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州法院

⑴ 罗德尼·金事件的法院审判

由于新闻媒体口诛笔伐，大造声势，使金案未审之前就已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导，对于司法过程和司法权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应该说，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案件的深入报导和舆论监督，对于增加司法透明度，监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审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败，培养公民法律观念和意识，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尽管主流媒体都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但事实上仍然会受到不同的利益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当法院处于媒体所激起的公众舆论喧嚣包围时，强大的舆论有可能对公正审判造成外来的巨大压力，使法院审判丧失公正性和独立性。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危险，即使在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为了维护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原则，法院和法官历来都对新闻媒体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戒备心理。著名的的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902─1932任职），就以不读报纸而著称。
为了防止新闻媒体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美国法律规定，媒体对法庭活动只能进行文字描述，一般禁止录音录像和实况转播法庭审案过程。所以，全国三大电视网和CNN对法庭活动进行报导时，所配画面只能是法庭速写师提供的速写画。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经电视直播，在美国司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例外。此外，为了防止媒体影响陪审团的独立判断，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任期1949─1967）1966年在谢泼德诉马克斯威尔案（Sheppard v. Maxwell，1966）中指出：鉴于现代传播媒介的煽动能力和将有倾向性的新闻报导隔绝开来的困难，初审法院应采取有利措施以保证法律之天平不会不利于被告。克拉克法官裁定：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也是本法官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导而可能有失公正，应令重新审判。〔3〕
依照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联邦和州各级法院有责任确保新闻媒体不干预公正审判，法官、律师和刑事案中的公诉人有责任挑选对案情一无所知的候选人出任陪审员，并使陪审团与媒体的宣传报导暂时隔绝开来。在审判期间，法官有责任告诫陪审员，不得接触任何媒体传播的新闻和消息，只能将法庭所展示的证据作为判决的唯一根据。此外，法官还可以依法限制涉案人士与媒体接触，推迟案件审判，变更审判地点，改变管辖法院。在金案中，加州地方法院法官下令将审案地点由洛杉矶县迁到温杜纳县，对审判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温杜纳县是洛杉矶地区警务人员的聚居区，民性保守，对警方权威推崇敬仰，白人占人口总数60%，黑人仅占3%。在这一地区挑选出的陪审团，显然对被告比较有利。
在加州地方法院审判时，警方被告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此公以如簧之舌告诉陪审团，警察群殴嫌犯完全是基于自身的紧张和恐惧。他声称，在多数情况下，因超速、闯红灯等小事违规，但却在警察尾追时拼命逃窜的嫌犯，绝大多数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或毒品贩子。这一经验使警方从一开始就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另外，金异常强壮，在拒捕时不仅一人轻松打翻四名警察，而且抗住了五万伏高压电警棍的两次击打，当遇到这类难以制服的拒捕嫌犯时，警察动用警棍是合法的，法律不应追究警察的责任。被告律师指出，根据未经删剪的原始录像，当失去控制的金向鲍威尔警官猛扑过来，威胁到警官的安全时，他们才被迫挥动警棍。
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当金被最初的一阵乱棍打倒在地，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为啥警察还要继续施暴呢？这最后阶段的攻击是否有必要？被告律师根据录像辩护说，金被打翻在地后，一直不停地滚动，并多次试图站起来，对警官的反复喝令置之不理，结果造成警察执法过当。对警察来说，如果不将拒捕案犯彻底制服并铐住，那等于是失职。此外，如果细看录像慢镜头，就可以发现，在雨点般打向金的56记警棍中，有23记打空了，根本不能算数。
被告律师特别强调，如果金不拒捕，那么殴打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对警察的一个极为有利的证据是，在案发之夜高速逃窜的汽车中，还有金的两个黑人哥们，他们老老实实地遵循警察命令，结果毫发无损。由此证明，金的指控──白人警察出于种族偏见故意殴打无辜黑人──根本站不住脚。
可是，被告律师的这番滔滔雄辩，新闻媒体并未详细报导。原因之一是，在重大案件审判期间，法官可以下令控辩双方不得向新闻界透露案情，使审判过程不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影响。然而，法官这种坚持司法独立的倨傲立场，却使庭外民众无法及时得知案情中那些有利于白人警察的证据，其后果是毁灭性的。
1992年4月，地方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宣布四位警官无罪（对鲍威尔警官一项罪状的指控未定）。仅仅两小时后，熊熊大火在洛杉矶四处燃起，黑烟弥漫，枪声四起，很多人趁火打劫，涌进商店哄抢。法律和秩序彻底陷入瘫痪，四分之一的城区陷入火海，损失程度远远超过了60年代的黑人城市暴乱。更为严重的是，暴乱出现蔓延趋势，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动乱迹象。老布什总统不得不调动数万联邦军队和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市平暴。
暴乱发生后，责怪和谩骂纷纷指向陪审团，陪审员被骂为纳粹种族分子。面对指责，一位陪审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辩解说：金从未失去控制，一直是金在主导整个过程，是他自己决定逮捕的时间要多久，他并没有遭到虐待，很多时候警棍根本没有打到身上，警察的行为完全合法。另一位陪审员表示：警察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暴力进行逮捕，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纳税人雇他们干的。〔4〕
在一片混乱和愤怒之中，哪里还有人会注意听陪审员的解释。而且，1992年是大选年，洛杉矶暴乱使老布什总统心急如焚。暴乱平息之后，白宫新闻发言人立即宣称，暴乱的许多根源，是60年代开始的那些失败的计划，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了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当年的伟大社会计划。老布什总统本人则在电视上向选民信誓旦旦地保证，联邦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以触犯联邦民权法的刑事罪名重新起诉4位白人警察。人所共知，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可是，老布什总统作为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首脑，在当时联邦大陪审团〔5〕尚未就金案举行听证和做出起诉裁决时，竟然越俎代庖，宣布联邦政府将重新起诉白人警察，他大概是急昏了头。
值得注意的是，老布什总统宣布重新起诉警察一事，涉及到美国宪法中禁止双重惩罚（Double Jeopardy）的宪政难题。为了防止官府凭借手中特权，没完没了地任意迫害小民百姓，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和身体的危害。宪法第7修正案规定，除非依照习惯法规则，联邦法院不得重新审查经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经陪审团做出的无罪开释裁决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在辛普森案中做出无罪裁决，即成为该案的终审裁决，控方不能上诉。以后即使发现了新的证据，地方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无法立案重审辛普森。但是，控方可以在民事法庭以民事罪名重新起诉，要求经济或伤害赔偿。
那么，为什么老布什总统敢放出大话，声称联邦政府将重新起诉已被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无罪开释的4位警察呢？原来，这里也有例外的情况。根据最高法院1922年对美国诉兰扎案〔6〕（United States v. Lanza，1922）的裁决，在某些极特殊情况下，双重惩罚并不违宪。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南方佐治亚州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出于种族偏见，使杀害黑人的白人三K党徒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仍然被陪审团无罪开释。在民权运动的压力，联邦政府终于忍无可忍，被迫强行介入，在联邦法院以侵犯民权的特殊刑事罪名重审此案，终于使涉案的三K党徒受到惩罚。这样，尽管金案中的白人警察不是三K党徒，他们涉嫌触犯的刑律只是执法过当，但联邦法院在种种压力之下，仍然可以根据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先例起诉4位警察。警察的薪水并不高，没钱聘请著名宪法律师上诉喊冤。此外，洛杉矶市警察局和市政府都拒绝为涉案警察付律师费，一向热衷于帮助弱者打官司，将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的美国公众自由联盟，这回一声不吱，假装啥也没看见，4位警察只能自认倒霉。
这样，金被殴一案，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政治案。联邦政府忧心忡忡，担心再有一次无罪判决，将有可能激起全国规模的黑人暴乱。依照美国司法制度常例，涉及重要案件的陪审团的挑选程序极为严格，候选人会收到厚达数十页的问卷，其中包括一百多条不容躲避的问题，涉及家庭成员职业以及对警察、嫌犯和少数族裔的看法等敏感问题，借以判定陪审员是否持有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可是，在重审案中，联邦地区法院的主审法官一反常规，禁止被告律师向候选人提出诸如你是否有勇气坚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的立场之类的问题，令被告律师大惊失色。可以说，联邦地区法院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死活也要把民愤极大的白人警察定罪的基调。
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审理，1993年4月，联邦地区法院小陪审团做出裁决，4名警察中的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长被裁定有罪，另外两名警察则被无罪开释。判决之后，全国各地风平浪静，联邦政府总算如释重负。根据联邦法规和惯例，触犯联邦民权法的刑事罪犯，至少应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可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在依法量刑时，却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只给两位警官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全美各地民权团体闻讯大怒，坚决要求联邦司法部向分管加州地区的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1994年4月，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Rodney King v. City of Los Angeles）中胜诉，获得了总额高达380万美元的伤害赔偿，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1995年1月，联邦第9上诉法院在压力下做出判决，判定联邦地区法院对有罪警察量刑过轻，下令重新量刑，加重刑罚。重刑威胁之下，因律师费已负债累累的孔恩和鲍威尔警官痛下决心，宁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一定要聘请大牌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喊怨叫屈，请求大法官主持公道。1996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以9比0对孔恩诉美国案〔7〕（Koon v. United States, 1996）做出裁决，以警察违法打人与金拒捕有关系为理由，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关于对警察加重刑罚的裁定。轰动一时的罗德尼．金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坦率地说，罗德尼．金被殴案触发洛杉矶大暴乱的缘由极为复杂：美国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都市地区黑人劳工阶层大量下岗失业，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里根执政时期大幅度消减福利计划，致使贫富悬殊恶性发展；黑人贫困社区长期遭受忽视，犯罪率居高不下；司法制度弊端丛生，警察执法犯法、滥用权力现象极为普遍。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新闻媒体呼风唤雨，大造声势，用删剪过的录像和偏离事实真相的司法新闻误导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一手导演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都市大暴乱。而金本人又集前科罪犯、拒捕嫌犯和暴力受害者于一身，充份反映出美国社会中种族矛盾和民主制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Hugo L. Black，1937─1971任职）有句名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8〕罗德尼．金被殴案反映出的诸多问题，正是这种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

⑵ 纪欣然案凶手终身监禁裁决面临着重审，此案是怎么回事

中国留学生纪欣然命案凶手之一奥丘阿在2019年被判处终身监禁，被告不服判决决定继续上诉。美国加州上诉法院做出裁决，决定维持对奥丘阿的谋杀罪的判决，但是加州上诉法院将此案件发回了了洛杉矶高等法院，要求其考虑奥丘阿案发时未满18岁的因素，所以纪欣然案凶手终身监禁裁决面临着重审，所以奥丘阿的刑期可能会减少。

从案件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出，从2014年到现在2020年，经历了长达5年的时间，才判决完所有的被告。但是最终还有面临重审，真的是让人失去耐心。希望美国的司法加快案件处理进度，不要让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属等待公平正义太久。

⑶ 关于PERTH

珀斯主要分为240多个区域， 基本上每个区也有住宅。由于土地辽阔，房子一般都宽敞舒适，大部份设有花园，当地政府更规定业主要在花园种植花草以美化环境。 房屋一般以红瓦屋顶的平房，或比较新式的特色楼房，或再高尚些的别墅为主, 亦有少数的大厦(Apartment)坐落于某些比较城市的区域，如Perth, East Perth， Subiaco等。房价最贵的区域依次序是日落海岸一带的 Cottesloe, City Beach,Scarborough及Sorrento, 其次是坐落于天鹅湖畔的 Apple Cross,及 Lake Monger傍的Churchlands等。 至于房价最低的区域是一些离海滩，天鹅河及湖较偏远的区域，如至东面的Midland, Guildford,至东南面的Gosnells, Armadale, 至西南面的Manrah等区域。

