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中院彭法官

A. 什么是李庄案件

“李庄事件”真实经过

马晓军

第一部分：案发前后

09年11月22日晚七时许，我与李庄到达重庆，龚刚华的司机王Y把我们接到五洲大酒店，没多久龚刚华来了，他对我们说稍后一个本地律师过来，此人以前在公安，和专案组的很熟。过了一会，吴JY律师到了，他透露了一些龚案消息：警方曾经两次移送到检察院，都被退回，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起诉了，他拿出了一份通过内部搞来的《起诉意见书》让我们看，还神秘嘱咐，注意保密。这次谈话约凌晨一点结束。

23日早餐后，我们来到重庆一中院，书记员告知正在开会，让我们各自报出手机号码，进行登记，然后让回去等通知。李庄告知我，办理涉黑案子都是这样，是为了监听。下午四时许，我们接到书记员来电，通知第二天过去。

中午，我、李庄、吴JY、龚刚华、龚云飞、王Y、曾L、袁J一起在五洲大酒店吃饭，席间我们看到了央视关于龚案的报道。电视画面中，龚刚模被两个警察架着，走路一拐一拐的，显然有伤，当时吃饭的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些画面。（可调央视视频资料）

24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一中院，向书记员递交了委托手续，复印该案案卷，但与新闻报道的龚案2200份证据，109本卷宗相差甚远，总计只有两公分厚。李庄当场提出质疑，书记员说检察院就移送了这么多，想复印其他案卷你们就去检察院（当时她对前来复印案卷的其他律师也都这样讲）。由于复印案卷的律师比较多，书记员让我们下午过来拿案卷，我们只拿了《起诉书》就回到了酒店。拿到起诉书，李庄边看边说：怎么这么多罪名啊，龚刚华没说实话，原来告诉我只有一把枪，三个同案。

第一次会见

24日下午一上班，我们拿到卷宗后，李庄向陈YP庭长申请延期审理，遭拒。之后，我们就前往江北区看守所。车上，李庄快速翻阅卷宗，让我把龚的口供单独找出来递给他，他拿过去和起诉书对照，当时，李庄看出有明显的诱供（详见龚案侦查卷），15时左右，我们来到看守所，告知必须有专案组陪同才能会见，李庄当时就急了，指责看守所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12月7日就要开庭了，案子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你们公安无权限制律师会见，耽误开庭你们要负责等等。但无济于事，我们只好上楼找看守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但都没有找到。只好等待。专案组人员到来后，李庄与朱my律师又同他们争论，李庄的情绪很激动，大声斥责专案组，当时很多律师都在场，用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像。最后，我们只好在警方监视下开始了第一次会见。

李庄先介绍了身份及委托经过。接着他问龚一些被抓经过和和审讯的情况，龚说：“6月份被抓，先关到南川看守所，8月份转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11月22号才关在江北看守所。”李庄又说：那就是说，你前天才来到江北看守所，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的半年时间都没有在这儿，你以前见过律师吗？”龚回答：没有。

李庄指着龚的口供问：“你口供中承认自己是黑老大，这儿有你的签字啊”。龚表情十分痛苦的说：“是我的签字，可我的口供都是他们事先编好后逼我签的，我要是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吊我。”

李庄指着身边的一位监视会见的警察问：“他打你了吗？”龚说：“他没有。”李庄再指另一位警察问：“他打你没有？”龚颤微微地说：“他、他没有打我，但打我的时候，他在场。”李庄仔细查看了龚两只手腕上的伤痕。

之后，李庄说：“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进行法医鉴定，申请延期审理。”龚说：“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李庄说：“如果那样，我就罢庭，不再继续辩护，法院就会休庭。”这时，站在身后监视的警察说：“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律师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李庄转身对这位警察说：“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于是，李庄让龚在委托书上写到‘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辩护律师’，龚说不会写，李庄让我写好，让龚抄在委托书上。李庄还告诉龚：开庭时，我会提问你，你要大声的把被打的事情说出来，用肢体展现出来。说这些话时，警察就站在旁边，并没有制止我们。

这次会见，我用手写记录，李庄用电脑，抓我时，这些会见笔录都被公安扣押了。我向公安索要扣押清单，负责记录的警察叫陈MC没有给我。

这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在会见过程中，李庄拿着樊奇杭的笔录就有关细节与龚核对。会见后，吴JY、龚YF开车过来接我们，之后，到陶然会馆吃饭，席间，龚刚华说：具内部消息，我们都被监控了，一定要小心，并且告知李庄：甚至你们都不能带着卷宗走出重庆，李庄非常不以为然。为电话保密起见，龚云飞还给了李庄几个新买的手机卡，让他联系案子时使用。

