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法官助理

⑴ 考大专司法助理要怎么做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团队为您解答
（一）报名条件
1.符合以下条件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5）品行良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自治县（旗），各自治区所辖县（旗），各自治州所辖县；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十四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所辖县（市、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级市、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县（县级市、区）（不属于国家或者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的县级市、区除外）；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九省、自治区所辖县（市、区）；重庆、陕西省（市）所辖县（包括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级市、区和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策的县级市、区）；西藏自治区所辖市、地区、县、县级市、市辖区，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放宽报名学历条件的适用以报名人员户籍为准，期限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普通高等学校2014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的，其学历学位证书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符合报考学历学位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者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公证员执业证的；
（3）被处以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期限未满或者被处以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
（4）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形式骗取报名的。
3．已经领取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已经领取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等学校本科以上毕业证书人员，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希望可以帮到您，欢迎向湖南天星教育网络知道提问。

⑵ 论述人民法院调解制度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符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它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 “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
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之积极因素
(一)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二)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三) 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二、法院调解制度的消极因素
(一）调解制度削弱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1.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做出的，从而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二） 调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是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三）调解制度削弱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四）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权利配置不合理
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消极影响甚于其积极影响，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
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理论上已经出现以下几种建议。
(一) 建立审前准备程序，使调、审分离
审前准备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进入开庭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明显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它使有关诉讼的诸多问题于开庭审理前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当事人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保证开庭审理时双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简化法庭审理。经审前程序，事实已暴露无遗，双方对所持信息和证据相互了解，胜败之结果显而易见，故法官稍加推动，纠纷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决。而我国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也属审前准备程序，它偏重于法官的实体审查，忽视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审前准备程序。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审前准备程序的构置已初见成效。美国发现程序的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在全国部分法院推广，各法院已初步设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的主持人与案件的主审人并非一人，分属两个独立业务庭。即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这已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走向。
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随机应变。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调解追求实质之正义，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所有调解书均没有引用法律条文。调解显著特点是调解人凭借生活阅历，而非法律知识，故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完善大立案机制，调解应设置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离、退休资历较深法官或聘请人民调解员主持。为合理构置审前准备程序，首先从法院内部要效率、效益。因为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审判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由于大立案机制的建立，立、审、执分离，法院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由这些人组成审前准备法官，仅有程序审查权，不进行实体审查，有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这些人主要从事调解、调查、送达管辖权异议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禁止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交换意见，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
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诉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离、退休法官或书记员或其他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不掌握审判权，就不存在“以拖压调、以调压判”等现象。此外，将调解置于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实现“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使诉讼效率极大化。由于准备程序双方所持有的证据、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实已明确，和解机率极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员进行，还可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并将名单公布。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建立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一非正式解纷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解纷机制溶为一体，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立既可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有效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过于随意。可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以诉讼和解重塑法院调解，加重和解弱化调解
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诉讼各解制度来对调解制度进行替换。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的诉讼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关联性,诉讼系属即属司法解决范畴，已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管辖；2.主体间合意性,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一方或双方让步结果；3.终端性,和解的结果意味纷争的解决和诉讼的终结，即产生诉讼终止和既判力的结果。对当事人及法院都具约束力。有学者认为：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以当事人的合意解讼，两者均由法官和当事人实施，协议形成都是法院诉讼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成立后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些共同点表明，两者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侧面来认识定位的。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诉，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诉。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既可以继续发挥其优势又不致因改革幅度过大而引起震荡。因法院调解省时、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终于一审，减轻了二审法院压力。有学者称这是调解保持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如将法院调解制度全盘否定，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员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员总数裁减10％，那么，大量案件如何解决？后果可想而知。诉讼和解在功能价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贯彻于诉讼任何阶段，民诉法第51条审判程序，第211条执行程序。随着诉讼程序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清楚，双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结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诉讼和解的内在价值。另外，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可推动审判方式由“调解刑”向“判决型”角色的转换。诉讼和解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其灵活性、随意性和辅助性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启动是随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让法官试行和解，是由诉讼主体双方当事人操纵的，完全取决于双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试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交流、协商、传话以及是否接受和解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灵活多样的，不带任何强制性，时间短暂，和解不成，转入审判程序，不影响诉讼推进，因此和解程序必然处于辅助地位，辅助审判程序，这一定位使诉讼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审判程序结构的基本性格的潜在功能，不管其结案率多高，永远不能主导民事审判模式结构，进而更不会成为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换的障碍性力量。审判是法院骨髓。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内在价值，是审判的血液，审判的价值构成将永远决定民事诉讼结构，故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民诉法诉讼和解制度予以重构。
1.诉讼和解时间，和解时间应从起诉后至判决前，此间任何阶段当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诉讼和解方式。诉讼任何阶段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国。当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法国、日本、德国。此种情形法院应具备有主持和解人员名单，人员配置同审前准备程序，以备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不愿选择或放弃选择的，法院为其指定。
3.诉讼和解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经申请必须记入笔录。记入笔录和解协议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终结诉讼效力；一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具有执行文书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济。和解协议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是上诉，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起诉。对和解协议不得抗诉，但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
(三)构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ADR)。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现代型纠纷和诉讼在社会和法院大量涌现，改革中的政策变化如土地承包权，国企职工下岗，企业产权分离、转让、海事、海商、票据、破产等引发的特殊类型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而由于法制尚不够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原因，社会在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理这些纠纷方面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价值的冲突对纠纷解决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显迫切。可见诉讼并非解决争纷唯一途径。ADR式的“公众司法”应用的土壤已形成。这一点《工人日报》1999年11月20日报道提出，“中国需要法制，不过是不是凡事皆断于法，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指出：“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
正视这种发展趋势及其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民事诉讼程序及审判方式改革不无裨益。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本土资源，将被西方各国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功能发扬光大；信访、民间权威的调解都应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机构的建设，将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广普及，鼓励创建多层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多网络的解纷机制。同时在法院内部据案件复杂程序和标的大小及性质实行繁简分流，并发挥普及非诉讼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扩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围，基层、中级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这类程序的有效利用。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诉累，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⑶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三大学程

