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堂法官

㈠ 打官司被告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吗

到法院起诉时，不一定需要对方身份证复印件，你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对方户专籍登记信息也属是可以的。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

㈡ 起诉需要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吗

不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1、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2、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3、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4、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2)王学堂法官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当事人起诉，首先应提交起诉书，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当事人应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七天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如确有困难，可在预交期内向本院提出减、缓、免交的书面申请，逾期不交或者书面申请缓、减、免交未获批准而仍不预交的，将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㈢ 法律评论

这是年司法考试卷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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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你几个作参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与约束
王学堂

据材料，某大学女生甲到国际知名连锁店乙超市购物，被保安搜身。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赔偿甲精神损害1万元。本案最引人关注的是赔偿数额，二审仅为一审数额的零头，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也纳入了公众关注的视线。对此，本人观点有三：

观点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确有必要。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特别是成文法国家）。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如精神损害赔偿相当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被借鉴。同样，对该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明码标价、定额化，基于这种议论，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草案中，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事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中的人和事都是具体的、生动的，千变万化，情况各异，即使对同样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损害要素的多元性、易变性、难测性等，决定了法律无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得详尽无遗，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要在全国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丹宁勋爵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

观点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其内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其优势是自由性，其内在缺陷也在于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着规范不详、弹性极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导致法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本案中的1万元和11万元，正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极易造成司法之随意性进而膨胀为司法专横，直接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乃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最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我国法制的统一，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及权威，有悖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宗旨。这也是公众对司法进行指责的口实之一。波斯纳将法官自由裁量权比喻为“黑箱”；英国法学家戴西也认为自由裁量是一种专断的权力，与法治原则是不相容的。因为法治要求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对其局限性必须有充分认知。

观点之三，规制与约束，自由裁量权的必由之路。必须承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行使司法权力的一种常态，法律适用中同时并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测性与不可测性等特点，决定着适用法律也必然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并存。只要我们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涵义及内在缺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设计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监控制度来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大效用，正如肖扬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间，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上级法院的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断行为进行监督，使不正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得到纠正。这种监督实际上是职业法官之间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种专业性对话与交流。

但必须要申明，只要一审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未超过合法、合理范围的，二审法院就应当尊重一审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无新的事实依据，不得擅自改变其审判结果，而不是本案的结果。
或许，这正是本案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二、 私力救济的底线

陈定良

近年来，“商家搜身案”屡屡见诸报端，却屡“批”不止。人们或大力鞭挞，主张加大惩罚力度，规范商家行为；或大声疾呼，要求广大消费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强维权意识。舆论似乎成一边倒的趋势，共同将矛头指向了那被认为是“强势”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们除了承受点舆论压力或赔点钱外，似乎也并无进一步的举动，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发生着，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作为一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话不离本行”，从法律的角度谈谈对这类案件的看法。

我认为，要杜绝此类现象发生，除了涉及司法审判以及消费者维权以外，还涉及商家的观念转变问题，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济以及私力救济的底线的问题。一般认为，私力救济是人类幼年时期盛行的制度，在现代文明昌盛时期，原则上是禁止私力救济的。但是，考虑到私力救济迅速、及时的特点，在私法领域，各国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况下的私力救济制度。具体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当中，在商场、超市林立，盗窃现象又比较严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门出警不太现实，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私力救济。我以为，如果商家有确凿的证据怀疑顾客实施了盗窃行为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护，如适当的询问或在顾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开其背包、购物袋进行查看，但是在实施上述行为时，需要把握一个底线，那就是对消费者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不管是行为或是言语上，尤其是不能采取非法拘禁、暴力殴打、威胁或逼迫脱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当场抓获”也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时扭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滥用私刑。法院在审理此类民事案件时，一方面应当在把握“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个案情形，加大对消费者一方权益的保护，从而从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对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另一方面，应该区分情形，合理地判断商家的自我救济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确定加重、减轻或免除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具体到“甲女大学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认为一审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担11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比较妥当。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女大学生甲是否受到连锁店乙的强迫而脱去内衣，对赔偿数额的认定将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二审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决。分歧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一审法院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推定乙强迫甲脱衣的事实成立；二审法院则坚持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并最终因原告未充分举证而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不成立。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依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成立。