11月25日，我和李庄在酒店整理案卷没有出门。

第二次会见

通过阅卷，李庄将几十个有关疑问输入电脑，准备提问龚刚模，26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第二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干警告知还得等专案组警察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李庄又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李庄上楼找看守所领导，看到了周副所长，周称这是公安局的命令，没办法。等到大约10点30左右，专案组才到，一同监视会见。李庄与龚谈话，我用手写记录，为了便于监听，防止我们和龚交头接耳，龚身后的警察还将其身后的椅子又往后挪了挪，加大了我们和龚之间的距离。

当着警察的面（就是在我“监视居住”期间，该警察曾经多次强行查我爱人的通话记录），李庄对龚说：“我看了从法院复印的案卷，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你肯定是有罪的，开庭时对于这些指控你必须承认。”龚说：“我承认我私藏过枪支，也行过贿，但是我的确不是黑社会的老大，也没有叫他们杀李明航啊。”

李庄说：“在你的口供中发现9月30日与10月8日的口供大部分是复制的，连其中的错别字、病句、标点符号、方言都一样，我把其中相同的地方都标出来了，这显然是电脑粘贴的，要是按笔录中的内容，你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详见龚案侦查卷）龚说：“我也知道笔录中的事大部分与我无关，都是他们事先编好笔录让我签字，我要是不签，他们就一直折磨我，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才签的啊。”此时龚刚模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哽咽。

李庄问龚：“你说你被打、被吊了，他们在哪儿、用什么方法打你、吊你。”龚说：“当初抓我后，关在南川看守所，在那里没有挨打，从南川看守所转来后，当天就只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一天没住，就把我拉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了，我是在那里挨打的……，吊了我八天八夜。”李庄惊讶地问：“八天八夜，那手腕不就物理性断裂了！”龚回答：“是在八天之内发生的。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但脚跟够不着……吊我的叫彭w、打我的叫张k。吊的我大小便失禁，那些粪便顺着裤腿往下流，叫彭w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再脱下内裤擦地板，之后裸体继续吊我。刑警支队的一个姓何的支队长从门口经过，看到后还训斥彭W‘太不像话了，赶紧穿上衣服’，彭W放我下来，叫我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在铁山坪有一男一女两名医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唐，他们都为我治过伤。”

最后，李庄嘱咐龚：“将来开庭时，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回答不知道，不要怕”此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

12月2日上午，李庄电话中说，30号那天重庆一中院陈YP打他电话，希望庭前沟通，北京律协也督促他开庭前与法官交流一下，李庄答应他们最迟12月2日晚到重庆。

遵照北京律协的指示以及陈YP庭长的邀请，我们于12月3日上午9点多，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一个会议室。在场人员有我、李庄、陈YP庭长、李副院长、张H法官和另外一位领导。李副院长要求我们配合12月7日龚案的庭审，确保审判顺利进行。李庄说以下几点：没有证据目录；不能合法会见；起诉书缺页；口供之间，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雷同（详见侦查卷）；复印的案卷与报道的情况相差甚远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配合啊。并简单举例了他在辽阳市代理朱LY涉黑案因不能合法会见而导致延期开庭的案例。这期间，李庄言辞激烈，情绪有些激动。后来，书记员又给我们复印了证据目录，补上了起诉书缺页，领导们承诺一定协调有关，尽量保证律师的合法会见，同时声称，看守所不属于我们管。此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近一点了。临分手时，李庄问：12月7日的庭审还能否进行，法院要我们回去等通知。直至晚上11点左右，李庄仍在给陈庭长打电话，陈庭长说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让我们继续等通知。

第三次会见

李庄嘱咐我，为了防备12月7日仍然开庭，我们必须做好开庭准备。4日上午，我们第三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又遇会见受阻，看守所仍然要求有专案组陪同，李庄当即电话陈庭长，如果还是监视会见，12月7日肯定不能开庭，陈答应马上协调，2分钟左右，陈庭长回电，你们现在可以不受任何监视的会见了。但看守所还是不理我们，声称法院指挥不了看守所。

一个小时后，专案组到来，我们开始会见，在会见室内外，都有专案组警察监视，此次，李庄与他们发生最为激烈的争吵，期间，李庄用手指着一个叫张K的警察说，你是重庆最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者……你已经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了……你将来要买单的……你出去！争吵中，进来一个年龄大的警察将张K替换走了，但张K仍然在门口往里面张望。

