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侯爵首席法官

❶ 波特兰公爵的生平

波特兰公爵本名威廉·亨利·本廷克，1738年4月14日生于英国白金汉郡的布尔斯楚园。他有两名胞姐、两名胞妹及一名胞弟，而作为家中长子，他甫出生即从父亲袭取得礼节性封号，故早年又通称为蒂奇菲尔德侯爵。蒂奇菲尔德侯爵的家族相当显赫富有，父亲为第二代波特兰公爵，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处田产。至于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哈利贵女是第二代牛津伯爵的女儿，在诺丁汉郡拥有一座规模宏大，名为威尔贝克大修道院的家族宅第。
蒂奇菲尔德早年入读伦敦的西敏公学，后来升读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1757年2 月1日从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毕业后，蒂奇菲尔德侯爵与胞弟爱德华·本廷克勋爵游历欧洲大陆，期间曾到访过波兰、德国及意大利等地。 返回英国后不久，蒂奇菲尔德于1761年参与英国大选，在透过家族的影响力下，他成功于3 月28日夺得赫里福德郡威尔奥比利选区议席，他遂以蒂奇菲尔德侯爵的身份晋身下议院。不过，他在下院的时间相当短暂，处事低调，而且从未发言。不久到1762 年5月1日，他因为父亲逝世而继承家族的公爵爵位，成为第三代波特兰公爵，他于是放弃其下院议席，晋升为上议院议员。
在上议院，波特兰公爵很快就成为了辉格党罗金汉侯爵派系的支持者，而且是罗金汉党人的其中一员；至于凭借其家族地位及财力，波特兰公爵亦受到党内重视。在1765年7月13日，罗金汉侯爵出任首相组阁，波特兰随即获委为宫务大臣，另外又获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到1766年7月，罗金汉因失势下野，并由辉格党另一派系领袖威廉·皮特（后为查塔姆伯爵）接任首相，但波特兰与部份罗金汉党人继续在政府供职。不过，波特兰等罗金汉党人在皮特政府供职的日子并不长久，他们很快就不满皮特作风专断，再加上波特兰与内阁另一阁员格拉夫顿公爵结怨，最终促使波特兰与余下的罗金汉党人在1766年12月全体从内阁辞职，此后波特兰在上院渡过了长达近16年的在野生涯，先后与格拉夫顿政府与诺斯政府对立，但由于他欠缺演说才华，因此表现并不突出。
退出政府后，波特兰公爵透过自己的家族影响力，继续为不少罗金汉党人取得下院议席，[10]但自己却陷入财政危机。在1767年8月，他与詹姆士·劳瑟爵士就多幅位于卡莱尔的土地业权问题展开法律诉讼，有关诉讼一直持续到1776年8月才告终结。虽然波特兰最后获判胜诉，可是他却因为要支付庞大的讼费而几近陷于破产。另一方面，他又在同年与生母波特兰公爵太夫人达成协议，答应每年向她提供 16,000英镑租金，以继续居住于由她拥有的布尔斯楚园，至于公爵太夫人自己则居于威尔贝克大修道院。为了支付大笔款项，波特兰公爵被迫出售大片位于坎布里亚郡的土地以作周转。 在1782 年3月，时任首相诺斯勋爵领导的托利党政府终因为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败而垮台，结束长达12年的执政。英王乔治三世当时除了求和以外，别无他途，他因此转而向主和的辉格党招手，寻求组阁可能性，结果罗金汉侯爵得以第二度出任首相。罗金汉上任后委任波特兰公爵为爱尔兰总督，至于波特兰岳丈的胞弟约翰·卡文迪许勋爵则获委任财政大臣。
波特兰公爵在1782年4 月14日抵达爱尔兰都柏林正式上任，可是罗金汉侯爵却突然在同年7 月1日卒故，政府内部随即出现纷争。罗金汉死后，乔治三世委任亲皇室的内政大臣谢尔本伯爵接任首相，但外相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及财相约翰·卡文迪许勋爵却大表反对，并向乔治三世要求由波特兰公爵出任首相。他们的请求被拒绝后，两人双双在7月从内阁辞职，谢尔本却邀请托利党的小皮特加入内阁，接任财相，使辉格党进一步陷入严重分裂。到同年9 月15日，波特兰公爵跟随福克斯等人辞任爱尔兰总督，此后其他辉格党人物如埃德蒙·伯克及理查·布林斯里·谢里敦也纷纷从内阁辞职。
到1783 年2月14日，福克斯与政敌及前首相诺斯勋爵出乎意料地合作，组成“诺斯-福克斯联盟”，并向外宣称联盟是建基于“深厚的善意及互信”，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仅仅旨在务求推翻谢尔本政府。乔治三世曾极力维护谢尔本及阻止两人组阁，但在得到托利党及以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反对派支持下，他们在1783 年4月2日于下院取得足够优势，成功使谢尔本政府垮台。由于波特兰公爵在辞职后已成为辉格党罗金汉派系内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这个诺斯-福克斯联盟亦授意由他出任首相，但事实上，波特兰公爵在政府中的地位可谓有名无实，虽然身为首相，但扮演的角色却是无关重要，而大权则落在分别出任外务大臣的福克斯，以及出任内政大臣的诺斯勋爵身上，政府施政主要由两人所全权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也是乔治三世自登位以来，首次没有参与其中的组阁行动。其中，内阁及首相人选完全由福克斯与诺斯勋爵等人内部协商而定，福克斯甚而宣称这次组阁是以“民主原则”进行，没有受皇室干预，而且“为宪法带来完全改变”。不过，乔治三世则责难联盟政府的组成是“王国有纪录以来最胆大妄为及不讲道德的举动”。
这个背后由福克斯及诺斯控制的政府，支持度没多久就因为多项争议而急剧下滑，到同年12月19日更因为福克斯提出的《印度草案》遭上议院否决而被迫垮台。在得到19名上院贵族支持下，乔治三世遂选择以年仅24岁的小皮特出任首相，联盟政府至此寿命仅仅约八个月而告终。当波特兰公爵卸任首相时，乔治三世没有按惯例召见波特兰收回首相印鉴，而是派侍从到波特兰那里取回印鉴。由此可见，波特兰公爵虽然没有在政府发挥影响，但却仍然因为加入联盟任相而被乔治三世敌视。 波特兰公爵卸任首相后，他随福克斯成为议会内的反对派，并与托利党的小皮特政府对立，但他事实上主要花时间待在布尔斯楚园，并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未几，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波特兰公爵与福克斯等辉格党人起初也对当地的大革命表示认同及支持，但他们后来却随着大革命愈演愈烈而陷入分歧。在1792年，法王路易十六被废黜，随后更在翌年遭送上断头台处决，这一系列事件在英国的上流社会引起很大恐慌。波特兰作为国内主要的大地主及贵族之一，也担心法国大革命浪潮一旦蔓延英伦，自己也可能会自身难保，因此他对法国大革命日益采取保守及予以保留的态度，与党友福克斯的激进立场愈走愈远。
同时间，波特兰公爵也开始跟随其他如埃德蒙·伯克的辉格党人一样，转投小皮特的托利党阵营，并慢慢认同有关托利党反对议会改革及反对天主教解放等等的主张。在1792年10月，波特兰接受任命出任牛津大学校监，同时接受大学颁授荣誉民法学博士，以向托利党政府示好，不过他却在同年婉拒英王颁授的嘉德勋章。此外，波特兰与皮特两方亦分别委托马姆斯伯里勋爵及大法官拉夫伯勒勋爵进行谈判，讨论两派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波特兰公爵担心将两方的合作公开会引来负面反响，所以谈判一直谨慎小心地进行。踏入1794 年以后，波特兰公爵随着法国踏入恐怖统治而公开表态支持皮特，并在同年7 月14日接受皮特政府任命，到内阁出任内务大臣，同时在7 月16日更接受英王颁授嘉德勋章，到翌年6月又荣任诺丁汉郡郡长；至于他的长子蒂奇菲尔德侯爵亦连带在1794年8月获委任为米德尔塞克斯郡长。面对波特兰公爵转投托利党，辉格党激进派别的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没有特别感到惊讶，但就表示难以想像他与其他转投皮特的辉格党员会这样“羞辱”自己。 波特兰公爵与皮特的合作，亦连带使一些原属辉格党的党员获招揽入内阁供职，其中菲茨威廉勋爵获委为枢密院议长、史宾塞勋爵任掌玺大臣、另外威廉·温德姆则任陆军大臣。至于波特兰公爵上任内务大臣不久，英国各地因为谷物短缺而爆发零星暴动，波特兰遂参与当时一度流行的罢吃面包运动，以减少耗用小麦。到1795年，为防止伦敦发生暴动，他还在伦敦外围派重兵驻防，此外，政府又相继引入《1795年外国人法案》、《1795年叛国法案》及《1795年煽动性集会法案》等高压法案，大大增加了内务大臣的权力，但总括而言，大不列颠地区在他担任内务大臣期间相对安宁，未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
另一方面，波特兰任内亦负责主管爱尔兰地区的事务。在1794年12月，他委任其朋友菲茨威廉勋爵出任爱尔兰总督，但菲茨威廉甫于爱尔兰上任后，即向当地居民宣布天主教徒将获政府平等对待。波特兰对菲茨威廉的言论相当不满，随即在1795年1月将他撤换。然而，波特兰公爵撤换菲茨威廉一事，引起不少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当地更有舆论指责波特兰出卖了爱尔兰，此后爱尔兰的局势不断恶化，后来更于1798年爆发大规模的爱尔兰叛乱。叛乱期间，波特兰公爵下令时任爱尔兰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及爱尔兰首席秘书卡苏里勋爵以武力镇压乱事，使乱事不出数月而平息。
自1798年爱尔兰叛乱发生后，波特兰公爵积极主张大不列颠王国与爱尔兰王国尽早合并为联合王国，并进行多番秘密谈判商讨合并细节，另外还下令康沃利斯勋爵要尽一切办法令《1800年联合法案》获得通过。在他的促使下，《1800年联合法案》最后于1800年分别获不列颠与爱尔兰议会通过，两地遂正式在1801年1 月1日联结为单一国家，并将国号订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以期望将两地关系拉近。不过，皮特却因为在两地统一后未能履行解放天主教的诺言，结果在1801年3月下台，并由反对天主教解放的盟友亨利·阿丁顿（后为西德默斯勋爵）接任。
虽然皮特下野，不过同样反对天主教解放的波特兰公爵则获留在阿丁顿内阁供职，但由于波特兰年纪渐大，体力不支，他遂改任重要性较低的枢密院议长，名义上继续参与政府决策。不久以后，阿丁顿成功在1802年与法国的拿破仑签订《亚眠条约》，暂时终止英、法间的战争，可是战火旋于1803年重新燃起，国内舆论遂纷纷要求皮特重新出任首相，以带领国家作战。在这种背景下，皮特于1804年5月重新出任首相一职，并着手改组内阁。最初，皮特有意组成一个强势的联合内阁，除打算由波特兰公爵出任掌玺大臣外，另外又希望邀请反对派的福克斯加入内阁，然而有关建议随即遭乔治三世反对而告吹，波特兰惟有在新政府继续担任枢密院议长。
到1805 年1月，皮特有意委任西德默斯勋爵入阁供职，但内阁却没有出缺，结果波特兰自愿将枢密院议长一职让予西德默斯勋爵，自己则改任不管部大臣。到1806年1月23日，皮特因积劳成疾而卒故任上，首相一职遂由其表弟格伦维尔勋爵接任。格伦维尔勋爵继任首相后，筹组了“贤能内阁”，波特兰公爵遂趁机从内阁抽身退休，由此逐渐淡出政坛。 退出内阁后的波特兰公爵主要花时间在布尔斯楚园休养，打算安享晚年。可是晚年的他备受肾病及痛风困扰，在1806 年3月还接受一个移除肾石的手术，而那时候麻醉药尚未发明，所以手术为波特兰带来极大痛楚。[7]另一方面，波特兰安享晚年的愿望很快就落空，原因是格伦维尔勋爵的“贤能内阁”争端不断，组阁仅约一年多，就在1807年3月垮台。其时由于缺乏具份量的人物驾驭政府，乔治三世遂邀请甚具地位及声望的波特兰公爵重返政坛，并负责筹组内阁。波特兰事后接受有关邀请，但却作以下的自嘲：“ 我的恐惧不在于履行这项职务会令我折寿，而是在于我不能如常以行动及精神去履行职务。”
晚年的波特兰公爵，背景为牛津大学的拉德克里夫图书馆。
尽管波特兰公爵在皮特的托利党政府供职多年，他在1807年3月31日上任首相时却仍然以辉格党员自居。不过，他的内阁班子却尽由托利党员出任，其中不少如出任外相的乔治·坎宁、陆军及殖民地大臣卡苏里勋爵及财相斯宾塞·珀西瓦尔等人更是皮特的追随者。波特兰上任后不久成功带领政府胜出1807年大选，但他自己很快就因为病情恶化及身体虚弱，以致任内未曾于国会发言。波特兰甚至无法亲自主持内阁会议，并任由阁揆自行打理政务，结果内阁大权遂落在坎宁、卡苏里及珀西瓦尔三人手上，其中珀西瓦尔更在1807年迁入唐宁街10号。
波特兰公爵的第二段首相任期见证半岛战争的爆发，英国在战争中参与了多场战事，首先是英军于1807年的哥本哈根战役中获胜，后来又在1808年的维美洛战役及1809年的塔拉维雅战役击退法国军队，此外，政府还在1808年8月授权英军与法国签署《辛特拉协定》，准许遇挫的法军从葡萄牙地区安全撤退。尽管如此，波特兰内阁未几却在战事上陷入分裂，在1809年，外相坎宁曾承诺葡萄牙会发兵援助，但陆军及殖民地大臣卡苏里却把军队调往荷兰，参与瓦尔赫伦长征，最终长征以失败折返告终。
自瓦尔赫伦长征陷入劣势以后，坎宁立即暗指卡苏里失职，并威胁波特兰公爵，指出若果不以韦尔斯利勋爵取代卡苏里勋爵，他将会辞去外相一职。[8]由于波特兰公爵担心坎宁一旦辞职会使内阁分裂，他惟有勉强答应坎宁的要求，并将两人间的协议保密；但另一方面，波特兰却又担心辞退卡苏里会导致同样结局，所以迟迟未有作出任何行动。这时内阁阁揆纷纷归边表态，使政府运作陷于停顿。[7]卡苏里在1809 年9月得悉坎宁与波特兰之间的协议后，感到非常恼怒，这遂促使卡苏里与坎宁俩在9 月21日举行决斗，结果坎宁在决斗中被卡苏里开枪射伤。 卡苏里与坎宁两名内阁阁员私下以武力决解不和，一时引起舆论哗言，至于本身已在1809年8月中风的波特兰公爵，更因为事件而大受打击，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亦再无力处理内阁纠纷。在强烈坚持下，波特兰公爵最后于10 月4日辞任首相，由斯宾塞·珀西瓦尔接任，自己随即返回布尔斯楚园休养。可是，这时的波特兰公爵已经时日无多，并在数星期后的10月30日卒于布尔斯楚园内，终年71岁。波特兰死后，公爵爵位由长子继承，是为第四代波特兰公爵。

