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研究

A. 审理期间发现新的证据线索的刑事案件，法官如何处理

法官可以建议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内未回复意见的，法院应当作出判决、裁定。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审判期间，人民法院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内未回复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裁定。
第二百四十一条对第一审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判决、裁定：
（一）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成立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
（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四）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五）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不予认定；
（六）被告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七）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八）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且不是必须追诉，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九）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能够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具有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前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必要时，可以重新开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进行辩论。

B. 民事案件是否可以申请调取刑事案件的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证据规定》赋予当事人有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往往遇到很多障碍。首先，法院审查当事人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确定是否以职权调查取证。证据规则中对法院以职权调取证据的规定模糊，对于不是明显符合条件的，多采取推脱的态度。而申请一旦被法院裁定不准，当事人又没有其它救济途径。其次，法院“案多人少”的现状不允许法官有更多的时间去调查取证，多选择给申请方开调查令的方式。但目前调查令只能诉讼代理律师才能持有，当事人没有权利获得调查令，即使持有调查令，有关部门也不会配合取证。

C. 刑事案件办案法官是否可以自行侦查，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

D. 刑事案件辩方如何对控方证据质证

转载他人论文一篇，供参考。

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广义上说，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种“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刑事质证的概念尚未达到一致的盾法，可谓众说纷纭。较早的法学词典对质证的定义是：“指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解除疑异，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或是“在刑事审判的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对与证人证言有关的疑难问题，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核实查证的诉讼活动。
对制裁证要领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质证对象范围方面的分歧，即在质证程序中“被质疑证据”的范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认为质证对象仅限于证人证言；第二类认为质证对象为所有证据；第三类认为质证对象是与实物证据相对立的言词证据。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赞同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的观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一类言词证据的盘询质疑仅仅是质证制度中较特殊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
据此笔者认为刑事庭审质证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审过程中，在法官的指挥下，控辩各方对当庭举出的所有证据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此为法官的认证提供依据的诉讼活动。
二 刑事庭审质证的法律关系
法律制度一经确立后，即在相关领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质证制度一经确立后，就在控辩双方及相关的证人、鉴定人等接受质询的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该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妨称为质证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因此通过对质证法律关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本质。
对于一切法律关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件构成，质证法律关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对质证法律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其所含的诸构成要件的认识。
（一）、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
在刑事质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是刑事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范围包括：1、检察官（当事人）。在英、美法系检察官也是当事人，本文只就大陆法系做一探讨。检察书在提起刑事诉讼后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使诉讼权，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证的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合理排除被告人无罪的所有疑点。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由于当事人与诉讼的结果有最终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对诉讼证据应有质证的权利。2、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都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责任，因此通过质证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辩护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手段。诉讼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诉讼，在受托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应有质证的权利。此外，由于质证是一项对法律专业和诉讼技能互相配合的诉讼活动，因此，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实际上在质证活动中要发挥比当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质证的人。在以人证作为证据方法的场合，提供证词的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的，鉴定人、勘验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物作为证据方法的，负责收集物证的侦查人员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与证物有关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书证、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以及该书证、视听资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它等与证据相关的人员是接受质证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够在其认识范围内作证，因此，在其作证的范围内应当有接受质询的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由于法律同样赋予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应有对证人及相关人员就证据问题进行质询的权利。
对于上述人员作为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理论上应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审判人员能否作为质证的主体。因此，要从质证的本质和审判人员的职责进行分析。质证在本质上运用质询、辩论等对抗的方式来揭示证据证明力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某一证据作为判决的依据。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会就证据的某些问题进行发问，但是这只能是“认证”权的延伸，其范围只限在控辩双方在质证的范围内，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审判人员未能听清的内容。也就是说审判人员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其对质证活动应有监督权和指挥权，以确保庭审活动有秩序、高效率地进行。
（二）、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
即是质证这一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对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但对于质证这一特定的诉讼活动而言，其诉讼标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项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凡是规定能够作为证据资料的，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确定其证明力大小，并作为裁判的依据。对此也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某些常识、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简单推理得出结论等，无须经过质证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纳。此外，根据我国证据学来说，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大小应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决定。因此，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就是证实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
是控辩双方和接受质询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对应的关系，一方主体在行使质证权利的同时也就是另一方主体履行受质问义务的过程。在控辩双方和证人之间是质询和受质询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受质询的人有回答控辩双方提问的义务，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其次，对控辩双方而言，同时有向对方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回答对方质询的义务。
三 刑事庭审质证的基础规则
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在我国的刑事庭审质证程序中应确立以下的基本规则。
（一）、充分质证规则
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规则之一，也是实现控辩各方质证权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内容是：一是指所有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在庭审中控方（包括公诉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辩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认、质疑、说明、解释方能作为定案根据；二是指每个证据都应该给予控辩双方对其进行充分的辩论、驳斥的机会。
（二）、严格程序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规则。其内容包括：庭审质证程序必须实行“谁举证、谁主询、谁答疑”原则，质证主体每一项质证行为都应当遵循法官的指挥，询问必须经法官同意后才可进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询问顺序进行质疑等。如果一方违反规则，擅自询问，或打断对方的正常询问，法官应予以制止，以维护法庭程序和质证的顺利进行
（三）、证据中心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规则，主要指质证必须围绕当庭当示的某些特定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质证，在质证环节中不允许随意地进行其它事实问题或法律适用等的辩论，质证必须对事不对人，严禁一切借质证之名进行人身攻击、恶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四）、质证自愿规则
