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

① 如何完善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责任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专题的决定》15日发布，属指出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② 如何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

根据院长授权，庭长可以协助院长、副院长对延长审限等程序性事项和逮捕、拘留等强制措施进行把关。但是，可能影响案件实体裁判的程序性决定，应当由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作出，如延长举证期限、调查取证等。除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审判职责外，庭长应当从宏观上指导本庭审判工作，研究制定各合议庭和审判团队之间、内部成员之间的职责分工，负责随机分案后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分案的事宜，定期对本庭审判质量情况进行监督，以及履行其他必要的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
答: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一方面要确保法官办案主体地位，坚持放权到位。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改变传统裁判文书签署机制，院庭长对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文书，同时，不能以旁听合议、文书送阅、口头指示等方式实施变相审批。另一方面要坚持监督到位，规范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实现审判监督的内容、方式从微观的一般个案审批、文书签发，转向宏观的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审判质效监管，做到放权又放心。为此，一是要建立审判监督权力清单制度，明确院庭长在程序事项审批、审判工作综合指导、裁判标准统一、审判质效监管、排除案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等方面工作职责以及不得从事的监督管理行为。二是要建立以信息化手段为辅助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实现对审判流程自动化记录跟踪、提示催办、预警冻结，强化院庭长对审判流程、审判态势的智能化监管以及监督管理行为全程留痕。三是要推进司法工作标准化建设，完善各类人员、各类案件的权责配置标准、诉讼服务标准、审判流程标准、司法裁量标准、辅助工作标准、案件质量标准和办案业绩评价标准等，对所有司法活动形成规范化操作指引、可量化评价标准。健全完善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分案机制。四是要完善特定类型个案的监督，建立系统自动识别与人工判断相结合的特定类型个案甄别机制，院庭长主要采取听取案件进展、评议结果、提交法官会议和审委会讨论等方式进行监督。五是要大力推进案件质量评查，保障案件质量。积极利用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类案参考、裁判指引和大数据分析，统一法律适用。六是要健全干预过问与独立办案之间的阻断机制，防止监督管理越位。建设符合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特点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③ 完善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的最新相关信息

抄2014年10月底，十八届四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
目前各地正在改革试点，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各地正在总结实践经验，按照司法规律的要求，逐步完善这项制度。
1、主任检察官并不是行政领导，其主要职能体现在执法办案上。改革的最终方向应当是实现每个检察官都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独立办案、独立负责。因此，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应着重考虑去官僚化，实现行政岗和业务岗分类管理。
2、构建检察长领导和主任检察官独立决定相协调统一的机制。原则上主任检察官应当执行检察长的决定，同时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时，主任检察官可以建议把问题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主任检察官对决议须无条件执行。

④ 司法体制改革,法院执行局将怎样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法院执行好像说是归公安去执行，估计按照这样的话法院执行局有可能会并到公安吧！

⑤ 如何破解审判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难点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同时提出:“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为此,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主审法官、合议庭法官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为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制定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分别以目标原则、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附则等六部分共48条。具体内容涵盖了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明确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等内容。

在上述政策与制度框架体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第一批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6+1”省区市的三级法院作了积极的试点与推进工作,其显著的成效就是冲击了审判人员固有的集体(法院)承担司法责任的意识,而转化为“谁办案、谁负责”,且“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的新司法责任理念,形成了极具压力的办案质量倒逼机制；同时,也根本改变了长期存在于司法领域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审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新机制。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更为员额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点

当前,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会影响改革成效的充分体现。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具体来说,司法责任制落实中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实改革措施。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

与此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之间,亦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需要与人员分类管理、员额制、职业保障、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协同推进,形成共同推动改革的合力。当前,部分改革举措如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推进迟缓,部分改革举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顶层设计层面,在地方政法机关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还有部分政法领导干部对司法责任制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存在畏难情绪、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况。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度,急需采取有效举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放权或还权于法官、合议庭,实现“让审理者裁判”。但基于目前队伍整体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司法面临的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法院内部运行秩序尚未理顺等现状,一味强调放权,理想化地主张让法官、合议庭完全自主决定案件,不仅不能解决司法的沉疴宿疾,反而可能导致审判运行秩序的混乱,引发新的司法不公等问题。

不久前,笔者在某试点地区法院调研时了解到,自从院庭长不再审签裁判文书、不再对案件质量把关以来,该地区反映案件审判质量的部分指标,如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瑕疵改发率、民商事案件调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审批制度取消以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有所凸显。可见,在目前缺少相应的监督制约、指导帮助以及协调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放权与监管的关系,将决定司法责任制能否顺利落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设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除“让审理者裁判”外,司法责任制另一核心内涵是“由裁判者负责”。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心,又不会挫伤其积极性。为此,中央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意见,就错案责任和免责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完善、法检两家司法责任内涵范围不清晰、司法责任追责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责任制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责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实效果不尽理想。

