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独立意义
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标志就是司法权脱离行政权，而取得独立地位。司法独立的精髓就回是法官摆脱行政命令，而答只忠实于事实和法律，也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所谓法院独立，不能解决法院内部来自院长、庭长等官员的行政命令对法官公正裁判的左右和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法官独立是最高的理想状态，法院独立只是司法独立的过渡状态。
『贰』 什么是司法独立的含义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专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属涉。”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
『叁』 法官独立审判，有好处，有没有坏处
独任审适用案件的范围一般都严格限制了哦
『肆』 我国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和检察官独立吗
一、司法独立的概念
先看司法的定义，司法就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审判案件的专门活动。从西方理论上来看司法权就是审判权，也就只有审判机关即法院行使司法权，而我国司法权还包含有检察权，本文暂且从司法权只包括审判权入手分析。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及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独立作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西方三权分立的产物。17、18世纪针对封建君主大权独揽，权利异常集中等现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的主张。其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应该将立法、司法、行政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西方国家现行政治体制是以三权分立为基础，司法独立得到很好的运行。在我国，司法独立原则在法律上被具体化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但这一原则在不同的时期表述并不相同。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诞生。它首次肯定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地位。该法第78条、第79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1954年宪法所取得的法制建设成果付诸东流。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法院作为公安机关军管会下属的审判组织，根本就没有独立地位，司法独立更是无从谈及。而且，这一时期通过的1975年宪法也取消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着手恢复法制建设，但直到1982年，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才得以作为法律原则重新确立。1982年3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最先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规定。接着，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82年宪法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宪法原则。该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1954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的规定更为细致、具体，但同时也缩小了人民法院“独立”的对象范围。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并不在人民法院“独立”的对象范围之列。因此在我国推行司法独立是有宪法依据的。笔者以为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一个法学理论，不具有意识形态和阶级性。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只要想实现真正的法治，司法就必然走向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
由于司法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很多案子尤其是有重大影响力的典型案子，得不到法律的公正审理，也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从建国后第一起刀下留人的安乐三死刑冤案，到文革时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惨遭迫害致死冤案，忠臣良帅彭德怀蒙冤案，女烈士张志新被残忍割喉处死冤案，直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佘祥林杀妻冤案，青年孙志刚被残害致死冤案，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执行死刑冤案，云南滕兴善没有死者的杀人冤案，民警杜培武枪杀妻子冤案等等。无不渗透着另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和震撼。中国还有很多令人发指的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等等。还有很多打着维护大局的旗号，粗暴干预司法， 2010年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这并非一起简单的斗殴事件，发生在山坳里的这一事件，根源是矿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案。这起看似并不复杂的矿权纠纷案，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至今仍得不到执行，致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个人名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生效的判决，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纠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司法不独立导致的，因此完善我国的司法独立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司法独立的意义
1．从法的运行程序来看司法是最后一道程序，法所倡导与保护的价值都是通过司法来体现与确立的。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公正性是司法的精髓，也是司法的生命。没有公正性，司法就不会有公信力，就不会有权威性。因此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司法必须保持独立。
2．司法独立还能保证司法的效率。司法也要讲究效率，有句法律名言说的好：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而且高效的司法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也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迟迟不出结果的司法还会促使当事人放弃司法救济，而转向自力救济。这样法院司法的权威性、公信力会大打折扣。而司法独立能很好的保证司法的效率。当然司法不能盲目追求效率，要在遵循正当程序的基础上追求效率。
3．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行政权，就现在来看行政权受到的约束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政府更是无法无天，以权压法是常事。就拿拆迁来说，有几个是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而拆迁的，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应该有法院来强制执行啊？现在我们的公民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行政人员依然是置法律于不顾，贸然行事，造成一个个悲剧的发生。尤其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行政权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其权钱交易更容易发生，所以急需一种权力来约束行政权，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多数人的利益。司法权的独立能很好的约束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运行还能起到支撑中国宪政的作用。贺卫方教授曾做过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的报告，司法独立就是其一。宪政对一个国家长期健康持续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是被证明正确了的。
四、完善司法独立的方法
1．笔者以为司法独立首先要做的就是经济独立，也就是法院的运转资金和法官的薪金需要单独在预算中列出，而不是受困于行政部门。农村有句彦言：吃谁的饭，服谁的管。现在的司法机关的财产来源于行政部门，就会当然受到来自当地政府的压力，民告官和涉及到当地政府利益之类的案子肯定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2．法院组织独立，即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来说，第一，司法机关必须与行政机关相分离，司法不能隶属于行政，行政不能领导和代替司法。第二，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各级行政部门的领导不应干预司法审判事务，妨碍司法机关正常行使职权。第三，司法权必须保持统一，而不应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财政预算、法院院长确定及法官的人选等方面不应当由行政机关控制或由行政机关管理。
