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惩戒委员会

『壹』 地方司法官的职权

【内容提要】
司法独立时现代法制国际的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本篇文章就我国司法独立原则的现状、司法独立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构建的设想。
【关键词】司法独立 主体 模式 保障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当期，随着我国加入WTO成为现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也是我国加入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主流的关键。
一、 我国现行法律对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
我国1982年通过建立新修订的《宪法》。该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①随后于1983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1989年通过的就《行政诉讼法》第3条以及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6条都对司法独立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宪法》131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②1983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则对司法独立原则作了专门规定。该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③上述规定为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贯彻实施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这表明，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活动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我国国家司法审批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确认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作为一项司法活动准则，它确保人民法院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检察权的独立、公正行使，防止人民法院的审批活动和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活动受到外来的不当干扰、影响和控制随着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上的确立，我国的司法制度也开始迈上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轨道，开始朝着现代司法制度的目标前进。
二、 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制度是宪政十分重要的内容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即不得任意缩小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所谓非法介入司法，主要是指“局外人”未经法律授权和正当程序进入司法程序充任法官或充当实际上的法官，此外，非侦察和检查人员未经法律授权而行具有特定司法意义的侦查和检查权力，也属有损于司法独立的非法介入。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这种弱势地位，且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小，它的任务只是搞清案件的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因此，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
三、 构建我国司法独立体制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只有构建新的司法独立体制，才能使司法独立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以缩小中西方在司法独立问题上的差距，同时顺利地与国际社会在司法独立上的接轨。以下我拟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层面分析，并提出进行构建的设想。
（一） 重构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
重新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仅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理由有两点：第一，司法独立首先是审判独立，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首要主体；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主体。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法院的上级机关，同时，法官身分和地位也应当独立。检察机关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同样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上级检察机关（但不独立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所以不再作为司法机关，是因为，其一，公安机关本身是行政机关，受到本级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其二，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公安机关按法院和检察院的标准来要求，在客观上不利于某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侦破。其三，即使公安机关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但是也不能独立于检察院；独立于本级政府但不独立于上级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不能独立。第二，根据控审分离的原则。没有控诉就没有审判；没有控诉的审判只能是司法专横。刑事公诉案件审判需要检察机关的发动，而且只有检察机关的控诉才是强有力的。尽管法律可以赋予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本应由公诉机关发动的审判，但是，这样的刑事案件由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审判，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因此，独立检察机关的诉与不诉，同独立审判机关的审判变得同样重要了，所以，人民检察院同人民法院一样，应当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
（二） 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模式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产生，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其实，不管是“二权分立”、“三权分立”、“四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都可成为防止司法专横和腐败的模式，不过，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利弊。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任何的模式，尤其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是我国在设置中国的司法独立的模式时，应当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的国情紧密相结合。第一，人民法院的设置。1、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在现有的审判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北和中南等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作为高级人民法院的高等法院，从而变成五级法院的体系。2、法官的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3、人民法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法院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权；取消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强制执行权；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完全归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检察院的设置。1、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与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相对应。2、检察官的任免与法官的任免相同。3、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将刑警划归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统一行使刑事案件的立案权和侦查权。
（三）、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
第一、保障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既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互之间整体独立。目前，中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整体独立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尤其严重依附地方行政势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从而使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从而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意志，司法机关为了生存，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某些党政首长之间的关系。为此，司法机关沦为“创收部门”，不得不“自收自支”，把直接收取的诉讼费用转化为办案经费，甚至不惜充当“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角色。因此，保障司法机关整体独立，就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经济独立，保证司法机关吃“皇粮”。为此，应当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1、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实行专款专用，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住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司法机关及法官和检察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2、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司法机关经济的唯一来源，法院所收诉讼费一律上缴国库，作为司法专项款统一使用，禁止挪作它用，从而打消司法机关“创收”的邪念。3、根据各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定额定编司法人员，确保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达到既提高司法能力又保证国家的司法专用款项的有效使用。
第二、保障司法机关的内部独立。1、保障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对独立。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工作，但是，地方各级检察院之间应当相互独立，从而由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决定是否立案、侦查，是否起诉和抗诉，并独立承担由此引起错误追诉的法律责任。2、保障审判机关内部的绝对独立。为此，必须保证法官的独立裁判权。目前我国法院内部不独立，是因为司法裁判方面行政化严重，主要表现在：院长、庭长“审批”案件，使行政管理者直接审查案件影响了案件的裁判，法官不便独立裁判；带有明显“行政会议”性质的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和决定案件，法官不能独立裁判，尤其是“错案追究”的无限扩大，使法官不敢独立审判，从而造成和加剧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在案件判决之前，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指导”和“批示”，从而强化了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行政依附关系，导致了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实行司法行政职务与法官职位的职权分离，司法行政职务只管理法院内的行政类事务，案件审判由审判组织独立行使。2 取消“判而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对大多数一般案件实行法官独任审判，较为重大复杂的案件实行合议制。同时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由法学专家（不能包括现职的法官和检察官）和其他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咨询意见供合议庭参考。3 在扩大法官审判权的同时，配合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加大法官的司法渎职、失职责任。上述改革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禁止法官之上的法官”，实现由人民法院向审判组织独立审判的转变，向现代各国通行的司法原则及司法惯例靠拢。
第三、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确立和保障司法官的任职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确保司法官的素质，使司法官成为“法律精英”队伍。为此，必须做到：（1）清除现有的不合格的法官和检察官，腾出法官和检察官编制；（2）初任法官和检察官应当从具有一定执业年限的优秀律师中或法学教授中选任，充实法官和检察官队伍；（3）法官或检察官的司法行政职务与职位分立但可兼任，但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或检察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司法行政职务。2、确保司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和检察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不至于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司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一般认为，司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使司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和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规范司法官的任免、晋升、惩戒和调动机制（1）司法官的任免。司法官的任命必须从前已述及的人员中任命，确保司法官的素质；司法官必须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司法人员的人事控制；司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司法官工作恒定状态；司法官司法行政职务为任期制，因选举而上任，因期满、罢免、辞职而离任；（2）司法官的晋升。法官职位实行行政级制，可按现行《法官法》的规定分为12级；法官职位的晋升以司法业绩为标准，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贯彻公平竞争原则；法官晋升遵循“阶梯式”原则，不得越级升迁；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可由人大常委、退休司法官、律师和法学专家组成），考评、晋升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官。（3）司法官的惩戒。在日常工作期间，司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司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可由退休司法官和法学专家组成）。（4）司法官的调动。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司法官本人同意，司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司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由于检察官的诉与不诉以及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检察官作为诉与不诉的决定者或败诉者的报复。为此，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司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第四、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司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1、理顺和规范党委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司法独立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摆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党的领导。因此，我国的司法独立仍然是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但是，党的组织不能对具体案件发号施令。如何规范党对审判的监督，使其既保证司法公正又保障司法独立呢？1 通过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法官，使党员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 党委可通过向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和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建议任免、晋升和惩戒来制约法官，使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理顺和规范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大应当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由退休的司法官和法学教授组成）依法对司法进行监督，人大对审判的监督是过程监督而不是结果监督；是整体监督而不是个案监督；是法律监督而不是工作监督。司法监督委员会可通过报告形式向原任免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监督工作，以此作为法官任免、晋升和惩戒的依据之一，使法官服从法律。只有这一才能保证人大不干预司法审判，保证司法独立。3、理顺和规范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庭审活动的客观报道，使公开审判最大限度的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案件的知情权，使审判人员受到新闻舆论的约束，从而必须服从法律。但是，新闻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因此，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