首先，当事人的举证条件决定了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虽然仅仅列明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几种情形，但同时设定了弹性条款。《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即应适用该条的规定。纵观本案事实，甲一个人到乙连锁店购物，其事先不可能预见到纠纷的发生，也不可能事先为取证做必要的准备。在被带进经理室后，甲孤身一人，更是丧失了获取证据的条件。而乙作为连锁店的经营者，物品失窃可以说是其经营损失的一部分，乙对此应当有所预见。与消费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条件通过安装监控设备等手段固定证据。在甲被带进乙的经理室后，乙更是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在消费者甲根本不具备举证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规定》第七条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张的被强迫脱衣的事实存在。

其次，连锁店乙的侵权行为决定了其应当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连锁店乙因怀疑消费者甲盗窃物品而对甲进行了搜身，“争执过程中引来众多顾客围观”，随后又将甲带进乙的经理办公室进行盘问。乙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甲的名誉权及人格权。正是乙的违法行为，使得甲被迫进入了经理办公室这一特定的封闭场合，使得室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无法查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实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乙无法充分举证，则其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后，举证责任的倒置有利于敦促乙改进安保措施。法院的判决，不仅要注重其在个案中对当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对类似纠纷的防范作用。人民法院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将使更多的营业机构认识到，留置消费者进行盘问并非解决问题的良策，从而敦促其改进安保措施及解决纠纷的手段，学会以合法文明的方式与顾客相处。（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

“女大学生超市搜身案”，一审法院判决超市赔偿女大学生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却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改判超市赔偿精神损害1万元。由此引发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思考。

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适用于民事、刑事等各个领域。比如民法通则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撤销；刑法分则中，许多条文都授予了法官对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法律为法官设置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在于，把简单的、原则的法律规定灵活地应用到复杂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以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为适应多变的社会生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第一道边界是法律，如果法律为自由裁量设置了明确的界限和范围，法官必须在法定的限度内行使权力，不能越界，否则，危害甚大。比如试题中，原告起诉的赔偿数额是10万元，一审法院的法官却自由裁量，判决被告赔偿11万元。这一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不告不理”原则。这样的判决将会从根本上侵蚀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处被告人刑罚，显然是一个错误判决。可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底线是法律。

然而，仅有法律作为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是远远不够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内的随心所欲，还必须受到社会常理和人们普遍观念的约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为对普通民众而言，由于对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得是否合理妥当时，往往不会在乎判决的结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的数额超过原告的诉求，除了法律专业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没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会认为法院的做法有问题，反而会觉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一结果是合理的。同样，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讨个“说法”，派出所为什么要把村长抓走。秋菊的困惑在于，尽管派出所是依法办案，在秋菊看来却是不合理的。对他们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无关紧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呢？当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内的自由裁量要尽可能做到符合社会理性、社会公众的认知水平，只有这样，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试题中，二审判决把精神损害赔偿改判为1万元，尽管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但却遭到社会的质疑，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怀疑，就是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司法的结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原则，更要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检验，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正义的守护神。（郭发产）

五、 浅议人格权的保护

乙超市对甲的非法搜查行为（不管是否进行了强制搜身）在广为传播后给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很明显乙超市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这是因为，自然人不仅是肉体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丰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权利。所谓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动、心理生活。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体健全更重要。因此，保护人的正当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扰，不使人无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为民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保护之道首先在于肯认人的心理利益权，并且使之明细化和定型化，同时，尚应建立对被害人同质救济的制度，疗治其心理创伤，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复完满状态。于是，精神人格权制度应运而生。

具体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对甲进行全身搜查时，无论其是否强令甲脱去了内衣，都已违反了“禁止对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进行非法搜查”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违法行为。这是因为，人的人身权利或者与人身权利有关的住宅权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除非是有搜查权的人员，经法定机关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进行的搜查。这里的“有搜查权的人员”，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中有权进行搜查的人员，“法定机关”就是指有搜查权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权的部门，其人员也就更谈不上是有搜查权的人员了。虽然其认为自己在超市内已张贴告示，保留对顾客进行搜查的权利，但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知，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或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如果经营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内容，其内容无效。

其次，乙超市在进行非法搜查行为时主观方面明显表现为故意，并对此事件的传播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在此事件传播后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根据社会一般经验和智力水平可以认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为足以给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失眠、头晕等症状，以至无法继续学业。

诚然，心理健康权并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健康权，也未被单独列为一类权利，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护，因为，民法设立的具体精神人格权类型，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况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已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业保安的权限