3．法官的独立，法官是行使司法权的具体，每个案子必然由法官作出审判，因此法官独立对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维护的价值也是从法官的判案中得以体现的。培根直言：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法官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维护社会公正的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应给法官独立行使其权利以特权，如法官高薪制，这会保证法官不因别人的财产贿赂而作出有违法律，有违公正的判决。在一些地方法官薪酬太低，这就容易使他们为财枉法。既然法官享有一些特权，那法官的选聘就要严格把关。而且对于违反法律的法官还应从严处罚，不仅因为他们知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违法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大，造成的危害结果也要大于一般人。在推行司法独立的过程中要保证法官素质，不仅有对法律条文的掌握，还要有其对法理的认识。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应让全国所有没有司法考试证的法官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拿到证的才可继续留任，如果不合格应进行学习，还不合格请下岗！让类似于山西三盲院长的法官离开岗位。对于法官不能一次合格终生免检，因为法律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新的法条、解释在不断颁布，所以法官应不断学习，对他们的考核也应是不断进行的，比如可以每五年进行一次考核，但这个考核可以缩小范围，刑庭的只考刑事的。如果没有上述措施，司法的独立会导致很坏的结果。因为在2002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前，大批转业军人、党政干部、教师调入法院系统，他们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即开展审理工作，但其业务水平不能适应案件审理的需要。对于现在法院里的审判委员会应予取消，因为这一委员会会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坏局面，也严重影响法官的独立性。
4．群众基础，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官本位”“金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民众普遍崇尚“青天”“明君”，很少相信法院判案的独立性。公民对司法独立既不信赖也不会去自觉维护，因此我们需要对司法独立进行宣传，培养公民对司法的信任，对司法独立的认可与维护。
5．完善律师制度，江平教授曾言：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现在律师用当事人的钱贿赂法官，法官用手中的权力为律师谋利益的现象很常见，这就必然导致司法的腐败。其实这一结果的发生双方都抱怨，法院说这是律师勾引法院，律师说法官掌握司法权不走后门没办法。我认为律师的抱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就是律师的地位确实太低，在法官与检察官面前确实是弱势群体。律师制度的完善对于司法权的监督效果会很好的，这也回答了司法独立后无人监督的疑问。
结束语：在我国宪法中也作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但现实却是检察机关掌有很少的独立权。最高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检察机关不敢抗诉的很大原因在于其没有独立权！而且我国的检察机关掌握着批捕权，也就是只要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就可以不予批捕。这样的话佘祥林式、赵作海式悲剧就不会发生。
『伍』 案件中专家建议书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关系
专家建议书只是建议，只能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不能直接决定法官的判决思路。法官需要根据法律独立作出判断。
『陆』 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的区别在哪里
一、概念和含义不同。审判独立，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地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说，法官应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或威胁。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司法独立”是西方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又称“司法权独立”，是指“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出来，在赋予独立的国家机构场合，进行权力分立”。这个定义是有特定含义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学辞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特定含义：（1）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2）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4）司法权行使时，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势的牵制和影响；（5）在审判案件中审判权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指挥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这六个方面，完整涵盖了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要点。
二、性质和内容不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同西方国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独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概念具有专属性特征。就是说，“司法独立”只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专属性直接决定了对其解释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解释，其他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我国不存在司法独立，我们的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在我国，如果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体制，就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如果实现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就要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政体和国体，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国的司法制度，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必须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种能够保障人民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当家作主的政体和制度，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作为政体看待，是不正确的。“一府两院”不是政体本身，而是在政体制度下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中国实际，是新型的政体形式。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一府两院”呢，他们没有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独立”，必然使司法体制独立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性质之外，独立于人民管理司法的宪法要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司法独立”，只有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从而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实行西方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就要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有些人提出，党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根源”，应当实行“党法分开”。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员会”。我们知道，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障，对于贯彻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公检法部门职能、统一指挥政法战线的工作步伐、团结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完全取消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人主张的西方“司法独立”中关于“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正是针对共产党的领导的。