『贰』 中国的法官有人监督吗

中国的法官有各级法院的纪律监督检查委员会，和上级的法官惩戒委员会监督，办案需受法院长厅长联谊会指导。

『叁』 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哪些

司法独立时现代法制国际的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本篇文章就我国司法独立原则的现状、司法独立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构建的设想。 【关键词】司法独立 主体 模式 保障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当期，随着我国加入WTO成为现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也是我国加入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主流的关键。 一、 我国现行法律对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 我国1982年通过建立新修订的《宪法》。该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①随后于1983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1989年通过的就《行政诉讼法》第3条以及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6条都对司法独立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宪法》131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②1983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则对司法独立原则作了专门规定。该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③上述规定为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贯彻实施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这表明，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活动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我国国家司法审批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确认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作为一项司法活动准则，它确保人民法院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检察权的独立、公正行使，防止人民法院的审批活动和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活动受到外来的不当干扰、影响和控制随着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上的确立，我国的司法制度也开始迈上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轨道，开始朝着现代司法制度的目标前进。 二、 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制度是宪政十分重要的内容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即不得任意缩小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所谓非法介入司法，主要是指“局外人”未经法律授权和正当程序进入司法程序充任法官或充当实际上的法官，此外，非侦察和检查人员未经法律授权而行具有特定司法意义的侦查和检查权力，也属有损于司法独立的非法介入。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这种弱势地位，且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小，它的任务只是搞清案件的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因此，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 三、 构建我国司法独立体制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只有构建新的司法独立体制，才能使司法独立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以缩小中西方在司法独立问题上的差距，同时顺利地与国际社会在司法独立上的接轨。以下我拟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层面分析，并提出进行构建的设想。 （一） 重构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 重新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仅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理由有两点：第一，司法独立首先是审判独立，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首要主体；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主体。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法院的上级机关，同时，法官身分和地位也应当独立。检察机关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同样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上级检察机关（但不独立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所以不再作为司法机关，是因为，其一，公安机关本身是行政机关，受到本级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其二，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公安机关按法院和检察院的标准来要求，在客观上不利于某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侦破。其三，即使公安机关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但是也不能独立于检察院；独立于本级政府但不独立于上级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不能独立。第二，根据控审分离的原则。没有控诉就没有审判；没有控诉的审判只能是司法专横。刑事公诉案件审判需要检察机关的发动，而且只有检察机关的控诉才是强有力的。尽管法律可以赋予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本应由公诉机关发动的审判，但是，这样的刑事案件由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审判，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因此，独立检察机关的诉与不诉，同独立审判机关的审判变得同样重要了，所以，人民检察院同人民法院一样，应当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 （二） 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模式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产生，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其实，不管是“二权分立”、“三权分立”、“四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都可成为防止司法专横和腐败的模式，不过，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利弊。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任何的模式，尤其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是我国在设置中国的司法独立的模式时，应当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的国情紧密相结合。第一，人民法院的设置。1、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在现有的审判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北和中南等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作为高级人民法院的高等法院，从而变成五级法院的体系。2、法官的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3、人民法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法院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权；取消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强制执行权；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完全归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检察院的设置。1、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与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相对应。2、检察官的任免与法官的任免相同。3、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将刑警划归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统一行使刑事案件的立案权和侦查权。 （三）、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 第一、保障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既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互之间整体独立。