珀斯目录
珀斯（英语：Perth）
地理
今天的珀斯
气候
政府体制
经济
居住概况
旅游
著名大学
交通
唐人街
姊妹城市
著名大学
交通
唐人街
姊妹城市

[编辑本段]珀斯（英语：Perth）
珀斯是西澳大利亚州（Western Australia）的首府（珀斯市政府官方网页：http://www.perth.wa.gov.au/），是充满活力的美丽港口城市。位于澳大利亚西南角的斯旺河畔（也翻译作天鹅河），东临达令山，西濒印度洋，背山面海，景色宜人，绚丽如画，是澳大利亚第五大城市，人口约143万（2004年），市区面积5400平方公里。这里终年阳光普照，每天平均有8小时阳光。珀斯也是黑天鹅聚集的地方，有“黑天鹅城”之称，西澳旅游局的标志上就有黑天鹅。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珀斯和中国的北京时间没有时差。它和澳大利亚人口聚集的东部地区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夏天的时候时差为三小时)
珀斯拥有广阔的居住空间及高水平的生活质素，于每年的世界最佳居住城市评选中都是名列前茅，反映出珀斯无论居住环境，生活质素及社会福利等都是颇佳的城市。珀斯人大部份都是友善的，这态度亦得到回报，曾于2003年获得世界最友善城市首位，得到世界性的赞赏及认同。
[编辑本段]地理
珀斯在澳大利亚的位置(红点所示珀斯位于南纬31度52分48秒，东经115度52分58秒。面积5,386平方公里，估全国面积13分之1。 西面是浩瀚的印度洋，沿纬线西行7,350公里到达非洲海岸; 东面是澳大利亚内陆地区。
珀斯的气候怡人， 四季尚算分明。夏季由12月至2月，3月至5月为秋季， 6月至8月为冬季， 春季则由9月至11月。是地中海式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总比又热又潮湿来得清爽一点，相反冬季比较温和多雨，如在日间阳光普照的日子一般都不会太冷，只是清晨及晚间比较寒冷，气温日较差有时高达10多20℃。 日间如18℃，晚间可能降至0℃也不为奇。此外在最热月为2月，平均30℃，最热在1991年2月23日曾录得46.20℃。最冷月为7月，平均17.40℃。最多月雨为6月，降雨量平均为182.40mm，是名副其实的又冷又湿的月份，而且因受西风带控制，经常刮起狂风暴雨，寒风雨交加之下的6月，可算是热爱阳光与海滩的珀斯人最没有好感的月份。
历史
珀斯这个城市的名称来自苏格兰的同名城市。早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土著居民已在斯旺河两岸定居很久了。1697年荷兰探险家威廉•乌拉敏到印度洋东岸时，发现了一个河口，他沿河而上，发现河面上有许多别的地方所没有的黑天鹅，于是就把这条河定名为天鹅河（Swan River）。但是荷兰人对在这里定居不感兴趣，直到1829年内英国詹姆斯•斯特林船长率领的移民，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砍倒一棵树，祷祝了珀斯城的开创。最初这块新殖民地发展缓慢，1885年在斯旺河上游的卡尔古利发现了黄金，吸引了大批的新移民。随着铁路的修建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珀斯逐渐扩大，1960年以后，西澳开始大规模地开采铁、镍、铝、金等矿，城市发展速度加快。1960年以前，珀斯最高的楼房不过三层，现在已经有几十层的商用建筑，让珀斯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1961年，为了给美国宇航员导航，珀斯人还真的全城彻夜亮灯，为空中的宇宙飞船作航标，故珀斯曾有“灯光城”之称。
虽然在珀斯之前，英军早就在1826年时在西澳大利亚南面海岸的乔治国王峡湾（King George Sound)（后来改名为“Albany”）建立了一个基地，以抢先卡位避免传言中法国要兼并澳大利亚西部的可能，但珀斯仍然是整个澳大利亚西部第一个建立的殖民城镇。1829年建城的珀斯刚开始时是自由屯垦殖民地——天鹅河殖民地（Swan River Colony）的首府。珀斯是由詹姆斯·史丹灵（James Stirling）爵士所命名，并选择此作为新城镇。史丹灵是苏格兰航海家，与当时殖民地国务卿——乔治·木伦尔（George Murray）爵士的愿望一致，决议以木伦尔的出生地和他在英国下议院里，议会席位的所在地——珀斯郡（Perth Shire）命名为珀斯。
该殖民地在1850年之后改名为“西澳大利亚”（即“西澳大利亚”），并开始成为被英国放逐海外的囚犯所寄居的第二故乡，以补足当地农业与商业发展过程中非常欠缺的人力资源。
1900年, 经过公民表决后，西澳大利亚在1901年正式加入了澳大利亚联邦。亦是澳大利亚最后一个同意加入联邦的殖民地。当时其它前殖民地为了说服西澳大利亚愿意加入，作出了各种让步，包括从东部建筑铁路干线(经Kalgoorlie)连接到珀斯等。
1933年，在公民投票下，西澳大利亚表决脱离澳大利亚联邦，当时以大比数倾向于赞成独立。但是，表决前不久刚好进行政府选举，结果当时的政府下台。而新上任的政府并不赞成独立行动。但鉴于公民投票的结果，新政府仍然向英国诉请独立，只是申请仅被驳回。
在发展历程中，珀斯得以繁荣，主要原因，是成为天然资源产业的一个重要服务中心。 作为一个最接近对金、铁矿、镍、铝土、金刚石、矿物沙、煤炭、油以及天然气体庞大储备的城市，大多世界的主要资源和工程公司都在珀斯设有办公室。
踏入1990年代，大多数时间都是由理查德·科特（Richard Court）领导的自由主义政府当政，珀斯亦从这时期开始步向繁荣发展。
[编辑本段]今天的珀斯
珀斯是旅游度假胜地，在其他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居民的眼中，珀斯的居民具有澳式纯朴、幽默、和别具一格的想法。
珀斯市既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又有乡野风情，市内有天主教大教堂、四所大学、州议会大厦等。在市长办公室内的墙壁上，挂有一颗4英寸厚的炮弹壳，这枚炮弹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珀斯号”战舰，1942年3月在巽他海峡战役中沉没时没有发射出去而留存下来的。
美丽的珀斯由一条天鹅河分为两部分。河北岸的圣乔治大道是该市金融、商业和政府机构的集中地，有办公街之称。圣乔治大道北邻的海伊步行街则是珀斯的商业中心。
[编辑本段]气候
珀斯属地中海式气候，冬天潮湿，夏天漫长而炎热。夏天炎热的原因是由东部沙漠风吹来的热浪造成的，不过热不了几个小时，便会从西南方吹来凉爽的海风，由于上午刮热风，下午又吹凉风，使珀斯成为澳大利亚刮风最多的一个城市。
[编辑本段]政府体制
受制于澳大利亚宪法的西澳大利亚政府体制，成立于1890 年，虽然之后被修正了无数次。自1901年起西澳大利亚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一个州，与联邦的关亦系受制于当地宪法。根据澳大利亚宪法，西澳大利亚除了被联邦分割了些立法权和司法权外，其它方面保持完全独立。 西澳大利亚是根据西敏制的管治——英国式议会政府体制。三权(立法、行政、司法)独立。
立法权取决于西澳大利亚的议会，包括冠，由西澳大利亚州长代表，和二议院-西澳大利亚立法委员会及西澳大利亚立法会。
行政权取决于执行委员会，包括州长和资深部长。行政权由西澳大利亚总理和内阁行使，由首长任命。
司法权由西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和次级法院体系行使，但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有最后的司法权。在澳大利亚宪法授予联邦政府权力制定为法律的情况下，其它联邦法庭亦有一定的司法权。
西澳大利亚议会位于首府珀斯，隶属西澳大利亚议会的都会区划分为超过三十多个地方政府。
[编辑本段]经济
传统上，相比于澳大利亚其他主要大城市，珀斯都能提供较高水平的生活。原因是，一直以来，在珀斯都会区，一般各行各业的工资都只是略低于其他相对地较大的城市。但房地产价格却远低于这些东岸城市，便造就了珀斯人拥有较佳的生活质数。但自2005年至2006年间，情况却正在转变。珀斯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而其他东岸城市的升幅却极之轻微，在悉尼更有下跌的趋势，使得各城市的生活水平与珀斯日渐拉近。
珀斯一如其他东岸的城市，一般属于都会区内的职位都能提供。但职位供应的数量普遍较悉尼及墨尔本略少。
西澳大利亚拥有极丰盛的天然资源 — 煤及金属矿。由于亚洲经济正在迅速增长，特别是中国，需要从西澳入口大量的原料，造就了西澳大利亚及其首府珀斯的经济高速増长。许多采矿业及与矿物有关的行业，在珀斯都设有总部。虽然采矿的工程都在珀斯以外的区域进行，但珀斯是提供工程师及专业人材技术支援的主要来源。距离珀斯30公里以南的Kwinana的一所庞大炼油厂，所需的工程及化学专业人员是来自珀斯，亦为珀斯带动了就业市场。
此外，农业及旅游业亦在珀斯的经济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编辑本段]居住概况
珀斯主要分为240多个区域， 基本上每个区也有住宅。由于土地辽阔，房子一般都宽敞舒适，大部份设有花园，当地政府更规定业主要在花园种植花草以美化环境。 房屋一般以红瓦屋顶的平房，或比较新式的特色楼房，或再高尚些的别墅为主, 亦有少数的大厦(Apartment)坐落于某些比较城市的区域，如Perth, East Perth， Subiaco等。房价最贵的区域依次序是日落海岸一带的 Cottesloe, City Beach,Scarborough及Sorrento, 其次是坐落于天鹅湖畔的 Apple Cross,及 Lake Monger傍的Churchlands等。 至于房价最低的区域是一些离海滩，天鹅河及湖较偏远的区域，如至东面的Midland, Guildford,至东南面的Gosnells, Armadale, 至西南面的Manrah等区域。
[编辑本段]旅游
Scarbourough海滩海滩 - 珀斯有很多著名的海滩，其景色之优美程度足以和澳大利亚南部的黄金海岸相媲美。当中较富盛名的当数日落海岸，该海岸覆盖范围包括费里曼图海岸线以北至尊达勒（Joodalup），并拥有多达二十几个海滩，如：Brighton Beach、Cottesloe Beach、Swanbourne Beach（天体海滩）、Floreat Beach、Scarborough Beach、City Beach、North Beach、Waterman Beach、以及Sorrento Beach等等。 其中以Cottesloe以绝无污染的海水最受游客欢迎, 而Scarborough则以著名的冲浪胜地而最受本地人喜爱。
二次大战海军纪念碑
费里曼图（Fremantle） - 距离珀斯市约19 公里，是一个古意盎然的海港城市。该市的大部分建筑物已被当地政府列入保护古迹，故整个城市也仍旧保留着一百年前的风貌。当地值得参观的景点有西澳军事博物馆（Army Museum of Western Australia）、费里曼图旧监狱（Fremantle Prison）以及费里曼图市场（Fremantle Market）等。
Kings Park 内的野花Kings Park 内的野花国王公园（Kings Park）- 坐落于天鹅河畔的 Mt. Eliza 山上，占地相当广阔达400公顷，盘踞整个山头，公园内茂树林立，树高比天， 壮丽非常。园内的设计一方面尽量保持着原始大自然气息，有古老的观光电车穿梭往来园内，及骑骆驼游览公园等项目，都令人觉得有回归原始的感觉.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不少现代化设施以方便游客，如设有在珀斯非常著名的5星级餐厅Frasers Restaurant, 烧烤炉，温室及观景台更是俯瞰全珀斯市全景的最佳位置。原始与现代化交织而成的 Kings Park, 却有着以想不到和谐与协调。特别一题的是每年的9~11月是珀斯的春天，是观赏野花盛开的季节，每年那个时候都会在Kings Park举行野花节给游客观赏，无需他们跑到遥远的西澳郊区才可欣赏到。公园内原本广大的绿色草原，顿然变成一片色彩万千的花海，非常漂亮悦目。
珀斯的中心商业区(CBD)内的街道一角珀斯的中心商业区（CBD）内的街道一角中心商业区 –主要由Hay Street、Murray Street、Barrack Street、William Street、King Street、以及St Georges Terrace等几条街道组成，是主要的购物中心。CBD值得参观的地方有珀斯钱币铸造局（Perth Mint），伦敦阁（London Court），百事活赌场（Burswood Casino），天鹅钟楼（Swan Bells ）以及西澳博物馆等。相对于悉尼或墨尔本，珀斯的CBD规模虽较小，但却不失繁盛及充满著优雅的城市气息。全市最高的摩天大楼是位于St Georges Terrace的中央公园。
[编辑本段]著名大学
珀斯是五所大学的所在地，分别是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莫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科庭科技大学（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埃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编辑本段]交通
珀斯的国际及国内机场都在city 以东的South Guildford 区。距离CBD分别是17 及 12公里。另一个名为 Jandakot机场在city 以南的Jandakot郊区，专为一般航空学而设。道路方面，珀斯有一个完善公路网与3条高速公路、9条都会区高速公路，并没设有收费公路。
城区的公共运输－巴士、铁路、小轮，由Transperth提供。其中包括免费的CAT巴士（Central Area Transit，中央区域运输交通），方便人们在市中心的活动。三条CAT巴士路线（红、蓝、黄）贯穿珀斯市东西、南北。Perth为了减少污染，除CAT以外，在繁华的City亦提供了免费的交通，乘搭其他公交车只要上车和下车都是在City范围内，亦是免费的，旅游者上车安心坐下就行了。
位于市中心的珀斯铁路总站，是富有古西方建筑风格的地标，亦是中转站，提供五条干线共69个站，大部份主要地区也能到达。由总站Perth开出至五个尾站分别为西南面的Fremantle，北面的Clarkson，东面的Midland、东南面的Armadale及南面的Manrah。如没有火车到达的地方亦有巴士行驶，以确保尽量提供公共运输服务于各区。惟一般巴士班次都不太频密。
在市中心有两个大型公交车中转站，公交总站(Busport)和惠灵顿街公交中转站（Wellington Street Bus Station），其中惠灵顿街公交中转站和珀斯铁路总站是相连的。另外在Fremantle的公交中转站，亦是和Fremantle铁路总站连接的。
另外，99路公交车和98路公交车是环城车，路途经过大多珀斯境内的学校。其中包括珀斯境内的5所大学。这条线路就是为方便学生而设立的学校公交线。
珀斯的车票是时间制的，一般车票可以在指定时间内无限换乘同Zone的公交车或者铁路线，时效为两小时至三小时不等。
[编辑本段]唐人街
北桥区(Northbridge)是珀斯著名的唐人街，这里有很多华人餐厅和华人商店，是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之一。
北桥区除了是珀斯的唐人街，该区亦是当地人的文化及娱乐场所的集中地。离市中心步行只需数分钟路程。每逢周末或假日北桥区的酒吧、夜总会和咖啡厅便挤满了客人，非常热闹。是澳大利亚其中一个最大的各式餐厅集中地之一。超过一百间餐厅可供选择，特别集中在Lake Street 及 James Street, 种类由中菜、印度菜、希腊菜、埃及菜、泰国菜、越南菜至意大利菜等。此外，西澳博物馆(Western Australia Museum)、西澳州立图书馆Western Australia State Library (Alexander Library)、西澳艺术馆(Western Australian Art Gallery)等文化设施亦集中在北桥区。
[编辑本段]姊妹城市
姊妹市的由来：在195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首先在美国国内向国民推行对其他城市建立外交关系，目的是使各个阶层、行业、个人或团体能建立良好的关系。继而推广至更多的城市，借着姊妹市协议而缓和将来可能发生的对立与世界性冲突。 珀斯市跟以下的城市已协议为姊妹市：
西澳州旗 日本鹿儿岛- 协定于1974年
美国德州 侯斯顿- 协定于1984年
希腊罗兹 - 协定于1984年
希腊Megisti - 协定于1984年
美国加州 圣地牙哥 - 协定于1987年
意大利Vasto - 协定于1989年
中国南京 - 协定于1998年
中国台北 - 协定于1999年
<IMG class=thumbimage style="WIDTH: 174px; HEIGHT: 90px" height=90 alt=西澳州旗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a/a5/Flag_of_Western_Australia.svg/180px-Flag_of_Western_Australia.svg.png" width=180 border=0>

