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尬事
法官与律师都是司法工作的从业人员，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两支队伍，尽管他们工作的内容不同，但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律师已从国家公职人员序列中退出，市场化的经营运作，使律师不得不为自已生计而采用各种各样的竞争手段。法官成了律师拉拢、腐蚀的对象，乃至于少数法官甚至成了他们挖空心思进行诬告、陷害的牺牲品。从最高法院，到基层各级人民法院，都相继出台和制定了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些规定和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对阻断法官与律师的不良交往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 少数法院在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同时，矫枉过正，把一些应该正常交往的同志关系、同学关系、亲友、战友关系都规定在禁止之列。
律师与法官之间种种不正常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究其原因，律师与法官的看法各执一词。大部分律师认为，这都是无奈的选择，有些律师请客送礼并非为谋取非法利益，只是希望法官能够依法办案、公正审案、尽快结案。律师的不正常行为是被法官、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而一些法官却认为，这样的律师不读书、不学习、不钻研业务，欺骗当事人，充当掮客，这是投怀送抱，拉人下水。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貌似有理，但均为表面现象，并各有偏颇和片面。综合客观地分析，之所以产生这些不正常关系，则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1、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
“朝里有人好做官”、“衙门有人好办事”，这是中国几千年“人情社会”封建传统思想的真实写照。这种观念至今依然固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自然难以摆脱这种影响。
2、司法独立在现实中遭遇尴尬。
“依法治国”作为宪法原则写进我国宪法。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政府领导却把法院看做是政府的职能机关，法院与法官也无法摆脱在人、财、物上对政府的依赖。面对政府对具体案件审判的干涉，法官更是处于无奈之中。司法不独立现象的存在，导致当事人或者律师去分析、挖掘、利用能够影响法官裁判的各种社会因素。使法官与律师原本正常的关系变得不正常。
3、法官较低生活待遇，让法官难守清规。
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妻儿老小，也要供孩子上学，也要购车买房。但面对这些高额的消费支出，法官的低收入让其捉襟见肘。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商品经济的熏风，一些法官心态难免失衡，难守清规。手中的审判权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诉讼掮客”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法官与律师的不正常关系，从某个角度上可以理解，但绝不允许。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就应当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规戒律。
在当今我国司法实践中，面对已出现了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不规范的问题。例如，一些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对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腐蚀；也有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也有少数法官与律师相互串通，利用各自的职业优势，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等等。这种现象已成为社会生活中议论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公众形象，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损害了司法权威，有的已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已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针对当今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和律师存在这种不适当关系的实际情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1、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法官职业的崇高感和自豪感。美国法学家亨利?梅利曼对普通法系国家法官职业这样说过，“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是有父亲般的慈严。
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崇高地位，也不是一夜铸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法官不懈努力的结果。大陆法系的法官，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法官（人民的公仆、机关的职员）的地位与英美法系的法官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也应有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并为了这个目标而培养自己独立、中立、诚信的法官人格，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和独特的法律文化来诠释自己的价值理念：人类社会离不开医生和法官，医生为人类治病，法官为社会治病。对于法官职业，只有有崇高感，才会有使命感，只有有自豪感，才会去珍惜。