目前，中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整体独立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尤其严重依附地方行政势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从而使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从而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意志，司法机关为了生存，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某些党政首长之间的关系。为此，司法机关沦为“创收部门”，不得不“自收自支”，把直接收取的诉讼费用转化为办案经费，甚至不惜充当“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角色。因此，保障司法机关整体独立，就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经济独立，保证司法机关吃“皇粮”。为此，应当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1、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实行专款专用，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住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司法机关及法官和检察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2、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司法机关经济的唯一来源，法院所收诉讼费一律上缴国库，作为司法专项款统一使用，禁止挪作它用，从而打消司法机关“创收”的邪念。3、根据各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定额定编司法人员，确保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达到既提高司法能力又保证国家的司法专用款项的有效使用。 第二、保障司法机关的内部独立。1、保障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对独立。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工作，但是，地方各级检察院之间应当相互独立，从而由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决定是否立案、侦查，是否起诉和抗诉，并独立承担由此引起错误追诉的法律责任。2、保障审判机关内部的绝对独立。为此，必须保证法官的独立裁判权。目前我国法院内部不独立，是因为司法裁判方面行政化严重，主要表现在：院长、庭长“审批”案件，使行政管理者直接审查案件影响了案件的裁判，法官不便独立裁判；带有明显“行政会议”性质的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和决定案件，法官不能独立裁判，尤其是“错案追究”的无限扩大，使法官不敢独立审判，从而造成和加剧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在案件判决之前，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指导”和“批示”，从而强化了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行政依附关系，导致了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实行司法行政职务与法官职位的职权分离，司法行政职务只管理法院内的行政类事务，案件审判由审判组织独立行使。2 取消“判而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对大多数一般案件实行法官独任审判，较为重大复杂的案件实行合议制。同时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由法学专家（不能包括现职的法官和检察官）和其他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咨询意见供合议庭参考。3 在扩大法官审判权的同时，配合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加大法官的司法渎职、失职责任。上述改革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禁止法官之上的法官”，实现由人民法院向审判组织独立审判的转变，向现代各国通行的司法原则及司法惯例靠拢。 第三、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确立和保障司法官的任职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确保司法官的素质，使司法官成为“法律精英”队伍。为此，必须做到：（1）清除现有的不合格的法官和检察官，腾出法官和检察官编制；（2）初任法官和检察官应当从具有一定执业年限的优秀律师中或法学教授中选任，充实法官和检察官队伍；（3）法官或检察官的司法行政职务与职位分立但可兼任，但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或检察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司法行政职务。2、确保司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和检察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不至于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司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一般认为，司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使司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和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规范司法官的任免、晋升、惩戒和调动机制（1）司法官的任免。司法官的任命必须从前已述及的人员中任命，确保司法官的素质；司法官必须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司法人员的人事控制；司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司法官工作恒定状态；司法官司法行政职务为任期制，因选举而上任，因期满、罢免、辞职而离任；（2）司法官的晋升。法官职位实行行政级制，可按现行《法官法》的规定分为12级；法官职位的晋升以司法业绩为标准，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贯彻公平竞争原则；法官晋升遵循“阶梯式”原则，不得越级升迁；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可由人大常委、退休司法官、律师和法学专家组成），考评、晋升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官。（3）司法官的惩戒。在日常工作期间，司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司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可由退休司法官和法学专家组成）。（4）司法官的调动。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司法官本人同意，司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司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由于检察官的诉与不诉以及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检察官作为诉与不诉的决定者或败诉者的报复。为此，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司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第四、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司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1、理顺和规范党委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司法独立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摆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党的领导。因此，我国的司法独立仍然是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但是，党的组织不能对具体案件发号施令。如何规范党对审判的监督，使其既保证司法公正又保障司法独立呢？1 通过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法官，使党员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 党委可通过向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和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建议任免、晋升和惩戒来制约法官，使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理顺和规范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大应当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由退休的司法官和法学教授组成）依法对司法进行监督，人大对审判的监督是过程监督而不是结果监督；是整体监督而不是个案监督；是法律监督而不是工作监督。司法监督委员会可通过报告形式向原任免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监督工作，以此作为法官任免、晋升和惩戒的依据之一，使法官服从法律。只有这一才能保证人大不干预司法审判，保证司法独立。3、理顺和规范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庭审活动的客观报道，使公开审判最大限度的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案件的知情权，使审判人员受到新闻舆论的约束，从而必须服从法律。但是，新闻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

