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

1. 我国的法官晋升制度如何去行政化法官的绩效如何合理评价

根据深圳市委常委会2014年1月21日通过的《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院工作人员将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对各类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法官将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
一、单独序列管理：法官列为第四类公务员；
2010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把公务员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这次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将公务员细分出第四个类别——法官。
二、划分等级：法官按等级考核和晋升；
根据《方案》，市中院将设置一级高级法官至四级法官。区法院设置二级高级法官至五级法官。市中院设一级高级法官1名；担任副院长的二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法官职数按照规定的副院长职数确定；担任副院长的三级高级法官、其他三级高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职数为法官总数的35%；一级以下法官实行任职条件管理，不设职数限制。区法院设二级高级法官1名；三级高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职数总和不超过法官总数的28%；一级法官职数为法官总数的25%；二级以下法官实行任职条件管理，不设职数限制。
三、法官不得兼任司法行政岗位领导；
对法官实行单独薪酬体系。制定法官薪级表，每一个法官等级对应若干薪级，每一薪级确定一个工资标准。住房保障、医疗保健等福利制度及退休待遇政策，与薪级直接挂钩。
法官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的，工资等也按照其法官等级确定。《方案》还规定，法官不得在政治部、办公室、监察室等司法行政部门任职。目前在司法行政岗位的法官，要对自己的职业重新作出选择，特别是担任司法行政部门领导职务的法官，要么选择放弃法官身份继续担任现领导职务，要么选择放弃司法行政岗位的领导职位从事审判业务，回归司法办案。

2. 公检法改革退出公务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版法院、检察院人财物权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改革框架意见》提出，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执法勤务机构人民警察警员职务序列制度，重点解决量大面广的基层一线人民警察任务重、职级低、待遇差的问题。按照公务员法确定的职位分类框架，建立公安、安全、审判、检察机关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制度，确保人员待遇与专业技术职务配套衔接。对公安、安全机关具有刑事司法属性的侦查人员探索试行主办侦查员制度。
《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对外公布。方案明确对法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职系。法官待遇和等级挂钩、不与行政级别挂钩。法官可根据任职年限、资历和工作业绩等晋升等级；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官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各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的，其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障等依然按照法官等级确定，领导职务不作为其待遇的依据。

3. 法官助理几年升一级

看运气。对于新招法官助理：受限于员额法官人数恒定，除了员额法官离职和退休，很难有空缺，新助理等待的。

法官助理不仅是法官的得力助手，也是法官的“生力后备军”法官助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关系到法官职业化建设步伐的快慢，决定了司法改革的成败。

全国法官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其中很多人担任法官助理多年而无法升任法官，也正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不想去法院工作。

虽然法院人才越来越少，但竞争依然激烈，对于法官助理来说，多久才能入额当上法官，才是比较关心的问题！

一般每个法官助理都要经过“实习阶段、熟悉阶段、熟练阶段”三个阶段，实习阶段主要承担书记员的工作，以熟悉法院工作和相关审判业务为主；熟悉阶段在法官之恶道下全面履行审判辅助工作，逐步学习审判技能，熟练阶段深入残垣审判工作，承担适当任务指标。

想要升任法官，需要有丰富的法官助理经验，其次需要通过法官遴选，要知道法官的招录人员比较少，平均100人只有15人可以通过遴选担任法官。

4. 不入员额的法官原身份不变，待遇不变是什么意思

为在建立以法官为重心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模式，让优秀审判人才向办案一线集聚。

全国法院员额法官遴选工作已经完成，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基本到位，法院人员结构得到优化，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审判质效持续提升。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旨在建立以法官为重心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模式，让优秀审判人才向办案一线集聚，提高法官履职能力，加强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建立符合审判职业特点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和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并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达到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改革目标。

(4)深圳市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扩展阅读：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相关要求规定：

1、根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以及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类型、繁简程度等多种因素，探索不同的审判团队组建模式。

2、审判团队组建还应坚持有利于推进扁平化管理，保持与内设机构改革的统筹协调，防止叠床架屋、权责混乱。

3、坚持“入额必办案”，逐步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院庭长入额后带头办案，是员额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若院庭长入额后仅办理简单案件，甚至挂名办案、不办案，不但干警不能服气，也会动摇员额制改革的根基。

5. 法院的法官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没有具体规定的，实行与法官等级挂钩的薪级工资制度。

加强法官工资福利待遇保障，对法官实行与法官等级挂钩的薪级工资制度，参照我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薪级工资表制定法官薪级表，每一个法官等级对应若干薪级，每一薪级确定一个工资标准。

