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夏勤

① 大法官的历任

·第一届大法官（37-47）
燕树棠向哲濬（38.4.1-47.9）黄又昌魏大同（38.4.1-47.9）张式彝（37.7-37.11）苏希洵（38.4.1-47.9）李伯申（37-40）夏勤（38.4.1-39.9）胡伯岳黄正铭（41.4.1-47.9）洪文灡徐步垣（41.4.1-47.9）张于浔（37-40）王风雄（41.4.1-47.9）林彬（37-40）曾劭勋（41.4.1-47.9）刘克隽蔡章麟（41.4.1-47.9）沈家彝韩俊杰（41.4.1-47.9）翁敬棠何蔚（41.4.1-47.9）叶在均（40.4.1-47.9）
·第二届大法官（47-56）
林纪东曾繁康 徐步垣 黄演渥 胡伯岳史尚宽黄正铭胡 翰 （51.7-56.9） 曾劭勋 （47.7-53.1） 史延程 王之倧 诸葛鲁 洪应灶 黄 亮 （53.9.16-56.9） 金世鼎王昌华（53.9.16-56.9） 景佐纲
·第三届大法官（56-65）
林纪东黄演渥 （56-60） 金世鼎 胡伯岳黄亮景佐纲 王之倧 欧阳经宇 李学灯田炯锦（60-60）黄正铭（56-60） 戴炎辉 （60-61） 管欧陈朴生（61-65）张金兰 （大法官）(61-65) 范馨香 （61-65） 洪应灶陈世荣（61-65） 程德光 （56-58）翁岳生（61-65） 曾繁康
·第四届大法官（65-74）
陈朴生涂怀莹翁岳生李润沂（65-71）林纪东蒋昌炜 瞿绍先 洪逊欣 （65-70） 梁恒昌 杨与龄 范馨香 杨日然 （65-71）陈世荣杨建华（65-71） 郑玉波李钟声（65-71） 姚瑞光马汉宝（65-71）
·第五届大法官（74-83）
刘铁铮 瞿绍先 范馨香 （74-76.11） 杨与龄 马汉宝 杨日然 （74-83） 杨建华 史锡恩翁岳生陈瑞堂 李钟声李志鹏吴庚 张承韬 郑健才 张特生
·第六届大法官（83-92）
翁岳生陈计男刘铁铮曾华松吴庚董翔飞王和雄杨慧英王泽鉴戴东雄林永谋苏俊雄林国贤黄越钦施文森赖英照城仲模（辞职获准）谢在全孙森焱

② 苏希洵的附录：历任大法官

燕树棠 向哲濬 (38.4.1-47.9) 黄又昌 魏大同 (38.4.1-47.9) 张式彝 (37.7-37.11)
苏希洵 (38.4.1-47.9) 李伯申 (37-40) 夏勤 (38.4.1-39.9) 胡伯岳 黄正铭 (41.4.1-47.9)
洪文灡 徐步垣 (41.4.1-47.9) 张于浔 (37-40) 王风雄 (41.4.1-47.9) 林彬 (37-40)
曾劭勋 (41.4.1-47.9) 刘克隽 蔡章麟 (41.4.1-47.9) 沈家彝 韩俊杰 (41.4.1-47.9)
翁敬棠 何蔚 (41.4.1-47.9) 叶在均 (40.4.1-47.9) 林纪东 曾繁康 徐步垣 黄演渥 胡伯岳
史尚宽 黄正铭 胡 翰 (51.7-56.9) 曾劭勋 (47.7-53.1) 史延程
王之倧 诸葛鲁 洪应灶 黄 亮 (53.9.16-56.9) 金世鼎
王昌华 (53.9.16-56.9) 景佐纲 林纪东 黄演渥 (56-60) 金世鼎 胡伯岳 黄亮
景佐纲 王之倧 欧阳经宇 李学灯 田炯锦 (60-60)
黄正铭 (56-60) 戴炎辉 (60-61) 管欧 陈朴生 (61-65) 张金兰
范馨香 (61-65) 洪应灶 陈世荣 (61-65) 程德光 (56-58) 翁岳生 (61-65)
曾繁康 陈朴生 涂怀莹 翁岳生 李润沂 (65-71) 林纪东
蒋昌炜 瞿绍先 洪逊欣 (65-70) 梁恒昌 杨与龄
范馨香 杨日然 (65-71) 陈世荣 杨建华 (65-71) 郑玉波
李钟声 (65-71) 姚瑞光 马汉宝 (65-71) 刘铁铮 瞿绍先 范馨香 (74-76.11) 杨与龄 马汉宝
杨日然 (74-83) 杨建华 史锡恩 翁岳生 陈瑞堂
李钟声 李志鹏 吴庚 张承韬 郑健才
张特生 翁岳生 陈计男 刘铁铮 曾华松 吴庚 董翔飞
王和雄 杨慧英 王泽鉴 戴东雄 林永谋 苏俊雄
林国贤 黄越钦 施文森 赖英照 城仲模（辞职获准） 谢在全
孙森焱

③ 我国史上最好的宰相是诸葛亮吗

狄仁杰
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他是武则天最器重的宰相，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泣言：“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瞩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千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淫词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弼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弼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如此，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杰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罢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后来，在狄仁杰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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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心证制度的命名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

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

⑤ 关于古代夏勤的故事