『肆』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怎么理解

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共中央推进的历次司法改革，都将落实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宪法版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党权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更是推出多项重大改革举措，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一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和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打破诉讼“主客场”现象，杜绝地方因素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二是完善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规定：“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

三是健全司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惩戒制度，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官非因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承担错案责任。法官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非经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错案责任追究。

四是建立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和薪酬制度，推动实现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确保法官薪酬高于普通公务员一定比例，并据此完善法官退休、培训等一系列配套制度。

『伍』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陆』 十年副处级三级高级法官套改后对应几级法官，2017年退休时按照应当按照几级法官标准拿退休金

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
（厅字[2017]44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巩固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完善相关政策，确保司法责任制改革有规范明确的政策依据，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现就进一步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正规化建设，打造对党忠诚队伍
（一）加强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
深化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法治观点侵蚀，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法官、检察官政治轮训制度，打牢高举旗帜、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健全职业道德准则、职业行为规范，加强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教育，完善职业道德评价机制。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统一职业培训和入职晋级宣誓制度。
（二）严格纪律作风要求
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加强纪律规矩经常性教育，引导法官、检察官养成纪律自觉。统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司法权运行新机制相适应的监督制约体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
二、实施员额制，建设专业化队伍
（三）严格控制员额比例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严格控制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建立员额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机制，由省级有关部门在总额度范围内明确辖区各法院、检察院员额控制的具体比例，确保员额配置向基层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区、单位倾斜。办公综合、政工党务、纪检监察、教育培训、司法技术等非业务部门不设置员额。
（四）严格遴选标准与程序
遴选法官、检察官，应当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基础上，突出对办案能力、司法业绩、职业操守的考察。入额遴选坚持考核为主、考试为辅，考核主要考察办案质量和效率，考试主要考察办案能力。原办案骨干调离办案部门5年以上的，需回到办案岗位担任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满1年方可参加遴选。市地级以上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通过逐级遴选方式产生。市地级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应当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省级以上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一般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根据工作实际预留适当数量的员额，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按程序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
（五）发挥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把关作用
遴选委员会通过面试、考察等方式，对入额候选人的专业能力进行把关。遴选委员会委员对候选人入额资格提出异议，法院、检察院未予说明或者说明未获认可的，经遴选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可以否决相关候选人入额资格，并书面反馈相关法院、检察院。候选人名单经向社会公示，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方面考察把关，党委按照权限审批，本级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命。
（六）建立健全员额退出机制
法官、检察官调离办案岗位、退休或者离职的，自然退出员额；办案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应当在考核结果确定后3个月内退出员额。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不办案或者办案达不到要求的，应当退出员额。不分管办案业务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非业务部门负责人进入员额的，应当在入额名单公示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按照组织程序免去原有领导职务，调整到一线办案岗位，未按时调整的，应当退出员额。省级以下法官、检察官退出员额，由所在院党组审议决定，报请省级法院、检察院批准后，送遴选委员会备案。
三、落实责任制，规范司法权力运行
（七）规范权责配置
建立权力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明确应当由院长、检察长以及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可以由法官、检察官决定的事项，并分别规定相应责任。法院实行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检察院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未入额人员不得独立办案。
（八）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
确立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独任法官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该案合议庭法官签署。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长、庭长不签发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专业法官会议可以为独任法官、合议庭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采纳与否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入卷备查。审判委员会发挥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管理、研究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讨论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等的敏感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九）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
坚持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检察长领导检察院工作相统一。检察官对检察长负责，在职权范围内决定办案事项。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的，可以提出复核意见，或者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检察委员会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负有决策、指导和监督职能。
（十）完善入额领导干部办案机制
