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内部制度

1. 宪法法院制度

我国没有！只有给你列举一个！
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非唯一可进行宪法审判的法院。事实上，各个州（l??nder）均设有宪法法院。州宪法法院同样可进行宪法审判，其职责在于确保州宪法的正确实施。不仅如此，德国所有的一般法院均有职责适用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现行法。因此，从实质意义上讲，一般法院同样可进行宪法裁判。当然，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审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本文便以此为研究对象。

一、宪法法院性质的双重性——宪法机构及审判机构

作为宪法机构，宪法法院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宪法法院的法官并不隶属于政府各部，包括司法部。其财政预算与议会及政府的财政预算并不相同。此外，宪法法院还有权以全体会议决议的形式制订内部规章。

作为审判机构，宪法法院严格遵守依法裁判之原则（《基本法》第101条），不同判决法庭的权限以及人员组成由法律或联邦宪法法院的内部规章事先规定。法律规定了三种不同的判决法庭：全体会议（Plenum）、审判庭（Senate）以及分庭（Kammern）。全体会议仅在“一个审判庭希望改变另一审判庭在某一判决中所采取之司法立场”时方组建（基本法第16条）。判决须获得2/3以上的法官同意才可通过。在实践中，全体会议很少作出判决（从1949年至 2002年末，全体会议仅作出4个判决）。审判庭有两个，是宪法裁判的一般法庭形式。审判庭间的职责划分由法律及内部规章进行规定。在实践中，每个审判庭都是正式的裁判机构，每年作出数量有限的判决（如在2002年，审判庭共作出54个判决）。每个审判庭包括八名法官。在每次庭审中，其中的六名法官必须出席庭审。分庭创设于1956年（当时被称为委员会）。依法律之规定，审判庭每年均设有数个分庭（在实践中，每个审判庭一般由三个分庭所组成，每三年变更一次）。每个分庭对法官所提出的某法律规定是否合宪的审查请求或者个人认为其基本权利受侵犯而提起的诉讼作出是否受理之裁决。分庭考量的重点在于“请求或诉讼的理由是否充分”。

二、联邦宪法法院的权限

《基本法》长篇罗列了联邦宪法法院的权限。依据该法律之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权限共有十八项，可分为三大类：关于保障公共权力良好运作的相关权限；关于法律规则合宪性控制的相关权限；以及关于判决合宪性的相关权限。在实践中，联邦宪法法院的最后一项权限最为重要。

（一）保障公共权力良好运作的相关权限

宪法法院在这一领域内的权限主要包括：

（1）解决联邦与各州在权限划分上的分歧。“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与各州在各自权利及义务所出现的观点分歧进行裁决，尤其是在州行使了联邦权利或者联邦控制的情况下”。

（2）解决宪法机构间的冲突。基本法解释中涉及最高联邦机构的权利义务范围争讼以及基本法或最高联邦机构内部规章所赋予基本权利的机构在权利义务范围上争讼，由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判决。联邦宪法法院可受理对上议院或下议院之决定而提起的控诉，也可受理对政府或联邦总统的决定所提出的异议。联邦宪法法院还广义地解释了“拥有特定权力的机构”，议会团体及政党也有权向宪法法院起诉。