夏勤在东京读书时，曾与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的李大钊同学，又同住一个宿舍，两人相处得很好，因而夏勤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夏勤在从事司法工作后，一直主张并实行司法独立、依法办案和司法不受外来干涉的原则。夏勤虽参加过国民党，但他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他对学法、执法，倡导以法治国，强调法制尊严，从不参加派系斗争，大体保持法官的本来面目。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鉴于全国军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惩办汉奸。蒋介石把几个大汉奸如陈公博、褚民谊、缪斌等关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结果陈公博等均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却将周佛海指定由南京最高法院审理。蒋介石当时扬言周佛因在日本投降后对保护敌伪财产、收编伪军、维持治安、协助中央接收有功，可从轻发落，免叛死刑。实际上在周佛海参加伪组织时与蒋介石有密约，是在实行蒋的“曲线救国”政策。据当年审讯周佛海的消息报道称，周佛海的老婆说过，蒋介石有亲笔信在好手中（放在瑞士银行里）。如果判周死刑，她立即向世界公布。蒋有意将周佛海单独关押在南京处理，但他又不便直接干预司法，于是找出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来与夏勤商讨。夏勤一面与之周旋搪塞，一面跟院内负责周案的两个庭长讨论，认为：判周死刑，是法院按法律办事的原则，如果总统有意宽赦，那是总统的职权。加之当时谣传，说周的老婆用金钱买通法院。夏勤说，如果我们不能判周死刑，难逃国人的舆论。所以结果还是判周死刑。判决以后，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去求蒋介石，蒋介石减为无期徒刑，后周佛海病死狱中。夏勤能不屈服权势压制，依法惩奸，可称难能可贵。
1948年4月间，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夏勤为国大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宴请国大代表九人，其中有夏勤在座。一天蒋单独召见夏勤。要在最高法院成立“特种刑庭”。那时，省级高院如南京、苏州、青岛等地，均已先后成立“特种刑庭”。所谓“特种刑庭”，其矛头完全是对着共产党人。因为“特种刑庭”可以完全不依照法律程序，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妄加罪名，摧残迫害，从而达到其阻止民主革命力量发展的目的。当时夏勤没有按照蒋的指示组建“特种刑庭”，不久，蒋即派军统特务来泰州调查夏勤在泰州所经营的商业情况，企图罗列罪名。夏勤获悉后，乃主动呈请辞职，当即被免去最高法院院长职务。待到次年三月，李宗仁任总统时，才重新被任命为司法大法官。
大陆解放后，夏勤去香港，不久因患糖尿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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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历程

(一)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在中国法学教育中，历史最悠久。1898年在戊戌新潮中诞生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后易名为北京大学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开始就在她的专门学第三门“高等政治学”内设有法律学课程。1902年根据清政府《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定，在大学专门分科政治科内设法律学目。1904年1月修订大学堂章程，改大学专门分科为分科大学堂，在政法科大学堂内设法律学门。1917年，国民政府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移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
(二)法律学门学制四年，所设课程分为两类。一类为主课，设：法律原理学、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刑律考、中国古公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罗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德意志法)。另一类为补助课，设：各国行政机关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学生读完主课和补助课，尚可随意选修其他课程。修业期满，写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即为毕业。王家驹、程树德、芬来森(英国)、李方、王基磐、陈籙、沈觐扆、冈田朝太郎(日本)、白业棣(法国)、博德斯(法国)、震均鋆、科拔(英国)、王宝田、嵇镜、徐思允、巴和，为政法科最初的教员。
(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将学款移作他用，京师大学堂处境艰难。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复又开学。教育总长蔡元培着手改革旧教育制度。5月改京师大学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改大学堂总监督为大学校长，以严复任之。1913年2月，改政法科为法科，以孙祥龄为学长。是年法科法律学门招新生一班。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面改革北京大学旧制的同时，对法科也进行一系列改革。11月聘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为法律学门讲授社会立法；聘周家彦、左德敏、徐崇钦、黄振声、徐墀、黄右昌、陶履gōng、胡钧、马寅初、张祖训为法科本科教授；王彦祖、郭汝熙、朱锡龄、韩述组、林损、李景早、黄国聪、伦哲如、黄振华为预科教授；废政府官吏为专任教员。同时还改定了课程。年底，法律学门有本科生206人，预科生222人，成为全校大的学门。