法官薪级的调整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法官实行与薪级挂钩的住房保障、医疗保健等福利制度及退休待遇政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法官担任领导职务的，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障按照其法官等级对应的薪级确定。

(5)深圳市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扩展阅读：

法官待遇的相关要求规定：

1、以满足审判工作需要为出发点，考虑法院现有政法专项编制、审判工作量等因素，科学核定法官员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最多不超过本单位政法专项编制的60%，各区人民法院法官员额最多不超过本单位政法专项编制的65%。

2、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一级高级法官1名；担任副院长的二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法官职数按照规定的副院长职数确定；担任副院长的三级高级法官、其他三级高级法官和四级高级法官职数总和不超过法官总数的35%；一级以下法官实行任职条件管理，不设职数限制。

6. 怎样打造亲历性办案模式

基层法官检察官感到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一会儿座谈会开完了，我们还要上街开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宣传。”2014年5月，记者跟随中央某考察团调研司法体制改革时，一位基层法官说。长期以来，中国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管理模式，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常常把法院、检察院等同于普通党政机关对待。“招商引资、拆迁、创卫等党政机关的任务常常被分配到法院检察院，不仅牵扯了案精力，分散了案力量，还常常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检察院与政府是一家的错觉，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法官检察官也更看重其行政级别的晋升，而非专业等级的提升。“工作17年了，我还是一名普通科员。如果能当上副庭长，评为副科，工资能上调不少。但中国法官等级提高一级，工资也就涨几十块钱。”一名西部省份基层法官说。根据2007年人事部、财政部确定的法官津贴标准，首席大法官340元，五级法官180元，最高与最低的津贴也只差160元。但行政职数毕竟有限，导致法官检察官晋升缓慢，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2008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调离或者辞职的法官超过1600人，其中不乏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被归结为主要原因。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法院检察院内部，许多行政、后勤人员未通过司法考试，也从不案，却有法官检察官的头衔，而一些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年轻干警常常连续两三年干着打字、装订、收发的活儿。“在许多法院、检察院，行政、后勤部门数和人员数远远超过了业务部门数和人员数，投入一线案的人数严重不足，案多人少压力不断增大。”受行政化的影响，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很难再亲自审理案件，于是形成了“提拔一位庭室领导，就少一名好法官”的怪现象。留在审判一线的法官，审判资历稚嫩。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真正案的法官审判资历平均才8年，其中有41.6%的法官任命不满5年。这对于靠大量审判经验才能作出科学、缜密判决的法院而言，并非好事。在检察系统，行政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检察权以“处、科、组”为基本单位运转，案件三级审批模式广泛适用，弱化了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影响案独立性，也有违司法的“亲历性”。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导致法官人数庞大，而辅助人员稀少，大量与行使判断权无关的辅助事务也需要法官去，造成司法效率低下，最终形成案多人少与忙闲不均现象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司改主任贺小荣说。为改变现有司法人员管理模式的弊端，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尝试。2013年12月20日，一场特别的选拔考试在广东佛山中院拉开帷幕——从全市法官中挑选出35名审判长。“只有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让他们重掌法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信力不强、权威性不够等问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陟云说。在这次选拔中，有25名原来各庭室、部门的正副职胜出，与其他10名始终奋战在一线的优秀资深法官一同，按照“1名审判长+2至3名合议法官+2至3名书记员”的模式组建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独立行使审判权。为了让院长、庭长们心无旁骛地专司审判，佛山中院还专门为3名管理审判事务的副院长分别配置1名助理，集中管理副院长所管庭室的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廉政建设、联络会务等行政性事务。“做个纯粹的法官是我的职业目标。以前当民一庭庭长要管50多号人和几千宗案件，而且行政性会议又多，确实不易。相较而言，现在更轻松更专业”，竞选成功的佛山中院民一庭庭长吴健南说。改革后，在一线真正案的法官平均审判资历大幅提升，审判质量迅速改观：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来信来访同比下降10.5%。除佛山外，深圳、珠海横琴新区也进行了探索。根据《深圳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官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人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珠海横琴新区检察院将检察人员分成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检察行政人员三类进行管理，实行主任检察官案责任制。

