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遴选制度的利弊

1. 如何有效地构建"法官遴选"制度

法官这一职业是承载法治理想的职业，担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如果说“大法官不仅是资历和经验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法律专业水平和审判能力的象征。应当在思想品质、法学涵养、断案经验等方面，成为全体法官的楷模。”[1]那么，也可以这样诠释上级法院的法官，上级法院的法官也应当是专业水平、资历和经验的标志，应当成为下级法院法官学习的楷模。研究当代中国的法官遴选制度，只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23周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身体健康、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学历和从事法律工作经验，就可以被任命为法官。

笔者认为，这样的条件对基层法院法官可以，对中级以上法院就有问题了。这样的条件，就中级法院而言，就会导致部分初任法官任职年龄偏低，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法律工作经验，导致了从事审判业务指导工作的上级法院的法官没有办案的经历，不利于保证上级法院法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尤其在处理上诉案件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和权威。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改革现行的法官任命制度，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当从下级法院的法官中遴选，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经法定程序可以被遴选到上级法院担任法官职位，而不是直接在本院的符合法官法第九条规定的人选中进行任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法学素养、才能使上级法院的法官真正成为下级法院法官学习的楷模，才能保证上级法院指导工作的权威性和监督工作的正确性。

一、遴选下级法院优秀法官担任上级法院法官是法官职业化的需要

专业化的法官职业队伍是现代司法制度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基础，更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主要法治力量。近年来，司法公正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大量涌现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司法能否做到公正。应当说，我国的法律体系基本完善，司法问题的关键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法律要主要依靠法官来操作，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司法的效率与公正。法官行使审判权，不仅影响到人民的财产利益，而且会影响到人们的人身自由，甚至影响到人的生命。如果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并不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就不能够公正地、正确的行使审判权。在加强司法监督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法官队伍建设，选好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因此，科学严谨的法官遴选制度，不但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需要，而且也是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需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于2008年4月1日正式实施，最高人民法院随之公布了全国四级法院民商事案件的受理范围。2008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的案件受理范围，对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额大大扩大，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受理标的额的扩大，将使大量的一审案件像潮水般地涌入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的主要职能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行使再审案件的审查和审理权。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上级法院在十四种情形下的案件再审权，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可以向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提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需要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就赋予了上级法院更多的审判监督职能，这就更需要上级法院的法官具备更高的法学素养和审判技能。遴选基层法院的优秀法官进入中级法院担任法官，使得二审法官不仅具备一审法官的审判工作经验，而且又使二审法官具有本级法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必将对二审法院的审判工作大有裨益，必将更好地确保中级法院指导工作的权威性和监督工作的正确性。

二、现行上级法院法官遴选模式的弊端

我国四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并担负着不同的工作任务。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难度相对较大，一般均是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疑难复杂、干扰多、阻力大的案件，并负有对下级法院的各项业务工作进行全面的指导与监督的职责。因此，对上级法院的法官的素质应当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上级法院的法官，如果由在下级法院任职的经验，对重大、复杂案件既有一般案件的审理经验，又有担任本级法官职务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就能保证上级法院指导工作的权威性和监督工作的正确性。

正如前文所说，目前我国上级法院法官的选任方式主要是从本院符合法官法第九条规定的人选中进行选任，因而造成被选任的部分法官任职年龄偏低，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审判工作经验。从事审判指导工作的上级法院的法官没有办案经历，审判指导与监督形同虚设，甚至乱指导、滥监督，对不服下级法院判决裁定的案件，该维持的不维持，该改判的不改判，出台的用以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规定相抵触，导致同一类型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出现多种不同的结果。

上级法院自产自销式的法官选任模式，阻断了法官奋发向上、刻苦钻研业务的云梯，不利于专家型法官的成长。一些书记员一旦通过司法考试，就四处通门路、托关系，希望早点被任命为初任法官，而不是继续钻研业务，有些已经担任法官职务的法官，则一味地想着向上爬，钻门路而不去钻业务，有的上级法院的法官的政治素质或者业务素质还不如下级法院的法官，某中级法院因一件案件倒下四名庭长级法官、某中级法院倒下的法官足以使该中级法院审判工作瘫痪，这样的实例足以说明某些上级法院的法官不是以业务见长，而是以上级老大见长。笔者多次陪同上级法院的法官，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其中不乏兢兢业业钻研业务的专家型法官，但更多的是在乎自己是处级或是副处级审判员、科级或者副科级审判员，似乎一个处级审判员比一个副科级审判员在判决书上的署名上效力更高。从这样的实例上看，陈旧的上级法院法官选任制度是导致上级法院法官落马的制度原因所在，也说明上级法院法官选任工作容易滋生腐败。

