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法官会议
司法官在台湾是法官及检察官的合称。
在台湾要成为司法官的话必须先具版备大学院校法权学院法律系毕业或司法人员高等检定考试(司法三等)及格之应试资格， 再经司法官特考及格，接受司法官训练，并至各地方法院及地方检察署学习期满及格后，才能被任用。
目前台湾曾提案修法比照外国，将参加司法官特考及律师高考的应试资格提高到法律相关研究所毕业才行。保障司法官为终身职，非依法不得去职，但为司法院大法官之司法官有特殊规定。
㈡ 两大法系在是否公开合议庭的少数意见问题上有何差异
公开少数意见是英美法系的传统，起源于英国法院中的法官单独发表意见制度，形成于美国最高法院马歇尔首席大法官的改革措施，即要求审判庭法官形成一致意见后，以法院的名义作出，以此提高判决的权威性，此项改革收到但是一些坚持单独发表意见法官的反对，而此项改革最后就成了，法院以多数意见作出判决，允许少数意见法官附上不同意见（dissenting opinion）。而在以后数百年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形成如今的少数意见公开的相关制度。而因为这项制度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成就了一些以发表反对意见成名的法官和一些影响美国法律进程的伟大异议（有兴趣可以参见《反对有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著名异议》Mark Tushnet 著 胡晓进译），所以对于是否公开少数意见的问题便在世界范围提出来了，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率先进行讨论和引进，代表性的如德国的宪法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战后被迫作出）等等，不管是主动引进还是被动引进，都得到的制度上的建立和完善，虽然对于其实施效果的评价和判断争论不一，但此后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或地区也都先后引进该制度，如中国台湾的大法官会议等等，
中国大陆地区在2002年左右，由广东海事法院最先作出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的尝试，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争论也是不断，而后上海某法院和北京海淀法院也在个案中公开了合议庭少数意见（有点北上广的感觉），其他地方法院也陆续零星的有类似的做法，而在中国得以实施的最主要理由是，关于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否能在判决书中公开，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没有明确禁止也没有表示给予名分，算是一直在搞擦边球吧，所以这几年学界一直在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支持者认为有利于法官独立，司法公开，丰富判决理由等等各种有利于，而反对者最主要的理由是这种做法与大陆法系中的合议庭秘密评议原则相违背，然后是各种不利影响，而最高院始终处于观望状态，似乎想要看看再说，几次的改革议程中对此问题也为提及。
简而言之，对提问同学的回答是，请参考答案一。
其实现在这种直接对比两大法系的做法或问题已经过时了，很多国家的法律体系都在改革，很难说是纯粹的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反而是这两种法系的一些制度和理念在相互融合和借鉴。这也是现代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之一。
㈢ 1946年12月31日中国第一次短暂行宪属于总统制还是半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还是内阁制怎么分
1945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再不能拖延民主的许诺。虽然和共产党尚未谈拢，国民党还是联同青年党、民社党单方面召开了“制宪”（1946）国民大会，并进行“行宪”（1947）国民大会代表的全国选举。
“制宪”国大代表，顾名思义，选出来就是制定宪法的（当时已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制宪国大是1946年开的，大部分代表却是10年前“五五宪草”宣布后选出的。但本该1936年召开的国大却由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推迟了十年。到1946年召开时，又补充了近三分之一（700人）的各政党推举人以及“社会贤达”，其余仍是十年前各选区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制宪大会在1946年12月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就该“行宪”，即在全国选举“行宪”国大代表，并通过这些代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銆“行宪”国大代表名额按县分配——每县选出一人、人口超过百万的县选出两人，然而却限制了候选人的资格，必须要由党派提名，否则要“经500名以上选举人（即选民）之签署”。
行宪国大
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决定1948年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并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679人。
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其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大会经过4次投票，于4月29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5月1日，大会闭幕。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其后，组成了行宪后的政府，由翁文灏、孙科、王宠惠、张伯苓、于右任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
㈣ 台湾人的身份证是什么样子的
台湾人的身份证如下图：
㈤ 台湾地检署是什么机构
台湾司法制度简介
司法制度从概念上讲是一个国家的司法权、民众的诉讼权和结合二者的正当程序原则共同构成的结合体。可是，人们在谈及司法制度的时候往往侧重司法权，我在这里也是如此。
就审判权而言，世界上有一元制、二元制和多元制之别，台湾实行的是三元审判体系，法院分为普通法院（民刑事）、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将过去在大陆实行的司法制度搬迁到台湾，这些制度在十年训政时期有过一些调整，但大体上沿袭了北洋政府甚至是晚清的司法制度。公务员惩戒是在1947年宪法中才独立出来。此外，台湾还有军事审判，但这一制度的宪法根据并不是很清楚，仅仅是根据宪法中的“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一规定而得出。军事审判权并不划归司法权，而是归入总统统帅权体系，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否参照了美国不得而知。如果这样将军事审判加进的话，审判体系就有了四种。
法官的保障也是司法制度中重要的一方面。对法官的保障，除了在宪法第80、81条对职务及身份独立加以规定以外，法院组织法和一些条例也规定并强化了对法官的保障。宪法上的“终身保障”制度一开始被解释为“至死方休”。后来人们提出了质疑，这一制度也作了调整，于是就有了七十岁不办案可照拿全薪的“优遇制度”。
台湾的宪法解释制度也很复杂。由于中国早期是将整套的西方法律移植过来的，故必须有少数专家对法律作出解释，形成中国特有的解释制度。台湾现行的解释体制基本上沿袭了以前司法院的特色，不过是由司法院特设大法官组成的大法官会议而不是由最高法院行使。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期九年。大法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杰出的普通法官，一是有声望的教授学者。解释分宪法解释和对法令的统一解释两种。
台湾的大法官解释权在法律文字没有改动的情况下发生一些功能上的变化。在法律颁行之初，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大法官会议不但有对宪法的解释权，还有对法令作出统一解释的权力。但后来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大法官会议很少再对法令做统一解释了（在1994年以来，只做了两次），只做宪法解释了。而且，宪法解释也发生了变化，由抽象咨询，这很类似此地的批复，变成具体宪法争议的仲裁者。最高部门之间的争议会提交到司法院，后来人民也能向司法院声请解释。1980年代大法官对终局裁判适用的法令若认定违宪，即可给予特别救济，于是台湾就有了违宪审查。