⑷ 比较一下南加大、波士顿大学、福特汉姆、威廉玛丽的LL.M.

一，南加大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又译南加州大学，简称南加大，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1880年由监理会创立，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南加州大学是美国大学协会（AAU）成员、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成员。学校的电影艺术学院、商学院、音乐学院、传播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医药学院、建筑学院、工程学院和多媒体学院等居全美前十。在201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发布的排行中，综合居美国第23位、世界大学第50位。[1]
南加州大学于2000年凭其广泛的社区服务计划获《时代杂志》及普林斯顿评论选为年度风云大学，被卡内基教育基金会归类为特高研究型大学。南加大也是少数同时拥有两座由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资金设立的工程研究中心（IMSC、BMES），此外被选为美国第一所国土安全卓越中心。
二， 波士顿大学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简称为BU，创校于1839年，是美国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全球顶尖私立大学，同时也是全美第三大私立大学。波士顿大学在全球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一直处于世界百强和北美前50。2015 US NEWS最新全球排名为37位。
波士顿大学在2012年成为美国大学协会（北美最顶级的62所大学）成员，昵称为“波士顿小狗”（宠物狗Terrier亦是该校标志之一）。2013年，波士顿大学成为爱国者联盟 (仅次于常春藤联盟）成员之一。
该校有两万九千八百多名学生，来自于全美五十个州及一百二十五个国家，海外学生总数约四千七百人。波士顿大学位于波士顿市中心，与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院校隔河相对，学校计有15个学院，采取国际化、多元化的管理经营方式，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使波士顿大学成为一个著名的世界文化交流的学府，素有“学生天堂”之美名。
三，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
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又译为福坦莫大学或福德汉姆大学。福特汉姆大学是一所著名私立大学，其在纽约的知名程度仅次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校园建筑古典庄重，学院气氛浓。福特汉姆大学的教育在宗旨上即是国际性的。在纽约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福特汉姆大学充分利用身处纽约国际商务、外交、信息、艺术、科技中心的优势，让学生获益匪浅。2015年 US News 排名58。福特汉姆大学招收大约一万五千名本科和硕士博士学生；全职和兼职教授共约1000人。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中国和英国都有合作项目。
口号：New York is My Campus, Fordham is My School
福特汉姆大学是爱国者联盟盟校之一。除福特汉姆之外，该联盟由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IT）、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美国西点军校（West Point）、和美国海军学院（USNA）在内的其他12个精英学府组成。这些学府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小和高度精英化。
根据美国US news 最新的数据显示，Fordham在美国大学金融专业排名第16位[1] ，在市场营销专业排22位。
四、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创立于1693年的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是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仅次于哈佛，早于耶鲁），是一所有着“美国母校”之称的顶尖学府，以本科精英教育著称，自美国建国以来享有极高的名望。该校的硬件和软件环境都属一流，更是公立常春藤名校之一，其本科教育于2014年被U.S.NEWS排在全美第二位。曾有四位美国总统毕业于该学校：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约翰·泰勒。另外还有四位联邦高等法院大法官，甚至著名的教育先驱，麻省理工大学创始人威廉·巴敦·罗杰斯也都曾就读于该校。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内阁军团中也不乏该校的校友，包括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克里斯蒂娜·罗默，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等。其校友中以美国国父华盛顿以及《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尤最令威廉玛丽引以为豪。校训：Hark Upon the Gale （倾听呼啸的大风）。[

⑸ 美国华工赔偿案

鸦片战争前，列强就已秘密掠卖华工出口，运往爪哇等地卖为奴隶。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殖民主义者在各通商口岸掠卖华工的活动更加猖獗，规模日益扩大。英国人称之为“苦力贸易”，其实是变相的“奴隶贸易”。列强掠捕中国“苦力”的手段是极为卑劣的。他们在中国各地豢养了一批地痞流氓充当爪牙。这些恶棍在外国侵略者指使下，用各种诱骗胁迫手段掠捕本国同胞，在通商口岸造成了一种极为恐怖的气氛。
英国领事阿札国供认，在广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哪怕是走到通衙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假借债务纠纷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险。这些人被绑匪带去，就成为囚徒，按每头若千价钱卖给苦力承包人，运出海面以后，就再也听说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广州城和邻近各地的全体人民中，已经扶起了一种塌天大祸的感觉?
在上海，英国侵略者甚至直接掠捕中国劳动人民。他们掠捕的对象，以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为主，其中也包括未成年的男性儿童。这些被掠卖的华工当时叫做“猪仔”，在出国之前，被外国馒略者关押在他们私自设立的“奴隶收容所”里，从此再不见天日，受尽种种折磨。
英国人咆呤在亲眼看见厦门掠卖华工的情况后也不得不承认：“数百名苦力被集中在奴隶收容所中，他们被剥去衣服，赤身露体，并且在他们的胸部打上或涂上C（古巴）P（秘鲁）S（散得维齿群岛）样”。在凑够了一只船装载的人数之后，这些被掠卖的华工，用他们自己的发辫拴在一起，拥进“浮动地狱”，锁在密不通风的底舱里，不准自由活动。由于这种非人的生活和残酷的折磨，华工在途中的死亡很高，甚至高达 45％。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间，有超过1000万中国人在暴力逼迫和欺骗之下，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到国外做工，叫做“契约华工”，又被蔑称为“猪仔”。这其中大多数都是从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出去的人。他们遍布世界各地130多个国家，人们常说“有海水处就有华侨”。
“契约华工”的工作日长达10~14小时，多在监工的皮鞭、棍棒下强制劳动。劳动繁重但工资极低，当时一个黑奴的全年工资在1000美元左右，而一个华工的收入却只有200~300美元。
华工契约期限一般为3年，在拉丁美洲长达5年~8年。华工在契约期间死亡率通常为20％~30％，在拉丁美洲高达50％~70％，劳动寿命平均只有5年。农场主和矿主还用高利贷和赌局骗华工负债等手段，迫使华工一再同他们签订新契约，许多华工终生都不能摆脱契约奴隶的地位。

中国人之受歧视，历史最早，在其他东方人种之前。排华运动可追溯于1850年加省之《外侨矿工照会税法》，九十多年过去之历史，中间可悲可泣之事实甚多。”(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民国35年版，第317页，第330页。)其中比较突出的排华法规有1870年的“行人道条例”，1871年的“立方空气条例”，1873年的“辫子条例”，1873、1876年的“洗衣业条例”。到1879年加州起草第二宪法时，反华行动已达到了全州的规模。1882年的排外法，终止劳工移民达10年之久(〔美〕露莎妮兰姆·麦康：《美国华人史》，见暨大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论文集》第3集。)。正当1882年排华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之时，黄遵宪作为中国的外交使者就任了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由于美国当局的纵恿，对一些违法行为的流氓、恶棍不给予法律惩罚，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排华浪潮不断升级。以致在1885年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排华事件一“石泉惨案”。

石泉矿区是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个城镇中的煤矿中心，此矿区有中国华工和英国、爱尔兰等国的白人矿工，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排华政策，不仅对广大华工不给予保护，而且纵恿白人暴徒的排华行动，使之更加肆无忌惮。1885年9月2日，石泉白人区结集了四、五千白人矿工和流氓，聚众诉说“黄祸”之苦，随后暴徒们持枪械武器，包围了华人区，一场排华暴乱就这样发生了。事件造成“华工死者28人，重15人，财产损失达147748．74美元。”“地方政府对此次大屠杀完全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台湾〕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541页。)这时，黄遵宪已获准离任，并打算回国，得悉此事以后，立即电告在华盛顿的郑藻如大使，要求进行调查，主张向美国国务卿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华人的惨痛损失，惩办凶手，制止以后再次出现排华行动(Moriko kamachi：“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Colifomia 1882～1885，第130页，第139页。)。郑大使即派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毕上校（Coloncl F·A·Bee）和中国驻纽约领事黄锡铨前往怀俄明州执行此项任务。黄锡铨深入细致地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至于被暴民所毁的财物情况，我发现，由于此残酷的袭击，每一幸而生存的华人，均已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当骚乱突然爆发后，他们已完全不可能获得哪怕是一条破被单或者是一件衣服用以御寒，不可能获得那怕是一点点可以用来充饥的食品，不可能获得一块可以用来栖息的木板或者草席。这些可怜的数以百计的人，全部衣衫褴楼，处于饥饿状态。……对这七百多人的财产损失的赔款总计不过是十四万七千美元，平均每人所得仅仅略多于二百美元而已。”(颜子魁原：《1885年美国屠杀华工的石泉事件》，见《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以上只强调了财产方面的损失，尚未包括有28名华人惨杀和15名受伤损失的赔偿。美国有关当局并无诚意，亦反对给予赔偿，特别是地方法院对石泉暴乱分子宣判无罪，从未有过一个凶手罪犯受到惩处(颜子魁原：《1885年美国屠杀华工的石泉事件》，见《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经过长时间的交涉，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同意赔款，但时间已拖延了一年零五个月之久，而且声明此乃纯粹之国际礼义，决不可视之为一先例(〔台湾〕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543页。)。石泉惨案是黄遵宪就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期间发生的最残酷的排华暴行。