一般来说，控辩各方是否质证以及对哪些证据进行质证被认为是质证主体的权利。主持和指挥质证程序的法官不适合去干涉控辩各方行使这种权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质证依照控辩各方的意愿有序进行。当然，必须同时在立法上明确不质证和不能充分质证的后果，以促进质证主体积极有效进行使质证权。为防止故意的诉讼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控辩双方的证据进行询问，但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而且必须严格限制。
（五）、禁止性规则
针对质证程序的特点，设计一些较具体的禁止性规则对于确保质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高效地实现质证目的非常必要。这类规则主要应包括禁止诱导性询问、禁止质证已方证人和限制重复询问规则等。
四 刑事庭审质证的模式
一般认为，刑事质证程序的模式从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当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种：法官主质型、控辩方主质型和兼容型质证模式。
（一）、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
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大陆法系国家适有。是在批判地继承和改造纠问式诉讼形式的基础上，并吸收英国的辩论式诉讼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诉讼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发挥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而不强调当事人在质证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模式下，法官拥有很大的职权，可以主动询问被告人、公诉人。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各种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均以法官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开展询问、调查，办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较高，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审法官越俎代疱，削弱了公诉人的控诉职能，并且受到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的影响，难以客观公正的听取辩护意见，从而导致控、辩失衡，这对于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决是极为不利的。
（二）、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
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英美汉系国家适用。在继承和改造控告式诉讼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论式诉讼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被告人、辩护人和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赋予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诉讼地位各自提出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只负责主持法庭辩论，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动直接调查收集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防止法官先主为主，在对案件进行审理之前作出预断，这种模式强调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汉权利的保护，因而更符合设立质证程序的本意，其缺点是：1、惩罚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够，并且难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寻求客观真实有效地结合起来。2、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过分拖延，乃至降低诉讼效率。
（三）、兼容型质证模式
兼容型质证模式主要在二战后的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和控辩方主质型质模式的有机融合，这种质证模式弥补了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过分强调法官的能动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质证中的积极主动性，不利于辩护职能的发挥，不利于法官从正反两个方面兼听而明的缺点。同时也弥补了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审理过分依赖于控辩双方的调查和辩论。因而，案件处理结果很可能会依赖于控辩双方的经验和辩论技巧，寻求客观真实变成空谈和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拖延缺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控辩双方在法官的指挥下进行质证，法官在庭审质证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在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询问以后，法官就案件的相关部分，可以在控辩双方询问结束以后作补充性询问。兼容型质证模式的优点是吸取了前两种质证模式的长处，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鉴性。
五 刑事庭审质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一）、漠视辩方权力导致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的地位不平等
据材料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开始形成，并固定成形，但这些证据作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根本不可能见到，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律师能够提前介入，帮助犯罪嫌疑人，但由于质证前司法机关对有些证据的采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为辩方难以予以证实，即使是质证，也很难达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国《刑事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就强调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应当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由于这种情况是在极为秘密的方式中进行的，外界根本无法知晓。实践中，侦查机关采用刑讯副供的这种对他们来说奉为“捷径”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审质证时说这是刑讯逼供形成的，又怎么去证实呢？这样一来，质证的意义又有何在呢？相反，由于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寻证据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给律师一个明确的称呼），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其足够的权力，获取证据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到，律师在侦察阶段是不享有调查取证权，虽然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赋予了律师这种权力，但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方的这种带条件的权力同控辩方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表现出来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单从证据材料数量的掌握上，辩方就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质证时极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这样就会使质证这一庭审程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往往流于形式，根本不利于查明案件真相，打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证据展示制度对刑事庭审质证的影响
跟据我国司法实践，刑事案件中，证据展示的范围、方式、时间对于刑事庭审质证的作用的发挥具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对于案件事实部分的证据仍在禁看之列，这对于辩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了解和做抗辩准备不会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根据《刑事诉讼》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实材料………”但此处规定的“犯罪事实材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三者150条规定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审查起诉时只向法院移交这部公材料，所以辩护律师通过法院所获无几，根本无法对控方证据材料作全面了解，从而影响辩方的辩护权的充公实现，最终导致质证失去了实际意义。
（三）、法官在刑事庭审质证活动中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法庭上对证据直接进行查问的仍然过多，去庭调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职权询问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调查和阅卷中就形成了对实体问题的预断，从而使控辩双方的质证实际上成了印证其预断的表演。而且，法官在这种预断形成的“内心确信”的驱使下，往往会对控辩双方之间的质证活动持漠视态度，甚至对质证横加干涉。
法官在庭审质证程序中的定位应主要是质证程序的指挥者和秩序维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成为直接的质证主体。而为限制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具体来说，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应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官拥有对质证的引导权。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节问题或偏离案件事实时，由法官加以引导，使询问紧紧围绕对裁决有决定和影响作用的事实和情节进行。其次，法官司应该保障控辩双方具有均等的质疑、询问机会。再次，庭审质证禁止性规则中规定的禁止权应当由法官来行使。
我国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案件的最终处理要经过不出庭的庭长、审委会成员、院长决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对案件的处理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对质证的积极性。
（四）、证人出庭率低，导致质证的质量度不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辩别证方的真伪。但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做证的简直是少的可怜。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法庭审理事实上深化了法官对控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所记载的笔寻。这种庭审方式使得质证变成了“纸上谈兵”而流于形式。导致证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而：1、法律规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作证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应当当庭宣读，然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出庭作证，当庭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其证言制定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一下就可以了，在这种有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2、证人的义务与现任脱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绝作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3、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及财产方面的保护，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质影响，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作证时采取消极应付的方法，认为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出现，出不出庭都不碍大局，这样一来质证也往往只是走过场，走形式。
此外，关于鉴定人、勘验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笔者认为尽管严格要求每个案件都传唤所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仍然有必要强调相关人员都要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