审级方面，民刑事法院是三级三审，行政法院是一级一审。行政法院基本上是和法国一 样独立的审判体系，但从隶属关系上看又类似奥地利，因其隶属司法体系，而非象法国那样隶属行政体系。明年将正式调整为二级二审。公务员惩戒实行一级一审，一定职等以上公务员的惩戒，须由监察院移送到司法部门。但不是以法院的形式，而是以会议的形式作出裁定。大法官已宣告了此一组织方式违宪。这样在台湾，故未来公务员惩戒也将更司法化。
在司法行政方面，司法院在国外罕见。宪法规定司法院掌理民刑事。于是在司法院是法院还是行宪前的司法行政院的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但在行宪后，司法行政的的建制更加奇怪了。行政院下设司法行政部，该部掌管高等法院极其以下的各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司法院只管理终审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且司法院实行首长负责制。
在1970年代末，由于政治改革的推动，司法体制也有了变化，所有法院都改归司法院，司法行政部该称法务部，掌管检察体系同时是行政院的法律顾问，不再掌管高等法院以下的法院了。此外，司法院还为自己解释出一个法案提案权，这样司法院就有了一个政策主导权。
㈥ 台湾法庭的审判长、受命法官、陪席法官是什么意
一、在独任审判中，法官就是审判长。如果审判长要调查的事项是在其他法院管辖区域内，则可专能嘱属托该管辖法院代为调查，此时该调查法官就是『受托法官』，因为受审判长之托嘛。
二、在合议审判中，审判长为准备审判起见，通常会先指定法官进行准备程序，此时受指定进行准备程序的法官就是『受命法官』，在实务上受命法官也就是本案的调查法官。
三、在合议审判中，除审判长外及受命法官外，还有其他的法官在(高等法院三人组合议、最高法院五人组合议)，这些非审判长及非受命法官的法官就是陪席法官，因为在实务上陪席案件并非他们自己的案件(他们有自己的受命案件)，而且也不参与准备程序，对案件也不了解，所以陪席法官对陪席案件大都仅是因为行政事务上的分配而不得不来，所以在法庭上常可以看到陪席法官在法台上打瞌睡。
㈦ 台湾的“五大院”是哪五大我知道有“行政院”，“立法院”
台湾的“五大院”:“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
根据台湾当局“宪法”规定，“行政院”是台湾当局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和有关部会首长的副署；“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和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及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事项；“行政院”对“立法院”所决议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及重要政策有异议时，须经“总统”的核可，才能移送“立法院”复议，若出席“立法院”的三分之二“立法委员”表决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长”应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根据台湾当局“宪法”规定，“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组成，具有决议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务之权。对于“立法院”的职权，自1990年后经历次“修宪”，作了较大变更。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立法院”职权尚包括：提“宪法”修正案、决议变更领土、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对“总统”提名之“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大法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监察院”正副“院长”及监察委员行使同意权，并于每年集会时，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
“司法院”系台湾当局的“最高司法”机关，主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审判及对公务人员的惩戒审议等事项，并有“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
“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院长为主席，行使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职权。下设秘书处、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第四厅、参事室、会计处、统计处、人事处、公共关系室以及各种委员会等机构。“司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考试院”系台湾当局最高考试机构，掌理考试、公务人员之铨叙、任免、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
“考试院”设考试院会议，由院长、副院长、考试委员及考选、铨叙两部部长组成。下设秘书处、会计室、统计室、人事室、诉愿审议委员会、考铨丛书指导委员会、考试院公报指导委员会等机构。
“考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考试委员若干人，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院长综理院务，并为“考试院”会议主席。
“考试院”设考选、铨叙两部，分别掌理考选行政与文职公务员之铨叙，以及各机关人事机构之管理事项。另外设有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及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
“考试院”名义上仍为台湾当局的最高考试机关，实际上已形同虚设。
根据台湾“宪法”规定，该院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1948年5月在大陆选出“监察委员”180人，任期6年，于1954年5月期满。国民党去台后，蒋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名义，决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聘与召集之前”，“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
㈧ 台湾监察院和司法院的职责分别是什么
监察院职权
* 收受人民书状 * 调查 * 纠正 * 弹劾 * 纠举 * 巡察 * 监试
* 审计 *受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 *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案件
依照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 监察机关，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依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监行政院及其有关部会，促其注意改善。又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监察院为行使监察权，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会，调阅其所发布之命令及各种有关文件。监察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监察院为行使监察职权，得由监察委员持监察证或派员持调查证，赴各机关部队公私团体，调查档案册籍及其他有关文件，各该机关部队或团体主管人员及其他关系人员不得拒绝。依监察法第三条规定，监察委员得分区巡回监察；第四条规定，监察院及监察委员得收受人民书状。依监试法第一条规定，政府举行考试时，除检核外，均由考试院考选机关，分请监察院或监察委员行署 派员监试。又依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规定，监察院并依法受理公职人员财产之申报。
依上所述，监察院具有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并得提出纠正案，以及收受人民书状、巡回监察、调查、监试、受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等职权。以上各项职权之行使，始于调查，终于提出纠正案或弹劾、纠举。监察委员行使调查权，除自动调查外，其主要来源即是人民书状。监察院收受人民书状后，由监察院业务处第二组签注意见，送呈值日委员核批。其经核批调查者，由监察院依签定席次，轮派监察委员调查并提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属于纠正案性质者，由各有关委员会处理；属于弹劾案或纠举案性质者，应交付审查，由全体监察委员按序轮流担任审查委员；经审查成立者，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或送交被纠举人员之主管长官 或上级长官处理。