❷ 中国法与英国法下的最大诚信原则作一比较。

最大诚信原则（Utmost Good Faith）又称为“最高诚信原则”，是保险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其产生于英国，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从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到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MIA1906）出台，最大诚信原则都被毫不质疑的认为与保险合同签订前的告知义务等同，而MIA1906的第十七条由于没有明确说明最大诚信义务与被作为前合同义务的告知义务的关系，因而产生对此问题的争议，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个案子才给了这个问题较明确初步答案。本文从英国判例入手，探究最大诚信原则在英国的发展及范围。
论文关键词 海上保险 最大诚信原则 告知义务
最大诚信原则作为海上保险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要求签订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均必须最大限度地按照城实与信用精神协商签约。其中，“诚信”就是各方当事人都必须把各自知道的有关事实告知对方，如实陈述，不得隐瞒，误报或欺骗，即在英国海上保险中，最大诚信原则就是要求尽最大告知义务。英国特许保险协会1991年编写的《合同法与保险》（Contract Law and Insurance）一书对于最大诚信原则的解释是：Utmost good faith is a positive ty to voluntarily disclose， actually and fully， all facts material to the risk being proposed， whether asked for them or not.？自1766年发展至今，最大诚信原则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对其的适用范围亦从合同签订前慢慢向近十几年判例中的整个合同履行期间过渡。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产生
最大诚信原则最早是以“最大诚信义务”提出的，最早提出此义务的判例是著名的Carter v Boehm （1766）案。在这个古老的案件中，被保险人在伦敦购买的保险单，以苏门答腊岛的一座英属堡垒为保险标的，承保危险为该堡垒被敌军占领，因此，当此堡垒被法国人占领后，被保险人提出了赔偿请求，但保险人却以投保人事先没把此堡垒可能遭到占领的事实告知保险人而拒绝赔付。
在庭审中，著名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将罗马法的诚实信用概念引入，提出：“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偶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需要依赖于被保险人的陈述，保险人依照其陈述，在信赖其未作保留的前提下获取收益……诚实信用就是禁止一方通过隐瞒其秘密知悉的事实，来吸引另一方，并依赖于另一方对事实真相的无知及对相对方的信任达成交易。”
虽然以上论断最终未被此案采用，但被视为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最原始和最权威的论断，也被认为是该原则确立的标志。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关于最大诚信原则的经典论断只与合同订立前的告知义务有关，而并没有提到合同订立后当事人之间是否仍然应当尽告知义务或继续遵守最大诚信原则。直到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生效，英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时，才承认最大诚信义务不仅是一种前合同义务，而且贯穿合同履行的始终。故而，笔者认为，可以把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生效前的这段时间称为海上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前合同义务阶段”。
二、最大诚信原则的发展之“模糊阶段”
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颁布出台，其第十七条规定：海上保险契约之基础，系忠诚信实，倘一方不顾绝对的忠诚信实，他方得宣告是项契约失效。该条被认为是在法条上，对最大诚信原则的最早承认。之后的第18～第20条是对此原则的进一步规定：第18条规定了被保险人须履行的告知义务；第19条是有关保险经纪人的告知义务；第20条是关于误述的规定。但是，第18～20条的规定还只是对于作为签合同义务的最大诚信原则的规定，同时第17条也没有划分时间上的界限。故，关于最大诚信原则究竟只是前合同义务，还是贯穿合同订立与履行的始终，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议。故而，对于最大诚信原则，也就是英国法中的告知义务范围的发展，也是围绕此争议展开的。
因此，当时（甚至到1995年，星海案审判之前）对于该问题，主流都认为按照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的规定，最大诚信原则仅适用于订立合同之前，与告知和陈述有关的事项。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由于第17条并没有明确“忠诚信实”仅仅是前合同义务，因此，只要是涉及到“忠诚信实”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援用《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但是由于违反最大诚信通常是通过证实合同签订前未尽告知义务或误述而确立的，而且多年来，并不区分合同签订前未尽告知义务的抗辩与违反最大诚信的抗辩，因此一直到1995年的泛大西洋保险有限公司诉松树顶保险公司案件中，英国的上议院还认为最大诚信仅仅是前合同义务。据此，这一阶段可以被称为海上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时间范围模糊阶段”。
三、最大诚信原则的发展之“全面适用于合同签订及履行阶段”
由于两个案子的审判使最大诚信原则发展到现在的全面适用阶段：
（一）星海号案（The Star Sea）
Manifest船公司与UniPolaris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后来由于船内设施起火导致了船舶全损，于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但保险人拒绝赔偿，于是被保险人于1995年对保险人提起诉讼。保险人的代理律师提起了两点抗辩，其中第二点与本文有关：依据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十七条，“海上保险契约之基础，系忠诚信实，倘一方不顾绝对的忠诚信实，他方得宣告是项契约失效。”他认为，船东违反了该第十七条的最大诚信。因为当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的代理人去调查本案时，发现在保险合同签订后，船东，也就是被保险人并没有向保险人透露，他的另一条配置相同的船Kastora号就是由于同样的设施起火而造成的全损的事实。对于本案中当事人双方的请求，上议院的赫伯豪斯勋爵（LordHobhouse）（就是星海案在上议院审理的首席法官）认为：首先，最大诚信原则不限于海上保险，其是适用于其他形式的保险合同的，合同双方都必须信守的原则。其次，作为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并不应该因为合同的缔结而终止，而是应贯穿于合同缔结、履行的整个过程。再次，最大诚信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一方违反这一原则时，另一方可以溯及既往地使合同无效，但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如果因此发生需要调平双方经济利益的情势，依据的是恢复原状（restitution）的法律，而不是合同法。最后，作为前合同义务的告知义务与合同缔结后的告知义务不同：合同缔结前，被保险人有义务将所有的重要情况全部告知保险人，但如果因此认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缔结之后，依然要把对方感兴趣的和可能影响对方行为的事情告知”就是不对的，对于被保险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LordHobhouse认为：除非保险人能够证明被保险人的索赔是欺诈性的，否则不能依据《海上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最大诚信原则进行抗辩。
（二）大陆商人案（The“Mercandian Continent”）
本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船东于1988年将其货船送入Trinidadian船厂进行修理，由于船厂工作人员的过失，在维修时，该货船的发动机爆炸，致使该船就此报废，给船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于是，船东作为原告对船厂进行起诉。在1989年，船东就将此争议置于英国的管辖权之下，船厂并未提出异议，也就是说船厂同意英国的管辖。由于最后的赔付还必须有船厂的保险公司来完成，所以保险公司接管（takeover）了船厂的抗辩（defense）。由于受错误信息误导（与船厂无关，保险公司自己的过失），认为如果不受英国管辖，而受特立尼达州的管辖的话，能够有更多的免责，于是保险公司的保险理算师建议认为，如果能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再受英国管辖，对保险公司就更有利了。同时由于保险公司于1988年7月1日收到过一封来自船厂的保证人的信件，意思是双方已经订立了管辖权协议，由特立尼达州管辖，因此，保险公司认为船东一方去英国诉讼，接受英国管辖的行为是无效的，英国法院对其没有管辖权。至此，保险公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后来，经过审理，保险公司的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同时发现1988年船厂保证人的信的内容是虚假的，而且不论受英国管辖还是受特立尼达州管辖都是一样的，都没有更优越的免责条款。于是，保险公司以船厂在保险合同签订以后提供内容虚假的信件，误述管辖地问题为由，认为船厂违反了告知义务，未尽最大诚信而拒绝赔偿。
据此，主审法官隆摩尔认为：保险人基于被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未尽告知义务或存在误述而主张宣告合同无效时，必须证明两点：其一，被保险人未告知或者误述的事实对于谨慎的保险人评估风险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其二，保险人是受此误导才承保风险（诱因性）。“重要性”要求在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已明确规定：“诱因性”要求是英国上议院在1995年的泛大西洋保险有限公司诉松树顶保险公司的案件中确立的。在合同缔结后、履行中，这两项要求一样应该适用，尤其是“诱因性”要求，在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后违反最大诚信义务而主张整个合同无效时，必须举证诱因。因此，《海上保险法》第17条不仅应该如前人认为的适用于合同订立之前，在合同订立之后依旧适用。同时，隆摩尔法官认为：根据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17条，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只有在可依据对方违反最大诚信原则，未尽告知义务或者存在误述而终止合同的情形出现时，才可宣告合同无效。
最后，隆摩尔法官总结道：当根据保险合同的明示或默示义务需要将信息告知对方时，就必须遵守告知义务，因为这在本质上是来源于合同的义务。所以，保险人如果能够证明被保险人违反该义务与他自己按照保险单最终承担的责任有关，而且，这种对告知义务的违反使他有权利终止合同，保险人才能够宣告合同自始无效。如果未告知或误述的内容与保险人最终承担的责任无关，保险人就不能依据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的进行抗辩。在本案中，对于管辖权协议的效力的误述，不论是故意也好，过失也罢，对保险人最终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关系，因为不论是受英国法院管辖，还是受美国特立尼达州管辖，保险公司都一样得负相同索赔责任，都没有更多的免责条款，都同样不能免责。所以，在本案中，保险人关于最大诚信的抗辩并没有得到支持。
四、总结
作为海上保险法重要原则之一的最大诚信原则不仅存在于保险合同成立前，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依旧适用。概括总结英国海上保险法项下的最大诚信原则，可为：
第一，最大诚信是海上保险合同的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与义务。
第二，最大诚信原则所包含的告知义务，不仅仅是一个前合同义务，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义务，贯穿合同履行的始终。尽管如前文中所表达的，作为前合同义务的告知义务与合同缔结后的告知义务不同，但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的确存在履约时不得有重大欺诈的持续义务。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间，该义务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风险变更时，如果变更的风险与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最终承担的责任有重大关系，被保险人有义务告知保险人；二是被保险人不得提出欺诈性索赔。
第三，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如果保险人可以证明以下两点，则可以宣告合同自始无效：一是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与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最终承担的责任有关；二是被保险人的违约行为使得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这种解除合同，使得保险人免予赔偿，而对被保险人而言，即导致其相当于没有订立过该保险合同，但保险人不能要求被保险人赔偿损失（因为，解除合同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就与从没签订过合同一致）。
第四，当保险合同纠纷进入诉讼程序时，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仍将影响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换句话说，法院在审理海上保险合同案件时，也要遵循该原则。
五、此原则对我国的影响
在我国海商法学的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最大诚信原则体现为，订立合同时的告知义务和履行合同时的保证义务。笔者认为，相比上文中论述的英国海上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主要是作为合同订立前义务的告知义务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告知义务而言，我国学者认为海上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为作为合同订立前的告知义务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遵守保证义务，前者体现在《海商法》第222条中，而此法中却没有提到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告知义务。但是，笔者认为就像隆摩尔法官所说的那样，最大诚信原则中的告知义务不仅在保险合同缔结之前适用，同时也贯穿于整个保险合同履行始终，并且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合同缔结后，保险风险变更时；二是被保险人不得提出欺诈性索赔。因为，虽然规定了保证义务，但由于事态的发展，当初的保证为与不为极有可能不得不被违反，如果因为这样就使保险合同丧失效力，对于被保险人并不公平，也不利于合同关系的稳固。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规定被保险人的保证义务，莫不如只在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下规定为与不为的义务，但全面使用贯穿合同签订前，履行中的告知义务，即，一些行为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情况下为或不为，但事后必须尽告知义务，以此既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使保险合同不能被轻易解除，另一方面又保护了保险人的利益，使其能自始至终地了解其承保的事项，进而能够更好地预测风险。综上所述，我国应该引入全面的告知义务，用以完善海上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以此利于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保险人的利益，防止保险人由于无知造成的损失，同时有利于交易安全，增进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公平，也利于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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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如何才能更好的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义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词含有平、正义、平等之义, 20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著作理对“公正”作了经典的诠释。他从1923年当律师,到1982年在上诉法院院长(Master oRolls)岗位退休,一共从事法律职业60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80岁以后通过著书说〔1〕继续思考英国的法律事业,阐发自己对法律职业的追求及感悟。在这些著作中,宁勋爵以他亲身经历的案件的辩护和审判的实践为内容,结合法学理论阐发了他对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观点和看法。通览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丹宁勋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几十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面对时代的挑战,始终以追文明和进步,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的,在当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当下的法律职业者学习和借鉴。

