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权力
一、何谓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对案件进行公平的审理和作出正确的裁判，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
狭义的司法公正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的要求，在逻辑上、人们的心理上、事实上所得出的结论均属正确。
广义的司法公正则包含了一切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司法行为是正确行为，并被绝大多数人认为该行为符合正义、平等、公平、民主、文明、效率、经济、客观、实际的要求，即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或称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尺度，本文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角度谈谈司法公正的认识。
二、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1、司法体制制约和妨碍了司法公正。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原则尽管已被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颇深，究其原因是法院的人、财、物由同级政府管理的体制，使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有时法院不得不曲法申情，使法院利益地方化、司法权力地方化。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将法院看做自己的一个部门，并且强调绝对要服从党委领导，形成了该地的“党”的领导绝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的普遍公务员管理化、继而形成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淡薄，这无疑是司法不公最客观的外部因素，司法体制固有的弊端使司法权难以真正独立，如不进行变革，要做到司法公正，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如若纸上谈兵。
2、司法观念滞后影响了司法公正。司法观念是司法人员内心法律信念和对某些行为法律评价的总和。由于受“左”的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司法意识，司法人员形成了单一的、固定的带有封建色彩（司法行政混同、重刑轻民、重权力轻权利、官民不同刑等）的司法观念，制约了审判活动，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这些观念主要表现是：司法的政治功能增强了长官意识、干预意识而淡化了司法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服务功能，进而使司法人员缺乏民主意识、调节意识、服务意识；注重计划经济标准的司法观念增强了封闭意识继而淡化了市场经济标准的司法观念，使司法人员缺乏开放意识、改革意识、效率效益意识；注重等级差别的司法观念限制了主体地位平等、主体资格多元化的司法观念，使司法人员缺乏自由意识、竞争意识、权责自负意识以及限制权力、保护权利意识；注重单一的实体真实司法观念而限制了实体真实与法律程序并重的司法观念的发展，从而影响了程序意识、规范意识，进而影响实体意识。
3、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的弊端也影响了司法公正。
我国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一直沿袭着建国初期的管理体制，并且一贯奉行政行合一的哲学，认为共产党人能超越地域利益和宗法人情关系的影响，党性能够战胜私心，没有建立司法官员在社区的任职回避制度，尽管我国程序法律规定了回避制度，但这仅仅是审判程序上的回避，并且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发挥了作用还存在很大疑问。法官在熟人关系中处理案件，面对的是血缘、家庭、亲情乃至上下级关系、同学关系、乡邻关系、朋友关系等关系组成的网络，继而形成了庸俗关系学的强大冲击力，再加上我国成文法中高频率出现的弹性条款、弹性幅度，熟人让你“网开一面”“关照关照”，即使是包公在世，也很难过这“人情”关，无疑是使相当一部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审判权的运作上实行的是首长层级审批制，运行环节过多，职责不明，责权利脱节，使裁决结果的主观性、任意性增大，造成审案不判案，判案不审案，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不是真正的责权主体，形成了领导说了算的“人治”体制。另外，在上下级法院形成的案件请示、批示制度，使上级法院的批示、招呼几乎形成了下级法院办案的“依据”，形成了“监督领导化”，进一步地影响了司法公正。
4、法官的素质和价值取向影响了司法公正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法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上，司法人员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废。目前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法官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它的运作和机制，一部分法官政治水平低，社会责任感不强，随波逐流；业务素质差，执法水平不高，服务观念差，把审判权当作特权，放任使用，为了攀富比贵，办理“三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5、社会现状制约了司法公正。一是法院自身困难不能解决，办公办案条件不能改善，法官待遇低下，劳动不受理解和尊重，在地方财政无力解决其经费困难时，一些法院用下达办案指标和诉讼费收费指标的方法，通过“创收”来弥补，于是乱争管辖权，多收费，乱收费的行为蔚然成风，使司法活动商品化、庸俗化，于是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二是法官置身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也要受到各种思想的侵扰，他们的家庭生活、子女就业等问题使之不容回避，在目前司法体制和社会环境中，他们很难不托朋友，拉关系，寻求帮助，于是便有了“三案”，有了“执法犯法”，司法不公也应运而生。
6、审判方式滞后从程序上制约了司法公正，过去的审判方式大多数是法官“坐堂问案”、“先定后审”、审判走过场的“暗箱操作”式，制约了当事人的权利，虽说公开却透明度不高，虽说监督却监督乏力，虽说公正却法院声誉不高，审判公开才能做到审判公正，随着司法公正的呼声增强，改革审判方式的步伐也在加大，特别是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识和合议庭职责、加强监督强化管理等方面，各地法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如此，我国的“审改”还处于摸索实践阶段，难免有失误，特别是实行“审改”不成熟的法院，同样会出现司法不公的现象。
7、监督乏力也影响了司法公正审判权关系到人的生杀予夺，“权力一旦失去监督立即会产生腐败”，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尽管我国法律规定的很明确，但也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流于形式以至于监督不力的现象，甚至也出现了乱用监督权而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审判权失去监督或监督制肘于司法时，将严重地影响司法公正。
针对当前存在的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的七个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应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采取以下对策予以防范：
1、加快立法进程，改革和完善审判体制，进一步贯彻规范《法官法》防止法官滥用裁判权。