（3）该领域内的其他权限。如上议院的有效选举之诉、维护宪法之诉等等。

（二）关于法律规则合宪性控制的相关权限

这里的法律规则（Normen）既包括由议会表决通过的法律，也包括行政条例。国际条约仅在转化为国内法时才能成为法律规则。财政预算也仅在成为法律批准对象时才能成为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合宪性控制为事后控制，即仅在法律生效之后才能展开合宪法性审查。联邦宪法法院在合宪性控制上有两种审理方式：直接审理和间接审理。前者为抽象控制。联邦宪法法院在两种情况下可进行直接审理：宪法机构（具有起诉权的正式机构为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下议院三分之一的代表）对法律所提出的诉讼以及个人以法律侵犯其基本权利为由直接提起个人之诉；后者为具体控制，即联邦宪法法院在普通法院已对某一法律规则是否合宪进行裁判之后而受理案件。程序分为两类：如果普通法院认为适用于争讼案件的法律不合宪且该法律是在基本法颁布之后生效的，则应向宪法法院提起前先裁决（Vorlage）之诉。如果普通法院认为1949年之后的法律合乎《基本法》的规定或者对规章以及1949年之前的法律进行即时的合宪性控制，则该普通法院应作出合宪或不合宪之判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可就该判决向宪法法院提出异议。

（三）关于判决合宪性的相关权限

所有拥有基本权利的个人均有权对某一判决是否合宪提出异议，这使联邦宪法法院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法院。行使这一起诉权利的条件十分简单：所有上诉途径已经穷尽；判决违反宪法之规定侵犯了起诉人的某一基本权利；上诉必须在判决送达后一个月内提出。宪法法院认为判决违宪的理由多种多样：如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合宪却被法官错误地认为违宪或者法律违宪却被法官错误地认为合宪；法官对所适用之法律的解释未能充分考虑起诉者的基本权利；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未能更好地遵守基本权利（尤其是存在数个基本权利的情况下）等等。

三、结语

德国宪法法院在五十余年来极大促进了欧洲宪法司法的发展（欧共体法院及欧洲人权法院经常从德国宪法判例中获得启示，如比例性原则及平等武装原则），成为众多国家效仿的对象，这使得德国公法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德国相比，中国并不存在专门的宪法法院，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借鉴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未失为中国实现以法治国的改革良方。

2. 法院可以自己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吗该规定对当事人有效吗效力源泉在哪

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为了规范这个权回力，进一步缩答小法官的权力，法院内部才会出台制度。对当事人的效力源泉就是法律本身。比如某行为可以判3-7年，那么判3-7年内都是对当事人有效的，法院内部怎么详细划分的，当事人甚至不会知道。

3. 人民法院的工作原则和根本制度

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以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内大诉讼法容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确认的法院的审判原则主要包括：
1.依法独立审判，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独立行使审批权，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

2.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必须平等地适用法律。

3.适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问题进行诉讼的权力。

4.公开审判，是指人民法院随诉讼案件的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
所谓“公开”，就是对社会公开，对于开庭审判的全过程，除合议庭评议外，都允许公民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对依法应予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在开庭前要公布案由，当事人的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5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能非法侵犯和剥夺，应当正确对待被告人或辩护人的申辩。

6.合议制，我国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采用合议制。

7.回避制度，审判人员不参加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案件的制度

4. 基层法院系统内部是怎么划分的

刑事庭：刑一、刑二（青少年）
民事庭：民一、民二、民三（经济）
行政庭内
下属各行政乡、镇派容出法庭（按照需要设定）
审判监督厅（申诉再审案件）
立案庭
执行庭（下设组）
院长
副院长
法院办公室
法院咨询室
财务室
档案室
各审判法庭（审判使用）

以上为一河北基层法院实际情况。

5. 人民法院的组织结构

中国的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分为四级，即设基层、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并设军事、铁路、水运等专门人民法院。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县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自治县人民法院和市辖区的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包括：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包括省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专门人民法院是我国统一审判体系——人民法院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国家的审判权。

专门人民法院与地方法院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专门人民法院是按特定的组织或特定范围的案件建立的审判机关，而地方人民法院是按照行政区划建立的审判机关。

（2）专门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具有专门性，即专门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的性质不同于地方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约束。

（3）专门人民法院的产生及其人员的任免不同于地方人民法院。如军事法院院长并不是经过人大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同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的。

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农垦法院、石油法院等。

军事法院是基于军队的体制和作战任务的特殊性而设立的。其具体任务是通过审判危害国家与损害国防力量的犯罪分子，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法制和军队秩序，巩固部队战斗力，维护军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打击敌人，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是军事法院的基本职能。

