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伦南大法官
法官均由美国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只要忠于职守，可终身任职，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但年满70岁、任职满10年或年满65岁、任职满15年者，可自动提出退休，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不能被裁减。
1、终身制，法官只要忠于职守，可终身任职，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要启动弹劾程序是相当困难。终身制可以保证法官不受来自行政机构的压力（不会出现诸如法官的判决不服从政府意愿时，会受到政府降职或免职的处分等），确保司法不偏不倚，当政府成为诉讼一方当事人时，法官也不用违背法律与良心作出有利与政府的裁决。
2、任命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由人民选出的，而是由参议院提名及同意后，总统方可任命。
司法的权力不能简单地以人头数来赋予（民选），法官不是投票选出，而是通过特殊的优选程序来选出的，因为特殊资格在成员中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主要考虑的应该是选择那种最能保证这些资格的挑选方式。因为在该部门任职是终身的，所以必然很快消除对任命他们的权力的一切依赖思想。因此，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由参议院提名及同意，总统任命的，但一旦这些被提名人当上终身制的法官，他们就无需再服从其原先的政党、总统、参议院的意志来审判。 首席大法官
1.John Marshall(在位时间1801-1835）
3.Earl Warren（在位时间1953-1969）
5.William Rehnquist（在位时间1986-2005）
6.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
沃伦（Earl Warren）法院：
1.斯图尔特
2.哈兰
3.布伦南
4.怀特
5.道格拉斯6.布莱克
7.沃伦
8.法兰克福特
9.克拉克
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法院
1.金斯伯格
2.苏特
3.托马斯（非裔法官）
4.布雷耶
5.斯卡利亚
6.斯蒂文斯
7.伦奎斯特
8.奥康纳（联邦最高法院首位女法官）
9.肯尼迪
罗伯茨法院
1.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2005——）
2. 安东尼亚-斯卡利亚 (Antonia Scalia)（1986——2016）
3.安东尼-肯尼迪(Antony M. Kennedy)（1988——）
4.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1991——）
5.露丝-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93——）
6.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1994——）
7.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 Alito, Jr)（2006——）
8.索妮娅-索托马约尔(Sonia M. Sotomayor)（2009——）
9.艾琳娜-凯根(Elena Kag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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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雨果·布莱克的生平
在1906年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布莱克成立了他的律师事务所。虽然随后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办公室和图书馆，但布莱克并未放弃律师职业。与路易斯·布兰代斯一样，布莱克也是“弱势群体”的捍卫者。
1908年，他开始在伯明翰为联合矿工组织的罢工工人进行辩护，并很快与劳工们建立起了革命般的友谊。1910年，布莱克被任命为伯明翰的兼职治安法官。1914年，他被选为杰斐逊郡的郡司法官。作为一名司法官，一份关于贝西默监狱狱警粗暴对待犯人的调查报告为他赢得了声誉。
布莱克在进入最高法院之前，便与罗斯福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参议院期间，布莱克关注为他的选民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电力，尽力使他们得到廉价的化肥，毫不示弱地与能源和公用事业公司斗争。1932年，布莱克作为参议员支持罗斯福成功地当选总统。他理解罗斯福的政策，意识到罗斯福致力于解决困扰美国并导致1929年以来的大萧条的经济困境。
1937年，罗斯福总统选择他来填补因范德文特大法官退休而在最高法院留下的空位，参议院以63票对16票批准了关于布莱克的任命。在任34年，仅次于他的同事1939年被任命的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的36年，是最高法院200多年来第二长的大法官任期。他先后经历6位总统任期，与5位不同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合作共事。
他作为一位坚定支持新政和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司法界人物而受到罗斯福垂青，成为大法官，但他能在最高法院史上留有一席之地并为后人所崇敬则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二战后以来，特别是沃伦法院时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绝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作为最高法院自由派多数参与、支持了一系列决定性的重大判例，如1953年布朗案、1962年贝克案、1964年《纽约时报》案、1996年米兰达案等。
而他在宪法解释与司法审查理论上也以独树一帜、观点明确而坚定而著称。他是一位典型的宪法文本主义与严格原初主义论者，始终强调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与第一修正案合并理论，在他看来权利法案与正当程序结合的欠缺都是一种应被谴责的“自然法主义”的主观诉求。
他的观点如此鲜明而不可动摇，以至于在他的任期中始终不断与其他著名的大法官发生激烈的冲突，例如与法兰克福特的正当程序条款限制解释理论的矛盾，与威廉·道格拉斯的“活宪法”理论的矛盾，与威廉·布伦南的“选择合并”理论的矛盾，与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在关系公共安全上的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问题的矛盾等等。在雨果。布莱克的晚年，为了坚持他的固有观念，他不惜在许多重要案件如1965年格里斯沃德案上与自由主义多数派阵营决裂，并在判决书或异议中发表言辞激烈的抨击。
在扬斯敦管板公司诉索耶尔案中，他反对哈里·S·杜鲁门总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命令商业部长查封钢铁厂，他认为，宪法限制了总统制订命令的职责，以防止其将个人好恶用于国家大事。但自由主义也可以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布莱克大法官并未完全遵循他自己的进路。
布莱克的路线今天看来也并非完全正确，比如他在种族问题上的保守立场，支持罗斯福从西海岸某些指定地区“驱逐所有具有日本血统的人”，严格的禁酒主义态度等。这些都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背道而驰。
在遭受一次中风之后，1971年9月17日，布莱克从最高法院退休。8天后，他死于华盛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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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批评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译者序）
何帆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一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纽约时报》虽正经受电子传媒的挑战，发行量也有所下降，却从未感受到生存威胁。但是，1960年，一个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长提起的一场诽谤诉讼，却几乎将《纽约时报》逼至绝境，如果不是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这家百年老店或许早已关门大吉。
由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本案判决，不仅适时挽救了《纽约时报》，还推动美国新闻界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跃升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第四权理论”（the fourth estate theory），源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1974年11月2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宪法之所以维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要维持一个有组织而且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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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有篇文章 《美国宪法与美国宗教信仰自由》
[内容摘要] 美国宪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并具体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两方面进行界定,使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种宪法观念深入人心。但美国是一个极具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信教者人数众多, 因而美国的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又十分不彻底,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中,而且体现在法律上。