7. 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

1、司法独立性难以保证，司法权的地方化倾向明显。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只有正直无私，没有任何私情或私利的考虑，而且具有独立的意志，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也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才能做到公正办案。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司法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司法独立性难以保障。在地方党委握
有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大权和地方政府握有司法机关的财政大权的情况下，司法活动受行政干预和其他不正常干预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随意批条子、打电话，指令司法机关按其意志办事，以权压法；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致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规定常常成为一纸空文。司法权缺乏独立性还导致实践中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成为地方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凭借司法裁判权，依地域划线，对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给予超出法律之外的特别保护。正如有人指出，现在许多地方法院实际上成了“地方的法院”，本来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变成了从属于和听命于地方的法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破坏了法治统一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2、法院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审判活动行政化色彩浓厚。长期以来，中国法院系统的设置、管理和运作未能很好地体现司法工作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而是借用了行政工作方式处理案件、管理审判工作，从而使审判职能的作用受到影响。这首先表现在法院相互关系的行政化，实践中存在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审级制度；其次，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内部设有审判委员会，另外还有主管院长及庭长对案件的审批制度，由于审委会成员、主管院长和庭长都属行政角色，他们通常不参与庭审却对案件享有决定权，就如同医生没有亲自诊断病情却在开药方。这严重违反了审判的基本规律，使法庭审判和双方的法庭辩论、质证过程流于形式，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正常现象，很容易导致司法判决的不公；再次，法官人事管理行政化，法官被当做行政官员进行管理，压抑了法官的独立性，也影响了审判活动的公正性。
3、法官职业的准入制度不严，相当一部分法官职业化程度不够。不可否认，在中国法官队伍中，不乏具有较高法律素养和良好品行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法官。但从整体上看，中国法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高。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形成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使专业性极强的审判工作成为一种大众化职业，大量未接受过正规法律训练的人纷纷进入法官队伍，其中一些人还被安排在院长、庭长等领导岗位上，从而使中国法官职业的非专业化现象相当普遍。据统计，截止1998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8万多名法官中，研究生层次的仅占0.25%，本科层次仅占5.6%。尽管对法官的继续教育在近些年得到了加强，但至今法官队伍中仍有不少人达不到最低学历要求。
4、司法活动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司法权威不足，效率低下。由于现行一些法律存在立法过于粗疏、可操作性差等缺陷，加之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和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等因素，使得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一体执行。一些案件承办人员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随心所欲，任意取舍，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直接导致诉讼案件裁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例如，刑事审判中量刑畸轻畸重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民事审判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及其数额的确定上也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现象。另一方面，司法权威不足，效率低下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合作与制衡机制不够顺畅；刑事司法系统抗制犯罪的效能不尽人意，刑罚的及时性、必定性不能充分体现，以至于出现刑罚量同犯罪量同步增长的局面；同时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刑讯逼供、滥施强制、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绝，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不对等，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民事诉讼
领域，许多案件久拖不决，审执脱节、法院裁决难以切实执行成为普遍问题，一些法院裁判成为“法律白条”。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观念滞后、配套制度不健全及执法环境不佳等原因，使行政诉讼几乎走入困境，行政诉案件少、撤诉多、审判难、执行差的问题十分突出。
5、司法腐败成为社会公害，司法形象和法律尊严面临严重挑战。受司法体制缺陷及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司法队伍中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呈蔓延态势。司法腐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司法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轻者吃请受礼，重者索贿受贿。司法腐败必然会引发有法不依、办案不公甚至践踏法治的后果。例如有的司法人员为袒护一方当事人，故意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甚至滥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一些案件因执法不严，裁判不公，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不仅会直接损害有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会动摇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和信心，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破坏往往是致命性的。严惩司法腐败已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当务之急。

8. 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加强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您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一、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严格执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做到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通过职业化建设，使“准则”的要求成为每一位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品格，成为其生命和灵魂的一部分。

二、提高法官的职业技能。通过职业化建设，不断提高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使其对法律知识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刻的理解；同时不断增强法官的审判实践经验和技能，提高驾驭审判活动的能力。实行审判工作的专业化分工，着力培养法官不同岗位所需要的业务特长，使他们尽快成为一定审判领域的专才。

三、树立法官的职业形象。通过职业化建设，切实转变法官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不断培养法官的职业气质，树立求实、严谨、刚直、廉洁、文明等职业形象，使法官成为社会上受信任和尊重的人。

四、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要从制度上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维护司法公正。第一，保障法官的职业权力。法官应当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坚决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同时，也要杜绝法院内部的行政干预，落实合议庭、独任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权力。第二，保障法官的职业地位。法官一经任用，除正常工作变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上级人民法院要坚决支持法官严格依法办事，支持他们依法履行职责。第三，保障法官的职业收入，逐步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

五、完善法官的职业监督。建立和完善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主动、认真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依照法定程序接受法律监督，积极接受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重点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纯洁法官队伍。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9. 最高人民法院 为什么要进行法官员额制改革

法官员额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行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司法公正的制度保证，方向是正确的，路子是对的。但现有的法官队伍现状是不是就具备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条件了呢？

10.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