四、如何面对内部反追责的压力。

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必须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中有关人员犯下的罪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破案心切或客观上判断错误,造成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错误认定；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当事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种情况一般要按照党纪政纪问责,后一种情况则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哪种追责,司法机关都面临着很大的“反弹”压力。所以,在实践中,为了避免有关人员被追究责任而掩盖被错判的案件,于是出现“追责与反追责”的纠结。由此可见,不少司法人员还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即如果为了掩饰错判、避免追责而拒绝纠正冤假错案,只会犯下更大的罪错,最终招致更严厉的责任追究。

司法责任制的难点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形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整体合力。认清各项改革举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高度关联性,对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序和进程进行科学统筹,把握好推进的节奏和力度。

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在积极开展入额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妥善处理好未入额人员的分流安置政策；职业保障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有力驱动,要在顶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保障的主体、方式和力度等进行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业绩考评制度和办法,明确新型权力运行机制下司法人员的工作要求,实现评价机制与员额退出机制、惩戒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衔接。

二、有序放权、科学监督,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监督制约机制。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关键是要明确司法管理和监督权力的边界和行使的方式。坚持有序放权与监督管理相统一,推动司法业务管理监督由微观向宏观转变,提高管理监督科学化水平。

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技术,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建立适应新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细化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确保各类主体权责清晰；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架设案件研习的“度量衡”。在放权的同时,加快确保法律适用统一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建立和完善类案检索和类案参考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筑牢法律统一适用的“防护墙”。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严格依法、规范程序,设计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追责的依据应上升为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是构建我国司法责任追究机制最基本的形式,没有这一形式,追责机制必将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基础是区分违法办案责任和错案责任。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不同的追责制度,完整的追责机制包括追责的依据、主体、事由、程序、种类及救济等内容；核心是设置明确科学的二元追责标准。追责标准应由当前唯结果论转向“不适当行为”为主、“结果过错”为辅的二元追责机制。这意味着,裁判结果并非决定责任追究的唯一条件,这可以避免追责机制对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坏；关键是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并重。在责任认定过程中,必须遵循程序公开、程序正当原则,适当组织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责任认定,或直接由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主持进行,有效解决司法责任内部追究的公信力问题,并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诉救济权利和名誉权利；必要是构建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是建立追责机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职业、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与追责机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鉴域外法官责任制度的经验。域外国家对司法责任的追究主要体现在法官惩戒制度中。这种制度的重心在于对法官个人的职业伦理道德的规制,以人案分离、程序外制约为特色。我们可以从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对构建我国司法责任制构建的有益借鉴。

法官惩戒制度的核心是职业伦理道德。不同的职业以本行业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规则,其职业伦理道德共有意识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照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模式可减轻决策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和谐与稳定。

一个没有共同伦理的群体,是一个没有凝聚力且缺乏稳定的群体。应当明确的是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并不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理念,而是对司法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应用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思考,并内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准则。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准则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义可以接受和应当禁止的行为,既向法官提供一个如何行为、处理自身事务的服务,又向公众提供一个他们应当知道的对法官行为的期望。

通过总结,可以归纳出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机构的专门性。对于司法官的惩戒机构在相关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法律规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部门才有权对出现问题的司法官进行调查和实施惩戒,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实施惩戒。比如:美国联邦和州都是由国会或议会负责实施法官弹劾制度；同时由司法机构或主要由司法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实施司法惩戒制度；德国基本法规定,有关对司法官追诉的审判,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之权限。在联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职权时违犯本基本法的原则或邦的宪法秩序时,联邦宪法法院经联邦议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裁决将其调职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况下,得为罢免之宣告。

二、审查标准的多元性。普遍设立了多元性的审查标准,意味着法官不仅要对其职务行为负责,更要对其职务外行为承担责任。域外法官惩戒制度对惩戒行为的界定是宽泛的,只要其行为有损法官职业的威信,就有可能成为惩戒的对象。

三、惩戒程序的严格性。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国际法曹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均规定了保障被惩戒法官的四大原则,即无明文行为标准不受惩戒原则、秘密审理原则、听证原则、法官有上诉权或请求复审权原则。相应的,域外各国对于惩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严格细化的规定。

四、司法责任的独立性。法官的职业伦理责任独立于刑事责任。这避免了追究责任可能产生的竞合与混乱,也可以确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独立地作出裁判,并赋予其敢于担当的职业底气

