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官的释明权

①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是什么

ABCD。

从现行制我国相关法律来说，法官的释明权可以在对上述所有方面都进行释明，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第1款规定，法院有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当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法官给予当事人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济，原本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规定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即法官鼓励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这样的规定就是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处分权的释明）。

还有法官可以对当事人错误的法律认识进行释明，对当事人在辩论的时候，对当事人的辩论内容的明显错误理解进行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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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关释明权的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等法条和规定中，而没有统一法律或法规对法官释明权的概念、行使的范围、限度和方法等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主要的法律依据是证据规则第三条、第八条、第三十五条。

② 释明权的司法

立法上的缺陷是指民诉法中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规定是相当简单。释明权制度的核心是释明权的范围。他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法律根据。在民事诉讼法立法史上，对于法官何时应行使释明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有明确的规定。且该规定仅是对法官对法律适用方面的释明权，而没有规定事实的释明权。纵观世界各国对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对法官事实释明权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把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需要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时也是相当普遍的。我国民诉法对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规定得很窄。由于法律规定的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过于狭窄，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就属于过度行使释明权。因为立法上法官释明权范围的狭窄，导致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无法可依，立法上的缺陷严重制约了法官释明权的行使。
缺陷问题
官行使运用，也不利于该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法律对法官释明法律的范围和内容等未作具体规定，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缺陷与难点，主要体现在：
1.时间难定。是在庭前释明还是在庭后释明；在审理阶段释明，还是在审结后释明，法官难以抉择。释明早了，当事人会产生规避行为；释明晚了，不利于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2.场合难选。是双方在场释明，还是单独释明。双方在场释明，对其不利的一方会认为法官是在帮助对方打官司；单独释明，法官又有私下为一方提供法律服务之嫌。3．范围难圈定。有的法律规定，一旦向当事人释明，就会导致另一方败诉。如诉讼时效的抗辩权问题，这样的法律规定要不要向当事人释明，能不能向当事人释明，法官左右为难。4.方式难采用。口头释明，当事人事后不认可，法官无证据，书面释明，遇到需要释明的事项较多，释明的时间不一致，势必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询问式释明，不利的一方又会认为法官诱导当事人诉讼。 5.难把握。释明少了，当事人认为法官没有完全履行释明义务;释明多了，不利于法官做调解工作，而且还会让当事人产生未决先判的感觉。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是根据自己对释明权的理解去履行职责，因此，往往会出现释明不统一、释明不足、释明过度甚至释明错误的现象，破坏了司法的统一性，还给司法公正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对法官释明法律的时间、场合、方式、范围、程度做出明确的规定，是建立释明制度的关键。
具体价值
任何法律制度背后都蕴藏着这一制度所追求的特定价值，这一价值构成了法律制度的灵魂及存在根据，满足人们对该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学者通说，释明法律是否有价值，既不能以主体的意志、愿望和需求为标准，又不能以法律功能、作用、有用性为标准，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其中，效益、公正、自由和秩序，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
（一）释明权制度有助于实现司法效率
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投入与司法产出之间的最佳函数关系，它表明在司法投入恒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司法效益，或在司法产出恒定的情况下，投入最少的司法资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帮助当事人确定争议焦点，使当事人的举证、质证目标明确，防止当事人由于欠缺法律知识或出于其它原因而漫无目的地收集证据和在细枝末节上进行无意义的纠缠辩论。其次，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防止由于当事人的无知和疏漏导致诉讼程序无效。再次，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此外，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还有助于当事人及早达成诉讼和解。
（二）释明权制度促进实现实体公正
民事诉讼裁判的公正包括程序上的公正和实体上的公正两个方面。实体上的公正是指法律所作的裁判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公正的理想状态是裁判真实再现了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正确适用了法律，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分配了各自的民事权益。虽然法院确定的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不可能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相吻合且确定无疑，但不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还是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民事诉讼制度都以发现真实、接近真实为基本目标。因此，法院所作裁判的结果是否合乎真实，或者接近真实的程度有多高，当事人所主张的权利是否得到了保护，就取决于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定、充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适当、明确。
法官对释明权的行使正是公正裁判的需要，因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实必须的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提供，法官也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这种权能，但若由于当事人的能力或条件的原因，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或说明自己的主张，而法官却不闻不问，该释明时也没有释明，就会影响诉讼效率，拖延诉讼时间，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而败诉者却胜诉的结果，有违实体公正。
（三）释明权有助于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平等、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两个方面。而在实践中，由于双方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不同，或者是法律知识水平不一，往往造成在诉讼中难以实现地位平等，而释明权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不明确的法律问题或程序问题加以释明，防止了一方当事人以对方当事人对法律条文的不理解为缺口，故意使对方当事人陷于不利的地位。 理论界关于释明权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说；二是义务说。在大陆法系国家，释明权通常是作为法官的权利来规定的。比如在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法官的释明，被认为是法官的权利，故一般称为释明权；在德国早期的民事诉讼中，法官的释明曾被认为是法官的权利，而现在，德国学者修正了以前的观点，认为释明是法官的一种义务，如果法官疏于履行该项义务，则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区分这两种观点的意义在于，是否把释明权作为法官的一种责任，而在违反这种责任的时候，法官是否应当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承担判决无效的责任。
中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释明权并无明确的规定，对释明权在审判实践中的意义也缺乏足够的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引入了释明权的内容(该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根据国外的学说和判例，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关于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笔者更倾向于释明权应归属于法官的义务，基于义务的属性，如果法官疏于履行自己的义务，将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根据统计，截止到1990年底有四起案件因为原审法院没有行使释明权、没有履行释明义务，此案上诉后，被上诉审法院将原审法院的判决废弃。把释明权定性为义务，更有利于推动释明权制度的积极运用，促进法官的素质提高。 制度意义的释明权最早源于德国1877年民事诉讼法，那时世界各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此相适应，民事诉讼模式也要求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实行辩论主义。
在日本，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是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的，它仿照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1926年日本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释明权视为法院的一项权利。二战后，在美国法律的强烈影响下，日本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以当事人为基调的改革，尽管没有对释明权进行修改，但人们普遍认为，应尽量抑制释明权的行使，法院对释明其持消极态度。
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的释明权时，与大陆法系相似的是，也有出于避免诉讼因依赖当事人的诉讼技巧，财力等所可能招致的不公正的考虑，即实现诉讼的实质正义。不过，英美法系法官释明的动因更多是由于当事人控制诉讼程序的进所所带来的诉讼迟延，并且对应于英美国法国家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备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失权制度的严格，因而法官的释明也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实施，在言词辩论程序即开庭审理中法官仍然保持着“超然”的裁判者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