司法院掌理 解释权、 审判权、 惩戒权 及 司法行政权。
[解 释 权]
司法院解释宪法及 统一解释法律命令，由大法官掌理，以会议方式行之，会议主席由司法院院长担任。
[审 判 权]
政党违宪解散案件：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
民事、刑事诉讼：
设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掌理，原则采三级三审，例外采三级二审制，以第一、二审为事实审，第三审为法律审。
行政诉讼：
设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掌理，采二级二审，以第一审为事实审，第二审为法律审。
法官为终身职，超出党派，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惩 戒 权]
公务员惩戒，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理，惩戒案件一经议决，即行确定，但有法定再审议之事由时得声请或移请再审议，以资救济。
[司法行政权]
由司法院院长、副院长，督同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各厅、处长，行使司法行政权，监督所属各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并谋求司法制度之健全、司法业务绩效提升、司法工作条件充实与裁判品质之提高。
㈨ 台湾政治体系
府院制度总统总统、副总统任期4年。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宣布戒严、任免文武官员、授与荣典、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以及行使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总统依据宪法行使职权，设总统府，置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2人，另有资政、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对国家大计及战略、国防等事项，向总统提供意见，并备咨询。根据宪法五权分立的精神设立五院，包括了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和司法院。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置院长1人，由总统任命；副院长1人，兼任部会首长之政务委员10人，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7人，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共同组成行政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议决重大施政方针及向立法院提出法律、预算、戒严、大赦、宣战、媾和、条约等案。立法院 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直接选举之立法委员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立法院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对总统、副总统犯内乱外患罪提弹劾案及对监察院审计部审计长之任命行使同意权，并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职权。立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立法委员自第7届（2008年）起由225人减为113人，任期4年。有向行政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并可以决议或覆议行政院重要政策。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解释权、审判权、惩戒权、司法行政权。司法院置大法官15人，并以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大法官以会议方式行使解释宪法及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职权，并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宪法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独立行使职权，并为终身职。司法院设各级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置院长、副院长各1人，考试委员若干人，均为特任，任期为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考试院之职掌，依宪法增修条文第6条规定为： 1. 考试。 2. 公务人员之铨叙、保障、抚恤、退休。 3. 公务人员任免、考绩、级俸、升迁、褒奖之法制事项。 考试院下设考选部、铨叙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及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置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1人为院长，1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监察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监察院设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审计长应于行政院提出决算后3个月内，依法完成审核，并提出审核报告于立法院。监察院为行使审计权，设审计部。
㈩ 台湾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全文】浅析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比较
作者：佚名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引用比大陆更为明确。大陆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14条中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对本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事实上行政诉讼程序的每一具体步骤可以参照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很不确定，可见大陆引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实际上是一种弥补行政诉讼法不足的手段，由于被引用的条文并未明确下来，这些条文并未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中每一具体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均一一列出，便于操作，从而使这些条文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以及行政诉讼法结构之差异
1.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的区别
目前较为典型的行政诉讼体制有两类，也称为行政诉讼的一元制与二元制。一元制又称合并主义，以英美为典型代表;二元制为分离主义，以法、德、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属于典型的分离主义。行政诉讼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管辖。行政法院独立于其他普通法院(但较为独特的是它与普通法院均隶属于“司法院”)。并且将行政诉讼由以前的一级一审改为两级两审。这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注：在国民党政权盘踞大陆时期，行政案件数量很少。从1933年至1947年15年间，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仅有2件，最多也仅为82件。故只设中央一级行政法院足以应付需要。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沿用旧的行政诉讼体制，一级一审体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数据引自《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第313页。)也是为了进一步给予当事人以充分救济。当然这也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大力推动有密切关系。大陆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则属于合并主义即一元制。行政案件与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辖。