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改革让法官

1. 如何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2014年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
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现在个人对此部分的解读如下：
一、“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此举代表了：
1、在今后司法员额制的要求下，总额高达67%的审判检察助理及行政人员无需通过司法考试，可以直接从政法院校择优选择适合的毕业生进入法检；
2、在中西部招不到专门人才的情况下，开展国家指定就业的新途径，废除了周时期的非法本中选拔政法干警定向录用。未来会解决一部分法学毕业
生就业难和中西部法检招录无人的问题，同时也可推动废止司法考试的专科报考的历史。
二、“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此举代表了：
1、专业化和正规化代表了，非法本报考的难度将大大提高，并逐渐被淘汰出司法考试领域！
2、职业化代表了，司法人员的地位将得到提升！司法考试的难度会加大，来适应符合司法人员的职业要求！司考过于重视客观题的局面会大大削弱
，卷四的考察内容和比重将逐渐严格起来，分阶段考试可期！
三、"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此举代表了：
1、现有体制，当法官和检察官要考公务员，律师想进来可以，要考公务员考试？不考没人服你，怎么办？司法人员入职废了公务员考试不就得了！
《法官法》也没说要考公务员考试，一次司法考试足以！
2、在推行员额制的前提下，如果要求审判助理和行政人员过司考，那律师不考公考就进来肯定没人服气！所以未来的《法官法》修改肯定不会要求
助理和行政人员过司考！
3、所以！司法考试将是唯一的“司法职业选拔考试”，其难度和通过后从事司法职业的荣誉成正比！
加油吧！骚年！！！
你们赶上好时代了！
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体系在整个司法改革链条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性作用，对于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司法保障是司法机
关为了依法正确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和制度的总和，具体包括职业准入保障、职业伦理保障、职业经费保障和职业身份保障等
。
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体系是我国司法改革要致力于完成的重要任务，其在整个司法改革链条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性作用，对于构建公正、高效、权威
的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反观我国目前的司法保障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比如职业准入门槛偏低，司法大众化现象严重；司法人员“吃大锅饭”
现象严重，司法人员苦乐不均，优秀的司法人才大量外流；司法奖惩机制不完善，司法人员存在严重的出口不畅以及后顾之忧，缺乏足够的职业安全
感和荣誉感；司法人员满足于简单被动应对，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强、效率不高等等。
一、法官和检察官任职年龄应当适当偏大 鉴于此，我认为，应适当调整法官和检察官的准入年龄和退休年龄。法官和检察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他
们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素能，同时需要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因此，他们的任职年龄应当适当偏大，而不宜过于年轻化。
目前我国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年龄为23周岁，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55周岁，这两个年龄标准设定得均不够合理，表现为准入年龄过于年轻，退休
年龄过于提前，二者均应适当推延。参酌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我认为两方面均应增加5年为宜，即准入年龄应设定为28周岁，退休年龄应按男
女分别确定为65周岁和60周岁。
而且，该退休年龄应为可退年龄，如果身体条件等允许，且本人自愿，该年龄还可顺延5年。
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
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司法考试带有大众考试、自学考试等特点，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也许经过短时间的突击记忆，就可以容易地通过司法考试。这种
现象是不正常的，严重制约了司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不利于将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司法岗位上来。我建议司法考试分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层
次进行。
通过初级阶段考试者，可以从事律师、公司及政府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工作，但不得担任法官和检察官；欲担任法官和检察官，尚需进行高级阶段的
司法考试。高级阶段的司法考试需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并且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方面。而通过高级阶段的司法考试还仅仅具备到法院和检察院担任司
法辅助人员的资格，若要从司法辅助人员中晋升为法官和检察官，尚需经过专门化的司法研修，通过司法研修合格考试后方能被遴选为正式的法官和
检察官。以上三种考试可分别称为“初试”、“再试”和“终试”。这样，经过三种司法考试，再加上必须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司法职业化的知
识素养和能力素养就有了基本保障。此后还要定期接受司法培训，不断更新司法知识，提升司法能力。
三、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要有更高的任职要求
法院院长（含副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含副检察长）在逻辑和常识上应当具有较普通法官和检察官更高的任职要求和资格条件，然而目前的《法
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担任法院院长（含副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含副检察长），仅需具备本科学历、具备一定法律工作经历即可，无需通
过司法考试，甚至也可以不具有法律教育的背景。这种规定，显然对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不利，实践中备受诟病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应
予尽快克服，并通过立法规定，凡担任法院院长
（含副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含副检察长）者，都应当具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并且通过司法考试，而且具备长于普通法官和检察官的法律工作经
历。
四、应适当提高法官和检察官的经济待遇
我并不赞成西方社会普遍实行的所谓高薪养廉制度。在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应当主要依靠无形的精神激励、光明的职业前景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留
住优秀的法官和检察官，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司法事业之中，确保他们能够依法公正高效履行职责。当然，在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后，
法官和检察官将奋战于司法工作第一线，他们要按照员额制承担更为繁重的司法职责，同时司法错案责任也愈益严格，从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出
发，理应适当提高其物质条件和经济待遇，使其得以改善生活并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建议，在保持基本工资不变的前提下，基于与工作强度、
工作业绩相挂钩的基本原则，兼采按件计酬等量化标准，通过发放工作津贴、奖金等方式，提高法官和检察官的待遇保障。同时，应当建立更加完善
的退休金制度，使其在任职期间能够安心工作。（作者汤维建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最高法院在2002年发布的《关于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版法官队伍职业化建权设的主要目标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法官法，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职业法官队伍，为全面实现“公正与效率”世纪工作主题，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3. 如何理解法官职业化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法治是人类社会公正的最佳方式，而法院的超然地位，高度的司法权威，是法治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司法公正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理念。司法公正要从抽象的理念变为客观的社会现实，既需要公正的司法制度，更需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管理体制，对法官的权利、义务、地位和作用正确定位，对法官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法官素质，是当前司法改革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法官职业化顺应了现代社会对法官专业化、素质化的要求，成为司法改革的首要问题。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是专门从事司法审判工作并具有一定权威和社会地位的特定职业和职业群体。“法官职业化”的提法承继了法院内部流行的“法官精英化”的提法，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中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视点转换，从一味地注重“规则因素”强调建规立制，转换为对“人的因素”的重视。法官职业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按照首席大法官肖扬院长2002年7月5日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说法：“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