③ 如何阐述释明制度

《民事证据规定》中的释明制度探析释明，原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亦得明确，而所谓释明权，是为了明确诉讼关系（构成案件内容的事实关系以及法律关系）而对当事人就事实或法律事项进行发问或催促举证之法院权能，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之一种。释明权制度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最早见于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26条，其后奥地利、日本、法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等相继采之。
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诞生背景，一般认为是为了克服诉讼竞技主义所带来的诉讼弊端，比如使诉讼明显带有赌博的性质，脱离国民的正义感知等。由于释明权制度涉及到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互动方式以及作用分担，因此不得不考虑其与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或者职权探知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是直接规范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从大陆法系各国关于释明权行使的样态规定来看，法官的释明不过是赋予当事人一种机会，或者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或者作出新的陈述，或者提出新的证据，而对于法官的相关释明，当事人完全可以基于其自由意志选择听取或拒绝的态度。在诉讼的开始与结束、诉讼对象的选择、诉讼资料的提供等方面，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主导权依然掌握在当事人手中，法官更不是依职权去探知案件事实。因此，释明权既没有跨越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边界，也没有跨越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资料方面的责任边界，释明权与职权探知主义毫无关系，它既不是对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替代，也不是对其的限制，不过处于补充地位。

虽然大陆法系各国在释明事项、释明方式等问题上的规定存在细微差异，但其明显蕴涵了立法者所欲实现的多重价值目标，同时构成了释明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从程序保障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本人诉讼的情形下），因此具有实现诉讼武器平等、当事人实质平等的功能，强化程序保障。从发现真实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完善诉讼资料，使本案裁判建立在更为接近案件事实真相的事实基础上。从程序效率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消除当事人没有意义或具有欺诈性质的陈述，有助于将当事人之攻防集中到与本案裁判紧密相关的诉讼事项上，有利于提高程序效率。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释明权制度发挥着保障裁判正当性的重要辅助作用。申言之，在现代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下，释明权制度是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的伴生制度，如果说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运行的两个车轮的话，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主要体现为释明权）就是保障两个车轮有效运行的“车轴”。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民事审判制度逐渐脱离超职权主义，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的出台，该规定将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范围明显缩小，明确了自认对法官裁判的拘束力。虽然该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出现“释明”或“阐明”等字样，但这丝毫不妨碍学者在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对我国法上的释明权制度的研究以及实务界对该制度实践的积极探索。这些研究或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因为它有助于裁判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含义的厘清与在立法上的最终确立，但其中存在的若干误识却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首先，仅仅关注了释明权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与处分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忽略有可能导致释明权在当事人特定诉讼标的过程中的缺位，弱化了释明权制度应当发挥的功能，同时也不利于准确理解和应用作为释明权内容之一的“法律观点的指出义务”。