企业保安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与预期作用相左的是，实践中，企业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权利的事件却时有发生。具体到本案，超市一方的违法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保安阻拦甲并强行将其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2）让女工作人员对甲强制搜身；（3）在超市内张贴告示，声称保留对顾客搜查的权利。这些行为的共性在于，三者均为超市的保安措施，并且均超越了企业保安的应有权限，最终造成了对甲人身权利的侵犯、人格尊严的侮辱。

关于企业保安的权限范围或说职责范围，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在规范层面只有部委规章以及一些地方规章对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事业单位保安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深圳市规定》）等。其中《公安部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保安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1）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体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产；（3）辱骂、殴打他人或者教唆殴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强行将甲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的行为限制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这般的保安措施不仅与《公安部规定》不符，并在根本上构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违背。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根据上述两条规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权利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非经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严体现了公民基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自己社会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之辱没。企业保安不等于公安机关，其职责仅限于协助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且不说本案之中甲开始只是被怀疑为“携带了未结账的商品”（结果证明是一种无端的猜测），即便其窃取商品被当场发现，保安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无权私自对其进行人身限制并强制搜身，而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将事情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当处于优位保护的地位。为减少甚至杜绝以“保安”的名义对其横加践踏的事件，当务之急应以法律的形式对企业保安人员的权责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规定》位阶偏低的局限；同时，立法应对企业保安人员的培训、考核以及录用等问题作出规定，以确保保安人员品德优良、业务熟稔、恪尽职守。
（朱建敏）

来源：人民法院报

㈣ 关于非法搜身

这是2005年司法考试卷四的题目。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还是在校学生。
你可以去购买司法考试历年真题详解，里面的讲解非常详细。要过司考，必须看真题。

下面，给你几个作参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与约束
王学堂

据材料，某大学女生甲到国际知名连锁店乙超市购物，被保安搜身。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赔偿甲精神损害1万元。本案最引人关注的是赔偿数额，二审仅为一审数额的零头，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也纳入了公众关注的视线。对此，本人观点有三：

观点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确有必要。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特别是成文法国家）。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如精神损害赔偿相当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被借鉴。同样，对该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明码标价、定额化，基于这种议论，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草案中，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事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中的人和事都是具体的、生动的，千变万化，情况各异，即使对同样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损害要素的多元性、易变性、难测性等，决定了法律无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规定得详尽无遗，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要在全国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丹宁勋爵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

观点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其内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其优势是自由性，其内在缺陷也在于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着规范不详、弹性极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导致法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本案中的1万元和11万元，正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极易造成司法之随意性进而膨胀为司法专横，直接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乃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最终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我国法制的统一，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及权威，有悖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宗旨。这也是公众对司法进行指责的口实之一。波斯纳将法官自由裁量权比喻为“黑箱”；英国法学家戴西也认为自由裁量是一种专断的权力，与法治原则是不相容的。因为法治要求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对其局限性必须有充分认知。

观点之三，规制与约束，自由裁量权的必由之路。必须承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行使司法权力的一种常态，法律适用中同时并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测性与不可测性等特点，决定着适用法律也必然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并存。只要我们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涵义及内在缺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设计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监控制度来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大效用，正如肖扬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间，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上级法院的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断行为进行监督，使不正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得到纠正。这种监督实际上是职业法官之间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种专业性对话与交流。

但必须要申明，只要一审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未超过合法、合理范围的，二审法院就应当尊重一审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无新的事实依据，不得擅自改变其审判结果，而不是本案的结果。
或许，这正是本案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二、 私力救济的底线

陈定良

近年来，“商家搜身案”屡屡见诸报端，却屡“批”不止。人们或大力鞭挞，主张加大惩罚力度，规范商家行为；或大声疾呼，要求广大消费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强维权意识。舆论似乎成一边倒的趋势，共同将矛头指向了那被认为是“强势”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们除了承受点舆论压力或赔点钱外，似乎也并无进一步的举动，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发生着，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作为一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话不离本行”，从法律的角度谈谈对这类案件的看法。