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每年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其中，庭（处、科）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0％；基层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30％；市地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20％。严格领导干部办案量的统计标准。建立领导干部办案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十一）运用科技手段、创新办法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深化司法改革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依托大数据技术，总结办案规律、规范办案标准，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类案推送、结果比对、数据分析、办案瑕疵提示等功能，帮助法官、检察官提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推广语音识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等技术，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技术保障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语音同步转录、文书自动生成、智能纠错能力，减少人力投入。推广远程视频庭审、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软件，完善执行信息化平台，减少办案在途时间。完善刑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基本证据指引，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促进办案系统互联互通，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
推广外包服务方式，规范管理，提升辅助事务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和效率，保障司法人员专注于司法关键业务。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
紧紧围绕办案质量和效率进行考核，综合考虑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因素设置权重指标，制定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绩效考核办法。考核信息动态管理、全程留痕，并在系统平台公开。考核结果计入司法业绩档案，作为法官、检察官等级管理、评优奖励及员额退出的重要依据。绩效考核奖金分配坚持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体现工作实绩，按考核档次适当拉开差距。
（十三）改革内设机构
坚持精简、务实、效能的原则，在理顺职能、优化分工的基础上，整合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级。综合考虑业务划分、法官和检察官数量、人员编制、案件数量等因素，科学设置机构，内设机构数量原则上只减不增，编制50人（含50人）以下的基层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总数一般不超过5个，51至100人的一般不超过8个，101至200人的一般不超过10个，201人以上的可以适当增加。员额较少的法院、检察院应当设立综合业务机构，杜绝1人或者2人庭（科、室）现象。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不必一一对应，上级法院、检察院不能要求下级法院、检察院对口设立相应机构，不能以考核评优、经费划拨等方式变相限制下级法院、检察院整合内设机构。内设机构整合后，相关领导职数继续保留。
基层法院的人民法庭、基层检察院的派出（驻）检察室不纳入内设机构改革范围。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层级、业务特点，从案件类型、难易程度、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提升办案效能。
四、强化监督制约，提升司法公信力
（十四）增强多元监督合力
探索建立政治督察制度，党委政法委定期组织对司法机关党组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审判检察职能、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法院、检察院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的监督。
（十五）运用现代科技加强监督制约
适应新型司法权运行机制要求，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管理监督由盯人盯案、层层审批向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变，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管不缺位。推广案件流程监管、庭审巡查等智能软件应用，完善网上办案系统，确保案件全程网上办理、司法活动及干预办案情况全程留痕、违规操作自动拦截、办案风险实时提示。加大对海量司法数据的挖掘开发力度，总结办案风险规律，不断提升对办案不规范不廉洁行为的发现、防控能力，有效约束和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十六）实行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
法院、检察院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涉嫌违反审判、检察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惩戒委员会根据法院、检察院调查的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是否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惩戒委员会认定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予以惩戒。法官、检察官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由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处理。
五、健全保障机制，提高职业化水平
（十七）实施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以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四等十二级”为基础，法官、检察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实行单独管理。等级晋升实行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一线办案岗位法官、检察官可以特别选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县级法院、检察院一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在规定等级比例内，县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各级法院、检察院择优选升的高级法官、检察官中，在一线办案岗位的要保证有一定数量。
（十八）完善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
根据审判、检察工作特点，实行与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落实国家关于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规定，确保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工资水平一定比例。综合考虑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相应职务层次，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定享受住房、医疗、车补等福利政策和退休待遇。法官、检察官转任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或者交流到其他党政机关的，按照有关规定确定职务层次。根据个人意愿和工作需要，长期在审判、检察一线办案且多年考核业绩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按照有关政策和干部管理权限，可以申请延长退休年龄。领导干部申请延长退休年龄的，应当免去领导职务从事一线办案。
（十九）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
法官、检察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法官、检察官应当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对干扰阻碍司法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伤害法官、检察官及其近亲属的行为，依法严厉惩处。
（二十）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由省以下分级管理上收至省级统一管理，实行以省级机构编制部门管理为主，省级法院、检察院协同管理的体制。市地级、县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人员可委托当地市地级党委管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已开展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者以市地级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尚在谋划的，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稳妥推进；条件暂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
军事法院法官、军事检察院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由军队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柒』 法官违法办案，怎么起诉

