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梅汝傲简历

⑴ 电影《东京审判》中的法官梅汝璈，他的下半生怎样

梅汝璈先生在远东国际大审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东京审判中惟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是东京法庭审判的核心人物，亲身经历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东京审判中对审判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法官会议是秘密进行的，除了苏联法官因不通英语而被允许携带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包括新闻记者等均不得参加，因此会议讨论的情况只有法官才能知晓。梅汝璈是惟一能够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人，也是惟一能够代表中国利益和立场说话的法官。

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返国后，梅汝璈又回到复旦，继续担任教授。

1962年，梅汝璈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至1965年被迫中止，该书计划内容为七章，最终只完成了前四章。1973年，梅汝璈怀着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9岁。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即本书)，由其后人梅小璈整理后，于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并于2005年再版。

⑵ 东京审判问题

该书对东京审判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史实和故事，附有大量历史照片。 梅汝璈在书中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东京审判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对发动战争的首恶元凶进行审判和惩罚，使正义彻底得到伸张。梅先生在东京法庭的很多努力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十分不利的背景下，使得这些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十分令人敬佩。 梅汝璈先生在远东国际大审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东京审判中惟一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是东京法庭审判的核心人物，亲身经历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东京审判中对审判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法官会议是秘密进行的，除了苏联法官因不通英语而被允许携带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包括新闻记者等均不得参加，因此会议讨论的情况只有法官才能知晓。梅汝璈是惟一能够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人，也是惟一能够代表中国利益和立场说话的法官。 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1962年，梅汝璈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至1965年被迫中止，该书计划内容为七章，最终只完成了前四章。1973年，梅汝璈怀着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9岁。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即本书)，由其后人梅小璈整理后，于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并于2005年再版。 该书同时收录了梅先生于1962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阴谋而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一文。

作者简介:

目录:

序 序王铁崖导读：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何勤华第一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及其管辖权 一、主要战犯的国际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举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犯国际审判的失败经验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准备工作 四、两个国际军事法庭设立的经过 五、国际军事法庭的管辖权 六、甲级战犯与国际审判第二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及组织 一、宪章的内容概述 二、法庭的地址及布置 三、法庭的成员：法官与庭长 四、起诉机关：国际检察处 五、被告辩护组织：日美辩护律师 六、法庭的行政事务与人事安排第三章 日本主要战犯的逮捕与起诉 一、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的四次逮捕令 二、国际检察处对战犯们的调查工作及起诉准备 三、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挑选及其简历 四、中美英苏等十一国对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书 五、起诉书的特点和缺点第四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 一、法庭宪章中关于审讯进程的基本规定 二、作证文件的提出及采纳的程序 三、证人出庭作证及受讯的程序 四、不出庭证人的宣誓书及被告的侦讯口供 五、对法庭审讯程序的批评附录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附录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附录三 十一国法官简介附录四 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后记编辑推荐:

梅汝璈——主持东京审判的惟一中国法官，惟一亲身见证日本战犯审判的全程实录，1962-1965历时三年亲笔撰写，稿未完，含冤逝。 展示鲜为人知的审判内幕： ·长我中华志气的法官坐席风波； ·东条英机自杀丑闻； ·盟军总部的四次逮捕令； ·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挑选； ·对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书；

