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利弊
法官员额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行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司法公正的制度保证，方向是正确的，路子是对的。但现有的法官队伍现状是不是就具备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条件了呢？
㈡ 员额制的优势和弊端
如何评价？四个字：一塌糊涂。
高层提出员额制改革的宏图是美妙的：司法机关的部门领导只负责行政领导、不入额、不办案、不干预司法官办案；业务骨干入员额办案，只在行政、人事上听从部门领导。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
但两年多过去了，员额制在各地实践中异化成了另一番景象：领导都入额但不办案或挂名办案、原业务骨干照样办案但要竞争成功才能入额；实际上只处理行政事务的领导因为取得员额资格，照样有权对案件进行审批、干预。如此一来，行政一如既往地干预司法，背离了高层改革的初衷。
如果只是这样也没啥大不了的，最多不过是原地踏步，但可笑的是员额内的人比员外工资高了一大截，于是史无前例的畸形司法生态诞生了：那些50来岁的原军转干部不懂法不阅卷不提讯，但可以入额可以审批案件；那些30来岁的法科业务骨干几乎包揽了所有案件，但没有员额身份不能独立决定案件结果月薪还比别人低好几千。所谓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莫过于此。
更让人寒心的是，当没入额的业务骨干在内网、社交平台上吐槽员额制实施中的弊端时，领导说话了：
㈢ 法官员额制改革会不会是一场闹剧
最大的问题是各个法院肯定有照顾的情形，年龄大的时间长的肯定优先啊，回然后就剩下了年富力强、有理答想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难道一直等着吗，所以就出去干律师好了；以往最热门的法院也成了年轻律师的跳板，干两年助理，等熟悉了辞职出去干律师，最后结果就是法院成了养老院。
㈣ 法官员额制是否叫停
【法律分析】
法官员额制目前尚未叫停。法官员额制，目的就在于使得这些法官的工作仅限于审理案件，而其他的工作交由行政部门以及法官助理人员去进行。但是由于该制度存在种种局限性，目前已经有《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自2020年2月1日起开始施行，但是这不意味着整个制度的叫停，该制度目前还在改革之重
【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进一步完善法官管理制度，不断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建立能进能出的法官员额管理机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相关规定，按照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精神，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法官员额退出，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管干部；
（二）人岗相适；
（三）业绩导向；
（四）能进能出
（五）公开、公平、公正。
第三条法官退出员频，包括申请退出、自然退出、应当退出三种情形。
第四条法官自愿申请退出员额，具备正当理由的，经批准后可以退出法官员额。
第五条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退出员额：
（一）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调出所任职法院的
（三）退休、辞职的；
（四）依法被辞退或者开除的；
（五）实行任职交流调整到法院非员额岗位的
第六条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员额：
（一）符合任职回避情形的
（二）因健康或个人其他原因超过一年不能正常履行法官职务的；
（三）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不能胜任法官职务的；
（四）因违纪违法不宜继续担任法官职务的；
（五）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意见应当退出员额的；
（六）入额后拒不服从组织安排到员额法官岗位工作的；
（七）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儒但子女均巳移居国
（境）外的；
（八）其他不宜担任法官职务的情形。
㈤ 如何评价司法改革提出的员额制
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员额制。司法的正义与公平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让司法的正义回归每一个老百姓，是目前人民法院需要做的首要事情。
在司法责任制度改革中，各项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各级检察机关探索的新的司法处理机制，使处理案件的主要责任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律本来就是用来保障公民的生活和权利不被侵犯。
㈥ 什么是法官员额制，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一、法官员额制：
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人员限额。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由于该项制度涉及面较广，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相对突出的争议点就是 “员额制”下法官人员减少，可能导致“案多人少”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办案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真正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检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国家大部分法院和检察院中约有40%的法官、检察官在非业务部门工作，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并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员数量减少后无法适应”的假象。如果通过员额制改革，把有效的、积极的办案力量吸引到一线去，办案效率相应就会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谢鹏程说：“这就意味着员额制将使司法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二、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将无法入额是必须面对的现状。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后，法官人数减至1100多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资格的人员62人，现选任主审法官29名，未入额法官33名，占53.2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额18人，未入额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数的66.03%。
2、员额有余地，转岗有安排：
①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在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
