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溯法官

① 法官为什么要带假发

假发、法袍这样的服饰营造的气氛是凸显了法官这种角色的极端重要性，这种职位的极端重要性。法官戴的假发属于官职式假发，表示自己的官职，它要营造的气氛是生怕你看不出来这是假发。

所以这种假发戴上去以后给人一种特别"非人化"的感觉，也就是说，戴上假发的人看上去就不是个人了，它体现了要把法官当作非人非神的、半人半神的思想。

起源于18世纪的马尾假发和长袍服饰，一直以来都是英国司法系统的象征。现在只有英国和少数几个国家的法院系统保持这种习惯。

历史记载，律师的黑袍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当时是悼念查理二世驾崩所穿的丧服。

假发的使用始于18世纪初，那时戴假发是欧洲社会的时髦装束，只有达官显贵、王公贵族和法官律师等有身份的上流人物才能戴假发，从此逐渐形成了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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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假发是指律师、法官佩戴的假发。在某种程度上，司法假发是法律的象征。在十七世纪以前，英国的律师是不用戴假发的。司法假发发展至21世纪已有300多年历史。

英国规定：2008年10月2日起，除了审理刑事诉讼案件的法官之外，全国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可以不再佩戴假发。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假发在英国、中国香港还是保留这一习惯。因为假发象征着权威。

21世纪，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

而英国法律界还有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司法假发

② 关于法律溯及力的问题

民事法律法规的溯及力问题：

1、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回法规、地答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根据该条规定确立法的溯及力原则：从旧兼有利。

2、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1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5条 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合同法。

3、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3条：“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

③ 关于纠问式诉讼的问题

纠问式和对抗式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诉讼模式。主要是刑事诉讼方面。既然是是最主要的诉讼模式，就会有其存在的理由。
在我国，纠问式的控诉主体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追溯被告人，由法院来审判。律师为维护被告人权益与检察机关对抗。当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机关，显然律师对抗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法律范围内确实维护了被告人的权利。
纠问式的特点就是主动追溯犯罪人的罪行。不是不告不理。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统治者阶级利益。
法律的价值有自由、正义、秩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中，国家对法律追究的价值必然有不同。而纠问式更多的表现了秩序价值。
对抗式为了维护公平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对抗式耗费的司法资源远远超过纠问式，诉讼时间也是耗费很大，结果有时真正的犯罪不能得到惩罚。
从概念上看，对抗式看似公平，其实在实际诉讼活动中，由于双方掌握的社会资源不一样，聘请的律师能力不一样，导致的司法不公现象也是很严重。

④ 我国最早的法官是谁

皋陶,东夷族首领，偃姓。传说舜时被任为掌管刑法的官。禹继位后按禅让制举荐皋陶为他的继承人，“且授政”(即叫他处理政务)，但皋陶先于禹而亡故，未继位。

⑤ 法官不判此案应为什么词语

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

⑥ 法官在适用法律原则时应慎重考虑哪些因素

法治原则、平等原则、独立原则等。

法律适用活动要严格依法进行，既包括程序方面也包括实体方面；既包括对事实的认定也包括对法律的适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适用法律处理案件时，对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不论其政治、社会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国家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其它任何机关、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干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如果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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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的相关要求规定：

1、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2、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⑦ 法官不遵行先刑事后民事怎么办

先刑事后民事原则的考证
（一）先刑事后民事原则释义
先刑事后民事诉讼原则，简称“先刑后民”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先对刑事问题进行侦查、审判，再对相关民事纠纷进行审理。
所谓先刑事后民事，并非仅指案件审理的先后，更体现在刑事案件的程序和裁判效力上强于民事案件，具体包括：1．管辖优先无论是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原则上都应该由具有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优先统一受理。2．受理优先民事案件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的，当事人起诉时，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三项规定，作为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不仅如此，有的民事案件还必须以刑事审判或者行政处罚作为前置程序。3．审理优先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民事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经济犯罪嫌疑问题规定》）第11、12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或者审查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而对原案件驳回起诉或者书面通知当事人。4．证据优先刑事程序获得或者认定的证据可以在民事诉讼中适用，但不可作反向推理，并且民事诉讼不能推翻刑事裁判所采纳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5．执行优先在两种裁判结果执行发生冲突的时候，刑事判决执行优先。例如对刑事被告判决处以罚金刑罚，而民事裁判责令被告向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当被告人财产不足以支付两种费用时，按照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优先执行罚金刑罚，民事赔偿暂缓支付。6．裁判效力优先先刑事后民事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后审的民事案件与先审的刑事裁判结果不能冲突，以维护国家裁判的统一。
（二）先刑事后民事原则溯源
被广泛引用作为“先刑后民”原则法律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136条。该条第五款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事实上，早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就对“先刑后民”原则有了比较粗略的规定。1987年，上述机关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中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处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这一规定标志着先刑事后民事原则的确立。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经济犯罪嫌疑问题规定》第1、10、11、12条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原则及其适用。