一、法官职业化的必要性

法官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要求改革必须明确总体目标，确立改革中心，有重点地推进。我国现阶段法官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整套符合法官职业特点，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有效机制，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高素质法官队伍，为司法公正提供保障。法官管理体制改革，应当以推进法官职业化为中心来进行。

（一）法官职业化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对于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极为重要。审判是一种个性化极强的职业活动，法官依据自己对事实和证据的判断、对法律的理解，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为此法官必须严格遵守中立性、被动性、合法性、终极性等职业要求，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法官的职业化地位。没有职业化的法官就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利益纠纷中排除各种干扰，裁判公正就没有保证。

（二）法官职业化是贯彻司法独立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独立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司法独立有本质的差别。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和人大监督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不得干涉。司法独立分为司法权独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三个层次，司法权独立是前提，法院独立是基础，而法官独立是根本。没有法官职业化，法官不独立，法院独立就不能落实到具体的审判中，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司法独立就没有实质意义。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为法官职业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法官职业化是审判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

要解决裁判质量不高、效率低等问题，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越来越高的要求，就必须赋予法官职业化的地位，因为这些问题都与法官没有职业化有密切关系。只有法官职业化才能全面落实法官责任，增强法官审判能力，保证审判质量，提高审判效率。

（四）法官职业化是适应我国加入WTO形势发展的新要求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履行承诺，遵守国际普遍通行的规则。法官职业化是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司法原则，联合国《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第2条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世贸组织规则也对司法公正、效率、统一、透明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因此，法官职业化适应了司法具有独立性和透明性这一世贸组织规则的基本要求，是人民法院必须履行的义务。

4. 最高人民法院 为什么要进行法官员额制改革

法官员额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行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司法公正的制度保证，方向是正确的，路子是对的。但现有的法官队伍现状是不是就具备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条件了呢？

5. 公检法改革退出公务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版法院、检察院人财物权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改革框架意见》提出，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执法勤务机构人民警察警员职务序列制度，重点解决量大面广的基层一线人民警察任务重、职级低、待遇差的问题。按照公务员法确定的职位分类框架，建立公安、安全、审判、检察机关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制度，确保人员待遇与专业技术职务配套衔接。对公安、安全机关具有刑事司法属性的侦查人员探索试行主办侦查员制度。
《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对外公布。方案明确对法官实行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职系。法官待遇和等级挂钩、不与行政级别挂钩。法官可根据任职年限、资历和工作业绩等晋升等级；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官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各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的，其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障等依然按照法官等级确定，领导职务不作为其待遇的依据。