⑹ 美国加州州长是谁

杰里·布朗（Jerry Brown），2010年11月4日当选为加州第39任州长，于2011年1月3日接替阿诺德·施瓦辛格将成为加州年龄最大的州长，而且将成为加州任期最长的州长。
布朗1938年出生在芝加哥，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古典文学。1964年他取得了耶鲁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自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布朗定居于芝加哥，并加入一间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1969年，他进入刚成立的洛杉矶社区大学托管委员会工作，次年当选为加州州务卿，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公职生涯。在担任州务卿期间，他在与加州最高法院的辩论中数次获胜，还迫使议员们遵守竞选披露法。他曾于1999年到2007年任奥克兰市市长，此后担任加州总检察长。
1975年，布朗当选为加州第34任州长，成为加州最年轻的一任州长。当时，布朗接替即将退休的罗纳德·里根出任州长，而里根正是1966年在州长竞选中击败布朗的父亲艾德蒙·布朗的人。

⑺ 美国最高法院到底是法官投票决定判决还是陪审团决定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31日12:04 南方周末

作者:曦古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21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要是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

首先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关联的人不得入选。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他的选择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或者电话号码本上随机选择。曾经轰动一时的辛普森一案，陪审团的初选共选出了三百零四名候选人，这是因为初选之后，还有一次严格的筛选，主要是剔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心理倾向的候选人，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

除了法官的审查，陪审员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他们对陪审员候选人都有否决权。另外，双方的律师团都只有否决权，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

最终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自始至终，候补陪审员是和正式的陪审员一起参加法庭的审理活动的。每当一名陪审员因故离开，就有一名候补的顶上。一旦候补的全部顶完，再有人必须退出的话，审判就可能由于陪审团的人数不足而宣告失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一般的案子，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就必须隔离他们。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公众。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

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度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小。

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争议也很多。它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看上去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陪审员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知识文化不论。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在美国，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像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和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固然，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所有的“法治”都会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陪审团制度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就是因为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做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⑻ 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

经典案例参考：前世纪审判——辛普森杀妻案
作 者：陈 伟

橄榄球超级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杀人案，震惊全美，堪称20世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世纪大案之一。不少人认为，辛普森腰缠万贯，不惜花费重金，聘请了号称天下无敌的"梦幻律师队"（Dream Team）为自己开脱罪名。这帮律师唯利是图，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利用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以及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漏洞，把掌握着"如山血证"的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最后说服了陪审团全体成员，将杀人凶手无罪开释。这场全球媒体瞩目一时的"世纪审判"（Trial of the Century），无疑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极大讽刺和嘲弄。

然而，事过多年之后，根据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档案和涉案当事人的回忆，人们惊奇地发现，洛杉矶市警方在调查案情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循正当程序，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失误，致使辛普森的律师团能够以比较充足的证据向陪审团证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杀人元凶，很有可能有人伪造罪证，用栽赃手法嫁祸辛普森。

（一）有钱未必能使鬼推磨

谈起辛普森一案，无论黑人白人都承认，假如辛普森是个雇不起一流律师的穷光蛋，那他非进大狱不可。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理儿。可是，如果细琢磨一下，这个理儿好像又有点儿说不通。原因在于，若是论有钱，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Mike Tyson）比淡出体坛多年的辛普森有钱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强奸遭到起诉后，尽管他同样花费天文价格，聘请了一帮名律师出庭辩护，但仍然无法摆脱被定罪的命运，在大狱里结结实实地蹲了好几年。那么，何以泰森落入正义之网，而辛普森却能逍遥法外呢？

有一种解释是，泰森案陪审团以白人为主，而辛普森案陪审团成员多为黑人。黑人特别抱团，自然会偏向黑人球星。但是，这个说法同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审员中，虽然有9名是黑人，其中却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审团的专家认为，这一构成对辛普森特别不利。根据美国学者对"黑人女性最讨厌啥样儿的黑人男性"这一社会学课题的统计和调查，最让黑人女性来气的黑人爷们儿有两种：一种是出名发财后立马就娶一个白妞儿当老婆的烧包；一种是动不动就对媳妇拳打脚踢的粗汉。而辛普森恰好把这两种坏样儿全占了。

辛普森于1947年生于旧金山市的黑人贫困家庭。他曾获得全美大学橄榄球联赛的最高荣誉奖海斯曼奖。进入职业联赛后，他先后在纽约水牛城鹰嘴队（Buffalo Bills）和旧金山淘金者队（San Francisco 49ers）担任主力，创造过一个赛季带球冲刺2003码的惊人记录（至今未被打破），被誉为橄榄球职业比赛史上的最佳跑锋。退出体坛后，辛普森又投身影视和广告业，在电影《裸枪》（Naked Gun）和《杀手势力》（Killer Force）中扮演主角；在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国家广播公司（NBC）担任体育评论员；在美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赫兹（Hertz）担任形象大使。另外，由于英文橙汁（OrangeJuice）一词的缩写恰好与辛普森名字的缩写OJ一样，所以佛罗里达一家饮料公司特意邀请他拍摄橙汁的促销广告，使OJ这个英文缩写成为美国体育英雄和超级广告明星的代名词。

辛普森成名之后，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内白"的名声。与空中飞人乔丹（Michael Jordan）和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对赞助黑人贫民区的活动和投资项目毫无兴趣，却热衷于跻身富有白人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们儿无一例外都是白人。同时，他也只对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为了"脱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请语音校正专家，反复练习，改掉了一口浓重的黑人贫民区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级餐厅与漂亮迷人、金发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见钟情，不久便与第一任黑人妻子离异。1985年辛普森与妮可结婚后，因妮可怀疑他在外面有"二奶"，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妮可曾多次打电话报警，指控辛普森对她拳打脚踢。

辛普森案后，几位黑人女性陪审员一再表示，她们并未因被告是黑人而影响裁决，或对被告产生任何个人好感。在扬名天下、腰缠万贯之后，辛普森休掉黑人糟糠之妻，另娶白人金发女郎一事，极大地伤害了全美黑人女性的自尊心；而辛普森打骂白人妻子的粗暴行为，更使普天下不分肤色的所有女性不寒而栗。另外，在美国的刑事案审判中，12名陪审员中只要有1人持有异议，就会出现"死锁"（Dead Lock）现象，即所谓"悬而未决的陪审团"（Hung Jury）。在此情况下，法院要重定开庭日期，控辩双方要重选陪审员听证和审案。所以，辛普森案陪审团做出被告无罪的一致判决，与黑人构成陪审团主体并无绝对和必然的关系。

那么，陪审团究竟凭啥得出了被告无罪的一致结论呢？依照美国法律，作出判决的唯一依据只能是证据。美国是一个司法公开的国家，不仅刑事审判对公众开放，而且重大刑事案件的原始档案，如法庭记录、起诉书、证人供词、审问笔录、旁证材料、法医鉴定书、检方和辩方律师的开庭陈词和总结陈词等，在结案后都要全部对公众开放。根据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档案，陪审团之所以判定辛普森无罪，与警方和检方在办案和起诉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使呈庭证据无法令人信服有直接关系。

（二）警方办案三大失误

尽管辛普森案是所谓世纪大案，但是，从这个凶杀案的刑事调查过程来看，洛杉矶市警方在侦破案件、搜集罪证、遵循正当程序等方面漏洞百出，涉案警官和刑事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根据已公开的刑事调查记录和涉案当事人的回忆，警方在办案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三个重大失误，对这个谋杀案的结局产生了极大影响。

1.忽视现场勘查常识
1994年6月12日深夜11点50分，在洛杉矶市西区邦迪街（Bundy），一条名贵的纯种日本狼狗狂吠不已，爪子上沾满血迹，使一对散步的夫妇心生疑惑，尾随这条狼狗，来到一座西班牙式高级公寓楼前，结果发现了两具鲜血淋漓的尸体。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立刻狂敲隔壁住家大门，想借电话报警。但是，深更半夜的敲门声，却把宅主吓得半死，以为来了劫匪，便立刻打911电话报警。洛杉矶市警署两位警官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宗恶性人命案后，他们便呼叫重案处的刑警前来增援。

大批刑警赶到现场后，经初步调查，证实被害的白人女子35岁，名叫妮可，是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被害的白人男子25岁，名叫戈德曼（Ronald Goldman），是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的侍者。两人皆因利刃割喉致死。妮克的脖子几乎被割断，咽喉和颈椎骨都裸露在外，刀口喷着鲜血；戈德曼身中30余刀，死于颈部静脉断裂和胸腹腔大出血。凶杀现场血腥弥漫，惨不忍睹。辛普森与妮可的两个孩子尚在二楼熟睡，没有目睹这可怕的场面。

死者身份辩明后，西区警察分局局长布歇（Keith Bushey）决定，派几位刑警赶赴相距约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无恙的消息，并让辛普森着手安排把两个受惊的孩子带回家。另外，警方考虑到辛普森是被害人前夫，他的安全也在警方的关注之处中。这时，一位名叫福尔曼（Mark Fuhrman）的白人刑警自告奋勇，要求带队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纠纷中，妮可被辛普森殴打后报警，福尔曼曾上门处理过他们的家庭暴力案，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确地址。于是，主持调查凶杀案的瓦纳特（Philip Vannatter）警长便率领福尔曼等四名警探驱车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长从第一犯罪现场直接调派警官前往辛普森豪宅的决定，铸成了警方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原因在于，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进入过血迹遍地的第一杀人现场勘察，他们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迹。照常理，布歇局长应当派几位压根儿就没进入过第一现场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现场的血迹与后来被警方宣布为第二现场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迹发生交叉沾染，这是刑事案现场勘查的基本常识。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却完全忽视了这种常识。在采集证据和保护现场方面，警方也出现了很多忽视常识的重大失误。案发之后，大批刑警和刑事检验人员迅速来到现场，但法医却跚跚来迟，在案发10小时后才来到现场，错过了准确地鉴定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最佳时机。法医在解剖尸体时，不但没对尸体进行X光检查和采集妮克的右手指纹，而且对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医学鉴定，致使破案线索大大减少。为了"保护"现场，警方人员顺手从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几条白被单，小心翼翼地盖在了尸体之上。可是，由于辛普森与妮克离婚后仍然藕断丝连，案发数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过夜，并经常来公寓看望孩子，被单上难免会有他的头发或皮屑，结果致使检方呈庭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据案发现场照片，辩方专家发现，妮可尸体裸露的肩膀上有七点血滴。从这些血滴的形状和滴落方向看，它们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据常识推理，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后，有人流着血从她尸体旁走过时滴落的。因此，如果这些血滴不是来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凶手滴落的。这样，如果能证明这些血滴属于辛普森，那么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当辩方专家向警方检验人员提出查验这些血滴时，他们深感惊讶，因为警方完全忽视了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尸体在解剖前已进行冲洗，这些血滴永远消失了。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6月13日清晨5点，四位白人刑警来到建有围墙的辛普森住宅。他们在前门按了很久电铃，但一直无人应门。这时，福尔曼独自一人，沿围墙搜索了一圈，发现围墙后门的路上停着一辆白色福特野马型越野车。经细心观察后，福尔曼高声叫瓦纳特警长过来察看，说在驾驶员位置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微小血迹。温纳特和另两位警官看到血迹后大惊失色。他们担心住宅内的人有生命危险，便决定进入住宅，进行紧急搜查。

这一搜查之举，对这个世纪大案的结局有很大影响，因为警官们当时没有搜查许可证。依照美国的司法观念，警察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恶，对这一机构的权力必须予以严格限制，否则它将沦为专制暴君和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工具。想当年，为了防止官府和警察为非作歹，滥用权力，任意搜捕和祸害小民百姓，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明文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或扣押状。西谚中所谓"私宅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提法，具体地落实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之中。