人才济济
与多数美国法学院一样，哈佛法学院提供三个主要的学位学程，JD（ Doctor of Jurisprudence ）、LL.M.（Master of Laws）以及 S.J.D.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此三学程虽各有不同的入学资格及学位条件，但在法学院每年提供的二五0门左右的课程 ( course)或小班讨论（seminar）课中，不同学程的学生混杂一起上课。至于非学位的部分，除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访问研究 (visiting research）之外，尚有例行短期课程，包括人权研究（Human Rights Program）、回教法研究（Islamic Legal Studies）、国际税法研究（International Tax Program）、协商研究（Program on Negotiation）、律师实务课程（Program of Instruction for Lawyers）等。本文以下将从台湾学生之观点，以介绍学位学程为主。 （Master of Law）
LL.M.学生几乎是台湾法律系毕业生初出国留学时唯一的选择，其以曾在美国或外国完成法学教育者为招生对象，提供一年的进阶研究机会。每年只收秋季班学生，招生在年底截止，除了填写申请表、提供二封推荐信、自传（ personal statement）及学校成绩单外，非英语系国家学生必须提供至少六百分以上的托福（TOEFL ）测验成绩，但取得入学资格真正的关键，乃系个人的学术背景、研究计划、实务经验或社会参与等各种条件。虽非申请条件，但许多人都另行提供了能凸显个人特色的其它数据（profile），诸如摘要曾经发表的学术论文等等。举例来说，二00一年的一百五十名学生来自全球六十六个国家，最典型的背景乃系外交官或从政者、律师、司法官或法官助理（clerk）、国际组织工作者及已在各国法学院任教者，具有二个以上国家法学学位者亦所在多有。以二00一年学生为例，其中包括十九个美国人、四个台湾人，另有超过二十个以上不同国籍而已在英国剑桥或牛津法学院取得第二个法学学位者。哈佛法学院在政策上并不欢迎已在美国其它学校的LL.M.毕业生，不过因为很多LL.M.校友反应一年学程实在太短，故目前前似正在考虑设计二年的新学程。
LL.M.一年内必须完成廿二至廿六个学分，除了春秋二季之外，还有一个月的冬季课程（ Winter term ），每天三小时集中于同一门课。LL.M.学程并不以个人专长领域再行细分，就台湾学生而言，选课除了必须满足以下二项必修课程外，相当具有弹性。必修的课程包括 ：（ 1 ）至少修习一门美国法课程，其中一门必须是以 JD 学生为主的基本课程（Fundamental Courses），诸如宪法、行政法、公司法、税法、契约法、侵权行为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财产法等。（但如果有意考纽约州律师的话，依照纽约律师考试的规定，必须修至少两门以上的基础课程，其中一门可以是针对外国学生开设的美国法导读，此课程在过去曾为 LL.M. 的必修课，但在二000一年学生强烈抗议该课程太浅之后，已于二00二年改为选修）。（2）论文撰写，其中包括三种选择：第一，撰写六学分，一五0页以上的长篇论文（ LL.M. Thesis ），第二，撰写三学分，七十五页以上的中型论文（ LLM Paper），第三，撰写一学分，二十五页以上的小篇论文（essay）。如果该论文并非独立研究（ independent research），而系以某课程（ course ）或讨论课（ seminar ）要求的期末报告，所得之学分数则另有不同，诸如：若仅撰写廿五页小篇论文，则除该课程或讨论课之学分外，虽已满足毕业条件，但并无额外学分；若以撰写七十五页的中型论文为某课程或讨论课的期末报告，则除了该课程或讨论课之学分外，仅可另得两个学分。学生可就自己对该研究问题的兴趣、涉猎程度及写作野心来进行选择，必须及早选定指导教授决定论文题目并签具指导同意书。 LL.M.毕业的条件是，论文成绩必须在 B-以上，论文以外的学科平均成绩亦必须在B-以上。
二○○二学年的学费为二七、五○○美金，学校估算单身学生一年的生活杂支大致上要一八、○○○美金。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S.J.D.申请者必须具有美国法学院 LL.M. 学位，且录取者以哈佛毕业生为绝大多数，因此就算在台湾已具有硕士学位或已为博士班学生，亦不可能直接申请S.J.D 。与 LL.M. 学程相同，S.J.D.只收秋季班，招生多在每年四月一日截止，平均每年录取十二至十五人，以外国学生居绝大多数。以二00一年为例，哈佛应届LL.M.毕业生有廿八人申请，十四人录取。
申请成败最大的关键，乃系论文计划（ Dissertation Proposal ），除包括论文主题及研究方向外，尚须指明该论文所涵括的三至四法学或其它相关领域，并列明适当的指导教授（经常亦系撰写推荐信者），因此，申请者的论文计划至少要得到三名以上的教授支持，才有被录取的可能。为凸显研究潜力，申请者应该在其 LL.M. 学程中修习与论文计划方向有关的科目，虽然并非明文条件，但几乎所有的录取者在哈佛的LL.M.平均成绩至少在A-或B+之间，同时亦已撰写至少七十五页以上、三学分、与论文计划方向相关的 LL.M. 论文，以展现现有的初步研究成果。换言之，如果有意申请S.J.D.，则在LL.M.学期一开始，即必须决定博士论文计划的方向，然后依此规划如何选课、如何撰写 LL.M.论文，并尽速与主要指导教授（通常即为 LL.M. 论文指导教授）讨论，以决定相关法学领域及其支持教授；俟论文计划完成后，立即请主要指导教授及其它二或三位相关领域支持教授过目并建议修改。因此，这是一个至为辛苦紧凑的过程，绝大多数的录取者早在赴美前已有相当清楚的研究方向甚或初步研究成果，或者在LL.M.毕业后先申请留校研究（visiting research）一年再次申请。
S.J.D通常为三至四年的学程，第一年必须完成论文计划（Study Plan），并组成三至四位教授的口试委员会，该论文计划必须定期与指导教授讨论，经过口试委员们的认可。一般而言，第一年大致上修习与论文领域有关的、八学分左右的课程。在第一年至第二年间，必须在论文写作前完成资格考（ General Examination ），得以口试或笔试之形式进行。通过资格考后，必须在 S.J.D. 候选人及应邀教授所组成的学术讨论会中发表两次（ Presentations at the S.J.D. Colloquium ），第一次不得晚于第二年，第二次必须在毕业前。资格考后三年内必须完成平均为三至四百页的博士论文，然后提交口试委员会进行口试（Oral Defense） （Doctor of Jurisprudence）
与美国多数法学院相同，J.D.学程乃系以提供三年美国基础法学教育为目的，申请者必须具有学士以上的学位，原则上不具有法律背景，并以美国学生为绝大多数，少数非美国籍者，亦皆曾在美国就读大学。既然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者几无可能就读J.D.学程，本文不拟对其详述。简言之，申请关键除在学成绩、个人履历、师长推荐之外，LSAT（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成绩亦至为重要。在长春藤盟校中，似仅有哥伦比亚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接受该校LL.M.毕业生转读J.D.学程，哈佛法学院并不接受这种申请。
哈佛一年录取五百名左右 J.D. 新生，全校三个年级的 J.D. 总共大约一千五百名，与一百五十名 LL.M. 混杂上课，比例大约十比一，仍以美国 J.D. 学生占绝大多数。当然J.D. 一年级的基础必修课程，诸如契约法、侵权行为法、财产法、刑法等，较少 LL.M. 选修，多数 LL.M.集中在个人有兴趣的二、三年级 J.D. 课程或专长领域的讨论课。与多数美国法学院相同， J.D. 学生仍是哈佛法学院的主流，许多耗时超过一年的知名传统活动，诸如许多教授在学时皆曾参与编辑的哈佛法学杂志 ( Harvard Law Review ) 、优胜者将被刻名于图书馆墙上的仿真法庭竞赛（Ames Moot Court Competition ）， LL.M. 学生受限于一年修业年限，并没有参与的机会。