6. 什么是法官职业化

就是要建立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增强法官司法素质，巩固公正司法理念、保障法官中立，增强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为法官自由裁量创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7. 不入员额的法官原身份不变，待遇不变是什么意思

为在建立以法官为重心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模式，让优秀审判人才向办案一线集聚。

全国法院员额法官遴选工作已经完成，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基本到位，法院人员结构得到优化，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审判质效持续提升。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旨在建立以法官为重心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模式，让优秀审判人才向办案一线集聚，提高法官履职能力，加强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建立符合审判职业特点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和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并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达到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改革目标。

(7)职业化改革让法官扩展阅读：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相关要求规定：

1、根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以及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类型、繁简程度等多种因素，探索不同的审判团队组建模式。

2、审判团队组建还应坚持有利于推进扁平化管理，保持与内设机构改革的统筹协调，防止叠床架屋、权责混乱。

3、坚持“入额必办案”，逐步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院庭长入额后带头办案，是员额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若院庭长入额后仅办理简单案件，甚至挂名办案、不办案，不但干警不能服气，也会动摇员额制改革的根基。

8. 浅析如何进一步加强司法警察的职业化建设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法治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法官职业化的发展，对司法警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笔者认为，打造一支更加适应新时代，能更好的服务于审判的一流司法警察队伍，必须走司法警察职业化发展的道路。 一、司法警察职业化的必要性 （一）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是其性质宗旨的内在要求。 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中的一个独立的警种，是设置在人民法院的、执行着特定司法任务的人民警察，它与公安、安全、监狱、劳教警察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性。其司法性、武装性、行政性明显区别于其它警种，它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保障审判工作顺利进行和维护审判机关尊严的重要使命，发挥着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然，管好用好这支特殊的队伍必须走职业化建设之路。 （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职业化符合司法改革中法律职业专业化的发展要求。 进入新世纪后，各项司法改革蓬勃发展，而法律职业专业化是改革最显著的趋势之一。随着法律体系不断扩大，法律分工的不断细密，对司法工作者而言，只有对自身所从事的司法领域业务精通，掌握熟练的技能，具有敏锐、深邃的思维品质，具有越来越专业的水准，才能胜任本职工作。法警职业化的发展正是使法警对自身从事的工作性质、特征加以研究、探索，提高自身专业化发展水平的过程，必将能极大地促进司法警察队伍的发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三）司法警察职业化发展也是法官职业化的要求。 法官职业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审判职权的进一步细密化、专业化，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等组成的审判系统中，各司法人员应各司其职，不得越位，否则就会影响司法效率和公正。而法警在审判系统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八条和第十一条明确界定了法官与法警的相互关系。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从产生之日起在审判工作中就与法官密不可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重大复杂案件呈现出上升趋势，法警从事的警务活动并非一般的公务活动，它具有特殊而鲜明的专业素质和专业特征，在审判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人民法院的一支重要的司法力量，司法警察不应是大众化专业，不能把法警这个概念游离于法院队伍概念之外，其工作目标就是为审判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因此，在法官职业化正不断探索、发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也应当紧紧跟随法官职业化发展的步伐，摸索法警职业化的发展之路，使法警职业化与法官职业化相互协调、融合。 （四）法警职业化建设是司法警察队伍科学管理和规范管理的基础。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责是，警卫法庭，维护审判秩序；值庭时负责传唤证人、鉴定人，传递证据材料；送达法律文书；执行传唤、拘传、拘留；提解、押送、看管被告人和罪犯；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执行死刑；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而现实中，一些法院司法警察还可兼任书记员、驾驶员、执行员的一些工作，甚至将司法警察用在保安岗位上或从事其他一些勤杂性工作，对于司法警察而言，职责无限扩大，使司法警察的队伍管理无从规范，而且“勤杂工”式的司法警察不便于教育训练，不便于管理。要使司法警察从这些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效力于本职工作，就必须实行司法警察职业化、专业化，这样才能消除职责不明等弊端，使司法警察队伍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地促进法警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推行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应解决的问题 针对目前法警队伍的现状，笔者认为，推行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应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建立职业化的选人用人机制。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对司法警察任用所做出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是对司法警察队伍人员建设的重要规范保障。当前，在一些人民法院中，尤其是在基层法院，司法警察队伍的管理机制尚不够完善，法警队伍在进人方面把关不严,标准不一，致使司法警察队伍警员来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与《条例》所规定的司法警察任用条件严重相悖离。