⑥ 为什么主审法官终身负责制还不实行

自2015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后，凡是实行员额回制改革的法答院，就已经开始实行终身负责制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法发〔2015〕13号）第25条规定：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内容

（1）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2）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3）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⑧ 主审法官与审判长有什么不同谢谢

对于该问题，可阅读马献钊：《“何谓主审法官”》，网页链接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以来，不论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围绕主审法官的概念展开了热烈讨论。目前尚没有官方对该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权威解读。笔者从三个层面对主审法官的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一、理论上的争辩：职务、角色、权责抑或资格

理论界（包括司法界人士发表的学术观点）重点围绕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或本质展开讨论，大体上形成四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职务，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选拔出来并加以任命的职务，相当于合议庭的负责人。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这一职务可以称为审判长，随着改革后合议庭替代审判庭模式的建立，这一职务也可以称为庭长。第二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角色或者一种分工。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即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合议庭中的审判长，两者只是名称的不同。第三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实质上是一种权责，就是比其他法官承担更多的权力和责任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直接审理案件并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是切实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享有独立裁判权并对案件质效负总责的法官。第四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资格。

如果对以上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进行简单化梳理，大体上可以提取四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1）主审法官就是审判长；（2）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3）主审法官是真正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4）其他理解。笔者以这四种不同的认识作为选择项，对河南省六个中院及基层法院880名法院干警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64份。其中，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审判长的293人，占比33.9%；认为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的447人，占比51.7%；认为主审法官就是真正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的117人，占比13.5%；作其他理解的4人，占比0.04%。由此可见，理论上的争议带来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无大碍，但若具体到司法改革实践当中，将会给改革带来不利的影响，亟须对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给予相对明晰的界定。

笔者认为，对主审法官概念内涵的界定，一方面要立足于目前绝大多数法院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广大法官的实际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据此，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在既有法官队伍中经过一定的程序选任，在审判团队内起主导作用并承担相应权责的素质、能力较高的资深法官。首先，主审法官是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下对法官资格、权责的一种确认，通俗地讲，主审法官是权责和资格的统一体。其次，主审法官不是一种行政职务，他对团队内其他成员一般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再次，选任主审法官的标准应当是既定的，根据标准，在某一时间段，在一个审判团队内，确定相对固定的主审法官，同时对其工作绩效动态考核，当其不具有既定的资格和能力时，及时作出调整。最后，为了确保主审法官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能力，应当建立比较严格的选拔程序，但是并不需要严格的组织任命程序，以避免其形成固定化、常任化的职务。

同时，为了保障主审法官制度的运行，借鉴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应当建立与“主审法官”相对应的“受命法官”、“陪席法官”概念。受命法官是接受主审法官的指派，代表合议庭完成某一单项审判任务的法官，比如完成部分或全部阅卷、调查取证、庭前会议、庭审准备等各项工作，并对完成的工作结果承担相应责任；陪席法官是从庭审阶段开始参加合议庭的法官。但是，不论受命法官还是陪席法官，在合议过程中与主审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对各自发表的裁判意见承担责任。

从角色论的角度分析，主审法官兼具传统意义上的“审判长”和“承办法官”两者的角色，但又有根本性的区别。与传统意义上的“审判长”相同的是，主审法官负有对案件程序性事项的主导权责。区别在于：主审法官的主导仅限于程序性事项，且对团队内的成员没有行政管理权。与传统意义上的“承办法官”相同的是，主审法官必须亲历审判，和其他法官一样具体参与案件审理，不得采取审批制的方式来管理审判。区别在于：不论是主审法官还是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他们作为合议庭的共同成员，对于实质性的裁判事项，必须坚持集体决策原则。所以，在以主审法官制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氛围下，应当摒弃“承办法官”的概念。

二、制度的实质：对承办法官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的扬弃

从官方文献来看，“主审法官”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纲要第五条规定：“完善合议庭制度，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从党的文件来看，最早出现主审法官概念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笔者认为，主审法官概念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合议庭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上世纪末至今，人民法院一直没有停止合议庭制度改革的步伐。改革的主要动因，一是解决承办法官制带来的“形合实独”、“合而不议”、“一个人说了算”等问题，二是解决合议庭内部权责不清、无法追责的问题。为此，从1999年开始，在一系列文件的支撑下，审判长负责制在全国法院普遍开展。相对于过去的承办法官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有其合理的因素和进步的地方，极大地改变了承办法官一人唱“独角戏”的不正常现象，但是这一制度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随着审判长职务的固定化、常任化，合议庭内部产生了新的行政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别加剧了地位的不平等，影响了案件的充分讨论和平等决策。