一、成长阅历———公正思想的源泉

一个人的某种思想的形成通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宁勋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所决定的。1899年丹宁出生于维多利时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麦人,而丹麦人与法律有着天然的关联,据考证,“法律”(law)这个词本身就是丹麦语中的一个词。平时,丹麦人喜爱争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进行法律辩论。这种传统对丹宁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自传《家庭故事》里曾写到:“也许这就是我现在在判决之前为什么喜欢听法律辩论,而不愿意将它们都写下来的原因吧。”〔2〕丹宁出生后,父母给他取教名为阿尔弗雷德,也与法律有关系。因为1899年正好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著名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一千年。阿尔弗雷德在位期间非常重视法律,关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当时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后,丹宁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尔弗雷德”为他作教名,希望丹宁长大以后也能像那位国王一样关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

丹宁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亲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热爱。妈妈坚强,做事有决心,从不讲废话。”〔3〕这些品格对幼小的丹宁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他的父亲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对丹宁的影响更大。丹宁的父亲主要职业是经营绸布店,但是曾被政府应召在巡回法庭当陪审员,几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审制度是英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为法国的制度, 1066年随着诺曼入侵被带入英国,给英国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丹宁的父亲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作认真,为人公正,据说当时的红衣法官约翰·劳伦斯对他印象很好。丹宁也深感受父亲思想熏陶较多,他说:“早在我参加陪审团时,我就知道有关陪审团的一些事情。他是户主,而且完全有资格担任陪审员。陪审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为一般人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它是一门在以前八百年间代代相传的课程。被任命为陪审员的英国人在主持正义方面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因为当时的陪审员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必须能将自己一般的判断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断的工作上;必须具有关于世界和人的知识;具有个人从属于社会这种概念,做到公平合理这种愿望是他们行动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愿意努力争取对他们要解决的争端作出公平的决断。〔5〕因此,英国民众将陪审团参与法庭审判作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那么,生活于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当中的丹宁,其思想自然也受到这种公正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年仅10岁的丹宁就萌生了长大当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师的念头。“有一次———当时我大概10岁———我抬着头对妈妈说:‘我想,我应该当律师’。”〔6〕尽管当时他还不明白律师是干什么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师与陪审员一样是正直的人,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人。

而求学期间是丹宁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自上小学起,丹宁就非常喜欢读书,他说,“我读了很多书,而且读得很快。”〔7〕一战爆发后,老师前去打仗,丹宁就自学,他自学了微积分、动力学、统计学等课程,读了很多英国文学经典。这些课程及经典对丹宁后来理解社会及法律问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国文学经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对丹宁的思想产生了的极大的震撼。据丹宁回忆:“从青年时起我就熟悉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后来一直鞭策着我:骑士的圆桌多么公正/光荣的团体,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征/谣言,我们不讲;诽谤,我们不听/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间的邪恶踏平。”〔8〕

就这样,丹宁通过自己的勤奋自学于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学的马格德林学院,学习数学专业。也就在牛津大学学习数学的同时,丹宁开始大量阅读法律经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圣经》的经文。他将所读到的著作中有关“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录背诵下来,这些法律经典对丹宁公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开头几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恒目的。”/“法律是关于神和人的学问———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学。”/“法律的格言是:为人正直,勿伤邻居,公平待人。”这几句已经广泛流传了数百年,对丹宁影响深远,他认为这几句表达了所有时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学基础。当时的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每个人都会说: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见,《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对人们公正思想的形成影响之深远。而《圣经》上的几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经指示你们他喜悦的事,那就是要你们行公义,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对求学期间的丹宁影响很大,使他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行公义”。直到80多岁后,丹宁仍清晰地记住《圣经》上的这几句格言。

在成长的过程中,丹宁受英国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法律的未来》一书中,丹宁专门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国是一个具有公正传统的国家,而对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阐发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们。例如,亨利·布雷克顿提出了“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确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对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爱德华·科克“作为首席法官,他是聪明的、公正的。”〔10〕特别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间,为了司法公正,敢于与国王抗争。在1617年的薪俸代领权案件〔11〕中,国王派人送信给科克,让科克同国王商议之后再审理此案,被科克断然拒绝。科克认为,“如果服从陛下的命令,停止审案,那么就会拖延实施公正。这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法官的誓词的。”〔12〕科克的这一行动遭到国王的报复,很快被国王免去了法官职务。但是,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科克永远是公正的化身。丹宁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学家———曼斯菲尔德,也是因为曼斯菲尔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则输入到我们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摆脱了陈规旧套,细枝末节和一些狭隘的想法。他把广泛的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带进了法律之中。”〔13〕丹宁盛赞曼斯菲尔代写论文德对司法的态度: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尔西也是丹宁所尊敬的前辈,丹宁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尔西的劝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学,也是我追求的目标。”〔14〕显见,英国历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学家关于公正的各种注解,对丹宁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总之,丹宁勋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国的社会环境、家庭及教育影响之下形成的,对他后来在律师和法官职业生涯中,坚持公正司法、忠于职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丹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并卓有成效地贯彻司法公正的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宁在《家庭故事》一书中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概括为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实现公正”。的确,他为实现司法公正奋斗了一辈子,实在可敬可佩。

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础

公正(Justice)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它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实现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们通常将公正视为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法律只有在公平正义中才凸显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价值,通常认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为良法必须内蕴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观规律,符合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称其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实为法律公正的现实化。鉴于此,丹宁勋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阐述了法律公正问题。

丹宁极力主张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认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么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们能看到的什么东西。它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公正是什么呢?法律是在我们日常事务中运用公正———尽管还不是完全正确地运用。”〔15〕他还指出,人民服从法律的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确和公正的法律规则,并希望他们的邻居也服从它们,当然,他们自己也服从它们;但他们对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要人们感到对法律有一种义务感,那么法律就必须尽可能地与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说,只有“良法”才能获得普遍的服从,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一脉相承。丹宁所主张的公正法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则。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会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17〕也是英国法院采行的一条最基本的宪法原则,在法律上它适合于一切案件的审理。它包括法官在审案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须给予被告以充分的辩护、申诉的权利等。在丹宁那里,“无疑,倘若一个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决是无效的;而且可以以调卷令撤销,或以宣告无效来达到这种效果。”〔18〕例如在《坎达诉马来亚政府案》中,丹宁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则和申诉的权利经常被称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支撑自然公正的一对柱石。罗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审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经常用这样两个词表达无偏和公正。丹宁指出,“在每一个案件中,不管你是采用由执政官掌握的罗马衡平法还是采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国衡平法,衡平法都会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则。衡平法主张这些原则高于当时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应该求助于这些原则去减轻法律的严厉性,软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义观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为一个符合正义要求的、完整的和现成的规则制度,而不管它们在一国的实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达。”〔20〕并且,“自然正义规则是为了确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规则的维持。”〔21〕当然,英国的衡平法(Equity)最能体现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对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进行审理。衡平法与自然公正原则是一致的。

其次,在丹宁看来,“公正”是宪法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它首先植根于人生来就有的追求正义的本能,这种本能引导我们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是社会的真正基础。”〔22〕它是由我们长期的经历和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氛围,感觉得到,却看不见;体会得到,却不能学。例如在威廉·卢夫斯大厅曾进行过对培根的公正判决和对萨默斯的公正赦免,在这座大厅,查理曾平静地面对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声誉……它不是他的智力产品,而是他的精神产品。宗教关心的是人的精神,人凭着这种精神就能认识到什么是公正。〔23〕不难判断,丹宁强调“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质,是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正如罗尔斯的正义首先适用于制度正义一样,公平正义是制度尤其应该具有的美德。

复次,丹宁认为,英国的普通法律应该内蕴公正的精神,体现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说过:“如果国会的法令与正义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协调的,或者是不可能执行的,那么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并裁决该法令无效。”〔24〕也即是说,如果法律违背了正义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废除。一方面,“英国的普通法被描绘成‘理智的男人’,他关心他人的安全就跟关心自己的安全一样,这种优秀的但也是讨厌的人物像一座丰碑树立在我们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劳地要求他的同胞照着他的榜样去规定自己的生活……”〔25〕英国“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觉的原则,这些原则有利于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种肤色的人民。”〔26〕诚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克莱顿和休·汤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应当听取另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27〕长期以来,这两者被视为公正审判的最低限度原则。

再次,丹宁所认为的公正法律必须不断更新。丹宁指出:“法律应该得到修正,以保证实现公正,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应不断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满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纪的法官们确立的法律原则———尽管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不适合20世纪的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必须记住,无论哪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29〕当然,这一任务多半由法官来完成。丹宁认为,法官在审案和判案的过程中,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创造出与生活的步调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则。他常常在上议院发言指出,要实现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30〕社会生活的变迁,法律必须更新,否则难以体现公正。

最后,法律条文在适用过程中必须结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国历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观点: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离开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内容,追求公正本来的意图。也就是说,去减轻和软化法律的残酷性。沃尔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审判总是守规守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决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声誉很高。丹宁认为这些主要归功于沃尔西坚持法律公正的原则,丹宁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尔西为榜样,坚持法律公正,为实现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长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宁勋爵亲身见证了英国法律的发展历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书里提到:“可以说,在我任职的时间内法院已经重新发现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灵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脚’,是变化无常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31〕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中,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中那个扮演着“主持正义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种最基本的预期,这就是当他借助于公共权力来平衡那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时,应当使争议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少,否则就会被认为背离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学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种法律之内的正义,这意味着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态存在着的正义,同时,也意味着它是具有法律性质的制度伦理意义上的正义。”〔33〕

总之,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为英国法律的公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司法是一种适用法律的过程,其公正与否,首先取决于所适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质,司法适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确、再科学、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个不公正的结果。〔34〕因此,作为法律职业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职业自身的公正性,无论律师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实现公正的道路上,应该坚持从法律公正做起。

三、律师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

在英国,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主体,依靠各自的知识,既各自忠实地履行着法律赋予的不同职责,又共同追求着司法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保证着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秩序,在司法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国,律师是一个“精英的职业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酬待遇,并且在适用法律上处于核心地位。”〔35〕可以说,英国律师是司法公正的追随者。在丹宁的心目中,追求和实现公正是律师的天职。无疑,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由于自小对法律的热爱和向往,〔36〕使丹宁在1920年大学毕业选择职业时,再次将目光转向了法律领域———当一名律师。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马格德林学院,拿起法律课本,开始学习法律。后来,丹宁又进了林肯律师学院, 1922年10月开始直接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开始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在这里,丹宁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师学院图书馆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当时最伟大的辩护律师———托马斯·厄斯金。托马斯·厄斯金从事律师工作期间,始终将公正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有一名言:“我将永远不遗余力地维护英格兰律师的尊严、独立和正直,没有这些无私的公正———英格兰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马斯·厄斯金的这一名言,丹宁铭记在心,并常常对他的学生们重复这段名言。可见,托马斯·厄斯金作为一名律师的公正思想对丹宁有很深的触动,丹宁在自己20余年的律师职业〔38〕中,也一直坚持公正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而奋斗着。