2、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树立反对司法腐败是对自己及家人平安、幸福的有效保障的思想。反腐败问题年年喊，但收效不大，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总认为事不关己。原因是什么？其中的一条就是倡导者没有在成效上下功夫，讲大道理多，没提起大家的兴趣，大家都仿佛置身事外，不是反腐败的主体。我认为这个问题，从小道理讲起，从自身的利益说起，成效可能会好一些。人非圣贤，走错路是很有可能的，一旦你走错了路，受害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跟着受牵连，你的家人永远抬不起头，甚至失去唯一的生活来源和精神支柱，妻儿孤苦伶仃，老人晚景悲凉，亲戚朋友说不起话。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这个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面对诱惑的候只要稍加联想，后果就会出现在脑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的风险是不值得冒的。我们都办过案件，同被告打过交道，有多少人是因一时的侥幸而酿成千古恨，有多少人在我们面前悔恨交加。如果不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说不定有一天忏悔的就是自己。稍有不慎，别人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3、自觉摆正与律师的工作关系，尊重律师的劳动，树立公正的形象。法官工作时没有朋友，面对的只是当事人，律师只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律师的职责法律有明文规定，摆正与律师的关系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逾越“隔离带”，不碰撞“高压钱”，常念“紧箍咒”，自守本份，与律师的交往以工作关系为限。
4、谨慎吃请，处理好同学、朋友、亲戚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讲求民以食为天，而且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吃请的事少不了，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请也免不了。但吃请一定要看对象，一定不能吃当事人的，即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请了，也要及时表明态度，消除影响。
5、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规范八小时之外的行为。我国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心态相对浮躁，各种利益格局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法官工资待遇不高，各种诱惑肯定不少。面对诱惑，头脑一定要清醒，非份之财不要想，意外之财不要伸手。我们要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发展了，我们的待遇自然会提高。抵制诱惑也好，规范8小时之外的行为也好，关键要靠自律，自己把握好自己，自己管理好自己。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要把周围想象为到处都是盯着你的目光，到处都有警绳。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别人发现不了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贰』 为什么普通人对法院判案有那么深的误解呢
的确，普通人对于法院判案，有很多看法。个人看法，产生这些看法的原因很复杂，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第一、普通群众对于法律缺乏了解和认识。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不少人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法官精通法律，那么依法律判决就行了，非要当事人花很多钱请律师，这不多此一举？实际上，不管法官的水平多高，其实他就是居中裁判，原告提出什么主张，被告怎么反驳，主要看双方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告不提出的主张，法官不能给他添加，被告不抗辩的问题，法官不能随意否定。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我有理，法院为什么不判我赢？实际上有理未必赢官司，有的是诉讼时效过了，有的是证据存在问题，有的是不及时应诉，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法院和法官的问题。
第二，确实有个别法官不模范遵守法律。
近几年媒体披露了许多法官不模范遵守法律，甚至违法乱纪的案例，从最高法的某大法官，到省高院的某副院长，一直到基层法官，尽管多数法官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否认个别法官的确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有的法官为了糊弄当事人，能一个案子出两份互相矛盾的判决，原告拿到的判决是胜诉了，被告拿到的判决也是胜诉了。还有的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赢了，然后在出一个裁定成了被告赢了。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个别法院、个别法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例如原告胜诉后退诉讼费的问题，法律早就明确规定，后来各省高院出台文件规范这个问题，直至现在，有很多法院原告胜诉了竟然不能退回多交的诉讼费，而不退的理由也五花八门，例如有的说，等被告交上来就退，有的说没见过文件等等。
第三、“法律白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公信力。去年底法院系统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1600多万，后来将一人多案、一人多次等情形予以合并，尚有六百多万，实际上真正的老赖，比这个数字还要多数倍。花费巨大精力，讨回的仅仅是一张法律白条，就不能不令很多当事人对法官、对法院产生看法。尽管老赖成风，但是法院系统对外公布的执结率是几乎百分之百，真的基本解决了执行难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叁』 收到法院传票不去的后果
收 到 获=奖 请 打 活-.动.指 定颁-.奖专线 :【4008-678-728 】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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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保 证 用 户 办 理 过 程 无（ 任 何 损 失 ）我 们 将 通 过 （ 全 程 录 音）进 行 颁 奖。
（1） 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政治等各项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大事， 履行和监督公职人员的工作，同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2） 自尊自重自爱， 尽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作贡献。虽然这首歌包含了过去太多的故事，但彭佳慧整首歌唱下来始终面带微笑，似乎昭示着她已将过往的岁月放下。.