在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吸取既有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建立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构想。与过去的承办法官负责制和审判长负责制相比，这一制度既强调合议庭成员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又适度突出主审法官的核心作用，赋予主审法官一定的主导权责，主要是：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对于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裁判事项，仍然坚持平等决策、集体负责的原则。为了避免出现新的行政化倾向，主审法官对其他成员不具有行政管理权，主要是通过示范、带头作用，以自己更高的司法能力、更为丰富的审判经验、资历以及适当的组织协调能力，团结、引导团队成员共同完成审判任务。从制度的实质来解释主审法官的概念，其中的“主”应当是“主持”、“主导”，而不是“主要”、“决定性作用”等含义。可以说，这一新的制度是对过去两种制度的合理扬弃。

三、实践中的难点：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需厘清几个关系

从目前各地推行的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实践来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困惑和困难。笔者认为，要顺利推进主审法官责任制，应当厘清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主审法官”与“员额内法官”的关系。随着法官员额制的推行，有人提出，所有进入员额的法官应当自然成为主审法官，届时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主审法官的概念了。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实现“法官”和“主审法官”概念的同一化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它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入额法官素质的基本均等化；二是法官独立裁判意识、独立担责意识的成熟；三是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完善，简易程序适用成为审判的基本模式。首先，即使在近年内实现了法官员额制，进入员额的法官素质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其次，虽然中央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法院内部也建立了鼓励法官依法独立办案并独立承担责任的机制，但是，要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价值，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法官独立裁判并担责的意识还需要大力培养和塑造。最后，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目前简易程序在中、高级法院适用的比例还比较低，在基层法院适用的比例也不均衡，大量案件仍然适用普通程序，必须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作用。

第二，主审法官与受命法官、陪席法官的关系。一是调整审判团队的组成结构。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的经验，建设专业化的审判团队，专业负责审理某一或某几类领域的案件。团队中的法官数量一般多于3人，其中主审法官是固定的，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时担任审判长，受命法官由审判管理部门在随机分配案件时确定，陪席法官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产生。这种灵活的结构既可以保持审判团队的专业化，又可以避免长期固定化合议庭带来的廉政方面的风险。二是明晰主审法官与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之间的权责。明确主审法官对于程序性事项的主持、主导权责，确保合议流程规范、顺畅、高效进行，避免程序方面出现瑕疵或错误；受命法官根据主审法官的指派完成某一单项任务，需要作出裁决的，受命法官应当与主审法官沟通，由主审法官提请合议庭作出决定；陪席法官虽然一般从庭审阶段开始介入案件审判，但是他对主审法官的指派和受命法官的工作应当十分清楚，必要的时候也要作为受命法官完成相应的庭前工作。三是突出主审法官在审判团队中的核心作用。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改革的现阶段，为了避免集体懈怠现象发生，保证审判团队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可以赋予主审法官对团队其他成员相应的监督权责，主要包括：工作任务的督促指导、工作业绩的评价，以及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辅助人员的调整建议。

第三，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在现有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内设机构设置体制下，院长、庭长作为法院、审判庭的代表人，其职责包含对审判业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党务、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如何理顺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也是合议庭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基本明晰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边界，以及审判监督权行使的方式、程序和责任。

笔者认为，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顺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首先，厘清院长、庭长不同管理权的内容和行使方式。院长、庭长的管理权分为审判管理权、行政管理权和党务管理权，其中审判管理权是重点。随着审判管理部门的全面建立，审判管理权责应当总体上由审判管理部门统一行使。随着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相分离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院长、庭长的行政管理权也应当剥离出来，由专职人员来行使，院长只是作为核心决策中的一员参与其中，不具体承担管理权责。党务管理权责依此原理确定。其次，明确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程序和责任。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是主审法官联席会议，院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包括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除此法定渠道，院长、庭长不能对主审法官、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行使监督权。再次，推行院长、庭长担任主审法官制度。院长、庭长绝大多数是审判经验丰富、法律素养较高、审判技能高超的资深法官，由其担任主审法官直接审理案件，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优质审判资源，而且可以实现院长、庭长直接行使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减少管理的层级和成本，提高管理、监督的效能。最后，改革裁判文书签发制度，代之以文书签署制度。取消院长、庭长对裁判文书的签发制度，由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裁判文书签署权，也是合议庭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作者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改办副主任）

⑨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司法体制改革内容是什么

九、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30）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3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32）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33）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34）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有哪65项

因为字数有限制，现简要向您列明。若要看全部内容，您可以登陆中国法院网搜索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法发〔2015〕3号 ）

1. 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2．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
3. 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