⑶ 为什么称梅汝璈为中国第一大法官

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 以理据争 为国争光，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南昌朱桥梅村。1916年至1924年之间在清华学校学习，1924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1926年获得文学士学位，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192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归国后曾任教多所大学，曾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助手；1946年，并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中国代表法官，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审判日本对亚太地区引发大规模战争和伤害所应负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73年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故事：
梅汝璈（公元1904～1973年），江西省南昌县人。自幼聪颖好学，12岁便自江西省立模范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1922年毕业后赴美，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四年后获硕士学位；旋即进芝加哥大学深造，二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应聘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
他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在强调“法制”与“法治”重要性的同时，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他的学生：“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洋媚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学文化不如西方列强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发奋图强以雪耻。”
后来，他相继在天津南开大学、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他温文尔雅，戴着副金丝边眼镜，俨然是个学者，但思想进步，气质不凡，作风严谨，办事坚决果敢，民主、法律、民族意识极强，终因其突出的法律水平和法学风格，而成为中国法学界驰名中外的法学专家。
1945年7月，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决定设立逺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美、英、苏、加、法、新、荷、马、菲、澳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在日本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中国是受降国之一，国民政府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的通知后，立即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官员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精英，组成具有强大实力的参审班子。其中，参审的法官、检察官和顾问是三个最重要的人选，由行政院提交选拔名单，最后由蒋介石选定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为中国法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为检察官、44岁的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吴学义担任顾问。梅、吴俩曾经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参与和英、美、苏三国分别在1943～1945年签订《中美平等新约》、《中英平等新约》、《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有丰富的国际外交经验，通晓英美诸国法律。
1946年5月初，各国法官、检察官、顾问、律师以及有关人员聚集东京后，正式开庭前，召开预备会议，讨论法官座次安排问题。
按照惯例，庭长应居中坐首位，庭长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伯法官担任，他应坐在中间 各国法官没有争议。但是，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左手的第二把交椅，该让谁坐呢？发生了争执。
美国军事法官克莱墨尔抢先发言：“庭长右边往下第一把交椅，应归我们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帕特里克紧接着说：“我们英国法官应当坐庭长左面的第二把交椅。”苏联法官柴杨诺夫激动地反诘：“难道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官就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听了这些各执一词、互不退让的话后，梅汝璈和在座的所有法官都明白，座次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应该当仁不让。可是，当时的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国力却不强，徒有虚名，应该怎么说呢？他想了想，态度平和地说：“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在座的人都对梅汝璈的话感到惊异。韦伯说：“要是一个座次问题都得请示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结果来？”
梅汝璈那是运用“以退为进”的论辨技巧，先以低调应对，见大家神色惊讶、不知所措时，他立即转换为攻势，神情郑重地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最为合适。”
大多数法官表示赞同，但仍有一些人反对。英国法官帕特里克说：“那就是说，让你们中国法官坐法庭的第二把交椅？这怎么行！”
梅汝璈正言回敬：“怎么不行！？首先，这个法庭的使命是审判日本战犯。众所周知，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军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坚持了长达14年的英勇斗争，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不仅粉碎了日本北进苏联的企图，而且阻滞了日本南进攻击美英盟军的步伐。请问，这个贡献如何？该不该排在前面？再者，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所以，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座次，实属顺理成章。”
梅汝璈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那我们不妨找一台体重测量器来，以体重的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嘛！”梅汝璈这几句恢谐之言，使各国法官忍俊不禁，有人甚至拍手叫妙，大家感到轻松了许多。
庭长韦伯也笑了笑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祗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回答说：“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那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这样，纵使我被置于末座也心安理得，并可以由此对我的国家有所交待。一旦他们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一名比我肥胖的来替换我呀！”各国法官又被逗得哈哈大笑。
笑是笑了，但庭长韦伯仍未最后拍板。他怕是不能自己作主。
事情的进展果然并非设想中的那么顺利。
下午举行法庭开庭预演。庭长韦伯宣布入场顺序是：美、英、苏、中、法、加……。被点到的前几名法官，一个个立即喜滋滋地依次入队排列。甬道里的新闻记者们都举起了手中的相机和摄影机。
“什么？竟然这样安排！”梅汝璈怒不可遏地脱下身上的黑色丝质法袍，扔到一边，拒绝参加“彩排”。他知道，如果预演时不据理力争，次日开庭的顺序就这样排定了。
记者们均为这一突发情况所震惊。庭长韦伯猝不及防，顿时语塞：“这……”
梅汝璈义正辞严地大声说：“对法庭这种既不按国名字母排序，又不按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签字顺序排序的不公道行为，中国法官提出强烈抗议！”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的法官当即表示支持梅汝璈的抗议。
庭长韦伯走到梅汝璈身边，低声劝道：“梅法官，最高统帅要英美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律程序熟悉一些，这也纯粹是为了工作着想，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梅汝璈立即回答：“尊敬的庭长先生，我想提醒您的是，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当主角的必要。”
韦伯无奈，祗好把麦克阿瑟搬出来：“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这个安排，而使中美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会同意你这种行为。”
梅汝璈根本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去从，他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坚持己见：“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两千万，财产损失逾两千亿美元，击毙击伤日军达一百三十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现在可好，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具有的席位竟被降到曾向日本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本身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我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最高统帅会做出如此出格的安排！我上午已提出了建议，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
韦伯只好召开紧急磋商会议，对提议进行表决。开庭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终于按照日本投降书中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排定。
梅汝璈因有爱国之心，才有此正义之举，在十分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最终赢得了谈判的主动权，为祖国争了口气。国内新闻媒介立即插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套红“号外”。