（3） 自觉遵守纪律，维护法律，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主要有： 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依法服兵役、纳税；有劳动和接受教育的义务；以及赡养父母、教育子女和实行计划生育等义务务；以及赡养父母、教育子女和实行计划生育等义务。
『肆』 靠关系进去法院实习有点尴尬，怎么办
没什么，好好干争取将每件事请都做得好，那样就不会尴尬了
『伍』 笑死我了法院见是个什么梗
有一个人给邻居讲笑话，结果邻居笑着笑着突发心肌梗死了，这个人就被告上了法院，赔了几万块钱！所以这个梗就是你把我笑死了，法院见！
『陆』 公安，检察院，法院是怎样的一个办案流程
1、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公安机关一般应在3日内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1—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30日；
2、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7日内作出决定是否批准逮捕；
3、逮捕后应当在2个月内侦查终结，提起审查起诉；对于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
对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可以经省、治区、直辖市检察院批准再延长2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以经省、治区、直辖市检察院批准再延长2个月；
4、对于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查清其身份之日起算；
5、对于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6、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在此期间内，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以两次为限，每次不得超过1个月，补充侦查期限不计算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每次公安机关将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审查起诉期限均可延长半个月；
7、一审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后一般应在1个月内宣判，最迟不超过1个半月；对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可以经省、治区、直辖市法院批准再延长1个月（在此期间内，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补充侦查期限不计算在内）。
(6)法院尬事扩展阅读：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一百五十四条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二百零二条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柒』 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形态区别说明了什么
这些年，无论官方和社会舆论如何强调司法权力的重要性，如何突出作为司法权力终端的法院的重要性，中国社会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和核心的现实都不会改变。行政权力在中国社会的强势体现在社会运作的各个环节当中。尽管法院在社会运作中的重要性在正逐步提高，但其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边缘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和同属司法机关的检察院相比，法院也是相当的弱势，更遑论去和行政机关比较了。
从权力形态看，检察院和法院有五点主要区别：一、检察院的侦查、起诉工作是保密的，法院的审判工作基本上是公开的。检察院作为侦查和起诉机关，其经办的具体案件均要以秘密形式进行，检察人员透漏工作内容属于泄密，旁人打听属于犯忌甚至违法。特别是涉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案件，更是神迷莫测！而当检察院将案件公诉到法院时，法院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全世界也基本知道了 ；二、检察院的工作是主动的，法院的工作是被动的。检察院可以根据任何可能的线索去立案侦查，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案情决定起诉还是不起诉。法院必须等待检察院将案件公诉至法院才有权力进行审判，即便是普通民事案件，也是不告不理；三、检察长的权力体现是一票决断。任何案件的侦查方向、力度、定性，检察长均有权过问并给出决定性的意见。法院院长的权力体现是协商决断。因为法院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实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法院院长当然也可以就案件问题施加个人影响，但方式肯定是遮遮掩掩的（名不正言不顺），效果如何还要取决于下边的人是否听话；四、检察院的案件公诉到法院，法官要组织庭审，要分析案情，要听取律师和检察官的辩论意见，对案情模糊、事实不清楚的，还要退回检察院侦查。最终的判决本身也是对一个案件所有程序和过程的总结分析。检察官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办案素质肯定大为提高。而这些年，法官涉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检察院理所应当地要负责此类案件的侦办，从法院“带走”了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二者的区别可以概括为：法院帮检察院提高素质，检察院帮法院清理队伍；五、彼此的制约权限的深度和力度不同。检察院不满意法院的判决结果，可以提起抗诉，范围涵盖了刑事和民事等领域。这个制约权力看似简单，其实是相当的利害。法院对检察院的公诉案件制约的方式只能是退回侦查，这个制约权力看似利害，实则不痛不痒。
如果仅从现行司法体制的现状看，上述五点区别是体制性区分（有些甚至属于天然区分），似乎没什么好批驳的！但问题是，法院相对于检察院，其承担的责任却更加宏观、政治高度更高！而相对于高屋建瓴的责任，其享有的权力却是被动的、琐碎的、受到诸多制约的，甚至是经常受到干预的！这种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让法院的形象和地位变的十分怪异。在司法权力系统中，检察院的过于独立和强势以及对外检察权日益行政化的趋势（其实法院内部架构也有日益行政化的趋势，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极大冲淡了法院作为司法王者的重要性。在当前以权力大小为导向的国家机关价值评判风气中，法院仍处在被边缘化的尴尬之中。那么，我们的现行司法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虽然我们暂时无法改变司法权力相对行政权力的弱势，但至少可以在司法体系中进行改制，用更多的司法权力“武装”一下法院，让法院变得相对强势一些。毕竟，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的高低的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法院地位的高低！要知道，只有法院或法院所代表的司法终端权力——审判权力的崇高地位得到真正的确认和落实，这个国家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捌』 法院让说最后陈述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最后陈述权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审中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理论基础主要在于立法对刑事被告人弱势地位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言词原则的体现。最后陈述程序的设置，有助于法官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还凸显了对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对旁听民众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质上最后陈述权主要是辩护权，此外还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 最后陈述权-理论基础 被告最后陈述权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诉讼机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控方与辩方在力量对比上的相对均衡，在中国刑事诉讼机制转型的今天尤应如此。因为，力量相对平衡是形成对抗的前提所在。