军事法院分设三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各大军区、军兵种级单位的军事法院；兵团和军级单位的军事法院。

军事法院设院长1人，副院长1人；两个审判庭，各设庭长1人、副庭长1人，审判员和书记员若干。大军区、军兵种级单位军事法院和兵团、军级单位的法院，均设院长1人和审判员、书记员若干人。

各级军事法院均设立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讨论研究重大或疑难案件及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亦可列席会议。

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仅限于受理特定的刑事案件，即：现役军人的刑事案；军队在编职工的刑事案；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审判的刑事案件。

海事法院管辖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不受理刑事案件和其他民事案件。各海事法院判决或裁定的上诉案件，由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海事法院下设海事审判庭、海商审判庭及研究室和办公机构。海事法院设院长1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若干。海事法院院长由所在地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海事法院院长提请所在地的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铁路运输法院分设两级，即铁路管理局中级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管理分局基层铁路运输法院。中级铁路运输法院的审判活动受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监督。

铁路运输法院院长由所在地人大常委会主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院长提请所在地人大常委会任免。

铁路法院内设刑事法庭、经济法庭和民事法庭。其管辖范围为：第一，发生在铁路运输线上的民事、刑事案件；第二，铁路局在编职工的民事、刑事案件；第三，与铁路运输部门有直接关系的经济纠纷案。

森林法院的任务是保护森林，审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严重责任事故案件及涉外案件。

基层森林法院一般设置在某些特定林区的一些林业局（包括木材水运局）的所在地；在地区（盟）林业管理局所在地或国有森林集中连片地区设立森林中级法院。

6. 如何抓好法院的制度建设

□陆正伟新时期法院工作应当坚持以制度促公正，以制度树形象，以制度建和谐，坚持把抓制度，抓规范，抓执行力作为提升法院形象的“牛鼻子”。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针对目前法院队伍的新情况，管理的新要求，应对现有制度实行“废、改、立”，使法院各制度更能紧跟工作要求，使法院制度涵盖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内部管理的各个环节。还应将制度发放到每位干警手中，形成缺制度就定，定了就看，看了就做，做就做好的良好氛围。 建立制度的长效机制。法院制度建设应以各项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司法规范化建设，提高全院干警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培养制度的落实机制。只有稳固确立制度的至上意识，让遵守、执行、维护制度成为每名干警的自觉行为，才能确保各项制度的落实；二是建立制度的学习机制。对新出台的制度和各项工作要求等，应充分发挥局域网和法院简报的作用，使每名干警及时掌握法院的精神和要求。同时定期组织干警把新制订的制度进行学习，提高大家执行各项制度的自觉性；三是强化制度的追究机制。抓住违反制度的典型事例，进行教育，做到警钟长鸣,不断培养干警的自律意识，自觉用制度改造思想、规范言行，逐步消除有章不循、有制不遵的消极现象。 创建合理的落实流程。为了避免规章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必须重新创建落实流程。一是定期通报。从抓制度落实入手，定期对庭室在执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书面通报批评；二是定期核查。政工、监察、办公室定期对全院各项规章制度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回顾性的全面复查，结合工作实际，考查规章制度的实效性，对不切实际的制度一律予以取消，对规章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及时进行修改；三是定期奖罚。院党组每半年对制度的创新、执行、存在问题等进行一次总结讲评，对执行规章制度好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对不好的点名批评，并限期纠正。

7. 法院的审判制度有哪几种

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主要有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制度。违反回避制度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第二百三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
（二）违反回避制度的；
（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8. 法院部门的组成及其职能

（1）办公室

其主要职能是：协助院领导组织、协调、处理日常工作；负责文秘、文电、档案、保密、保卫及综合性会议组织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武器弹药的管理；负责本院的装备和法庭的基本建设工作；负责本院车辆、房屋、设备设施的管理及维修，负责环境卫生和接待等工作。