⑷ 有人说法学就业前景不好，你怎么看

任何时候，单纯从所学专业的角度，来分析就业前景的好坏，其实都不科学。因为，再热门的行业，也有学习不好的学生（还要考虑毕业院校），再冷门的专业，也有对口的工作机会。甚至可以说，有的时候，冷门专业，反而就业前景更好一些。

咱们还是先来说说法学这个专业吧。其实，法学专业是一个大学科，往下细分，还是能分出很多类别来，今天只是从综合角度考虑。

同样是身边的例子，那些转行的人虽然衣食无忧，但相比那些一直坚守在法学一线的毕业生来说，发展空间，明显是后者要大得多。小编认识的很多人，虽然在毕业的头几年显得有些落寞甚至落魄，可如今不是成了大律师，就是在公检法举足轻重，这都是之前很多人想不到的。

所以，怎样选择，还是看你个人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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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主审法官与审判长有什么不同谢谢

对于该问题，可阅读马献钊：《“何谓主审法官”》，网页链接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以来，不论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围绕主审法官的概念展开了热烈讨论。目前尚没有官方对该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权威解读。笔者从三个层面对主审法官的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一、理论上的争辩：职务、角色、权责抑或资格

理论界（包括司法界人士发表的学术观点）重点围绕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或本质展开讨论，大体上形成四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职务，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选拔出来并加以任命的职务，相当于合议庭的负责人。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这一职务可以称为审判长，随着改革后合议庭替代审判庭模式的建立，这一职务也可以称为庭长。第二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角色或者一种分工。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即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合议庭中的审判长，两者只是名称的不同。第三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实质上是一种权责，就是比其他法官承担更多的权力和责任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直接审理案件并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是切实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享有独立裁判权并对案件质效负总责的法官。第四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资格。

如果对以上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进行简单化梳理，大体上可以提取四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1）主审法官就是审判长；（2）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3）主审法官是真正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4）其他理解。笔者以这四种不同的认识作为选择项，对河南省六个中院及基层法院880名法院干警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64份。其中，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审判长的293人，占比33.9%；认为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的447人，占比51.7%；认为主审法官就是真正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的117人，占比13.5%；作其他理解的4人，占比0.04%。由此可见，理论上的争议带来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无大碍，但若具体到司法改革实践当中，将会给改革带来不利的影响，亟须对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给予相对明晰的界定。