这次监视下的会见约1小时20分钟左右。我用电脑做的记录。

12月5日下午，吴JY来到酒店，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为龚刚模看伤的医生”，李庄说：“你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们出庭作证。”吴家友说：他们还要在重庆混，不可能的。”李庄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我见他们一面。”吴家友说：“尽量吧，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见你。”

晚上九点左右，一中院书记员来电话通知7号不开庭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当即，李庄对我和龚云飞说：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很有可能被抓，这儿非常危险，咱们去成都，我们连夜开车上了成渝高速，李庄驾车，临行前，李庄还给一个记者通报了这里的危险。

12月6日凌晨一时许，我们到达成都，李庄的朋友为我们安排在凯宾斯基酒店。在酒店李庄分析龚案可能出现的后果：1、重庆方面抓律师。2、把龚案退回补充侦查。3、把龚刚模的名次往后移。4、……。他分析抓律师的可能性最大。

12月7日下午，李庄让我回重庆一趟，通知龚开庭日期有变，安慰他一下，顺便回酒店的房间看看，有无公安局去过的迹象。龚云飞也担心龚刚模被自杀、被躲猫猫等，我就和龚云飞包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重庆，在傍晚时分，我将起诉书复印件交给了李庄指定的记者。当晚，我仍住在五洲大酒店。

12月8日上午，龚云飞找了万贯律师所廖CQ律师，陪同我一起去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我还让龚写了一份保证书，内容为：我保证如实回答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不自杀、不自残（抓我时该保证书也被公安扣押）。一是弥补以前会见笔录没有龚刚模签字；二是稳定他的情绪。下午，我和龚云飞一起乘动车返回成都。

12月11日上午，李庄接所里通知，要求尽快返京。

12月11日晚上，李庄来电告知我，他接到陈庭长的电话，说龚刚模情绪不稳，要求会见律师。因为14、15两天他在最高院开庭，他让我明天去会见龚刚模，并叫我先联系龚云飞，我给龚云飞打电话，始终未通，最后接电话的是龚云飞爱人，她说龚云飞被公安局带走了，我当即告知了李庄。

以上是我与李庄代理龚刚模案的真实经过，我也是这样向重庆市公安机关第一次陈述的，但他们根本不听，逼迫我在他们编好的笔录上签字。

对我的审讯

2009年12月13日我被重庆警方抓捕，当晚把我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一夜未眠），14日10点左右，重庆警方押我飞往重庆，下飞机后，先对我照相，后来，向对付恐怕恐怖分子一样，给我戴上黑头套，把我弄上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知他们要把我带向那里。

汽车停下，我被带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江北看守所，到达看守所之后，他们马不停蹄的对我进行连夜审讯，时间一直持续到16日上午10点左右。在此期间，没有睡眠，吃一些监室里面的剩饭，专案组问我与李庄三次会见的过程，我说：“会见时你们在场，又有监控录像，干嘛问我啊。”审讯人员说：“我们有录像是我们的，现在是叫你说”。在长时间讯问无果的情况下，警方拿一沓材料给我看，并说这是根据监控的同步录音录像整理的材料。还让我看龚云飞的笔录，说他们都招了，给我施加压力，之后，又来了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旁边的人介绍：这是我们公安局政委，政委讲:其实你没有事，说完就放了你啦……。由于连续90余小时没有睡觉，神志不清，在加上他们的高压威胁等，我被迫在他们事先编好的笔录上签了字，他们还不让我修改。

他们还逼我给全国律协写一份致歉信，内容与吴家友的致歉信大概相同。同时承认“我没有对李庄的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制止”等等。

12月18日，警方提讯：“现在对你进行录像，这是你前几天的笔录，你看一下，一会录像就按这上面的内容说”。因为是他们编的，我很难记住，就说：“这么多东西我记不清楚。”他们说：“你先仔细看看，录像时我们会给你提示的。”就这样，在逼迫和提示下，对我进行了录像。

12月24日，警方提讯：“你爱人要求律师会见，我们的意思是免了”。由于十几天没有外界消息，我十分急迫的说：“请律师会见，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我们争执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他们还是逼迫我给爱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为建议她不要请律师会见了。