其次，由于忽视了辩论主义的界限而导致释明权制度有被放大的危险。辩论主义并不是所有民事案件均应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并不是一个案件中所有事项均应适用的基本原则。根据大陆法系通说，在案件类型上，只有那些诉讼标的适于“私法自治”的案件才能适用辩论主义，对于人事诉讼，即我国法上的身份关系诉讼，包括婚姻、收养、亲子关系诉讼则完全排除辩论主义，而改采职权探知主义，因为这些身份关系事关社会伦理等公共利益。基于同一理由，即使在适用辩论主义的诉讼中，也并不是所有事项均适用之。比如公益性较强的诉讼要件即应适用职权探知主义，其中包括裁判权、专属管辖、回避原因、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以及是否二重起诉等事项。因此，在那些适用职权探知主义的案件或诉讼事项中，并无释明权适用的余地。有些学者将法官由于进行了适度“释明”而使得婚姻家庭案件调撤率上升作为一线法院践行释明权制度的重要精神和原则的例证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实务界将关于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种种改进措施均作为释明权制度建构的一部分，模糊了释明权的制度边界。包括最高法院《证据规定》在内，地方法院进行的种种名之为释明权的制度探索实际上大多属于完善程序保障的制度改革。

一般认为《证据规定》中涉及的释明权内容包括：

第3条第1款：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第33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下略）

第8条第2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认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最高法院将第3条第1款和第8条第2款作为对法院释明权在举证和拟制自认中的规定，第33条依学者解释亦属于举证方面的释明规定。除第8条第2款外，笔者认为，正如最高法院自己所做的说明一样，上述相关规定属于法院告知的性质，并不构成释明的内容，至多属于诉讼指挥权的范畴。释明权行使具有滞后性和随机性，即一般都是针对当事人的特定陈述或特定诉讼行为所做的事后阐明，其基本的行使方式是发问。法院告知则并非如此，与释明权相比，告知具有前瞻性，其基本方式是说明。因为所谓“释明”之本意，并非法官自己主动说明，而是命当事人说明，是“让说明”之意，其与法官主动说明的“告知”显然不同，当然，从平衡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角度来说，两者具有相同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法院告知”是实务界着眼于诉讼公正和效率的一项创新制度，对于完善程序保障具有一定效用，应值肯定。此外，一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摸索的一些制度创新，比如诉讼风险通知书、诉讼便民手册等举措都属于上述含义的法院告知制度，与释明权无涉。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议焦点集中在第35条第1款的规定上。根据该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理论界对该规定持两种态度。一种观点是从释明权的角度认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乃当事人处分权之范围，法院不应干涉之；另一种观点则从法院告知的角度出发，认为该条规定与释明权无关。实务界对该规定的讨论一般都是以释明权为名的，但关注焦点并不在于该条规定本身的性质，而是应如何理解并于实务中应用之。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持开放性的，希望一线法院能够摸索出一种较为妥当的操作方式。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并不违反处分权主义，因为法院只是“应当告知”，告知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仍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假如该条规定“法院应当在自己认为合适的范围内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很明显构成违反处分权主义的“诉外裁判”，造成对当事人的裁判突袭。至于实务中某些法官强制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做法，显然是对处分权主义的违反，但与本条规定无关。笔者认为，从扩大诉讼容量，一次性解决纠纷的角度来说，第35条第1款应值肯定，但存在着法官如何操作以保障对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问题；从表明法律见解的角度来看，该条规定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设置了法的观点指出义务与心证公开义务，对于完善释明权制度大有裨益，亦值赞赏，但存在着配套制度建构的空间。

④ 合同无效认定原则有哪些

(1)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原则。法国法认为“如不能认定不是无效，可以认定有效”，此规则可以作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的借鉴。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否则，一概不无效，此即所谓“法不设责即豁免”。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2)慎重对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的合同，不再被确认为无效。究其原因，是因为有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掺杂着各部门、地方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色彩，如以此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的局面。但是，对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利益的行政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例如有关外汇、外贸管理方面的规定)，在未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之前，有司法解释的，应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无效;无司法解释的，应根据具体情况，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确认合同无效。而如果机械地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一概宣告合同有效，在当前立法活动滞后的情况下，又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3)认定合同无效一般应以当事人请求为前提，法官不要轻易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法院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除非合同必然无效，法官一般推定有效。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法院才能确认合同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法院主动认定其无效。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说法院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除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法院不要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合同无效，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也达到了稳定交易关系和鼓励交易的目的。
(4)法官要慎重行使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权。在司法实践中如当事人未主张合同无效，则合同无效的确认是法官裁量的结果。鉴于合同的有效或无效对案件的处理迥异，故法官在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使民事行为效力释明权时需格外小心。笔者以为，除非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法官以不释明为宜，因为在此情况下认定合同无效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对此一二审法院及不同法官之间的认识会有所不同，这就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结果不同。
(5)认定无效合同启动司法程序和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区别。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法院可建议行政机关处理而不必主动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法院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
(6)对于已履行的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即无效合同是否受到诉讼时效约束?
已履行的合同不论其是否有效，均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因为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既然产生争议，毕竟是具有财产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要在案件的具体处理上承担何种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某种债权债务关系，对于债权纠纷其诉讼时效的设定，《民法通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均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一般债权债务纠纷，我们掌握的是2年的诉讼时效，一旦将来法律修改或者制定了新的法律，诉讼时效期间可能会相应的延长。
确认之诉不受时效的限制已经形成了通说，无论是有效合同还是无效合同的确认因为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不涉及到财产的给付内容，所以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对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没有履行的按照合同签订的日期或者约定的生效日期来确认时效期间是适当的，而对于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合同确定其时效期间以及起算点应当参照有效合同的确定方式加以确定。