有些人为了实现“司法中立”，主张废除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由党组织提名考核、同级党组织或上级党组织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则。同时，他们反对法官的党派性，主张法官不能是共产党党员，“司法改革”就是要“党员退党”。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否定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实现西方国家“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就要把我国的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并使司法优位于立法和行政。
司法从来都是与立法和行政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离开立法，何谈司法？资本主义立法的阶级偏私，决定了司法的阶级偏私。因此，在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那种强调“立法机关对审判的监督通过立法来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权对司法、审判直接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而孤立存在。在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行政法规是各级法院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可见司法权也不能独立于行政权而孤立存在。
从法律角度说，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显然，司法解释不能优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从国家机构角度说，立法机关优位于司法机关，全国人大优位于最高法院。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优位”，集中表现为“司法权优越”，就是承认法院具有法律审查权，这种审查权，是所谓“防止议会通过立法解释改变宪法规定的含义”，以“对抗立法权的专断”。在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西方国家法院院长可以当代总统、代议长。这种情况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不能容许在新中国出现。
第四，如果实现西方国家“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适当的地位。
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法院的暴力职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学认为，“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不服从任何权威”，法官的职权高于一切，“拒绝政治、道德渗入”。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维护其职位特殊性：（1）实行职位终身制或任职年限不受公务员那样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实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对政治取中立立场；（4）法官具有“造法”职能；（5）有职务豁免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解职、审级等调动，无法定事由和弹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诉。这样的特殊身份和职业特权，使法官优位于政府官员，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的对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资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独立”本身意味着法官不可能按良心办案，可他们却欺骗说，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官按良心办案。
『柒』 请你谈谈司法独立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个问题，可以去网络搜索的吧
呵呵
好多内容的，我刚才搜索过了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不仅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的保障。自然法学派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而司法过程也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正义的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能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能行使这项职权，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呢?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独立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被称为“技术性的司法规则。”由此，我们可以用一个较为概括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司法体制早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此，国家最高层领导也有了相当认识，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笔者以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独立，要实现司法独立，就必须对影响司法独立的种种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二、影响司法独立的外部关系
（一）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实质权力关系上，国家机关必须接受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法机关与司法工作也不例外。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司法机关并不享有政治结构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部分地区司法机关与地方党委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司法机关基本上受命于党委，成为党委的附属产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权掌握党委手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更有甚着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打批条，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需要，事实上这种“以党代审”的做法导致的部分办案不公，反而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为导致腐败的诱因之一。
（二）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
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曾说过“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
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可见，司法独立就是要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案件。“地方影响对于确立法制和文明性来说，即令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碍，也是最有害的障碍之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司法独立就必须建立起不受地方影响的独立司法机关。建国以来，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虽几经变动，但我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还是走行政区划的老路子，审判工作与司法工作不分，司法工作行政化现象极为明显：其一，司法机关依行政区划设置，与行政机关一一对应。这种层层设置的方式显然是模仿行政机关建制的，明显缺乏对司法工作特殊性的考虑。其二，对司法人员按行政干部进行管理，与行政机关相对应。其三，工作方式上实行层层把关的首长负责制和请示汇报等行政方式，明显不利于司法工作按法定程序进行。
如此以来，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难以得到切实保证。以致于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和执行难现象。相当多的司法不公，其本身不是法官素质低的原因造成而是由于当地政府施加影响。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中，因其事关当地政府的财源，而法院经费又是地方财政提供的，法院受自身利益的诱惑和国家权力的影响难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由于审判的事实不独立，人事、财政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形成了一大堆“关系案”、“人情案”。