191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美国案（Weeks v United States,1914）中首次明确规定，联邦法院在审判时，必须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这是美国警方人人皆知的"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1961年，最高法院在迈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1960）中规定，"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据此判例，警务人员若要进入民宅搜查，必须向法官宣誓担保，不但要以书面形式列举证据和理由，而且要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范围和时间。经法官审核批准，颁发许可证之后，才能进入民宅搜查。另外，警察只能在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行动，并应在搜查后向法庭提交所获证据报告。警察如果违法搜查，不但会受到警纪严惩，而且会造成所获证据在法庭审判时一概作废的严重后果。法官如果违规颁发搜查证，将面临被弹劾和遭到刑事起诉的危险。

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涉及搜查和扣押的规定千变万化。几乎在每一起刑事案中，辩方律师的首要工作，就是挑战警方搜查和采集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但是，有关搜查的法律法规极为复杂，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定。比如，警察拦截和搜查平民违法，但是，如果有人超速驾车，则警察有权拦截驾车人并开出罚单。但如果警察趁机要求搜身和搜车，则驾车人有权当场拒绝。可是，如果警察无意中在车后座发现了类似大麻的烟蒂，在没有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警察是否有权搜车？如果警察搜遍全车后没发现毒品，却意外地发现了非法枪枝，那么，警方的搜车行动是否违宪？搜获的非法枪枝是否能作为呈庭证据？对于这些复杂的法律问题，并无统一的标准和答案，只能由法官在审判时审时度势，酌情裁决。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犯罪率急剧上升，"排除规则"遭到美国社会各界极大指责。批评者认为，过于严格地实施"排除规则"，将会给警方破案造成极大困难。在很多情况下，仅仅由于警方粗心大意或急于求成，未能严格遵循程序，致使很多罪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逍遥法外。尼克松总统执政后，先后任命了四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要职，试图推翻或修正"沃伦法院"那些对罪犯"心慈手软"的判例。此后，最高法院对"排除规则"的解释略有改变。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里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1984）中规定，当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时，如果警方的所作所为具有"良好诚信"（Good 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法院在审案时可以引用搜获的证据。

在辛普森案中，涉案四名警官皆为老手，每人都有20年以上刑事侦查经验。对于限制警方搜查的案例和法规，他们恐怕比初出茅庐的律师了解得还要多。稍有法律头脑的警官都应明白，美国诉里昂案的裁决虽然对警方有利，但这个判例对所谓"良好诚信"和"合理相信"的解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而体坛巨星辛普森涉嫌杀人一案，毫无疑问将是轰动全美的世纪大案。为了防止被辩方律师钻空子，警方应当格外谨慎，严格遵循法律程序。

在辛普森案中，从当时福尔曼发现血迹和长时间无人应门的情况看，四位警官擅闯民宅之举，勉强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但是，警官们进入住宅后，一旦发现辛普森及其家人没有生命危险，就应停止搜查。只有当与法官取得联系，申请到搜查许可证后，才能对辛普森住宅进行合法搜查。

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没有面临迫在眉睫危险和非紧急情况下，福尔曼警官独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内继续搜查，结果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决定进入住宅后，福尔曼自告奋勇，抢先翻越围墙，从里面打开前门，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电铃，仍然无人应门。于是，他们绕行到住宅后边，去三间独立客房敲门。在第一间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来应门，他自称是辛普森的哥们儿，名叫凯林（Kato Karlin）。他告诉警察，辛普森和第一任黑人太太生的大女儿住在隔壁第二间客房。当刑警们把辛普森女儿从梦中敲醒后，瓦纳特焦急难耐地向她询问辛普森的去向。她回答说，父亲已于昨夜赶搭飞机到芝加哥，参加一场赫兹公司很早就已经安排好的高尔夫球商业比赛。警官当即打长途电话给辛普森，告知他前妻遇害的噩耗。辛普森闻讯大惊，表示将迅速赶回洛杉矶。

当瓦纳特等人询问辛普森女儿和打电话时，福尔曼在隔壁单独盘问凯林，打听昨晚有无异常情况。凯林称，大约在晚上10时45分左右，他听到客房背后一声巨响，墙壁上的挂画都被震动得摇晃起来，他当时以为是轻微地震，没放在心上。福尔曼疑心大起，立即拔出手枪，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到客房后搜查。大约18分钟后，福尔曼高声叫来其他刑警，说在屋后悬挂式空调机下的走道上，发现了一只沾有血迹的右手黑色皮手套，这只手套与在凶杀案现场发现的另一只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现场没发现其它血迹以及可疑的脚印和痕迹。福尔曼解释说，估计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之时，凶犯潜逃在屋后，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调上，在惊慌失措中遗落了手套。

发现血手套后，刑警们又找到了更多线索。他们发现，在围墙前门车道，以及从前门通往住宅大门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迹。这样，警方认为已有足够理由怀疑辛普森是凶杀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为凶杀案第二犯罪现场，正式向法官申请搜查许可证。在后来的搜查中，福尔曼在二楼卧室的地毯上发现了一双沾有血迹的袜子，它成为指控辛普森涉嫌杀人的重要证据之一。

可是，福尔曼在没有搜查许可证和非紧急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使警方出现了涉嫌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严重问题。依照美国法律，在某些人命关天的特殊情况下，警官可以用电话或其它现代化通讯手段与法官取得联系，法官了解现场情况后，可以口头授权警察进行搜查。只有在面临生命危险或罪证可能被销毁的紧急情况下，警察才能破门闯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们进入辛普森住宅后的境遇并非如此。

在预审时，辩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怀偏见、先入为主，早在案发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内定为主要嫌犯，然后故意寻找借口，闯入民宅非法搜查。这样，假如法官判决警方违宪，则搜获的血迹和血手套都会成为"压下不用的证据"（suppressed evidence），不能在审判时呈堂。但法官听取了警方的辩解后，裁决搜查行为合法。尽管如此，在庭辩期间，面对辩方律师的穷追猛打，福尔曼死活也解释不清，作为一个有多年刑事侦察经验的老手，在非紧急情况下，明知没有搜查许可证，为何仍然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在住宅内大肆搜查？辩方借此怀疑，福尔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闯入住宅搜查，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用栽赃手法嫁祸被告。

3.警官携带血样返回现场
6月13日中午12点，当辛普森从芝加哥匆忙赶回洛杉矶时，警方已封锁了他的住宅。主持调查的瓦纳特和兰吉警官让他到警署总部来一趟，澄清一些疑点，辛普森当即随口答应。

这时，辛普森的私人律师要求随同前往，但辛普森坚持说，自己与凶杀案绝对无关，用不着律师。在盘问开始之前，瓦纳特向辛普森宣读了"米兰达告诫"，提醒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请律师在盘问时在场。但辛普森同意放弃沉默权，独自一人与两位刑警谈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给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线索。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沾有血迹的手套和袜子还遗留在客房后和卧室地毯上，杀人时刺破的手指伤口未愈，就是借他10个胆，恐怕他也不敢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与经验丰富的刑警周旋。在案发当天那种心绪激荡、大受刺激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盘问过程中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谎言连篇、破绽百出，他的口供将成为检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在美国社会中，犯罪嫌犯拥有沉默权的"米兰达告诫"家喻户晓。如果心怀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绝审问，或者至少要求律师在审问时坐镇压惊。但是，辛普森并没这样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白白浪费了单独审问辛普森的千载良机。在多年的破案生涯中，警官们似乎已习惯于嫌犯像榆木疙瘩一样一声不吱，极少碰到过嫌犯自愿地放弃沉默权的好事，把盘问嫌犯的谋略和技巧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在审问过程中，两位刑警非常客气，没有盘问辛普森在案发之日的具体行踪，他们提出的问题既缺乏逻辑又不连贯，远远低于警校低年纪学生水准。按常理，警官们应当刨根问底，穷追猛打，尽可能地套出更多口供，把盘问一直进行到辛普森不愿回答问题或请求律师在场时为止。可是，警官们竟然草草收兵，主动结束了审问。这样，警方既没得到任何破案线索，也没得到任何可以用来起诉辛普森的口供。事后，主持起诉的检察官气得七窍生烟。

在审问过程中，瓦纳特告诉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些可疑血迹。辛普森当即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样品，以便澄清真相。于是，警署的护士便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样品。按常规，为了防止血样凝固和变质，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样中添加了防腐剂（EDTA）。这时，瓦纳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绷带扎住，且有肿胀迹象。辛普森解释说，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对于弄破的具体时间，他解释得含含糊糊，前后矛盾。征得辛普森同意后，瓦纳特指挥摄影师将伤口拍摄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时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虽已颁发搜查许可证，但尚未正式颁发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里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绝与警方合作，拒绝抽取血样和拍摄伤口照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样后，瓦纳特警长并未将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遥的警署刑事化验室，反而却携带血样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现场。整整三个小时之后，瓦纳特才磨磨蹭蹭地将血样交给了刑事检验员丹尼斯·冯（Dennis Fung），后者当时正在现场取样勘查。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居然手持嫌疑犯的血样，在血迹遍地的凶杀案现场遛达了三个小时之久。在庭审时，面对辩方律师的质问，瓦纳特解释说，根据工作条例，所有证据必须先登记编号，然后才能送交刑事化验室存档。而丹尼斯·冯正是负责登记编号的警员，所以他才携带血样回到了犯罪现场。可是，辩方死死抓住这个重大疑点，大加渲染。辩方律师卡克伦把瓦纳特和福尔曼贬称为"一对骗子"。使陪审团对警方涉嫌违法乱纪、栽赃陷害的疑虑大大加深。

瓦纳特身携血样返回第一犯罪现场，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个重大失误。在庭审时，警署护士出庭作证时说，他那天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约7.9至8.7毫升血液样品。可是，辩方专家在警方实验室只发现了6.5毫升的血样。换言之，大约1.4至2.2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样品竟然不翼而飞。辩方借此怀疑，瓦纳特携带血样回到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

（三）公路追捕与刑事起诉

警署审问和抽取血样之后，辛普森得知自己已沦为头号嫌疑罪犯。为了避开新闻媒体的骚扰，他暂时躲在一位律师朋友位于半山腰的神秘豪宅中，开始筹组"梦幻律师队"。辛普森借用橄榄球术语，给自己挂上了球队老板兼指导的头衔。负责协调指挥全队进攻的"四分卫"（Quarterback）角色，由大名鼎鼎的犹太裔律师萨皮罗（Robert Shapiro）担任。他曾出任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律师。冲锋陷阵的跑锋要职，由著名黑人律师柯克伦（Johnnie Cochran）担任。此公在70年代出任过洛杉矶市副检察长，后来下海开业，成为法律界声望极高的大律师，曾帮助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打过官司。

萨皮罗律师人脉极广，颇有运筹帷幄之才。他从波士顿请来了著名刑事律师李贝利（Lee Bailey），此公被誉为美国律师界最拔尖的盘诘高手之一；从纽约请来了舍克（Barry Scheck）律师，他是擅长在刑事案中应用DNA证据的头号权威；从阿尔巴尼请来了解剖和法医专家贝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曾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中担任首席法医。由于辛普森案的管辖权属于加州法院，应用加州法律和司法判例，萨皮罗邀请加州法律专家、加州大学圣塔克拉拉校区法学院院长乌尔曼（Gerald Uelmen）入伙，他曾为"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的主角艾尔斯伯格（DanielEllsberg）担任过辩护律师。

阵容如此强大，萨皮罗仍不放心，由于警方涉嫌非法搜查，事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萨皮罗又说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德肖维奇（Alan Dershowitz）加盟。这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哥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1962-1965任职）的法律助理，是全美声望极高的宪法权威和上诉律师。为了确保胜诉，萨皮罗又叫上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李昌钰（Henry Lee）博士出任专家证人。此公是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以精湛、独特的刑事侦查与证据鉴识技术享誉国际警界，因屡破奇案被媒体誉为"当代福尔摩斯"。此外，辛普森悬赏50万美元巨款，奖励提供破案线索的举报人，并雇佣了几位著名私人刑事侦探调查凶杀案真相。据行家估算，维持"梦幻律师队"正常运作的全部开销，至少应在600万美元上下。

6月17日上午8点，即案发5天后，根据现场血迹化验和DNA测试结果，检方决定立案起诉辛普森。警方要求他在上午10点准时投案自首。此时，"梦幻律师队"中的萨皮罗律师、贝登博士、李昌钰博士等人正在向辛普森了解案情，从他身上采集头发和血液等检验样品。萨皮罗以辛普森情绪低落、心理不稳为理由，请求警方延缓几个小时。上午11时，警方拒绝了延缓的请求，并派出刑警前往神秘豪宅逮捕辛普森。