关键词：宪法；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判例
美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其《权利法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 。把这一保证写入宪法是为了剥夺国会干扰个人按照自己良心支配信仰、崇拜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因为美国的开国者的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少数几项绝对权利之一。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个人接受任何教义或者检查任何教义。政府不得强制推行一种宗教信仰,也不是因为人们有信仰或无信仰而剥夺他们的任何权利或特权。二百多年来,虽然对宪法第1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第1条）的内容理解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 对宗教信仰自由应包括信教自由和不得确立国教的内容没有大的分歧。本文将从上述两方面对美国宗教信仰自由进行论述, 以就教于大家。
一、信教自由
美国是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信教者约占总人口的63%。在美国的二亿多人口中,有大约2165000名专职神职人员, 全美登记注册的宗教场所有333000多处。美国是世界上宗教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在美国都是有影响的宗教。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在基督教的两大教派（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中, 基督新教的影响又比天主教大。所以美国人自称他们的主体文化为WASP（White Anglo-Saxon Prorestant）文化,意即白种人的、盎格鲁·撒克森的、新教的文化。新教又分成许多教派。早在殖民地时期, 欧洲新教中的圣公会、公理会、浸礼会、公谊会、长老会、路德会都已在北美出现,当时新教徒占全部人口的95%。现在虽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全美仍有9000万名新教徒。现在美国新教中最大的教派是福音派, 有信徒4000万。此外, 浸礼会、联合卫理公会、信义会等也信徒甚众。它们由不同地区和派别组成, 仅美国浸礼会就是由27个不同地区和派别的浸礼会组成。所以在美国,信教自由应被表述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信仰宗教, 也可以不信仰宗教；信仰宗教者可以信仰这一种宗教, 也可以信仰另外一种宗教；信仰某种宗教者可以信仰这一教派, 也可以信仰另一教派。一句话：信不信由你。
美国宪法第6条第3款规定：“决不得以宗教宣誓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条件。”这一规定一直被认为是不信仰宗教者的保护伞。联邦最高法院也据此作出了一系列的司法判例。如在“托尔卡索诉沃德金案”中,要求担任公职者公开声明信仰上帝的忠诚誓言被裁为违反信教自由。所以,美国立国以来,从人口的比例来说, 信教者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目前美国大约有37%的人不信仰任何宗教。
那么宪法的这一规定是不是意味着在美国不信教者与信教者在权利上真正平等呢？在一个新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这几乎是一种幻想。有的州, 如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 法律禁止不相信来世之说者参加选举。芝加哥征求职员的机关,有23%公然不要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直到今天,美国公众仍有这样的认识：不信基督者, 不适宜充任总统候选人。实际上自华盛顿以来, 还没有一位总统不是教徒。除肯尼迪外, 他们还都是新教徒。总统在就职时, 不是把手放在《宪法》上, 而是放在《圣经》上宣誓。在美国国会里, 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设有专职的新教牧师。每届国会开始之前, 都要由牧师带领全体议员进行祈祷。甚至在美国的军队也有随军牧师。在这样一种新教政治文化背景下, 不信教虽然合法, 但却要丧失很多权利和机会。
一般说来, 在美国, 宗教信仰并不使一个人可以不服从有效的、一视同仁的法律。但是美国法律更重于保护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却是不争的事实。联邦最高法院在“只有最高的利益和非如此即不可得的利益才可以重于宗教自由的合法权利” ① 的旗号下, 通过一系列的宪法性判例, 使新教徒获得了许多特权。
在“西弗吉尼亚州地方教育委员会诉巴尼特案” （1943年）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州不得要求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参加公立学校的升旗仪式, 不得要求他们展示州所发给的执照牌, 如果执照牌上有他们反对的图案的话。因为耶和华见证会要求其信徒应戒除任何形式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其他不敬神的活动。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规定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或其他舆论事项上何为正统。
依照同样的原则, 对拒绝接受要求星期六工作职务的严守安息日的教徒, 各州不得拒发失业补助；对因宗教原因而离职的人,也不得拒发此种补助。在“舍伯特诉费纳案”（1963年）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不给一名基督复临会教徒发放州失业救济的规定违宪。该教徒因拒绝在安息日（星期天）上班而失业。联邦最高宪法认为这样的规定对该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是间接的,但该法律的强制性效果则是对该教徒的信仰自由施加了一种严格的限制,迫使她作出抉择：要么遵守宗教戒律而放弃福利,要么为了工作而抛弃她的宗教戒律。
与此案极为类似的是1981年“托马斯诉印第安纳州就业安全处审查委员会案”。一名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因认为军工生产的工作与他的宗教戒律不符而辞去了工作。印第安纳州因而对他拒发失业救济。伯格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认为：凡州政府将一项重要福利的接受以宗教信仰禁止的行为为条件,或者因一种宗教信仰所要求的行为而拒发这种福利,从而给一名信徒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违背自己的信仰,就存在对宗教的限制。
如果单纯地看上述判例,我们会得出如下的结论,那就是美国政府通过联邦最高法院极力维护信教者的自由和“一视同仁” 的权利。但实际上,对新教以外的宗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总是这么慷慨。当联邦政府允许在印第安人用于宗教目的的一个国家公园中伐木和筑路时, 发生了“林诉西北印第安人墓地保护协会案”（1988年）。在此案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政府的行为是合法的,并未妨碍信教自由。因为：政府行动的影响是附带性的,即使行动的后果可能使宗教活动无法进行,但政府毕竟拥有这片土地而且未直接禁止任何具体的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
许多印第安人在参加宗教仪式时必须服用麻醉剂佩奥特碱,这是印第安人千百年流传的传统。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这是“犯罪”,对因此造成的解雇州可以拒发失业补助。同一联邦最高法院,对两种不同的宗教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认为,美国通过联邦宪法和一系列的宪法性判例,从法理上确立了信教与不信教、信此教与信彼教、信此教派与信彼教派者之间的平等。比较起中世纪和至今仍确立国教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实际上,美国是个新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新教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教徒比不信宗教者或其他教徒有更多的权利。在美国,你的确可以不信宗教或信仰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但这意味着放弃,放弃许多应该得到的权利。所以美国并未真正地做到信教自由。也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对信教自由是“承认而不执行”【1】（P.316）即在法理上完全承认,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大打折扣。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客观的。
二、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信教自由的条件,它包括宗教不得借助世俗的政权传播和宗教与世俗教育分离两个方面。如果宗教与世俗的政权合一,宗教就会借助国家暴力强行传播,那么就不会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宗教与世俗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学校里读经、举行宗教仪式,那实际上也妨碍了学生的自由选择,尤其对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第1句就强调：“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规定国教”。
那么如何评判国会或各州制定的法律是否违背这一条款呢？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莱蒙诉库兹曼案”中提出了三条检验标准：第一,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第二,法院主要的或首要的影响必须是既不促进也不限制宗教；第三,法律不得助长“政府与宗教有过多的牵连”。也就是说,宪法的国教条款意在防止：由国家发起、资助和积极介入宗教活动。