三、影响司法独立的内部关系
（一）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
在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就是要法官独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自由心证的原则，在充分听取当事人举证，并在双方当事人当庭出示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或裁定。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庭，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未形成明确的职责范围。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作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结果使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具体说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由独任庭审判还是由合议庭审理，一旦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都必须五条件予以执行，其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
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审判委员会并未参加合议庭，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及举证情况，只是依据审判长的报告就对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这样一旦有所谓“重大”、“疑难”案件需要审判委员会参与其中，庭审往往就会成为走过场，真正参与审判法官没有决定权，而实际决定权却掌握在庭外的审委会手中。以致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这显然与我国奉行的“庭审中心主义”和我国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更破坏了司法独立性。
（二）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
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是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旦遇到了疑难、复杂问题，以请示法律问题为由与上级法院商量裁判结论，向上级法院请示，而受案法院也是来者不拒。更有甚者，直接指示下级如何裁判等。上下级法院这种不正常沟通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下级法院丧失了独立性，本应由自己审理的案件逐级请示，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积月累，造成了诉讼效益价值严重下降，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破坏了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级法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法院必须遵照执行，这样就使得当事人本想通过上诉改变不利于自己审判结果的愿望落空，在事实上导致了“一审终审”，无形之中可能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样，这与我国的“二级终审”制度是相违背的。
四、司法独立与法官的身份、经济地位、素质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独立一个重要障碍是经济保障不足，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法官的待遇低，在司法活动中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与其合法利益相比诱惑太大，易于影响其廉洁与公正，也使司法独立受到损害；其次，法官的身份也无法真正独立。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由同级人民代表作出决定，这样一来，法官就有可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立法机关介入司法侵犯司法的行为置之不理，甚至与某些立法机关官员一道从事妨碍司法公正的举措。种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一点，那就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背后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造成了我国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互相制衡的分权关系而是上位对下位的关系。所以，法官个人的身份独立也就无从谈起。最后，法官的素质问题与司法独立密切相关。司法的独立必然要以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为依托。这是处理和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前提条件，也是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司法独立无法实现，只有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质性，才能实现司法立，进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西方国家大多规定法官、检察院必须是大学法律系毕业。如英国规定：只有具备十五年或十年以上资格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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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律师依法独立职业的含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律师制度刚刚恢复时期，律师的职业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了1996年，《律师法》颁布以后，律师被重新定义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进而提出，律师的权利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律师的职业定位应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
我理解，这个“自由职业者”的目的在于强调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即律师只服从于法律，在法律之下，律师是自由的，任何外来的干预不足以使律师屈从，从而最大限度保护律师发挥维护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官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检察官依法履行检察职责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都从法律上确定了法官、检察官职业的独立性。尽管现行的《律师法》尚未明确赋予律师具有职业的独立性，但这毕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例如德国《联邦律师条例》第一条规定：“律师在司法中的地位，是司法的独立人员，律师执业机构为从事司法工作之独立机关。”加拿大也明确规定律师与法官地位相等：“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因此，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也应成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在新《律师法》中，理应加上一条：“律师依法执业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真正确立律师职业的独立性。
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是指律师不受国家公权和当事人私权影响，独立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律师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及法人的侵害。一个国家的公民和法人，他们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作为被国家管理、治理的相对人，他们没有直接立法和司法、执法的权力，只有遵法守法的义务。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总是处于弱势、劣势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更不用说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渎职枉法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通过立法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对公民人权、权利予以强化之外，还需要一种独立于国家公权和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力量，通过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以法律为武器来制约不法权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律师以他独具的职业独立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权力，并且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权力对公民、法人的侵害。这种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律师与政府、法官、检察官保持相对的独立，有同国家公权对峙的勇气和能力，并在执业过程中不受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独立于当事人，律师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而不是丧失独立人格的惟命是从的附庸和代言人，律师有义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义务保守当事人的秘密，但也有权利拒绝当事人提出的与法律相悖的不正当要求，并在刑事辩护中依据实事和法律独立地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发表辩护意见。