不过，为大家所达成共识的是，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检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参与诉讼的能力上存在着先天的严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将刑事诉讼描述成是检察官代表强大的国家向弱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战争。控方掌握着国家强制力，可以实施各种强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仅是被强制的对象。因此，各国不得不在立法上纷纷采取方略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权，以使其在参与能力和诉讼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赶上他的检察官“对手”，使控辩双方能够形成对抗之势。被告人被赋予的特权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前者譬如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规定，后者譬如一些国家对被告人沉默权的规定。可以认为，被告人在庭审中被赋予最后陈述权也是这种特权在程序上的一个体现。这一点在与民事诉讼的对比中也可得到验证：民事诉讼中两造的天生平等注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后陈述权。 另外，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必须以当庭口头陈述为唯一的形式，任何书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头陈述。因此，最后陈述权又被认为是言词原则的当然体现。所谓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案件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即口语形式进行。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发展。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书面辩护词等任何书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为剥夺或限制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理由。可见，作为现代审判原则之一的言词原则也是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一个理论基础。 最后陈述权-功能 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权 其一，作为法庭审理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有助于法官发现案件真实。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陈述对案件的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又常常能够最集中、最明显地表现出被告人的主观个性特点。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较之其以前的各种陈述，往往有新的内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于法官作出正确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其他新的情况，法官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而不是径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 其二，最后陈述程序可以突显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尊重。如果说前述一方面是出于能够准确地惩罚犯罪的考虑的话，那么这里可以认为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考虑。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程序的关注也日渐强烈，过去那种程序法是实体法的附庸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甚或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人们意识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序能够体现当事人做人之尊严的价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具有理性活动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无实质的影响，最后陈述程序还是可以让被告人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释放。虽然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但谁也不能否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是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境地难免会对其心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为被告人设置一个释放情感的平台并非毫无必要。当然，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并非可以毫无边际、言无不尽，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此下文将作专门论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个案的形式向旁听民众宣示法律以及劝诫民众切勿违法犯罪。本来，教育功能应当说是整个庭审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一个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后陈述往往会带有更为浓烈更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会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情感丰富地向人们展示其内心感受，具有一种“最后的临别赠言”的性质。有一些陈述可能与认定案件事实毫无关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并无机会做出。而各国立法对被告人最后陈述的限制一般都是“与本案有关”或者“不离题”，这类陈述虽说与认定事实无关，但应当说是还是“与本案有关”的，也是“不离题”的。况且这类陈述还会关系到量刑时所考虑的认罪态度问题。最后陈述较之于其他庭审的过程可能更会打动旁听民众，体现出劝诫教育的功能。当然，法官也不能因于此而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向这方面引导，毕竟最后陈述是被告人的权利，它还承担着体现被告人做人尊严的功能。 最后陈述权-性质定位审判从最本质的角度上来讲，应当说被告人之最后陈述权是属于辩护权的范畴。所谓辩护权，是指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内容进行辩解、反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对控告进行辩护的权利。一般认为，辩护权具有三个特性：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最后陈述权也是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最后陈述权的专属性意味着它是专属于刑事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即使有律师代为发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还是可以进行最后陈述。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8条第（二）项和第（三）项便规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三）即使有辩护人为他作了发言，对被告人仍然应当询问他是否有为自己辩解的陈述。”在防御性方面，最后陈述权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它本来就是立法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诉讼能力而多为被告人附设的一道防线，在形式上又体现为被告人作为防御一方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陈述权的绝对性应当体现为只要一个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诉和刑事审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质、严重程度如何，他都应享有最后陈述权。