笔者认为，对主审法官概念内涵的界定，一方面要立足于目前绝大多数法院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广大法官的实际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据此，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在既有法官队伍中经过一定的程序选任，在审判团队内起主导作用并承担相应权责的素质、能力较高的资深法官。首先，主审法官是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下对法官资格、权责的一种确认，通俗地讲，主审法官是权责和资格的统一体。其次，主审法官不是一种行政职务，他对团队内其他成员一般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再次，选任主审法官的标准应当是既定的，根据标准，在某一时间段，在一个审判团队内，确定相对固定的主审法官，同时对其工作绩效动态考核，当其不具有既定的资格和能力时，及时作出调整。最后，为了确保主审法官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能力，应当建立比较严格的选拔程序，但是并不需要严格的组织任命程序，以避免其形成固定化、常任化的职务。

同时，为了保障主审法官制度的运行，借鉴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应当建立与“主审法官”相对应的“受命法官”、“陪席法官”概念。受命法官是接受主审法官的指派，代表合议庭完成某一单项审判任务的法官，比如完成部分或全部阅卷、调查取证、庭前会议、庭审准备等各项工作，并对完成的工作结果承担相应责任；陪席法官是从庭审阶段开始参加合议庭的法官。但是，不论受命法官还是陪席法官，在合议过程中与主审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对各自发表的裁判意见承担责任。

从角色论的角度分析，主审法官兼具传统意义上的“审判长”和“承办法官”两者的角色，但又有根本性的区别。与传统意义上的“审判长”相同的是，主审法官负有对案件程序性事项的主导权责。区别在于：主审法官的主导仅限于程序性事项，且对团队内的成员没有行政管理权。与传统意义上的“承办法官”相同的是，主审法官必须亲历审判，和其他法官一样具体参与案件审理，不得采取审批制的方式来管理审判。区别在于：不论是主审法官还是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他们作为合议庭的共同成员，对于实质性的裁判事项，必须坚持集体决策原则。所以，在以主审法官制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氛围下，应当摒弃“承办法官”的概念。

二、制度的实质：对承办法官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的扬弃

从官方文献来看，“主审法官”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纲要第五条规定：“完善合议庭制度，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从党的文件来看，最早出现主审法官概念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笔者认为，主审法官概念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合议庭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上世纪末至今，人民法院一直没有停止合议庭制度改革的步伐。改革的主要动因，一是解决承办法官制带来的“形合实独”、“合而不议”、“一个人说了算”等问题，二是解决合议庭内部权责不清、无法追责的问题。为此，从1999年开始，在一系列文件的支撑下，审判长负责制在全国法院普遍开展。相对于过去的承办法官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有其合理的因素和进步的地方，极大地改变了承办法官一人唱“独角戏”的不正常现象，但是这一制度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随着审判长职务的固定化、常任化，合议庭内部产生了新的行政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别加剧了地位的不平等，影响了案件的充分讨论和平等决策。

在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吸取既有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建立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构想。与过去的承办法官负责制和审判长负责制相比，这一制度既强调合议庭成员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又适度突出主审法官的核心作用，赋予主审法官一定的主导权责，主要是：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对于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裁判事项，仍然坚持平等决策、集体负责的原则。为了避免出现新的行政化倾向，主审法官对其他成员不具有行政管理权，主要是通过示范、带头作用，以自己更高的司法能力、更为丰富的审判经验、资历以及适当的组织协调能力，团结、引导团队成员共同完成审判任务。从制度的实质来解释主审法官的概念，其中的“主”应当是“主持”、“主导”，而不是“主要”、“决定性作用”等含义。可以说，这一新的制度是对过去两种制度的合理扬弃。

三、实践中的难点：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需厘清几个关系

从目前各地推行的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实践来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困惑和困难。笔者认为，要顺利推进主审法官责任制，应当厘清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主审法官”与“员额内法官”的关系。随着法官员额制的推行，有人提出，所有进入员额的法官应当自然成为主审法官，届时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主审法官的概念了。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实现“法官”和“主审法官”概念的同一化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它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入额法官素质的基本均等化；二是法官独立裁判意识、独立担责意识的成熟；三是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完善，简易程序适用成为审判的基本模式。首先，即使在近年内实现了法官员额制，进入员额的法官素质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其次，虽然中央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法院内部也建立了鼓励法官依法独立办案并独立承担责任的机制，但是，要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价值，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法官独立裁判并担责的意识还需要大力培养和塑造。最后，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目前简易程序在中、高级法院适用的比例还比较低，在基层法院适用的比例也不均衡，大量案件仍然适用普通程序，必须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作用。