就目前而言,现有法警队伍存在着警员年龄偏大、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较差、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司法警察队伍在结构和质量上难以完全适应审判保障工作需要的被动局面。所以,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制定一套严格的司法警察录用机制（例如司法警察资格考试），杜绝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进入法警队伍,纯化司法警察的来源,同时对在编法警队伍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整顿，对确实不符合法警条件的要调整出法警队伍，对年龄偏大不适应法警工作的在法院内部作相应调整，优化司法警察队伍结构和人员素质。严把“进口”，疏通“出口”，这是进行司法警察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前提。 （二）提高司法警察职业道德修养。 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循司法警察特殊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要求，概括和总结司法警察特殊功能和主要作用以及职业实践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职业活动受法律制约，受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制约，并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司法警察与当事人、行为参与人、犯罪分子以及与公诉人、律师、法官及法院内部其他工作人员之间都有特定的联系与道德关系调整。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正是基于要调整好与上述各调整对象之间的关系与联系，以明晰在依法履行职务时应该怎么做，如何去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具体来说，司法警察职业道德主要应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忠于职守、服务审判、公正执法 ；2、规范执勤、保障诉讼、注重效率；3、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 ；4、注重仪表、文明礼貌、方便群众；5、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清正廉洁。要做到以上几点就必须要求司法警察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形成专业化的法警文化氛围和思维方式，提高政治素质、自身修养，养成自律意识的同时，加强监督力度，营造他律环境。 （三）提高司法警察专业技能。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职业化建设最根本的目的仍然是不断提高法警的战斗力，更好地服务和服从于审判工作。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司法警察的专业技能训练，提高法警的“看家”本领，这也是法警专业化素质的标志之一。要认真贯彻“两严”训练方针，切实从难从严从实际出发狠抓业务技能训练，有针对性地组织司法警察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的各项要求。定期开展更新知识的培训，使司法警察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业务水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坚持开展器械技能，武装越野训练，增强司法警察的身体素质，培养英勇顽强的作风和吃苦拼搏精神。紧密结合警务工作实际，按照系统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执勤业务、审判业务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政策水平。充分利用好司法警察专项训练经费，做到专款专用，建立健全各种训练制度，确保训练任务的完成，全面提升司法警察的整体水平和技能素质。 （四）充分保障司法警察职业自治权。 职业化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享有充分的独立自治权。法警在行使司法警察权时，应当享有自己独立的决定权、自由裁量权，比如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警行使权力时就应当根据司法警察的专业要求来制止、惩罚违法当事人，有权决定制止违法行为的方式、标准等。但目前，这些权力仍在由法官行使，实际上是法官的审判权使用扩大化，法官的审判权应当是对案件进行裁判的权利，而对民事诉讼程序的维持，应当由法警的司法警察权来承担。在对法官职业化进一步改革的同时，我们应该充分关注并保障司法警察的职业自治权，该由司法警察履行的职责必须由司法警察履行，不该由司法警察做的事情，应该尽快脱离。 （五）建立健全有利于职业化法警成长的激励机制。 一是精神激励。推行法警职业化建设，必须坚持“政治建警”，把政治合格放在专业化建设的首位，要加强对司法警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法警的思想政治觉悟，通过引导和激发，使法警热爱法警事业并愿意为法警事业献身，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各级领导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二是物质激励。司法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除了进行精神激励外还应该辅以适当的物质激励，法警的经济收入应该提高，但必须是通过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质的提高而获得，不付出相应的劳动，只要求提高收入的观念是与价值规律相悖的，人民法院要以工资待遇、奖金分配、福利补助来增加法警的收入，体现法警工作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不可相互割裂，也不能搞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刀切”、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是物质激励之大忌，要通过奖勤罚懒反映专业化法警的成就感与优越性。三是典型激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法警职业化建设的进程中，培养和造就一批新时代法警典型非常必要，通过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以榜样的力量感染法警，以榜样的先锋作用激励法警，使广大司法警察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六）建立符合法警职业化需要的约束机制。 一是法规约束。《人民警察法》、《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是职业化法警必须遵循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所有行为必须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做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为之”。二是加强内、外部相结合的监督约束。要采取考核考察、民主测评、通报反馈、明查暗访等多种方法对法警专业行为进行监督，广泛地动员社会群众和当事人积极参与监督。司法警察必须按章办事，按规定作为，一切有损于法警专业形象的行为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处罚。对法警履行职务行为中发现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追究责任，决不迁就。对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进行及时提醒，防患于未然。三是自我约束。专业化法警必须具备自我约束力，八小时以外做到“慎独”，时刻牢记自己不仅代表着人民警察，还代表着人民法院，自觉维护法警的公众形象。作者：梁理

9.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