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相

李庄案一审开庭前的一天，警方再次来提讯，对我说：“隔壁屋里就是江北法院的法官，你过去就对他们说你不愿出庭作证就行了。”见到法官后，他们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给我做笔录，问我是否愿意出庭作证，虽然我内心想出庭作证，但由于害怕他们对我用刑，就违心的说了不愿意。但是，我要求法官在笔录上多写了一句：“详见三次会见笔录”这样我就回监室了。

没一会，专案组又把我从监室里提出来，严厉呵斥我：“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说不愿意出庭就行了，干嘛说那么多啊，过去，重新写一份。”于是，他们又押我回去，法官又重新给我作了一份笔录，笔录内容大致为：没有受胁迫，不愿意出庭作证，该笔录内容属实，去掉了刚才“详见三次会见笔录”的内容。

第二部分 所谓被“监视居住”期间

2010年1月8日晚11点左右，专案组让我看手机新闻，对我说李庄已判两年半，你们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你还年轻，跟李庄不一样，所以我们准备对你进行监视居住，让你爱人过来陪你，你写一下保证书和悔罪书，我就按他们的要求写了。1月9日上午11点左右，警方把我带出看守所。

1月9日中午12时许，我被押解到一个居民住宅区，下午两点左右警方让我与爱人通话，她接到电话后，表示马上过来。但是两个小时后，在我爱人赶往重庆的路上，他们又表示不让我爱人过来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下，他们勉强同意。事后，我爱人告诉我，她也哀求了警方很长时间。

10日凌晨一点左右，我爱人到达我所在的居民楼，刚进房间，我爱人的手机就被一个警察强行没收了，并严厉告知禁止跟外界联系，不要告诉外面这里的情况。

同日，警方逼迫我爱人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自愿陪同我的《自愿书》，大致内容为：在马晓军“监视居住”期间内，自愿陪同。同时，他们还叫我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申请警方保护的《申请书》，大致内容为：在监视期间内，为了本人安全，申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对我进行保护。如果不写，肯定就不让她在这里陪我了。

警察二班倒，每班三人，对我们夫妻进行24小时监控，不让回去，也不让我们单独行动，一切要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一班警察叫王J、刘ZY和一个姓邬的、另一班有匡W、陈MC、唐Y还有姓项的、姓郭的（有替换）。

1月13日晚上，张P、何JH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提出叫我爱人为我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不叫“监视居住”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让我们离开这个看押地，仍然保持目前状况，还是警方监控。我们问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因为李庄在看守所里‘咬’你，说为什么判了他而不判你。”（当时不知道李庄在法庭上保护我）我问那又怎样，他们说：“这样我们就能对外宣称你们办了取保候审离开了重庆，我们找不到你，把事情拖过李庄二审结束，李庄就咬不成你了。”我爱人说：“办了取保候审又不让我们走，那我们死到这里也没人知道，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时候，你们会拿出《取保候审决定书》推脱责任，我们不同意，如果办理取保候审，我们必须离开。”他们听后表示不同意。我说：“那你们逮捕我吧，我去看守所，那里安全，我要二审出庭作证。”他们说：“那这样你就会被提起公诉。”我说：“随便，判就判吧。”僵持很久后，他们放弃了此做法。负责监视的警察还买了些小吃安抚我们道：“这件事情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月22日晚七点左右，专案组又把我带到刑警队，拿出我以前的询问笔录，让我看一看、背一背，并告诉我一会儿去检察院就按询问笔录上的说。到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后，我见到一位姓冉的处长和一位女的检察官，他们挂的胸牌上显示是侦查监督处（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李庄案二审的公诉人），我当时心里很是疑问：李庄都在二审期间了，怎么出来侦查监督处的人来询问我。他们对我进行了询问并做了笔录，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以他们无权对我进行询问为由拒不签字。

1月23日，在看押地，警方告知我因为昨天在检察院的笔录上我没有签字，故需要我再次去检察院做笔录并录像。这时一个姓刘的警察拿出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详细背诵其内容，并跟我做情景演练，为再次去检察院做准备。对此，我和我爱人坚决反对，不跟他们配合。后来，江北分局局长何NP、李副局长、刑警队何JH、张P队长等多位领导来了，他们一起向我和我爱人施压，直到24日凌晨两点多，在巨大压力下，我被迫同意向检察院做虚假的陈述，并接受录像。

1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刑警队的何JH拿出李庄的《悔罪书》让我们看，（当时没有发现藏头诗）内容与李庄在二审开庭时有关“认罪”的六段口述内容大概一致。姓刘的警察又拿出以前对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背诵其内容，再次做情景演练，下午我被带到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其中有李庄二审出庭时一男一女两位检察官）他们给我做的笔录和录像，期间，由于身体不适，我还出去呕吐过一次。笔录主要内容是承认原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属实。

