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研沿革

『壹』 铁路运输法院的历史沿革

铁路法院初建于1954年3月，当时称为“铁路沿线专门法院”；
1955年1月，最高人民内检察院容建立了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部分地方也相继建立了铁路运输检察院和水上运输检察院。到1956年初，铁路运输检察院的各级机构普遍建立。在15个铁路局建立了铁路运输检察院，在50个铁路分局建立了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1957年9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撤销铁路、水上运输法院的决定》予以撤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面启动，1980年7月25日，根据司法部、铁道部联合发出《关于筹建各级铁路法院有关编制的通知》，在北京设立铁路运输高级法院（1987年5月撤销），在铁路局所在地设立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铁路分局所在地设立铁路运输法院。
1980年左右，全国铁路运输法院筹备建立，1982年5月1日正式办案。
2009年7月8日， 中央下发关于铁路公检法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要求铁路公检法整体纳入国家司法体系，铁路法院整体移交驻在地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高级人民法院管理。截止2012年6月底，全国铁路法院完成管理体制改革，整体纳入国家司法体系。

『贰』 审判委员会的历史沿革

审判委员会作为中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
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
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
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
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中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
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叁』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历史沿革

1910年（清宣统二年）月，云南按察使司根据法部命令改为云南提法使司，成立司法，典狱两个科，并负责筹建高级、地方、初级三级审判衙门。同年12月1日，昆明地方检察厅成立，设在卖线街（现五一路），这是昆明地区最早的检察机构。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在昆明发动起义，宣布废除清末设置的提法使司和各级审判厅及检察厅。昆明地方检察厅撤销。
1912年（中华民国一年）8月，云南军都督府下令恢复高级、地方、初级三级审判厅和检察厅，改昆明地方检察厅为“云南府地方检察厅”。
1916年2月，云南护国军政府下令撤销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同年10月16日，中华民国政府，下令恢复云南高等审判厅，检察厅和昆明地方审判厅、检察厅。昆明地方检察厅办公地点在庆云街。
1927年，昆明地方检察厅设检察长1人，首席检察官1人，正副检察官3人，实习检察官2人，书记官长1人，书记官9人，雇员5人，警长1人，法警20人，探员1人，检验吏2人，共46人。 1927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下令实行“审检合署”制。12月1日，根据云南省政府令改昆明地方检察厅为昆明地方法院检察处，设首席检察官1人，正副检察官4人，侯补检察官5人，书记官长1人，书记官24人，见习官9人，承发吏1人，共45人。
1939年以后，人员渐减，到1949年12月，检察处仅有人员19人，办公地点在庆云街昆明地方法院内。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和平解放后被接管。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前身是昆明市人民检察署，1953年5月4日正式成立，启用“昆明市人民检察署”方形铜质印信及木质条戳各一枚。办公地点设在太和街（现北京路）592号。干部7人（其中有办公室主任1人，秘书1人，助理检察员5人），内部未设机构，对外设人民群众接待室。
1954年12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54）检办字第0642号通知，昆明市人民检察署改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内部未设科室，实有干部10人。
1955年3月7日，中共昆明市委批准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机构设四科一室：即一科（一般监督科）、二科（侦查科）、三科（侦查监督科）、四科（审判、监所监督科）、办公室。办公地点由太和街592号迁至97、98号。4月，成立昆明市工矿区人民检察院，由市人民检察院调配干部3人，办公地点在市人民检察院内，负责中央、省市属厂矿企业的刑事检察工作。1956年11月，工矿区人民检察院被撤销。
1958年，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机构由四科一室改为两科一室。撤销了一科（一般监督科），二、三、四科合并为两个科，即一科（侦查和人民接待科），二科（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劳改监督科）和办公室。
1959年，昆明市编制委员会批复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机构只设一室一科（办公室和业务科），但实际仍保留两科一室。1月，昆明市成立明良矿区，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调派干部前往明良矿区组建明良矿区人民检察院，4月成立。9月，明良矿区行政建制撤销，明良矿区人民检察院也随之撤销，干部调回市人民检察院。
1962年，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机构为两科一室，一科负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对县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的指导；二科负责劳改队，拘留所检察，社会改造检察、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和处理严重违法乱纪情况；办公室负责秘书材料，文件档案和总务行政。
1964年5月，昆明市编制委员会通知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机构设置为三科一室，即一科（负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二科（负责劳改监所的检察工作），三科（负责办理内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包括贪污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办公室。
1965年，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管辖四区四县八个人民检察院。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的军代表，先后进驻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10月，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军代表宣布除留少数人协助工作外，其余人员到云南省冶金工业学校参加“斗、批、改”运动，同时摘掉了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的牌子。年底检察干部又从云南省冶金工业学校到小哨“五·七”干校劳动。至此，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被撤销。
1978年10月，中共昆明市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中央（78）第21号文件规定，通知恢复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编制暂定30人，办公机构设三科一室。即：一科（批捕、起诉科）、二科（法纪、经济、控告申诉科）、三科（劳改监所检察科）、办公室，并抽调人员开始筹建工作，年底调进干部11人。
1979年2月5日，重建的市人民检察院挂牌办公，地点在北京路97、98号。办公机构为三科一室。11月经市委组织部同意设立六科一室。即一科（批捕科）、二科（起诉科）、三科（法纪信访科）、四科（经济检察科）、五科（劳改监所科）、六科（人事科）和办公室；任命科长（主任）、副科长（副主任）14人。实有检察人员52人。
1983年10月，根据中共昆明市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通知，市检察院办公机构由科改处，设七处一室。即刑事检察一处（批捕）、刑事检察二处（起诉）、法纪检察处、经济检察处、监所检察处、控告申诉处、人事处、办公室。年终市人民检察院管辖四区八县12个人民检察院，实有人员399人，其中市人民检察院为87人。
1984年3月，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通知市人民检察院增设刑事技术室和调查研究室，至此办公机构为七处三室。11月，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要求，市检察院派员进驻云南省第一、第二监狱，建立了两个驻监检察组。
1987年4月，经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税务检察室，办公地点设在昆明市税务局内，负责检察全市范围内的偷税抗税案件。
1988年4月，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经济案件侦查大队。7月成立了经济犯罪举报中心。
1990年5月8日，市编委第28号文件批复：撤销侦察大队、经济处，在原侦察大队、经济检察处基础上组建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办公地点在原国防路13号附1号。
1994年8月，昆明市检察院迁至昆明市大树营大营办公。
2001年2月12日，昆明市检察院迁至北京路1008号新的检察业务办公大楼，总面积21006平方米，办公条件得到较大的改观。到目前为止，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共有内设机构19个。

