求前，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在一些法院颇具雏形，如2008年云南省高院出台的《关于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颁布实施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中规定案件责任终身制适用于各自省属范围内的法院系统。
二、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制，责任制就是一句空话。
目前的现状是：法官若独立办案，很可能被调离职位。
法官独立办案的前提是法院独立审判。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即便法官可以终身，总涉及升迁调岗加薪等很多具体问题，法院对法官显然还是有很大的左右能力。而法院的财务人事都由地方决定，所以，要实现法官独立办案，单纯围绕法官职位考虑显然不够，需要在更广、更高的层面整体设计才行。
现实中，法官难以独立公正办案原因很多，有权力的不当干预，有人情金钱的滋扰，也有法官自身法律和业务素养不足的问题。法官终身制表面上可以解决一些权力不当干扰的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其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权力结构没有变化，即便实行法官终身制，一些部门和官员仍然可以影响甚至主导法官办案。
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中多数国家并没有终身制一说。法官终身制最典型的如英美法系的美国，大法官由总统任命，均终身任职，但其他法官也不是终身制。其实，终不终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法治状况。一个法治走入正轨的国家，法官只会依法办案，否则必受制裁。法治之下，即便不是终身制，法官也有充分的安全感，因为只要依法办案就是安全的；同时法官又会有压力感，因为违法办案无异于走钢丝。反过来看，如果法治不彰，制度形同儿戏，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法官终身制反倒会有害。所以，法官终身制对于独立办案，既治不了本也治不了标。一点一滴地推进法治建设，才是有意义的

4. 落实司法责任制须健全哪些机制

落实司法责任制须健全哪些机制

2015年10月08日 14:43 来源网络

梁凤云|文（最高法院法官 法学博士）

今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该《意见》。这一《意见》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今后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根据《意见》的规定，本文认为，推动和落实司法责任制，应当建立以下十个方面的机制。

建立司法行政领导法官化的分流机制，做好办理案件的“老本行”。过去一段时间，院庭长事实上成为承办案件法官的行政上级，一定程度上存在“判者不审”“审者不判”的现象，导致了裁决者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疏离。《意见》将院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对象一般限定于程序性事项范围之内，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案件“审理者”和“决定者”两相分离的状态。司法亲历性要求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没有经历诉讼过程而签发法律文书，不仅使诉讼程序失去意义，也使得无人对裁判的质量负责。进入员额的院庭长应当组建审判团队直接办理案件，充分发挥其作为资深法官富有审判经验的优势，逐步减少或者剥离司法行政管理工作，逐步减少最终废止案件审批制度，实现“法官上级”和“法官管理者”向“法官”和“裁判者”的转变。

建立内外部过问独立记录的安全机制，架设法官责任的“安全线”。外部干预和内部过问对法官客观判断案件事实、公正适用法律，产生了严重干扰，切断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中央决定对干预过问司法的行为实行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就是要让干预者投鼠忌器、如履薄冰，净化司法外部和内部环境。依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承办法官应当对干预、插手、过问的行为进行独立而全面的记录、留痕。全面记录不仅要作为卷宗的必要内容实行零记录，而且要作为卷宗组成部分永久备查。因内外部干预等而非法官原因直接导致错案的，不得追究法官责任，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办案。

建立法官会议的纠偏参考机制，筑牢办理案件的“防护墙”。法官审理案件，应当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但是，司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迭出纷至。为了防止案件法律适用上的重大偏差和不统一，《意见》规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对法律适用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事实认定问题由法官通过审理活动予以确定，不能提交讨论。基于司法的亲历性要求，法官会议的意见只具有咨询、参考和纠偏意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要求法官和审判团队必须接受该意见。经过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法官独立承担相应责任。

建立法官办案的协同机制，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意见》强化了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质量共同负责的原则。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是司法责任制的核心内容。所有法官都要实质性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复核并在裁判文书上签名。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承担责任。一般来说，主审法官对裁判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参审法官对裁判结果承担次要责任。要改变过去那种合议他人承办的案件时盲目跟风、简单附和的现象，倒逼参审法官认真阅卷和参与诉讼活动。