中午12时左右，当刑警赶到豪宅时，辛普森突然失踪了。临行前，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我与妮克之死毫无关系。我爱她，一直都非常爱他，而且将永远爱她。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只是我爱她太深。"结尾写道："请不要为我悲伤，毕竟我一生辉煌，又有好友无数。请大家记住真正的OJ，而不是眼前这个在人生中迷失方向的人。"下午3时，警方在电视上了公布了辛普森的照片和汽车牌照资料，宣布他是在逃通缉犯。萨皮罗律师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媒体宣读了辛普森的诀别信，并在电视上请求辛普森不要轻生。

那么，辛普森打算远走高飞、畏罪潜逃吗？似乎不太像。当天下午5点56分，警方在加州高速公路上发现了辛普森的白色野马车。在长达约6个小时的时间中，他乘坐的越野车一直在洛杉矶市郊徘徊。

据辛普森自己解释，他只是到安葬妮克的墓地去了一趟，悲痛欲绝。驾车司机是辛普森的铁哥们兼队友柯林斯，他一边驾车一边用汽车电话与警方通话，声称辛普森此时躺在后坐，手持枪支，情绪沮丧，如果警方强行截车捕人，辛普森有可能会自杀。

6月17日下午，恰好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总决赛的第五场，纽约尼克斯队大战休斯顿火箭队。笔者那天球赛看得正来劲儿，没想到，当警方发现了辛普森的越野车后，全美各地电视台突然临时中断节目，画面一律改为现场直播警车跟踪白色野马车的实况，真让人扫兴。这时，辛普森终于开始与警方对话，他同意束手归案，但要求先回趟家，跟没娘的孩子和家人打声招呼。警方担心出人命，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白色

⑼ 美国法院系统介绍

美国司法系统有数个层级，可能比大部分国家还多。原因之一是联邦法与州法的区分。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回顾历史，当年美国并非以一个国家形式建国，而是由13个各自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殖民地联盟。独立宣言(1776)因此提到「各殖民地的善良人民」，但也宣称「这些联合殖民地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应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美国司法史上，种族与若干州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如下文，美国宪法(1787年通过，1788年批准)开启了竞争日益激烈的权力转移，以及远离各州而转向联邦政府的法律权威。然而现今，各州甚至都仍保有实质权威。任何研究美国司法系统的人务必了解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权限如何分配。

宪法调整了不少联邦法与州法间的界限，也在政府的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中划分联邦权力(因此在各部门间创造了『三权分立』，并奉行『制衡』制度，以避免任何部门权力过大)，每个部门对司法系统有独特贡献。系统内，宪法叙述多种国会可能通过的法律。

不仅如此，法律不只是国会通过的法规而已。在某些地区，国会准许行政机关采用在法规中增加细节的规则。而整个系统依据英国普通法的传统法律原则。虽然宪法与成文法取代普通法，但是法庭仍继续采用不成文普通法，以弥补宪法未明文规定以及国会未制订的部分。

联邦法的来源

美国宪法

联邦法的至高权力

在1781至1788年间，一项名为邦联条例的协议，影响了13州之间的关系，它建立了一个虚弱的国会，并将权力留给各州。虽然各州被下令要对其他法庭的裁决表示尊敬(显示『充分的信心与信赖』)，但邦联条例没有制订联邦司法制度的条款，并保存了海事法庭。

宪法的起草与批准反映出一项逐渐达成的共识，即是联邦政府需要加以巩固。司法系统可以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宪法第6条「至高性条款」：

「本宪法，与依本宪法所制定之美国法律，以及依据美国权力所缔定或将缔定之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因此，各州法官必须遵守，尽管宪法与各州法律相抵触。」

此段所述建立了美国法律的第一原则：州法不能与联邦法相抵触。而这项禁令如何适用于联邦政府本身以及各州司法系统中新宪法尚未明确解释的范围，这些都尚不清楚。虽然宪法修正案提供了部分解决办法，但时至今日，美国人仍持续在联邦与州之间的精确范围划分之中挣扎。.

每个部门在司法系统中发挥作用

虽然宪法起草者想要强化联邦政府，却害怕其权力过大。限制新政权的方法是将政府划分为数个部门。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51篇》中解释，「政府划分为个别以及独立的部门，可避免侵占。」麦迪逊所指各「部门」—立法、行政与司法，受到了司法系统上一定程度的影响。

立法

宪法赋予国会通过立法的权力。经由国会考虑的提议称为议案(a bill)。如果美国国会两院投票后，多数赞成该议案(如果总统否决，需经两院表决3分之2通过)便成为正式法律。联邦法被称为成文法(statutes)。《美国联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是联邦成文法的「法典编纂」。「法典」本身并非法律，仅代表符合逻辑的成文法。例如第20条包含与教育相关的各种成文法，第22条则涵盖外交关系。

国会的立法权有限，更准确地说，是透过宪法委托给美国人民，这明确说明国会立法的范畴。宪法第一条第9项禁止国会通过某几类法规，例如国会不能通过「追溯法令」(用于追溯或『事后的』法令)或征收出口税。第一条第8项列出国会有权的立法范围。部分法律(如『设立邮局』)非常明确，但其它则不然，最值得注意的是「规定美国与外国、各州间通商」，显然解释模糊法规的权力极其重要。早在初期共和史上，司法部门便担任这个角色，因此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取得额外且极重要的角色。

司法

如同其它部门，美国司法部门只处理宪法交付的权力。宪法只提供联邦司法权给某几种争议，于第3条第2项列出，最重要的两个案件包括联邦法的问题(『根据本宪法与美国各种法律，及根据美国各种权力所缔结之条约…而产生之法律及衡平法中的所有案件』) 以及「跨州」案件，或两州之公民的争端。跨州管辖权允许当事人免于在另一州法院提起诉讼。

第2项司法权出现于共和早期。如第2章所述，美国最高法院在1803年马伯瑞控告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解释其授权包括有权决定是否成文法违宪，一旦违宪，则宣布法律无效。法律可能违宪的因素是由于违反宪法保障的人民权利，或是宪法第一条并没有赋予国会通过那类法规的权力。

因此，解释描述国会会立何种法令的宪法条款之权力非常重要。传统上，国会已经证明许多成文法为不可或缺，以制订「规定与各州间通商…」或是州际通商的法令。这个法令概念模糊，不易精确解释。的确，为了大部分的成文法，在法令欲达成之目的与州际通商法规之间，被创造出看似可信的关联。有时，司法部门狭义地解释「贸易条款」。举例来说，在1935年，纽约一间屠宰场遵行的联邦法规定之工人的工时与工资，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因为该厂所处理过的鸡肉全数销售给纽约肉贩与零售商，因此，并不算是州际通商。不久之后，最高法院开始给予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更多自由，今日，联邦法庭持续广义地解释通商权力，虽然不足以让国会有通过立法的理由。

行政

宪法第2条将行政权委托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总统领导之下，整个行政部门由总统、副总统、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以及司法部。随着国家的发展，行政部门也随之扩大。现今已有15个内阁层级的部门，每个部门包含一些局、署以及其它名称等机构，这些部门之外，仍有其它行政部门，所有部门行使总统委派之行政权，因此，他们最终必须向总统负责。

在某些范围内，行政与其它两部门的关系明确。假设一或多人抢劫银行，国会已通过成文法将抢劫犯定罪(《美国联邦法典》，第18条，第项)，而隶属于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FBI)则调查这起犯罪事件，若有任何嫌犯被逮捕，司法部所属联邦检察官会在联邦地方法院的审理中试图证实嫌犯之罪行。

银行抢案是一个简单例子。但随着国家迈向现代化与发展路程，在司法系统内，3个部门间的关系也逐渐发展以因应工业与后工业社会中愈加复杂化的问题。行政部门角色变化最大。在银行抢案例子中，国会不大需要专业知识来制订成文法以使银行抢案罪行化。假定议员想要禁止“危险”药物在市场上流通，或是限制一些空气中“不健康的”污染物，国会可能必须精确地这些名词下定义，有时国会会这么做，但渐渐地，国会将部分权力委派给隶属于行政部门的行政机构。因此，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负责监督全国食品与药物的卫生情况，而环境保护局(EPA)则控制工业对陆地、水与空气的影响。

虽然这些行政机构只拥有国会依成文法而委派的权力，但非常具有实质性，他们有权颁布能够明确定义更多法令名词的法规。一项法令可能禁止空气中有“危险的”污染物含量，而EPA则订出每种物质与其含量的危险值。有时，成文法赋予行政机构调查法规违法与否的权力、做出判决甚至进行惩处。

法院将会宣布授与行政机构太多权力的成文法无效。一项名为「行政程序法」(《美国联邦法典》，第5条，第511项，以及其下规定)的重要成文法，说明行政机构在颁布法令、裁决违法行为以及进行惩罚时，应该遵循的程序，同时也提出了当事人如何寻求机构裁决的司法审查。

其它法律来源

美国法律最明显的来源是国会通过的成文法，以行政法规作为补充。有时，这些法规可以明显区分合法与非法行为间的界线—再以前述银行抢案为例，然而政府颁布的法令不足以应付所有情况，很幸运地，还有另一项法律规章能够弥补，正如下所述。

普通法

当成文法或宪法都无法处理时，联邦与州法院通常仰赖普通法，普通法汇编了几世纪以前始于英国的司法裁决、惯例以及总则，此法至今仍继续发展。在许多州，普通法在合约纠纷发生时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州议会一直以来都认为不宜通过涵盖所有可能的合约纠纷之成文法。

司法判例

法院根据法律判决涉嫌违宪的行为与纠纷，这通常需要法院解释法律，法院认为应遵循其它相同或更高层级法院先前解释法律的方式，这称为「遵循先例」，或是判例，这样做，能够确保一贯性与可预测性，诉讼当事人在面临不利于己的判例时，试着区别出他们的案件与先例的不同之处。

有时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中包含一项条款，即「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有时，在案件中，当事人可能拒绝传票或作证，理由是其证词可能使当事人遭到刑事起诉—这种情形不在美国发生，而是其它国家。自我归罪条款在美国适用吗？美国第2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可行，但第4以及第11巡回上诉法院则判定不能适用。这明显意味着，法令的不同取决于住在国内何地。

较高级的法院试着解决这些矛盾之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经常选择能够解决巡回法庭意见分歧的案件来审理，最高法院判例将能够控制或适用于所有次级联邦法院。在美国控告贝尔希斯(United States v. Balsys, 524 U.S. 666〔1998〕)一案中，最高法庭裁定对于国外起诉的恐惧超越自我归罪条款的范围。

这项裁决成为全国性的法律，包括第2巡回上诉法院。其后，任何遇到此项议题的联邦法庭都遵循高等法院在贝尔希斯(Balsys)一案中的裁决，该次巡回审判中，巡回法院的判决同样约束所有地方法院。「遵循先例」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州法院系统，如此一来，判例在数量与解释性上，皆有增长。

不同法律；不同补偿

鉴于法律体系逐渐壮大，若能区分向法院提起的不同种类法规与诉讼，以及每宗案件中法律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将有所帮助。

民事/刑事

法院审理两种纠纷：民事与刑事。民事诉讼需要两名以上当事人，至少其中一方涉及违反成文法或普通法。先提出诉讼者称为原告，另一方则是被告。被告可对原告提出反诉，或是对共同被告提出交互诉讼，只要他们与原告的原始控告有所关联。法庭偏好审理所有陈述皆因一起纠纷引起的单一诉讼。至于商业诉讼、违反合约、侵权行为、或是当事人声称因另一方的疏忽或蓄意恶行而受到伤害，这些则属于民事范围。

虽然大部分的民事诉讼发生于诉讼当事人间，但联邦或州政府永远是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政府以人民名义，对被指控做出违反法律的某些行为如伤害大众福祉的被告进行起诉。两家公司可以就违反合约而提出民事诉讼，但只有政府能控告某人谋杀。

举证标准与可能进行的刑罚也有差异。一名刑事被告只能因「无合理疑点」而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只需提出「证据优势」，这基本上只是一种说服力不足的陈述，意指「极有可能」。被判有罪的罪犯可能入狱，但是民事诉讼中，输的一方当事人只需负上法律或公平补偿之责任，如下文所述。