第二，主审法官与受命法官、陪席法官的关系。一是调整审判团队的组成结构。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的经验，建设专业化的审判团队，专业负责审理某一或某几类领域的案件。团队中的法官数量一般多于3人，其中主审法官是固定的，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时担任审判长，受命法官由审判管理部门在随机分配案件时确定，陪席法官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产生。这种灵活的结构既可以保持审判团队的专业化，又可以避免长期固定化合议庭带来的廉政方面的风险。二是明晰主审法官与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之间的权责。明确主审法官对于程序性事项的主持、主导权责，确保合议流程规范、顺畅、高效进行，避免程序方面出现瑕疵或错误；受命法官根据主审法官的指派完成某一单项任务，需要作出裁决的，受命法官应当与主审法官沟通，由主审法官提请合议庭作出决定；陪席法官虽然一般从庭审阶段开始介入案件审判，但是他对主审法官的指派和受命法官的工作应当十分清楚，必要的时候也要作为受命法官完成相应的庭前工作。三是突出主审法官在审判团队中的核心作用。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改革的现阶段，为了避免集体懈怠现象发生，保证审判团队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可以赋予主审法官对团队其他成员相应的监督权责，主要包括：工作任务的督促指导、工作业绩的评价，以及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辅助人员的调整建议。

第三，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在现有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内设机构设置体制下，院长、庭长作为法院、审判庭的代表人，其职责包含对审判业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党务、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如何理顺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也是合议庭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基本明晰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边界，以及审判监督权行使的方式、程序和责任。

笔者认为，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顺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首先，厘清院长、庭长不同管理权的内容和行使方式。院长、庭长的管理权分为审判管理权、行政管理权和党务管理权，其中审判管理权是重点。随着审判管理部门的全面建立，审判管理权责应当总体上由审判管理部门统一行使。随着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相分离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院长、庭长的行政管理权也应当剥离出来，由专职人员来行使，院长只是作为核心决策中的一员参与其中，不具体承担管理权责。党务管理权责依此原理确定。其次，明确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程序和责任。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是主审法官联席会议，院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包括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除此法定渠道，院长、庭长不能对主审法官、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行使监督权。再次，推行院长、庭长担任主审法官制度。院长、庭长绝大多数是审判经验丰富、法律素养较高、审判技能高超的资深法官，由其担任主审法官直接审理案件，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优质审判资源，而且可以实现院长、庭长直接行使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减少管理的层级和成本，提高管理、监督的效能。最后，改革裁判文书签发制度，代之以文书签署制度。取消院长、庭长对裁判文书的签发制度，由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裁判文书签署权，也是合议庭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作者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改办副主任）

⑹ 近几年的台湾时事大事

94.02.25 全月办理与民有约参访活动计 9 次共 217 人，法律研习营 ( 模拟法庭 )2 次。
94.02.25 召开本院 94 年度 2 月份工作会报暨法官会议。

94.02.17 本院暨所属法院 94 年度遴选司法人员出国考察研商会议。

94.02.16 本院 94 年第一次甄审委员会会议。
94.02.04 将前案上诉状缮本送达被告等。

94.02.03 93 年选字第 4 号提起上诉。

94.02.02 本院 94 年第二次考绩委员会会议。
94.01.29 全月办理与民有约参访活动计 9 次共 355 人，座谈会 1 次；法律研习 ( 模拟法庭 )1 次；相关开讲 1 次；诉讼辅导询问解答 1496 件、撰缮书状 215 件。
94.01.28 召开本院 94 年度 1 月份工作会报暨法官会议。
94.01.26-28 第 60 届司法节司法杯桌羽球锦标赛，本院组队参加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组羽球赛及男子甲组桌球赛，荣获男子甲组羽球殿军、女子羽球季军、男子甲组桌球冠军，成绩斐然。
94.01.17 93 年选字第 4 号选举无效事件裁判正本制作完成，并交付送达。
94.01.16 办理本院 94 年聘用法官助理甄 ( 选 ) 试笔试，报名人数为 293 人，实际到考人数约 185 人。
94.01.11 召开本院 94 年员工文康自强活动筹备会会议。
94.01.03 完成各项资讯系统横书转换作业；配合公文横书政策之实施

⑺ 有谁可以帮我找到这些资料

时下，法官职业化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在其著作中充满信心地勾勒了法官职业化的实现基础、方法步骤以及职业化后法官职业的特征，为我们展现了实现法官职业化的美好前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出台了《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实施了法官助理、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等改革措施以配合职业化建设的进程。同时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推行无疑揭开了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序曲，它在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的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法官这一职业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大众化职业，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技能和专业素养，从而提高了法官在人们心目中早就应该有的地位。但从理论的探讨到实践中真正付诸运行，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从现实考察，至少法官职业化进程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就拿当前人们最看重的司法考试状况来说，虽然已成功举行了三次，但从最近的研究结果来看，起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者欲从事法律职业并非易事。除律师职业外，进入法院、检察院还必须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优秀法律学科毕业生从事法律职业的成本是从事公务员职业的两倍，而做一名法官的前途远没有从政那样光明。二是法律人才出现逆流现象，即部分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法官、检察官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纷纷转行做律师。这一结果大大违背了司法考试设计者最初的目的。此外，法院系统实施的法官员额制、法官助理制等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由于涉及法官的现实和潜在利益而未能真正深入、普遍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进路究竟在哪儿？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这是许多有识之士苦苦探求的。本文认为正如学者早就提出的那样，只有对中国现有司法体制甚至是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造，才是使得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基本前提。但现实似乎离我们的设想并非一步之遥，虽然近几年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实践中取得的突破却很少，加上法官职业化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导致许多改革措施停滞不前。本文着重从法官职业化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这一角度切入，试图从人事制度改革中寻求一个突破口，从而带动法官职业化各项进程的整体推进。