建立法官裁量空间的保障机制，确立办理案件的“边界线”。司法权是判断权，裁量权。法官审理案件，是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裁量和判断。只要存在裁量和判断活动，就必然存在裁量空间和判断余地。认定事实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适用法律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属于法定的司法裁量权范畴，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司法权又是法定权、公权力，其授权源自宪法和人民，必须受到司法责任的约束和限制。对于没有司法裁量空间（“裁量缩减为零”）而非法裁量的，应当进行责任追究。

建立内部请示的规范机制，完善法律适用的“度量衡”。过去的内部请示制度，实际上是下级法院要求没有参与诉讼活动的上级法院给予司法判断结果，是“下审上定”“定者不审”和司法行政化的一种表现。规范内部请示，就是要让司法责任回归审理法院。除了法律适用问题外，下级法院不得就个案处理请示上级法院。对于案件确实重大复杂的，依照法律有关管辖的规定，下级法院可以要求移送上级法院审理，必要时上级法院可以提审。对于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方式予以规范。要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取消案件请示制度。

建立审判团队司法责任的明晰机制，筑好权力责任的“篱笆墙”。审判团队既是一个整体，同时内部也应当明确分工。《意见》规定，审判团队按照分工不同，履行不同的审判职责，承担不同的审判责任。审判团队的审判职责是一种分工负责的责任，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负有不同的职责，其中法官责任居于核心。相对应的，审判团队的司法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按份责任。“先有篱笆墙，后有好邻居。”司法责任制就是要根据合议庭成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根据各自职责，合理确定各自责任。

建立国家责任与司法责任的衔接机制，设立责任追究的“分流阀”。《意见》明确了审判人员的责任，主要是一种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个人过错责任。根据宪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生效裁判违法造成他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因此，国家赔偿责任和司法责任可能存在竞合现象。对于法官履职过程中的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的，也应当由国家先行予以赔偿；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后，应当向责任者追偿。

建立错案追究的同行评议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履职尽责的“护身符”。《意见》确定了终身追责和司法豁免制度。古法曰，罪当重而端轻，当轻而端重，是谓不直。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法官是以法律为业的专业人员，既不能故意任性裁判，也不能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出现重大过失而导致错案冤案。由于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专业性，由于“错案”标准的复杂性，对于错案的判断，应当实行同行评议，避免出现外行评议内行现象。条件成熟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全国统一的，由资深、公正的法官组成的法官惩戒委员会。

建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动晋升增资机制，确立法官履职尽责的“定心丸”。司法责任制与司法保障制相辅相成，没有司法保障的司法责任，无法令人信服。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法官维护社会公正的仲裁者地位，由于其司法亲历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各国均给予法官独立而尊崇的社会地位。设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动晋升机制，实际上割断了法官与上级司法官员之间可能的依附关系，可以避免法官为了晋升而牺牲司法公正，可以避免法官为了级别待遇而逢迎上级，可以避免法官为了五斗米折腰。法官有了职级和工资待遇保障，就会自觉珍惜法官荣誉和自觉维护法官身份，有助于法官排除外部干预、内部过问，有助于法官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有助于法官积极办案、公正办案。

5. 如何构建和完善员额制改革下的法官选拔和退出机制

实行法官员额制,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为33%、52%和15%。在管理上,实行法官专单独职因素”属的关注,法官员额制度的建立,能够进一步务序列管理;在选任上,法官主要从法官助理中完善以法官为主体、审判为核心的工作机制,真择优选择,上级法院的法官从下级法院中择优遴正凸显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最高法院选,条件成熟时也可以从优秀的律师、法律学者长期从事司法改革研究的贺小荣主任指出的,实等专业人才中公开提拔和调任;在时间上,准备行法官员额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优秀的法官留在用3年到5年的过渡期,逐步推行严格的司法人法官队伍中。法官员额制改革势在必行,那么在员分类管理制度。同时,明确权力责任,推行主审试点工作中,如何选任法官和建立法官的退出机法官办案责任制,建立法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制,科学配置审判资源,从而实现法官的整体优度。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6. 如何完善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责任制