在改革法科教学制度的同时，在法律学门还设立法律学门研究所，以黄右昌为主任，聘王宠惠研究比较法律、张嘉森研究国际法、周家彦研究行政法、罗文斡研究刑法、左德敏研究保险法、康宝忠研究中国法制史、陈长乐研究美国宪法、王景歧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及各种条约、徐崇钦研究商业及工厂管理法。1918年在体制上又出新举措，由黄拔声、黄右昌、梁宓、王景歧、孙孝移、雷孝敏、周家彦、康心孚、左德敏、陈介、鹏屠振、余启昌、何基鸿、组成法律学门教授会，实行教授治门。1919年旋又将法科法律学门改为法律学系，设系主任一人，由该系教授会选举产生。还将旧学制中均为必修课的各门课程，改为半为必修、半为选修课程。学生选修课程，可选该系课程，亦可选他系课程。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教师教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师生思想活跃起来，经常参加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团体举办的学术讲座，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思想，投身新文化运动，参加五四爱国斗争，并组织法律研究会研讨国内外一系列重大法学问题。自此，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渐成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和科研的重要阵地。
(四)20年代，法律学系的课程设置日趋完善，师资力量有所增强发展，但后期由于北京大学屡有变故而法律系亦因之多有变动。1924—1925年，法律学系课程已达30余门，教员人数亦有所增加。所设必修课有：民法总则、民法债权总论、民法债权各论、民法物权、民法亲属、民法继承、民事诉讼法、商法商人通例公司条例、商法商事通例票据船舶、刑法总则、刑法分则、刑事诉讼法、宪法学、行政法总论、行政法各论、外国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学原理、专门研究(以论文和译书为研究方法)。选修课有：法律哲学、社会立法论、中国法制史、罗马法、刑事政策、法院编制法、破产法、法医学、社会学、财政学总论、第二外国语。主要教员有：余qǐ昌、张孝移、王世杰、张志让、梁仁杰、左德敏、林志钧、黄右昌、陈瑾昆、石志泉、白鹏飞、李浦、燕树棠、夏勤、杜国庠、程树德、林彬、冯承均等。然而1927年7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府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并北京大学法科到北京法政大学，称法科第二院，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复将京师大学校改为中华大学，8月16日又改为北平大学。迫于北京大学师生要求复校的强烈抗争，1929年8月南京政府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名称，法律学系也随之恢复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五)1930年12月，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仿照美国改革教育制度。对法学教育的改革在于：设法学院，以周炳琳为院长。法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三系。法律系主任为戴修瓒。系设系务会议，由系主任及该系教授副教授组成，系主任为主席。法律学系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师资颇可观。必修课：党义(王先强)、政治学概论(浦薜凤)、经济学概论(卢郁文)、心理学(樊际昌)、国文、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民法总则(燕树棠)、民法物编(余启昌)、民法债编总论(刘志敭)、民法债编各论(戴修瓒)、民法亲属编、民法继承编(林彬)、特种民事法(公司法、何基鸿，保险法、李浦，票据法、海船法，(戴修瓒)民事诉论法(李怀亮、石志泉)、刑事诉讼法(陈瑾昆)、刑法分则(林彬)、罗马法(赵之远)、强制执行法(于光熙)、行政法各编(白鹏飞)、国际公法(王化成)、国际私法(燕树棠)、英文法律选读(燕树棠)。选修课：中国法制史(程树德)、中国法制史专题研究(程树德)、法理学(赵之远)、社会学(许德珩)、德国法(何基鸿)、破产法(王家驹)、劳工法(何基鸿)、法医学(刘北霖)。学生学习实行学分制，每年上课至少在28周以上，四年修满132学分即为毕业。第一、二学年每学期选习至多不得超过22学分，第三、四学年每学期至多不得超过18学分。学生毕业，得学士学位。1934年成立法科研究所，由院长兼主任，负责培养法学研究生。
(六)1937年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于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38年春旋又迁往昆明，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间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部分师生奔赴抗日前线，部分师生编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历时8年。法商学院由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组成。由于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中，只有北京大学有法律学系，因而联大法商学院的法律学系即为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西南联大8年期间，法律学系主任为燕树棠。其间先后在法律学系任教的教授除燕树棠外，有戴修瓒、蔡枢衡、芮沐、费青、陈瑾昆、罗文干、张企泰、李士彤、李祖荫、章剑、马质夫、赵凤喈；副教授有林良桐。联大法律学系注重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两方面人才的培养，课程设置亦注重这两者的兼顾。