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行政化

A. 法院去行政化有多难

司法地方化是司法行政化的根源，也是去行政化改革的基础障碍。

法院内部对人财物及法官职务晋升的管理和干预，这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大阻碍。

首先，法官要独立序列管理，谁来管理？仅靠一个地级市中级法院，上不能突破地市级的束缚，下不能越过县区级的管辖，因此，这种独立是徒劳的。

其次，人员的政治待遇没有了级别，法官靠什么来区别？法官等级那一点点差别吗？显然是不行的，即使实施了“审判长津贴”，也不得不按一个个基本不存在的法庭继续设置庭长、副庭长，从而对应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待遇。

第三，法官享受更高的待遇，让其他公务员想不通。一方面，在他们心目中，法官的工作与其他行政工作并无二致，工作量也不比其他公务员多。那么去了行政化，如何解决地方上的这些疑虑？对此，在一个将其地位与“公检司”等同列的地方党委政府眼里，法院的任何解释往往都是苍白的。

第四，法院内部对人财物及法官职务晋升的管理和干预，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大阻碍。这种内部既包括一个法院内部，也包括上下级法院内部。事实上，现在党政及其他机关单位，直接干预案件的情形基本不存在了，即使要干预，也会通过法院内部领导进行干预。但法院内部就不同，法院内部的案件干预，法官往往很难拒绝，因为行政领导掌握着法官个人的人财物以及职务晋升的资源，因此，这种干预不论是原来的庭长审批制，还是审判长负责制，都是无法解决的，甚至于审判长负责后，这种行政化干预更甚。

B. 行政为何不等同于行政化

行政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以及立法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狭义讲来，指国家职能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职能的总称；广义讲来，指作为决策职能的政治之外的执行职能。

行政化就是指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管理，具有行政特征。近来行政化多用来批评非行政机关的单位生搬硬套行政手段，制约法定职能的现象。譬如：人民法院应当去行政化、高校管理行政化现象严重等，多含贬义。
两者当然不一样

C. 行政化是什么意思

行政化就是指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管理，具有行政特征。近来行政化多用来批评非行政机关的单位生搬硬套行政手段，制约法定职能的现象。譬如：人民法院应当去行政化、高校管理行政化现象严重等，多含贬义。
希望对你有用。

D. 我国的法官晋升制度如何去行政化法官的绩效如何合理评价

根据深圳市委常委会2014年1月21日通过的《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院工作人员将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对各类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法官将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
一、单独序列管理：法官列为第四类公务员；
2010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把公务员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这次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将公务员细分出第四个类别——法官。
二、划分等级：法官按等级考核和晋升；
根据《方案》，市中院将设置一级高级法官至四级法官。区法院设置二级高级法官至五级法官。市中院设一级高级法官1名；担任副院长的二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法官职数按照规定的副院长职数确定；担任副院长的三级高级法官、其他三级高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职数为法官总数的35%；一级以下法官实行任职条件管理，不设职数限制。区法院设二级高级法官1名；三级高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职数总和不超过法官总数的28%；一级法官职数为法官总数的25%；二级以下法官实行任职条件管理，不设职数限制。
三、法官不得兼任司法行政岗位领导；
对法官实行单独薪酬体系。制定法官薪级表，每一个法官等级对应若干薪级，每一薪级确定一个工资标准。住房保障、医疗保健等福利制度及退休待遇政策，与薪级直接挂钩。
法官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的，工资等也按照其法官等级确定。《方案》还规定，法官不得在政治部、办公室、监察室等司法行政部门任职。目前在司法行政岗位的法官，要对自己的职业重新作出选择，特别是担任司法行政部门领导职务的法官，要么选择放弃法官身份继续担任现领导职务，要么选择放弃司法行政岗位的领导职位从事审判业务，回归司法办案。

E. 基层法院目前存在被行政化问题是什么意思

司法来本来应该是独立的，自任何行政机关、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都无权干涉法院审判案件。
但是现在我国有一个现象就是政府经常干涉法院办案，或者是来“关心”一下。
尤其是基层法院常被干涉。

这就是你问的这句话的意思。

F. 什么是行政化

行政化也就是在专业性技术性的领域，不是以专业化职业化的手段，而是以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比较突出的领域是教育系统、科研领域、政法系统等，主要特点是不尊重科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管理；领导者从技术型领导蜕变为政客型领导，突出政治性而不是行业发展规律；管理者以政绩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促进相关领域健康发展为目的。