自产自销式的上级法院法官选任模式也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官选任模式脱轨。世界各国都强调上级法院的法官要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并通过法律规定了到上级法院担任法官在资历上的要求。许多国家从法律上分别规定了不同层次法官的任职条件，实行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目的就是保证不同层次的法官具有相应的素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法官的精英型选拔和平等性待遇，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高淘汰率培养和严格职业技能的训练。我国上级法院的法官选任则完全由同级党委的组织部门或法院党组决定，这种行政提拔式的法官选任方式很难完全保证精英型法官、专家型法官得到被选拔任用。

三、国外法官遴选模式比较

法治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对法官遴选制度无不采取十分严格的态度。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大陆法系法官产生的道路是：法学院---统一司法考试---职业化专门培训---担任初审法院的法官---通过严格的晋升选拔制度逐级晋升。这种模式产生的影响是：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和职业化的训练，使法官成为少数精英者的职业。由于标准化的训练，大陆法系的法官们观点一致，一次又一次的标准化考试，把未来法官本身有差异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有利于培养一支高度专业化且具有相近司法风格的法官队伍。但是，统一的职业化培训，也容易使他们缺乏开拓意识和独立思想，思维模式过于教条，视野相对狭隘，谨小慎微、缺乏个性，这也是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共有特征[2]。

英美法系法官产生的道路是：法学院—律师考试—担任律师—选拔为任何一级法院的法官，不存在职级晋升问题。这种模式产生的影响是：1、从律师中任命法官既能保证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又能保证法官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熟悉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且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而这种经验和独立性是职业律师在长期职业生涯中磨练产生并带给法官职位的。由于遴选的条件、程序苛刻，一旦选为法官，他们的自信心强、独立性强、有很高的荣誉感、依附性少。2、法官一般不存在晋升问题，待遇一进入法院就已确定，不同级别法院法官薪金差异很小。因此，英美法系法官一般不十分关注晋升，独立性强。但是，缺乏动力、工作怠慢、不思进取、效率不高也是这种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3、英美法系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能够解释法律和创造法律，作出的判决对今后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权力很大，作用也极为重要，法官的裁决甚至能改变国家司法甚至政治的进程。因此，法官的素质和社会地位较高，人们对法官十分信任和尊敬。

四、我国上级法院法官遴选模式改革路径

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党中央乃至全社会的认同和肯定。全国各级法院参照两大法系的法官遴选模式，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法官遴选实践，总结了许多关于上级法院法官的遴选理论和经验。相对来说，我国上级法院遴选法官的模式更接近与大陆法系的遴选方式，这与我国法律体系和法院模式受大陆法系影响是分布开的。从能够接触到的资料显示，总的来说，选任下级法院优秀法官担任上级法院法官似乎已经成为当前上级法院法官遴选的必然趋势。

有学者建议，仿照英美法系的做法，从律师或者法学家中选任法官充实上级法院的法官队伍。笔者认为，这种建议也不失为一个途径。有的精英型律师或者法学家确实具有丰富的实践或理论经验，如果他们被选任为法官，会对法官素质的整体提高起到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法官办案也会起到指导帮助作用，对国家的法治进程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也有专家建议，实行检法交流。笔者认为，对于法院院长，检法交流是可行的，有利于对法官队伍进行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建立一支精英型、专家型的法官队伍，而不是讨论法院的领导与监督问题。讨论上级法院法官遴选制度，是在法官职业化的立论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从检察官中遴选上级法院的法官，遴选对法院审判工作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熟悉法院审判工作的优秀检察官进入上级法院担任法官，只能理解为选任了一名优秀的检察官（检察院少了一名优秀的检察官），而不能确定的认为遴选了一名优秀的上级法院的法官。也许该法官上岗后，许多适用于法院的东西需要他从头学起，如此下去，法官职业化岂不是一句空谈，上级法院又如何能够保证更好地行使审判指导与监督权呢？

上级法院遴选法官既不能从本院具备法官法任职资格的人选中直接任命，也不能从律师、法学家中遴选，只能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遴选，这也许就是中国特色上级法院法官遴选制度所在。

2. 中国的审判长怎么产生的

法院受理案件后，一抄般会见案件移送各个庭室，各个庭室由庭长对案件经行分配，然后拿到案件的法官会确定合议庭的成员，合议庭成员确定后，审判长自然会产生。一般情况下，承办该案的法官就是审判长，但如果在合议庭中，有经验或者职务比承办法官高的人的话，就会由经验或者职务比承办法官高的人担任审判长。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3. 中英司法制度差异

英国是联邦制国家，分为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四个地区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各自实行不同的司法制度，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同一种司法制度。

#############英国检察机关

英国检察机关历史不长，由于英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对一般刑事案件的起诉不被看做是国家的事情，因此历史上对此类诉讼主要是由警察聘请律师代为起诉，而国家公诉人只负责重罪，如谋杀、叛国等案件的起诉。由于发现警察在起诉案件中有放纵犯罪的问题，1984年，议会制定了《刑事起诉法》，规定刑事案件统一由检察官负责，1985年正式成立了检察机构（简称cps），建立了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这也是英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在此后近20年的司法改革中，检察官的权限不断扩大，检察机构不断健全。