E. 刑法中哪个罪名的认定存在争议，老师出这个论文题目，可难道大家了，希望各个高手帮帮小妹，谢谢了！！！

有争议的罪名很多，比如交通肇事罪、金融诈骗罪、强奸罪、盗窃罪。
对什专么地方发生的属交通肇事构成交通肇事罪有些法院有争议，比如李刚案，按两院的传统意见，校园肇事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但有的法院认为这是交通肇事罪。强奸罪中，抢劫案男性是否构成犯罪，在实务和学理上有很大争议。而盗窃中的秘密是否需要他人知道，不同学派，不同法院都有不同看法和判决。

F. 刑事案件是否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起诉法官隐匿证据

不能。刑复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制，刑事诉讼中不存在反诉。因此，如果刑事诉讼被告人或受害人认为法官或侦查人员或公诉人存在如隐匿证据等违法行为，是不能直接起诉的，而只能向上级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进行控告检举，然后有有权机关依法进行调查或侦查。

G. 当事人如何向监察机关申请对侵害自己权利的枉法裁判法官刑事调查

当事人如何向检察机关申请对侵害自己权利的枉法裁判官刑事调查这个是需要向上一个部门伸进申请的

H. 法官有调查权吗

（一）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行使是对实体公正的追求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法官庭外调查是法官履行其案件事实查证责任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方法，是其审判职权的积极运用。法官行使这一权力实施庭外调查，其积极意义在于，当某一事实对裁判具有实体上的意义而尚在不确实之中，或者控辩双方对某一事实的举证明显相互排斥而当庭一时无法判断证据的真伪时，法官进行必要的庭外调查核实，避免因一方的诉讼权利不能有效行使而致判决对其不利，防止判决结果过多地依赖于控辩双方的语言和辩论技巧，将判决裁定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实现司法公正的实质即实体公正，从此意义上讲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是对实体公正的一种追求。