实际上,美国公众一方面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另一方面政府与新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教分离”之墙只使国家在组织和机构上与教会径渭分明,而不能没有资助和牵连。
在“沃尔兹诉纽约市税务委员会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认为免征宗教活动场所财产税的规定是基于历史的考虑,因而这种免税的做法不是对教会的财政支持,不违反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不管联邦最高法院找出怎样的理由, 这种免税实际上就是对宗教的变相资助。
在“林奇诉唐纳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圣诞节展览中树立一座基督诞生的塑像不是在扩大宗教的影响, 因而并不违反宪法的国教条款。以伯格首席大法官为代表的大多数法官认为：这种展览起到了庆祝节日和描述节日起源的世俗目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指出政府经常承认宗教节日和事件的同时,强调圣诞节的日益世俗化。比较起许多公共援助计划而言,这里的宗教效果也没有更多的异乎寻常之处。因此伯格大法官归结说,树立基督诞生塑像对宗教的任何好处都是“间接的、遥远的和附带的” 。
但是如果将一座基督诞生的塑像放置在政府机关的建筑上,则违反了国教条款。在“阿勒格尼县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案”中,布莱克门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解释道：基督诞生塑像单独摆在那里,旁边没有其他节假日的世俗象征。因此该县“发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它支持和提倡基督教对上帝的赞扬。这就是基督诞生塑像的宗教信息。”所以这样的放置是不能允许的。
政教分离最重要、也最直接地体现在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上。不得强迫公民接受某种宗教教育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要求。在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也充满了矛盾。
关于祈祷。由于有国教条款,政府机构（包括校区）便不得将任何一种祈祷仪式引入公立学校的课程表内。因此,祈祷式地诵读《圣经》、背诵主祷文》, 在学校里张贴《十戒》,都在禁止之列。
但是,如果在公立学校里的祈祷纯粹是个人的行为,那将是另外一回事。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并不违宪,违宪的是学校当局的发起或鼓励祈祷。在“恩格尔诉维塔尔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废止了校务委员会背诵祈祷文的规定。因为政府份内的工作不包括为任何一个群体的美国人创作官方祈祷文,作为政府推行的宗教计划的一部分供他们背诵。在“阿宾顿学区诉谢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禁止的范围扩大到禁止朗读《圣经》和《主祷文》。并要求：政府应保持严格的中立,既不支持宗教,也不反对宗教。
只要不举行宗教仪式,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并未禁止公立学校把学习《圣经》或宗教作为世俗教学大纲的一部分。
在“威德玛诉文森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督教学生社团利用公立学校设施从事宗教礼拜和教学活动是合宪的。因为一项平等利用的政策才符合促进在公共论坛上自由交流思想的世俗目的。它不会产生促进宗教的基本影响,因为不存在州对宗教信息的象征性认可,而且设施使用权面向所有的团体,世俗的和教派的都在内。在此基础上,1984年国会制定了《平等使用法》。该法允许宗教团体平等使用学校设施,认为这不违反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国会也好,联邦最高法院也罢,他们都忽视或有意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公立学校本来是世俗的场所, 世俗团体在此活动无可厚非。宗教团体在公立学校进行礼拜等活动构成了实际小的不平等,因为并未允许世俗团体上在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举行世俗的活动。在“西部社区学校地方教育委员会诉梅尔根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制定的《平等使用法》的目的是世俗的, 因为它既禁止对宗教言论的歧视又禁止对政治或哲学言论的歧视。该法对宗教持中立立场, 它不构成对宗教的认可, 也不具有促进宗教的基本效果。学校官员对宗教团体在学校活动的监督作用不构成与宗教的不允午的牵连。
关于资助。一般说来, 就涉及到宗教信仰自由的财政援助而言, 联邦最高法院较为容忍向公民普遍提供福利的援助计划, 但反对直接援助宗教机构的计划, 包括对宗教学校的援助。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宗教学校的援助涉及容易接受宗教灌输的年轻的和不成熟的学生, 可能会导致促进宗教影响扩大的后果。州因为援助而对教会学校加强监视又容易增加教会与州的牵连的危险性。
在“大拉皮兹学区诉鲍尔案” 中, 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一项社区教育计划。在该计划中,由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助和聘请授课教师, 但地点设在向私立学校借用的教室里。布伦南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 运用“莱蒙案”的标准进行检验,认定该计划具有提倡宗教的基本效果。第一, 参加该计划的教师可能会卷进去,灌输宗教信条或信仰。因为私立学校有极强的宗教气氛, 在这种环境中教学,教与学的人都可能顺应环境, 受宗教的影响；第二, 这一计划使得政府与宗教在一个教派中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第三, 这项计划因为公立学校负责私立学校学生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 实际上构成了对宗教的补贴, 会产生直接促进宗教的效果。基于上述理由,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计划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
但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总是反对向私立学校提供援助, 虽然95%的私立学校为教会所办, 而且施以宗教教育或宗教气氛浓厚, 但联邦最高法院仍然坚持以公共福利面目出现的对私立学校的援助不违反国教条款。
在“埃弗森诉地方教育委员会案” 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补偿家长用于孩子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费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一项一般性的计划, 旨在帮助家长将其子女安全和迅速地送往学校和从学校接回家, 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这对宗教的任何援助只是附带的。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世俗的目的和世俗的基本影响。
在“沃尔漫诉瓦斯特案” 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只要去掉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普遍弥漫的宗教气氛, 州就可以用税收基金为教会办的中小学学生提供课本、标准测验试卷、午餐以及听力和发音方面的诊断服务。问题在于：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说明如何去掉这种“宗教气氛” 。实际上, 联邦最高法院在此仅仅是寻找一种借口, 一种可以使用财政援助教会学校, 当然绝大多数是基督新教教会学校的理由。
在1983年的“米勒诉艾伦案” 中, 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确认了明尼苏达州的一项规定：允许纳税的家长从应缴纳的州所得税中扣除他们送孩子上学的学费、书费、交通费及其他费用, 而不论他们上的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由于公立学校的家长不用交学费, 因此这种扣除实际上就是对收费较高的教会学校的支持。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这是一项不偏不倚的计划, 是向范围广泛的公民提供的州援助。联邦最高法院特别强调了支持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们的好处向这些家长提供税收补助符合教育子女和确保私立学校财务持续健康的世俗目的。因为私立学校的存在, 减轻了公立学校的负担, 提供了一个促进多样性教育的替代方法。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完全不提私立学校的宗教气氛, 以及私立学校学生家长大多为教徒的事实, 回避了明尼苏达州的规定实际上是片面地给予教会学校和教徒的财政援助的事实。正如对此判决持异议的马歇尔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明尼苏达州法律与任何向教会学校交学费的人提供补贴的制度一样, 具有促进宗教的直接的和立即的效果。
因此, 在美国虽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莱蒙案” 规定了三条标准, 但政府与教会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和州政府采用种种方式或明或暗地支持新教。
