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判逻辑

A. 法院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法律形式有哪些

法院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其它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工作，提高裁判质量，确保司法统一，维护法律权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引用时应当准确完整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序号，需要引用具体条文的，应当整条引用。
第二条 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同时引用两部以上法律的，应当先引用基本法律，后引用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实体法，后引用程序法。
第三条 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适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
第四条 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条 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条 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制作裁判文书确需引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存在冲突，根据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无法选择适用的，应当依法提请有决定权的机关做出裁决，不得自行在裁判文书中认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
第八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B. 法院当如何裁判

法院裁判，依据的是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具体规定。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判案的基本要求。
例如《民诉法》就明文规定：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C. 裁定、裁决、裁判、判决几者如何区别

从法律上讲：

裁定和判决属于诉讼法的范畴。

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完结之时，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件作出的权威性判定。
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对审判和执行程序中的问题以及个别实体问题作出的权威性判定。

两者主要不同在于判决重于处理实体问题，而裁定重于处理程序问题。

裁决则主要是一个行政法的概念，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特定的民事纠纷居间进行载断的行为。

裁决与法院的判决、裁定有明显不同，比如权力 主体不同，权力来源不同，适用范围不同，适用程序不同，最后的效力不同等等。

至于裁判，似乎并不是一个文件的称谓。
如裁判文书，包括了判决、裁定和决定。

D. 逻辑思维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进行民商事案件裁判的思维

必须啊，法律内外部证成与三段论推理都是属于逻辑思维中的一种。任何需要决策的事项都离不开罗辑思维啊。

E. 司法工作中为什么要遵循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同一律——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与其自版身是同一的；既“A就是A”；
矛盾权律——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既“非（既A又非A）”
排中律——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即“要么A要么非A”；

F. 法律上的裁判,裁定,判决和决定,各有什么不同

从法律上讲：

裁定和判决属于诉讼法的范畴。

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完结之时，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件作出的权威性判定。
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对审判和执行程序中的问题以及个别实体问题作出的权威性判定。

两者主要不同在于判决重于处理实体问题，而裁定重于处理程序问题。

裁决则主要是一个行政法的概念，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特定的民事纠纷居间进行载断的行为。

裁决与法院的判决、裁定有明显不同，比如权力 主体不同，权力来源不同，适用范围不同，适用程序不同，最后的效力不同等等。

至于裁判，似乎并不是一个文件的称谓。
如裁判文书，包括了判决、裁定和决定。
回答者：福州吴律师 - 秀才 二级 5-18 02:15

G. 法院判决无证据罗辑推理可信吗

不可信，没有证据就绝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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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举例说明法官是如何构建自己的大小前提和裁判逻辑的

在法米电米受米惠米联少多少a米量米惠米联米受米fe联b量惠晓e多b受惠e晓受晓晓晓晓晓电米晓米晓晓联律人之中，法官和律师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法官是代表着国家审判机关，行使的是国家的公权力，进行裁判定夺案件，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国家的政权，保持当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律师代表的是当事人的根本利益，他的职责是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两者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是不相同的，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的效用，正确处理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关系到司法审判的权威性，以及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司法公信力和案件的公平公正，所以我们应慎之又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使之发挥最大的司法效用。
一、两者的权利、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可知，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法官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和事实，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但法官的义务是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法官的一切行为都应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否则就是违法，要受到法律的追究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可知，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的职责是在当事人授权范围内，行使岱理权、辩护权、以及调查取证的权力，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授权范围内，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岱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律师的义务是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行使自己的岱理权限和辩护权限，维护自己岱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由上可知，法官与律师在职责、义务方面是有区别的，法官是直接依据宪法、法律行使自己的审判权，处于居中裁判者的地位，维护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律师是依据当事人的委托授权，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协助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所代表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与正义。
二、 二者的关系。
法官与律师是维系司法公正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角色，两者的关系不是隔绝、紧张、对立、防范，而是互相协作，理解和包容、相互交流。法官和律师虽在法律活动中扮演不同角色，但同为法律人，应在各自实践中同守一条底线，共担一份责任，实现良性互动。为此，应在完善制度、倡导诚信、夹强沟通、互相监督等方面作出细致努力。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过：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不可太密，否则就难免有不公正的嫌疑。但两者的关系不是隔阂，而是理解；不是紧张，而是交涉；不是对抗，而是包容；不是防范，而是交流。法官和律师虽在法律活动中扮演不同角色，但同为法律人，应在各自实践中同守一条底线，共担一份责任，实现良性互动。
完善制度是构建法官和律师良性互动关系的前提。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律师的执业保障制度、司法独立制度，这是理顺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的前提。首先要从司法体制上确立律师应有之地位和权利，保障律师意见的充分表达与被听取。其次要切实依法保障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改革法院目前的财政拨款体制，取消法院行政级别，防止司法行政化，等等。
倡导诚信是构建法官和律师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法官和律师不是天生的亲家，也不是天生的冤家，而是同为法律人的本家。管子曰：诚信，天下之结也。意思是说，诚实和信用是联结天下所有人的纽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要紧紧依靠学术界和律师界携手建设司法，因为如果建设司法不靠学术界和律师界的贡献，律师和法院对立，法律根本不可能健全。 夹强沟通是构建法官和律师良性互动关系的渠道。建议借助法官协会与律师协会，积极搭建平台，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比如相互协助开展法官、律师评议活动，相互通报违法违纪查处情况，开发利用法学教育资源，互派专家开展培驯、研讨活动，探讨研究共同关心的法律理论与司法实践，提高法官和律师的业务能力，举办有关联谊活动，以此不断增进法官和律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工作互联、资源共享、载体互融。
互相监督是构建法官和律师良性互动关系的保证。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步推进，在未来司法体系中，律师不仅是不可替代的参与者和游戏规则的议定者，还是司法主体的人才和智慧来源，更是司法公信力的职业监督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发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律师对于法官有违反本规定行为的，可以自行或者通过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向有关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或者署名举报，提出追究违纪法官党纪、政纪或者法律责任的意见。反之，法官同样可以将发现律师的问题反映到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进一步完善这一规定，使之更具体、便捷、可操作，力求把拓宽监督渠道、夹强制约的力度落到实处。
三、法官和律师应保持一定的距离。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信息传递的重要平台，法官与律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被炒作的对象，特别是法官的言行举止，代表了法院的形象，我们的使命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要求、新期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百姓对我们的期盼是很高的，正如最高院院长周强同志在全国法官纪律作风电视会议上所讲的：我们要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当中都感受到公平公正。我们在办案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能在办案当中给当事人合理怀疑的空间，我们与律师距离太近，或者过度接近的，就会给当事人怀疑的空间，即使我们之间是正常的工作需求，我们与律师之间的合作应是公开、透明的，要经得起群众的眼睛的考验，司法公信力需要我们法官与律师共同维护，要摆正各自在工作中的位置，共同维护法律的实施，共同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公平与正义。
总之，正确处理好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需求，我们要依法治国，没有法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是不行的，夹强两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法制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共同推动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和谐，为着我们伟大中国的复兴之梦，各自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是社会之福，也是人类之福，我们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I. 法院能不能逻辑推理判刑