同日，我爱人因工作急需回家，但专案组张P对我爱人说：李庄二审尚未开庭，你不能离开。我爱人只好向单位继续请假。

1月26日下午，警方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让我给高子程（李庄辩护人）通电话，并要求我按照他们事前起草的文稿来念，为此他们对我进行了多次的现场情景演练。文稿内容大致为：前几天我去检察院得知您在找我，我不愿出庭作证，我以前所说的是事实，我从网上看到对李庄案的评论很多，对我和我的家庭压力很大，因此不愿意出庭作证。实际上，我们根本也不能上网，根本不知道外界任何消息。

由于高子程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大家就一直等到傍晚，晚上七点左右，高子程将电话打过来，他们赶紧挂了电话，设置录音功能后让我再打给高，我和高子程进行了简单的通话，并被录音，因为通话时间比较短，未能按照警方提供的文稿来念，只是表示了不出庭作证，故警方又让我手写了一份不出庭作证的证明。

1月29日，刘姓警察开车带我到一中院，李庄案二审法官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对我做了笔录，大致内容仍然是问我是否愿意出庭，我按照他们提前的警告，说了“不同意出庭作证”。

2010年2月2日晚10点许，我爱人因工作原因，经再三恳请警方，同意她可以先走，但我还是不能离开。我爱人临走时，警方给买了很多礼品，并亲自送到火车上面，后来听我爱人说：警察们直至盯着她乘坐的火车开走，才放心。

李庄终审宣判后，2月10日，警方让我缴纳3000元保证金，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警方出资给我买了机票，还为我购买了些土特产，送我登机。离开前，刑警队何JH支队长对我威胁道：马晓军，你是法律专家，你要知道出去后改变证言的后果。

在被秘密关押于居民小区的一个月期间，警方为了日后能够证明我们在被看押时是自由的，让我们跟他们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还带我去统景温泉区，并对我们进行拍照、录像，以显示我们非常愉快、轻松，实际上，对我们的监控寸步不离。

在看押期间，警方为了证明是我在重庆租了房子居住，与他们无关，还拿了一份租房协议书让我签字，协议中的租赁期限为2010年1月8日至2月8日，房主为刘晓东，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可是，对我的《监视居住决定书》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25号2-1不符，由于地址不符，我拒不签字，他们只好离开。我爱人发现一张《电费缴费通知单》，看押我们的实际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

以上是整个事件的真实始末，绝无半点虚假，此前或者此后如有与本次矛盾的陈述，均以本次证明为准。

马晓军

2010年2月16日

补充：

2011年2月初，张P通知我去重庆办理解除取保候审的手续，

2011年2月12日，我和爱人一起坐动车去的重庆，江北公安分局一名叫陈JS的警察（河北唐山口音）来车站接的我们，他首先问是否有记者找过我，我说没有。后来江北分局李副局长特意见了我，对我严肃的说：这个案子涉及到政治问题，你以后不要参与。

后来，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李庄第二季开庭前，法庭外有打横幅的“群众”，有位女交警前去阻止，此时，一个男子上前对女交警耳语了几句，我忽然发现该男子就是看押过我的专案组警察，姓项，（在画面中戴眼镜、横跨背包、穿格子衣服，网络上有他的视频）。

B. 南京法官是什么意思谁能介绍下！

南京法官指王浩，2006年南京“彭宇案”法官。由于此案件的审判结果对社会影响巨大，此人备受关注。

案件过程如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南京老妪徐寿兰在南京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车时，被撞倒摔成骨折。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彭宇表示无辜，有目击证人为其作证。

2007年1月4日，66岁的徐寿兰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彭宇将其撞倒在地致其受伤为由，索赔13.6万余元。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为本次事故的双方徐寿兰和彭宇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彭宇对受害人徐寿兰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主审法官判决彭宇给付徐寿兰损失的 40% ，共人民币45876.6元。判决结束后，彭宇表示不服判决。

(2)鹤壁中院彭法官扩展阅读：

当时这起轰动全国的民事诉讼案一审判决后引起极大争议，有人对主审法官王浩的判决表现出了极度不满。

2008年3月1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度披露该案双方已庭外和解。

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后不再执行鼓楼区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至此，为时1年多的彭宇案画上了结案句号。