所设课程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自然科学、西洋通史、哲学概论、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绪论、民法概论、宪法、国际公法、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民事诉讼法、商法、公司法、破产法、行政法、中国司法组织、中国法制史、国际私法、劳工法、社会立法、法理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海商法、保险法、民事执行法、程序法、土地法、票据法、刑事政策、法医学、毕业论文。学生实行学分制，读完140学分左右方可毕业。每年招生20名左右，8年间在联大法律学系就读学生约200名，研究生3名。法律学系许多师生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七)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员。北京大学重迁北平，于是年秋开学。法律学系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合为法学院。至共和国成立，其间法律学系主任先后由法学院长周炳琳和教授冀贡泉、费青担任。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师资力量亦有加强。课程方面，增加了比较宪法、司法制度研究等。此间在法律学系先后担任教授的有：燕树棠、费青、蔡枢衡、戴修瓒、芮沐、戴剑、李士彤、黄觉非、刘志yáng、冀贡泉、李祖荫、王克勤、张忠德、赵凤喈、龚祥瑞、严景耀(兼)；副教授有汪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亦大大超过西南联大期间累计达600多人。处于中国革命趋于胜利前夕的法律学系师生，积极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
(八)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带来变革的曙光。法律学系对课程设置作了较大调整。设有马列主义法律理论、国家法、新刑法原理、新民法原理、宪法原理、婚姻法、国际公法、审判工作、商事法原理、犯罪学、法医学、政策与法令、苏联法律研究、名著选读、国际公法研究、国际私法、毕业论文等课程。学生除学习这些专业课程外，还要学习其他系开设的一些课程。课程仍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共和国诞生前在法律系任教的教员此时多还在系任教。张志让、何思敬等教授曾来系兼课。1952年，新中国实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由著名法学家、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教授出任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
(九)1954年，在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的直接指导下，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得以重建。司法部教育司司长陈守一受命出任重建的法律学系第一届主任。“依靠老干部，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吸收有真才实学的老教师，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是重建法律学系的指导思想。1954年8月，法律学系新一届教职工41人在北京大学集结。他们分别来源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政法机关和北京大学。其中包括一批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学者。1954年9月12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郑重宣布法律学系重新成立。重建后的法律学系设有系办公室、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国家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资料室。1956年8月，在原有四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审判法教研室、国际法教研室。当时法律学系办系指导思想和制定教学计划的基点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8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195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都来系作过报告。法律学系教学计划从1954年至1966年前，先后共有六次较大的变化，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改，几次教学计划的修改特点大致如下：
(一)学制：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
(二)培养目标：开始为政法工作者、法律高级专门人才；五年制时期为法学家、政法研究人才与师资、理论研究人才。
(三)法律专业课程(包括选修课)，建系初期介绍苏联法学的课程略多些。
1954年法律专业课26门课程中苏联课程比重较大，约有七门，中苏内容结合的课程约有六门，共十三门课，占法律专业课一半。
1955年法律专业课31门，主要以讲中国内容课程为主，取消了苏联民法、刑法、诉讼法、劳动法、行政法及法院组织法。合并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法，将法医学改为必修，增开了国家与法的理论专题、检察监督、司法统计。
1956年法律专业课27门必修课中取消了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苏联财政法，增加了政治学说史，我国的农业合作社法。