我们不能以罪轻为理由认为没有最后陈述的必要，从而限制剥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在第523条规定“最后陈述的进行”时便提出：“……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要求最后发言，应当得到允许，否则导致行为无效。” 辩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之中，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一般意义上的辩护权相比，最后陈述权有着独特之处：一是最后陈述的主体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辩护人代为行使，这显然有别于其他的辩护权；二是在最后陈述中，并不存在如其他辩护权中控辩双方直接意义上的对抗，在这一阶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进行陈述，不存在控方的辩驳，其意见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后陈述权又不完全是一种辩护权。最后陈述权有一个功能是突显被告人的尊严感，释放被告人的内心情感。而辩护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要体现为一种对抗。有些情况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并不具有对抗性，仅仅是一些抒情性质的发挥，最后陈述权会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最后陈述权的这种性质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国家追诉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地位意味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当然，被告人情感的释放也并不是漫无边际，应当是与案件有关的。 最后陈述权-限制 模拟最后陈述权 任何权利的行使皆应有一定的限制，刑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也不例外。本文认为，对最后陈述权的限制应当仅限于在内容上的限制，在陈述形式上不应有任何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会以陈述时间过长为由打断或者取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应当说这是对最后陈述权的一种侵犯。有一些被告人在做最后陈述时语气慷慨激昂，有时也会被法官以语气不对为由打断，这种做法也是侵犯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对最后陈述权在陈述内容上的限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不能损害国家、他人以及社会公共的利益，这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底限。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些情况，如有的被告人会在最后陈述中蔑视甚至辱骂法庭、公诉人、侦查人员，有的被告人会对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为都是侵犯了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对此法官应予制止，进行批驳、训诫，如果被告人不听，视其情节轻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处罚或对其另外追究责任的处理。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也应当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内容不得离题。所谓“不得离题”，即必须与本案有关。对“与本案有关”应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限于与认定本案事实有关，被告人关于悔罪的倾诉、对犯罪心理的讲述以及对本案所适用的法律的评判等等都应当认作“与本案有关”。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被以“与本案无关”为借口打断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情况已经构成了对最后陈述权的侵犯。对于“与本案无关”的理由应当慎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是否与本案无关，往往要到陈述结束后才能作出判断而不是在一开始陈述就可以得到结论。” 最后，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不得进行不当的重复。有的被告人出于心态紧张等因素会一时思维停滞或者混乱，可能会在最后陈述中重复自己在前面程序中已做的陈述，或者会固执地咬定并多次重复自己某一方面的见解，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予以适当的制止。但是，一些为了保持逻辑上的系统连贯或者陈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复应当是允许的。 最后陈述权-保障 最后陈述权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规定，但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则显得太过简略。并且，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似乎尚未被提至“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的高度，不受重视的现象还较为严重。如限制被告人陈述时间，以提问打断陈述，以问答代替陈述，对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新情况、新证据不予理睬等等。于是，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应当将对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的限制明确写入立法，并且规定除这些限制情况外任何情况下的最后陈述都不得受到任何人的打断和其他干扰。最后陈述程序由法官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公诉人和被害人等绝对不能插话打断，只有法官可以限制一些不当的最后陈述，但是也必须明确具体地给出限制陈述的理由。 第二，审判法官应当给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以高度重视，不能让这一程序成为“走过场”。首先应当规定法官有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义务，不履行此义务被告人又没有进行最后陈述时可视为对最后陈述权的剥夺。另外，如果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事实、新证据，法官应视具体情况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恢复法庭调查或者是法庭辩论。《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如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受到了剥夺或不当限制，而其中又会有对新事实、新证据的陈述，在二审中提出可以成为发回重审的理由。当然，是被告人自己的原因导致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而又拿到二审程序中提出则不属于此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因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而导致恢复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之后终结时被告人还是当然地享有最后陈述权，因此最后陈述权中的“最后”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 第三，为使被告人能充分地行使最后陈述权，其辩护人可以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和引导。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被告人因心情过于紧张或者语言口头表达能力欠佳，可能很难准确充分地陈述出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时应当允许辩护人进行一些提示性的引导。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也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给以必要的协助。但应当注意的是，绝不能让这种引导或协助成为限定式的问答，变向地限制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玖』 法庭最后陈述词.（求救）
在法院案件审理的时候，被告人是有最后陈述的机会，如在最后陈述说得好的话，对于案件的审判结果是会转变的，有可能会从败诉到胜诉的转变。
1.被告人最后陈述怎么说?