（2）政工科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本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助院党组抓好队伍建设；负责本院法官等级的评定与晋升的呈报工作，办理法官考评委员会会议决定事项；负责对本院司法警察的警衔的评定与晋升呈报工作。负责本院的组织人事、劳动工资管理；负责本院的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并实施法官培训计划；负责全院立功创模活动和表彰工作，贯彻实施人民法院奖励条例；负责全院离退休人员、离岗待退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负责处理机关党委日常工作。

（3）研究室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组织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承办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请示或解答；负责本院法制宣传；负责编写《法院简报》、信息报道，起草综合性文件、讲话、报告；负责司法统计与分析及文印工作；指导法庭的信息、调研工作。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审判委员会会务等工作。

（4）立案庭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各类案件进行登记、立案、排期、送达和审判流程管理及案件督办工作；依法审理管辖争议案件和公示催告案件；对不服本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提出各类申诉以及再审申请进行审查；负责司法救助工作；负责信访工作；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和证据保全措施。

（5）刑事审判庭

其主要职能是：依法审判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受理或其他同级人民法院移送管辖的刑事案件。

（6）民事审判第一庭

其主要职能是：依法审判一审婚姻和家庭、继承案件，损害赔偿案件，人身权案件，债权、债务案件，房地产案件，财产权属及相关合同等纠纷案件，劳动争议等民事纠纷案件；监督、指导法庭的相关民事审判工作。

（7）民事审判第二庭

其主要职能是：依法审判一审买卖、保管、承包等合同纠纷案件，金融纠纷案件，企业破产等商事纠纷案件；监督、指导法庭的相关民事审判工作。

（8）行政审判庭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行政诉讼案件的审查立案，依法审判一审行政案件；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案件。

赔偿办公室与行政审判庭合署。赔偿办公室负责执行赔偿委员会决定事项，审查处理赔偿告诉、申诉案件。

（9）审判监督庭

其主要职能是：依法审判各类再审案件；审判检察机关的抗诉案件。督察各类审判案件的裁判质量和卷宗质量。

（10）执行局

其主要职能是：执行市人民法院第一审生效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中关于财产的决定；执行法律规定的由本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执行局内设执行一庭、执行二庭。

（11）技术室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市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鉴定工作；负责涉案财物的评估、审计、鉴定工作。

（12）法警大队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警卫法庭、押解人犯、执行死刑，配合有关审判庭和执行局执行有关事项，维护机关秩序。