（二）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行使存在的弊端

首先，法官中立者裁决的形象被破坏，违背程序公正。中立性的原则是程序性的基础，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现实中完全的中立性并非总能达成，其判断标准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法官中有一些基本规则是被共同遵守的，在证据制度方面表现为：法官庭外调查权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因为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休庭调查核实证据，就会处于对自己所收集的证据的真伪做出审查和判断的境地。这种自查自裁的情况会使法官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他无法既做到积极主动地全面收集证据，又能冷静、客观地评价这些证据的证明效力和可采性。同时，在进行这些司法调查活动中，法官往往会对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形成预先的判断，以致于影响其在庭审中作出公正的裁判，影响法官中立者的形象。

其次，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抑制了控、辩双方举证的积极性。现行庭审方式要求公诉人、辩护人各自独立承担起举证责任，辩护人也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双方各自拥有并负责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是力图证实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辩护人则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控、辩双方通过出示各自的物证、书证，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能够调动双方运用证据、参与法庭调查的主动性、积极性。但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事实上造成了法官或是代替公诉人收集证据，法官同时扮演追诉与裁判的双重角色，从而背离了控审分离的现代刑事诉讼原则；法官或是代替辩护人收集证据，法官同时扮演裁判与辩护的双重角色，从而背离了控、辩、审各司其职的刑事诉讼原则。因而法官不宜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公诉人与辩护人积极承担起举证责任，有利于充分实现控诉与辩护两种对立的诉讼职能，也使法官从代替公诉人进行举证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有利于法官彻底摆脱追诉心理，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全面、冷静地判断、审核证据。

再次，法官庭外调查所获证据在举证、质证、认证的方式上难以操作。根据现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宣读或者出示证据，是法所不允的。如果法院庭外调查核实的证据由法官直接在法庭上举证，再经过双方质证，无异于公诉方和辩护方向法官提问题，那么法官就不是仲裁者，倒成了举证一方，如此质证的证据形式不合法。对于法官庭外调查所获证据举证、质证、认证如何操作，法无明文规定，客观上也是难以操作的。从立法者的本意分析，法院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目的不是取得新证据，而是为了判断控辩双方所举证据的真假，在证据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作一个判断的基础。但是，只要是作为定案的证据，都必须无例外的要进行质证、认证，决定其可采性，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形，是现行刑诉法和证据制度所无法解决的。