行政化被很多人批评，特别是文化人士的批评，这是从有害角度进行的，当然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有利的一面。行政化有利的一方面是各种资源能够集中统一，依托自身的力量集中办大事，特别是事关全局的大事，生死攸关的大事，这类的大事大多数时候并不能从专业化职业化或技术性经济性的角度考虑，而是应该从战略性的角度进行考虑，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另一方面，行政化能够做决断，人类面对困难局面的时候，总是很难决断，特别是很难统一立场，上到各国政府下到各个部门概莫如此，导致时机流逝，很多时候干总比比不干强，无论怎么干都比眼睁睁看着局面越来越严峻而什么也不做强。其不利的一方面是独断专行，禁锢了自由思想，压制了优势发展，特别是决策者影响过大，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就是很容易导致不顾科学规律，盲目决策，最后劳心费力，反而取得严重后果。

最好的方法是在战略决策上既尊重科学和现实状况，以行政化的手段，形成合力，作出指导方针；而在具体执行中，需要淡化行政色彩，以专业化职业化的技术性手段科学处理问题，同时以经济性为考量，避免铺张浪费。这本身就是一个平衡问题，可惜很难达到，也许全民素质全面提升，民众共同富裕，各种社会差异和矛盾显著缩小，才有可能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平衡吧。

G. 司法和行政是什么区别

司法和行政的区别有以下三点。

1、主体上的区别。

司法：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及其公职人员。

行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

2、内容上的区别。

司法：对象是案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主要是裁决涉及法律问题的纠纷和争议及对有关案件进行处理。

行政：以国家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管理，内容比司法广泛

3、程序要求上的区别。

司法：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如果违反程序将导致司法行为的无效和不合法。

行政：虽然有相应的程序性规定，执法活动相对不如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要求严格。

4、优先原则上的区别。

司法：公平至上。追求公正，坚持公开、公正、公平。

行政：效率至上。更强调迅速、简便、快捷。

H. 如何实现罪行法定司法化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

主讲人：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我们应该在罪行法定的立法化的基础上关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如果罪行法定的立法化不能在司法化的基础上得到贯彻，那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当然，罪行法定的司法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与整个国家的司法建设密切相连的。

在这里我们将讲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司法体制问题，司法理念问题和司法的技术问题。

一

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到司法体制问题，如果没有司法体制，那么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将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我们现在的司法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关的，主要用于惩治犯罪，而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则与计划经济的司法体制产生了冲突。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和司法独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为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提供保障，因为罪行法定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认定、惩治犯罪。

要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

首先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的关系。

司法机关是行使司法活动的主体，在此过程中能否独立行使司法权直接决定着罪行法定的司法化。但是目前的情况，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它往往会受到行政部门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尤其是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司法机关往往难以独立处理。法院和司法部门地方化，司法机关行使权力时受制于地方，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应该将司法机关从地方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另外还涉及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人大的关系。在我们实行的是一府两院，人大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是一定的，但是应该如何行使监督呢？当时提出了一个个案监督的问题，这对于避免司法腐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混淆了司法和立法的关系，使人大成为了法院之上的法院。司法独立行使权力应该受到尊重，如果无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那么在审理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受制于党政部门。当然，司法独立是否就是不受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罪行法定要求严格按照法律作为量刑的标准，而法律是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按法律行使权力就是对党的领导的支持。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完善其领导，比如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而不是通过个案来实现。

其次是司法和媒体的关系问题。

现在人们群众对一些案例越来越关注，因而媒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且媒体被喻为“现代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监督。然而罪行法定不受任何力量的干预，也不应受到媒体的影响。案件判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亲历性”，而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本身就具有局限性，不能像案件审理那样纯客观的反映，它必定会加入报道者的主观因素，他们并不是法律的专门人士，不能站在法律的角度去报道，因而会对群众产生一种误导，从来会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压力。因而两者应该寻求一种协调。

第三是如何处理司法机关体系内部的问题。

要克服司法行政化的趋向，上下级法院本来并不是一种领导关系，对疑难案件存在请求现象，破坏了罪行法定原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延迟案件审理时间。这种请求现象是与错案追究制相关的，为避免重审和减少错案，就会向上级法院请求。其实每一级法院都是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如果不是恶意，不同法官作出不同判定是符合司法规定的。

另外司法机关内部也存在行政化趋向，院长、厅长审批案件完全是行政化现象，而审判委员会通过表决来决定怎么处理也是中国所独有。在缺乏亲历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会使承办人受误导而作出错误判定，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使与罪行法定原则不符的。因而审判委员会需要改革，比如设立专业的审判队伍，同时做决定的方式也需要改。司法独立最终应该是法官独立，而这种集体负责制在发生错案时会难以追究。

二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还跟司法理念有着重大的关系。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意味着司法理念要发生一场革命，这里要涉及三个司法理念。

首先是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只有通过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才能实现。司法机关不得超越法律的界限，而公民在不触犯法律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人权自由，法律因而具有一种契约性。法制社会刑法同专制社会刑法有着明显的界限，两者不同不在其形式表面，而是在刑法的精神层次。在专制社会，国家是不受刑法制约的，最大的特点便是“使人不称其为人”，刑法是专制者制造恐怖的手段，对于公民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压迫的力量。而在法制社会，刑法不仅约束公民，而且对司法机关具有某种限制作用，也成为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武器，“是被告人的大宪章”。因而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取决于人权保障能否树立起来。