参考：梅汝璈网络
http://ke..com/view/176402.htm

⑷ 关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

东京审判中主要演员所扮演的真实人物部分角色:

梅汝璈 （由香港演员刘松仁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42岁。戴眼镜，稍黑，俊朗。

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12岁考取北京清华学校，与向哲浚是师兄弟。1924年留学美国，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
24岁时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离美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国及苏联。回国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讲授英美法，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当时的中国司法界名声赫赫。

知识分子气质，学识渊博。深爱祖国，坚持维护国家尊严，依法严惩日本战犯，爱国之心火热而处事冷峻自持。说话铿锵有力，有理有据，富于民族正义感，时常有冷幽默。

在东京国际大审判的很多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战犯量刑阶段坚持严惩战犯，在多数法官主张轻判的情况下，顶住巨大压力，运用智慧，最终促成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最终公正判决。作为中国法官负责了判决书中"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起草工作。

向哲浚（由香港演员曾江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

52岁。个子不高，稍胖。

生于湖南宁乡，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6年后被选送美国留学。耶鲁大学毕业后，转读乔治o华盛顿大学法科。回国后从事司法教学和法院工作。曾担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后被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使命感强，敢于承担责任。带领中国检察组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工作的中国部分。

倪征燠（由英达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

40岁。三七分头，圆圆脸，稍胖。

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毕业后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司法行政部与向哲浚成为同事。他们先后调往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向是首席检察官，倪是法官。抗战胜利前夕，倪受政府派遣去美国和欧洲考察英美各国的司法制度。一年后归来，适逢向哲浚点名要他前往东京增援。

1946年深秋到1947年1月间在国内收集证据。在被告个人辩护阶段登场盘问和反驳土肥原贤二与坂原征四郎。在此次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律业务纯熟，在法庭上镇定自若，盘诘被告有理有据，讲究技巧，展现了中国检察官的风采。

卫勃（美国演员Daniel Albert Ziskie）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

澳大利亚人。身材很高（1米8以上），较胖，59岁。

毕业于天主教会小学及昆士兰大学。原本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高等法院院长，到东京履任时刚刚升职，担任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大法官。

1942年被封为爵士。1943年曾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

西方社会的标准执业法官。循规蹈矩，刚正不阿，精力过人，工作勤奋。外表一副英国绅士的风度，骨子里还保持着澳大利亚人的粗犷性格。

庭下他给人的印象是为人诚挚、从容和气，少语，但实际上胸有成竹，一旦开口，，往往话语中肯，态度公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型人物。

在法庭上，卫勃有时发言语调平稳柔和，有时则非常坦白、直率，不免粗暴急躁，因此常常引起一些小的冲突。此外他在法庭上不好独断，作决定常与其他法官商量。颇具幽默感。

刚到东京时希望与西方法律界同事紧密合作，但逐渐为中国法官梅如璈的人格魅力所打动，最终在梅的坚持下同意在法庭上将中国法官的座次靠前。曾试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追究天皇的罪责，但迫于美方政治压力最终放弃。

卫勃主持了远东国际大审判，并为审判定下了基本公正客观的基调。远东国际大审判最终基本体现了公正和理性，卫勃功不可没。

季南(由美国演员John Henry Cox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美国人。年龄60岁左右。身高在1米8左右。较胖，红鼻子红脸，粗眉毛。

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1914年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做职业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美国陆军前往欧洲战场，战后出任俄亥俄州立检察官、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办理刑事案件以干练著称。与政界交往颇深，曾得原总统罗斯福的信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私人关系也很深。

性格外向，好交游。场面上往往谈笑风生，周旋自如，慷慨大方，但实际上知道何时避重就轻，必要时可以玩弄一些"诡计"，有些政客作风。

刚到东京便宣布要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制服日本战犯。在法庭上能言善辩，提问尖锐，经验老到。有时喜好长篇发言，用大文章，引用"名人名言"（罗斯福等），因傲气自负脾气有时不免暴躁。