由于当事人追求的利益并非总能与法律规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对立冲突，而个别律师将自己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当事人不当利益的实现上，这样就会出现律师一味迎合当事人，背离事实，歪曲法律的现象，势必动摇整个律师行业在社会中的公信力。
摆脱名利的羁绊，抵御金钱的腐蚀，除了需要律师自身有“良心”、“道德”外，能够保障律师恪守独立的制度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律师的独立，“不独立，毋宁死”，更需要每个律师身体力行地保护这支独立的“薪火”。以下，就当前可能影响律师职业独立性的两个现实问题，笔者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律师类型的多样化不利于律师保持独立性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律师与法官、检察官都是法律职业团体中的一种，仅仅是分工不同，地位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国家创设律师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使每一个公民通过律师的独立工作来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给予了律师职业极大的期待和重视。例如日本《律师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律师法》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律师以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法治为使命。”由此可见，律师的基本使命就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面对如此庄严神圣的使命，一部律师法约束下的所有律师的处境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目前在我国却有一种律师种类多元化的趋势，在我国有的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设置了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在2005年6月全国律协换届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代表、理事，这样，他们连同已经存在的军队律师将要形成中国律师的多样性。如果说，军队律师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的话，那么随着“两公律师”队伍的建立与发展，社会将越来越多地见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由于其职责与一般意义上的律师（已有人称之为社会律师）有所不同，他们的出现，必将对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产生巨大的冲击。
公职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或经招聘到前述部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公务人员。曾经有国家某总局一位政策法规司的副司长在获得该系统首批公职律师执业证书后，兴奋地告诉记者：“如果美国谈判对手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告诉他我是中国律师。”其实这也表明了公职律师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身份的双重性，公职律师既是国家公务员或政府雇员又是律师；二是服务对象的固定性，公职律师只能为供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不得在社会上的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机构兼职，不得以律师身份办理本单位以外的诉讼与非诉讼案件；三是固定薪酬制，公职律师直接从供职部门领取固定薪酬。
再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职律师的五项工作职责：一、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二、根据政府的要求，参与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和修改工作；三、为涉及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重大利益事项和纠纷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或组织专家论证；四、代理政府参与诉讼、仲裁活动；五、政府中其他应由公职律师承担的工作。上述五项职责大部分还是围绕“长官意志”进行，公职律师工作的独立性难以体现。
笔者认为，公职律师尽管主要处理政府微观方面的法律事务，但与政府法制办的部分职能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政府工作人员查阅案卷方便，而硬要设置一种与社会律师相抗衡的律师类型，似乎有些矫枉过正。因为社会律师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的各种当事人，当然也包括政府职能部门。
公司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在企业内部专职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的执业人员。2002年12月，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了公司律师的职责，其中非诉讼业务包括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本企业法律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审核企业规章制度，审查和管理企业合同，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和建议，在企业内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仲裁事务；诉讼业务包括处理与本企业有关的诉讼业务。对照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7年5月颁布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关于企业法律顾问职责的规定，简直是一模一样。
公司律师已试行近3年，现有近700名公司律师服务于150家大型、特大型企业，其中不乏中国人寿、中国一汽这样的“行业巨鳄”。据某位对公司律师制度颇为赞赏的行政官员说，公司律师具有“离得近、叫得应、专业熟、信息灵、反应快、保密好”的优点。据笔者看，只有前两项符合实际，因为公司律师就是本公司职员，肯定离得近，而且他们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当然“一叫得应”了。至于其它四项，还没有过硬的事实能够证明他们比社会律师强。
如果“两公”律师从法律上给予确认，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使越来越多的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
相对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服务的领域更窄，完全是看某一个“老板”的脸色行事，职业的独立性更加无从谈起。