首先,丹宁主张律师自身在思想观念上应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学家寻求真理一样,律师应该寻求公正;正像科学家通过很多实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题一样,律师也应该通过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则;正像科学家发现自己的命题不适于所有实例时就修改,或者发现自己的命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得完全抛弃一样,律师发现自己的原则不适于所有情况时就应该进行修改,或者发现它们会产生不公正的结论的时候就应该抛弃。”〔39〕在丹宁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办法,律师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作出贡献。观念决定行动,一个人只有在思想观念中树立起公平正义的意识,才能在行动中切实表现出来。为此,丹宁还批评了某些律师片面依赖法规忽视公正的思想,指出,对一些律师来说,法规就是一切,正确与否没有关系。他们经常咬文嚼字而忽视法律条文的实质,他们反复推敲文字,然后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词义对他们来说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律师,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则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将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会名誉扫地,国家的稳定将会因此而动摇。〔40〕他把一些“只关心法律事实上是怎样,而不是它应该怎样”的律师比做“只知砌砖而不对自己所建筑的房子负责的泥瓦匠”。〔41〕这个比喻很恰当地批评那些只知道处理案件本身,而不顾及案件处理公正性的问题,强调律师应该关注所处理案件背后的公正精神。

其次,丹宁认为律师应不断学习,只有专业过硬,才能公正执业。律师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一种自由职业。在普通法系国家,律师与法官一样,在参与司法审判实践时,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解释成文法,寻找与案件最相类似的判例来适用,需要通过自己的知识、诉讼经验以及长期所养成的判断力进行仔细的推敲和认定,才能公正处理案件。丹宁深切地理解这一点,他指出:“毫无疑问,律师的任务———也是法官的任务———(解释成文法)是找出国会的意图(符合公正精神)。当然,在寻找国会的意图时,你必须从成文法所使用的词句开始。”〔42〕对于参与诉讼的律师来说,他必须在诉讼的整体意义上,遵循法官的判例,来把握法律适用的真谛,即通过认真研究法官对判例的适用,努力找出与本案事实、性质最相似的判例,引证对本案最有利的适用,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本案当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决。所以,“我在学习律师时,我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就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我当上律师以后,我仍在那里花很多时间,查找案例。”〔43〕以致丹宁认为律师是所有专业人员当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具备公正执业的条件。

在当律师初期,丹宁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参与编辑《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温切斯特和埃克赛特的巡回法庭,听取并决定“与实现公正有关的诉因”。就这样,丹宁在当了15年的新进律师之后不久,由于出色的表现被授予“王室法律顾问”的称号,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丝袍,开始从事王室法律顾问的工作。此时的丹宁工作更加认真,成绩卓著,赢得了赞誉:“有一位律师,是一位杰出的人,审慎、聪明……由于他的学识和名望,他领受过许多酬金和赠予的衣物,再也没有比他还忙碌的人,而近来他越来越忙了。自从威廉一世以来,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记得清楚,每一条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说,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精湛为丹宁律师职业地位的提升、名誉的确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为其公正执业、实现司法公正扫清了障碍。

复次,丹宁主张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法律公正,不应无原则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在英国的法庭上,律师对于自己所知晓的与其所受理案件相关的判例即使不利于当事人,原则上也应在法庭上陈述。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主要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出庭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还是应该根据公正原则帮助法院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司法公正。〔45〕从这个意义上,不难推断: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律师还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对弱势群体的公正。丹宁指出,“我常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师法律援助在英国早期是出于一种慈善动机,是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属于律师良心和道德上的义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人权观念的传播,法律援助转化为一种国家的政治责任。“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使社会本位思想成为主流,法律援助成为国家保障当事人之间真正平等的义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实现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标。丹宁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与这种潮流相适应,也是律师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之一。

再次,“公正是与制度性因素相关的正义。”〔47〕在丹宁等法学家的倡导下,英国逐步建立了律师的相关制度,使得律师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体说来,英国律师负有以下义务:其一,维护职业独立性的义务,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并须单独开业;其二,维护职业声誉的义务,不得作广告或招徕业务;其三,忠于委托人不得欺骗委托人;其四,忠于法院,若委托人的具体要求与辩护律师对法院的义务有抵触,“辩护律师必须对此不予理睬,否则将要为此承担责任。”〔48〕这些义务为律师公正执业,实现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师“正如广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师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并且,在英国律师的职业意识中,任何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当事人所支配,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或原则,都是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玷污。出庭律师声称他们出庭时不代表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独立辩护的“高贵职务”。〔50〕可见,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❹ 衡平法的发展历史