季南强势推动了国际检察局对战犯的审讯和证据搜集工作。因其强悍、雷厉风行和高压态度而赢得了绰号--"魔鬼检察官"。

印度法官巴尔

58岁。平头，较黑。

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省的一个小村庄。三岁丧父，幼年的教育完全依靠慈善施舍，母亲替人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依靠政府奖学金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920年获得加尔各答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其间担任当地律师工会的辩护士。1940年任加尔各达高等法院法官。

从庭审一开始就认为国家犯罪不应该追究个人责任，因此主张全体被告无罪，认为"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用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⑸ 梅汝璈的介绍

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江西南昌人。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南昌青云谱朱姑桥梅村。1916年至1924年之间在清华学校学习，1924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1926年获得文学士学位，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192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归国后曾任教多所大学，曾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助手；1946年，并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中国代表法官，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审判日本对亚太地区引发大规模战争和伤害所应负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73年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⑹ 梅汝璈的人物生平

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 中国法学家及律师，曾代表中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审判日本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后，赴美国留学，先在斯坦福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专攻法学，以优异成绩荣获法学博士学位，这年他才24岁。
1928年，梅汝璈学成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山西大学、中正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当法学教授，并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之职，对于各项法规的制定与推行，多有胜人一筹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并电催他回国履新，他托词迟迟不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开始了弃暗投明的行程，从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岛，即与中共驻港机构取得了联系，随之通过新闻界公开了投向光明的心声。
1949年12月初，他在中共驻港机构的安排下，乔装打扮乘船北上，安抵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第二天，就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典礼。
从1950年起，他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常务理事、法学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据《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记忆中的消失》，在当时极左意识形态操纵，导致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的前提下（如72年编写的高中用《中国现代史》71页只写了“千百万人民遭到杀害” ），当时他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 。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8岁。
1973年，这位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叱咤风云的中国法官、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应记住的伟大的历史人物——梅汝璈在北京默默离开人世。
梅汝璈先生，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今南莲路南昌铁路南货场附近）；字亚轩，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
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璈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那年，梅汝璈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此期间，梅汝璈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璈赴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学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1929年春，他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中国。
回国以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庚子赔款”的渊源，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加上梅汝璈的同学冀朝鼎的父亲、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冀贡泉（1882—1967）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1883—1960）“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后即1933年，梅汝璈又应聘到张伯苓（1876—1951）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职务。在以上各校中，梅汝璈主要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教书之外，他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等职。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审判结束后，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这样，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返国。
虽然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梅汝璈作为法官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他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因此，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反动政府仰赖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1884—1966）宣告无罪释放了。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1913—1983）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的心头激起层层热浪……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与世长辞，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1988年，其子梅小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梅汝璈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让更多的人了解东京审判的历史原貌。

⑺ ★梅汝璈★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吗

中国人受害最深、砍四肢，如仅在南京大屠杀中、板垣征四郎，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的通知。
1945年12月、争座位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地位和荣誉的大事。”在当时的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既有悖于本法庭的宗旨，也违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鉴于此！”韦伯庭长被梅汝璈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国际审判任务。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港，与中共驻港代表乔冠华取得联系、司法人员。经过慎重选择、法……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抗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这条重要新闻：“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此后直到1948年底，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惨的国家。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审判长考虑我们这一最后请求、水溺、火烧，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
法庭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短期内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职务，拟请自二月份起准予辞卸。事非得已，复旦政治学会借大礼堂欢送梅教授，回国向政府辞职。因此，有8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位。”尽管梅汝璈的建议合情合理，但并未被庭长韦伯采纳，只是其他法官……”梅汝璈表示，将与其他各国同仁商谈。见韦伯不改初衷，冀其回国后仍回复旦。
1946年3月19日，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中，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宣告结束，便来到韦伯庭长的办公室，是幸。专此敬请。
当时，决定指派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博士为中国法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为检察官，因此他们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但梅汝璈因对国民党政府失望而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由于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中国国旗还插在了第一位，梅汝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一起尽心竭力地工作：“审判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任庭长，庭长右边的第一座位属美国法官、木村兵太郎、中，梅汝璈从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军用机场出发，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吴学义任顾问，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战中没有过多地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荷兰都试图将座次排在中国前面。对此，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
“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决定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争席次、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梅汝璈预见到力主死刑的法官只占少数；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南京、上海相继解放，这部分理当由中国人来书写。经其交涉。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但国力最弱。1月31日。至于其余座次如何排列，特别是庭长左边的第一把交椅该属于谁，法官们各执一词。同盟国诸国中、复旦大学教授。新中...... 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
参考资料，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