我认为，要杜绝此类现象发生，除了涉及司法审判以及消费者维权以外，还涉及商家的观念转变问题，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济以及私力救济的底线的问题。一般认为，私力救济是人类幼年时期盛行的制度，在现代文明昌盛时期，原则上是禁止私力救济的。但是，考虑到私力救济迅速、及时的特点，在私法领域，各国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况下的私力救济制度。具体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当中，在商场、超市林立，盗窃现象又比较严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门出警不太现实，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私力救济。我以为，如果商家有确凿的证据怀疑顾客实施了盗窃行为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护，如适当的询问或在顾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开其背包、购物袋进行查看，但是在实施上述行为时，需要把握一个底线，那就是对消费者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不管是行为或是言语上，尤其是不能采取非法拘禁、暴力殴打、威胁或逼迫脱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当场抓获”也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时扭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滥用私刑。法院在审理此类民事案件时，一方面应当在把握“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个案情形，加大对消费者一方权益的保护，从而从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对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另一方面，应该区分情形，合理地判断商家的自我救济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确定加重、减轻或免除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具体到“甲女大学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认为一审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担11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比较妥当。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女大学生甲是否受到连锁店乙的强迫而脱去内衣，对赔偿数额的认定将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二审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决。分歧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一审法院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推定乙强迫甲脱衣的事实成立；二审法院则坚持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并最终因原告未充分举证而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不成立。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依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强迫脱衣的事实成立。

首先，当事人的举证条件决定了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虽然仅仅列明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几种情形，但同时设定了弹性条款。《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即应适用该条的规定。纵观本案事实，甲一个人到乙连锁店购物，其事先不可能预见到纠纷的发生，也不可能事先为取证做必要的准备。在被带进经理室后，甲孤身一人，更是丧失了获取证据的条件。而乙作为连锁店的经营者，物品失窃可以说是其经营损失的一部分，乙对此应当有所预见。与消费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条件通过安装监控设备等手段固定证据。在甲被带进乙的经理室后，乙更是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在消费者甲根本不具备举证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规定》第七条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张的被强迫脱衣的事实存在。

其次，连锁店乙的侵权行为决定了其应当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连锁店乙因怀疑消费者甲盗窃物品而对甲进行了搜身，“争执过程中引来众多顾客围观”，随后又将甲带进乙的经理办公室进行盘问。乙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甲的名誉权及人格权。正是乙的违法行为，使得甲被迫进入了经理办公室这一特定的封闭场合，使得室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无法查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实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乙无法充分举证，则其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后，举证责任的倒置有利于敦促乙改进安保措施。法院的判决，不仅要注重其在个案中对当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对类似纠纷的防范作用。人民法院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将使更多的营业机构认识到，留置消费者进行盘问并非解决问题的良策，从而敦促其改进安保措施及解决纠纷的手段，学会以合法文明的方式与顾客相处。（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

“女大学生超市搜身案”，一审法院判决超市赔偿女大学生精神损害11万元，二审法院却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改判超市赔偿精神损害1万元。由此引发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思考。

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适用于民事、刑事等各个领域。比如民法通则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撤销；刑法分则中，许多条文都授予了法官对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法律为法官设置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在于，把简单的、原则的法律规定灵活地应用到复杂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以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为适应多变的社会生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第一道边界是法律，如果法律为自由裁量设置了明确的界限和范围，法官必须在法定的限度内行使权力，不能越界，否则，危害甚大。比如试题中，原告起诉的赔偿数额是10万元，一审法院的法官却自由裁量，判决被告赔偿11万元。这一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不告不理”原则。这样的判决将会从根本上侵蚀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处被告人刑罚，显然是一个错误判决。可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底线是法律。

然而，仅有法律作为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是远远不够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内的随心所欲，还必须受到社会常理和人们普遍观念的约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为对普通民众而言，由于对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得是否合理妥当时，往往不会在乎判决的结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的数额超过原告的诉求，除了法律专业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没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会认为法院的做法有问题，反而会觉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一结果是合理的。同样，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讨个“说法”，派出所为什么要把村长抓走。秋菊的困惑在于，尽管派出所是依法办案，在秋菊看来却是不合理的。对他们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无关紧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呢？当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内的自由裁量要尽可能做到符合社会理性、社会公众的认知水平，只有这样，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试题中，二审判决把精神损害赔偿改判为1万元，尽管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但却遭到社会的质疑，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怀疑，就是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司法的结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原则，更要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检验，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正义的守护神。（郭发产）