英国衡平法的产生与发展：
自1066年法国诺曼人威廉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改革诉讼程序，宣布废除明裁判制度，建立巡回法官，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对有关国王财政、土地所有权和国王安宁秩序方面的案件进行主动追究，并监督地方的司法活动，而且容许骑士、平民和自由农民可以越过地方法院直接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英国的普通法在全英国得到广泛的适用和发展。
随着英国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人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普通法所没有规定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当时现有的普通法以土地为中心的解释农业经济的产物，无论就其内容来看、还是就其诉讼方式来看，都过于保守、陈旧和僵化，而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需要。
首先，普通法诉讼程序方面过于僵硬和残缺不全；如根据普通法的规定，当事人要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必须先向大法官领取开审令状，王室法院才能开始审判。开审令状是大法官以国王名义发出的一种诉讼文书，责令被告人履行令状中所明示的要求，否则即应出庭答辩。因此，不同的诉讼请求就有不同类型的开审令状，分别规定着不同的诉讼方式（到十二世纪来有各种令状75种，十三世纪末发展有上百种）。原告提起诉讼必须精心考虑适用哪一种令状。如果选错了。法院将拒绝接受受理他的控告，当事人的权益因此就得不到保证。其次，普通法内容也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如普通法规定：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其抵押品全都归债权人所有，这就是说，不管抵押品的价值比所欠债款高多少，债权人都可以永久取得全部抵押品的所有权等等。再次，有些案件当事人的败诉，往往仅只由于技术上的错误，或因为证人受贿、诉讼程序的捉弄，及对手的个人政治影响和干涉，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这些案件判决生效后得到执行，必然会产生新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素。于是，按照英格兰自古臣民有直接请求国王保护权利的习惯。早在14世纪，由于以上原因在皇家法院败诉的当事人，就向国王提出请求，请求国王命令对方根据道德和良心的要求行事。国王常常把这种请求委托他的最高行政官员（即大法官）代为处理，因为大法官负责签发令状。他通晓普通法及其救济手段，并且作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大法官被认为最适合确定特殊案件的请愿者是否应获得所期望的“上帝之爱”和仁慈的恩典。
大法官（僧侣担任）处理这类案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既不受普通法诉讼程序的约束，也不遵循普通法的成例，而只依据其个人良心所认为的“公平”“正义”原则独立处理，无须陪审团参加，这样在普通法体系之外，就又产生了以大法官判例为法律规则的衡平法。不过初期的衡平法很不稳定，标准也不统一。如俗语所说，如大法官之足，其长短因人而异，大法官某种程度是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案件，裁决结果带有当时担任此职的僧侣的很强的个人倾向性。自从1529年托马斯·莫尔作为第一任世俗大法官担任此职后，衡平法院审判逐渐仿照普通法，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规则和学说；当类似的事实情节出现，大法官便求助于这些规则和学说去处理案件。这些规则和学说发展到16世纪末，大法官的判决开始定期公布，这样大法官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司法的性质，他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独立的衡平法法院（大法官法院）。
最初，大法官是独任法官，但从1730年开始，他便由他的直接下属，即衡平法院“案卷主事官”相辅助。到18世纪，经过大法官们和法学家的不断总结、整理、编纂，衡平法也像普通法一样，采取了遵循先例主义原则，使衡平法的规则也逐渐实现了规范化和条理化，从而将衡平法变成了英国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形式。这样，在英国法中，就形成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规则。两种法院和两种诉讼程序并存的法律体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院。当大法官发出的一个“禁令”，禁止某个当事人在普通法院提起或继续诉讼，或者停止执行当事人已经获得的普通法法院作出的升效判决时，就必然导致衡平法和普通法在适用上冲突，这就出现了（在17世纪）大法官埃尔斯米尔与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的激烈冲突。柯克法官认为，大法官无权粗暴地禁止在普通法法院管辖诉讼的继续进行、或禁止执行普通法院依合法方式作出的判决，借此对普通法法院的审判进行干预。埃尔斯米尔则答到：“如果普通法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是依靠压迫、错误和昧着良心取得的，大法官就要挫败它，并把它们搁到一边，这样做不是由于判决中的任何错误或缺陷，而是由于当事人一方昧着良心。”
当这场争论提交给国王詹姆斯二世进行仲裁时，他作出了有利于大法官的裁决。那时起，当衡平法与普通法发生冲突时，前者优于后者并使其成为定制。这样，在17世纪确定了衡平法效力优先原则。1852年和1858年英国国会制定《衡平法法院诉讼条例》和《衡平法修正条例》，从而使衡平法与普通法的诉讼程序趋于融合；直到18世纪末，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一起纳入“最高法院”二者的对立和冲突始告结束。所谓“衡平法”是指大法官通过判决发展起来的一套独立于“普通法”之外特别规则。衡平法规则并不与普通法规则相对抗。也不旨在废除或取代普通法规则，相反，衡平法是普通法的拾遗，注释和补充；衡平法规则极为重要，它有时起到了有效地缓解普通法规则过于严苛的作用，从而克服普通法的保守僵化，弥补普通法的空缺陈旧。两者是法典与法典补充条款之间的关系，正文与注释之间的关系。“衡平法不是一种自立的制度——而是一些补充性规则的集合。普通法是一种完整的制度，如果衡平法法院的衡平审判权被撤销，仍有法律适用于每个案件，尽管这种法律可能有些粗糙，它不能完全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但我们对每个案件毕竟有法律可适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梅特兰语）。与此相反，如果废除了普通法，衡平法必定不复存在。因为它在每一点上都以庞大的普通法本体的存在为前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衡平法促进了使普通法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起着完备英国的法律制度的作用。衡平法最早始于英国，当时它是由衡平法法院所实施的法律体系，与普通法相对。它作为和严厉的普通法规则选择使用。衡平法根据特定情况下的公平、正义、合理 ( 公道 ) ，有它自己的系统规则和原则，或者说衡平法的作用是以公平、正义的原则弥补普通法不足之处。依靠衡平法系统，某人可以在法庭上寻求法律救济措施，而不是根据普通法。“衡平法”一词说明它的精神和习惯是公平、正义、公理；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行为。衡平法是现代英美法系的重要组成，和普通法、制定法并称为三大法律渊源，它成为与普通法制度并列的第二大法律体系。 衡平法有自己的一套法院裁判规程和管辖规定。它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与普通法不一样。衡平法可用这样一句格言来总结，“公正不会让在没有救济的情况下蒙受一种冤屈”。英国衡平法在其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三种法律形态： 早期衡平法发展形态：
12~14 世纪，这一阶段基本属于形成时期。衡平法的适用，是以被告的良心为基础。这成了典型的衡平法所具有的特殊观念，其实质是“自然正义”。衡平法为了弥补普通法之不足，而由大法官根据公平及正义的原则，在 12~14 世纪发展形成法律体系。此期间，普通法已显得保守、呆板而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于是，当事人只能请求国王裁判。到14 世纪20 年代，由于国王无法处理日益增多的案件，便交由枢密院和大法官审理。大约从1400 年起，法律承认甚至扩大了大法官和枢密院的管辖权。普通法法官最初显得愿意与大法官和枢密院合作，后来普通法院里也出现了许多具有衡平法特征的规则。这种新式法庭并没有完全创造出衡平法，但至少以不同的方法发展了国王公平正义原则中固有的衡平法。衡平法逐渐发展起来弥补普通法的不足和纠正普通法不公平之处。其权利和救济手段主要有：用益权 (uses) 、禁止令 (injunction) 、特定履行令 (specific performance) 。在英国，枢密院是指以前由一批被任命的显贵人物组成的就政府事务向王室提供建议的组织。此刻，它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它的司法委员会，即听取并裁决来自某些自治领和附属国以及来自英国国内某些法院和某些由国家授予司法权的专门组织的上述案件的最高法院。 近代衡平法发展形态：
15~18 世纪，该时期是衡平法独立、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衡平法由衡平法院专门适用，并加以发展。 为了应付大量的案件，王座法院院长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庭，即大法官法院 ( 亦叫衡平法院 ) 。大法官审理这些案件，并不受普通法的约束，而是根据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发展自己的法律，即“衡平法”。15~16 世纪，衡平法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进步，很大程度取决于普通法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弊端。从当时的发展状况看，通行全国的普通法确实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内容不全面，对某些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规定；规范性不足，条文本身含糊不清；适应机制不强，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在内容上作相应的变更。16 世纪初，圣·热尔曼·克里斯托弗 (St.Germain,Ch ristopher(1460~1540)) 的著作《神学博士与学生对话录》 (Doctor and Student) 从道德角度提出了衡平法的基本理论，对衡平法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实际上，16 世纪时，各地普通法院常常采用衡平法的某些原则。 16 世纪末，大法官法院按衡平原则审理了大量案件，衡平法最初的任意性特征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1616 年詹姆斯一世 (1566~1625 ，英王，在位期于（1603~1625 ），并于（1567~1603 为苏格兰王 ，称作詹姆斯六世) 亲自确认了大法官权利，保证了英联邦下衡平法没有被废除，保 存了人们认为能够给予公平救济的法院。其掌玺大臣和大法官埃杰顿·托马斯爵士 (Ege rto,Sir Thomas(1540~1617)) 主张衡平法是法而不是任意决定，其后任弗兰西斯·培 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 帮助恢复了衡平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协调，处理了积压的案件，制定了大法官法院诉讼法典，这部法典使用了两个世纪之久。后来的掌玺大臣和大法官诺丁汉伯爵(Nottingham,Earl of 1621~1682) 系统地整理衡平法院活动原则，衡平法开始呈现出它的确定形式。他还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衡平法规则融成一个规范的法律制度，传统上，他被称之为现代衡平法 之父。17 世纪后期大法官实际上已经不再执行含糊不清的衡平法，而是明显地倾向于系统地阐述那些以此为基础给予救济的原则，明确其范围，并使衡平法形成体系。至此，衡平法管辖范围 包括：执行信托，干预抵押，行使对未成年人的管辖权，监督账目和遗产管理，对欺诈、意外事故、过错、威胁手段等造成的损害给予公平的救济和制订家庭财产协定等。衡平法逐渐变成了有其特点的稳定的规范体系。衡平法案例汇编开始于 16 世纪后期，但直到 18 世纪才得以持续发表。衡平法的发展表明衡平法的原则一直在实施。
18 世纪衡平法与普通法关系是融合的，双方在内容上相互渗透。默里威廉爵士、曼斯菲尔德伯爵(Murray,Sir William,Lord Mansfield(1705 ~1793)) 作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曾试图把某些衡平原则引入普通法，但没有成功。18 世纪最杰出的大法官是约克·菲利蒲·哈德威克第一伯爵 (Yorke,Philip,lst Earl o f Hardnicke(1690 ~1764)) 。他的伟大成就是以近代形式确定了许多衡平法原则，统一 与系统化了衡平法自诺丁汉伯爵以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的发展，因而使衡平法发展成为一 个确定的但仍有灵活性与成长和适应能力的原则与规则体系。他坚定地确立了这样一条基本规则，衡平法官应该遵循从大量判例中形成的原则，而不是单个的判例。衡平法的最终结果是经过大法官斯克特·约翰·埃尔登勋爵 (Scott,John,Lord Eldon(1751 ~1838)) 的努力而确立的，他对衡平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设法确立衡平法的原则，使衡平法的规则与普通法一样确定，他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诺丁汉伯爵和哈德威克伯爵的工作。并且确定了衡平法规则与法律的关系。这样，衡平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衡平法成为有明确范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将遵循判例原则。最终发展的结果，衡平法在 信托、已婚妇女财产分割等方面经常享有专属管辖权；在合同强制履行、欺诈、过错和意外事故等方面享有与普通法的共同管辖权；另外，特别是在发布禁令、指定管理人上享有辅助管辖权。1873~1875 年司法制度法撤销了大法官法院，实现了普通法与衡平法管辖权的融合。但是又规定，除专门对冲突情况下作出的规定以外，在所有事务中衡平规则应优于普通法规则。即衡平法不属于普通法体系的一部分，当两套原则发生冲突时，衡平法处于优势。 19 世纪~此刻，《1873 年司法制度法》虽然通过将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并入新的最高法院，而统一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管辖权，使高等法院的各个法庭都可以作出相应的不论是普通法的，还是衡平法的任何补偿判决。但它没有规定在权利、财产及收益等方面衡平法与普通法处理原则的归并和统一，根据《 1925 年财产法》规定，普通法与衡平法在处理原则上仍然不一样。
现代法律中衡平原则主要适用于以下的处分原则的认可和强制执行：
(1) 衡平法上的财产利益，特别是信托、抵押人在衡平法上的赎回权；衡平法上的抵押和负担；动产与合同中衡平法上的利益；产生于衡平法上的土地利益的限制条款和衡平法上的转 让。
(2) 衡平法上的有关财产原则，如变更原则、选择原则、清偿与撤销原则、履行原则、调配原则、财产与负担合一原则和替代权原则。
(3) 对于依照处罚与没收以及双方信托关系的衡平法上的救济。
(4) 衡平法上的保护，如衡平法上的相抵、解除与放弃、默认与疏忽等。
现代衡平法的内含与外延有着不同往日的新的动态及发展趋势。根据《 1925 年财产法》，衡平法之财产和利益的概念被扩展到以前由普通法加以认可的某些财产利益上去。在衡平法上的请求与辩护方面，《 1873 年司法制度法》以后，某人在任何法院都可以提出衡平法上的或普通法上的请求与辩护，并且可以获得普通法上的或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已往的衡平法上的专属管辖权、共同管辖权和辅助管辖权此刻变为“三位一体”，即扩大的共同管辖权。在现代实践中，高等法院既可以行使普通法上的管辖权，也行使衡平法上的管辖权，并授予当事人以在他看来是正当的、任何形式的补救，而不论是普通法上的，还是衡平法上的。
现代衡平法所审理的案件，仍旧是民事初审和上诉审，其诉讼程序许多方面与普通法诉讼程序相近，但在审判活动的原则和方式上仍然是以书面的、审问式的方式进行审判，陪审团只起顾问性的作用。 现代衡平法对社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17 ~18 世纪某些重要的衡平法领域，在制定法的配合下，许多已成为现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都有了新的发展，甚至有某些部门，已独当一面了，如信托法、公司法等。它的理论和救济手段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用途更为广泛，且已深入公法领域，如在契约法中广泛使用的特别履行、部分履行的救济手段，不当压迫、对未得到通知的已给付价格的善良购买人的衡平理论，“重意图而轻形式”、 “平等”的衡平原则，“不把时间条款作为契约的要素”等。在现代侵权法中，大量运用各种衡平禁止令，涉及社会公益、无形财产、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侵权案件。此外，衡平法上的抵押在现代社会也广为利用，并发展成为一种“留置权”理论。现代衡平法还发展了一种 “夫妻财产分别制”理论，旨在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维护男女平等的财产观念。现代衡平法依旧建筑在司法判例原则的基础上，由司法解释和法定原则的适用所组成。衡平法通过规定新的权利和救济方法以及软化普通法中过于呆板之处来补充普通法，在信托法、合同法、继承法等方面，对普通法起着重要作用。
英国现代衡平法的新特征是：
(1) 确立了“同等权能”和“衡平法优先”原则，“遵循先例”原则伴随现代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也最后确立和巩固，它们是现代衡平法适用上的特征，也是英美法系的基本原则。
(2) 现代衡平法观念已由中世纪的“自然主义”、近代的“个人主义”过渡到现代的“社会主义”。
(3) 以前衡平法和普通法时有冲突，此刻基本上和平共处、相互融合渗透。
(4) 在现代法庭，法官以衡平法审理案件的权力正日益扩大，法官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衡平法不完全固守自己单一的传统救济措施，往往交叉使用某些彼此有联系的、穿插的、混合调整方式。
英国衡平法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表现为吸收、分离、组合的过程：
(1) 吸收过程：主要表现在衡平法对罗马法、教会法、普通法和商法的吸收，衡平法是在全面、广泛吸收其他法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的。
(2) 分离过程：主要表现为衡平法院与行政权力的分离；衡平法与普通法分离；衡平法与宗教、伦理的分离。时代的发展使衡平法进步，表现为新的形式和新的充分内容。分离使衡平 法得以发展，从而具备纯法律特征，成为与普通法制度并列的第二大法律体系。
(3) 组合过程：首先，主要表现自我组合上。衡平法在司法组织上有专门法院，即衡平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形成了一套与普通法诉讼程序相区别的独特的诉讼法，在实体内容上，进行 案例报告、汇编，形成体系，力求原则、理论和规则上的制度化。其次，表现在混杂组合上。一是将来源不一的法律渊源组合在一起；二是通过立法进行改革，同国家其他的司法组织 在行政管理上和司法管辖权上的合并，使其在诉讼程度上趋于一致，以及在实体原则、规则上相互渗透，合二为一。
虽然英国的衡平法院在19 世纪后半叶已被撤销，取而代之以高等法院中设立的大法官分院， 但衡平法的许多原则，却被保留下来，沿用至今。

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重大审判

1945年9月2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三国外长于1945年12月16～1945年12月26日举行了莫斯科会议，议定并征得中国同意：“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
依据《波茨坦公告》、莫斯科英、美、苏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D.麦克阿瑟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
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由有关各国提名、经D.麦克阿瑟任命的11名法官是：美国的J.P.希金士（后由M.克莱墨尔将军接替）、中国的梅汝璈先生、英国的派特里克勋爵、苏联的I.M.柴扬诺夫将军、澳大利亚的W.威勃爵士、加拿大的S.麦克杜哥、法国的H.柏奈尔、荷兰的B.V.A.罗林、新西兰的E.H.诺斯克罗夫特、印度的R.M.巴尔、菲律宾的D.哈那尼拉。韦伯爵士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庭长。
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盟军最高统帅指派之检察长对属于本法庭管辖权内之战争罪犯的控告负调查及起诉之责，必要时并予最高统帅以法律上的协助；
“任何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家皆有权指派陪席检察官一人，以协助检察长”。据此，美国的J.B.季南被麦克阿瑟指派为检察长，同时兼任美国的陪席检察官，其他各国指派的陪席检察官分别是：中国的向哲浚先生，英国的A.S.科明斯·卡尔，苏联的S.A.高隆斯基（后由其助理检察官瓦西里耶夫接任），澳大利亚的A.J.曼斯菲尔德，加拿大的H.G.诺兰，荷兰的W.G.F.B.穆尔德尔，新西兰的R.H.奎廉，印度的G.梅农和菲律宾的P.罗伯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判决书指出，日本暴行的证据为数众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法庭只能就确定大批屠杀并虐待战俘与和平居民的罪行及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战争犯罪的各种证据，作出一般的结论。
对中国人民的屠杀
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被杀人数就达30万人以上，还不包括被日军焚烧的尸体、投入长江或用其他方法处置的人。日本法西斯奸淫烧杀，劫掠财物，无恶不作。
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屠杀
他们曾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泰国的琼蓬角、荷属东印度的望涯群岛、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爪哇的加达尔巴士等100多个地方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其暴行骇人听闻。例如：日军将妇女强奸后，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点火焚烧。
拷问和其他非人道待遇
日军在其铁蹄所及之处，对被拘禁的俘虏与和平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烙刑、电刑、悬吊、坐钉板等。
解剖活人和吃人肉
实施解剖活人暴行的不仅有日本军医，还有其他军人。如在菲律宾，日军抓住了一个年轻妇女，将她的乳房和子宫割去。1944年底，日本第十八军司令部曾发出命令，让部队吃盟军的尸肉。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
1946年8月12日，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苏联军官的押送下从海参崴到达东京，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作证。16日，溥仪出庭作证，揭露日军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及其罪行。 共有28个被告被审判，大部分是军事或政治的领导者。两个被告（永野修身、松冈洋右）于审判期间自然因素死亡。大川周明在审判期间出现“疯狂行为”，经过鉴认为患有精神疾病，从而而逃脱了正义的审判，但是在其死前曾说他当时并没有疯。
绞刑
七名甲级战犯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决绞刑。他们于1948年12月23日在池袋的巣鸭监狱执行死刑。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日本前关东远征军指挥官、前陆军大臣、前首相。（获刑前自杀未遂）
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日本陆军大臣、前关东军参谋长、前中国派遣军参谋长。
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前驻缅甸日军总司令。
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特务、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军官。
广田弘毅，男爵，日本前首相。东京审判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战犯。
松井石根，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武藤章，陆军中将，日本前第十四师团参谋长、前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终身监禁
16个被判决终身监禁。四个（小矶国昭、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平沼骐一郎）死于狱中，而其他的于1955年假释出狱。
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日本前文部大臣。
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日本前陆军参谋总长、前关东军司令。死于狱中。
大岛浩，日本前驻德国大使。
冈敬纯，海军大将，日本前海军省军务局局长、海军次官。
贺屋兴宣，日本前大藏大臣。
木户幸一，侯爵，日本前内大臣、前文部大臣。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前朝鲜总督，日本前首相。死于狱中。
佐藤贤了，陆军大将，日本前陆军省军务局长。
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日本前海军大臣、前海军军令部总长。
白鸟敏夫，日本前驻意大利大使、外务省顾问官。死于狱中。
铃木贞一，陆军中将，日本前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国务大臣。
南次郎，陆军大将，日本前关东军司令、前朝鲜总督。
桥本欣五郎，中日战争的煽动者、日本翼赞政治会（法西斯统治下的议会）总裁。
畑俊六，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平沼骐一郎，男爵，日本前国务大臣。死于狱中。
星野直树，日本前书记官长兼国务大臣。
有期徒刑
重光葵（7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假释后于鸠山一郎内阁服务。
东乡茂德（20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死于狱中。
判决前病死
永野修身，海军元帅，日本前海军军令部总长（1947年1月2日死亡）。
松冈洋右，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1946年6月27日死亡）。
免予起诉
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文人、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家、九一八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受审后即患梅毒性脑炎而引起的精神异常而被认为免除追诉。
审判前已死战犯
杉山元，陆军元帅、第一总军司令（战败畏罪自杀）
本庄繁，陆军大将、前关东军司令（战败畏罪自杀）
近卫文麿，公爵（继承），前日本首相（战败畏罪自杀）
山本五十六，海军元帅（追赠），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战时击毙）
南云忠一，海军大将（追赠），联合舰队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战时战败自杀）
阿南惟几，陆军大将，陆军大臣（战败当天自杀）
中岛今朝吾，陆军中将，原第十六师团的师团长（抓捕前一天病死）
柳川平助，陆军中将，原近卫内阁国务大臣，原第十军司令（战时病死） 据以后公开的档案和法官梅汝璈的回忆，法官在最后的投票中是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对7名被告做出的绞刑判决。 对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说，这真可谓是一票险胜。
除了梅汝璈之外，其余5票是谁投的，由于所有法官宣过誓，而且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摄影与拍照，这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与正义得到了彰显。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
“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❻ 佳人蓓尔原型的后代