《法官违法办案责任惩戒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该《办法》规定,责任人被追内责时容已离开法院的仍然可以通过发出惩戒建议书和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等方式追究责任。
《办法》细化了以下几种适用情形。包括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的;利用司法职权或者其他职务上的便利为本人或亲属等其他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违背事实或违反法定程序,或因重大过失导致错误裁判的;故意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泄露审判工作秘密的以及其他严重违反《法官行为规范》的行为。
《办法》明确规定将惩戒结果记入法官业绩档案,表明一旦受到惩戒,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年的业绩,而是一个终生的污点。

『捌』 关于文教局副局长干预司法公正举报交什么单位

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思路： （一）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体现司法公正的要求出发，探索建立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司法管辖制度。到2017年底，初步形成科学合理、衔接有序、确保公正的司法管辖制度。 1. 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划的重大民商事、行政等案件，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调整跨行政区划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制度，实现与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有序衔接。 2．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以科学、精简、高效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原则，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构建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特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讼格局。将铁路运输法院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法院，主要审理跨行政区划案件、重大行政案件、环境资源保护、企业破产、食品药品安全等易受地方因素影响的案件、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和原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 3. 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 4. 改革行政案件管辖制度。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逐步实现易受地方因素影响的行政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规范行政案件申请再审的条件和程序。 5. 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理顺海事审判体制。科学确定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建立更加符合海事案件审判规律的工作机制。 6. 改革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类案件的管辖制度。 7. 健全公益诉讼管辖制度。探索建立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相衔接的案件管辖制度。 8．继续推动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理顺案件管辖机制，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 9. 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完善统一领导的军事审判制度，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合法权益，依法打击违法犯罪。 （二）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尊重司法规律，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 10.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 11.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彰显现代司法文明，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强化控辩对等诉讼理念，禁止对律师进行歧视性安检，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便利。依法保障律师履行辩护中国职责，落实律师在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的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12．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13.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 14．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强化民事诉讼证明中当事人的主导地位，依法确定当事人证明责任。明确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范围和程序。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质证、认证在认定案件事实中的核心作用。严格高度盖然性原则的适用标准，进一步明确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条件和范围。一切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质证后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的重要证据都必须在裁判文书中阐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15. 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加强科技法庭建设，推动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建立庭审录音录像的管理、使用、储存制度。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16. 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标准、范围和程序。进一步规范在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中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推动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信息公开机制。 （三）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配置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配置，健全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衔接机制，充分发挥一审、二审和再审的不同职能，确保审级独立。到2016年底，形成定位科学、职能明确、运行有效的法院职权配置模式。 17. 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立案信息的中国上公开力度。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度。 18. 完善分案制度。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 19. 完善审级制度。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科学确定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推动实现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和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 20. 强化审级监督。严格规范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的条件和次数，完善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文书的公开释明机制和案件信息反馈机制。人民法院办理二审、提审、申请再审及申诉案件，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指出一审或原审存在的问题，并阐明裁判理由。人民法院办理已经立案受理的申诉案件，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法定形式的结案文书；符合公开条件的，一律在中国裁判文书中国公布。 21. 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废止违反司法规律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任何形式的排名排序做法。强化法定期限内立案和正常审限内结案，建立长期未结案通报机制，坚决停止人为控制收结案的错误做法。依托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发挥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服务、研判和导向作用。 22. 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改革司法统计管理体制，打造分类科学、信息全面的司法统计标准体系，逐步构建符合审判实际和司法规律的实证分析模型，建立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和全国法院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23. 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指导方式，加强司法解释等审判指导方式的规范性、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改革和完善指导性案例的筛选、评估和发布机制。健全完善确保人民法院统一适用法律的工作机制。 24. 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加大司法拍卖方式改革力度，重点推行中国络司法拍卖模式。完善财产刑执行制度，推动将财产刑执行纳入统一的刑罚执行体制。 25. 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明确司法救助的条件、标准和范围，规范司法救助的受理、审查和决定程序，严格资金的管理使用。推动国家司法救助立法，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26. 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推动完善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区际、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推动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 （四）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完善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审判责任制，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到2015年底，健全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27. 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独任制审判以主审法官为中心，配备必要数量的审判辅助人员。合议制审判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合议庭成员都是主审法官的，原则上由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完善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 28. 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办案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 29. 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理职责。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健全诉讼卷宗分类归档、中国上办案、审判流程管控、裁判文书上中国工作的内部督导机制。 30. 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31. 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发挥审判管理在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诉讼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进和服务作用，强化审判流程节点管控，进一步改善案件质量评估工作。 32. 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名确认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办、回复和公示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 33. 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拓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渠道和范围，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改革选任方式，完善退出机制。