法律与公平补偿

美国司法系统在有限范围内尽可能提供大范围的补偿。刑事成文法通常列出某一特定犯行的罚金范围或是法庭可能施予的入狱时间。其它部分的刑事法规在某些权限内，可能容许对惯犯加重刑罚，重罪的刑罚比轻罪还要严厉。

在民事诉讼中，大部分美国法庭被授权选择法律或公平补偿，比起过去，其间区别不大，但仍值得了解。13世纪的英国，「法院」只被授权判决金钱上的补偿。假如被告违反的合约价值50英镑，法院可命令报告全数支付给原告。在多数案例中，如此支付赔偿金是合理的，但在许多案例中则不然，例如稀有艺术品或是一块土地的出售。13与14世纪时，「衡平法院」形成，这些法院创造了公平补偿，例如特定迫使当事人履行职责，而非只是因为他们的不履行义务而强迫支付赔偿金。到了19世纪，大部分美国司法权限已消除法律与公平赔偿间的差异。现今，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法庭能够视情况需要，判给法律或公平补偿。

有一个著名例子说明了民事与刑事法的不同，以及其提供的补偿差异。加州指控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犯下谋杀罪。然而，他没有被判罪，因为陪审团裁定起诉失败，证明辛普森的罪行无合理疑点。后来，辛普森太太的家人以非法致死为由控告辛普森，这是一桩民事诉讼。此案中，陪审团以证据优势证明辛普森必须为其妻之死负责，便下令辛普森支付赔偿金—法律补偿—给原告。

联邦系统中州法的作用

宪法明确禁止各州采用某些法律(与外国签订条约，铸造钱币)。宪法第6条「至高性条款」排除任何抵触宪法或联邦法的州法。即使如此，大部分的司法系统仍由州所控制。宪法已明确规定国会可制订法令的范围。1791年的第10修正案明订：「凡宪法未授予美国也未禁止各州的权力保留给各州和人民。」

然而，联邦与州政府间仍存在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包括奴隶制度以及州最终是否有权脱离联邦。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解决了这两项争论，也限制了司法体系内州的角色：根据1868年的第14修正案，「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得拒绝给予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法律上的平等保护」。此修正案大大地扩张联邦法院宣布州法无效的能力。1954年布朗诉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cation)一案，禁止阿肯色州的州立学校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正是仰赖这项“平等保护条款”。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上述的一些趋势—行政国的兴起，这是一种更有力且广泛的正当程序之司法解释与平等保护，以及类似国会规定通商之权力的扩张—结合之后，提升联邦在司法系统中的角色。即是如此，系统中的大部分仍在州范围之内。任何一州都不得拒绝联邦宪法保障之公民与权利，许多州将自己的法律解释成授与更多一般的权利与特权。实施州法的州仍愿持续裁定大部分的合约纠纷。多数的刑事案件与民事侵权诉讼也是如此。处理结婚与离婚事宜的家庭法几乎都属于州事务。大多时候，对美国人而言，司法系统代表的是警官与自己居住的州，或是各种政治机关与州内其它政治部门。

此引言仅是司法系统之概述。其余的章节提供更多细节、特色与见解。第一与第2章分别描述联邦与州法院系统组织方式，第3章详细解释司法制度之复杂问题，此章节描述联邦与州法院之界线，但同时也探究提出诉讼者以及法院审理案件之类型。第4章之重点从法院扩大到出庭的人士。美国法律之执行已被研究过，典型的诉讼也已解释。同时，此章节将解释利益团体的角色，他们通常坚决进行特定案子以推动其社会与政治议程。第5章详细说明法庭如何处理刑事案件。第6章重点为民事诉讼。第7章则是联邦法官甄选过程。最后章节探讨某些特定司法判决—特别是高等法院之判决—如何能够等同于决策，并在与立法与行政部门关系复杂之下，与司法制度紧密结合。