2、隆法官之地位、厚法官之待遇、高法官之素质、严法官之纪律。马克思说过：“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法官的地位、待遇、素质、纪律是公正司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3、强化执法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人大、社会舆论的监督制约作用，净化执法环境，、切实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职权非法干预主义。
4、推进司法改革，规范法官行为，加强廉政建设，杜绝腐败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5、加大追究错案追究力度，改革和完善法院人事制度，真正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法院人事制度，使法院成为正义、平等、民主、文明、效率的司法队伍。
Ⅱ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应具有造法的权力，为什么司法解释却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司法解释日益扩张、越来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近年来关于司法解释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例如，孙笑侠先生将我国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类：（1）最高人民法院按规范性形式所进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释，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特点对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法规；（3）法官个人依主观意志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个别性司法解释。孙先生认为：“前两种情况应当认为是可行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属于法官造法的范围，应予否定。”孙先生还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在今天并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享有较自由的解释权，而是在于如何促使司法解释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新刑法中的许多条文仅属“引申性解释”而没有刑罚规定，因而理应在相关条文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者“以司法解释处理”。郑戈在评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法理学教科书上所称的‘法律解释’，都是一种创制法或试图创制新规则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的理性不断扩大其疆域，将其原先所未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纳入其中。”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实务上的操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关当局的需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关当局积极行动的根据，强化其业已存在的某种操作习惯或做法。
Ⅲ 同样是法官，是不是有的有权力，而有的没有权力
法官有来权力动用警力自。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
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
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Ⅳ 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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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我国法官手中有哪些权力
法官除了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或者独任审判案件以外，还必须依法审查起专诉以决属定是否立案；依法裁定予以减刑、假释；依法裁定采取诉前保全或者先予执行措施；依法裁定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依法对妨害诉讼者决定给予强制措施；依法解决下级法院之间管辖权争议；依法指导下级法院工作；依法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等；同时必须办理下列事项：（一）处理不需要开庭审理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Ⅵ 怎样看待我国的法官裁量权
我国大陆的审判制度里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在重大、复杂案件中法官并不能自己做决定，而是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也不是院长决定，在审判委员会里院长也只有一票。法官自由裁量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法律规定的，比如罚款从500到3000。具体罚多少就是法官裁量了，二就是法律规定不明的，这方面则由法官完全自由裁量。另外，在我国大陆并没有陪审团，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有陪审团制度。
Ⅶ 法官权力有多大谁来管法官
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法官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法版律赋予他多大的权权力他就有多大的权力，超出法律赋予的权力以外，就是滥用权力。
可以管法官的部门很多，如法院领导、检察院、人大等部门。
Ⅷ 为什么法官的权力那么大，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而且判错了还不用负责任
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注意了。
当法官，站在中立的位置，只要不是明显错判，判错了是当事版人证据不齐，公务权员工资；
当检察官，站在公诉的位置，只有别人怕我，受害人感谢我，不承担责任，公务员工资；
当律师，收钱为当事人服务，告知当事人诉讼有风险，败诉是当事人的事，收入两级分化；
当公证员，收当事人钱，站公正立场办事，你认真核实，当事人骂你刁难或不信任他，错了承担赔偿责任，公务员工资或计件工资。
所以优秀法律人才当律师，收入高，其次法官，现在高法可以出司法解释，比三权分立国在权力上还高，且人事权上因为只能从司考人员中选，所以自主权也很大，中国的法律还不太完善，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对就大，责任就小；第三检察官，至少还要干点得罪人的事，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放过罪人；最差是公证员，又没调查权，还即要当公安，又要当法官，出错了丢饭碗甚至判刑，还要赔偿损失。所以投我票吧，法官的监督人相当于自己呀。
Ⅸ 我国的法官手中有多大的权利啊
法官手中有多大的权利？应该说，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定权”的。 1、无论是民事案回或刑事案，法官都答有一定的自由裁定权。但这一自由裁定是有限度的，不会超过法律的限度。例如法律规定为三到五年的，法官不可能判处二年，或五年。 2、由于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且在法律上也有许多的个人理解、认知与观点，甚至于法律本身就有一定的争议性，不同的法官作出不同的判决是常有的，也是正常的。 3、“黑哨”也是有的。但这“黑哨”也是有限度的。已经踢上看台的球他也不敢说没出界。另外，如果他每一次都“黑”，他这裁判也就快“下课”了。 4、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有合议庭合议，一审后还有上诉，上诉又有可能发回重审，重审后还可以上诉。就是最后终审了，还有检察院的抗诉和当事人的申诉权。 总地说，法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判决，但不会起到绝对做用。我是您的崇拜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