一个人要想独立地做一件事情，至少具备两个条件：思维判断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受制于人。律师之所以能有独立性，就在于执业具有选择性，可以对当事人不适当的要求拒绝辩护或代理，通俗地说，一个律师的“衣食父母”是不确定的，他不必为某一个特定的“老板”而折腰。但“两公”律师却是做不到的。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设立公司律师是与国际接轨，这里且不论只有少数国家具有这种制度且亦对这种制度尚存诸多质疑外，就以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律师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人数也较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公司律师只是一种律师高度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其他还有移民律师、婚姻律师、专利律师等等，部分律师专职从事公司的法律事务性工作是美国经济极为发达情况下各种社会分工形成的，换言之，不是不考虑国情人为推动形成的。有人片面地认为引入公司律师制度就是走国际化道路，这种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断章取义的。中国国情目前的现状和律师的地位与美国律师的地位相差甚远，美国的制度目前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仅仅靠多一种律师类型来跟国际接轨，其实是在“拔苗助长”，其必带来许多现行体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设立公司律师看似进步实是退步，势必影响中国律师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凝聚力，放缓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出现“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法治建设并不十分完善，律师队伍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一味细化律师行业的分工，必然打破现有律师的执业格局，迫使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向公司流动；在业务上只好选择做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在律师内部造成门派对立，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难以划一，增大不同类型律师之间的不信任感并相互贬低；社会公众对各种类型的律师产生混淆，不明所以。同时也大大不利于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整个行业的统一管理。都是律师，却有着迥异的生存模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律师就不可能有自由职业者的人格和思想自由，其独立性必将大打折扣。所以，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职责和义务应该由专职的公务员或公司职员来完成，也可以聘请社会律师来执行，没有必要设立两个新的律师门类。
对于暂不设立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这个问题，笔者曾向立法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多次呼吁，以期进行更严密的调研和更科学的分析，也希望律师同行们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律师行业特点的具体建议和办法来，可惜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律师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经营性活动是对律师独立性的反动
在美国，政府从职业律师中雇佣一些人担任检察官，而各级法院的法官，也是从执业15年以上，品行良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资深律师中选任的。一个有追求的律师，肯定会在执业过程中小心谨慎，保持一个清白的纪录。同时，律师、检察官、法官甚至法学家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机制，大家都以法律准则而不是以各自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对一件事情或者纠纷，所得出的结论是能够合理预期的。
如何能在律师、检察官、法官、法学家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职业共同体？首要的还是制度保障。律师怎样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自身角度讲，必须向检察官、法官的标准看齐。法律规定检察官、法官均不能从事有偿经营性活动。这一点具体到律师身上，那就是除了律师法上允许的有偿法律服务以外，律师不应再兼职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这一点虽然在律师执业规范中有所体现，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这就给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这些搞经营性活动的律师带来了困难。不解决律师随便兼职谋利的问题，律师这一职业就难以净化。
所谓“职业”是指个人所从事的赖以为他人或社会服务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律师的工作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他的收入也就理应来自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律师的职业使命是维护人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只服从法律并且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不是惟当事人是从，这也就决定了律师职业的基本属性不包括商业性，律师不应该也不能被金钱利益所驱动。
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历程中，金钱对于每个律师的操守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一个律师无法维持稳定的生活，在诱惑面前难免把持不住；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那也只能变成一个赚钱工具，实在是舍本逐末。律师要想在社会立足，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职业化”的训练，练就过硬的本领，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社会竞争中得到承认。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导，认为律师价值的体现就是用收入高低来衡量。律师对经济利益的偏激追逐，将会极大的损害律师形象，尤其是个别律师，甚至脱离本职工作，在社会上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直接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律师行业的反感和不满。
仅以西安为例，就曾有资深执业律师在外兼职从事商业活动，并利用职务便利及法律专业知识，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最后锒铛入狱、声败名裂。还有少数律师，或是从事酒店餐饮行业或是经营娱乐场所，或是经营房地产、拍卖行等，都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笔者认为，新律师法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加入禁止执业律师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禁止性规定。之所以如此要求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律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像医生，需要社会认可自身的价值，但决不能惟钱是图，商业气息太浓；二来律师由于职业特殊，可能知晓或接触很多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如果参与其他商业经营性活动，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便利为己服务，甚至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理应禁止。而且从事其它经营性活动，难免影响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令其为攫取更大利润钻法律的空子，这样就背离了律师制度的初衷。
另外，新《律师法》还有必要严格律师初任调查和年检审查的工作程序和内容。仅以笔者所知的在西安执业的律师为例，就有不少于5%的注册律师是披了“两张皮”。他们或是国家公务员或是企业的老板、职员工，利用个人关系或伪造部分档案材料，把人事关系送到人才交流中心转一圈，就获得了律师身份。既不耽误自己的固定工作或者经营活动，还能以“律师”的名义到处招揽律师业务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严重败坏了律师法律职业者的独立形象，必须坚决予以扼制。笔者建议，新《律师法》应授权司法行政机关制订更加严格的律师准入程序，加强个人身份的调查；对于律师档案的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也应建立自有的管理体系。努力保持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和职业的独立性。
美国一位著名的律师布兰代斯在其所著的《律师的机会》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现今的律师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如七十五年前或者也确实不如五十年前那样显赫了；但是，其原因并非是缺乏机会。而是：律师没有在富人和大众之间恪守独立，------他们最大限度地放纵自己成为大公司的附庸，而忽略利用自己的权利保护大众的义务。”也许，中国律师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面对强权与金钱，请选择独立。最后，我以北京一位律师的话结束这篇文章：“律师崇尚的，应该是按照法律办事；律师追求的，应该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律师执着的，应该是司法公正的实现。”
『玖』 法官独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和意义
同意楼上的。法官抄审判不独立，法院审判独立，不受其他法院，包括中院、高院、最高院以及行政机关的干涉。法官独立审判对公正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法院审判独立和法官审判独立都为时过早。我国的国情是，法院、检察院的开支包括法官的工资都是由当地财政提供的，人事调整也是受当地政府控制的，必然要受当地政府或者人际关系的干涉。但是，国家也已经认识了这些问题，法院有可能会提一级，财政和人事部再受到当地政府的提供和控制，而由上一级政府提供和控制。也就是，基层法院归市政府提供财政开支和人事调整。中级法院归省提供政府开支和人事调整。慢慢解决吧，改革不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