C. 请问法院执行怎么办

你有义务提供开关厂的财产线索，如果提供线索后，法院还不执行，你可以申请换法官执行。

D. 如果法官的判决书没有法律依据和理由,请问这样的判决是错的吗

综述：任何一项判决，都必须以法律作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和理由的判决，是无效的。

判决书，法律术语，是指法院根据判决写成的文书。是法律界常用的一种应用写作文体，包括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特征：

判决书的制作，在形式上应当具备规范性、创新性、公开性、法律性和准确性的特点。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判决书

E. 彭宇案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老人自己摔倒的还是彭宇撞倒的

彭宇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相撞，而后摔倒。

彭宇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否认是与老太太相撞。第三次开庭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虽然这份笔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了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

结合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却说不清与何人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录照片,这就构成了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并无不妥。

(5)鹤壁中院彭法官扩展阅读：

案件影响

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首先“彭宇案”反映的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切实加强政法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相关报道逐步偏离事实真相，最终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F. 老人倒地为什么人人不敢扶

两个原因，1.怕老人讹诈你。2.彭宇案中法官的那句 不是你撞得你为什么要扶？把人心打凉了

G. 彭宇案为何造成这么大影响

彭宇何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首先，应高度重视“彭宇案”反映的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切实加强政法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案情经过

2006年11月20日9时30分左右，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在南京水西门广场公交站跑向一辆乘客较少的公交车，与26岁的小伙子彭宇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急于转车的彭宇随即将摔倒在地的徐寿兰扶起，并与后来赶到的徐寿兰家人一起将她送往医院治疗，其间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彭宇与老人是否相撞、应赔偿的损失数额问题。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当天老太徐寿兰的代理律师表示：

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在南京中院二审即将开庭之际，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后不再执行鼓楼区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7)鹤壁中院彭法官扩展阅读：

为什么一起经法院审结、当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公众舆论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追踪“彭宇案”的演化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因此，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

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H. 法官依法执法，为什么要向市委书记和有关部门“汇报”

这说明中国是家长式管理，政府是家长，其他的为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处理问题当然要向家长汇报。