⑤ 江伟的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
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
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
二、译著
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
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
三、主编教材和专论
（一）民事诉讼法
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二）证据法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
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三）公证、仲裁与律师
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
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章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
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
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网络知识》1982年第1期。
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
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
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
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
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
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
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
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
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
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
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
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
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
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
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
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
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
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
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
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
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
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
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
（一）诉权论
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二）诉讼标的论
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
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
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
（三）既判力论
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
（四）诉讼模式论
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
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
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
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
（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
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
（一）当事人制度
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
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
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
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
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
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
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
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
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
（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
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
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
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
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三）保全制度
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
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四）审判程序
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
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
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
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
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
（五）证据制度
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
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
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
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
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
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
（六）执行制度
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
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
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
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
（七）非讼程序
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
（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
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
（一）仲裁制度
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
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
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
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
（二）调解制度
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
五、WTO与民事诉讼法
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
六、比较民事诉讼
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七、破产法
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
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
八、会议报告与书评
（一）会议报告
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
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
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
（二）书评
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
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⑥ 民事诉讼中的释明的优缺点

一，法官向当事人做出释明的限度有多大？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无法明确说明。我国目前只有《证据规则》第35条提到了释明制度的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诉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可见我国关于释明制度的法律规定是不足甚至是缺失的。

有学者认为：释明权适用于大部分民事案件，如债权债务纠纷、物权法上的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等，对于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有关公益的诉讼、非诉案件则不能适用释明权，因为在这些案件中，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受到限制，而采纳职权探知主义，发现事实是法院本身的职权，因为释明权不再适用。这些案件应当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即法院不是协助当事人发现真实，而是有职责发现实质主义，即在诉讼证明类型上仍为职权主导型或者共同担当型。

一般理论上认为：不当释明有四种情况

（一）应当释明而未释明的，是指该类事项属于释明权的界限，符合释明的要件，法院应当予以释明的，却没有释明。对于应当释明而未释明的，使当事人应当享有之程序利益没有享有，大陆法系通常以其为当事人提起第三审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事由。
（二）不应当释明而予以释明的，是指该类事项不属于释明权的界限，或者虽属于释明权的界限，但是不符合释明的要件，而不应当释明的，法院却予释明。不应当释明而以释明为之，可能使当事人所应得的利益无从享有，或者可能使对方当事人所应当享有之程序利益丧失，因此也属于违法的释明。
（三）超过了必要限度的释明，是指释明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而变相为职权探知，超越了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界限。释明的限度释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很难判断，但是也不是没有任何凭据可资，释明的限度取决于释明权的种类、释明权的界限、释明针对的人、释明的要件和措施等。例如，对于有律师代理的被告人，经过法律释明其在以后所提出的诉讼资料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而审理该案法官认为可以提出时效抗辩的，不能进行释明，否则为超过限度的释明。
（四）不符合程序的释明，是指释明的作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而有侵犯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释明。笔者认为法官释明的内容涉及到事实的追加或者变更，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等，均应将释明的内容通知对方当事人从而保证双方当事人对等的辩论机会。如果未告知则构成释明义务的违反。

二，释明会对裁判不公造成影响么？

不当释明当然会对裁判产生影响，合理的释明不会对裁判产生不当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对于释明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对释明权的概念，性质和范围这三大基本问题还缺乏深入理解和认识，这也导致了不当释明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认为释明权的行使主要集中在庭审程序，实际上释明权制度的运作重心应在审前程序，从而使运作的重心发生偏差，导致不当释明。

⑦ 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可以依据阐明权对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方面的提示么

裁判文书的说理过程是法官依据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对裁判文书得出的法律结论进行全面分析论证的过程。具体包括两部分：对争议事实认定(包括证据认定)的说理与对裁判理由的说理。加强说理是当前民商事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各级法院都把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作为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来抓。因而研究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审判实践反映的情况看，当前影响裁判文书说理的主要因素在于，对法官而言，尚不能全面掌握说理的内容和说理的方法，即说理依据什么样的“理”说和如何“说”。本文主要就说理的内容和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试图明晰说理部分要说的“理”和如何“说”理。