林赛将军的女儿。林赛侯爵把这个黑白混血女儿带回英国，交给叔父曼斯菲尔德侯爵抚养，是很负责任的做法，但自那以后，他似乎再也没管过这个女儿，父女一辈子面对面的相处只有几个小时。

电影里林赛将军把一千英镑遗产全都留给蓓尔。而历史上他不止蓓尔一个小孩，还有另外一子一女，三个小孩都是私生。他的遗嘱中注明，遗产由另外两个白种小孩均分，蓓尔并没有份。

电影的主要事件“桑格号”保险诈骗案，“桑格号”船主为诈骗保险，将132名生病的黑奴扔到海中浸死。当时，贩卖黑奴是英国一项很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英国最高法官曼斯菲尔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最终做出公正的裁定，他的裁定成为废除奴隶制度最关键的一步。除此之外，这裁定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

(6)曼斯菲尔德侯爵首席法官扩展阅读

《佳人蓓尔》主要剧情：在苏格兰斯康宫，女作家米桑被一幅油画吸引：米桑震惊于画中黑人女孩的优雅美丽和她率真的眼神。作为作家，米桑看到了女孩眼睛背后的故事。这个黑人少女就是蓓尔，旁边的白人姑娘就是她的堂姐伊丽莎白。经过米桑的挖掘、整理和创作，蓓尔的故事得以露出水面。

该片讲述了十八世纪中期，英国还是一个殖民帝国，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英国海军上校与所救黑人女奴相爱，并生下私生女蓓尔。由于上校需要执行任务，蓓尔最终被父亲的叔叔穆雷勋爵收养。

虽然在贵族家庭长大，但蓓尔的肤色却时刻提醒她的出身低于他人。蓓尔从自卑到最终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桑格号”保险诈骗案，为英国推翻奴隶制度奠定了基础，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❼ 求 威廉·布莱克斯通 的简介 要详细 谢谢

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1723年7月10日出生于伦敦一个普通市民家中，家里第四个和最小的孩子。布莱克斯通的早年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父亲查理•布莱克斯通开了一家很小的丝绸商店，家就在店的二楼。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此时，母亲玛丽坚强地负担起了养家和教育孩子的责任。
布莱克斯通幼年时便显现出了不凡的天分，七岁之前就通读了《圣经》、弥尔顿的全部作品以及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七岁时，布莱克斯通得到了家境殷实的舅舅的资助，进入了英国著名的公立学校——查特豪斯公学就读。但四年后，母亲也去世了，布莱克斯通成了一个孤儿，虽然厄运连连，但是他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在学校里，布莱克斯通精通拉丁文并酷爱诗歌。
1738年，十五岁的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数学，他仍然研究诗歌，特别喜欢莎士比亚，同时也对数学和逻辑有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在建筑学上颇有造诣，他曾在20岁时写了一本建筑学的著作《建筑学原理》，尽管没有出版，此书还是为他赢得了一些赞誉。虽然他极其渴望在牛津大学呆下去，但是由于没有个人收入，他被迫另谋出路。
在英国，法律职业对于那些渴望爬上英国统治集团上层的年轻人来说，是可借以飞黄腾达的少量“阶梯”之一。虽然他离开与世隔绝的牛津大学来到喧闹的“现实世界”寻找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但他这样做是极不情愿的。的确，在此过程中，布莱克斯通发表了一首诗，而如同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该诗明白无误地证明，他无论会成为什么也不会成为诗人。这首诗题为“一位律师与缪斯的永别”，在诗中他实际上说的是：“我真是不幸，我不得不离开恬静宜人的牛津，湮没在那称为伦敦的灰暗而充满污秽的地方！我的遭遇会怎样？我真是不幸！”
1741年，布莱克斯通进入中殿律师学院学习普通法，1746年取得律师资格成为出庭律师。在此期间，布莱克斯通还于1743年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院务委员会成员，职责是学院的司库和地产管理人，因此，他曾一度往返于牛津和伦敦之间。由于某种契机，他非常幸运的赢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威廉•莫里的友谊。曼斯菲尔德勋爵建议布莱克斯通竞任牛津大学罗马法的教职，但该职位的选任权在时任首相的纽卡斯尔公爵手中，公爵在和布莱克斯通面谈时要求他在牛津大学出现争执骚动时为其所在的辉格党效力，但布莱克斯通暗示其不愿意卷入政治，因此，最终他并未得到该职位。
其后，他接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建议，在牛津大学开设一门关于“英国法”的讲座课，虽然没有教职因而也没有薪金，但假如有这种需求，就可能有足够的学生交费听讲。此后，布莱克斯通便开始牛津的普通法讲座，他的讲座持续了很多年，听众众多很受欢迎。
1758年，布莱克斯通以全票当选为英国第一个普通法讲座——瓦伊那讲座的教授，并在那里讲授普通法直到1766年。1756年至1758年布莱克斯通还曾任牛津大学校长法庭陪审法官，大学出版社代表。由于《英国法释义》的出版，他的讲座名声大振，1761年布莱克斯通进入议会，并任王室法律顾问。此后，他曾出任王后的总检察长（1762－1766）、王室法院法官（1770），最后死于高等民事法院法官任上（1770－）。