英国的检察官都是在律师中选任，所以检察官也称做“出庭律师”或“控方律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共分成42个司法区，每个司法区中都设有检察机构，每个检察机构都有一个首席检察官，领导司法区刑事起诉工作。皇家检察署（类似我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42个司法区的检察机构工作。

具体的案件上看：情节比较轻微的案件，按中国通常做法不宜起诉，可以作为治安案件，由警察处理。

在英国这种情况就应当起诉，当然起诉也是由地方法院审理，一般不送进监狱。案件处理结果大体相同，但程序不一样，这是中英司法制度的一个区别。

##############英国的法院体系

英国的法院体系与中国差异较大。英国42个司法区都设有地方法院（也称治安法院），审理六个月以下监禁和罚金5000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这里的法官构成很有意思——大部分是业余法官，由司法区内公共组织任命诚实、有相当法律知识的绅士担任，全国共有3000个；也有全职法官，但数量很少，全国42个司法区只有100个全职法官；另外还有半全职法官150个。全职和半全职法官都是律师。业余法官每两周在法院工作1天，半全职法官每周工作2天到3天。全职法官职责是处理疑难的法律事务或审理复杂、时间长的案件。业余法官在法庭上与全职和半全职法官有同等权力，开庭时有书记官（书记官也是律师）为他提供法律知识服务。法庭审理案件时，检察官（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出庭抗辩、质证，法官居中审判。

英国审理严重刑事案件的法院是皇家刑事法院。检察官对警察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认为案情严重，不应在地方法院审理的，就直接向皇家刑事法院起诉。地方法院法官审查认为应当处以更重刑罚（超过六个月监禁或5000镑罚金）的案件，也可以移交皇家刑事法院审理。

皇家刑事法院的法官都是全职法官，由国家支付薪水。在英国，凡是带皇家字样的机构都与国家有关。因此，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皇家刑事法院与地方法院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是国家的法院，而后者是带有民间性质的地方裁判机构。

皇家法院审判案件时有陪审团参加，陪审团由10名公民组成，法庭上当控辩双方进行抗辩、质证时，陪审团不能发问，陪审团最后根据对证据的判断，做出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结论。陪审团对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即心证）过程中，法官可以向陪审团介绍法律关于证据效力的规则。最后，法官根据陪审团认定的犯罪事实存在与否的结论，来决定对被告人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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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英国采取了政府无偿提供律师进行法律指导，这对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任何人都有权申请保释，然后由法官当庭听证决定是否保释，对于我们尝试引进检察机关不捕、不诉案件实行听证制度具有参考意义；英国动用社会人士参与审判活动，这也是一个通过社会各方面介入解决权力监督问题的好思路；英国刑事证据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很有必要将其精神引进到中国，特别是在一些客观证据不足的案件，例如贿赂案件现场是一对一的情况下，吸收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认定案件，有利于惩治贿赂犯罪；对被告人认罪案件，通过类似辩诉交易形式处理，可以提高效率，节省资源，简化程序。

二，是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制度在现代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明确。英国是一个重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历史上的检察制度并不发达，而在这样一个国度中，独立的检察机关从无到有，到不断壮大、不断强化，标志着检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法治社会的必然，检察机关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机关，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英国在司法改革中针对实际问题，着眼于保障人权、控制社会、维护公众利益、追求司法效率的平衡，大胆创新，保持传统，求新求变的务实精神很值得我们在司法改革进程中学习。要理性地借鉴并引进外国先进司法制度，全面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判明利弊，为我所用。要从中国的国情和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切忌不顾国情，标新立异，以免把人家已经摒弃的糟粕，当做精华引进。

四，是创造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浓重氛围，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在英国，法律至上精神的体现随处可见。无论从法庭的设置，还是审判活动的程序，无论是法官所戴所穿具有象征意义的发套、法袍，还是社会大众对法律遵从所具有的态度，都处处体现着法律的权威。在英国，检察官的决定，法官的判决成为一种法律，成为全社会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体现着法律的尊严。这来源于长期的法治追求的培养，来源于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的充分信赖。而司法官的崇高职业操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司法官严格的遴选制度。这启示我们必须营造一种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同时大力推进检察官、法官的职业化，严格准入制度和遴选制度，树立司法机关的权威。