一般说来, 信仰属于个人意识的范畴, 宗教信仰也是如此。民主的法律不调整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但当这种思想被表达出来或者付诸行动的时候, 就会影响他人和社会, 那就是行为, 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调整。所以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 就不能仅仅从思想或道德的领域出发,认为美国社会有关宗教方面的种种问题仅仅是宗教道德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所致。实际上, 美国的宗教信仰问题既是宗教问题、道德问题、文化现象, 也是法律问题。鉴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宪法至上”意识和极强的权利意识, 宗教信仰问题：首先是一个宪法上的问题。但美国宪法——通过正文、权利法案和宪法性判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和美国社会中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影响, 既不像美国人所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么纯粹, 也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下, 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信教自由和不确立国教原则铭记在心, 并将其视为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小罗斯福总统更是将信仰自由列为文明国家的四大自由之一。早在美国争取独立的过程中, 各殖民地就开展了实现政教分离的斗争。当时任普林斯顿学院院长的约翰·威瑟斯就经常宣传说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 唯一适当的原则是人人都有选择信什么教或者根本不信教的自由；每个教会都应由其成员或自备基金来维持, 而不得求助于国家的征税权力。在北卡罗来纳州, 1776年的州宪明确规定：“在本州内不得规定任何教会或教派独尊于任何其他教会或教派之上”。杰弗逊认为：“强迫一个人捐献金钱为的是他所不信仰和讨厌的见解, 是一种犯罪的、暴虐的作法。” 1786年11月, 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杰佛逊在1779年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 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被强迫参加任何宗教礼拜仪式、出入任何宗教场所或资助任何教士集团。”并警告说,任何篡改这项法令的企图“都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2】（P.114）因此,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宗教信仰自由并加以神圣化,是美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此后各民主国家的宪法无不加以效仿。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宗教传统极深、宗教热情极高的国家,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美国各级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都不能超然于宪法之外。但记住宪法的原则是一回事,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情况下只要能找出不违宪的理由或借口, 政府便可以冠冕堂皇地援助教会, 甚至借教会来推行其内政外交政策, 以达到其国家目的。这就是声国式的宗教信仰自由。
所以我们切不可用纯世俗的眼光,用真正符合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标准去看待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严格地说起来,美国式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带有严重不自由色彩的宗教信仰自由。
_____________
注释：
①“威斯康星州诉约德案”,《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06卷,第205页,1972年。以下未注明判例均引自《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英文版。
⑹ 嫁给法官是啥感觉
嫁给法官就要做好实事求是的准备，因为法官对什么事都一追到底。
⑺ 自由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很多中国人一说起“自由”往往就底气不足，就有点心虚，好像这不是咱们的“强项”。但却有人指出，跟美国相比，中国不是没自由而是太自由了，比如：中国人可以自由地打孩子，可以在大街上喝酒，可以随便问别人的年龄……这些事情美国人都不敢做，做了就会受到惩罚。轻则罚款，重则关监。“自由”惯了的中国人若是没有思想准备，一旦到了西方国家，用“动辄得咎”来形容恐怕一点儿也不夸张。
韩寒在2011年底引发广泛争议的博文中直言，“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但与此同时，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忍受诸多的不自由，比如不能自由迁移户口，不能自由地参加高考等等。
在追求幸福生活的今天，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未必能真正给人舒畅感，种种限制倒是越来越多地让人感受到约束和无奈。黑格尔曾说：“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看不清边界的自由只是虚妄的概念，真正的自由则暗含了秩序与文明。
西方社会为之奋斗了几百年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元价值不只是简单的并列，更有逻辑上的传承：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当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为自由这个熠熠生辉的理念而呼喊时，我们有必要先静下心来读懂它的内涵。因为文明意义下的自由向来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需要一定的素质才可以驾驭的。
威胁公共安全的言论不能随便发
凤姐在其微博上的一句“我要烧了美国移民局”已被美国安全局记录在案，法律程序已经启动，凤姐或许将面临被收监或者遣返的窘境。有人质疑：美国对言论还是比较宽松的，除非她确实有这一行为了，不然就凭她一句话怎么就能被遣返？其实，像凤姐这种“因言获罪”的事件，并非孤例。去年4月，留美博士翟田田在与教授发生口角时，气愤之下说了句类似“我要把学校烧掉”的狠话，而被校方以“恐怖威胁罪”起诉。此后，经美国移民局递解、警察抓人、检调机关起诉，翟田田被送入拘禁中心。直到7月30日，美国控方才由此前的“恐怖威胁”降为“小型行为不当”可不负刑事责任。
照我们日常思维来看，不过因为开玩笑或者愤怒，而说了句“烧了XX”就被遣返甚至坐牢，太匪夷所思，尤其在以倡导自由著称的美国。在美国言论自由虽是一项基本人权，却有明确的界限。对那些危及公共安全，以及可能会危害公众秩序的潜在危险性言论，不管有无真实地发生，都不在宪法的保障范围内。
比如，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电检入口处挂有“请勿开玩笑”的牌示，指的是禁止说“HiJack!”（杰克你好吗？），否则航警必将其逮捕法办，因为“HiJack!”这句话正是英文劫机（Hijack）一词的谐音。其依据是，公共安全比言论自由更重要。在机场向一位叫“杰克”的人问声好都不行，更何况你赤裸裸地叫嚣要“烧了学校”或是“烧了美国移民局”。这也说明，并非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区别对待，而只是一些人误解和泛化了这个词。
粗口不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只是保障公民不因言论受到政府惩罚，但它并不同时允诺一种无所顾忌的谩骂攻讦，更不会免去某人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相应道义或职业风险的责任。没有一项民主权利，会鼓励与责任脱节。
言论自由是一项宪法权利，公民可以正当地捍卫那种被后人概括为“麦迪逊前提”的准则：“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利，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哪怕公民针对公共事务的批评存在错误或粗陋之处，政府也应容忍。美国有位青年为了抗议政府的征兵政策，曾因“穿着夹克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走了一圈……夹克后背印着‘Fuck the Draft’（‘操你的征兵制’）”而获刑，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其无罪，理由不外是：尽管方式粗俗，但他毕竟是在针对一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国家必须容忍。言论自由的原则及内涵还有很多，但即如上述，我们也能看出，它与用最粗俗的方式骂人有多远。
对言论自由持最为宽松态度的国家，也会大致遵守一条底线：言论自由不保护诽谤和辱骂。“你说美国人民有权每晚站在街头宣扬社会主义，和说任何人都有权诬陷政治人物某某某10月10日晚上收黑钱，肯定不是一回事。”虽然言论自由法的实施难免对公民的容忍品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它从来不是下流言论的黑翼天使。否则，所有的诟骂爱好者会喜获天堂，而文明谈吐的信奉者将面临一座口舌地狱：稍不留神，即遭污言秽语的大棒伺候。
谣言不是言论自由
网上流传的所谓“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47号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经查明是上海的励某杜撰而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宣传局、公安机关已责成当地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对制造和传播谣言的责任人和网站予以惩处，杜撰“47号公告”的励某被行政拘留15天。
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有些人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言论自由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如何表达就如何表达。如上面所述的励某，竟然盗用税务总局名义，对外发布了所谓的“47号公告”并作解读，很显然，在他眼里，言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
言论自由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当代中国，它意味着在有序、合法的前提下通过语言表达意见和见解，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罔顾事实，不负责任地编造谣言蛊惑人心，必然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言论自由的表达，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由不是任性地为所欲为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讲过自由概念：“人们往往把任性也叫作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任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赖。”诚然，自由并非是任性的行为，可以为所欲为。