对于案件由谁向审判委员汇报法律没有严格的规定。他们的做法确实是不规范的行为，也可以投诉。
问题是要投诉，你就面临一个尴尬：审判委员会议是不公开进行的，审判人员怎样汇报当事人是不应当知道的，只有权利知道审判结果。那么“不是由合议庭人员汇报案件”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7. 如何破解审判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难点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同时提出:“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为此,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主审法官、合议庭法官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为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制定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分别以目标原则、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附则等六部分共48条。具体内容涵盖了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明确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等内容。

在上述政策与制度框架体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第一批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6+1”省区市的三级法院作了积极的试点与推进工作,其显著的成效就是冲击了审判人员固有的集体(法院)承担司法责任的意识,而转化为“谁办案、谁负责”,且“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的新司法责任理念,形成了极具压力的办案质量倒逼机制；同时,也根本改变了长期存在于司法领域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审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新机制。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更为员额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点

当前,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会影响改革成效的充分体现。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具体来说,司法责任制落实中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实改革措施。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

与此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之间,亦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需要与人员分类管理、员额制、职业保障、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协同推进,形成共同推动改革的合力。当前,部分改革举措如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推进迟缓,部分改革举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顶层设计层面,在地方政法机关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还有部分政法领导干部对司法责任制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存在畏难情绪、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况。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度,急需采取有效举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放权或还权于法官、合议庭,实现“让审理者裁判”。但基于目前队伍整体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司法面临的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法院内部运行秩序尚未理顺等现状,一味强调放权,理想化地主张让法官、合议庭完全自主决定案件,不仅不能解决司法的沉疴宿疾,反而可能导致审判运行秩序的混乱,引发新的司法不公等问题。

不久前,笔者在某试点地区法院调研时了解到,自从院庭长不再审签裁判文书、不再对案件质量把关以来,该地区反映案件审判质量的部分指标,如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瑕疵改发率、民商事案件调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审批制度取消以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有所凸显。可见,在目前缺少相应的监督制约、指导帮助以及协调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放权与监管的关系,将决定司法责任制能否顺利落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设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除“让审理者裁判”外,司法责任制另一核心内涵是“由裁判者负责”。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心,又不会挫伤其积极性。为此,中央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意见,就错案责任和免责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完善、法检两家司法责任内涵范围不清晰、司法责任追责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责任制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责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实效果不尽理想。

四、如何面对内部反追责的压力。

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必须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中有关人员犯下的罪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破案心切或客观上判断错误,造成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错误认定；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当事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种情况一般要按照党纪政纪问责,后一种情况则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哪种追责,司法机关都面临着很大的“反弹”压力。所以,在实践中,为了避免有关人员被追究责任而掩盖被错判的案件,于是出现“追责与反追责”的纠结。由此可见,不少司法人员还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即如果为了掩饰错判、避免追责而拒绝纠正冤假错案,只会犯下更大的罪错,最终招致更严厉的责任追究。

司法责任制的难点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形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整体合力。认清各项改革举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高度关联性,对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序和进程进行科学统筹,把握好推进的节奏和力度。

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在积极开展入额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妥善处理好未入额人员的分流安置政策；职业保障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有力驱动,要在顶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保障的主体、方式和力度等进行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业绩考评制度和办法,明确新型权力运行机制下司法人员的工作要求,实现评价机制与员额退出机制、惩戒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衔接。

二、有序放权、科学监督,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监督制约机制。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关键是要明确司法管理和监督权力的边界和行使的方式。坚持有序放权与监督管理相统一,推动司法业务管理监督由微观向宏观转变,提高管理监督科学化水平。