五、 浅议人格权的保护

乙超市对甲的非法搜查行为（不管是否进行了强制搜身）在广为传播后给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很明显乙超市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这是因为，自然人不仅是肉体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丰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权利。所谓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动、心理生活。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体健全更重要。因此，保护人的正当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扰，不使人无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为民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保护之道首先在于肯认人的心理利益权，并且使之明细化和定型化，同时，尚应建立对被害人同质救济的制度，疗治其心理创伤，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复完满状态。于是，精神人格权制度应运而生。

具体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对甲进行全身搜查时，无论其是否强令甲脱去了内衣，都已违反了“禁止对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进行非法搜查”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违法行为。这是因为，人的人身权利或者与人身权利有关的住宅权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除非是有搜查权的人员，经法定机关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进行的搜查。这里的“有搜查权的人员”，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中有权进行搜查的人员，“法定机关”就是指有搜查权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权的部门，其人员也就更谈不上是有搜查权的人员了。虽然其认为自己在超市内已张贴告示，保留对顾客进行搜查的权利，但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知，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或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如果经营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内容，其内容无效。

其次，乙超市在进行非法搜查行为时主观方面明显表现为故意，并对此事件的传播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在此事件传播后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出现了失眠、头晕等症状，无法继续学业。根据社会一般经验和智力水平可以认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为足以给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负担，导致其出现失眠、头晕等症状，以至无法继续学业。

诚然，心理健康权并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健康权，也未被单独列为一类权利，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护，因为，民法设立的具体精神人格权类型，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况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已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业保安的权限

企业保安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与预期作用相左的是，实践中，企业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权利的事件却时有发生。具体到本案，超市一方的违法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保安阻拦甲并强行将其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2）让女工作人员对甲强制搜身；（3）在超市内张贴告示，声称保留对顾客搜查的权利。这些行为的共性在于，三者均为超市的保安措施，并且均超越了企业保安的应有权限，最终造成了对甲人身权利的侵犯、人格尊严的侮辱。

关于企业保安的权限范围或说职责范围，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在规范层面只有部委规章以及一些地方规章对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事业单位保安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深圳市规定》）等。其中《公安部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保安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1）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体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产；（3）辱骂、殴打他人或者教唆殴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强行将甲带至值班经理办公室的行为限制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这般的保安措施不仅与《公安部规定》不符，并在根本上构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违背。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根据上述两条规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权利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非经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严体现了公民基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自己社会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之辱没。企业保安不等于公安机关，其职责仅限于协助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且不说本案之中甲开始只是被怀疑为“携带了未结账的商品”（结果证明是一种无端的猜测），即便其窃取商品被当场发现，保安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无权私自对其进行人身限制并强制搜身，而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将事情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当处于优位保护的地位。为减少甚至杜绝以“保安”的名义对其横加践踏的事件，当务之急应以法律的形式对企业保安人员的权责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规定》位阶偏低的局限；同时，立法应对企业保安人员的培训、考核以及录用等问题作出规定，以确保保安人员品德优良、业务熟稔、恪尽职守。

㈤ 碰瓷是诈骗还是敲诈勒索

碰瓷是诈骗还是敲诈勒索需要根据案例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例如：

案例一：骑车碰瓷被判敲诈勒索

基本案情：

今年7月3日，家住桐柏县的朱某不慎摔伤手臂，准备去医院时，突然想起了用碰瓷索要医药费的歪点子。

他和表弟谢某合计后，当晚11时许，谢某骑自行车带着朱某，故意碰上一辆外地牌号的小轿车，朱某倒在地上，大声喊着“手臂摔伤了”。

两人威胁车主查某赔付医药费，查某被迫答应赔偿朱某3000元。由于带的现金不够，查某当场给了2000元，然后找机会偷偷报了警。次日凌晨1时许，朱某和谢某在跟随查某取剩下的1000元时，被赶来的民警抓获。

判决结果：

办案法官认为，朱某和谢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民私人钱财，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年3个月。

案例二：碰瓷被判诈骗罪

基本案情：

郑远是广东人，2018年3月，他来到上海，跟着一个朋友学“碰瓷”，二人在浦东新区一连干了三起，共骗了6000元。郑远学会后，回老家告诉朋友郑凯和朱鹏，拉他们入伙。三人商议一番决定不去上海，换个城市试试。

2018年5月，三人来到南京。他们分工，先由郑远开着租来的车在前方缓慢行驶，朱鹏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等后方有车辆准备超车时，郑远突然打方向将后车逼停，随后，朱鹏骑着自行车假装避让不及，撞上后车。