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完善随机抽取机制。改革陪审方式，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加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的经费保障。建立人民陪审员动态管理机制。 34. 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辩护中国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中国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 35. 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改进和加强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工作。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36. 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依法规范涉诉信访秩序。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中国络办理信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中国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 （五）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到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 37. 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已有条件范围内，优先安排与申请旁听者数量相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席，优先满足新闻媒体的旁听需要。 38. 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推动全国法院政务中国站建设。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诉讼公告中国上办理平台和诉讼公告中国站。继续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中国中国站建设，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及时汇总和即时更新机制。加快建设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公开审判流程信息，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审判流程节点信息。 39. 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加强中国裁判文书中国中国站建设，完善其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有效获取、查阅、复制裁判文书。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中国公布。 40. 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力度，充分发挥其信用惩戒作用，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完善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方便公众了解执行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41. 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开制度。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案件办理程序，确保相关案件公开、公正处理。会同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推动中国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对执法办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中国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中国，实现三类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审公告、文书公布统一在中国上公开。 42. 建立司法公开督导制度。强化公众对司法公开工作的监督，健全对违反司法公开规定行为的投诉机制和救济渠道。充分发挥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监督功能，使公众通过平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审判监督和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43. 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度。加强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诉讼服务大厅、中国上诉讼服务平台、12368司法服务热线。建立中国上预约立案、送达、公告、申诉等工作机制。推动远程调解、信访等视频应用，进一步拓展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 44. 完善人民法庭制度。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机制。优化人民法庭人员构成。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 45. 推动送达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当事人确认送达学校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约束机制，探索推广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效率。 46. 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继续推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交通事故、物业管理、保险纠纷等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解决组织建设，推动仲裁制度和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程，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47. 推动实行普法责任制。强化法院普法意识，充分发挥庭审公开、文书说理、案例发布的普法功能，推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与履行普法责任的高度统一。 （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48. 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探索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 49. 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办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制改革过渡方案，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 50. 改革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人选，实现法官遴选机制与法定任免机制的有效衔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制。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健全预备法官训练制度。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院人员互聘计划。 51. 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机制，完善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作为法官等级晋升、择优遴选的重要依据。建立不适任法官的退出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52. 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严格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着力提升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和裁判文书写作能力。改进法官教育培训的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健全教学师资库、案例库、精品课件库。加强法官培训机构和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建立中国法官教育培训中国，依托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广中国络教学，实现精品教学课件由法院人员免费在线共享。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数民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 53. 完善法官工资制度。落实法官法规定，研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 （七）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完善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项制度，优化司法环境，树立司法权威，强化职业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54. 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 55. 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确审判组织的记录义务和责任，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中国人查询。 56. 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明确不同主体、不同类型过错的甄别标准和免责事由，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完善法官申诉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权益因依法履职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健全不实举报澄清机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57. 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推动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藐视法庭权威等犯罪行为的追诉机制。推动相关法律修改，依法惩治当庭损毁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和法庭设施等严重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胁、侮辱、跟踪、骚扰法院人员或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 58. 强化诉讼诚信保障机制。建立诉讼诚信记录和惩戒制度。依法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将上述三类行为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受害人损害赔偿之诉。 59. 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制度，引导、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活动。规范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送，促进依法行政水平提升。 60. 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 61. 完善司法荣誉制度。明确授予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不同类别荣誉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员的司法职业尊荣感和归属感。 62. 理顺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关系。科学设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构，规范和统一管理职责，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的相对分离。改进上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明确上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监管职能。 63. 推动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预算保障体系、国库收付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推动人民法院经费管理与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加强“两庭”等场所建设。建立人民法院装备标准体系。 64. 推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按照科学、精简、高效的工作要求，推进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内设机构设置模式。 65. 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加快“天平工程”建设，着力整合现有资源，推动以服务法院工作和公众需求的各类信息化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到100%，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