❽ 我有道关于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司法的简答题 很急 求帮忙 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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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义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词含有平、正义、平等之义, 20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著作理对“公正”作了经典的诠释。他从1923年当律师,到1982年在上诉法院院长(Master oRolls)岗位退休,一共从事法律职业60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80岁以后通过著书说〔1〕继续思考英国的法律事业,阐发自己对法律职业的追求及感悟。在这些著作中,宁勋爵以他亲身经历的案件的辩护和审判的实践为内容,结合法学理论阐发了他对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观点和看法。通览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丹宁勋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几十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面对时代的挑战,始终以追文明和进步,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的,在当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当下的法律职业者学习和借鉴。一、成长阅历———公正思想的源泉一个人的某种思想的形成通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宁勋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所决定的。1899年丹宁出生于维多利时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麦人,而丹麦人与法律有着天然的关联,据考证,“法律”(law)这个词本身就是丹麦语中的一个词。平时,丹麦人喜爱争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进行法律辩论。这种传统对丹宁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自传《家庭故事》里曾写到:“也许这就是我现在在判决之前为什么喜欢听法律辩论,而不愿意将它们都写下来的原因吧。”〔2〕丹宁出生后,父母给他取教名为阿尔弗雷德,也与法律有关系。因为1899年正好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著名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一千年。阿尔弗雷德在位期间非常重视法律,关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当时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后,丹宁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尔弗雷德”为他作教名,希望丹宁长大以后也能像那位国王一样关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丹宁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亲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热爱。妈妈坚强,做事有决心,从不讲废话。”〔3〕这些品格对幼小的丹宁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他的父亲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对丹宁的影响更大。丹宁的父亲主要职业是经营绸布店,但是曾被政府应召在巡回法庭当陪审员,几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审制度是英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为法国的制度, 1066年随着诺曼入侵被带入英国,给英国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丹宁的父亲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作认真,为人公正,据说当时的红衣法官约翰·劳伦斯对他印象很好。丹宁也深感受父亲思想熏陶较多,他说:“早在我参加陪审团时,我就知道有关陪审团的一些事情。他是户主,而且完全有资格担任陪审员。陪审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为一般人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它是一门在以前八百年间代代相传的课程。被任命为陪审员的英国人在主持正义方面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因为当时的陪审员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必须能将自己一般的判断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断的工作上;必须具有关于世界和人的知识;具有个人从属于社会这种概念,做到公平合理这种愿望是他们行动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愿意努力争取对他们要解决的争端作出公平的决断。〔5〕因此,英国民众将陪审团参与法庭审判作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那么,生活于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当中的丹宁,其思想自然也受到这种公正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年仅10岁的丹宁就萌生了长大当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师的念头。“有一次———当时我大概10岁———我抬着头对妈妈说:‘我想,我应该当律师’。”〔6〕尽管当时他还不明白律师是干什么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师与陪审员一样是正直的人,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人。而求学期间是丹宁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自上小学起,丹宁就非常喜欢读书,他说,“我读了很多书,而且读得很快。”〔7〕一战爆发后,老师前去打仗,丹宁就自学,他自学了微积分、动力学、统计学等课程,读了很多英国文学经典。这些课程及经典对丹宁后来理解社会及法律问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国文学经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对丹宁的思想产生了的极大的震撼。据丹宁回忆:“从青年时起我就熟悉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后来一直鞭策着我:骑士的圆桌多么公正/光荣的团体,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征/谣言,我们不讲;诽谤,我们不听/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间的邪恶踏平。”〔8〕就这样,丹宁通过自己的勤奋自学于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学的马格德林学院,学习数学专业。也就在牛津大学学习数学的同时,丹宁开始大量阅读法律经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圣经》的经文。他将所读到的著作中有关“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录背诵下来,这些法律经典对丹宁公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开头几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恒目的。”/“法律是关于神和人的学问———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学。”/“法律的格言是:为人正直,勿伤邻居,公平待人。”这几句已经广泛流传了数百年,对丹宁影响深远,他认为这几句表达了所有时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学基础。当时的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每个人都会说: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见,《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对人们公正思想的形成影响之深远。而《圣经》上的几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经指示你们他喜悦的事,那就是要你们行公义,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对求学期间的丹宁影响很大,使他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行公义”。直到80多岁后,丹宁仍清晰地记住《圣经》上的这几句格言。在成长的过程中,丹宁受英国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法律的未来》一书中,丹宁专门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国是一个具有公正传统的国家,而对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阐发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们。例如,亨利·布雷克顿提出了“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确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对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爱德华·科克“作为首席法官,他是聪明的、公正的。”〔10〕特别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间,为了司法公正,敢于与国王抗争。在1617年的薪俸代领权案件〔11〕中,国王派人送信给科克,让科克同国王商议之后再审理此案,被科克断然拒绝。科克认为,“如果服从陛下的命令,停止审案,那么就会拖延实施公正。这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法官的誓词的。”〔12〕科克的这一行动遭到国王的报复,很快被国王免去了法官职务。但是,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科克永远是公正的化身。丹宁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学家———曼斯菲尔德,也是因为曼斯菲尔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则输入到我们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摆脱了陈规旧套,细枝末节和一些狭隘的想法。他把广泛的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带进了法律之中。”〔13〕丹宁盛赞曼斯菲尔代写论文德对司法的态度: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尔西也是丹宁所尊敬的前辈,丹宁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尔西的劝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学,也是我追求的目标。”〔14〕显见,英国历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学家关于公正的各种注解,对丹宁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总之,丹宁勋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国的社会环境、家庭及教育影响之下形成的,对他后来在律师和法官职业生涯中,坚持公正司法、忠于职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丹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并卓有成效地贯彻司法公正的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宁在《家庭故事》一书中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概括为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实现公正”。的确,他为实现司法公正奋斗了一辈子,实在可敬可佩。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础公正(Justice)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它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实现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们通常将公正视为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法律只有在公平正义中才凸显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价值,通常认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为良法必须内蕴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观规律,符合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称其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实为法律公正的现实化。鉴于此,丹宁勋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阐述了法律公正问题。丹宁极力主张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认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么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们能看到的什么东西。它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公正是什么呢?法律是在我们日常事务中运用公正———尽管还不是完全正确地运用。”〔15〕他还指出,人民服从法律的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确和公正的法律规则,并希望他们的邻居也服从它们,当然,他们自己也服从它们;但他们对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要人们感到对法律有一种义务感,那么法律就必须尽可能地与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说,只有“良法”才能获得普遍的服从,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一脉相承。丹宁所主张的公正法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则。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会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17〕也是英国法院采行的一条最基本的宪法原则,在法律上它适合于一切案件的审理。它包括法官在审案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须给予被告以充分的辩护、申诉的权利等。在丹宁那里,“无疑,倘若一个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决是无效的;而且可以以调卷令撤销,或以宣告无效来达到这种效果。”〔18〕例如在《坎达诉马来亚政府案》中,丹宁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则和申诉的权利经常被称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支撑自然公正的一对柱石。罗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审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经常用这样两个词表达无偏和公正。丹宁指出,“在每一个案件中,不管你是采用由执政官掌握的罗马衡平法还是采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国衡平法,衡平法都会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则。衡平法主张这些原则高于当时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应该求助于这些原则去减轻法律的严厉性,软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义观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为一个符合正义要求的、完整的和现成的规则制度,而不管它们在一国的实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达。”〔20〕并且,“自然正义规则是为了确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规则的维持。”〔21〕当然,英国的衡平法(Equity)最能体现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对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进行审理。衡平法与自然公正原则是一致的。其次,在丹宁看来,“公正”是宪法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它首先植根于人生来就有的追求正义的本能,这种本能引导我们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是社会的真正基础。”〔22〕它是由我们长期的经历和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氛围,感觉得到,却看不见;体会得到,却不能学。例如在威廉·卢夫斯大厅曾进行过对培根的公正判决和对萨默斯的公正赦免,在这座大厅,查理曾平静地面对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声誉……它不是他的智力产品,而是他的精神产品。宗教关心的是人的精神,人凭着这种精神就能认识到什么是公正。〔23〕不难判断,丹宁强调“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质,是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正如罗尔斯的正义首先适用于制度正义一样,公平正义是制度尤其应该具有的美德。复次,丹宁认为,英国的普通法律应该内蕴公正的精神,体现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说过:“如果国会的法令与正义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协调的,或者是不可能执行的,那么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并裁决该法令无效。”〔24〕也即是说,如果法律违背了正义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废除。一方面,“英国的普通法被描绘成‘理智的男人’,他关心他人的安全就跟关心自己的安全一样,这种优秀的但也是讨厌的人物像一座丰碑树立在我们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劳地要求他的同胞照着他的榜样去规定自己的生活……”〔25〕英国“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觉的原则,这些原则有利于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种肤色的人民。”〔26〕诚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克莱顿和休·汤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应当听取另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27〕长期以来,这两者被视为公正审判的最低限度原则。再次,丹宁所认为的公正法律必须不断更新。丹宁指出:“法律应该得到修正,以保证实现公正,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应不断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满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纪的法官们确立的法律原则———尽管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不适合20世纪的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必须记住,无论哪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29〕当然,这一任务多半由法官来完成。丹宁认为,法官在审案和判案的过程中,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创造出与生活的步调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则。他常常在上议院发言指出,要实现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30〕社会生活的变迁,法律必须更新,否则难以体现公正。最后,法律条文在适用过程中必须结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国历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观点: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离开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内容,追求公正本来的意图。也就是说,去减轻和软化法律的残酷性。沃尔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审判总是守规守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决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声誉很高。丹宁认为这些主要归功于沃尔西坚持法律公正的原则,丹宁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尔西为榜样,坚持法律公正,为实现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长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宁勋爵亲身见证了英国法律的发展历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书里提到:“可以说,在我任职的时间内法院已经重新发现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灵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脚’,是变化无常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31〕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中,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中那个扮演着“主持正义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种最基本的预期,这就是当他借助于公共权力来平衡那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时,应当使争议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少,否则就会被认为背离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学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种法律之内的正义,这意味着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态存在着的正义,同时,也意味着它是具有法律性质的制度伦理意义上的正义。”〔33〕总之,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为英国法律的公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司法是一种适用法律的过程,其公正与否,首先取决于所适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质,司法适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确、再科学、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个不公正的结果。〔34〕因此,作为法律职业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职业自身的公正性,无论律师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实现公正的道路上,应该坚持从法律公正做起。三、律师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在英国,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主体,依靠各自的知识,既各自忠实地履行着法律赋予的不同职责,又共同追求着司法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保证着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秩序,在司法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国,律师是一个“精英的职业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酬待遇,并且在适用法律上处于核心地位。”〔35〕可以说,英国律师是司法公正的追随者。在丹宁的心目中,追求和实现公正是律师的天职。无疑,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由于自小对法律的热爱和向往,〔36〕使丹宁在1920年大学毕业选择职业时,再次将目光转向了法律领域———当一名律师。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马格德林学院,拿起法律课本,开始学习法律。后来,丹宁又进了林肯律师学院, 1922年10月开始直接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开始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在这里,丹宁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师学院图书馆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当时最伟大的辩护律师———托马斯·厄斯金。托马斯·厄斯金从事律师工作期间,始终将公正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有一名言:“我将永远不遗余力地维护英格兰律师的尊严、独立和正直,没有这些无私的公正———英格兰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马斯·厄斯金的这一名言,丹宁铭记在心,并常常对他的学生们重复这段名言。可见,托马斯·厄斯金作为一名律师的公正思想对丹宁有很深的触动,丹宁在自己20余年的律师职业〔38〕中,也一直坚持公正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而奋斗着。首先,丹宁主张律师自身在思想观念上应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学家寻求真理一样,律师应该寻求公正;正像科学家通过很多实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题一样,律师也应该通过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则;正像科学家发现自己的命题不适于所有实例时就修改,或者发现自己的命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得完全抛弃一样,律师发现自己的原则不适于所有情况时就应该进行修改,或者发现它们会产生不公正的结论的时候就应该抛弃。”〔39〕在丹宁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办法,律师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作出贡献。观念决定行动,一个人只有在思想观念中树立起公平正义的意识,才能在行动中切实表现出来。为此,丹宁还批评了某些律师片面依赖法规忽视公正的思想,指出,对一些律师来说,法规就是一切,正确与否没有关系。他们经常咬文嚼字而忽视法律条文的实质,他们反复推敲文字,然后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词义对他们来说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律师,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则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将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会名誉扫地,国家的稳定将会因此而动摇。〔40〕他把一些“只关心法律事实上是怎样,而不是它应该怎样”的律师比做“只知砌砖而不对自己所建筑的房子负责的泥瓦匠”。〔41〕这个比喻很恰当地批评那些只知道处理案件本身,而不顾及案件处理公正性的问题,强调律师应该关注所处理案件背后的公正精神。其次,丹宁认为律师应不断学习,只有专业过硬,才能公正执业。律师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一种自由职业。在普通法系国家,律师与法官一样,在参与司法审判实践时,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解释成文法,寻找与案件最相类似的判例来适用,需要通过自己的知识、诉讼经验以及长期所养成的判断力进行仔细的推敲和认定,才能公正处理案件。丹宁深切地理解这一点,他指出:“毫无疑问,律师的任务———也是法官的任务———(解释成文法)是找出国会的意图(符合公正精神)。当然,在寻找国会的意图时,你必须从成文法所使用的词句开始。”〔42〕对于参与诉讼的律师来说,他必须在诉讼的整体意义上,遵循法官的判例,来把握法律适用的真谛,即通过认真研究法官对判例的适用,努力找出与本案事实、性质最相似的判例,引证对本案最有利的适用,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本案当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决。所以,“我在学习律师时,我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就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我当上律师以后,我仍在那里花很多时间,查找案例。”〔43〕以致丹宁认为律师是所有专业人员当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具备公正执业的条件。在当律师初期,丹宁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参与编辑《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温切斯特和埃克赛特的巡回法庭,听取并决定“与实现公正有关的诉因”。就这样,丹宁在当了15年的新进律师之后不久,由于出色的表现被授予“王室法律顾问”的称号,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丝袍,开始从事王室法律顾问的工作。此时的丹宁工作更加认真,成绩卓著,赢得了赞誉:“有一位律师,是一位杰出的人,审慎、聪明……由于他的学识和名望,他领受过许多酬金和赠予的衣物,再也没有比他还忙碌的人,而近来他越来越忙了。自从威廉一世以来,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记得清楚,每一条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说,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精湛为丹宁律师职业地位的提升、名誉的确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为其公正执业、实现司法公正扫清了障碍。复次,丹宁主张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法律公正,不应无原则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在英国的法庭上,律师对于自己所知晓的与其所受理案件相关的判例即使不利于当事人,原则上也应在法庭上陈述。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主要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出庭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还是应该根据公正原则帮助法院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司法公正。〔45〕从这个意义上,不难推断: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律师还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对弱势群体的公正。丹宁指出,“我常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师法律援助在英国早期是出于一种慈善动机,是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属于律师良心和道德上的义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人权观念的传播,法律援助转化为一种国家的政治责任。“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使社会本位思想成为主流,法律援助成为国家保障当事人之间真正平等的义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实现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标。丹宁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与这种潮流相适应,也是律师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之一。再次,“公正是与制度性因素相关的正义。”〔47〕在丹宁等法学家的倡导下,英国逐步建立了律师的相关制度,使得律师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体说来,英国律师负有以下义务:其一,维护职业独立性的义务,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并须单独开业;其二,维护职业声誉的义务,不得作广告或招徕业务;其三,忠于委托人不得欺骗委托人;其四,忠于法院,若委托人的具体要求与辩护律师对法院的义务有抵触,“辩护律师必须对此不予理睬,否则将要为此承担责任。”〔48〕这些义务为律师公正执业,实现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师“正如广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师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并且,在英国律师的职业意识中,任何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当事人所支配,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或原则,都是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玷污。出庭律师声称他们出庭时不代表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独立辩护的“高贵职务”。〔50〕可见,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❾ 假发与职业挂钩：时至今日，英国法官为什么一直佩戴假发

假发在种种诟病中，逐渐淡出，但是却在职业服饰领域找到自己的价值。18世纪末，假发在英国的价格已经变得非常便宜。

老板有必要为工作者定制工作服，假发便是里面能够很好区分职业者和普通人的饰品。于是假发便与专门的职业挂钩，作为特定的职业的标志。

除了假发很好的区分度外，假发还被给予着职业者的权威和专业。自然而然，假发也成为了英国法官的行头。

据说，在英国法律界，假发颜色越脏，就意味着这位工作很久，经验丰富，于是更加德高望重，得到更多尊敬。

这也是英国法官为什么钟爱白色假发的原因。因为年纪越大，头发越白。这样也越能凸显法官的经验丰富。白色假发便能营造出老化，经验丰富的效果。

3、为什么英国法官还在佩戴假发？

假发从时尚的弄潮儿跌到成为特定职业的装饰物，也没有表明它就能一直在职业服饰领域发光发达。

欧洲大陆贵族阶级逐渐淡忘假发的同时，其法官群体也跟着舍弃了。在欧洲各国法官纷纷放弃假发的时候，英国法官却没有。

其统治下的美国后来独立也放弃了假发。这样英国法官便显得有点标新立异了。英国法官早期没有佩戴假发的时候，方巾是英国法官的法定头饰。

只是后来假发的潮流袭来，逐渐取代了方巾。其实，在英国法官使用方巾的时候，方巾就已经是上一轮时尚过后的过时物品。

法律共同体本来由于职业的原因带着保守刻板的形象，在时尚潮流面前自然步履缓慢。如今佩戴的假发就如过去的方巾一样。

随着时代的进步，英国法官也逐渐简化法律仪式。2007年，英国首席法官菲利普斯勋爵宣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庭废除假发，唯有刑事法官仍然延续佩戴假发的传统。