刑事案件法院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坚持罪刑法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条 【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J. 法律中的裁判规范是什么意思

民法规范主要是一种裁判规范。事实上，民法乃是解决私人之间冲突的规则，在私人之间出现纠纷和冲突的时候，司法机关适用已经公布的民法规范居中裁判，解决纠纷和冲突。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出现纠纷和冲突，那么只要没有违背法律的强行性规范，他们之间是否遵循民法规范是无所谓的。只是在当事人之间出现纠纷和冲突无法自行化解而需寻求公权力救济裁判的时候，民法规范才凸现出来。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

如果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主要是一种行为规范便会夸大这种行为指引作用，一方面，并不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民法条文都能在事实上知晓并依据这些条文去行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唯一遵循的规范，法律只是诸多社会规范中的一种。

当然，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主要是一种裁判规范而不是行为规范，与美国法学家富勒所总结的法律的八种内在道德之一的“颁布”并不矛盾。因为颁布是法律的合法性要求，而将民法规范界定为裁判规范强调的是其功能。

在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主要是一种裁判规范的情况下，那种过分指责民事立法中有较多的抽象概念的做法就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抛开这一点不说，如果我们真的将民法中的抽象概念都简单化和所谓“平民化”，

是否真的有利于大众的理解也是有疑问的，因为规则及其用语本身就是抽象化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反对的是那种刻意的修饰和抽象，但是不是反对抽象本身。

(10)法院裁判逻辑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中裁判的一般规则

现代诉讼制度抛弃了神明裁判主义而遵行证据裁判原则(或称证据裁判主义)，即运用人证、物证等证据来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本文以民事诉讼为研究视阈，首先阐释证据裁判原则的规范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对象及相应的证据调查程序，最后讨论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

证据裁判原则的规范意义

(一)我国有关证据裁判原则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纵未直接规定“证据裁判原则”，实际上也要求当事人和法官应当根据证据来证明或认定案件事实。

比如，《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3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并且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否则为再审的理由(第66条、第179条);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为再审的理由(第179条和第187条)等。

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有规定“证据裁判原则”的，比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63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证据裁判原则适用对象与证据调查程序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对象就是证明对象(或称待证事实、要证事实、证明客体、证明标的等)。作为法院裁判依据的事实，可称为裁判事实，其中有需要证据来证明的(即证明对象)，有无需证据证明的(即免证事实)。

证明对象包括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实体事实又包括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构成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

①必须具有法律意义，即能够引起某项法律权利义务或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

②有必要利用证据加以证明，即真实性尚未确定或者当事人之间存在合理争议的事实。

不同的案件事实所适用的证据调查程序或者诉讼证明程序也相应不同。诉讼证明程序大体包括提供及交换证据、当事人质证与辩论、法官判断证据与认定事实。

其中，调查证据资格之有无和证明力之大小的程序，即当事人质证和法官判断证据，可称为证据调查程序。通常情况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采用“自由证明”即可。