『玖』 求助 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

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通过章程
昨天，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章程》，推选产生沈国明为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主任，陈辐宽、洪基浩、盛勇强、章华为副主任，批准通过法官遴选(惩戒)工作办公室和检察官遴选(惩戒)工作办公室主任人选。
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将组建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也是本轮司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惩戒)委员会也未有先例。此次出台的《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章程》，明确规定了遴选(惩戒)委员会的制度定位、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
章程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相结合。章程规定，遴选(惩戒)委员会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坚持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方向，按照“统一提名、党委审批、分级任免”的制度安排，统一提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意见，由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党组按规定程序审批办理。
在此次公布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委员名单中，15名委员中有专门委员7人、专家委员8人。其中专门委员由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人大内司委、市公务员局、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等单位的分管领导组成；专家委员则从资深的法学专家、业务专家、律师代表中择选。章程规定，通过遴选(惩戒)委员会的工作，对遴选对象的专业能力和司法品行进行严格审查，确保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的专业水平，进而推动上海法官、检察官职业化建设。
章程强调，坚持程序保障和决策民主相结合。章程对决议表决制度作出规定，要求会议决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过全体委员半数通过有效。根据章程规定，建立差额遴选制度，确保遴选工作实际效果。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遴选(惩戒)委员会还可视情开展案件评查，对违纪违法行为组织核查，认定责任，提出惩戒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