契诃夫说得好：“在智慧和道德方面人发展得越高，他就越自由，生活给予他的欢乐也越大。”智慧使人能够更好更多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之中去，于是他的活动也就有了合理的界限，不会越雷池半步，自由也就实现了。而道德是对社会秩序的反映，一个有伦理修养的人，就能够对社会生活的法则有着十分精确地掌握。道德是从善的力量，恰恰社会自由的最一般的边界所在，就是你的行为不得损害社会的和他人的利益，正如《法国国民公会宣言》中所阐述的观点那样：“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无疑这正是伦理的使然。
克雷洛夫说过：“不要过分的醉心放任自由，一点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它的害处与危险实在不少。”正是明确了自由所拥有的范围，所以，人们才可以在安全的地域中享受生活。不然，对自由边界的模糊认识，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自由就会失去尺度，就如同列车会失去轨道一样，人的行为最终就会失去控制，彻底地丧失了自由。
自由不是“为他人定罪”
吕丽萍日前在微博上转发一篇炮轰同性恋的文章反对同性恋，引发众多明星激辩。“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名言，成为现代社会中裁定言论自由和公民话语权尺度的基本标杆。吕丽萍当然有思考、信仰和说话的权利。无论吕丽萍说了什么，只要不涉及颠覆政权、推翻制度之类的违宪之事，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吕丽萍有反对同性恋的权利，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更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微博里发表反对同性恋言论的权利。但是，法律上无罪不等于吕丽萍说的话就完全正确。
吕丽萍在微博之中，用了“羞耻”、“罪人”这样的污蔑性词语。言论有自由，不等于允许任意去侮辱他人。同性恋问题，向来争议颇多，但是在法律都无法裁定同性恋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吕丽萍多多少少有些“私设公堂”之嫌。社会允许吕丽萍自由发微博，却没有允许吕丽萍自由地污蔑和侮辱他人。
你可以不赞同他人，但你绝对不能侮辱他人———这是吕丽萍招来骂声一片的根本原因。为他人定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之一。这应该是一个信仰自由、文化多元的时代，遇到“非我族类”的思想、言论与行为，不一定就非要定上罪名。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发展，而不是拿自己的思想去强加给别人，更不是给持有不同思想的人定上一个罪名，抑或是进行谩骂……这是一个事关言论自由和底线的问题。改一改伏尔泰的名言便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我不同意你污蔑别人的言论。
宣传仇恨的“自由”不合法
1933年纳粹在德国取得政权之前，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律也非常强调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正是利用民主提供的自由，从民主制度内部摧毁了民主。纳粹头目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Streicher)，是纳粹宣传的干将。他写作的少儿读物《毒蘑菇》(1938)把犹太人比做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教导德国儿童如何“识别犹太坏人”，起到了极广泛的洗脑作用。早在1924年，他就创办了臭名昭著的《先锋报》，鼓吹仇恨犹太人，并污蔑攻击一些知名的犹太人士。每次被告上法庭，施特莱歇尔都以“自由言论”为理由，并声称自己进行的不是“宗教言论”而是“政治言论”，他有意识地利用民主法律制度对政治言论的宽容，来扩大对犹太人仇恨的言论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败诉，也“总能给听者留下些印象”。
美国的“仇恨犯罪法”制定于1969年，适用范围及于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在美国，任何组织或团体宣扬群体间的仇恨(如提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不合法的，个人在公共社会空间和场合发表仇恨言论也是不合法的。仇恨违背民主社会和平共存的政治原则，更是一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暴力威胁。
政治性言论的边界止于“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是美国最高法院对政治性言论所做的边界划定，它是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霍尔姆斯在审理社会党人煽动拒绝征兵案中提出的。1919年年底又有个俄国移民无政府主义者谴责美国出兵俄国干涉布尔什维克革命，说美国总统是个伪君子和懦夫，号召工人起来推翻这个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在这次审判中，最高法院没有一致，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两位大法官不认为此人有罪。 霍尔姆斯说“我们看到时间已经推翻了很多固有的信念，我们认为最终的善应该通过自由的思想交流来实现，真理应该通过自由言论市场的竞争来检验”，这实际上把“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中对危险的定义修正成了“只有钳制这些言论才能挽救国家”。
在1969年，发生了一群3K党信徒煽动武力把黑人和犹太人轰回老家去的事件。按过去最高法院“明显而可能的危险”的定义，政府赶紧把他们抓了起来。官司又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这回终于做出了关于政治性言论自由边界的正确裁决。大法官们一致认为除非鼓吹使用暴力或者违法的言论是旨在煽动非法行为，并且很有可能煽动和激发这些行动这才叫“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基本上这个判例最终划定了美国政治性言论的边界。
新闻自由不能僭越公民权利
《世界新闻报》引燃一场史无前例的窃听丑闻，它的死震惊世界。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尾，而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
窃听——不论其目的为何，为了正义与真相，还是销量与英镑，或如《世界新闻报》所标榜的“勇敢揭露一切恶棍和欺骗行为”——侵犯了公众的隐私权，则为法律所不容。诚然，依新闻业的特殊属性，获取真相，有时需要偷窥，需要暗访，在今日中国还流行一种叫“人肉搜索”的信息发掘，然而，在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之间，始终应该有一个度。这个度如何把握，是立法者的一大难题：假如媒体的触手引申过长，私人空间难免被入侵；假如对隐私权（尤其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捍卫过于严密，新闻自由将严重缩水。
《世界新闻报》死于对自由的冒犯。它以自杀的方式，证实了这样一条定律的重要性：新闻需要自由，但新闻自由的运行当以尊重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前提。
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拥有批评的权利
《批评官员的尺度》首版于20年前，讨论的是50年前的一起司法案件，作者安东尼·刘易斯是《纽约时报》编辑，两度获得普利策奖，本书忠实记录了“沙利文诉讼案”。
1960年，警察局长沙利文因一则批评性广告，以诽谤罪为名，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二审失利后，《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后9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批评的权利。该案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奠定了“第四权”的基础，被人们称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里程碑”。
正如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所说：“在自由争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确定了最终的游戏规则：新闻机构如不是恶意或罔顾事实，将不构成诽谤。以后的50年，这一规则得到了贯彻，正是在它的保护下，“水门事件”最终得以揭露。
中国社会正在飞速发展中，时代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划清批评与诽谤的界限，摆正批评官员的自由限度，以实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目标，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
个人自由比政府职能优先
2011年7月12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对一条规定灯泡节能标准的法令进行了投票。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巴顿提出，要修订2007年的能源法，其中部分条款规定要对老式白炽灯进行节能升级。众议院投票结果否决了巴顿的提案。与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争论一样，“灯泡问题”的争论也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实用功能层面，第二个是价值原则的层面。反对白炽灯条款的人士坚持认为，由前总统小布什签署生效的这项法律中的新节能标准体现了联邦政府权力的过分延伸，是“大政府”的明显例证。