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技术,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建立适应新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细化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确保各类主体权责清晰；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架设案件研习的“度量衡”。在放权的同时,加快确保法律适用统一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建立和完善类案检索和类案参考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筑牢法律统一适用的“防护墙”。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严格依法、规范程序,设计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追责的依据应上升为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是构建我国司法责任追究机制最基本的形式,没有这一形式,追责机制必将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基础是区分违法办案责任和错案责任。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不同的追责制度,完整的追责机制包括追责的依据、主体、事由、程序、种类及救济等内容；核心是设置明确科学的二元追责标准。追责标准应由当前唯结果论转向“不适当行为”为主、“结果过错”为辅的二元追责机制。这意味着,裁判结果并非决定责任追究的唯一条件,这可以避免追责机制对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坏；关键是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并重。在责任认定过程中,必须遵循程序公开、程序正当原则,适当组织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责任认定,或直接由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主持进行,有效解决司法责任内部追究的公信力问题,并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诉救济权利和名誉权利；必要是构建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是建立追责机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职业、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与追责机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鉴域外法官责任制度的经验。域外国家对司法责任的追究主要体现在法官惩戒制度中。这种制度的重心在于对法官个人的职业伦理道德的规制,以人案分离、程序外制约为特色。我们可以从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对构建我国司法责任制构建的有益借鉴。

法官惩戒制度的核心是职业伦理道德。不同的职业以本行业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规则,其职业伦理道德共有意识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照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模式可减轻决策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和谐与稳定。

一个没有共同伦理的群体,是一个没有凝聚力且缺乏稳定的群体。应当明确的是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并不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理念,而是对司法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应用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思考,并内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准则。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准则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义可以接受和应当禁止的行为,既向法官提供一个如何行为、处理自身事务的服务,又向公众提供一个他们应当知道的对法官行为的期望。

通过总结,可以归纳出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机构的专门性。对于司法官的惩戒机构在相关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法律规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部门才有权对出现问题的司法官进行调查和实施惩戒,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实施惩戒。比如:美国联邦和州都是由国会或议会负责实施法官弹劾制度；同时由司法机构或主要由司法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实施司法惩戒制度；德国基本法规定,有关对司法官追诉的审判,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之权限。在联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职权时违犯本基本法的原则或邦的宪法秩序时,联邦宪法法院经联邦议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裁决将其调职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况下,得为罢免之宣告。

二、审查标准的多元性。普遍设立了多元性的审查标准,意味着法官不仅要对其职务行为负责,更要对其职务外行为承担责任。域外法官惩戒制度对惩戒行为的界定是宽泛的,只要其行为有损法官职业的威信,就有可能成为惩戒的对象。

三、惩戒程序的严格性。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国际法曹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均规定了保障被惩戒法官的四大原则,即无明文行为标准不受惩戒原则、秘密审理原则、听证原则、法官有上诉权或请求复审权原则。相应的,域外各国对于惩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严格细化的规定。

四、司法责任的独立性。法官的职业伦理责任独立于刑事责任。这避免了追究责任可能产生的竞合与混乱,也可以确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独立地作出裁判,并赋予其敢于担当的职业底气

8. 完善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的最新相关信息

抄2014年10月底，十八届四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
目前各地正在改革试点，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各地正在总结实践经验，按照司法规律的要求，逐步完善这项制度。
1、主任检察官并不是行政领导，其主要职能体现在执法办案上。改革的最终方向应当是实现每个检察官都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独立办案、独立负责。因此，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应着重考虑去官僚化，实现行政岗和业务岗分类管理。
2、构建检察长领导和主任检察官独立决定相协调统一的机制。原则上主任检察官应当执行检察长的决定，同时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时，主任检察官可以建议把问题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主任检察官对决议须无条件执行。