4. 改革行政案件管辖制度。
5. 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
6. 改革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
7. 健全公益诉讼管辖制度。
8．继续推动法院管理体制改革。
9. 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
10.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

11.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12．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
13.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14．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
15. 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
16. 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

17. 改革案件受理制度
18. 完善分案制度。
19. 完善审级制度。
20. 强化审级监督。
21. 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
22. 深化司法统计改革。
23. 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
24. 深化执行体制改革。
25. 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

26. 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

27. 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独任制审判以主审法官为中心，配备必要数量的审判辅助人员。合议制审判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合议庭成员都是主审法官的，原则上由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完善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

28. 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办案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

29. 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理职责。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健全诉讼卷宗分类归档、网上办案、审判流程管控、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内部督导机制。

30. 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31. 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发挥审判管理在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诉讼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进和服务作用，强化审判流程节点管控，进一步改善案件质量评估工作。

32. 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名确认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办、回复和公示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

33. 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拓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渠道和范围，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改革选任方式，完善退出机制。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完善随机抽取机制。改革陪审方式，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加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的经费保障。建立人民陪审员动态管理机制。

34. 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

35. 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改进和加强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工作。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36. 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依法规范涉诉信访秩序。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

（五）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到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

37. 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已有条件范围内，优先安排与申请旁听者数量相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席，优先满足新闻媒体的旁听需要。

38. 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推动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建设。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诉讼公告网上办理平台和诉讼公告网站。继续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网站建设，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及时汇总和即时更新机制。加快建设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公开审判流程信息，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审判流程节点信息。

39. 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完善其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有效获取、查阅、复制裁判文书。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

40. 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力度，充分发挥其信用惩戒作用，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完善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方便公众了解执行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41. 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开制度。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案件办理程序，确保相关案件公开、公正处理。会同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推动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对执法办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实现三类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审公告、文书公布统一在网上公开。

42. 建立司法公开督导制度。强化公众对司法公开工作的监督，健全对违反司法公开规定行为的投诉机制和救济渠道。充分发挥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监督功能，使公众通过平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审判监督和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43. 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度。加强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诉讼服务大厅、网上诉讼服务平台、12368司法服务热线。建立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公告、申诉等工作机制。推动远程调解、信访等视频应用，进一步拓展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

44. 完善人民法庭制度。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机制。优化人民法庭人员构成。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

45. 推动送达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约束机制，探索推广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效率。

46. 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继续推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交通事故、物业管理、保险纠纷等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解决组织建设，推动仲裁制度和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程，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47. 推动实行普法责任制。强化法院普法意识，充分发挥庭审公开、文书说理、案例发布的普法功能，推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与履行普法责任的高度统一。

（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48. 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探索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

49. 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办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制改革过渡方案，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

50. 改革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人选，实现法官遴选机制与法定任免机制的有效衔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制。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健全预备法官训练制度。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院人员互聘计划。

51. 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机制，完善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作为法官等级晋升、择优遴选的重要依据。建立不适任法官的退出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52. 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严格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着力提升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和裁判文书写作能力。改进法官教育培训的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健全教学师资库、案例库、精品课件库。加强法官培训机构和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建立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网，依托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广网络教学，实现精品教学课件由法院人员免费在线共享。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数民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

53. 完善法官工资制度。落实法官法规定，研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

（七）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完善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项制度，优化司法环境，树立司法权威，强化职业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54. 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

55. 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确审判组织的记录义务和责任，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询。

56. 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明确不同主体、不同类型过错的甄别标准和免责事由，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完善法官申诉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权益因依法履职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健全不实举报澄清机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57. 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推动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藐视法庭权威等犯罪行为的追诉机制。推动相关法律修改，依法惩治当庭损毁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和法庭设施等严重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胁、侮辱、跟踪、骚扰法院人员或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

58. 强化诉讼诚信保障机制。建立诉讼诚信记录和惩戒制度。依法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将上述三类行为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受害人损害赔偿之诉。

59. 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制度，引导、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活动。规范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送，促进依法行政水平提升。

60. 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

61. 完善司法荣誉制度。明确授予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不同类别荣誉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员的司法职业尊荣感和归属感。

62. 理顺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关系。科学设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构，规范和统一管理职责，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的相对分离。改进上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明确上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监管职能。

63. 推动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预算保障体系、国库收付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推动人民法院经费管理与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加强“两庭”等场所建设。建立人民法院装备标准体系。

64. 推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按照科学、精简、高效的工作要求，推进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内设机构设置模式。

65. 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加快“天平工程”建设，着力整合现有资源，推动以服务法院工作和公众需求的各类信息化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到100%，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