I. 陈守邦的经历

陈守邦从小能言善辩，一直辩到别人服了才罢休。为此，乡里人都称他是夜蚊子含秤砣—嘴紧。恢复高考后，陈守邦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校，学习船舶制造。毕业后，分配到宜昌港务局工作。
那时候的陈守邦，向往当一名正直的法官。1983年，武汉大学招自修生，凭着对法律知识的渴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专业。毕业后，他到法院去联系工作，当地一名法官见他思维和口才都不错，建议他去当律师，陈守邦心动了。在法官的指点下，他参加了1989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以优异的成绩通过。
当时，宜昌市第二百货公司因一起冰箱换彩电合同与当阳一家公司发生纠纷。陈守邦为第二百货公司当代理人，用所学的知识，打赢了这场官司。此时的陈守邦才刚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代理第一场官司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当律师的念头。
机遇正悄悄向这位年轻人靠近。这场官司受到对方代理人、宜昌名律师熊平的赞赏。开完庭，熊平让他去找宜昌名律师彭永光，并写了一张便条：“老彭，来人陈守邦基本功扎实，将来一定是一名出色的律师，请予接待。”
与彭永光的一段对话至今令他记忆犹新。彭永光问他：“你为什么要当律师？”陈守邦说：“当律师可以掌握正义的天平，可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彭永光的回答意味深长：当律师不是你想像的那么美好，你说得再好，法官不一定听你的。陈守邦感到不解，他在心里暗想，律师只要说得在理，法官怎么会不听呢？
1990年，陈守邦来到宜昌市第二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仗义执言叫板法官刚从事律师工作不久，年轻的陈守邦就接到了一起民告官的案子。
1996年，王非（化名）因欠人一笔债务出走，某县级法院将其弟王永（化名）的一台录音机扣，称王永须找到其哥后，才归还录音机。王永不服，将县法院告上法庭，请陈守邦代理。陈守邦到当时的宜昌地区中院去立案。
立案庭法官很为难：“怎么能告法院呢？影响不好。”“为什么不能告法院？”陈守邦反问。“有问题提出来，可以协商解决。为什么要告？”“法律没有说不能告法院。”“工作上失误可提意见，怎么能起诉呢？”“如果法院买了房子不付钱，房主能不能起诉法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这至少说明法院是可以成为被告的。”
一番舌战后，法官承诺，先不立案，帮忙协商，返还王永财产。可是随后几天，陈守邦多次前往该县级法院，录音机还是没还。
不行，马上起诉，请求立案。陈守邦又来到中院，态度坚决。法官又劝他：县法院已说好了，马上还，你再去一趟。县法院院长接待了他，让他先写个材料来，反映情况。
陈守邦却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法律意见书。县法院院长一见，大发脾气：你是个律师，竟说我们法院侵权。“扣王永财产是不是违法的？”陈守邦问院长。“无法跟你谈，要告你就告吧。”院长丢了一句话就走了。
回宜昌后，陈守邦来到中院，对法官说，他再不会去县法院了，要求立案。如不立案就下达不予受理的裁定书，他要上诉到省高院。
中院法官还是主张调解，不下裁定书。陈守邦说，不下裁定书，你就是违法的。法官回复说，再等3天。3天后，县法院终于将财产还给了王永。
虽然工作中有多次冲突，但事后中院法官给了陈守邦很高的评价，他说，我敬佩你这样的律师。事实上，不打不相识，陈守邦反而因此得到了法官的信任与尊重。
陈守邦说：律师不迁就法官、不怕法官。那律师听什么呢，听事实、听法律。他说，律师与法官在斗争中达成团结，一个功底扎实、负责任、有正义感的律师一定会受到法官尊敬和认同。正义之芒负重致远陈守邦精彩典型的案子还有很多。陈民洪“土里巴人”知识产权案、王正凤诉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开闸泄洪海事赔偿案等3个案例被《国家法规数据库》收录，另有多个案例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和《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等刊物收录。
作为省市两级律师顾问团成员，陈守邦先后多次参与处理涉法上访案件。他说，不同的社会群体都需要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作为政府来讲，税收等各项政策的优惠不如营造公平的法制氛围，依法行政；对于经营者，我们不能改变经营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适应经济环境，每个经营者都要有法律意识，依法经营，遇到经济纠纷时，首先要想到的是法律。
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法律一直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很多人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不知道怎么去维护。对于这类弱势群体，陈守邦总是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1999年12月4日下午，王女士的丈夫高某在亲戚家用电热水器洗澡时，被电击身亡。经质监部门检测，发现电热水器所使用的地线带电。据此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地线带电，故障点确定在三楼电表箱至五楼电表箱之间的接地线与相线短路。
失去丈夫后，王女士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在要求供电部门赔偿损失被拒绝后，她找到了陈守邦。2000年2月19日陈守邦为她代理诉讼，一审法院以该供电设施的产权不属于被告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陈守邦免费为王女士代理，支持其上诉，但二审法院以同样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时的王女士已对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丧失了信心，但陈守邦坚持认为，供电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维护责任。他决定继续免费帮其提出申诉。经过近3年时间的努力，2004年11月2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采纳了陈守邦的意见，王女士依法获得了赔偿。
此案历时5年，经过两级法院的5次审理，陈守邦最终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法律保护。陈守邦常把律师同医生相比，一个高明的医生可以挽救很多生命，一个好的律师则可以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说，律师肩负的责任和医生一样，十几年的律师生涯就像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旅程，任重而道远。慈父之心铁面柔情由于工作繁忙，陈守邦平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尤其是自己的儿子。谈起儿子，陈守邦一脸的自豪，从小他就注意培养儿子的逻辑思维。他的训练方式也独具一格：54张扑克牌代表数字，随意抽出两张相加，要孩子快速说出答案。开始反应很慢，时间一长，儿子的反应越来越快，对数字也相当敏感。儿子上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特别是理科成绩名列前茅，陈守邦说，这一点和他自己很相像。
儿子参加高考那年，意外发生了。一天下午，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一个持刀歹徒的抢劫，歹徒抢走了他的随身听，倔强的小伙子奋力追赶，追上后拉住歹徒大声呼喊，穷凶极恶的歹徒转身向他连捅了5刀，仓皇逃走。
听到消息后，陈守邦匆忙赶往医院，当他见到满身是血的儿子时，痛心万分。一位护士对他的儿子说：不就是个随身听嘛，歹徒抢了就算了，干嘛要追他，真不值得。儿子的回答却让陈守邦心里为之一震，“我不能让歹徒得逞，他一得逞就会抢其他人。”本来还想抱怨儿子的陈守邦一句话也没有说，紧紧地抱住了他。
此时的陈守邦，心里既痛心又自豪。痛心的是儿子的伤，自豪的是儿子和他极为相像的正义感。看着孩子坚定的眼神，这个坚强的汉子禁不住泪流满面。
在陈守邦的生命辞典中，正义、真理、法律是3个最重要的词句，注定要用毕生精力去诠释的词句。而对于一个生活在律师世界的人来说，无论这种诠释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于他而言，都是一种幸福，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