I. 国外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浅析律师调查取证权
日期：2008-1-12 22:28:00 字号：【大 中 小】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地赋予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由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具有司法强制性质，而且具有访问的性质，所以律师的调查取证普遍地存在难度，取证过程往往困难重重。因而它应成为法律界人士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随着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随着司法环境的完善，随着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刑事司法规范和标准的逐渐接轨，律师在刑事辩护方面以其谙熟的业务知识、技能以及其他综合素质方面的出色表现逐渐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律师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权利逐渐得到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及“最高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中都赋予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难以保证，刑诉法所规定的律师取证的救济程序往往是有名无实，使得律师无法正常收集所必需的证据材料，更为可气的是司法机关还常常限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时错误地适用法律，以伪证罪将律师逮捕、判刑、使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时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呢?
一、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根据和理由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与核心。辩护主张的提出和裁判的最终形成都必须建立在依法收集核实的证据的基础上。警察、公诉人、法官、辩护律师都是以围绕诉讼证据而展开的。
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首先是律师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需要，检察机关的公诉人是社会公益的代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依靠司法强制力收集各种证据。相比之下被告人往往显得弱势与被动。而律师则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的维护者。实现有效的辩护其基础既依赖律师谙熟法律与案情，又需要拥有对案件的调查取证权。因此，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前提。
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保证法官发现案件真实的需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公诉人指控、辩护律师辩护和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型结构。法官只有在公诉人攻击和辩护人防御的双方较量中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并最终断案。律师调查取征权弥补了公安、检察机关收集证据的不足，是发现案情真实情况、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
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也是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所必需的。律师拥有的调查取证权既源于被告人的权利、又是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的需要。一般说来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承担证明无罪的义务，但被告人都拥有辩解和收集对已有利的证据的权利。由此可推定辩护律师当然享有调取证据的权利。不仅仅如此，辩护律师并不是被告人的代言人，其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拥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律师所维护的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有权拒绝被告人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
二、律师的直接调查权与调查证据请求权
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方式有两大方面：一是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据，主张进行证明其虚假，使法官对指控所赖以成立的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根据产生怀疑，从而破坏公诉机关指控的可信性。二是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积极主动地向法庭证明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从而促使法庭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判决。例如：针对公诉人提出的有关被告人犯有抢劫罪的指控，被告方只要向法庭提出能够证明自己在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而且这种证据能够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和可采性，即可推翻公诉人的指控，但是这种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及其律师的直接调查取证权与调查证据请求权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所谓调查证据请求权，是指被告人及其律师请求公诉机关和法院将自己一方证据纳入法庭调查范围的权利。这一权利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被告人有权获得法庭以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帮助，使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得以被提交法庭。二是法庭对被告人、提交的各项证据，—一般纳入法庭调查范围，而不得拒绝接受，除非法律明确规定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或明显属于无证力的证据。
三、学习借鉴国外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
在英美法系中，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被视为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法庭审判前，被告人可要求法院以强制手段传唤本方证人出庭作证或要求有关人员交出对被告人有利的书证和物证。在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调查取证请求权也得到法律的保障。对于法院的传唤，证人、鉴定人若元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法院可对其实施罚款、拘留或强制拘传，并命其承担有关费用。
在两大法系国家，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与公诉人(检察官)在调查取证及参与法庭审判方面拥有平等机会和保障。
四、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及日后发展的解决途径
(一)我国《刑诉法》第三十七条是这样规定的：“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人经检察院或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取证。”随后颁布的律师法相应规定：”律师经证人或其它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调查取证以被调查人同意为前提，还须经检察院或法院许可，这样严重制约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导致律师调查取证权难上加难。在美国，辩护律师实际上拥有调查取证权。相比较而言我国法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不利于辩护律师真正发挥其作用。尤其规定律师向被害人收集证据明显存在限制过严的问题。例如在一起强奸案件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是认定案件性质的重要因素，被害人有可能把通奸说成强奸，律师有必要向被害人了解、证实有关情况。如果被害人愿意向律师吐露真情，在此种情况下仍要求律师取得检察机关、法院的同意，很有可能导致律师因此得不到有关真实情况。可以认同的是随着法律规定被更多人的了解，律师调查取证将会变得愈加困难。
(二)我国法律强调律师正当执业义务要求辩护律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否则律师常会使自己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诉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不得威胁、引诱他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应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相应规定：“在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造、毁灭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上述规定中在司法实践中给律师带来了很大的执业风险。
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被公安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不免有少数律师为私利的驱动，故意帮助犯罪嫌疑人毁灭或者伪造证据的情况发生。但也有不少属于滥用《刑诉法》第三十八条、《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枉追律师责任的。如广西灵山周建彬律师案(•因涉嫌妨害作证被逮捕，后因经两级法院审理，宣告无罪)。自刑诉法实施以来我省律师因涉嫌妨害作证罪受到刑事追究的也有其人。
所以我们认为，公安司法机关不能把辩护律师的过失行为视为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把律师对证人的合理调查，视为对证人的引诱、威胁，不能单纯因证人改变证言而追究律师妨害作证罪的责任。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人员对《刑诉法》第三十八条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作扩大解释，对律师进行报复的丑恶现象应予以根除。
目前在刑诉法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到以下几方面问题。1．鼓励单位向律师提供有关证据。目前，律师向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查询某些资料收集有关证据时，往往遭到上述属国家管理和职能部门的拒绝。其应站在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角度，对律师调查工作应予以积极配合。2．检察院、法院对律师向被害人收集证据方面应持较宽松的态度，如果被害人愿意提供，那么检察机关应当同意许可。3．要切实保障律师申请法院、检察院调查取证权利。由于律师收集证据的能力及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检察院、法院即使根据律师申请收集了证据却不告知律师。因此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必要收集的证据情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具体执行。
综上，有时借鉴外国法系的一些优秀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自己独立的优化于其它法系的律师调查取证权利的具体规定。

J. 刑事案件法官根据证据提问什么问题

提问与本案有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回六条 公诉人在答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
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
第一百九十三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
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