⑽ 美国黑人现在受的种族歧视的表现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问题难道还值得一提吗？自然是白人歧视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但是，很多美国白人却认为，如果依照美国政府颁布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法案，如今在美国社会中遭受种族歧视之害的实际上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这个涉及到“反向歧视”（ReverseDescrimination）的复杂问题，正是轰动美国朝野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会诉艾伦•贝基一案的缘起。
（一）屡试不中的白人高才生
艾伦•贝基（AlanBakke）1941年生于佛罗里达州，他父亲是来自北欧挪威的移民，在邮局当搬运工。艾伦•贝基从小聪颖好学，成绩出类拔萃，曾进入过全美中学生荣誉奖学金竞赛的决赛。1959年，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机械工程。在大学期间，他的平均成绩积分（GPA）为3．51。
大学毕业后，艾伦•贝基于1963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因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沉著机敏、作战勇敢，他在四年的军旅生涯中连升数级，晋升为上尉军官。在越战期间，因所在部队伤亡惨重，艾伦•贝基初步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志向。
1967年艾伦•贝基退役后，在美国宇航局设在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高级研究中心当了一名工程师。在中心工作期间，由宇航局出钱资助，艾伦•贝基考入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工程硕士学位。然而，随著年龄的增长，艾伦•贝基逐渐意识到，自己今生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医生，奔赴血肉横飞的战场去抢救奄奄一息的战友。于是，他开始在工作之余攻读医学院预科课程，并着手复习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
谁都知道，美国的医生和律师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费极为昂贵。因学生毕业后收入较高，所以医学院和法学院基本上不提供奖学金。其次，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都有极低的录取率和白热化的竞争，考生的淘汰率和竞争的残酷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中国大陆的高考。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例，该院1973年度只录取100名学生，但考生总数却高达2464人。
但是，艾伦•贝基却恰好选中了加州大学医学院作为重点报考院校之一，其原因，可用加州居民评价本州大学的俏皮话来解释：
“如果你很会读书，你爹趁钱，就念斯坦福大学；
如果你很会读书，你爹不趁钱，就念加州大学；
如果你不会读书，你爹趁钱，就念南加州大学；
如果你不会读书，你爹不趁钱，就念社区大学。”
这其中的秘诀是，由加州大学董事会管理的柏克利、洛杉矶、圣地亚哥、戴维斯等大学分校虽然名列全美著名学府，但与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不同，加州大学所属分校全都是公立大学。因公立大学有政府资助和补贴，所以学费比那些私立名牌大学要便宜得多。另外，像艾伦•贝基这样在加州已居住两年以上、依法交纳州税的居民，还会享受到本州学生大幅度减免学费的特殊待遇。
在以优秀成绩结束医学院预科课程后，艾伦•贝基又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取得佳绩。在考试的科学知识部份，他的正确率为97％；在语言能力部份，正确率为96％；在数学部份，正确率为94％。这个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1972年底，艾伦•贝基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正式提出了1973年度入学申请。没想到，加州大学却给志在必得的艾伦•贝基吃了闭门羹。
照常理，以艾伦•贝基的GPA和MCAT成绩、斯坦福大学硕士学历以及综合素质，他应当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学生。艾伦•贝基起初以为，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可能是因年龄已超过了30岁。但是，艾伦•贝基后来却从戴维斯分校学生事务办公室助理彼得•斯托昂特那里打探出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内幕。原来，在医学院当年100名的录取名额中，有16个名额专门分配给了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的学生。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被录取的16名少数族裔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成绩远远不如自己。
艾伦•贝基得知录取配额和不同的录取标准一事后非常恼火。他提笔给戴维斯分校录取办公室写了一封颇有政策水平的抱怨信。信中写道：“为了满足未来医疗健康事业的要求，医学界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献身精神的人才。我意识到，设置少数族裔录取配额，是为了补偿以往种族歧视的恶果。但是，这种照顾少数族裔的措施，实际上又开创了新的种族偏见。这不是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一通抱怨之后，1973年底艾伦•贝基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提出了1974年度的入学申请。然而，艾伦•贝基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一剂不予录取的苦药。
该做的全都做了，还是进不了医学院，原因竟然是肤色不够黑。从小在宣扬“白人优越”的社会中长大的艾伦•贝基，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颠倒黑白”的怪事。中国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可能会想到揍那个狗娘养的。美国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第一个念头就是诉那个狗娘养的。艾伦•贝基当然也不例外，他一张状纸把加州大学告到了法院，控告加州大学搞反向种族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
（二）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
在一向标榜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美国社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啥会为少数族裔申请人特别保留16个录取名额呢？说来话长，这个特殊的照顾措施，实际上与美国政府颁布的“肯定性行动”法案直接有关。
“肯定性行动”这个名词，最早源自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签署的总统第10925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雇佣机会。约翰逊总统执政后，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包含范围更为广泛的“肯定性行动”法案，又称为平等权益法案。简而言之，“肯定性行动”实际上是一项在1964年《民权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等权益措施，目的是帮助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更快地改变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求学、就业、颁发奖学金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时，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黑人、印地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以及女性有被优先录取、录用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
素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总统执政后，在推行“肯定性行动”法案方面却是更上一层楼。后来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务卿要职的舒尔茨，当年出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此公在劳工部长任内，开创了引起极大争议的硬性配额制度。联邦劳工部规定，公立大学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学生，政府部门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职员，一定比例的政府商务或工程合同应当优先给予少数族裔和女性投标人。此外，凡是接受政府资助以及所有与政府签订商务或工程合同的私营企业，都必须提交一份“肯定性行动”计划，说明该企业打算在多长时间内使少数族裔和女性雇员达到一定比例，否则合同免谈。在美国这样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干预私营企业的内部经营，公开限制私营企业雇佣员工的自由权利。联邦政府手头有上万亿美元的商务和工程合同，是私营企业最大的客户。所以，私营企业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一点儿脾气也不敢有。
在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60年代，“肯定性行动”法案得到了全美公立高等院校的积极响应。美国大学校园历来是自由化和激进化的大本营，而加州大学在60年代反对越战、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中，曾是全美闹得最凶的大学之一。在此背景下，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为了纠正种族歧视造成的危害和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增加医学院学生的多元性，为少数族裔树立刻苦学习、奋斗成材的榜样，特别设立了优惠和照顾少数族裔申请人的录取配额制度，结果引发了艾伦•贝基诉讼案。
1975年，地方法院对艾伦•贝基案做出判决，法官宣布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配额制度违法，但并未判决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一定要录取刺儿头艾伦•贝基。结果双方都不满意，继续向加州最高法院上诉。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加州大学败诉。但加州大学董事会不服，聘请曾在水门事件调查案中出任特别检察官的哈佛大学教授考克斯为律师，于1978年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艾伦•贝基一案，实际上是给美国最高法院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大难题。原因很简单，这个与“肯定性行动”有关的诉讼案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种族问题历来是美国政治中的定时炸弹，稍不留神就会在社会中心爆炸，引发空前严重的社会动乱。在中国，各种法律问题通常集中地表现为政治问题，但在美国，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一百年前所言，各种政治问题通常集中地表现为法律诉讼。美国社会中这种政治问题法律化的独特现象，令最高法院大法官伤透了脑筋。
在美国宪政史上，曾有过最高法院试图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结果却引发社会动乱的前例。南北战争前，最高法院在1857年的司各特诉桑弗特案（Scottv。Sandford）做出了偏向南方奴隶制的判决，使国会已通过的旨在限制南方奴隶制扩张的密苏里妥协案因违宪而被取消。尽管从单纯法律的角度看，最高法院对司各特案的判决无可厚非，但若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判决激化了本来已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堵塞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坚定了南方各州依照宪法惯例捍卫奴隶制的决心，使北方和林肯总统处于“违法乱纪”的被动地位，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使美国陷入了一场无法避免的南北大战。司各特案一向被后人认为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糟糕的判例。
前车之鉴，使最高法院在审理这类“政治案”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艾伦•贝基案之前，一位名叫马科•德夫尼斯（MarcoDefunis）的白人学生早在1971年就已向“肯定性行动”发难。这位白人学生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成绩比已被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大多数黑人学生高得多，但却没被录取。一气之下，他便向地方法院控告华盛顿大学。地方法院于1971年判决华盛顿大学败诉，马科•德夫尼斯遂进入法学院学习。但华盛顿大学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在1974年2月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老奸巨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却以马科•德夫尼斯当年5月就将从法学院毕业，审理此案已无任何重大法律意义为由，拒绝对德夫尼斯案（Defunisv。Odegaard）做出判决。实际上，大法官们是找了个借口故意避开了这个政治难题，使坚决支持和激烈反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两派大为失望。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几年后，艾伦•贝基案又打上门来，硬逼着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给个明确说法。美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看最高法院如何对此案进行判决。
1978年6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一票之差对艾伦•贝基案做出了一个在美国宪政史上非常罕见的双重判决（DoubleDecision）。鲍威尔大法官主持的判决书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判决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配额制度违反民权法，加州大学医学院必须录取艾伦•贝基；第二部份判决加州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在录取新生时可以将种族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这样，最高法院一方面判决加州大学依照“肯定性行动”政策设立的配额违法，一方面又规定可以将种族作为升学申请的一个因素，实质上又肯定了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这个极为圆滑的双重判决，对控方和诉方各打五十大板，使支持和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两派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是法律决定，但对政治后果的慎重考虑，显然对大法官们的判决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从体制歧视到“肯定行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占多数和白人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在升学和就业这两个对人的一生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上，由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出面颁布一系列照顾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法案，绝不是偶然的。
美国是一个由二百多个不同的种族、族裔、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组成的移民国家，号称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炉。但是，在美国历史上，“民族大熔炉”的神话主要是对白人移民而言，而少数民族（主要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的美国经历却充满了痛苦和辛酸。早期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伴随着对没有还手能力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野蛮屠杀和对几百万黑人奴隶的残酷奴役，制造了延续至今的种族矛盾和种族仇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南北战争虽然摧毁了南方奴隶制，使被奴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黑奴成为自由人。但是，南方各州利用美国的联邦制民主体制以及白人占多数和政治、经济力量强大的优势，以合法的民主程序通过了一系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继续剥夺黑人权利。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的判决中承认了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合宪性，使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又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合法歧视和迫害。应当提到的是，南方各州通过的种族隔离法律，同样针对其它少数民族。南方州的种族隔离设施，只分白人和有色人种两类。南方州的法律不仅禁止黑白通婚，而且还明文禁止亚裔（蒙古人种）与白人通婚，违法者将被判两年以上徒刑。
美国社会对少数民族华裔的歧视同样源远流长。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以无数华工血汗和生命换来的美国横贯大陆铁路完工之后，受经济萧条影响，西部各州发生了白人大规模排斥和迫害华工的浪潮。为了争取白人移民的选票，西部各州官员和议会议员无视美国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纷纷采取了歧视华裔移民的立场，致使西部各州先后通过了排斥和歧视华工的州法。在排华浪潮之初，联邦法院曾判决歧视华工的州法因不经正当程序剥夺个人权利而无效。但自1882年起，在西部各州参众两院议员的压力和推动下，美国国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案，规定在美华人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禁止在海外回国探亲的华人重返美国，后来乾脆全面禁止任何类型的中国移民。南北战争后，昔日的黑奴已依法归化为美国公民，但势单力孤的华裔移民却沦落到终生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和回国探亲后无法重返美国的悲惨境地。美国国会当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堪称美国宪政史上最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法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确立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在布朗诉教委案（Brownv．Topeka教委）的裁决中推翻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判决南方州的种族隔离教育体制违宪。可是，南方各州对布朗案的判决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在布朗案判决宣布十年后，南方十一个州中只有2％的黑人学生真正进入黑白合校的学校学习。为了对付南方州对布朗案判决的抵制，联邦政府不得不多次出动军队保护黑人学生进入南方州公立大学读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为了彻底推翻南方州的种族隔离制度，美国黑人开展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权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同情和积极声援，全美各大电视台经常临时中断正常节目，实况转播南方州警察对黑人示威群众施暴的场面。在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媒体不断出现的黑人大规模示威和警察施暴的场景震撼了全美各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北方各州的白人纷纷集会示威，要求联邦政府和国会立刻出面干预，废除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社会局势有可能失控和民权运动有可能转向大规模暴力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国会终于先后在1964、1965和1968年通过了三个被统称为“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的民权法案，从法律上彻底结束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
民权法案的通过虽然使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但要完全铲除种族歧视遗留的恶果，实现真正意义的种族平等，却绝非易事。种族歧视给美国黑人造成的恶果固然多不胜数，但其中以黑人在教育领域的落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贻害最大。与千百万怀着“美国梦”来到新大陆寻求更好生活的各国移民不一样，美国黑人是被枷锁和镣铐捆绑到新大陆来的奴隶。数百万黑奴来自非洲的十几个国家、数百个部落，操数百种不同的部落语言，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本来就很低。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奴役和苦难生活中，黑奴被彻底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甚至连《圣经》都被禁止阅读。白人种植园主知道，一旦黑奴读书识字，通晓了“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奴隶制的末日就将来临。南北战争之后，黑人虽然名义上获得了自由，但在教育和社会各个领域中继续遭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之害，致使相当多的黑人处于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
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任期1967－1991年）在艾伦•贝基案的意见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美国黑人长期以来处于受奴役和被歧视的境地，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当黑人终于争取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后，面临的是高科技和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的挑战。美国主流社会标榜所谓“人生而平等”原则，推崇凭借个人奋斗和竞争去争取成功，但这种价值观忽视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就好像是让一个镣铐乍除、遍体鳞伤的普通人与一个训练有素、身强力壮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按照同样的规则在田径场上竞争一样。这种表面上的平等竞争完全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1965年6月，以提出建设“伟大社会”和“公平施政”口号著称的约翰逊总统在由黑人创办的哈沃德大学（HowardU．）应届毕业生结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黑人仅仅争取到法律上的平等竞争地位是不够的，联邦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对少数民族予以帮助，以求达到实质意义上平等竞争的最终目标。约翰逊总统的这次讲话，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联邦政府应对少数民族予以特殊照顾和优惠，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平等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种特殊照顾政策的实质，是要求美国社会的强势群体做出让步，在激烈的自由竞争起跑线上，允许弱势群体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先跑上一段路，借此改变因历史原因造成的竞争起点极度不平等的不公正现象，达到种族和谐和社会公正的最终结果。
总之，以“肯定性行动”政策为核心的平权法案，实际上是由联邦政府出面充任种族关系协调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角色，通过向黑人等少数民族提供更多的提升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机会的政策，补偿几百年来对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奴役和体制性歧视造成的伤害，纠正美国社会各领域中令现代文明社会深感耻辱和难堪的种族歧视现象，铲除种族歧视遗留的恶果，润滑美国社会紧张的种族关系，调整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推动美国社会向更公正的方向发展。这种政策不是一个修改美国社会中竞争规则的永久性的法律规范，而是对以往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予以补偿，是一种具有补偿性和暂时性的民族政策。
在一个由多数人选票决定一切的民主社会，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少数人在多数情况下则很难保护自身的利益。然而，民主制度的真谛，却恰恰在于容纳和保护少数人。建国二百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从种族奴役走向解放奴隶，从种族隔离走向民权运动，从法律上废除种族隔离走向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刻意维护。尤其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黑人民权运动的压力以及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行政部门的干预，一系列优先照顾少数族裔、妇女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法案终于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得到通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
（四）规则不平等与反向歧视
但是，从严格意义的法律角度看，“肯定性行动”政策是一项“不平等”的政策。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平等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起点平等，一种是规则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历史证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做到的，只能是规则平等。但是，“肯定性行动”政策却对竞赛场上规则平等的原则进行了暂时性的修改。
对联邦政府行政部门而言，为了纠正以前种族歧视的弊端，缓和社会矛盾，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实质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可以暂时高于规则平等的原则。“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正是不拘泥于规则平等原则，以一种矫枉过正的特殊形式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予以补偿和照顾，以求达到起点平等公平竞争的最终结果。
可是，由于规则不平等，尽管愿望良好，理由充足，但结果实际上却是对白人的体制性反向歧视，使白人不得不在社会生存竞争的竞赛场上为“祖宗造的孽”付出沉重代价。从就业角度看，美国是一个始终存在失业率的国家，无论申请哪一个层次的工作，都会面临激烈的竞争。从升学角度看，一个学生能否能被著名法学院或医学院录取，往往会决定其一生命运的兴衰荣辱。从商业角度看，能否争得政府部门的商业和工程合同，常常关系到一家企业或公司的生死存亡。然而，根据“肯定性行动”政策，白人不仅在能力和成绩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必输无疑，而且在能力和成绩明显高于少数族裔时也有可能败下阵来。
从大学入学统计看，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92年度被录取的黑人学生的全国高中统考SAT成绩，比被录取的其它族裔学生的SAT平均成绩低228分。从政府合同分配看，根据1977年颁布的《联邦公共工作就业法》规定，至少10％的联邦公共工程项目拨款应保留给少数族裔企业。1980年最高法院在符利洛夫诉克卢茨尼克案（Fullilovev。Klutznik）以6比3三票之差裁决这项联邦法案并不违宪，因为这是一个改正以前对少数族裔企业在投标政府合同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补偿措施。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另一个饱受指责之处是，它可能会使无辜者承担补偿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会使一些从未受到过种族歧视伤害的人凭空获益。与其它一些社会救济、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不同，“肯定性行动”是一项单纯以族裔、肤色和性别作为施行照顾措施标准的“一刀切”政策。只要你是少数族裔或女性，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族裔或女性，你都可以在竞争中受到若干照顾。相反，只要你是白人，而不管是什么样的白人，那你就成了天生的倒霉蛋，再受歧视也没人心疼。
比如，一位黑人富商是20世纪90年代从南非移居美国的投资移民，其远祖与几百年前被贩卖到北美的黑奴根本不沾边。而一位白人工人是居住在北方宾西法尼亚州的爱尔兰移民后裔，其祖先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移民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曾参加北军为维护国家完整和和废除奴隶制而战，其家族成员一直是废奴和民权运动的支持者。另外，由于宾州早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立法禁止奴隶制，所以这位白人工人家族史上没有任何人曾奴役过黑奴。可是，在申请进入宾州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竞争中，尽管白人工人家族世代在宾州居住并以税金的形式向联邦、州政府和州立大学交纳了大量金钱，尽管白人工人的儿子勤奋努力，品学兼优，考试成绩和综合能力高于黑人富商的女儿，但他仍然有可能在入学竞争中输给新来乍到的黑人富商的女儿。这种只问肤色性别，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政策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此外，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并非铁板一块，各少数族裔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肯定性行动”政策对各族裔在不同领域中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尤以亚裔在教育领域的情况比较特殊。亚裔移民主要由华裔、印度裔、韩裔、日裔和越南裔等组成。由于黑人民权运动的压力和推动，美国国会1965年颁布的《移民法》对以前设立的对有色人种带有歧视性的条款和定额进行了修正。如今美籍亚裔移民的主体，主要是受惠于1965年和1992年移民法移居美国的高科技人才。据统计，绝大多数亚裔技术移民在原住国已受过高水准的高等教育，很多人是千挑万选后赴美留学的科技精英，拥有远远高于原住国公民平均教育水准之上的高级学位和综合能力。这是其它少数族裔难以比拟的。
由于自身受教育起点较高，又有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背景，所以如果在高等院校废除“肯定性行动”政策，利益受损的主要是基础差、起点低的黑人和拉美裔，而亚裔却会因取消族裔比例限制而获益。但是，美籍华人、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博士认为，废除“肯定性行动”政策尽管从申请大学这一点看对亚裔有利，但若从政治和经济等更广阔的背景看，则将造成亚裔的劣势。亚裔基本上是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旁观者，但却“免费搭车”成为民权运动历史性成果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亚裔在维护“肯定性行动”政策这种涉及少数族裔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鼠目寸光，将有可能会对亚裔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造成不良影响。
加州大学董事会的黑人董事沃尔德•康纳利（WardConnerly）认为，“肯定性行动”政策其实只是为已经进入上流社会权势阶层的一小部份黑人和白人女性提供了进一步高升的特殊方便。此外，这项政策中的一些特殊照顾措施，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少数族裔根本无力凭真本事与白人进行真枪实刀的竞争，只能靠族裔和肤色占尽先机，这实质上是对少数族裔的贬低。这类指责如今在美国已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2001年5月，美国亚裔商会代表在白宫拜见小布什总统时，感谢小布什提拔华裔赵小兰和日裔峰田出任内阁部长。小布什当即严肃地回答，赵小兰和峰田入阁完全是因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品德，与族裔背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总爱说小布什总统脑袋缺根筋儿，既不懂外交也不懂内政，其实未必如此。如果小布什总统当时稀里糊涂地顺着亚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