但较为独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内设有行政审判庭，具体负责行政案件的审判。虽然大陆也有学者呼吁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况下难度很大。大陆普通法院共设四级，也是两审终审制，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共设两级，一审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不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违宪审查权，因此其行政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大陆法官没有违宪审查权，并且在第53条规定，行政规章之间相互矛盾时，得声请国务院予以裁决。这一规定被学者们认为是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2.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结构存在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法与大陆民事诉讼法的结构相似，分为总则、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附则等共计11章。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分为：总则、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抗告程序、再审程序、重新审理、保全程序、强制执行程序、附则共计9编。
台湾地区以不同审级的、不同性质的审判程序为单位架构其行政诉讼法体系。将受案范围、管辖、当事人，以及共同的诉讼程序如送达、当事人书状、期间、诉讼卷宗、诉讼费用等均归之于总则内容。这样简洁明了，便于操作。
另外从总体上看，双方行政诉讼法均有对方所不具备的内容。大陆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内容有：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以及总则中关于行政案件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有：一审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和解，一审简易诉讼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审理等。
大陆行政诉讼法虽然也有总则，但其内容不似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总则那样将所有共同的不属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的规范均包容在总则中。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际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诉讼的目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原则。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质上是该法的纲领，双方对总则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四、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差异
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均于总则第一条简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陆行政诉讼法指明其目的是：“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依此规定，立法者赋予行政诉讼法鲜明的控权色彩。这也与大陆行政法学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均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为控制、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正因为此，使得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在中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中具有开创中国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指出其目的为：“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相较之下少了“监督”二字使具控权色彩较淡，更侧重于行政诉讼法作用的均衡发展，既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运行，同时也注重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但其多了“增进司法功能”一语。将其列入总则中体现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总之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对以后的条文产生较大影响。
五、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差异
1.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为概括式。在其第2条中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并对两种特殊情况作出处理，即第9条规定可受理自身利益并未受到侵害的人民，为维护公益提起的诉讼。并规定选举罢免之争议由行政法院受理(这些也均属于公法上的争议)。
大陆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采用结合式即首先在该法第2条作了概括式的规定，并在该法第11条作了列举(先作内容列举，再作法律列举，最后在该法第12条作了具体排除列举)。
2.受案范围不同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本法提起诉讼。这里它要求首先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则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其次，权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权起诉，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将“合法权益”限定在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这两类，而政治权益、受教育权益则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并且对于非行政主体的公法人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时，对他们提起的诉讼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据不很明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比大陆广得多，认为公法上的争议均可提起诉讼。有些台湾地区学者将公法定义为规范公权力的法。由它引起的争议，其范围显然要比行政权行使引起的争议范围大得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公法契约争议与选举争议也可提起诉讼。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对公法上的争议所提起的诉讼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受理。)