1959年法律专业课26门课中必修课中增开了人民公社规章制度，公检法组织与任务、资产阶级国家法、国际关系史、资产阶级民商法、罗马法。
1960年法律专业课19门，其中将刑法学、诉讼法、婚姻法等六门课合并为政法业务课，增开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介绍。
1961年至1966年教学计划基本无多大变动，法律专业课程为21门课，增开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现代资产阶级法与批判，将刑、民法改为刑事政策与法律和民事政策与法律。重建后的法律学系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是在1955年五月四日举行。法律学系自重建系以来，每年校庆，均举办科学讨论会。许多优秀论文参加学校评选，有的参加高校评选。
由于法律学科的实践性强，师生注重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广泛参与国家有关法律的起草，经常出席国家机关的有关会议，并在法院审判活动中担任陪审员和律师。系主任陈守一教授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委会主任；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专业课程的教师十多人，担任兼职律师，多次担任重大民事、刑事案件的代理人和辩护人。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有重大影响的李万铭诈骗案等，该系兼职律师都曾出庭辩护。此间对外交流活动主要是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陈守一教授等曾四次出访前东欧国家，后者也有学者多次造访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从1954年到1956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每年招生120名左右，其中约半数来自在职干部。
(十)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政治运动和劳动的增多，法律学系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等，历史性地与法律学系师生的生活纠葛在一起，留下诸多沉重的回忆。在这一时期，教学计划中增大了劳动锻炼、实习和社会调查等方面内容的比重。学制改为五年。培养目标为“政法研究人才和师资”、“政法工作者”、“理论研究人才和师资”等。
1960年将民法和刑法教研室合并为业务教研室。这十年中招生虽不曾中断但招生人数每有降低。1962年仅招生19人。本科生从1957—1966年共计招收约360人。1959年开始招收三年制研究生，至1966年共招收24人。
(十一)文化革命十年中，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受到严重冲击。1970年，宣布了取消法律学系的决定。由于法律学系教职员团结一致，据理力争最终使法律学系得以保存，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免遭解散厄运的政法院系之一。教职员基本没有分散，图书资料基本没有流失，为以后恢复教学和研究工作保存了力量。1966—1971年6年间法律学系没有招生，也没有其它形式的教学活动。1972年，一批教师在刚刚得到平反之后，即致力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首先开办了北京市政法、公安干部短训班，随后举办了华北五省市政法干部培训班。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系三十六名教职员合并到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恢复时他们中绝大多数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1974—1976年，法律学系连续招收三届共计150余名工农兵学员，并同时举办多期干部培训班，为恢复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这期间开设的课程逐渐增多，为几届工农兵学员及干部培训班学员开设的课程已有20余门：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法制史、中国宪法、外国宪法、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劳改法、刑事侦查、国际法、法律文书等。
(十二)1977年，随着正常的招生制度在全国得以恢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迎来新的转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律学系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在新时期，法律学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逐步得以明确；把法学教育、研究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起来，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设置先进和完备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加强学术研究、多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流的、多层次的法学人才，促进和发展国际法学教育和法律文化的交流，使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成为法学教学与法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对国家、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2009年，法律学系已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之一。自1977年以来，先后担任法律学系主任的有陈守一、马振明、张国华、赵震江、魏振瀛、吴志攀。