9. 帮忙写个论文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监督。这里所讨论的监督问题，指的是对于每一个法官个体也就是对人的监督的问题，因为归属在法官制度的范畴内，所以并不涉及包括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意义上的监督问题。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法官的监督不外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形式。在我国，外部监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与社会团体的监督，最主要的方式是党内监督，除党内监督之外的监督方式基本被虚化。党内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形式，实践证明这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但客观的说，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作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监督职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这样就造成了法院平时没人管，出了事情谁都管的局面。对于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法院的监督是关乎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头等大事，岂能没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规范。还有内部监督，其实质是党内监督系统在法院内部的派出机构，名为监督，很多却流于形式，远没有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观之，我国关于对法官的监督，意识上始终还停留在对一般党员干部的管理的层面，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被监督的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对这个群体的监督的制度有效与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2、考评。如果说监督是针对法官的职业操守，目的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法官的考评则是针对法官的业绩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水平，建立完善的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我国现行法官考评机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评方式，对法官的考评套用公务员的考评标准，主要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评定。总体来说，“德、能、勤、绩”目前真正能够较客观衡量的只有“绩”，标准就是结案数和结案率。根据法社会学中的“撒夫尔定理”，诉讼发生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说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绩就一定比另外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案件数量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结案率的标准虽然可以对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年底控制收案，虚报审结数字，违反法定程序突击结案，这样的情况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当前的法官考评基本没有摆脱群众评议加领导拍板的模式，行政领导的个人好恶往往左右考评的结果，主观性色彩过于浓厚，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3、惩戒。惩戒是监督和考评的结果，监督和考评是惩戒的目的，惩戒与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国《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这部分的内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实质要件。不管是惩戒、监督还是考评，首先都必须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即一个固定的组织机构来进行。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施行的原则，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惩戒组织；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惩戒程序；侧重保护被惩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种权利，公平地听取双方证据和陈述等，大致有三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法院自己作为法官的惩戒机构，上一级法院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惩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他们在最高法院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如德国的“纪律惩戒法庭”。一种是美国联邦所采取的司法系统的管理机构（司法行政决策机构）行使法官惩戒权，其在各巡回区上诉法院依法设立“司法委员会”，成员是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还有一种就是法国的模式，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司法委员会，兼管法官惩戒事务，组成人员由总统、司法部长、法官、检察官等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由一个独立于当事法院的机构来处理法官惩戒事务。在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是从我国党政机关统一实行的“纪检监察制度”基础上照搬过来的，法院内部设立纪检或监察机构，隶属于政治部（处），其主要职能仅仅是负责对举报揭发的违法违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不具备惩戒的决定权。其他包括对象的区分、审理程序、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10. 浅谈如何加强和改进基层法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下面我将结合我院近几年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情况，拟从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五个问题以及当前的几点对策和思考谈一下如何加强和改进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我院情况来看，近几年中，先后有多名干警受到查处，有的甚至构成犯罪，这些问题的出现，暴露出法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薄弱环节，经调查分析，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够到位:（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有的中层领导片面认为抓党风廉政建设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因此，在具体工作中也就必然存在“一手硬一手软”和“严下不严上，严小不严大”的不正常现象。