⑻ 梅汝璈是怎样死的

梅汝璈 其人2006年09月20日 星期三 21:52 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
。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璈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那年，梅汝璈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此期间，梅汝璈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1]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璈赴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学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1929年春，他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中国。[2]

回国以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庚子赔款”的渊源，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加上梅汝璈的同学冀朝鼎的父亲、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冀贡泉（1882—1967）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3]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1883—1960）“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后即1933年，梅汝璈又应聘到张伯苓（1876—1951）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1902—
）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职务。

在以上各校中，梅汝璈主要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教书之外，他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等职。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判结束后，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这样，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返国。

虽然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梅汝璈作为法官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他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因此，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反动政府仰赖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1884—1966）宣告无罪释放了。[4]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1913—1983）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的心头激起层层热浪……。[5]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6]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7]

梅汝璈的主要著作有：《现代法学》（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以及《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用英语撰写的著作《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等等。论文主要有：《训政与约法》（1930年）、《盎格罗·萨克逊法制之研究》（1931年）、《陪审制》（1931年）、《中国旧制下之法治》（1932年）、《中国与法治》（1932年）、《现代法学的趋势》（1932年）、《对于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见》（1933年）、《宪法初稿中“宪法保障”篇之批评》（1933年）、《英国民事诉讼之新秩序》（1933年）、《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1933年）、《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刑法修正案中八大要点评述》（1935年）、《宪法的施行问题》（1935年）等，[8]以及东京审判结束时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1948年12月2
日载于《朝日新闻》），1962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阴谋而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外，他于50年代还撰写了《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战争罪行的新概念》等论著。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亲人梅小璈整理后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⑼ 请介绍一下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如题 谢谢了

梅汝璈（1904年～1973年），字亚轩，江西人，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璈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当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那年，梅汝璈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1924年，梅汝璈赴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回国以后，他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庚子赔款”的渊源，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加上梅汝璈的同学冀朝鼎的父亲、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冀贡泉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他主要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 梅汝璈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4年后即1933年，梅汝璈又应聘到张伯苓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璈途经重庆，应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抗战胜利后，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 以上出自http://www.daynews.com.cn/mag6/20060907/ca485836.htm

⑽ 想知道中国出席京东大审判的法官梅汝傲的信息

是：梅汝敖，不是骄傲的“傲”。

梅汝璈，1904年生，江西省南昌人。

192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1946年3月，由美、中、英、法、苏、加、新、荷、印、菲等十国法官参加的设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至 1948年 11月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而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就是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梅汝敖。

在梅汝璈去世的10年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B]“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B]

2003年春，我们意外发现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日记的主人是全程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这本从未公开过的日记描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审判，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

一个中国法官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展开了那段岁月无法湮没的历史记忆。

逮捕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美军第8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当30多名美国宪兵包围东条英机的住所时，屋里传出一声枪声。不过，由于东条英机是左撇子，他自杀时没打到心脏。

美军宪兵立即把东条英机送到医院抢救，美国士兵还主动献血。因为作为恶果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另两人为已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一，他必须活着接受公开审判。

此时，日本统治集团人人自危，最紧张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因为国际上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成了摆在同盟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30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不过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裕仁逃过被逮捕的命运。

3个月中，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4批逮捕令，逮捕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关到东京最大监狱巢鸭监狱候审。

远东军事法庭

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美国人约瑟夫·季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1946年1月28日，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名单，中国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战犯的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第二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自杀；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内。

然而，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中国检察官带来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证据。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将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缺少足够的证据，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工作人员多次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撰写起诉书。经过争议，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生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1946年4月29日，季南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丧钟即将为倒行逆施者敲响。

法官座次争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进行了最后一次隆重彩排。彩排中，一场尖锐冲突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冲突由法官们的座次安排引发。

法官的席位原本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但庭长卫勃却想让和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坚持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座次。

法官们争执不下，卫勃始终没有表态。直到开庭前的一天，终于摊牌了。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卫勃还补充道：“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