（13）财务科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财务收支、财务收发和增减使用、债权债务、费用、财务成果依法进行核算；负责涉案财物的管理工作；负责编制年度预算和决算；负责定期进行审计、清产核资，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9. 论述人民法院调解制度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符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它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 “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
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之积极因素
(一)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二)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三) 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二、法院调解制度的消极因素
(一）调解制度削弱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1.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做出的，从而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二） 调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是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三）调解制度削弱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四）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权利配置不合理
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消极影响甚于其积极影响，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
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理论上已经出现以下几种建议。
(一) 建立审前准备程序，使调、审分离
审前准备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进入开庭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明显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它使有关诉讼的诸多问题于开庭审理前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当事人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保证开庭审理时双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简化法庭审理。经审前程序，事实已暴露无遗，双方对所持信息和证据相互了解，胜败之结果显而易见，故法官稍加推动，纠纷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决。而我国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也属审前准备程序，它偏重于法官的实体审查，忽视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审前准备程序。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审前准备程序的构置已初见成效。美国发现程序的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在全国部分法院推广，各法院已初步设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的主持人与案件的主审人并非一人，分属两个独立业务庭。即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这已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走向。
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随机应变。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调解追求实质之正义，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所有调解书均没有引用法律条文。调解显著特点是调解人凭借生活阅历，而非法律知识，故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完善大立案机制，调解应设置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离、退休资历较深法官或聘请人民调解员主持。为合理构置审前准备程序，首先从法院内部要效率、效益。因为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审判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由于大立案机制的建立，立、审、执分离，法院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由这些人组成审前准备法官，仅有程序审查权，不进行实体审查，有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这些人主要从事调解、调查、送达管辖权异议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禁止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交换意见，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
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诉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离、退休法官或书记员或其他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不掌握审判权，就不存在“以拖压调、以调压判”等现象。此外，将调解置于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实现“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使诉讼效率极大化。由于准备程序双方所持有的证据、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实已明确，和解机率极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员进行，还可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并将名单公布。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建立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一非正式解纷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解纷机制溶为一体，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立既可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有效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过于随意。可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以诉讼和解重塑法院调解，加重和解弱化调解
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诉讼各解制度来对调解制度进行替换。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的诉讼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关联性,诉讼系属即属司法解决范畴，已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管辖；2.主体间合意性,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一方或双方让步结果；3.终端性,和解的结果意味纷争的解决和诉讼的终结，即产生诉讼终止和既判力的结果。对当事人及法院都具约束力。有学者认为：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以当事人的合意解讼，两者均由法官和当事人实施，协议形成都是法院诉讼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成立后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些共同点表明，两者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侧面来认识定位的。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诉，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诉。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既可以继续发挥其优势又不致因改革幅度过大而引起震荡。因法院调解省时、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终于一审，减轻了二审法院压力。有学者称这是调解保持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如将法院调解制度全盘否定，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员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员总数裁减10％，那么，大量案件如何解决？后果可想而知。诉讼和解在功能价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贯彻于诉讼任何阶段，民诉法第51条审判程序，第211条执行程序。随着诉讼程序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清楚，双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结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诉讼和解的内在价值。另外，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可推动审判方式由“调解刑”向“判决型”角色的转换。诉讼和解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其灵活性、随意性和辅助性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启动是随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让法官试行和解，是由诉讼主体双方当事人操纵的，完全取决于双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试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交流、协商、传话以及是否接受和解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灵活多样的，不带任何强制性，时间短暂，和解不成，转入审判程序，不影响诉讼推进，因此和解程序必然处于辅助地位，辅助审判程序，这一定位使诉讼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审判程序结构的基本性格的潜在功能，不管其结案率多高，永远不能主导民事审判模式结构，进而更不会成为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换的障碍性力量。审判是法院骨髓。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内在价值，是审判的血液，审判的价值构成将永远决定民事诉讼结构，故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民诉法诉讼和解制度予以重构。
1.诉讼和解时间，和解时间应从起诉后至判决前，此间任何阶段当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诉讼和解方式。诉讼任何阶段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国。当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法国、日本、德国。此种情形法院应具备有主持和解人员名单，人员配置同审前准备程序，以备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不愿选择或放弃选择的，法院为其指定。
3.诉讼和解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经申请必须记入笔录。记入笔录和解协议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终结诉讼效力；一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具有执行文书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济。和解协议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是上诉，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起诉。对和解协议不得抗诉，但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
(三)构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ADR)。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现代型纠纷和诉讼在社会和法院大量涌现，改革中的政策变化如土地承包权，国企职工下岗，企业产权分离、转让、海事、海商、票据、破产等引发的特殊类型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而由于法制尚不够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原因，社会在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理这些纠纷方面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价值的冲突对纠纷解决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显迫切。可见诉讼并非解决争纷唯一途径。ADR式的“公众司法”应用的土壤已形成。这一点《工人日报》1999年11月20日报道提出，“中国需要法制，不过是不是凡事皆断于法，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指出：“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
正视这种发展趋势及其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民事诉讼程序及审判方式改革不无裨益。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本土资源，将被西方各国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功能发扬光大；信访、民间权威的调解都应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机构的建设，将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广普及，鼓励创建多层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多网络的解纷机制。同时在法院内部据案件复杂程序和标的大小及性质实行繁简分流，并发挥普及非诉讼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扩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围，基层、中级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这类程序的有效利用。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诉累，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