少数党员干部认为，我们既无人事权又无财权，更无决策权，抓党风廉政建设是领导层的事，与我们无关。还有的则存在“业务建设上去了，党风廉政建设自然会好的”片面认识。（二）宣传教育不够到位。党风廉政教育年年抓、经常搞，各种形式的教育整顿、学习等，写心得、记笔记，教育的力度可以说并不小，但不同程度都存在着种重形式，轻实质的现象，到最后体现的更多的是摆在桌子上的材料而已，忽视了党风廉政教育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的客观事实，有应付检查的思想。（三）责任分解不够到位。按照上级的要求，每年都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还签到每一位同志，但从责任制的内容看，基本都是上行下效，照搬照抄，没有根据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特点来设置不同的内容，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四）监督落实不够到位。从调查中发现，个别中层干部对有关党风廉政规定仅限于上面怎么讲，我也怎么讲，制订制度成为一种形式，检查落实、执行监督则基本不到位，甚至对责任范围内的工作往往以事务繁忙、不熟悉纪检监察业务为由，把工作和责任推到监察部门身上，导致责任制不能落实到实处。（五）责任追究不够到位。从以往情况看至少存在三种值得注意的问题，一种是对纪检监察干部查办案件缺乏理解和支持，认为动真格查办案件会影响政绩，思想上有后顾之忧，因而对纪检干部采取“你不来问我，我也不去管你”的消极态度;另一种是责任部门对查办案件处于应付状态，抱着民不告、官不究的态度;再一种是对已构成违纪违法的案件，在处理过程中，存在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不痛不痒的现象。二、法院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的对策（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教育是基础坚持把党风廉政教育作为建立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基础性工作，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部署，从而使广大干警常修从业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这是我们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的目标。通过建立起党组、支部和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各部门协调配合的教育工作机制。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教育活动具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监督制约是保证党风建设所要解决的是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廉政建设所要解决的是干部拒腐防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问题，人民法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首先要解决干警的审判作风和廉洁办案的问题。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最终裁判权。如果对法官尤其是法院领导干部运用权力监督不力，必然会产生作风不正、从业不廉的问题。实践证明，权力失去监督就可能导致腐败。因此，要落实从严治院的方针，确保法院领导干部和广大干警廉洁从业、廉洁办案，就必须确保监督到位。1、要严格规范干警的交际行为。我们要认真落实八小时以外干警行为规范的有关规定，约束业外活动，对广大干警要常提醒、勤过问、多关心，权力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检查就延伸到哪里，确保组织管理不失控、干警行为不越轨，做到“八小时以内管住，八小时以外管好”。 2、合理分权制约。要通过合理调整权力结构，实现有效的权力制约，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具体到审判和执行工作，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审判、执行流程管理机制，实行立案、裁判、执行及执行中裁决、实施、监督的合理分权制约;对于掌管人、财、物的“热点”职位，应明确界定权限，明确所要承担的责任，防止扩大和滥用权力;上一级不仅要管下一级的工作，还要管思想、管作风;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班子成员之间，既要各司其责，又要相互制约，形成纵横交错的监督制约机制。当前，我们还要完善案件决策模式，增强审判、执行工作的透明度，严防暗箱操作，防止出现审判权、执行权监督的真空。3、要加大干部交流轮岗的力度。要加大对审判人员岗位交流的力度，推行中层岗位竞争上岗制度，适时调整院领导分管工作，切实从审判人力资源配置上有效地切断或限制法院干部的一些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改善法院执法的外部环境。4、要确保各项党风廉政制度的落实。首先要从班子成员抓起，要通过领导的率先垂范，形成落实制度的强大推动力;职能部门要加强检查督促，严格执行纪律;各项制度出台一项，就要落实一项，见效一项;对有章不循，违反制度的，要抓住典型，严肃处理，从而促使每一位干警自觉遵守各项制度和规定。5、要形成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立体监督体系。要进一步发挥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对党员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监督工作;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善纳群言，主动让下级来“管”自己;还要进一步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拓宽监督渠道。（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追究是关键1、应正确理解责任追究的内涵和政策界限。责任追究是指领导干部管辖范围内发生了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领导干部虽然本身不是违法违纪当事人，但负有失职、失察责任的，就要受到追究。只有准确予以认定，才能使责任追究客观、公正，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2、应严格责任追究程序和形式。在责任追究程序方面，要严格按规定的立案、检查、处理程序进行，要注意正确区分和处理责任追究与一般违纪的关系，分清主客观原因，分清是集体责任还是个人责任，在此基础上确定要不要追究领导责任，追究到什么程度。在责任追究形式上，可以采取诫勉提醒、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三种形式。对责任人不认真履行责任制规定的职责，检查考核评定为不合格且情节较轻的，可实行诫免谈话、通报批评、责令书面检查、限期整改或取消评先资格等;对被评定为不合格且情节较重的，可会同组织部门对其责令辞职、停职、免职处理;对被评定为不合格且情节严重的，按有关党纪政纪条观对责任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3、应完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加强对责任追究的监督检查。要建立上下级法院纪检监察部门、法院与同级党委纪检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完善信息网络，拓宽信息渠道，避免责任追究案源的流失。同时，要加强对责任追究情况的监督检查，完善对监督部门、监督人员的监督检查。对于领导干部任期内发生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不论何时暴露出来，也不论其岗位是否发生变化，都应追究其责任。(作者系桐梓县人民法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