(十三)新时期伊始，法律学系即把师资队伍建设当作中心工作之一，招回和调进一批教学骨干。从1979年起，每年开展评定职称工作。同时注意挑选毕业的博士、硕士留系任教，注意吸引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博士、硕士回系、来系任教。到1998年2月，全系在编教职员112人。其中教授31人，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职称的41人。在编和返聘教授中有博士生导师21人，享受国家级突出贡献津贴的28人。教师中获博士学位的有24人。另外，有一批知名人士受聘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兼任教授。
(十四)法律学系经常注意教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到1998年2月已设9个教研室；法学理论教研室、法律史教研室、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刑法与犯罪学教研室、民商法教研室、经济法教研室、国际经济法教研室、国际法教研室、诉讼法与司法鉴定学教研室。其中法学理论和国际法为国家教委批准的重点学科；另有资料室和办公室等教学管理和教学辅助机构，先后成立了由法律学系代管或隶属于法律学系的12个研究机构；国际法研究所、经济法研究所、犯罪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法研究中心、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立法学研究中心、金融法研究中心、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究所、法制信息中心、劳动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税法研究中心。另设有同和律师事务所，燕园法律事务所，司法鉴定室。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中，有的是国内所仅有的，有的是国内最先设立的。
(十五)专业体系和课程设置体系，是法律学系在新时期中发展尤快的环节。首先，就本科生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来说：1979年，根据当时的急需在全国率先增设了国际法学专业，1980年又率先增设了经济法学专业，1993年再增设国际经济法学专业。这就形成一个包括法律学专业、经济法学专业、国际法学专业、国际经济法学专业在内的在国内属于尤为完整的法学专业体系。在发展专业体系的同时，法律学系的课程设置体系不断发展。经多次调整，1993年开始，本科生进校后任选专业，学满两个专业学分的可取得双专业毕业文凭。与此同时，再次修订教学计划，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精神，加强了基础课比重。全系所开本科生专业课程已逾70门。其中全系各专业必修课17门：法理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概论、合同法、刑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律文书、律师实务与律师道德；法律学业必修课6门：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企业法/公司法、司法鉴定学、犯罪学、劳改法；经济法学专业必修课9门：经济法总论、企业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划法与投资法、财政法与税法、金融法/银行法、会计法与审计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国际法学专业必修课8门：中国外交史、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组织、海洋法、航空航天法、国际司法判例、专业外语；国际经济法专业必修课8门：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海商法、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经济组织、专业外语；全系各专业限制性选修课23门：现代西方法律哲学、立法学、当代西方法律思潮、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法律文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外国宪法、公务员法、罗马法、外国民商法、实用刑法学、青少年法学、外国刑法、刑事侦察学、刑事技术概论、法医学、保险法、中国经济立法史、司法精神病学、外国婚姻法、票据法、国际税法、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专题。除专业课程外，还有若干门全校性公共课程。其次，就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来说：经过这些年发展，到1998年，已有12个专业36个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这12个专业分别是：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国际法、环境法；法律学系有八个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它们是：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宪法学、刑法学、国际经济法、国际法、环境法、经济法。
(十六)法律学系注意将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鼓励教员开好课、多开课、开新课，鼓励教员钻研学术、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到1997年，全系在新时期共编撰各类高等法学教材近百部，出版学术专著一百六十余部，发表论文一千四百余篇。各类工具书60余部。教材中有30余部系由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员主持或参与国家教委、司法部组织编写的统编教材。获奖教材为：《法学基础理论》(新编本)、《宪法学概论》、《民法教程》、《民事诉讼法教程》、《国际法》、《经济法原理》等等。