㈦ “法官员额制注定失败”是什么意思
员额制改革，无疑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决定司改成败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司改进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最高决策层不拿出反腐“打虎”的决心，以坚定科学审慎的态度率先摆平这只拦路虎，那么，广大司法人员刚刚被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参与意识和职业理想就将在短时间内湮灭，整个司法体系亦将陷入失去活力生机、充满怨怼不满的“暗黑时代”。
这恐怕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我们对员额制改革方式的选择，其实即意味着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临的道路抉择：是走行政司法的传统老路，还是寻求民主司法的创新之径？
当前最高决策层及社会各界对司法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法院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党政机关，法官也不再等同于政府公务员，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权的本质、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来进行。这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却尖锐痛彻：那个存在于各级法院，经数十年行政化性思维及实践浸淫形成的庞大的官僚化司法团队，岂能仅通过简单、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间即华丽地转身，变身为从骨子里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团队？矛盾的现状令决策者焦虑不安，汹涌的民意让改革家血脉偾张，但真正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却是：既要攻坚克难、脱胎换骨，亦当步步为营、渐次推进。
尽管司改试点工作才刚刚起步，尽管各试点地区法院对如何作为也讳莫如深，但强大的媒体舆论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举措都昭然若揭，无法掩藏。从中，人们不难发现，此次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员额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备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轻的重大缺陷，为司改前景笼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首先，顶层设计中有关员额制改革的规划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尽管中央对于员额制改革有着理想化的目标设定——让真正称职的法官入额办案，并且，有着防范改革误入歧途的原则要求——不能让徒有法官职务的领导者法官自然入额，不能简单粗暴地剥夺助理审判员们的办案资格令其“就地卧倒”转任法官助理，但这些显然远不足以防止在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游离目标之外，规避原则要求的变通之举。因为改革方案的参与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对象。3月17日，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然而，“挥刀自宫”，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问题交给“问题”自己解决，那后者得有多么无私的胸怀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才行呢？
其次，司改试点的“一窝蜂”局面凸现了改革主导者和地方司法主官们的政治功利思想。显而易见的是，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蓝图比以往历次改革的设计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义的传统思维束缚，突破了部分现行法律乃至宪法的立法红线，甚至也突破了许多局内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对于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项，非经中央决策、全国人大立法授权不能付诸实施，并且，必须首先经过局部试点，待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教训后才能在修宪立法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然而，目前的司改试点却不再局限于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确定的六省市，俨然已经在全国铺开，甚至有的高级法院表态将于近期在辖区法院全面推开，改革“于法有据”原则显见已被束之高阁。可是，若全国都开展起“试点”工作，那还能称之为试点吗？
第三，避重就轻的员额制改革方案不啻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离的最后通牒。从几个试点法院的员额制改革设想来看，院庭长、审委会委员以及审判员的入额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而已，而对于助理审判员们则在形式上的业绩评价之外，又祭起了考试这一法宝。且不论这些做法是否科学合理公平，是否会寒了众多一线业务法官们的心，是否深深地损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综合部门工作的非业务法官们的权益，单与改革的初衷相比较，即已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远矣。君不见，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年富力强法官们的辞职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显然并非科学司改所带来的大浪淘沙式的适者生存效应，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构造的劣币逐良币困局。难道本轮司改果真将像一些圈内人调侃的那样，一如既往，有疾而终吗？
㈧ 为什么说法官员额制改革面临失败的危险
在当下司法体制的四项改革中，员额制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些人质版疑、误解与迷茫，将其说权成是“不符合中国国情”，面临失败与危险的改革。而在我看来，员额制改革是这场改革的牛鼻子，必改不可。
过去，在非分类管理的情况下，许多法官追求的是行政级别，而不是法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许多干警虽有法官头衔，但不从事审判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虽拥有法官身份，却被动地从事着非审判以外的调研、宣传、管理工作，这种在其位不谋其政，徒有虚名、“无限扩大”的员额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如果一个法院，什么人都能获得法官称号，获得法官称号后就不审判，审判了，也不负责；如果从事审判工作，不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而是为了追求当个科长、处长、庭长、院长等，改革就是必需的。
㈨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