假发在历史的潮流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同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如果能在影视剧中看到法官佩戴假发，这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历史的余韵。

如今，假发洗尽铅华，回归原点，以它本来的面貌，行使它本来的价值，与我们一同一样正行走在前行的历史中，为未来的历史中添一点砖加一点瓦。

❿ 威廉·亨利·卡文迪许-本廷克的生平

波特兰公爵本名威廉·亨利·本廷克，1738年4月14日生于英国白金汉郡的布尔斯楚园（Bulstrode Park）。他有两名胞姐、两名胞妹及一名胞弟，而作为家中长子，他甫出生即从父亲袭取得礼节性封号，故早年又通称为蒂奇菲尔德侯爵（Marquess of Titchfield）。蒂奇菲尔德侯爵的家族相当显赫富有，父亲为第二代波特兰公爵，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处田产。至于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哈利（Lady Margaret Harley）是第二代牛津伯爵的女儿，在诺丁汉郡拥有一座规模宏大，名为威尔贝克大修道院（Welbeck Abbey）的家族宅第。
蒂奇菲尔德早年入读伦敦的西敏公学，后来升读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1757年2月1日从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毕业后，蒂奇菲尔德侯爵与胞弟爱德华·本廷克勋爵（Lord Edward Bentinck，1744年－1819年）游历欧洲大陆，期间曾到访过波兰、德国及意大利等地。 退出政府后，波特兰公爵透过自己的家族影响力，继续为不少罗金汉党人取得下院议席，但自己却陷入财政危机。在1767年8月，他与詹姆士·劳瑟爵士（Sir James Lowther，1736年－1802年）就多幅位于卡莱尔的土地业权问题展开法律诉讼，有关诉讼一直持续到1776年8月才告终结。虽然波特兰最后获判胜诉，可是他却因为要支付庞大的讼费而几近陷于破产。另一方面，他又在同年与生母波特兰公爵太夫人达成协议，答应每年向她提供16,000英镑租金，以继续居住于由她拥有的布尔斯楚园，至于公爵太夫人自己则居于威尔贝克大修道院。为了支付大笔款项，波特兰公爵被迫出售大片位于坎布里亚郡的土地以作周转。
在1782年3月，时任首相诺斯勋爵领导的托利党政府终因为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败而垮台，结束长达12年的执政。英王乔治三世当时除了求和以外，别无他途，他因此转而向主和的辉格党招手，寻求组阁可能性，结果罗金汉侯爵得以第二度出任首相。罗金汉上任后委任波特兰公爵为爱尔兰总督，至于波特兰岳丈的胞弟约翰·卡文迪许勋爵（Lord John Cavendish，1732年－1796年）则获委任财政大臣。
波特兰公爵在1782年4月14日抵达爱尔兰都柏林正式上任，可是罗金汉侯爵却突然在同年7月1日卒故，政府内部随即出现纷争。罗金汉死后，乔治三世委任亲皇室的内政大臣谢尔本伯爵接任首相，但外相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及财相约翰·卡文迪许勋爵却大表反对，并向乔治三世要求由波特兰公爵出任首相。他们的请求被拒绝后，两人双双在7月从内阁辞职，谢尔本却邀请托利党的小皮特加入内阁，接任财相，使辉格党进一步陷入严重分裂。到同年9月15日，波特兰公爵跟随福克斯等人辞任爱尔兰总督，此后其他辉格党人物如埃德蒙·伯克及理查·布林斯里·谢里敦也纷纷从内阁辞职。
到1783年2月14日，福克斯与政敌及前首相诺斯勋爵出乎意料地合作，组成“诺斯-福克斯联盟”，并向外宣称联盟是建基于“深厚的善意及互信”，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仅仅旨在务求推翻谢尔本政府。乔治三世曾极力维护谢尔本及阻止两人组阁，但在得到托利党及以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反对派支持下，他们在1783年4月2日于下院取得足够优势，成功使谢尔本政府垮台。由于波特兰公爵在辞职后已成为辉格党罗金汉派系内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因此这个诺斯-福克斯联盟亦授意由他出任首相，但事实上，波特兰公爵在政府中的地位可谓有名无实，虽然身为首相，但扮演的角色却是无关重要，而大权则落在分别出任外务大臣的福克斯，以及出任内政大臣的诺斯勋爵身上，政府施政主要由两人所全权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也是乔治三世自登位以来，首次没有参与其中的组阁行动。其中，内阁及首相人选完全由福克斯与诺斯勋爵等人内部协商而定，福克斯甚而宣称这次组阁是以“民主原则”进行，没有受皇室干预，而且“为宪法带来完全改变”。不过，乔治三世则责难联盟政府的组成是“王国有纪录以来最胆大妄为及不讲道德的举动”这个背后由福克斯及诺斯控制的政府，支持度没多久就因为多项争议而急剧下滑，到同年12月19日更因为福克斯提出的《印度草案》遭上议院否决而被迫垮台。在得到19名上院贵族支持下，乔治三世遂选择以年仅24岁的小皮特出任首相，联盟政府至此寿命仅仅约八个月而告终。当波特兰公爵卸任首相时，乔治三世没有按惯例召见波特兰收回首相印鉴，而是派侍从到波特兰那里取回印鉴。由此可见，波特兰公爵虽然没有在政府发挥影响，但却仍然因为加入联盟任相而被乔治三世敌视。 波特兰公爵卸任首相后，他随福克斯成为议会内的反对派，并与托利党的小威廉·皮特政府对立，但他事实上主要花时间待在布尔斯楚园，并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未几，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波特兰公爵与福克斯等辉格党人起初也对当地的大革命表示认同及支持，但他们后来却随着大革命愈演愈烈而陷入分歧。在1792年，法王路易十六被废黜，随后更在翌年遭送上断头台处决，这一系列事件在英国的上流社会引起很大恐慌。波特兰作为国内主要的大地主及贵族之一，也担心法国大革命浪潮一旦蔓延英伦，自己也可能会自身难保，因此他对法国大革命日益采取保守及予以保留的态度，与党友福克斯的激进立场愈走愈远。
同时间，波特兰公爵也开始跟随其他如埃德蒙·伯克的辉格党人一样，转投小皮特的托利党阵营，并慢慢认同有关托利党反对议会改革及反对天主教解放等等的主张。在1792年10月，波特兰接受任命出任牛津大学校监，同时接受大学颁授荣誉民法学博士，以向托利党政府示好，不过他却在同年婉拒英王颁授的嘉德勋章。此外，波特兰与皮特两方亦分别委托马姆斯伯里勋爵（Lord Malmesbury）及大法官拉夫伯勒勋爵进行谈判，讨论两派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波特兰公爵担心将两方的合作公开会引来负面反响，所以谈判一直谨慎小心地进行。踏入1794年以后，波特兰公爵随着法国踏入恐怖统治而公开表态支持皮特，并在同年7月14日接受皮特政府任命，到内阁出任内务大臣，同时在7月16日更接受英王颁授嘉德勋章，到翌年6月又荣任诺丁汉郡郡长；至于他的长子蒂奇菲尔德侯爵亦连带在1794年8月获委任为米德尔塞克斯郡长。面对波特兰公爵转投托利党，辉格党激进派别的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没有特别感到惊讶，但就表示难以想像他与其他转投皮特的辉格党员会这样“羞辱”自己。 波特兰公爵与皮特的合作，亦连带使一些原属辉格党的党员获招揽入内阁供职，其中菲茨威廉勋爵获委为枢密院议长、乔治·史宾塞勋爵任掌玺大臣、另外威廉·温德姆则任陆军大臣。至于波特兰公爵上任内务大臣不久，英国各地因为谷物短缺而爆发零星暴动，波特兰遂参与当时一度流行的罢吃面包运动，以减少耗用小麦。到1795年，为防止伦敦发生暴动，他还在伦敦外围派重兵驻防，此外，政府又相继引入《1795年外国人法案》、《1795年叛国法案》及《1795年煽动性集会法案》等高压法案，大大增加了内务大臣的权力，但总括而言，大不列颠地区在他担任内务大臣期间相对安宁，未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
另一方面，波特兰任内亦负责主管爱尔兰地区的事务。在1794年12月，他委任其朋友菲茨威廉勋爵出任爱尔兰总督，但菲茨威廉甫于爱尔兰上任后，即向当地居民宣布天主教徒将获政府平等对待。波特兰对菲茨威廉的言论相当不满，随即在1795年1月将他撤换。然而，波特兰公爵撤换菲茨威廉一事，引起不少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当地更有舆论指责波特兰出卖了爱尔兰，此后爱尔兰的局势不断恶化，后来更于1798年爆发大规模的爱尔兰叛乱。叛乱期间，波特兰公爵下令时任爱尔兰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及爱尔兰首席秘书卡苏里勋爵以武力镇压乱事，使乱事不出数月而平息。 退出内阁后的波特兰公爵主要花时间在布尔斯楚园休养，打算安享晚年。可是晚年的他备受肾病及痛风困扰，在1806年3月还接受一个移除肾石的手术，而那时候麻醉药尚未发明，所以手术为波特兰带来极大痛楚。另一方面，波特兰安享晚年的愿望很快就落空，原因是格伦维尔勋爵的“贤能内阁”争端不断，组阁仅约一年多，就在1807年3月垮台。其时由于缺乏具份量的人物驾驭政府，乔治三世遂邀请甚具地位及声望的波特兰公爵重返政坛，并负责筹组内阁。波特兰事后接受有关邀请，但却作以下的自嘲：我的恐惧不在于履行这项职务会令我折寿，而是在于我不能如常以行动及精神去履行职务。
尽管波特兰公爵在皮特的托利党政府供职多年，他在1807年3月31日上任首相时却仍然以辉格党员自居。不过，他的内阁班子却尽由托利党员出任，其中不少如出任外相的乔治·坎宁、陆军及殖民地大臣卡苏里勋爵及财相斯宾塞·珀西瓦尔等人更是皮特的追随者。波特兰上任后不久成功带领政府胜出1807年大选，但他自己很快就因为病情恶化及身体虚弱，以致任内未曾于国会发言。波特兰甚至无法亲自主持内阁会议，并任由阁揆自行打理政务，结果内阁大权遂落在坎宁、卡苏里及珀西瓦尔三人手上，其中珀西瓦尔更在1807年迁入唐宁街10号。
波特兰公爵的第二段首相任期见证半岛战争的爆发，英国在战争中参与了多场战事，首先是英军于1807年的哥本哈根战役中获胜，后来又在1808年的维美洛战役（Battle of Vimeiro）及1809年的塔拉维雅战役（Battle of Talavera）击退法国军队，此外，政府还在1808年8月授权英军与法国签署《辛特拉协定》（Convention of Cintra），准许遇挫的法军从葡萄牙地区安全撤退。尽管如此，波特兰内阁未几却在战事上陷入分裂，在1809年，外相坎宁曾承诺葡萄牙会发兵援助，但陆军及殖民地大臣卡苏里却把军队调往荷兰，参与瓦尔赫伦长征（Walcheren Expedition），最终长征以失败折返告终。
自瓦尔赫伦长征陷入劣势以后，坎宁立即暗指卡苏里失职，并威胁波特兰公爵，指出若果不以韦尔斯利勋爵（Lord Wellesley）取代卡苏里勋爵，他将会辞去外相一职。由于波特兰公爵担心坎宁一旦辞职会使内阁分裂，他惟有勉强答应坎宁的要求，并将两人间的协议保密；但另一方面，波特兰却又担心辞退卡苏里会导致同样结局，所以迟迟未有作出任何行动。这时内阁阁揆纷纷归边表态，使政府运作陷于停顿。卡苏里在1809年9月得悉坎宁与波特兰之间的协议后，感到非常恼怒，这遂促使卡苏里与坎宁俩在9月21日举行决斗，结果坎宁在决斗中被卡苏里开枪射伤。 卡苏里与坎宁两名内阁阁员私下以武力决解不和，一时引起舆论哗言，至于本身已在1809年8月中风的波特兰公爵，更因为事件而大受打击，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亦再无力处理内阁纠纷。在强烈坚持下，波特兰公爵最后于10月4日辞任首相，由斯宾塞·珀西瓦尔接任，自己随即返回布尔斯楚园休养。可是，这时的波特兰公爵已经时日无多，并在数星期后的10月30日卒于布尔斯楚园内，终年71岁。波特兰死后，公爵爵位由长子继承，是为第四代波特兰公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