说理的内容

1.在正确认定事实的前提下，依事理说理

事理是指事物(或事件)自身内在的基本规律和道理。民事案件与民事主体的日常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民事案件中判断是非曲直离不开纠纷产生的社会背景，判断当事人主张是否成立，在很多情形下是法官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日常的生产、生活经验、社会常识作出判断。法官对此类判断的解释过程实际就是讲明事理的过程。讲明事理，法官首先要正确认定事实，只有事实认定正确，依据事实进行的分析评判才有价值，说理才有说服力。以事说理，优点在于：道理明显易懂，能为普通公众所接受并引起共鸣，说服力强，效果好。

2.在充分理解立法精神、法律一般原则、有关政策、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法理、政策、法律说理

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直接依据法律规定说理。但成文法的局限和漏洞是任何一个成文法系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如成文法本身存在的许多弹性条款、社会生活中会出现许多立法时未能遇见的新情况、新问题，立法不可能囊括形形色色的案件，法官审理的案件没有现成法律规定可以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法官在充分理解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一般原则、国家现行政策精神的前提下，依此进行说理。在成文法规定过于原则、含义不明的情况下，法官还可以遵循上述内容，对法律进行解释，用法律解释的方法说理。依法律说理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法官寻找法律、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并将法律作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法官通过对案件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确认案件的性质以及相应的法律关系，依据案件的性质和相应的法律关系，阐明应适用哪些法律，通过对适用法律的说理，证明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证明适用法律的惟一性。依法律、政策说理，要求法官具备较强的法律适用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学识、素质、能力为基础，充分理解和说明立法精神、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作出合乎立法原则、合乎社会实际的公正判决。

3.在一定社会阅历、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依情理说理

情理是指属于社会公共道德范畴的，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遵循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自然法则。情理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情感，还包括基于该情感产生的道德、善良风俗、习惯等内容。笔者认为，情理论述完全可以成为裁判文书说理的内容之一。因为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裁判的重要依据，公序良俗原则包含了道德、习惯、风俗等内容，利用公序良俗原则解决纠纷的过程实际是依情理说理的过程。而且，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成就其独特的“礼、义、德、仁”等传统美德，注重情理与道德的诲教是我国古代乃至近代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对于劝阻当事人息诉平争具有超常的作用。扣人心弦的情理论述与事理、法理的论述会相得益彰，当法律存有缺陷或空白时，更有必要采用情理作为裁判依据以协调矛盾。2002年7月15日，《人民法院报》曾报道上海二中院在一份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根据人情常理附了一端感人至深的“法官后语”，当事人在看完判决书后十分感动，来到二审法院对法官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与感谢，并主动将判决确定其应给付的钱款悉数交纳。该篇文书根据案情需要加入情理论述的创新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依情理说理需要法官知悉、了解社会习惯、风俗人情，需要法官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惟有此才能作出合乎社会正义、富有人情味的民事判决。但依情理说理应注意适可而止，不可滥用情理危及裁判文书的严肃与威严。

说理的方法

1.讲究逻辑性，说理要严谨缜密

裁判文书的说理过程实际是一个三段论推理过程，即以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可运用的法律条款为基本命题，推导出原告之诉请和被告之辩解的合法与否以及应否予以支持的结论。逻辑作为人类思维活动和推理论证的规则体系是说理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案件审理结果能否征服人心，其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法官论证的逻辑是否严谨缜密、圆润贯通。说理讲就逻辑即要求说理必须具有准确性、无矛盾性、明确性和论证性。准确性要求说理对同一个概念、判断或推理，要保持其自身内容的同一。无矛盾性要求说理不得出现自相矛盾以及与其他部分矛盾的表述，案件事实与裁判结果之间应衔接流畅。明确性要求说理中不得出现模棱两可、不置可否、意思不明的表述，不得使用“可能”、“约”等模糊性言辞。论证性要求说理不是事实与法律的单纯罗列，要充分论证，得出裁判结果要有充足的理由。

2.讲究针对性，说理要有的放矢

说理要针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辩驳作出支持与否的说法。说理要与案件的争议焦点相呼应，紧密结合争议焦点透彻说理。说理要针对认定的事实，以事实为基础和铺垫，形成内在联系，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说理要与判决主文应对，忌与下判无关的说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依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主要是结合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对一审裁判是否正确进行审查，我们的二审文书对此常以一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或“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为由带过，却不指出原审判决对在何处，错在何处。二审的说理必须要与一审的裁判相呼应，对一审裁判的正确与否作出评判。