4. 求助 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

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通过章程
昨天，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章程》，推选产生沈国明为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主任，陈辐宽、洪基浩、盛勇强、章华为副主任，批准通过法官遴选(惩戒)工作办公室和检察官遴选(惩戒)工作办公室主任人选。
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将组建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也是本轮司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惩戒)委员会也未有先例。此次出台的《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章程》，明确规定了遴选(惩戒)委员会的制度定位、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
章程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相结合。章程规定，遴选(惩戒)委员会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坚持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方向，按照“统一提名、党委审批、分级任免”的制度安排，统一提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意见，由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党组按规定程序审批办理。
在此次公布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委员名单中，15名委员中有专门委员7人、专家委员8人。其中专门委员由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人大内司委、市公务员局、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等单位的分管领导组成；专家委员则从资深的法学专家、业务专家、律师代表中择选。章程规定，通过遴选(惩戒)委员会的工作，对遴选对象的专业能力和司法品行进行严格审查，确保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的专业水平，进而推动上海法官、检察官职业化建设。
章程强调，坚持程序保障和决策民主相结合。章程对决议表决制度作出规定，要求会议决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过全体委员半数通过有效。根据章程规定，建立差额遴选制度，确保遴选工作实际效果。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遴选(惩戒)委员会还可视情开展案件评查，对违纪违法行为组织核查，认定责任，提出惩戒意见。

5. 法院通过公正司法，司法公开，司法为民，满足快递员群体多远司法需求

因为字数有限制，现简要向您列明。若要看全部内容，您可以登陆中国法院网搜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1.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2．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3.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4.改革行政案件管辖制度。5.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6.改革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7.健全公益诉讼管辖制度。8．继续推动法院管理体制改革。9.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10.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1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12．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机制。13.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4．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15.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16.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17.改革案件受理制度18.完善分案制度。19.完善审级制度。20.强化审级监督。21.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22.深化司法统计改革。23.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24.深化执行体制改革。25.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26.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27.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独任制审判以主审法官为中心，配备必要数量的审判辅助人员。合议制审判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合议庭成员都是主审法官的，原则上由承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完善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28.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案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29.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理职责。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健全诉讼卷宗分类归档、网上案、审判流程管控、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内部督导机制。30.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31.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发挥审判管理在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诉讼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进和服务作用，强化审判流程节点管控，进一步改善案件质量评估工作。32.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名确认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回复和公示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33.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拓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渠道和范围，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改革选任方式，完善退出机制。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完善随机抽取机制。改革陪审方式，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加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的经费保障。建立人民陪审员动态管理机制。34.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35.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改进和加强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工作。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36.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依法规范涉诉信访秩序。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信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五）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到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37.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已有条件范围内，优先安排与申请旁听者数量相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席，优先满足新闻媒体的旁听需要。38.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推动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建设。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诉讼公告网上平台和诉讼公告网站。继续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网站建设，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及时汇总和即时更新机制。加快建设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公开审判流程信息，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审判流程节点信息。39.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完善其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有效获取、查阅、复制裁判文书。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0.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力度，充分发挥其信用惩戒作用，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完善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方便公众了解执行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41.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开制度。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案件程序，确保相关案件公开、公正处理。会同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推动网上协同案平台建设，对执法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实现三类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审公告、文书公布统一在网上公开。42.建立司法公开督导制度。强化公众对司法公开工作的监督，健全对违反司法公开规定行为的投诉机制和救济渠道。充分发挥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监督功能，使公众通过平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审判监督和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43.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度。加强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诉讼服务大厅、网上诉讼服务平台、12368司法服务热线。建立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公告、申诉等工作机制。推动远程调解、信访等视频应用，进一步拓展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44.完善人民法庭制度。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机制。优化人民法庭人员构成。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45.推动送达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约束机制，探索推广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效率。46.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继续推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交通事故、物业管理、保险纠纷等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解决组织建设，推动仲裁制度和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程，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47.推动实行普法责任制。强化法院普法意识，充分发挥庭审公开、文书说理、案例发布的普法功能，推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与履行普法责任的高度统一。（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48.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探索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49.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制改革过渡方案，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50.改革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人选，实现法官遴选机制与法定任免机制的有效衔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制。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健全预备法官训练制度。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院人员互聘计划。51.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机制，完善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作为法官等级晋升、择优遴选的重要依据。建立不适任法官的退出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52.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严格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着力提升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和裁判文书写作能力。改进法官教育培训的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健全教学师资库、案例库、精品课件库。加强法官培训机构和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建立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网，依托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广网络教学，实现精品教学课件由法院人员免费在线共享。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数民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53.完善法官工资制度。落实法官法规定，研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七）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完善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项制度，优化司法环境，树立司法权威，强化职业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54.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55.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确审判组织的记录义务和责任，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询。56.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明确不同主体、不同类型过错的甄别标准和免责事由，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完善法官申诉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权益因依法履职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健全不实举报澄清机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57.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推动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藐视法庭权威等犯罪行为的追诉机制。推动相关法律修改，依法惩治当庭损毁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和法庭设施等严重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胁、侮辱、跟踪、骚扰法院人员或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58.强化诉讼诚信保障机制。建立诉讼诚信记录和惩戒制度。依法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将上述三类行为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受害人损害赔偿之诉。59.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制度，引导、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活动。规范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送，促进依法行政水平提升。60.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61.完善司法荣誉制度。明确授予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不同类别荣誉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员的司法职业尊荣感和归属感。62.理顺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关系。科学设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构，规范和统一管理职责，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的相对分离。改进上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明确上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监管职能。63.推动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预算保障体系、国库收付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推动人民法院经费管理与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加强“两庭”等场所建设。建立人民法院装备标准体系。64.推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按照科学、精简、高效的工作要求，推进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内设机构设置模式。65.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加快“天平工程”建设，着力整合现有资源，推动以服务法院工作和公众需求的各类信息化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到100%，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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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困难及对策