那么这时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冲突时该如何选择呢？一般我们会坚持“不枉不纵”的原则，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很多情况下只能选择其一。那么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障人权，即使以牺牲打击犯罪为代价，即“宁纵不枉”。我们的法律为什么要保护被告人？这似乎很难合乎逻辑。我们的法律保护被告人，实际上是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法律的完善并不是取决于保护人民，而是取决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法律应该在不知道谁是被告人的时候保护每一个人。

刑法的确立并不是为了打击犯罪，而是对打击犯罪这种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防止刑法被滥用。因为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法律是没有漏洞的，只要没有规定的，那就是无罪的。

其次是形式理性原则。

过去刑法建立在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基础上，并且把实质理性放在第一位，看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而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如果刑法没有规定，那么即使危害性很大，也不能构成犯罪，这就可能要牺牲实质理性，这也是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

比如说法国有一个案例。当时法律的规定是将翻墙、挖洞和蒙混越狱的行为视为犯罪，而案例中被告人却是通过同伴驾驶直升飞机将其接走的。最后根据法律，判被告人无罪。这样就是完全根据字面意思，而不考虑实质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形式理性在很多司法人员面前即行不通，同时它还面临群众认可的问题。

第三，刑法谦意的原则。

刑法谦意就是用最少的刑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效果。民众对刑法尤其是死刑很迷信，当社会违法事件增多，民众安全感降低时首先会想到刑法，希望能够用刑法严加惩戒。而刑法却应该尽量减少的介入社会生活，要自我克制。如果总是想着刑法如何扩张，就会导致法外用刑。

三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也跟司法技术密切相关。司法活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活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一种演绎的方法来实现的，法律法规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

第一个环节就是对法律规定论证解释，即“找法”。法律本身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法律规定有两种：显性规定和隐性规定，显性规定可以通过字面来判断有罪无罪。

目前争议最大的是法律解释，即是否对法律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因为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一个个的案件来实现的。我们应该说对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对立法原因的探求，而是通过解释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法律只受文字容纳的限制，不受立法者是否想到的限制。

任何文字均以感念出现，跟客观事物有着对立性，但词和物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当出现新的事物的时候，并不是发明新词，而是将其容纳。

以前将罪行法定当作政治问题和态度问题，这是不恰当的，罪行法定是技术问题、语言问题和逻辑学问题。

提问：

问：罪行法定和“未审先定”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未审先定”涉及司法权的行使主体是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是法官，“未审先定”没有亲自审理就作出判定，是在司法程序之外的，违反了诉讼法，也违背了罪行法定的原则，是与法制精神相违的。

问：罪行法定与电脑量刑的关系是什么呢？

答：“电脑量刑是试验中的一种探讨，借助电脑建立量刑的专家库，按照非人格因素使案件得到统一处理，这样就减少了认为因素。但电脑能否代替人脑是有疑问的，尤其是对法律的解释电脑无法替代人脑。真正量刑应该是司法人员经过亲历性判断，而且判定需要一个理由，电脑量刑是没有理由的。

问：“南方都市报”事件可以说是媒体与司法的较量，那么这对罪行法定有什么影响？对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否符合罪行法定原则？

答：这种争议和罪行法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对法律的不同的解释，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解符合罪行法定的原则。如果都不是恶意破坏罪行法定原则，那么法官作出不同的裁定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关键是提高司法技术使案件得到正确判断。

问：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如何做法律解释和扩张解释？

答：有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都是允许的，而不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一般是不允许的。

问：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采取了一些做法，比如限制案件的报道登，这样做是否限制了新闻的自由性？

答：有一些具体的规则，经过审结以后是可以报道的，但是在审结之前，很多材料都未经法院庭审确立，那么这时如果媒体报道则会干涉法院的判定。因为我们应该做到至少使有权作出判决的人不受媒体的影响，同时媒体要尽量专业的报道，比如可以聘请法律专业人士了来解释。

问：如何学习法律这门专业呢？

答：要采用各种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如采取语言学的一般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因为法律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因此要用历史学的一些方法，又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将其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

学习法律知识，必须有一个广阔的知识面，“功夫在法外”，不要只知道法律知识，还要用各种方法去学习，关键是掌握法律思维方法。比如学习经济法，就要懂得经济面的一些知识，学习刑法，就要对社会对哲学有很好的理解。

注：本文发表已征得主办方同意；由于时间等原因，本文未经过主讲人审核。

I. 近年来，司法权（审判权）及其行使的政治化和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同级政府习惯于将法院当成自己的一个职

很明显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