一、问题的缘起——法官制度的现状的描述

本文并不象有些学者那样去关心职业法官如何进行法律思维，如何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本文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国法官作为一个职业，为什么不具备西方法官职业那样的吸引力。司法考试的推行，应该说给法官职业带来了希望，但为什么会出现前文所提及的人才逆流的现象？制度上的原因在许多文章中均有深刻的分析，本文仅从我国法官的实际生存状态（即法官个人发展的前途）这一角度来进行粗略的描述：法官在我国是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我们可以从和公务员的对比中去体验一下法官的境遇：首先法官的工资、政治待遇等方面均和公务员差不多，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他们。因为公务员的待遇最终是要牵涉到行政级别，公务员因其本身就在政府中工作，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行政官员较法官容易使自己的行政级别较快地提升一个档次。其次就前途而言，一名法官发展的前途远不如一名公务员，无论从职位升迁的速度还是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一名法官就是通过多年的努力当上了法院院长，在政府首脑眼中充其量也不过是政府诸多部门中一个部门的领导。从这一点比较，法官天生就比公务员矮了一截。如将法官设定在司法过程中考量，按理说，司法领域应该说是法官的天堂，在这个领域中法官应就是法律王国的主宰，法官们本可以从实现社会正义中寻求精神的家园，找到一点成就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司法的最大现状就是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法院的人、财、物全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法院势必要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难以摆脱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工具的命运，法院系统内部组织管理行政化，导致法官独立精神的缺失，而法院从上至下官僚机构式的管理，必然突破上下级法院之间法律监督关系的法律规定，最终导致基层法院受制于上级法院，请示的流行便是此种制度弊端的畸形产物。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公民法律意识也随之增强，公众对司法权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各种非法因素的干涉，一方面又是公众过高的期待，我们的法官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生存，几乎无时不刻不面临两种决择：屈服于某个长官意志，当事人势必不服，通过信访等多种途径寻求改变既有的判决，而某个权位更高的长官由于各种原因，来个批示，实行个案监督，如果找到一个突破口，则等待法官的则是错案追究责任。如果秉公办案，为民作主，则势必得罪顶头上司，由于人事权控制在上司的手中，下次岗位调整说不定就光临你，让你从你深爱的审判岗位上退下来，试想你如果是一名法官，有何心思顾及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维护司法公正？恐怕一天到晚考虑的是如何寻找一个折衷的方法尽量使两方都满意，以保住自己的岗位，并想方设法地巴结讨好上司，以便脱离“苦海”，成为领导者再来对自己的下级施加曾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或者证明自己权力的存在，或者通过遥控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私利。可问题是领导职位毕竟是有限，所以大多数法官都不同程度在这样的夹缝中度日如年。和其它文章中的论述相比这样的描述气势可能显得很不辉宏，但笔者认为法官也是人，既然是人，就必然涉及到人的发展，一个人如果没有发展，或者发展的空间很小，他的积极性及其敬业精神可能是很受影响的，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深悉其中的要害，曾有过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精辟论述，也是关乎人性的一般要求的。所以象上文所述的法官职位对人尤其是优秀法律人才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二、法官自治与自律——法官制度改革应把握的原则

作为制度设计，职业化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必须始终围绕如何确保法官公正司法这一目标展开，因此，也必须始终把握2点原则，第一点法官不为任何外部势力所控制，也即学者所说的司法独立；第二点法官不为已谋私，即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清正廉洁。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保证法官无畏、无私，法官做出的判决才能无偏。下面本文试从这两点分别予以论述：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最基本也是最彰显的司法理念，倍受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关注，有学者评价：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有一句著名的名言：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一般理解司法独立的涵义至少有三方面：一是法官独立，即裁判独立和身份保障；二是法院内部独立，不能用行政的那一套来构建法院内部关系；三是司法权独立，即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外部关系上的独立问题。司法权的独立是前提，法院内部独立是基础，法官独立是最终的落脚点。所以在目前来说，中国的法官制度改革最关键的是如何使司法独立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如何摆脱法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换句话说，如果实现了司法独立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和法院内部管理的非行政化，法官独立才能有了保障，法官审判案件才真正具有审理和裁判权，不受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干涉。

如何保证法官清正廉洁，这也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有人曾一味地强调提高法官个人修养的重要，于是乎在法院系统内部几乎每年都搞一项甚至多项教育整顿活动，但事实一再证明仅靠运动式的教育，无法解决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越来越多便是明证，可以肯定地讲，在法官境况未得到根本改变和法官职业尊荣未确立前，仅靠一味地进行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效果肯定是微乎其微的。本文认为为确保法官的清正廉洁，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法官的收入，二是对不廉洁行为进行严惩，提高法官腐败的成本。试想，法官职位变成了一个收入高的职位，法官自然也就会珍惜这个职位，害怕失去这个职位，因此，他如果想徇私枉法就必须想一想可能付出的代价，并因此一定会减少司法腐败。

以上两点对法官制度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对于两者关系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法官白文漳先生曾有精辟论述：“如果将法官比作达到司法公正这一目的的工具----汽车，那么法官的自治（在此笔者理解为法官独立）便是汽车的马力，法官自律（笔者理解为法官的清正廉洁）则是汽车的刹车，汽车的马力与刹车对于汽车正常行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可见，如果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显然不利于司法公正。

三、制度设计——法官制度改革方案的利弊分析

对于如何解决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确保法官清正廉洁，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方案。首先笔者并不否定这些方案的科学性，只是对这些方案在目前情况下的可行性提出疑问，这些方案都不同程度涉及到法院体制甚至是政治体制问题，而这些体制问题要得到彻底的改革，并不是一说就能做到的。当然由于这些方案是法官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所以在这里有必要作出介绍，并联系当前形势作一个利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