等后车车主一头雾水下来看情况时，朱鹏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坏手机拿出来，对车主吼道：“你怎么乱停车，我手机都撞坏了，赔钱！”这个“套路”屡试不爽，中招的车主们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赔个几千块钱了事。

就这样，郑远等人越“碰”越熟练，在秦淮区、江北新区等地流窜，专挑拥挤路段下手。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三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共“碰瓷”了11起，骗了26900元。

2018年7月4日，郑远和郑凯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0天后，朱鹏也被抓获。昨天，六合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判决结果：

公诉人认为，郑远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谋实施诈骗，应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虽然郑凯自己认为犯罪情节较轻，但他与郑远、朱鹏一起共谋碰瓷事宜，并参与分赃，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建议法庭判处他们有期徒刑1年至2年6个月，并各处罚金2万至3万元。

(5)王学堂法官扩展阅读：

开车碰瓷或犯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果采用开车碰瓷的方式，有可能触犯更重的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起点是3年有期徒刑，最高直至死刑。

2009年11月，郑州市惠济区法院就以该罪名对专挑外地车碰瓷的5名被告人处以3年6个月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此案也被称为郑州首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碰瓷者刑责的案件。

该案主审法官在受访时称，被告人驾车碰瓷，对方为了避让，极易造成车毁人亡或危及其他车辆安全，这种行为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该法官认为，驾车碰瓷从目的上看涉嫌敲诈勒索，但从手段看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因此驾车碰瓷的行为符合刑法中“牵连犯”的特征。对牵连犯的处理，我国实行择一重罪处断原则，对驾车碰瓷者，应以量刑更重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河南商报-骑车碰瓷是诈骗还是敲诈勒索

人民网-马路“碰瓷”又有新套路

㈥ 判决书可否写入合议庭或审委会不同意见(否定说)