3.讲究公开性，说理要充分详尽

法官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事求是地平等地公开对各方当事人意见的评论，让当事人知道法官已充分考虑其意见。不能因为当事人的观点和理由荒唐无理而不予理会，或是因为当事人的观点似是而非，分析解释颇伤脑筋而回避不谈。法官要公开得出裁判结论的所有理由，不能只说想说的，只说能说的，对不想说、不能说的不予公开，或使用大语、套语、似是而非的语言作模糊性处理。公开合议庭异议，我们的裁判文书一直是用同一个声音讲话，合议庭异议作为审判机密秘而不宣。这与国外的做法大相径庭，公开法官意见是英美法系的司法传统。如在布什对戈尔总统之争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5：4判布什胜利，每个法官的意见不论赞成还是反对均公之于众。公开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将人民法院在争论中产生裁判结果的过程公布于众，让每个合议庭成员都接受监督，促使合议庭成员认真审理案件，谨慎发表意见，有效地扭转当前合议庭合而不议的现象，保障最终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4.讲究言辞美，说理要明白晓畅

裁判文书的说理应是运用法律的语言对裁判理由作出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语言要求应首先是法言法语，其次是能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即通俗易懂，其不需要运用诸如对仗、排比、押韵、抒情等过分铺排的语言，运用日常的修辞工具只需论述明白即可。我国古代判词讲用典，讲对仗，讲节奏，文采飞扬，拿现代标准看无疑是一篇声情并茂的演说词。这样的判词，更多的是司法者展示权力存在的招数或是通过激昂的言辞和动人的修辞实现某种道德教化的功能，恰恰说明了法律在当时的无足轻重，因其语言晦涩而难为社会公众所理解，降低司法的效果。从反面提示我们必须注重司法自身的语言特征，法律的严谨性和裁判文书公文书的特征决定了说理的语言应明白晓畅，不能晦涩难懂；措辞规范准确，不得产生歧义；语意确定无疑，经得起推敲；语言风格应平和朴素、概括简练。

⑧ 民事诉讼中，被告不适格,法院是否必须告知原告更换被告

《民事诉讼法》第、51、52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原告有放弃、更换诉讼请求等处分。按照诉权理论分析，原告主动申请更换被告的请求，属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具有处分权性质的诉讼权利。因此，当事人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的。如果法院在诉讼中忽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那么，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也无从谈起。法院只有切实维护原告请求更换被告这一诉讼权利，在原告更换被告之后，诉讼继续进行，才有利于法院及时地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只有当原告不同意更换被告时，法院才可以裁定驳回其起诉。

“两便”原则是更换当事人的法理依据。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始终的、普遍适用的原则。无论是从便于当事人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还是从便于法院及时审结案件，减少当事人讼累，提高审判效率考虑，在审理中发现被告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法院都应当及时通知原告更换被告，对当事人主动申请更换被告的，法院应予允许。

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该项应当适用释明权。由于法官的释明权必须法定，因此，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是不应行使该项释明权。