梅汝璈表示：“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气愤地脱下法袍。

看到梅汝璈已经准备离开，卫勃急忙拦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议。很快，卫勃回来了，他表示照原来的安排彩排，正式开庭的安排再讨论。对此，梅汝璈表示坚决拒绝。当再去商量的卫勃第3次来到梅汝敖面前时，他盯着梅汝璈说：“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大川装疯逃脱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在《朝日新闻》记者眼里，“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宣读起诉书。一个日本记者对开庭第一天曾作过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朝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东条苦笑了一下。而这之前，大川周明已打过东条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开庭前，他的辩护律师曾请求对他做精神鉴定，但被驳回。

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

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后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梅汝璈对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审判风波再起

5月6日，当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时，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以庭长卫勃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为由要他回避。这是日本战犯辩护团早有预谋的蓄意攻击，法庭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卫勃宣布休庭，然后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法官们经过开会裁决，卫勃重新回到庭长座位。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了。

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曾卖到800日元一张，当时日本人的月薪也就500日元。

“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无罪。

随后，被告辩护团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序幕就此结束。

揭开9·18真相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而对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1942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他作证说，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继续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九·一八事变”发生真相也随之揭开。

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合谋，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出庭作证

8月，国际检察局亮出一张王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当季南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当溥仪谈到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但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绝了。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当时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成立，那么，伸张正义的审判就有可能落空，后果不堪设想。

艰难寻找证据

审判中，一些极其重要的战犯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七三一部队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日本政府为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寻找证据十分困难。中国检察官倪徵燠等人于是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

舌战侵华元凶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开始个人辩护阶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课长爱泽成。爱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秘密活动。

中国检察官倪徵燠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

另一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智斗侵华先锋

接下来中国检察官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

四郎。1931年，板垣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1938年，板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

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徵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倪徵燠没忘记土肥原。他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点头。

由倪徵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最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南京屠杀真相

在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

1946年9月，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难民尚德义在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商人伍长德作证，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2000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幸存者的证词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对影像内容，日本记者连用三个“惨”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说：“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惨剧震惊世界

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军会如此没有人性？

研究者认为，在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达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鼓励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恶魔。

南京陷落的第4天，松井石根进入尸陈遍地、到处是纵火痕迹的南京城。而在审讯中，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为他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其辩护律师甚至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季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松井石根极力为自己开脱，说他派了宪兵维持秩序，而事实证明，仅有17人的宪兵队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后来，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法庭最终对南京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实际在南京遭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为30多万人。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执行枪决。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在南京各屠杀中国100余名平民的向井敏明、野田岩判处死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有罪。

二战罪魁东条

随着太平洋阶段审理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前台。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东条英机成为这次大战中仅存的最高责任者，也是惟一能说明挑起战争真相的人。

1947年12月26日，法庭开始审理东条英机。日俄战争爆发后，东条随日军第15师团侵入中国东北，1928年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课长。他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参加日军秘密法西斯组织“一夕会”。

26日，东条的辩护人清濑一郎作开头陈述，他完全否定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气焰十分嚣张。接着，东条开始朗读长达220页的口供书，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

1947年的最后一天，首席检察官季南反驳盘问开始了。

季南把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日本人为和美国人周旋，制定了两套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内容是：日军有条件地从中国华南地区撤军，但至少25年内不会从中国华北、内蒙古以及海南岛撤军；日本坚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乙案》作为替代方案，只允诺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力扩张。

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国递交甲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拒绝甲案。6天后，日本递交乙案，同样遭美国拒绝。但为取得偷袭的最佳效果，谈判仍旧继续进行。

东条袒护裕仁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但他11月5日发出的电报等铁证证明东条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认为，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对此检察官进行反击：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20分钟以后。而且，偷袭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人们疑惑的是，东条有这么大的力量发动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是谁？1月7日，卫勃亲自讯问东条。他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还有谁？东条说出两个人，但均是死无对证。然而，卫勃讯问东条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对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诉。至于上一晚发生了什么，迄今仍是个谜。

东条英机一直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天皇，这也是战后日本政府一开始就确定的最高辩护方针。

1948年1月7日，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东条是战争主谋之一。

严惩战争罪犯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着：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

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

而此前各国法官之间的争论也达到高潮。庭长卫勃主张把所有被告流放到荒岛上；美国法官同意死刑，但注意力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身上；印度法官主张全体被告无罪……中国法官梅汝璈则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经过斗争，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6票比5票的微弱优势判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然而，风波再起。7名被告的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反对之声铺天盖地。面对国际压力，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

丧钟在1948年圣诞前夕，终于为战犯鸣响，7名战犯被处决。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进行中，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也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