摘要：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浪潮中，各地法院要怎样努力才能进一步扩大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真正立足本地实际、借鉴经验、革故鼎新，发挥特色，把本地区法院的文化建设抓实抓好，从而真正打造好“法院文化”这一品牌，形成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格局？本文试总结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共同存在的两点宏观不足和八点具体困难，并给出提纲式的对策，以期对各地法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字：法院文化 不足 困难 对策

当前，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法院各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各地法院的文化呈现如火如荼之势。在这种形势之下，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投身到法院文化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河南巩义、山东东营、上海等地，尤其是地处边疆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值得借鉴。但是，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与当前迅猛发展的形势，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有的法院文化建设缺乏主动，内容老套，毫无新意；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消极对待、引导不力…… 从总体上看，全国法院的文化建设还缺乏必要的统筹规划，缺乏整体推进的意识，还处在各自为阵，法院文化建设如何多管齐下，突破“瓶颈”，值得我们的理论和实务界深思。
一、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两点宏观不足
谈到个体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从全国法院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谈到，只有从宏观上对法院文化建设有一个总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出现。笔者认为，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困难。
历史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法院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封建文明的国家，创造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和华夏文化，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也缺失现代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积淀，到清王朝覆灭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法院文化更是虚无飘渺。人治社会、儒家文化的浸染让中国的法院文化在历史的尘埃中喑哑无语。虽然建国后尤其是我国“以法治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略的适时提出，为法院文化建设铺设了快车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任务重以及当前外来思潮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文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现实的困难主要来自法院内部：法院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法院，脱离了法院和法官来探究法院文化的不足，其结果必然是试图在沙滩上建盖坚固的大厦。首先，从法院的管理体制行政化问题上讲，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法官的管理仍然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姑且不论庭室领导的指令所蕴涵的强制物语权，单是法官的审判职称的评定与行政职务挂钩这一点，就值得质疑。在我国上下级法官遴选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那么直到其退休也只能是一级法官。而直接进入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工作的年轻法官由于所处法院授予的行政职级的不同，可能很短的时间就能达到更高的法官等级。试想，在一个千军万马挤行政职务这一“独木桥”的法院，要试图让法官保持一个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参与法院文化建设和司法精神的塑造必然是困难的。其次，从司法地方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地方行政掌控了法院的财物核拨等重要权限，法院乃至法官的切身利益与地方利益就有了割舍不掉的牵扯，出现了法院很大限度依赖地方行政的危险。正是这种危险，导致全国各地出现了地方政府给法院分配招商引资指标、抽调法院法官参加计划生育、烤烟生产等工作等怪现状。再次，从法官的非职业化角度来说，法官之所以为法官，即是这一职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遗憾的是，法官的非职业化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虽然《法官法》实施已整整十年，但是法官的审判津贴仍可望不可及，实践中收入落后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公务员；法官职业保障并未得到真正落实，法官在办案时稍有理解偏差，就会有很大的职业风险，例如广东法院的法官莫兆军被追究一案。法官的职业保障不到位，待遇的偏低，风险大，不足以使社会产生对法院的认同感，不足以形成法官职业本身的尊荣感，不足以吸引优秀的法律人才到法院工作，也就不足以产生我们期待以久的体现法律、法院、法官精神的优秀法院文化。
二、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八大具体困难及对策
问题一：重物质文化建设，轻精神文化建设。
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院的物质文化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加大审判法庭的建设、购置新的办公设备，更新公务用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法院物质建设的落后现象。但是，很多法院正是在忙于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却忽视了法院的精神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建设，没有深刻认识到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精神是“花瓶效应”，是“务虚工程”，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引下，部分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设了无踪迹，造成法院、法官主流文化和精神的缺失。
对策：法院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难以想象没有法院文化和法治理念的法院如何肩负起司法为民这一神圣职责。为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个法院可以参照山东东营、上海等地文化建设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为自己所用。在另一个方面，同样是地处西部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潮中，积极整合资源，形成整体合力，从而达到法院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云南高院的主要做法是：从整体上策划一个法院文化建设方案，由高级人民法院牵头，成立云南省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将各级法院的文化建设拟定一个实施纲要，指派各级法院由一名院领导具体负责，将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实施法院建设物质与精神的良性互动，用外在动力对全省法院文化建设进行助跑，在短短大半年时间里，取得了《以法律的名义》专题片、《云南高院赋》等一系列成果，掀起了全省范围的文化建设高潮，完成在西部法院文化建设的系统性领跑和推进。
问题二：法官业绩考评的不科学、不合理
现象：当前，部分法院法官的业绩考评缺乏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的评价标准，法官的考核依然是按照公务员考核的“德、能、勤、绩、廉”标准，但是在实际中，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完全按照公务员考核的标准，还不能适应法院的工作考核效应甚至容易流于形式。这种考核标准，导致部分法官对无法不能对自己进行一个正确的定位，也不利于法院对法官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价，而这种情况对法院文化的直接影响是法官对法院文化没有积极性，缺乏基于法官尊荣感、自豪感而产生的原动力。
对策：当前，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法院的法官都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工作压力大。要注意法院考评机制的量化和细化，将传统的“人管人”机制相“制度管人”的机制发展；要引导和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要从肯定评价的前提定位出发激励法官崇德敬业；要改“相马”为“赛马”，大胆奖励那些公正廉洁、司法为民的、将法院文化精髓贯穿于日常工作中的法官，从而激发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时，西部地区法院又有其特殊性，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例如云南宁蒗等地有的地方办一个案件要步行一个星期），单纯用公务员考核标准或者要求象发达地区法官一样用结案数等指标来考虑是不现实的。西部法官业绩的考评应当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但是又要与本地实践结合，积极建立一套符合本地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职业色彩的考评机制。