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灯泡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实用”和“原则”之间不存在现成的调和与容易的妥协，而知难而进的调和与妥协恰恰又是民主的“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民主的好生活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的作用，又需要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如果美国政府在节省能源和保护环境上无所作为，那它便是没有尽到应有的主导职能。但是，这种主导职能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限度，无论政府原来的用意有多好，政府职能便会变成不正当的权力干涉甚至霸道行为。
在美国，政府职能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不和谐是常有的事情，在这二者之间，个人自由比政府职能优先，则是一般普通民众常识性的共识。民众认为，公民个人的权利是自然权利，人是为了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或制造压迫者才缔造政府的。因此，政府应该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其合法性依据。这些权利包括在不损及他人权利范围内的言论和行为权利，包括个人对用品和商品的选择权利。
个人享有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1年6月27日以7：2的投票结果裁决，加州禁止儿童购买和租借暴力视频游戏的规定属于违宪。最高法院的决议是，尽管有人投诉称这种流行且不断变化的技术产品容易让孩子出现类似的野蛮行为，但政府无权“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代表大法官多数的大法官斯科利亚说：“毫无疑问，州政府拥有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立法权。但这不包括一个不受约束的、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的权力。”
自由言论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方面：一个是，个人有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是，个人有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就这个具体案例来说，也就是，商家有将视频游戏出售给任何人的自由，而任何人，包括未成年者，都有购买视频游戏的自由。
尽管视频游戏的暴力是个问题，但宪法对自由言论的规定使得政府没有充分理由来管制视频游戏，这就像对待“低俗”一样，低俗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低俗，而在于政府有没有管制低俗言论的充分理由。
维护媒体多元，保障新闻自由
1960年，德国阿登纳内阁不顾各州反对，通过一项法规，建立由联邦控制的、统一的电视台西德电视公司。不来梅、汉堡、黑森和下萨克森州对此提出抗议，以联邦内阁违宪为由，提请宪法法院宣布该法无效。
宪法法院第二庭审理此案后，判决这一法规违宪，因其侵犯了基本法为各州保留的权力，还侵犯了基本法所设计的新闻自由保障。判决书写道：从收集信息到传播新闻见解，第五章第一节特别保障新闻机构的独立自主。如果国家寻求直接或间接地调控或指导新闻机构或其分部，那么它就侵犯了这项保障。宪法第五章要求这项形成舆论的现代工具既不受国家支配，亦不受单个社会团体支配。1960年成立的西德电视公司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从而成为联邦之工具。因此西德电视公司的成立和存在皆侵犯基本法第五章。
法学学者张千帆曾写道：(此案)被称为广播领域的大宪章。它首次确立了电视广播领域中的多元化原则。公共舆论的形成不应受到政府或任何其他单一社会团体的垄断。
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对私人领域的干涉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思考了社会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通过分析证明社会权力运行遵循“多数决定制”，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数人”的利益，导致了“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个人必须拥有社会自由，才能对抗“多数人的暴政”，才能保护并实现个人利益；也指出了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之间划出一道边界的原则：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即是社会权力不可侵犯的领域，就是个人的社会自由领域。
对此密尔说得十分清楚，“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而言，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
个人的社会自由分为两大部分，即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自由对个人实现自己的利益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肯定个人的思想自由，而且伴随着思想自由，每个人形成不同的兴趣、爱好、观念等等，并且据此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个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依据密尔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无关他人利益的领域是社会权力所不能干涉的，那也就是个人自由的领域。只有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思想行动，才能摆脱一切不必要的强制。
容忍荒谬是自由第一课
凡是在网上有过文字经历的人，对于在论坛里被版主“踢出”，博文被删帖，甚至博客被封，无不深恶痛绝，只消一提起来，就恨恨连声。但是，每当我们看到网上特别荒谬，或者我们感觉荒谬的言论时，往往自己愤慨还不够，每每希望有力者把这种言论封掉，甚至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此言论的发布者遭到报应，如果有可能，自己或别人出面，扁他一顿也未可知。其实，这就是一种专制的劣根性。
不要以为人家封杀我的时候，就是非正义的，我要求封杀别人，就是正义的。因为我的言论是正当的，而别人的言论是反人道的。事实上，这种以道德借口封人口的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做，剥夺了他人应有的自由。不能说强徒打你的时候喊痛，转过身就希望这个强徒打你不喜欢的人。这种挟道德合理性实行强制的心理，恰是历史上专制乃至极权的土壤。道德的借口，哪怕是基于社会主流的道德借口，一旦成为强制的理由，就可以扩张成剥夺人自由的习惯乃至制度。
平心而论，当我们面对特别荒谬的言论，跟他讲道理又讲不通的时候，都会感到愤怒。但是，学会容忍荒谬，是自由的第一课，如果这门课程不及格，我们就没有资格谈自由。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容忍比自由更可贵。因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自由永远包含着自由的代价
基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民众持有武器是一项宪法权利。制宪者们认为，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确保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推行暴政，因此，组织民兵和允许个人持枪是必需的。在美国特殊的
⑻ 理查德·A·波斯纳的轶事
他在联邦最高法院当法律助手期间，有一次，全体大法官们投票对某案做出了决定，并指定由大法官布伦南撰写司法意见。按照习惯，司法意见都至少由法律助手撰写初稿。但不知是由于布冉能说反了，还是波斯纳听反了，甚或其他，波斯纳反正是撰写了一份与最高法院的决定完全相反的司法意见。然而，这份意见不仅说服了布伦南大法官，而且说服了最高法院。最后的决定也就顺水推舟按着波斯纳的意见办了。
另一件是在波斯纳所在的联邦第七巡回区的一个决定中，多数派法官否决了波斯纳〖临时充任地区法院法官时作出〗的一个裁决。但就在这一司法意见开头的第一个脚注中，作为波斯纳同事的这些法官写道：
“当时，联邦地方法院急需新增法官决定此案，我们的首席法官波斯纳自愿承担了这一地方法官的工作，听审了此案，这充分证明了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当然，法官波斯纳同时也承担了他在本院的全部工作。并且，作为我们巡回区的首席法官，他还完成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责。他所做的甚至还远不止这些。他撰写的书要比许多人毕生阅读过的书还多。更重要的是，当时，他正用业余时间，在联邦政府针对微软公司的反托拉斯大案诉讼中，作为某法院任命的特别调解人，努力工作。很显然，波斯纳法官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这充分证明了波斯纳法官的才华，他能同时处理这么多的角色，并且还是如此的严密、杰出和潇洒。”（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⑼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怎么保护
一、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概述
（一）公众人物的含义
公众人物的概念源于1964年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该案中，布伦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的概念，并树立了“确有恶意”原则。三年后，在“足球教练诉退伍军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席大法官沃伦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1] 此案的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将“确有恶意原则”确立为适用于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对个人报道的场合，后成为新闻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已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指一定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人物。根据学者史宾塞(Dale R .Spencer)的解释，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公职候选人、发明家、作家、运动员、艺术表演家、罪犯、被控诉的人以及其他易受注意的人物。