判决书可否写入合议庭或审委会不同意见 （部分读者讨论意见——否定说） 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刘文基 笔者认为，判决书的法律地位、法定格式及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性质，不允许在民事判决书中写入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 首先，民事判决书的法律地位不允许在民事判决书中写入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通过对民事案件的审理，按照法定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的基础上，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问题所作的结论性的判定。民事判决书虽然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这些审判组织代表人民法院作出的，但它并不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这些审判组织自身的产物，更不是其中持不同意见的某个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意见，而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法律对民事案件所作的判定。 其次，民事判决书的法定格式不允许民事判决书中写入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如上所述，民事判决书是审判组织代表人民法院作出的，代表国家法律的权威，其内容、形式都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而该条并未规定应写入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的不同争议意见。判决书要以理服人，依法断案，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只能削弱而不能强化判决的理由。当然，这并非排斥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中的不同意见，其应该在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记录中记得一清二楚。 再次，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性质不允许在民事判决书中写入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判决书的，只有多数意见才是形成判决结果的意见，在判决结果中未被采纳的不同意见不是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结论，自然不能写入民事判决书。从保守审判秘密的角度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也不应该写入民事判决书。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是保密的，在卷宗装订中也应订入副卷，不允许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包括律师查阅，这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的。而民事判决书则是公开的，许多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已经上网公布，因此将理应保密的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公布于众，显属不当。 北京市自然律师事务所：墨帅 对于判决书能否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司法裁决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讲，都应当力求保持统一性和权威性。公开不同意见，虽然并无多少“技术”上的难度，但终归有些“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效果”，从长远来看，它对当事人乃至公众在司法心理上的影响恐怕是复杂的、难以估测的。 首先，法官的中立地位决定其司法言行应当尽量避免与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发生角色上的交叉甚至错位。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在当事人眼中是一个独立整体，代表着法院形象和司法权威，法官的中立性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唯一性”，即其地位唯一、结论唯一。即便在推导过程中有不同意见，也属内部或前期论证问题，当其面向公众发布最终结论时，无论是论证过程还是结论本身，都无法再自行分裂为“两派”阵势。事实上，任何案件中都可能产生争辩，但这种辩论能否简单地视同“对立”，或有必要公之于众，都是值得商榷的。法官的中立地位决定其公众角色不宜分化。如果法官也像双方律师那样各执己见，似有代行律师职责之嫌。虽然公众从不同意见中看到了不同法官的断案思维，但也从中瞥见了司法内部意见的分化，这可能会给公众带来更大的不限于个案而关乎整个法治的迷茫和困惑，从而影响到对判决的认同和接受。在他们眼里，正义应当是具有唯一表现形式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最终决定其命运的确定性结果，他们甚至宁可相信最终的判决是多数法官“说服”少数法官的结果，也不愿坦然接受原本建立在较大争议基础上的判决结果。如果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直接援引异议法官观点，也难免会让司法者尴尬。 其次，法庭的三维格局要求每一方的人格立场都应当保持“对外一致”，至少应当是“存内异而求外同”。法庭之上，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各自处于一个特定方位，秉持各自的职责底线和基本诉求，将内部分歧流露于形色乃参与审判之大忌。法庭各方“人格”的统一和立场的坚定是促成其特定诉求或职责实现的基础。这种审判格局模式是千百年来司法理论和实践总结出的成果。从哲学和法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统一性中所蕴含的冲突性应当尽量内部消解，确实无法弥合裂痕时，则依据表决规则或权能大小，最终服从占据上风者（此时它将被视为正确者）。而法官的意见分化并公开，等于率先打破了法庭“三足鼎立”式的既定格局和均衡状态，无形中使当事人找到了各自的“外援”，使最为稳定的“三角框架”演变成“四方较量”甚至“两军对垒”的模式，这是非常不妥的。 此外，司法的公权性质决定法官的职务行为是代表法院的，法官的意见分化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个人问题。虽然案件是由法官进行审理判断的，但其实质上还是在代表法院行使审判职责，将法官个人意见公开，固然有助于强化法官个性色彩，但多少淡化了司法活动的整体性和国家意志性。法官个人意见的争锋毕露，对于司法权威和法院形象的树立恐怕是有负面影响的。 也许有人认为，现代司法审判实践已证实很难达到“唯一正解”的效果，因而公开不同意见当属自然。但这里更应当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法官的不同意见，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原、被告双方的对立意见。那么，更适宜的办法可能是，法官在裁决书中应当更多体现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的意见，加强对有关意见予以采纳或不予支持的说理和分析，这样更具说服力，更能使当事人服判息讼。 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王学堂 从两大法系的传统看，基于两大法系传统文化上的差异，在对待判决书是否应列举不同的判决意见方面做法不一。在英美法系国家，历来强调在判决中列举各种不同的裁判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但目前已有所保留和回归。这一做法与其实行的法官独立审判制度是分不开的。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合议庭成员的少数意见或者分歧应当保密，不得对外泄露，不得在判决中注明。如德国和日本则作出严格限定，只有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要列出不同的意见，其他法院则未采取此种做法。笔者认可判决书要公开、要说理的观点。其实，仔细分析北京市一中院公开的合议庭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这更是一个判决书的说理过程。