问题三：没有明确具体的法院文化建设方向和目标
现象：明确法院文化的目标和方向，是法院文化的发展的前提。法院文化的建设毫无目标，没有法院文化的科学定位，导致法院文化建设的随心所欲和盲目混乱。
对策：当前，放眼全国法院文化建设成效明显的法院，无一不是确定了明确发展目标。具体体现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总结出本院的预案训和院赋，并在此前提条件下在指定具体的发展措施。如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提出了“忠诚、公正、奉献；厚德、清廉；自律”的院训。中国广大地区同样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广大法官对法律的奉献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从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发，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广大法官无私奉献、公平高效的精神品质和群体精神，从而提炼出具有本地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标，总结出溶汇着本地法院、法官热情的院训和院赋。
问题四：法院文化建设还没有形成合力，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现象：当前各地法院文化建设还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还存在文化建设只是政治宣传、综合行政部门重视而审判业务部门不重视的现象。法院文化建设还不能做到多个部门形成合力，全体法官共同参与、长效建设机制共同构建的良好现象。审判人员中“合力”的文化建设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只要把案件质量把好就是万能的错误思想还在占有很大市场。
对策：各省高院可以考虑组织一次专门的教育培训活动，以引起全省法官的广泛关注。各级法院党组要做到充分动员，保证做到法院全员参与先进法院文化建设。法院党组应当承担起领导职责，充分发挥干部管理部门、教育培训机构、调研宣传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党团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资深法官和高学历人员的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群策群力，使法院文化建设形成人员、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从而进一步构建起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问题五：法院的学习宣传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
现象：法院的学习宣传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部分法院的宣传学习仍然停留在读读文件、开开例行会议等传统的学习教育方面。这种方式的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很难充分调动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热情，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将我们寄予极高期望的法院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对策：学习宣传是靠职业化、理性化、德性化内在心理主动勃发并促进升华的。为此，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在宣传教育这一问题上，还要注意到：法官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丰富的情感，我们不能将法官这一丰富的群体局限在僵化死板的模式中。所以，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做的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学习可以是经典阅读、电影观看、摄影采风、法官沙龙、法官博客的方式，前两年被称为法制类影视精品的《大法官》，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物形象鲜活，事迹生动感人。总之，要从广大法官最关心的问题着眼，从最贴心的事情入手，要最大限度地寓教于乐，最大限度地激发法官群体的活力，让他们变法院文化建设的被动为主动。
问题六：法院文化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现象：由于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法院文化工作本身的缺位等复杂因素，法院的文化建设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现象，在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很多群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连法院本身的组成、职能等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至于更高层次的认识更是无从说起。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历史、物质等条件的限制，导致公众素质的不足，但是这毕竟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凸现了当前法院文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
对策：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内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所以，除了通过司法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法官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质外，我们还要注重用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各地的法院文化成为当地精神的代表。如可以采取巡回开庭、定期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沟通，邀请市民参观法院文化建设等方式，使社会公众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审判并最终树立法治理念。
问题七：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文化法院的要求还较远
现象：先进的法院文化建设，必然要求有高素质的法官群体，由于条件限制，部分法院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法院文化的要求还较远。具体表现在：各级尤其是西部法院的法官学历层次还不高，法官断层现象相当严重，部分基层偏远的法院甚至出现只有几名法官的现象；由于待遇偏低，许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到艰苦的法院工作，在职的工作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相当一部分选择跳槽做收入较高的律师职业等，导致法院人才的大量流失；在职的部分法官有相当部分是部队转业、特殊时期招工招干进入法院，缺乏法律职业背景；法官续职培训的机会较少，法律专业知识陈旧，其他领域的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凭经验办案的人员大有人在。如此等等，形成法院文化建设的“瓶颈”问题。
对策：法院文化要抓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容忽视，因为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为此，应当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制定政策，鼓励法院法官积极提高整体素质。如：加大对中、基层法院的投入，改善法官待遇，畅通进人、出人的渠道，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法院工作；加大培训力度，使法官培训系统化、深入化和制度化；鼓励法官积极参加学历考试和其他领域知识的学习；建立法官的逐级遴选制度，使这一方式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制度；要以法律事业感召人，用法院的情感吸引人，用法院领导的人格魅力感动人。
问题八：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
现象：由于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形势，导致了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由于信息资源的缺乏，一些法院的相当部分法官还停留在“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落后状态。许多法院没有开通互联网，相当部分的法官不懂电脑的运用，甚至在西部偏远的法院，连电视的收看都还成问题，这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对给拓宽法官的视野、增加法官的知识积累的要求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也与法院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的要求格格不入。
对策：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法官的素质势在必行。各地法院要积极争取资金，加大法院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进行信息化建设。如：开通互联网，实现法院内部的三级联网；积极利用网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介，拓宽广大法官的视野；建设好法院网等法院的对外网站，将法官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上面来；定期和先进法院进行信息的交流。总之，要在创造条件的前提下，让东西部法院法官充分享受到同样的优势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素质，达到法院文化所蕴含的要求。
总之，面对建设全国一流的法院文化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各地法院法官齐心协力，对症下药，法院文化建设必将大有作为，打造出彰显本地法院精神特质和现代司法理念的法院文化，建设者辛勤的汗水，一定会在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浇灌出法院文化的灿烂之花！