⑨ 法官如何适当行使释明权

释明权，又称法官释明义务，是法官的一项职权，又是一种职责。释明权是新审判模式的要求和需要，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释明权的设定宗旨，除了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外，更重要的是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地防止当事人由于自己没有适当行使诉讼权利而导致其丧失该权利的情况发生。因此，释明权的适当行使，对于法院审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官如果没有进行适当的释明工作，就会影响裁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包括法官促使当事人补充申请查证工作、改变不适当的诉因、明确对不利证据的取舍。
当前人民法院存在忽视释明权的行使的现象，一些法官怠于行使释明权，对释明义务怠于行使，甚至有些法官惧于行使释明权，嫌麻烦。当然，这与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规范，主观随意性大，实际操作不规范有关。而实际上，法官的释明义务是必须且应当的。法官在实际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释明权的行使应当注意适度，过宽则容易造成干扰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过窄则会产生对当事人权利无法救济的现象。
法官行使释明权，范围主要包括诉讼主体方面的释明、程序方面的释明、诉讼请求方面的释明、证据方面的释明、法律适用方面的释明。法官释明权行使有必须行使可以行使情形之分。当法官自己设定规则时必须行使释明权，向当事人解释说明规则的行使方法，让当事人明了规则的内容及其他事项；当法官行使逻辑推理，对一方当事人进行不利推定时，法官必须行使释明权，如一方当事人拒不提供其掌握的证据，其法律后果的承担应由谁承担的释明。可以行使释明权的范围主要是诉讼风险提示等内容，对当事人诉讼权利限制不很大的方面。
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当遵循一下原则：1、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2、中立原则；3、必要原则；4适度原则。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法官还都应遵循上述原则，实现程序及实体上的公正。
《证据规则》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根据这一规定，法官对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基本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行使除去不当的释明权。在行使释明权，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这种释明权的行使，不受《证据规则》第34条规定的限制。《证据规则》第34条是关于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的规定。经法官释明后，当事人变更诉讼要求的，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如法院认为需要对证据重新进行质证或者双方当事人均要求重新质证的，仍然可以依法进行质证程序。
首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认为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应该休庭合议，以体现合议的严肃性。经过合议认为，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一致的，合议庭可以继续开庭，这时就不用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认定意见了。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那么合议庭就应当在继续开庭后告知当事人。
其次，关于如何具体告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议庭不能公开、明确无误地告知当事人案件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是什么，只能告知当事人案件的法律关系还可能是什么，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还可能是什么。同时，为避免当事人讼累，法院应就可能出现的法律关系或者民事行为，要求当事人举证， 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使对自己有利，并告知当事人，如果当事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将根据已有的证据材料作出裁判。之所以不赞成明确无误地告知当事人案件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是什么，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议庭作出认定后，一旦庭长、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不不同意合议庭的认定，就很可能损害法庭的严肃性，损害法律的权威；二是案件还没有审理完毕，合议庭不能对案件事实匆忙作出认定，否则会影响法官的中立地位。
再次，就告知的方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明中认为，合议庭采用口头告知的方式即可，不过书记员应当将此准确地记入笔录，并让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以免日后当事人否认合议庭告知而无据可查。
3、在一审法院行使此种释明权后，当事人仍不变更诉讼请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属于原告起诉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正确或者不存在，即诉讼主体(被告)有误，一审法院应当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以便使原告在明确法律关系后，重新起诉正确的被告；如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行为（合同）的效力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则属于在双方当事人法院关系已确定的情况下，对民事行为、案件事实效力认定的实体问题，一审法院应当从实体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释明权行使程序问题的参考性意见
⑴审判长或合议庭（含简易程序中的独任审判)的其他成员(以下简称法官)在开庭审理前能够确定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在开庭审理之前适当行使释明权。
⑵法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休庭合议。经过合议庭进行评议后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在法庭辨认终结前适当行使释明权。如能够通过当庭合议确定是否应当行使释明权的，也可当庭合议。适用简易程序的除外，法官可以依先例或者裁判经验，作出适当判断。
⑶法官在开庭审理后，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由合议庭进行评议(适用简易程序 的除外)。经过合议庭评议，认为符合行使释明权的情形，同意行使释明权的，法官应当按照合议庭评议的意见，依法适当地行使释明权。
⑷合议庭在开庭审理后，对案件进行评议中，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法官应当按照合议庭评议的意见，依法适当地行使释明权。
⑸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如果法官能够当庭确定行使释明权的，可以当庭释明；如果当庭无法确定的，可以休庭，向庭长汇报后，再行决定。作者：陈龙祯

