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个案解释权
1. 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是否有权解释法律
法官复对于判决应当说理,但是现制行体制下法官无权对冲突法律条款通过判决书的形式宣布其无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法律、法规冲突时,根据法律冲突适用规则作出判决,可以说明适用法律、法规的依据,但是不能宣布其无效,即使依法应属无效的条款。
2. 法官是应该严守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呢,还是应该对法律条文做出自己的解释
法律条文在被法官应用到个案上之前已经被解释了,其中有权解释法官必须遵守不能违背,有权解释是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和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它们很详细了,仍有空白的时候法官各种解释方法解释,文义解释只是解释方法之一,但是最基本的方法。
3. “ 法律适用者的解释即为法律 ”是西方最高法院法官的一项什么权利
司法解释权。
4.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否拥有解释权
根据我国法律,最高院院长对法律有学理解释的权力,但没有有权解释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可以解释,但他只可以在自己办案的时候,针对自己的个案加以解释,他的解释不能作为其他法院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
我国对法律有权解释机关有四个,个人是没有权利的,无论是院长还是国家主席。
四个机关包括:
1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
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3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
4国务院:行政解释
5.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应具有造法的权力,为什么司法解释却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司法解释日益扩张、越来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近年来关于司法解释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例如,孙笑侠先生将我国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类:(1)最高人民法院按规范性形式所进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释,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特点对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法规;(3)法官个人依主观意志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个别性司法解释。孙先生认为:“前两种情况应当认为是可行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属于法官造法的范围,应予否定。”孙先生还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在今天并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享有较自由的解释权,而是在于如何促使司法解释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新刑法中的许多条文仅属“引申性解释”而没有刑罚规定,因而理应在相关条文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者“以司法解释处理”。郑戈在评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法理学教科书上所称的‘法律解释’,都是一种创制法或试图创制新规则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的理性不断扩大其疆域,将其原先所未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纳入其中。”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实务上的操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关当局的需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关当局积极行动的根据,强化其业已存在的某种操作习惯或做法。
6. 法官的申诉是指法官的问题交代,还是法官做出的解释
根据我国的法官法,法官对人民法院关于本人的处分处理不服的,自收到处分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可以向原处分处理机关申请复议,并有权向原处分处理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诉。关于法官的申诉是指法官的问题交代,还是法官做出的解释?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官的申诉指的是法官做出的解释,这是关于法官复议权和申诉权的规定,可以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执行。其次,法官对本人处分处理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和申诉,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再次提起诉讼。最后,对于法官提出的申诉,受理机关应当在接到法官申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相关的处理。如果不能按期办结的案件,可以延长30日。受理申诉的机关对涉及法官申诉的事项有权进行查询和调查,应当及时提供相关的证据和资料。
一:法官的申诉并不是指法官的问题交代,法官是国家公务员。
法官的申诉指的是法官做出的解释,这是关于法官复议权和申诉权的规定,可以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执行。
关于法官的申诉是指法官的问题交代,还是法官做出的解释?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7. 检察官和法官是否可解释法律
不可以,我国 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回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四答)解释法律;
因此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解释法律,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
最高法。最高检有权针对法律进行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8. 法官,律师,法律老师对法律解释有法律效力吗
法官,秘书和电脑是对法律解释有。法律效率吗?在这种情况下,嗯,法官律师跟法律老师对法律的解释是由于反面效应你的,因为他们是嗯专业。专业的律师或者是法官,物质发电老师,所以他们得把电视。相当的了解的。
9. 审理法官只有一人是否合法
合法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必须是单数。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时,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
人民法院审判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必须是单数。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9)法官的个案解释权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审理的相关要求规定:
1、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名单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判;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开庭审理时,由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10. 什么是司法解释权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又是什么宪法在诉讼中需要解释是什么意思
司法解释有正式和非正式解释之分。我国目前的正式法律解释体系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三种。其中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作出的解释 (立法解释是由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的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行政解释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法律的解释)。
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解释,是某位特定的法官对某一具体的情形下法律如何适用所做出的法律推理或法律理解。是个人对法律作出的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这一点与一般学者或其它个人对法律的解释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由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所以法官对某一法律的解释虽然没有普遍约束力但对他正在审理的具体案件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至于第三个问题,对我国的宪法界人士来说是一个羞于回答又深感无能为力的问题。“宪法在诉讼当中需要解释”在西方来说一点都不错,因为西方各宪政国家宪法地位至高无上,都有特定的机关来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神圣地位。宪法在那里是不仅是立法的标尺而且是司法的标尺,也就是说宪法是法官审理案件的最高依据。因此在诉讼中宪法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怎样才是最符合宪法的精神就显得尤其重要。宪法在诉讼中就需要解释。 而在我国,目前宪法还基本上不是法官审理案件的依据,就是说宪法对审案来说没有用。宪法被制定后就被束之高阁了。所以“宪法在诉讼当中需要解释”对实现宪政的国家来说是个好问题,对我国目前情况而言还是个等待实现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