7. 法官的欧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和建立起来的，法官承担着传承和创造法律的重任，因此，专业化及博学是成为法官的前提条件。
在英美国家，对法科学生的要求非常高，不仅仅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而且要求必须接受过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的训练。法官来源于律师，要想成为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科学知识、包括认识、判断、推理案件、辩论等诸能力在内的良好的认知水平，以及广博的社会学知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司法程序研究专家查菲所说的那样，在普通法国家，为了预测一个未来的法官的行为，最好看看他图书室里的藏书，而不是看他事务所里的诉讼委托人名单。
英美法官非常注重经验，以判例形式表现的普通法，其本身就是司法经验的积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基于其知识背景、训练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的一致，英美法系的法官凝聚并形成一个“解释的共同体”。同时，借助特定的概念、逻辑推理形式，形成了司法的“方法论自治”。
英国早在1701年即在《王位继承法》中规定法官只要行为良好便可终身任职。在英国，法官是终身职务，只有在违反正当行为原则并在上下两院共同要求下才能由国王予以免职。被任命为法官的人服务的年龄可以达到七十或七十五岁，实际上要比政府官员所允许的年龄限度高出十年。在七十五岁之前成为高级法院法官的许多人可以任职到更高的年龄。
在美国，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对确保司法独立来说，除了终身任职之外，没有什么比将对其与持以固定的条文明确下来更起作用了。”这种思想在美国宪法中有所反映，美国宪法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与低级法院之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
至于法官的待遇，“先于大陆各国形成的对法官优厚的物质待遇，成为英美法各国的传统”。在英国，法官的薪俸非常优厚，大法官的年薪与首相一样。由于各级法官之间的待遇相差并不大，经济利益方面的刺激和诱惑很小，法官对升迁并无多大的兴趣。在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总体而言“法官的薪俸优厚，如果在高一级的法院任职，还会配有秘书和研究助手”。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以简洁、惜墨如金著称的《美国宪法》甚至对法官的“俸金于任期内不得减少”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英美国家任命法官对候选人的资历要求非常高。从14世纪开始，英国所有各级法院的法官都从出庭律师中产生，而高等法院的法官更是几乎全部从杰出的出庭律师中产生。即，英国法官必须从英国4个律师公会的成员即出庭律师中任命。一般来说，担任地方法院法官(不含治安法官)必须有不少于7年的出庭律师资历；担任高等法院的法官必须有15年以上的出庭律师或两年以上的高等法院法官的资历。高级法官基本上都在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中接受过法律基础教育，他们的父辈的职业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
因此，可以说，“英国的司法的主干是由少数精英所支撑的”。1963年，对100名英国高级法官中所作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法官遴选制度本身便说明经验是衡量是否授予法官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法官在从事这一职业以前，大约要有15年到20年职业律师的经历，有近三分之一的法官在担任法官之前具有检察官的经历。
实际上，在美国“大多数法官又是律师，具有法学学位和职业律师的经验是成为一名法官最普遍的资格要求”。而能否出任法官，则取决于律师执业中的成功、在律师同行中的声望以及政治影响等诸多考量因素。另外、在英美国家，由于诉讼中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群体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职业性格。两位英国法学家在其著作中曾描述了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法官：“头戴假发，身着长袍，面无表情的法官刻板无味地宣告某个被告做了不应做的事情”。
美国学者约翰小努南曾比较了普通法国家历史上几位最伟大的法官，即布莱克顿、马歇尔、霍姆斯、卡多佐、布兰代斯等，他总结出这些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仅以公正无私著称，而且以简朴的生活方式而著称。据此，他认为，法官应当追求简朴的生活方式。按照科特威尔的看法，法官这种职业往往“被看作是超脱狭隘自身利益的”，法官应当在社会交往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独性”。而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谚语“一个公正的法官是一个冷冷的中立者”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法官超然的个性。 鉴于法官代表司法权独立审判的重要性，现今世界上多数宪政国家会将有关法官的职权行使，薪俸、地位的保障以及任免限制直接规范在国家宪法内，尤其是积极避免审判涉入政治，或是政治干涉审判，以昭公信。
在一些国家，对于法官的装扮有着特殊要求，以表示法官在法庭上地位的特殊性，及协助审判庭上的人员容易做出身分上的辨别。
法官独立执行国家审判权时，不因其判决有瑕疵而遭受指控，而且其判决不能由法官自行任意改判；因判决而遭受不利益之人，仅能透过上诉寻求救济。