我国大陆地区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所以在行政诉讼法中将其受案范围定义为公法上之争议显然不恰当。但我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所采取的混和式规定的模式其缺点也十分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学者管欧所言：“列举主义其优点在于规定明确，防止滥诉、杜绝纷扰。唯社会新兴事业日多，行政事项极繁，列举既难免遗漏，且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行政事项，若不在列举的范围之内，则因违法行为所受的权利损害，即无法定的救济。至于概括主义，其得失则与列举主义相反。唯就行政诉讼制度的趋势及法制思想与社会进步的情形言之，则由列举主义而趋向于概括主义。”瑞士公法学者鲁克认为列举主义是行政诉讼达成概括主义的一种过渡手段。事实上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也是从列举主义经过司法机关不断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与行政法院的见解均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关系乃特别权力关系，公务员不得对其身份上所受处分提起行政诉讼，但经大法官屡次解释之后，公务员对于公法上财产权之争议，以及免职处分或对于公务员身份有重大影响之处分，均得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最终导致由列举主义过渡到概括主义。大陆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实际上也在不断突破列举主义给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为最终也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之内。目前英美等国已有条件地将其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台湾地区由于采用概括主义，实际上也已把它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大陆在这方面与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不同
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并且设有四级法院，其管辖较为复杂。可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地域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但也规定了几种特殊的地域管辖，主要有：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大陆行政诉讼法尤为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凸现其控制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为两级两审制，一审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因此不存在级别管辖的问题，地域管辖则普遍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虽然比大陆简单，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行政权的监督控制力度显然不如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大。大概由于其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之故。
七、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制度之差别
1.原告资格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提出严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认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只能是被告。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这与大陆行政诉讼法有很大的区别。尤为独特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5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团法人没有原告资格)。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部分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入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可以为他人甚而是社会大众之共同利益。考虑到具体受行政侵害之个人未必会提起行政诉讼，立法者承认公益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它为其成员或社会上更广泛抽象之集团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于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
相形之下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过于苛刻。正如韦德所指出的：对于原告的适格，采取限制性规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发展。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应该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实现诉讼权利。
2.适格被告条件存在差别
在大陆，当被委托机关或者个人因行使被委托的职权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以原行政机关为适格被告，受委托组织或个人为第三人。
在台湾地区，人民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涉讼者，以受托团体或个人为被告，而不像大陆以委托机关为被告。
3.诉讼代理人资格的区别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除律师外，依法令取得诉讼事件代理人资格者、因职务关系为诉讼代理人者、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者可以为诉讼代理人。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选择的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比台湾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陆，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行政诉讼中被赋予一些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如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或公民调查收集证据。而一般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需人民法院批准，并且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台湾行政诉讼法则未授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4.当事人诉权存在差异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授予当事人的诉权比大陆为多，而且当事人的诉权不仅平等，而且近似于对等。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反诉权。原告撤诉权的行使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征询被告的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诉讼等等。而大陆行政诉讼法控权色彩十分浓厚，它追求当事人诉权实质上的平等，为保障原告诉权的有效行使，往往对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的诉权作某些限制，如诉讼中不可自行收集证据，需负举证责任等。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理念仍然优于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前置程序之间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较为复杂，采用自由选择为主，先行强制为辅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复议前置由各具体法律加以规定。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则较为简单，它将行政诉讼分为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对于撤销诉讼一律需要先经过诉愿程序，即复议程序。而确认之诉中虽未明确指明需诉愿前置，但实际上也有诉愿前置的要求。给付之诉在实务上往往与确认之诉或撤销之诉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认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以诉愿前置主义为其基本原则。