(一)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与证据调查程序

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首先指的是要件事实，又称直接事实、(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事实、主要事实，是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义务或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

可被划分为权利发生事实、权利妨碍事实、权利阻却事实和权利消灭事实(此处的“权利”既可指财产权和人身权，又可指请求权、支配权和形成权)。

要件事实或直接事实包括两类：

①民事法律事实，比如合法继承(取得所有权)、签订合同(形成合同关系)和依法离婚(解除婚姻关系);

②民事纠纷事实，比如侵权事实和违约事实。这两类事实中，前者是基础和前提，但是，若无后者则无诉的利益，就不能请求诉讼救济，也不能申请仲裁。

从民事权利主体或者原告的角度来说，民事法律事实的发生使其获得民事实质权(所有权等财产权、名誉权等人身权)，民事纠纷事实的发生意味着民事实质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从而产生民事救济权(包括物上请求权等实体救济权、民事诉权和申请仲裁权等)。

可见，权利发生事实包括产生民事实质权的法律事实和产生民事救济权的纠纷事实，均构成诉的原因或诉的原因事实，原告起诉的则应主张此类事实来支持其权利主张或诉讼请求。

权利阻却事实(如消灭时效届满、同时履行抗辩、先诉抗辩等)阻却某项民事权利行使。权利妨碍事实(如合同不成立、免责事由等)妨碍某项民事权利发生。权利消灭事实(如物的灭失、

债务履行、抵销、合同解除等)使既存的民事权利消灭。这三类事实是被告用来直接推翻原告权利主张和诉讼请求的“抗辩事实”。对于被告的抗辩，原告也可再抗辩，比如被告提出消灭时效的抗辩，原告可以提出消灭时效中断的抗辩。

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还包括间接事实，即不能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义务或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可用来推导或证明“直接事实”是否存在的事实。对要件事实的证明，其途径主要有：

①利用直接证据来证明;

②通过间接事实证明。在无直接证据“直接证明”直接事实或要件事实时，可以运用“间接证明”，即运用间接证据来证明间接事实，然后运用形成逻辑链的间接事实来推定或证明直接事实或要件事实。

所以，间接事实又被称为证据性事实或逻辑上起证明作用的事实。间接事实在作为证明要件事实真实与否之证明手段的限度内，成为证明对象。

民事诉讼中的辅助事实(或称补助事实)，主要是指有关证据能力有无和证明力大小的事实，即有关证据的可采性和可信性的事实，例如证据收集的违法事实(涉及证据能力有无)、证人与当事人是亲属的事实(涉及证明力大小)等。

一般认为，辅助事实多为诉讼法上的事项。但事实上，辅助事实与间接事实之间往往并无严格的界限。辅助事实是有关证据能力有无或证明力大小的事实，往往包含实体内容，并且当辅助事实直接关涉本案主要证据或惟一证据的可采性时，应当采取严格证明，须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和辩论。

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严格证明是以慎重的程序来确认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即在合乎法治原则的程序中发现真实。所谓严格证明，是指应当利用法定的证据种类并且应当遵循法定的证明程序所进行的证明。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法定的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

严格证明与争讼程序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民事争讼程序解决的是民事争讼案件(即民事之诉)，是指双方当事人就具体的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及特定法律事实存有争议的案件。实体争议性或民事争讼性在制度上体现为“对审主义”(即双方审理原则)。

民事争讼程序中，很少有排除适用对审主义的例外情形。但是，正如法谚所云“任何原则均允许例外”，对审主义也存在法定的例外，比如缺席审判。

在我国，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参加诉讼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虽然无法进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质证和辩论，但是为了及时维护对方当事人权益和避免拖延诉讼，诉讼继续进行。

(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与证据调查程序

通说认为，自由证明与严格证明均属证明，在证明的程度上并无差异，即自由证明的证明标准并未降低。但是，与严格证明不同，自由证明无需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或者无需遵循法定的证明程序。具体说，自由证明不必遵循公开审理、直接言词审理等原则;

不以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为必要，有时可以通过公告、支付令异议等方式确认案件事实(详见下文)，但也不排斥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

至于证据是否在法庭上出示及用何种方式调查往往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必遵循证据交换规则、双方当事人质证程序和辩论程序。相对于严格证明来说，自由证明侧重于证明的快捷性，旨在避免诉讼迟延。

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于法院已显著或为其职务上所已知的事实”为司法认知的事实，第279条至第280条规定了“自认”，第281条和第282条分别规定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第434条规定：“一、明显事实无须陈述及证明;众所周知之事实视为明显事实。二、法院履行其职务时知悉之事实无须陈述;法院采纳该等事实时，应将该等事实之文件附入卷宗。”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公证法》(第36条)和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9条、第13条、第74条、第76条)、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5条、第68条、第70条)等规定，众所周知的事实、公证的事实、预决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事实等，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1998年)第334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①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

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

③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

④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⑤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