J. y李小龙是怎么死的

鉴于李小龙名气之大，死亡疑点又很多，故当局决定组成死因研讯法庭来公开进行审理，以争取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为查明真相，在1973年9月3日、9月4日、9月17日、9月18日、9月20日、9月21日及9月24日先后七天在九龙荃湾裁判署第二法庭进行“李小龙死因研讯”，由董梓光法官主审，还有9名陪审员。
法官首先向邹文怀及丁佩询问了李小龙去世当天的情况，接下来又重点对朱博怀医生进行了盘问。朱博怀先生回答说，他是于7月20日晚上10点接到丁佩的电话后，赶到她的家里对一名叫“李振藩”的男子进行救治的。当时他发现李小龙侧卧着已不省人事，对身体外部的推、拍动作全无反应，而且无呼吸、无脉搏。时瞳孔尚未完全放大，无法断定李小龙当时是否已经死亡。为了进行有效的救治，他便建议召唤救护车。李小龙在送院途中仍未见好转。法官问他有没有对病人全力进行抢救时，他回答说：“病人已无生命迹象，但我仍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救治。”法官问他以前有没有给丁佩看过病，他回答说：“有。”法官问他到达出事地点后，那里共有几个人，他回答：“只有病者、丁佩与邹文怀。”
中国第二天（1973年9月4日，星期一），法官对救护车负责人彭德生进行了询问。彭德生回答说，他是于7月20日晚上10点30分由急救中心出发，约7分钟后到达出事地点，发现衣着整齐的病人已陷入昏迷状态，且另有两男一女。由于各项救治措施均无明显效果，他便决定将昏迷者送到设备齐全的伊丽莎白医院进行抢救。将病人送往医院途中，他仍与同事对病人进行全力抢救。法官问他现场有没有挣扎过的痕迹，他回答说：“我不是警察，这不关我的事，现场好像未发现有此种迹象。”
中国继彭德生之后，又由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的曾广照医生回答法官的提问。曾医生回答，1973年7月20日晚上11点钟，他正在急症室值班。为李上龙进行检查时，发现他早已没有心跳，且瞳孔放大，对光彩夺目没有任何反应。他仍与同事按操作规程对病人进行救治。当时发现陪同李小龙到急症室的只有邹文怀与琳达两人。直至晚上11点30分，经全力抢救无效，才宣告病人死亡。1973年9月4日上午所进行的审理便告结束。
经过六天冗长的聆讯后，主审法官董梓光先生于9月24日上午10时开始，对“李小龙死因研讯”作出案情总结并分析重点，以协助陪审团作出死因裁决。法官根据三位专业人士的见解（负责解剖和化验遗体的莱西特医生及林景良博士，还有专程来提供专家意见的英国法医界朗劳．迪雅教授），相信李小龙是因“脑水肿”导致立即死亡，至于发病原因，则是“裁决死因”的症结所在。

阐述过案情及研讯重点后，法官再向陪审团逐一解释七种死因的法律定义，并分析各种死因的可能性。
1、谋杀：死者没有证据显示是被杀害的，这个死因可排除。
2、误杀：在本案中，死者显然没有遭到这种伤害，亦可排除。
3、合法杀人：死者猝逝根本与此无关，因无须考虑。
4、自杀：死者没有自杀动机或倾向，所以此项不大可能。
5、自然死亡：在验尸和化验中找不到致死疾病，故也可排除。
6、意外死亡或死于不幸：可能服用阿司匹林导致过敏反应。
7、死因不明：如陪审团对证供及专家分析意见有质疑则应考虑。

当董梓光法官陈述完毕后，陪审团依例退庭，以闭门商讨最终裁决。出乎意料之外，陪审团仅用了短短5分钟，即就李小龙扑朔迷离的死因，作出最终裁决为：“死于不幸”。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热衷于探讨李小龙真正的死因。
根据参加李小龙死亡原因调查委员会的法医权威、伦敦大学朗劳．迪雅教授的分析：李小龙可能是阿司匹林成分与其他药物成分混合后形成一种十分罕见的“过敏症”，此种过敏继而引发致命的脑水肿。因此，迪雅教授认为李小龙的猝死是一次“意外事故”。李小龙死因揭开后，其遗孀莲达奉劝和告诫那些还想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请不要再猜疑了，让李小龙平平静静地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