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专职制

A. 法官终身责任制的起源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早在1995年的《法官法》中就可以找到依内据，2001年修订后的《法官法》规定，对于玩忽职容守造成错案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之后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也将错案列入违反办案纪律的情形。自治区高院也出台《关于违法及差错审判执行责任追究办法》，确立了由审判委员会研究确定是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1)法官专职制扩展阅读

意义：

“谁办案谁负责”最终要落实于审判工作、司法工作的每个环节，但要想让其切实发挥作用，显然不是一两条规定就能够解决的，还需要有良好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令人欣慰的是，四中全会决定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

法官责任制度制定和出台的目的不是惩罚，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还要有相应的机制保障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官。

如果没有科学的遴选机制，业务精通、公平正直的法官就不能走上审判台；如果审判中不能去除行政指挥的阴影，法官还要服从领导意志；如果法官的职业保障不能落实，那么由审判者负责终将是一句口号。

B. 什么是法官员额制，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一、法官员额制：

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人员限额。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由于该项制度涉及面较广，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相对突出的争议点就是 “员额制”下法官人员减少，可能导致“案多人少”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办案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真正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检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国家大部分法院和检察院中约有40%的法官、检察官在非业务部门工作，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并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员数量减少后无法适应”的假象。如果通过员额制改革，把有效的、积极的办案力量吸引到一线去，办案效率相应就会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谢鹏程说：“这就意味着员额制将使司法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二、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将无法入额是必须面对的现状。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后，法官人数减至1100多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资格的人员62人，现选任主审法官29名，未入额法官33名，占53.2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额18人，未入额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数的66.03%。

2、员额有余地，转岗有安排：

①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在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

C. 员额制下，如何能担任法官

现在的确是实行了法官员额，而且基本已经改革完成了。现下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的都是先做法官助理，短时期（三五年）内，当不上法官。

D. 西方法院与法官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
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
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法官制度作为英美法系中影响最大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探讨了美国法官的选任、免职、辞职、退休、处罚、待遇以及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再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制度。这对于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比如，州法院对于几乎所有的离婚和儿童监护案件、遗嘱和继承案件、房地产纠纷和青少年案件都有管辖权，并且审理大多数刑事、合同纠纷、交通违章和人身伤害案件。一般来说，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E. 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是什么意思

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的意思是：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表专示，建立法官员属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

F. 为什么说法官员额制改革面临失败的危险

在当下司法体制的四项改革中，员额制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些人质版疑、误解与迷茫，将其说权成是“不符合中国国情”，面临失败与危险的改革。而在我看来，员额制改革是这场改革的牛鼻子，必改不可。

过去，在非分类管理的情况下，许多法官追求的是行政级别，而不是法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许多干警虽有法官头衔，但不从事审判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虽拥有法官身份，却被动地从事着非审判以外的调研、宣传、管理工作，这种在其位不谋其政，徒有虚名、“无限扩大”的员额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如果一个法院，什么人都能获得法官称号，获得法官称号后就不审判，审判了，也不负责；如果从事审判工作，不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而是为了追求当个科长、处长、庭长、院长等，改革就是必需的。

G. 法官员额制是否叫停

【法律分析】
法官员额制目前尚未叫停。法官员额制，目的就在于使得这些法官的工作仅限于审理案件，而其他的工作交由行政部门以及法官助理人员去进行。但是由于该制度存在种种局限性，目前已经有《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自2020年2月1日起开始施行，但是这不意味着整个制度的叫停，该制度目前还在改革之重
【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进一步完善法官管理制度，不断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建立能进能出的法官员额管理机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相关规定，按照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精神，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法官员额退出，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党管干部；
（二）人岗相适；
（三）业绩导向；
（四）能进能出
（五）公开、公平、公正。
第三条法官退出员频，包括申请退出、自然退出、应当退出三种情形。
第四条法官自愿申请退出员额，具备正当理由的，经批准后可以退出法官员额。
第五条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退出员额：
（一）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调出所任职法院的
（三）退休、辞职的；
（四）依法被辞退或者开除的；
（五）实行任职交流调整到法院非员额岗位的
第六条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员额：
（一）符合任职回避情形的
（二）因健康或个人其他原因超过一年不能正常履行法官职务的；
（三）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不能胜任法官职务的；
（四）因违纪违法不宜继续担任法官职务的；
（五）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意见应当退出员额的；
（六）入额后拒不服从组织安排到员额法官岗位工作的；
（七）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儒但子女均巳移居国
（境）外的；
（八）其他不宜担任法官职务的情形。