⑧ 再审法官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更改终审判决结果合法吗

再审法官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更改终审判决结果是合法的。
因为法律规定由于新证据导致改判，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管辖错误、主体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错误等，都可能导致判决错误，再审时都可以予以改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
（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
（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
（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
（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
（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
第四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
（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
（三）适用已经失效或尚未施行的法律的；
（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
（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
（六）明显违背立法本意的。
第十四条 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
第四十二条 因案外人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外人应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在按第一审程序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在按第二审程序再审时，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案外人为当事人。
案外人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仅审理其对原判决提出异议部分的合法性，并应根据审理情况作出撤销原判决相关判项或者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撤销原判决相关判项的，应当告知案外人以及原审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相关争议。

⑨ 历早最、以国的可中追何到溯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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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何帆：法官多少才够用

远距离看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编辑手记 我不是学法律的，但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兴趣由来已久。要追溯源头，还要从旅美作家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说起。林达的这套书，用优美舒缓的文笔和引人入胜的叙述方式，以不偏不倚的节制态度，向中国读者呈现了美国的法律和政治文化。尤其是其中对世纪大审判“辛普森案”、黑奴暴动引发的“阿姆斯达案”（电影《断锁怒潮》的故事背景）、水门事件引发的“尼克松案”等司法事件的描写，勾起了我对美国法治文化的浓厚兴趣。合上书，我曾在内心感叹，原来美国法院“宁愿错放也不滥杀”而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来没有“话语权”甚至连美国“普通话”都不会说的黑奴也能胜诉，原来总统也可以受审。 后来，我又进一步阅读了不久前故去的南大中美研究中心教授任东来和他的团队的两部专著——《美国宪政历程》和《在宪政舞台上》。如果说林达的作品是以单个的案例来讲精彩的故事，让读者通过读故事来想道理，任东来团队的这两本书则试图在学理上相对完整地勾勒出美国宪政文化的嬗变过程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从这两部书中，我读到了美国司法领域的不同思潮和观念如何妥协或碰撞，如何与时俯仰、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又如何根据时代背景来不断地调整。 再后来，我又零星读了一些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书，如《美国最高法院内幕》《吉迪恩的号角》《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等，尤其是法政学者、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撰写或翻译的系列作品，如《大法官说了算》《九人》《批评官员的尺度》等。看得越多，兴趣越浓，同时也在想，作为一名编辑，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做一本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书？ 不久，机会便来了。2012年3月，我一直参与编辑的“牛津通识读本”丛书推出了专门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品种。得知消息后，我们随即联系，向版权方牛津大学出版社购买版权。确认版权可购后，我们正式邀请何帆法官担任译者，何法官慨然应允。 这本《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The U.S. Supreme Court: A Very Short Introction）篇幅不长，但信息丰富。作者琳达61格林豪斯是普利策奖得主，曾经专事美国最高法院事务报道达三十年之久，与多位大法官结下了深厚友谊。用乔治61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杰弗里61罗森的话来说，琳达61格林豪斯是“美国最高法院最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其内幕和传统的最可靠的引介者”。 2012年10月，译者比预定交稿时间提前完成翻译，并经数度仔细校对定稿后交来译稿。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也在不久之后开始启动这本书的编校流程。或许是因为身为记者多年练就的叙事本领，琳达61格林豪斯在这本书中的行文简洁干净、逻辑清晰，读来毫无学究之气和晦涩之感。这本书的写作始终有一根明确的主线，如作者在全书开篇所说的，就是要“让广大读者了解当今美国最高法院如何运行”。围绕这个目标，作者从最高法院的设立写起，接着写法院的运转方式，再写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大法官们，最后写最高法院与政府其他分支、与民意、与他国法院的关联，层层推进，繁简适当，将美国最高法院的实际运行方式生动、明朗地呈现出来。 何帆法官的译文，如他之前出版的其他译著一样，流畅易读，基本做到了翻译理论家思果极力强调的“译文要像中文”。作为法政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译者对相关专业术语的处理也准确可信。付印前夕，译者又为这本书写下了长篇导读，不仅详尽梳理了相关作品，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本书的编辑过程，因而也是一次愉快的学习之旅。 这本书的中文版于2013年7月面市了。对我来说，是夙愿得偿。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机构、了解维持该机构运行的更深层的宪政文化和观念基础，让我们关于法治的常识更茁壮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