方案一：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立的司法区划。针对目前行政、立法、司法三者跟行政区划完全重合，司法完全被地方所控制的实际，不少学者提出了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立的制度设计。这一方案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地方化这一问题勿庸置疑，但运作起来成本比较大，首先涉及到机构的设置，要得到国家的承认与批准，其次涉及到现有法院的拆并，其中的成本可想而知，再次，司法区由于跨越几个行政区，给当事人诉讼造成不便，加大了诉讼成本，有违司法为民的理念。

方案二：取消审判委员会机构设置为法律咨询机关。为解决司法行政化的问题，有人提出取消审判委员会，将其设置为法律咨询机构，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措施。但司法的行政化不仅仅涉及到审判委员会这一机构，它还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层面，不从这些方面入手，仅取消审判委员会这一机构远不能解决司法行政化问题。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官本位观念深入人心，只要有领导者，纵然是剥夺他的一些行政管理权，但它的非领导影响因素的威力还是巨大的，并且具有令人难以理解的渗透力和侵蚀性，故仅仅取消审判委员会这一机构设置，很难化解司法行政化问题。

方案三：提高法官的收入。在市场经济这一根本制度和社会背景下，提高法官收入和法官职业化各项改革均息息相关，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人提出把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甚至到75岁还是值得注意的可行性方案。姑且不论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都是终身制这一保障法官正确行使权力的先进做法，从法官职业特点来分析，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美国著名法官波斯纳认为，法官是更需要固态智力的一项工作，并且这种固态智力往往在人到60岁之后仍然增长，而不是衰落，可能会持续到80岁。这也是提高法官收入的最佳措施之一。但提高法官收入的关健因素还是减少法官基数，试想中国现有21万法官，即使国家每年增加投入20个亿，每个法官每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增加800元。只有在通过法官遴选，减少法官数量的前提下，提高法官收入才有望提上日程。

方案四：法官遴选制度。设立法官选任委员会，负责法官的提名、考察、选任，其中也包含着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即建立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执行人员、法官的分类管理，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明确一个法院可以有多少法官。法官遴选涉及到法官选任委员会的规格问题，其实质也关涉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目前，全国各级法院通过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起到了提高法官素质的作用。但由于是在人事权未能摆脱地方控制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由于是在本院内部选任，任意性较大，选任的范围比较狭窄，其正当性、权威性也受到质疑。法官的选任只有跳出地方行政的控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的地方化。所以，法官选任委员会至少为省级以上，以增加法官职业权威。

孤立地来看，以上这几种方案不失为法官制度改革的最佳方案，具有终极性意义，但付诸实施还需一定的条件和时日，其中也存在着许多难以想象的观念上与物质条件上的各种困难。讨论至此，法官制度改革似乎陷入绝境。然而，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能裹足不前，否则难以适应时代赋予法官职业的神圣职责。所以有必要找一个统筹兼顾、比较容易实现又不失为一种推进法官职业化的方案。当然，这一方案由于比较折衷，必然带来妥协性和不彻底的问题，但在目前形势下，作为一个法官职业化的推进器和中间手段，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法官国家化便是本文所主张的法官制度改革的最佳进路。

四、法官国家化------法官制度改革的进路

法官国家化是本文提出的法官制度改革的一种思路，也是本文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最经济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改革措施。法官国家化可以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条件下不同程度上解决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提高法官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彰显法律的尊荣，在国家遴选的基础上让目前庞大的法官队伍消肿，并为提高法官的福利待遇创设前提和提供正当性论证。下面本文就从法官国家化的内涵论述法官国家化的意义。法官国家化至少包含法官准入国家化、法官任免国家化、法官职业思维的国家化、法官收入国家化四个层面的内涵：

（一）法官准入的国家化。即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这也是解决法官大众化的根本途径。由于我们过去忽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套用行政管理那一套管理法官，导致进法院容易，当法官更容易，一名具有高中文凭的工人只需要想办法进入法院，当几年的书记员，通过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取得法律大专文凭，即可提升为助理审判员，几年后便提升为审判员。我想，这一模式在许多现职法官经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也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法官素质低下，削弱了法官职业的职业尊荣，也导致了我国法官人数剧增的另一恶果，并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实行法官准入国家化，也即意味着当法官不能象以前那样容易，当法官首先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并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由国家设立的法官选任委员会经过严格的遴选后才可提请全国权力机关（最低要求也要省一级）任命。

（二）法官任免国家化。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最深层的根源还是法官的人事管理权分散在地方党委和政府手中，而人事管理的高度分散和法治的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在西方，单一制国家，无论哪级法院都有统一的人事，联邦制国家，联邦法院系统和每个州的法院系统也分别有统一的人事。法官国家化即将法官的人事任免权统一集中于国家特设的法官选任委员会，从而摆脱地方的控制，试想，每一个法官受雇于国家，并受国家给予的职务保障，地方保护主义自然就没有了市场，法官下判时考虑的自然不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宏观价值。同时，法官国家化，意味着法官的任免、弹劾编统一收归法官选任委员会，从而架空了法院行政长官的权力内容，尤其是审判决策权的缺失，法院管理的行政化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从而使法院行政管理权只包含了法院日常事务管理，真正实现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但为排除行政管理权对审判权的干涉，有必要在每个法院设立一个法官委员会，作为法院最高领导和决策机关，使行政管理权从属于法官委员会这一机构，同时法院院长当然也由法官充任，但法院院长的审判权必须与其它法官的审判权是平等的，不得对其它法官审判权进行干涉。