H. 法官助理是公务员吗待遇和身份如何

属于公务员.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内部分工,与法官具有同等的待遇,身份只能是法官助理的身份了.

I. “法官员额制注定失败”是什么意思

员额制改革，无疑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决定司改成败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司改进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最高决策层不拿出反腐“打虎”的决心，以坚定科学审慎的态度率先摆平这只拦路虎，那么，广大司法人员刚刚被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参与意识和职业理想就将在短时间内湮灭，整个司法体系亦将陷入失去活力生机、充满怨怼不满的“暗黑时代”。

这恐怕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我们对员额制改革方式的选择，其实即意味着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临的道路抉择：是走行政司法的传统老路，还是寻求民主司法的创新之径？

当前最高决策层及社会各界对司法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法院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党政机关，法官也不再等同于政府公务员，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权的本质、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来进行。这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却尖锐痛彻：那个存在于各级法院，经数十年行政化性思维及实践浸淫形成的庞大的官僚化司法团队，岂能仅通过简单、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间即华丽地转身，变身为从骨子里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团队？矛盾的现状令决策者焦虑不安，汹涌的民意让改革家血脉偾张，但真正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却是：既要攻坚克难、脱胎换骨，亦当步步为营、渐次推进。

尽管司改试点工作才刚刚起步，尽管各试点地区法院对如何作为也讳莫如深，但强大的媒体舆论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举措都昭然若揭，无法掩藏。从中，人们不难发现，此次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员额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备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轻的重大缺陷，为司改前景笼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首先，顶层设计中有关员额制改革的规划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尽管中央对于员额制改革有着理想化的目标设定——让真正称职的法官入额办案，并且，有着防范改革误入歧途的原则要求——不能让徒有法官职务的领导者法官自然入额，不能简单粗暴地剥夺助理审判员们的办案资格令其“就地卧倒”转任法官助理，但这些显然远不足以防止在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游离目标之外，规避原则要求的变通之举。因为改革方案的参与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对象。3月17日，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然而，“挥刀自宫”，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问题交给“问题”自己解决，那后者得有多么无私的胸怀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才行呢？

其次，司改试点的“一窝蜂”局面凸现了改革主导者和地方司法主官们的政治功利思想。显而易见的是，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蓝图比以往历次改革的设计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义的传统思维束缚，突破了部分现行法律乃至宪法的立法红线，甚至也突破了许多局内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对于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项，非经中央决策、全国人大立法授权不能付诸实施，并且，必须首先经过局部试点，待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教训后才能在修宪立法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然而，目前的司改试点却不再局限于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确定的六省市，俨然已经在全国铺开，甚至有的高级法院表态将于近期在辖区法院全面推开，改革“于法有据”原则显见已被束之高阁。可是，若全国都开展起“试点”工作，那还能称之为试点吗？

第三，避重就轻的员额制改革方案不啻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离的最后通牒。从几个试点法院的员额制改革设想来看，院庭长、审委会委员以及审判员的入额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而已，而对于助理审判员们则在形式上的业绩评价之外，又祭起了考试这一法宝。且不论这些做法是否科学合理公平，是否会寒了众多一线业务法官们的心，是否深深地损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综合部门工作的非业务法官们的权益，单与改革的初衷相比较，即已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远矣。君不见，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年富力强法官们的辞职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显然并非科学司改所带来的大浪淘沙式的适者生存效应，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构造的劣币逐良币困局。难道本轮司改果真将像一些圈内人调侃的那样，一如既往，有疾而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