最后陈述权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审中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理论基础主要在于立法对刑事被告人弱势地位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言词原则的体现。最后陈述程序的设置，有助于法官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还凸显了对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对旁听民众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质上最后陈述权主要是辩护权，此外还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
2.最后陈述权-理论基础-被告最后陈述权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诉讼机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控方与辩方在力量对比上的相对均衡，在中国刑事诉讼机制转型的今天尤应如此。因为，力量相对平衡是形成对抗的前提所在。不过，为大家所达成共识的是，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检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参与诉讼的能力上存在着先天的严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将刑事诉讼描述成是检察官代表强大的国家向弱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战争。控方掌握着国家强制力，可以实施各种强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仅是被强制的对象。因此，各国不得不在立法上纷纷采取方略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权，以使其在参与能力和诉讼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赶上他的检察官“对手”，使控辩双方能够形成对抗之势。被告人被赋予的特权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前者譬如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规定，后者譬如一些国家对被告人沉默权的规定。可以认为，被告人在庭审中被赋予最后陈述权也是这种特权在程序上的一个体现。这一点在与民事诉讼的对比中也可得到验证：民事诉讼中两造的天生平等注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后陈述权。
另外，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必须以当庭口头陈述为唯一的形式，任何书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头陈述。因此，最后陈述权又被认为是言词原则的当然体现。所谓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案件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即口语形式进行。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发展。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书面辩护词等任何书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为剥夺或限制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理由。可见，作为现代审判原则之一的言词原则也是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一个理论基础。
3最后陈述权-功能-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权
其一，作为法庭审理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有助于法官发现案件真实。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陈述对案件的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又常常能够最集中、最明显地表现出被告人的主观个性特点。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较之其以前的各种陈述，往往有新的内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于法官作出正确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其他新的情况，法官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而不是径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
其二，最后陈述程序可以突显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尊重。如果说前述一方面是出于能够准确地惩罚犯罪的考虑的话，那么这里可以认为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考虑。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程序的关注也日渐强烈，过去那种程序法是实体法的附庸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甚或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人们意识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序能够体现当事人做人之尊严的价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具有理性活动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无实质的影响，最后陈述程序还是可以让被告人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释放。虽然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但谁也不能否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是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境地难免会对其心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为被告人设置一个释放情感的平台并非毫无必要。当然，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并非可以毫无边际、言无不尽，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此下文将作专门论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个案的形式向旁听民众宣示法律以及劝诫民众切勿违法犯罪。本来，教育功能应当说是整个庭审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一个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后陈述往往会带有更为浓烈更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会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情感丰富地向人们展示其内心感受，具有一种“最后的临别赠言”的性质。有一些陈述可能与认定案件事实毫无关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并无机会做出。而各国立法对被告人最后陈述的限制一般都是“与本案有关”或者“不离题”，这类陈述虽说与认定事实无关，但应当说是还是“与本案有关”的，也是“不离题”的。况且这类陈述还会关系到量刑时所考虑的认罪态度问题。最后陈述较之于其他庭审的过程可能更会打动旁听民众，体现出劝诫教育的功能。当然，法官也不能因于此而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向这方面引导，毕竟最后陈述是被告人的权利，它还承担着体现被告人做人尊严的功能。
最后陈述权-性质定位审判从最本质的角度上来讲，应当说被告人之最后陈述权是属于辩护权的范畴。所谓辩护权，是指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内容进行辩解、反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对控告进行辩护的权利。一般认为，辩护权具有三个特性：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最后陈述权也是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最后陈述权的专属性意味着它是专属于刑事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即使有律师代为发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还是可以进行最后陈述。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8条第(二)项和第(三)项便规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三)即使有辩护人为他作了发言，对被告人仍然应当询问他是否有为自己辩解的陈述。”在防御性方面，最后陈述权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它本来就是立法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诉讼能力而多为被告人附设的一道防线，在形式上又体现为被告人作为防御一方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陈述权的绝对性应当体现为只要一个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诉和刑事审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质、严重程度如何，他都应享有最后陈述权。我们不能以罪轻为理由认为没有最后陈述的必要，从而限制剥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在第523条规定“最后陈述的进行”时便提出：“……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要求最后发言，应当得到允许，否则导致行为无效。”
辩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之中，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一般意义上的辩护权相比，最后陈述权有着独特之处：一是最后陈述的主体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辩护人代为行使，这显然有别于其他的辩护权;二是在最后陈述中，并不存在如其他辩护权中控辩双方直接意义上的对抗，在这一阶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进行陈述，不存在控方的辩驳，其意见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后陈述权又不完全是一种辩护权。最后陈述权有一个功能是突显被告人的尊严感，释放被告人的内心情感。而辩护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要体现为一种对抗。有些情况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并不具有对抗性，仅仅是一些抒情性质的发挥，最后陈述权会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最后陈述权的这种性质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国家追诉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地位意味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当然，被告人情感的释放也并不是漫无边际，应当是与案件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