（三）法官思维的国家化。法官国家化也即意味着法官的精英化。首先通过司法考试、法官的遴选、法官的在职培训，确保现职法院工作人员中高素质的法官继续担任法官。其次，随着法官职业尊荣的提高，人才竞争机制的形成，吸引社会上优秀法律人才的加入，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法官的业务素质。法官素质的提高，法官基数的减少，为法官培训的系统性、高层次提供可能性，三者结合如此良性循环，形成一个稳定的法官职业群体，这一群体的思维习惯甚至是行为方式会逐渐趋于一致，为保证司法的统一和公正提供坚实的基础。

（四）法官收入国家化。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法官本身基数较大，达21万之多，加上非审判人员，达到26万多人，提高法官收入谈何容易。而为确保避免司法腐败的发生，提高法官收入是社会为确保实现社会正义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在现职法官群体中作出重大利益调整，通过法官国家化，通过对现有法官分层、分类、分流，使法官队伍精英化，让业务比较精通的法官继续担任法官，让一部分能力较差的现职法官分流到法官助理职位上去，在减少法官人数的基础上，拉大法官与非审判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以提高法官的收入。建议法官的工资管理脱离公务员工资管理制度,而非审判人员继续套用国家公务员工资,这样既保证非审判人员的既得利益,又大幅度提高了法官的收入,保持法院队伍的稳定。

⑻ 台湾女子两周出轨小助理14次，小助理竟被这样判决

中国一名台湾女子，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找借口回了娘家一趟，时间为两周。并且在此期间出轨小助理14次，也就是相当于两周，每天出轨他一次。回到家后，女子向丈夫坦白，随即丈夫将小助理告上法庭，最后法官判决小助理赔款80万台币，折合人民币约为186000多。对此，我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出轨的人是女子，而出轨对象反被告上法庭，赔款其这么多的钱。那出轨女子是不是也应该受到相应的道德谴责或者是相应的惩罚。如果台湾女子没有同意，或者是自愿去出轨的话，那其助理有很大的责任，而现实是第一次女子是可以拒绝的，那两周14天，也满荡荡的出轨了14天，我觉得台湾女子，也是存在自愿的成分的，也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我也觉得小助理虽然说有过错，但是感觉确实是有一些冤。

现在的夫妻关系很多都会出现问题。有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变淡了，没有刚开始的激情存在，所以，有些男女为了寻求更刺激的感觉，或者是寻找新鲜的感觉，就去做出出轨的行为，这样是特别不道德的。两个人跌跌撞撞走到一起，确实是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相互之间体谅，相互之间关心，包括在吵架的时候相互之间能够认错。这都是两个人所应该必修的功课。即使是到最后不爱了，那放手就行了，何必出轨，给对方造成伤害呢？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两个人在一起实属不易，一定要学会更加珍惜。在这里也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当下有矛盾的夫妻能够坐下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深化矛盾，给彼此造成更大的伤害。

⑼ 2021广东省考报考指南：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考条件

2021广东省考报考指南：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考条件
23.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如何报名?

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报名注册时，请在证件类型中选择“香港居民身份证”或“澳门居民身份证”，并填写身份证号进行注册

三、报考条件

(一)报考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2.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3.报考年龄为18至35周岁(即1985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间出生)。2021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以最高学历报考的，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即1980年2月1日以后出生)。

报考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职位的年龄为18至35周岁(即1985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间出生)。

报考市及以下法检两院、公安机关和监狱、戒毒系统一线管理机构人民警察(司法警察)职位的年龄为18至30周岁(即1990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间出生)，报考此类职位的2021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以最高学历报考的，以及报考公安机关法医类和监狱、戒毒系统一线管理机构狱医、心理矫正类等特殊职位的年龄放宽到35周岁(即1985年2月1日以后出生)。

报考公安机关特警类职位的年龄为18至25周岁(即1995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间出生)。

报考选调生职位的年龄为本科生24周岁以下(即1996年2月1日以后出生)、硕士27周岁以下(即1993年2月1日以后出生)、博士30周岁以下(即1990年2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参军入伍经历的年龄要求放宽3岁。

4.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非广东省常住户口(生源)报考者限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职)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员(报考“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门职位”的除外)。

5.具有招录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1)报考要求“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职位，须曾在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累计满2年。

(2)报考“从本地人员中招录”的专门职位，应为职位所在地级市生源，或户口在职位所在地级市，或父母、配偶户口在职位所在地级市，或在职位所在地级市累计工作(含入当地社保)5年以上的人员。其中，部分县面向本县户籍或生源人员招考。相应户籍应入户满3年以上。

(3)报考“2021年选调生”职位，应为应届优秀全日制大学毕业生。

(4)报考“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门职位的，限报服务(入伍)所在市、本人户籍(生源)所在市或省直机关相关职位，也可报考其他非专门职位。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⑽ 夫妻在同行业不同公司任职，两家公司有竞争关系，公司强制转岗外地工作并暗示自动离职，如何维护劳动权力

不用理会，转职是要你自己提出申请才可以的嘛，要不然公司就只有辞掉你，但是你那个时候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