8. 关于法官的选拔和遴选,你有什么看法

上级法院从下级法院法官、从律师学者中选拔人才，是一项重要的回改革，是法官职业化建答设的重要举措。法官遴选制度必须抬高门槛，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但门槛抬高，也不能一刀切，要考虑地区差异。
建立法官遴选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法官应该熟悉和了解社情民意，知道自己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执法。
从律师中遴选法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真正实现了良性互动。从优秀律师中选调法官，将对全国法官队伍的结构和法治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希望有关方面能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职业荣誉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法官队伍，避免法官队伍人才流失。

9. 如何理解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初任法官、检察官职位的报考条件为：（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专法》、《中属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二）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三）年龄在23周岁至40周岁之间（1972年3月15日至1990年3月15日之间出生）；（四）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五）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或b证）。对具备法官、检察官任职条件，并已经通过律师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执业律师和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可以视为已经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六）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符合上述条件的已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科级以下干部，经所在单位推荐、党委组织部门同意，满最低服务期限的，可以报考。已经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包括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的，不得报考初任法官、检察官职位。
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

10. 考法官的条件！具体点！

最高院政治部副主任作客中国法院网
宋建朝：关于建立法官的遴选制度

建立科学严格的法官遴选制度，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也是进行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分类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通过几年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目前，我们正在与国家公务员管理部门联合制定公开选任法官的实施意见，主要解决公开选任法官的程序、来源和条件。
程序方面：我们考虑公开选任法官可以不必参加统一公务员考试，但是要参加由国家公务员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共同组织的专门考试，由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有限，考试的报名、开考、面试比例可以适当降低，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年龄可以根据法官职务的需要适当放宽；
报名条件：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必须具备法官法规定的条件，同时，还要根据不同法院法官的具体条件，具备一定年限的法律工作经历，比如：选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大学本科毕业的，至少需要有10年以上的法律工作经历。
法官的来源有三种：一是社会上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优秀法律人才；二是上级法院可以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选任；三是本院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法官助理或其他优秀工作人员。这三种来源在遴选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变数。法官的来源要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和法制发展的程度来适当调整他们之间的比例和主次位置。比如，随着国家人事、户籍、住房、就业制度的改革，法官合理的职级、工资制度的建立，上级法院从下级法院选拔法官的比例就可能扩大；随着法官在国家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的提高，法官职务在社会上的吸引力的增加，从社会优秀的法律人才中招收法官的比例也会提高；但在各种外部条件不具备、不成熟的时候，从法院内部优秀的审判辅助人员完全可以选拔合格的法官。我们提出法官遴选的三种渠道动态发展，是充分考虑到新老政策的衔接，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考虑到改革的可操作性。随着外界条件、环境的变化，三种渠道不断调整，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合理的机制。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意见的出台绝不是降低法官的条件，前些日子有的报纸大标题写到“法官条件有望降低”，是理解上的问题。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更符号法官的工作特点，更符合人员分类管理的特点。这个办法有望近期出台，一旦出台，对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将是一个有利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