在我国公众人物又称社会知名人士，始见于2002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时报》案，指的是因其特殊才能、成就、经历或其它特殊原因而广为公众熟知，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人物，包括党政高级官员、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劳动模范、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公众人物。
理论上，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愿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从公法的角度和以对公共官员的特殊要求为标准，又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美国联邦法院还从时间属性上将其划分为完全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
（二）隐私权的含义及其特点
隐私，也称个人生活秘密，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公开且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如个人日记、生活习惯、财产状况。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是公民对自己个人生活和以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从根本上排斥他人干涉的一种人身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
我国尚未确立隐私权制度，但有关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已有规定，如《宪法》39、40条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来进行保护。
与普通公民相比，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点是：
1、公众兴趣性。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其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2、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由于公众人物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公众人物的工作、生活、言行举止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构成了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3、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有权利就有义务，有权力就有限制。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地位，在权利的行使上同样受到限制，在隐私权方面享有的法律保护范围就要比普通公民小。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的天平就要向公共利益倾斜。
4、与知情权的冲突性。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按其内容划分为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公众知情权和个人知情权。知政权指公民享有的知道国家事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及背景资料的权利；社会知情权是对一切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公众团体的知情权；公众知情权是指在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是指公民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情况和资料的权利。隐私权重在保护个人信息，具有保守、封闭和自控的特点；知情权重在公众了解社会各种信息，具有公开、开放和外向的特点，二者具有天然的对抗性。该冲突反映到公众人物身上就更突出和尖锐。
（三）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表现
1、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知政权赋予了公民进行民主参政，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政府官员接受全体公民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其权力行使的基础是全体公民的认可。因此，公共官员不希望可能降低其威信的私人信息为公众所知。公民的年龄、学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社会关系等属于普通公民的个人私人信息，但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还是其能否恰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关系到公民选举、罢免的权利问题。
2、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公众人物主要是通过传媒而广为人知并获利的，他们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采访报道的目标，他们自身及其言行等都具有新闻价值，其遭受侵犯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公民。普通公民热衷于知道被传媒采访报道的公众人物。为了吸引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传媒就会更加广泛报道公众人物的信息，稍不注意就会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2002年范志毅状告《东方体育时报》案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权认定
（一）范围界定：
司法实践中对公众人物隐私的公开程度应限于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相关的私人信息的了解和评价。除此之外的其他私人信息，若非公众人物地位、职位、身份之需，且非公众的合理兴趣范围内的情况下，不违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就应属于隐私权的范围。
1、对纯粹私人信息的侵犯。例如身体的隐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秘、最敏感的领域，属于私人信息，擅自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披露他人的裸体照片，则会损害他人的名誉、贬低他人的人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私权观念日益强烈，但新闻从业人员出于不同的动机，越来越过分地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从“台湾艺人白冰冰之女遭绑匪残害事件”、“香港艺人刘嘉玲早年裸照遭《东周刊》刊登风波”可窥一斑。
2、侵犯私人空间。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空间隐私除个人合法占有的房屋之外，还包括私人合法支配的空间，如更衣室、电话厅等，公众人物对这些私人空间也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闯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间，也不得非法采用红外线扫描、高倍望远镜探测、长焦距拍照等手段窥视个人空间。
3、恶意侵害私人生活私事，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该行为已经超出了公众利益的界限，属于基于个人目的的恶意加害行为，故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可见，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客体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私人活动和个人隐秘空间。个人信息包括不愿为外人公开的居住条件、身体上生理或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等信息。个人的私人活动是指与所从事的职业完全有关的活动。个人的隐秘空间包括自己的住宅、休息室等个人物质领域及其个人日记、往事等精神领域的空间。虽然公众人物在以下方面的隐私应该受到保护：（1）某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骚扰；（2）私生活不受监视；（3）通信秘密；（4）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5）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及其行使职务行为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但是，国家为防止个别政治性公众人物在无人监督管理的情况下，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干出影响国家机关或政府形象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八小时以外”监督建立机关、家庭、社会全方位互动监督网络。如果公众对这些公众人物的在八小时之外的违法乱纪行为（如赌博、嫖娼）对其进行以披露、批评等方式予以监督则是对公众人物这一特殊主体在特殊场合予以隐私权保护的例外要求。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制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排斥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体放弃该权利（或被推定放弃）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谨慎地迫使部分主体放弃该权利。法院在划定隐私权界线时应考虑到隐私权与其他权利在冲突时必要的协调，协调时两项权利相互做出合适让步。这是减少社会碰撞，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二）违法行为的界定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一般为作为的方式。隐私权是公民的人格权，其性质为绝对权，任何其他人都负有不可侵害的义务。该种法定义务是不作为义务，违反该法定义务而作为，即为作为的违法行为。对于私人信息的刺探，私人活动的骚扰，私人领域的侵入，以及对私生活秘密的泄露等等，均为作为的行为方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法侵害隐私权的现象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即（1）非法收集、传播、利用个人信息、资讯；（2）干涉、追查、跟踪、拍照、摄影等非法搅扰私人活动；（3）偷看、宣扬个人日记、身体缺陷、通信，非法搜查他人住宅、行李、书包、身体，擅自闯入公民住宅、卧室，安装窃听、监视装置等侵害私人领域。