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国情因素，虽然在判决书中不宜列举法官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但如果在说理过程中，将对立意见进行剖析（分析和论证），并结合法理和法律适用，最终得出判决意见，可能比单纯公开两种不同意见更易让人接受。这也是在当前司法社会公信力不高的情形下，对法官的一种保护措施和法官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陈黎笋 笔者认为，合议庭评议公开不符合我国实际。理由是：1.法官个人意见的保密是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目前我国法官总体素质不高，公开评议容易使得他们不敢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变得附和多数法官的意见，由此影响法官独立。2.在我国行政色彩过于浓厚，还未能真正实现“法律至上”原则的社会背景下，审委会和合议庭在某种程序上还承担了缓冲案件社会压力的功能，一旦将评议意见公开则办案压力过大。3.公开评议的不同意见，会成为一些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的当事人的借口，从而削弱裁判的权威性，给执行增加难度。4.法律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少数当事人会对持反对意见的法官特别是少数意见的法官怀恨在心，认为是该法官固执己见，导致自己败诉，因而为法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骚扰和伤害。 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邹小院 对于在判决书公布了合议庭的两种不同观点的做法，笔者并不赞成。理由如下： 一是这种做法妨碍了判决书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致性。一份好的判决书应该是论据充分，论证有力，逻辑严密，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明确判决结果，使当事人信服。如果在判决书中出现了两种甚至更多的处理意见，毫无疑问会损害判决书的逻辑结构和整体协调，甚至给人自相矛盾的感觉。 二是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案件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产生合理怀疑。本案法官的本意也许是想使当事人更加了解判决结果形成的原因和根据，增加裁判文书的公开透明度，增强判决书的公信力。但是，实践中很可能会事与愿违，起到相反的效果。因为，相对案件当事人而言，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整体，即案件的裁判者。现在连裁判者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相对而言，总有一种意见对某方当事人更加有利），说明一方没有得到支持的某些要求还是有根据的，有些法官是支持的。当事人很自然地就会联想，为什么最后的判决不支持我的请求？由此可能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上诉、申诉甚至上访。 三是这种做法与法律文书改革的方向并不相符。法律文书改革的方向是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使人们可以从判决书明确地知道案件处理结果的由来，做到“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这就更加要求法官在法律文书中加强说理论述，而不是在形式上一味求新。笔者以为，以法律为业者对待法律实务问题应该选择保守，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光靠法官一时的创意就对法律文书进行个性化的创作是很不妥当的。法律职业重在理性思考，并不鼓励创作。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胡乡荣 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不宜一律强调应该在判决书中公开。理由是：首先，因当事人受法律水平、法律素质的局限，容易招惹当事人的不当质疑，甚至怀疑法官徇私枉法、错误裁判，从而引发上诉率提高，涉诉上访案件增多，甚至对主审法官打击报复。其次，公开不同意见，如阐述不清，会造成判决意见难以驳倒不同意见，甚至判决意见反而显得牵强，容易使社会公众对法律标准产生迷惑，引起局部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混乱。再次，因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有个别不同意见显然是错误的，而将显然错误的不同意见公开，有损法官整体形象和内部团结。但笔者也不反对在复杂疑难案件中将不同意见在判决书中公开，做得好能起到辨法析理，赢得当事人理解和信任。而前提是：1.必须限于复杂疑难案件；2.必须是主审法官的综合素质强、法律水平高，对案件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判决理由有较强的说服力。否则弊大于利，不如不公开的好。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房赤敏 判决书是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所反映的案件争议事实并提供的相关证据，结合法律规定所做出的唯一的法律上的评价。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无非想得到一个非此既彼的法律评价，而法院所做的工作也不外乎给当事人一个支持与否的最终结论并说明相应的法律理由。在司法裁判文书中反映合议庭乃至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笔者认为不妥：其一，影响法院判决权威性。裁判文书的判决意见基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形成。依据诉讼法的合议原则，判决结论系多数人形成的意见，而此多数意见由特定审判人员组成的合议庭所形成。如在裁判文书中反映不同意见，即使多数人形成之意见系确信无疑之结论，但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仍有可能形成“如更换合议庭成员，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审判结论”的假设，由此而导致对法院判决结果的不信服。其二，易导致裁判文书冗长拖沓。我国司法制度追求公正、高效的效果，裁判书应在简明中体现充分的说理过程。如果在裁判文书中反映不同意见，必然会陈述不同意见及其相关的证据，在论证多数意见的时候必然会驳斥不同意见，并以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多数意见的正确性、合理和合法性。这除了增加裁判文书的理解难度外，还要耗费一定的诉讼成本。其三，将合议庭乃至审判委员会的不同意见写入判决书违反我国现有的审判制度。我国现行的诉讼法要求审判公开，但是法律要求合议庭的评议秘密进行。在裁判文书中反映合议庭乃至审委会的不同意见，无异于把合议过程和审判委员会讨论过程变相公开，这种做法从一个层面上突破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杨云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法院并不具备在裁判文书中标明个人意见或列明不同意见的条件，亦不宜取消裁判文书的格式化。理由是：其一，不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同意见不代表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评议秘密原则包括评议过程不公开和每一位参与评议的法官应就评议与表决结果保密，这是建立在合议的基础上充分讨论的结果，只是不将过程公开而已。该过程公开与否与司法腐败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其二，目前我国司法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较低，许多公正的裁判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如果其中列出法官的不同意见，则会削弱裁判的权威性，并有可能会为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的当事人提供借口。其三，当前审判任务繁重，特别是在基层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很突出，很多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实际上多是由承办人自己操作，其他合议庭成员很少发表意见。而对争议标的不大、分歧不大、事实较清楚的案件简化裁判文书的体裁，统一制定格式化裁判文书样式，显得尤其重要。因该方式操作成本低、效率高、简洁易行且便于老百姓看懂，对基层法院和法庭仍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