这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受大陆法系行政救济制度传统影响较深有关。对于前置程序目前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赞同者认为诉愿前置更有利于尊重行政权，维护行政统一，并且经过诉愿程序的过滤淘汰将大大减轻法院的负担。从整个救济系统来说，此设置也便于协助人民澄清疑点，扩大救济机会以及加速救济程序。反对者认为：将诉愿列为行政诉讼之先行程序究其实际，实有先行强制主义与行政选择式任意主义之别。诉愿制度日益完善，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并存，孰曰不宜[2]?主张以先行选择主义代替先行强制主义，使诉愿成为与行政诉讼、请愿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济制度。也有学者建议，对有些情形的违法处分得不经过诉愿或再诉愿程序，迳直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诉愿自主选择主义已成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原则上也采用自愿选择主义。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就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及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对联邦最高官署或联邦最高官署所为之撤销诉讼或义务诉讼，均采用直接诉讼。大陆行政诉讼法较为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显得过于保守，但与1975年版的“两级诉愿一级诉讼”体制和“再诉愿前置主义”相比无疑已有进步。显然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还应有所发展。
九、证据制度之间的差异
1.举证责任之间的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在诉讼期间应举证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证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奉行职权主义原则，(注：事实上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台湾行政诉讼法并无举证责任的规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来确定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案例。参见[台]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16页。)即行政法院就诉讼关系所依据重要之法律事实上收集及澄清负完全责任。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5条规定：行政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第133条规定：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程序，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第134条：当事人主张之事，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证据。甚至人民无法对其主张举证，而需借重法院之职权时，亦可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以维护人权。虽然职权主义的本义为更好地调集证据，但其效果显然不如大陆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
2.证人作证责任的差异
大陆将作证作为知情者的法定义务，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证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家机密时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证人恐因陈述致自己或与之有亲密关系之人受刑事追诉或蒙耻辱者，得拒绝证言。即使自愿作证亦不得令其具结。显然这与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有关。
3.证人作证范围之差异
在大陆，证人作证仅限于与案件有关之事实，而不涉及法律问题。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由被告举证，原告亦可就法律问题举证证明其主张。
台湾行政地区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就诉讼事件之专业法律问题，征询从事该学术研究之人，以书面或于审判期日到场陈述其法律意见。可见就法律问题，台湾地区可以要求证人作证。
事实上大陆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接受法学专家对法律问题提出的意见，但目前尚未见诸于法条。
4.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限制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未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予以限制。大陆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收集证据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证人收集证据(第33条)。其目的为更加严格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5.对诉讼参与人妨碍证据调取的处理方式不同
大陆对妨碍证据调查的诉讼参加人的处理方式为处罚，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台湾地区则遵循“任何人不得从其不当行为中获利”这一古老法律原则，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其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困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这一规定显然比大陆单纯使用处罚这一方式更为科学。
十、一审程序中存在的差异
在一审程序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最为明显的为台湾地区一审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时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调解。台湾地区行政审判一审中还有简易诉讼程序。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为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济而不似大陆将其定位于控权法。因此只要能达到给予当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济这一目的，简易程序以及和解、调解等并非不可接受。而且由于其迅速、简便，处理小型公法上的争议优势尤为明显。但缺点是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力。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不宜引进这些制度。(注：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强调其保权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被广泛采用。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43页。)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十分强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时，大陆要求法官应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而台湾地区则遵循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其行政诉讼法第189条规定：行政法院为裁判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依前项判决而得心证之理由，应证明于判决。显然大陆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裁量标准太理想化了，实际上也难以完全达到，尚不及台湾“法官自由心证”这一规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