（三）损害事实的认定
隐私的损害，表现为个人信息、个人空间、个人私事活动被刺探、被监视、被窥视、被侵入、被搜查、被干扰、被披露、被公开、被宣扬，这是隐私损害的基本状态。隐私损害的基本形态，是一种事实状态，一般不具有有形损害的客观外在表现形态，在这一点上与名誉损害的事实有相似之处即不必表现为实在的损害结果。只要隐私被损害的事实存在，即具备侵害隐私的损害事实。隐私侵害事实具多重损害的特点。表现在隐私损害而支出的财产损失，这些也是隐私侵害事实。但这些损害事实不是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的基本形态，它的有无影响侵害事实不是侵害隐私权的，而只影响侵害程度的轻重和损害范围的大小。作为构成侵害隐私权民事责任的事实要件，以具备其基本形态即隐私被损害的事实以足够。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主观过错，其主观过错的形式有故意和过失，主要是故意。以下行为可以不认定为故意：
（1）为了行使宪法规定的监督权利而正当地新闻等媒体曝光。
（2）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而正当申诉、控告；
（3）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正当秩序而对社会不正之风进行批评；
（4）为了行使自己的参政权、管理权、对员工的录用权从而了解、调查其一定的个人信息。
（四）认定的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公众人物的事业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社会的、公众的，公众有权了解他们的事业及他们事业有关的个人情况” [3]。国外所谓的“高官无隐私”就是基于这一原因。一般西方国家都要求高级公务人员必须公布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情况，存入公共档案，保证公众随时监督。我国刑法也规定了两条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财产罪。
2、公序良俗与利益权衡原则。个体信息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是不应该为社会知晓的，他们是隐私权保护的对象。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公众人物已经从社会得到了普通人无可比拟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牺牲或让渡部分隐私方面的利益以取得利益平衡和社会公平，满足公众的兴趣，保存公众的利益。公众人物借助于媒体的报道获得了日渐提高的声望, 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有更多机会保护自己, 当媒体上出现不利己的信息时，可随时发表声明澄清, 而其对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作贡献的方式也是被动的——只要求他们比常人更能容忍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和监督。因此应当允许新闻媒体在其隐私领域有限度地扩展中来满足公众兴趣。因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相比,后者更具有合理性。
3、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原则。当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了知情的愿望时，即产生了公众兴趣。许多公众人物的利益往往来源于公众的关注，他们借助于媒体扬名，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既然受益于公众的关注、媒体的宣传，为了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公众人物的某一些相关信息也就失去了保护意义。
4、公众人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人格尊严是一项宪法权利。公众人物作为公民，同样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在行使公众知情权时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三、完善法律保护的建议
“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4]毫不例外，我国的法律在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方面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此有必要完善。
1、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把隐私权确立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只是借助司法解释并通过保护名誉权的方式对公民的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这种方法缺乏独立性，当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尚不构成名誉权侵害时，法律就无能为力了。同时，我国法律对隐私权只作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在宪法、民法典中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独立的人格权，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民法典为重点，以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辅助的直接保护。
2、设立公民隐私权保护的例外。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和限制另行立法规定，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无具体的操作细则，为此，应在立法上加以完善，设置保护和限制规则。
3、加快新闻立法步伐。我国的新闻法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出台。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入世”，必然要求健全新闻立法。将新闻舆论监督权的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是新闻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4、加快信息公开法的立法步伐。为更好解决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国外有40多个国家颁布了统一完整的信息公开法，例如美国1966 年的《信息自由法》、 1982年加拿大的《信息公开法》、1996 年韩国的《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等。 而我国仅仅在广州、深圳、上海和成都等地先后颁布了相关的信息公开法，还没有出台正式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尚在酝酿中。为此，我们应借鉴学习国外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公开法》。
5、设立重要官员个人财产和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公示制度。为确保党政官员的公务廉洁、高效及所选拔的干部具有较高群众威信就要对各级党政主要官员的个人学识、工作经历、财产和家庭成员等有关情况进行任前公示，听取公众反馈意见，再予综合考虑。这种公示制度将促进党政官员依法、廉洁从政的监督机制的形成。
6、建立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特许制度。对公众人物的犯罪、违法、违纪、违反道德等不良行为实行曝光特许，大众传媒可以公开披露。公众人物无论公务活动还是私人生活都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其不良行为会构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更严重危害，新闻舆论有责任加以披露，以对社会道德示范和价值趋向的导引以及警示和教育。
⑽ 特朗普的下属指挥官又在做什么妖
据外媒报道，负责击毙本·拉-登任务的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指挥官威廉·麦克瑞文16日在媒体发表公-开-信，谴责总统特朗普撤销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的安全许可。他同时也要求特朗普撤销他的安全许可。
麦克瑞文在2011至2014年间担任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负责监督海豹突击队2011年的巴基斯坦的突击任务，“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在这场任务中丧命。
麦克瑞文在公-开-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和大多美国人一样。我曾经-期盼当你成为总统，你可以与时俱进，成为这个伟大国家急需的领导人。”
麦克瑞文进一步说，优秀领导人为他人立下典范，优秀领导人总是将他人福祉放在个人之上。然而，特朗普的领导从未显现这些特质。“你的行动，让我们在孩子眼中感到尴尬，在世界舞台上羞辱我们、最糟的是，分化我们国家。”他说。
特朗普15日撤销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的安全许可，并警告其他批评者也可能被打入撤销安全许可的黑名单。
真大胆。
消息来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