⑩ 法官应遵循哪些行为

浅议法官释明应遵循的原则
2005年10月16日18:58 东方法眼章中寅205人次浏览 评论0条字号:T|T
所谓释明，本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通过解释变得明确。释明权是指法院为救济当事人对自己主张、请求及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时，通过发问、指导等方式依法将相关的法律规定向当事人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权限。我国民事诉讼引入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概念，这一制度对当前民事诉讼具有积极意义，它充分地保护了文化和法律素质较低的当事人诉讼权利，落实了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
对法官释明权的规定，目前仅有司法解释的简要规定，且不显山不漏水地"藏匿"在证据规则中，这些释明权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有不尽完善和规范之处。造成审判实践中，行使释明权存在"五难"。 一是时间难定。释明是在庭前还是在庭后；释明在审理阶段还是在审结后。释明早了，当事人会产生规避行为；释明晚了，不利于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二是场合难定。是双方当事人在场释明，还是单独向一方当事人释明。双方当事人在场释明，对其不利的一方会认为法官是对一方诉讼的帮助；单独释明，法官又有私下为一方提供法律服务之嫌。三是范围难确定。有的法律规定一旦向当事人释明，就会导致当事人败诉。如对诉讼时效抗辩。四是方式难用。口头释明，如果当事人事后不认可，法官无证据；书面释明，遇到需要释明的事项比较多，释明的时间又不一致，必然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询问式释明，不利的一方会产生法官诱导当事人诉讼的怀疑。五是程度难把握。释明少了，当事人认为法官没有完全履行释明义务；释明多了，不利于法官进一步做调解工作，而且使当事人产生先定后审的感觉。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是根据自已对释明权和法律的理解去履行职责，这样，往往会出现释明不统一、不足、释明过度甚至释明错误的现象，给释明权制度带来负面影响。
审判实践中，如何适当的行使释明权的原则，笔者在此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
第一、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原则。
法院行使释明权的目的，是由于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没有诉讼经验，因此诉讼中遗漏诉请求、提出矛盾的主张、事实陈述不清或提供证据材料不足，这不是他们故意所为。例如侵害人身权的案件，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因为原告不知道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失，在起诉时遗漏了该项主张。法官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当事人确实不知道，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启发当事人补充诉讼请求。 如果在没有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释明，法官就成了当事人的诉讼参谋，甚至变成当事人的律师。
第二、法定原则
法官释明，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应当积极地、全面地、正确地履行这一职责。
法定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必须释明。即法官遇到释明的情形，就应当主动地释明，不可随意弃舍。如果不释明，那么将会产生一定的后果。如法官"未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而又要求当事人承担证据失权后果的，当事人以法院（法官）未履行举证指导义务为由上诉时，上诉法院得以此理由撤消原判决，发回重审。"（注：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2002年版 第49页）。这样在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的同时，法官承担错案的责任。释明职责，是对法官的刚性要求。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制宣传。法制宣传的主体虽然也包括法官，但范围更广泛，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公务人员都有宣传法律的责任，而释明权的主体只能是法官；法制宣传的对象是所有的广大群众，而释明权的对象是特定案件的特定当事人；法制宣传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而释明权的内容仅指民事证据规则中的特定内容，范围有限；法制宣传的时间，没有审限的规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而释明权的行使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的审限内进行。因此，法制宣传的职责是宣示性的，其要求相对灵活，法官释明职责则是在法律规定的程序中履行，没有随意性。
2、释之有据。法官行使释明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不可扩大释明范围。《证据规定》列举了法官的释明的四种情形。第三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法官的举证指导义务；《证据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是针对适用拟制自认规则时，法官所应当履行的充分说明并询问的义务。说明既包括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本身的说明，也包括对拟制自认法律后果的说明。询问内容不仅包括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异议，同时也包括告知当事人如果不明确表态，可以产生视为承认对方主张的法律后果；第三十五条规定了法官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告知义务。这四条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依据，法官应当在此范围内释明，不能逾越。否则，要么释之无据，要么就是诉讼中的法制宣传。3、不可遗漏。释明必须全面，该释明的，就应当释明。既不能部分释明，也不能单方释明。
第三、公开原则
法官行使释明权，将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成为诉讼程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诉讼程序必须公开，释明也应当公开，不能搞暗箱操作。否则，则会引起对方当事人的合理怀疑，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公开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释明的问题对象必须向双方当事人公开。具体释明的内容，释明时必须向双方当事人公开说明，不要私下与一方口头解释。2、释明的内容有书面记载，既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公开，也便于事后检查和考评。
第四、中立原则
司法解释规定的释明内容不是针对当事人一方的，在个案中，既可能向原告释明，也可能向被告释明，还可能向第三人释明，所以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当坚持中立原则。中立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应对诉讼法律关系的相关当事人释明。即按照个案的具体情况，该向原告释明的，就要向原告释明，该向被告释明的，就要向被告释明，第三人也是如此。释明时，切忌掺入个人情感而厚此薄彼。不应该对一方该行使释明权的时候却行使释明权，而应该对另一方该行使释明权时却不行使释明权，或者应该对一方该多行使释明权时却少行使，而应该对另一方该少行使释明权时却多行使。中立不代表消极，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前提下，及时行使释明权。
第五、程序原则
释明权在民事诉讼程序的以下诉讼阶段行使：⑴起诉与受理阶段。在此阶段，法官发现当事人有不适格的，法官可以行使释明权，令其去除或变更不当之处。诉讼中经常遇到诉讼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如被告死亡，原告仍以死亡的公民为被告，或以死亡的公民为原告诉讼，法官不能在受理后以此为由迳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应当在立案时行使释明权，要求被告修改诉状内容，由权利人起诉，更换适格的当事人；
发现原告的起诉明显不适当的，法官行使释明权，令其去除，如前所述，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进行释明告知通过申诉处理。起诉破产企业的，可告知其直接向清算组申报债权。⑵审前准备阶段。法官通过组织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发现有需要释明之处的，可以行使释明权。法官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双方有可能达成诉讼和解，也有可能由原告自动撤诉；当事人有可能补充诉讼请求或证据材料，使庭审效果更明显；法官在此阶段行使释明权，还可以使双方的争议焦点更加明确。⑶开庭审理阶段。在此阶段，如认为当事人对事实、主张的陈述不清楚，不完整的，法官可行使释明权，让当事人补充陈述清楚；对当事人疏忽之法律见解，法官也可以通过公开心证之办法行使释明权，促使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发表意见。⑷二审阶段。在此阶段，法官如发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明确的，行使释明权。⑸再审阶段。在审查当事人再审请求不明确的，法官发现其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可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动员其撤回申请；在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陈述不清楚的，应当释明并让当事人陈述清楚。
释明权的行使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的，释明权要遵循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否则释明权无效，例如 在合议庭评议过程，合议庭的法官发现当事人有遗漏诉讼主张以及证据不充足的，不得再反过来行使释明权。
释明权是审判权的的内涵之一，必须严肃对待。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保证释明权的正当行使，才能实现法律赋予法官释明权的目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