专著中有许多是属于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许多教材由于编写与出版早、质量好，在法学教育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法律学系还于1978年创办了《国外法学》杂志，1988年又改刊为《中外法学》。法律学系法律图书馆是保存、管理图书资料工作进行得较好的图书馆。法律学系研制的《CHINALAW电脑辅助法律研究系统工程》，建立了中国法律数据库，填补了国内法学领域的一项空白。由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捐款和国家教委拨款投资兴建的“法学楼”于1993年3月交付使用，为法律学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十七)培养人才是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形成高层次、多形式的办学模式。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各具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要求学生或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在不同程度上分别掌握该专业所需具备的理论、知识和能力。一方面，为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既重视基本理论又重视从实践出发，培养实用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随着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学生中比例的增加，更重视社会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从1977年到1997年，共招收本科生2906人，其中除1989级至1992级本科学生因军训实行五年制外，余皆实行四年学制。从1978年到1997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1402人，硕士研究生班约50人，博士生178人，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二百余人。自1977年以来，授予法学学士学位2418人，硕士学位887人，博士学位71人。1993年，面向全国招收已获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35人，攻读法律课程，成为该系首批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从1993年开始，为提高在职人员的法学理论水平，推动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为国家培养较多的法律专业人才，法律学系在北京、深圳、汕头、昆明、广州、烟台等地举办硕士学位课程研修班。从1985—1988年，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检察干部法律专修科，共培养大专层次学员600余人。1983—1989年承办经济法干部专修科，培养学员110人；1986—1990年为全国武警干部举办法律专科函授班，四年中，培养大专层次的毕业生5000人左右，并先后承担北京地区的函授教学任务及部分省市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教材编写和教学辅导任务。1985—1990年，支持烟台大学、宁波大学等创办法律学系。1980—1993年，与北京市司法局、九三学社联合创办北京市法律业余大学。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教职员也参与了北京大学分校法律学系的创办和管理。1988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教委决定成立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成为该中心的基地之一，每届招收学员60至70人，十年中为全国法院系统培养各类干部600余名。经国家教委批准，从1987年起与香港树仁学院合办法律本科文凭及学位教育，到2009年已招收11届，共1800余人，其中已有400多人获学士学位；从1991年始，又在法律本科文凭及学位教育的基础上，在香港招收民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到2009年已招7届，两专业共招硕士研究生70余人，1994年首届硕士学位学生毕业，有13人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与香港树仁学院合办法律本科文凭及学位教育以及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为香港回归培养了一批法律专门人才，该项教育荣获1997年北京市普遍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十数年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招收学生、学员的人数、授予学位的人数培养人才的人数，大大超过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总人数。
(十八)法律学系还是全校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最为活跃的系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法律学系被列为绝密专业，对外交流活动很少。解密后，对外交往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