『肆』 香港终审法院的沿革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香港的司法终审权属于英国枢密院司法委版员会。之后，为体权现一国两制，根据《香港基本法》，于1997年7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终审法院。
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仍然实行普通法制度。法院判案时引用其他普通法地区（如英格兰、澳洲）的案例，亦可聘用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司法人员。

『伍』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1991年研究所成立复不久即创办了《人制民法院案例选》，并以此为载体独立开展应用法学的研究，同时，还对一些重大的长期性课题开展了专项研究。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机构改革后，研究所和国家法官学院合署办公。2004年7月，为切实发挥研究所在应用法学研究和司法改革工作中的作用，院党组决定重组研究所。研究所作为独立的科研机构不再与国家法官学院合署办公，并且研究所还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司改办）的日常工作。2006年底以后，研究所不再承担司改办的工作。

『陆』 人民法院出版社的历史沿革

人民法院出版社于1986年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直属的出版机构，人民法院出版社 秉承“立足审判，服务法治”的办社宗旨，坚持“突出司法实务，推出理论精品，拓展法治普及，做强特色教育，创立独家品牌。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数量逐年增长，从最初的年出版图书40～50种，逐渐发展到如今的年出新书300余种。
2011年，在完成转制后，人民法院出版社形成了以图书出版、期刊、电子音像出版为三大支柱的发展架构，旗下拥有《中国审判》杂志社、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和东方法律文化传媒公司，构成了“三‘社’一公司”的四位一体经营格局。
“法信”平台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立项开发，由人民法院出版社承建，历时三年研发而成，2016年3月3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上线。该法律数字平台为法律人提供一站式专业知识解决方案、类案剖析同案智推服务，并向社会大众提供法律规范和裁判规则参考。
“法信”全称为“法信——中国法律应用数字网络服务平台”，囊括“案例要旨、法律观点、法律图书、法律文件、司法裁判、法律期刊”六大资源库，最大程度上汇聚法官审判办案时所需的法律文献。尤其是借由“同案智能推送”技术，法官可以快速参考同类案件的在先判决，为办案提供“一站式”参考。
“该平台可以满足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对法律、案例、专业知识的精准化需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当日上线活动中指出。他表示，平台的上线有助于法官统一裁判尺度，促进类案同判和量刑规范化，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

『柒』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历经司鉴几代人的艰辛付出，研究所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建国之初，在人员奇缺和设备简陋的艰难境地下，司鉴前辈艰苦创业，奋发有为，出色完成了全国重大疑难案件鉴定和司法鉴定人才培养的重任。1960 年，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所无奈被撤消，大部分装备和人员被分流至中国刑警学院和公安系统。1979 年筹备恢复建所，凭借后继者新一轮的艰苦创业与基础建设，而今已稳步发展成为了一个具有一流装备水平和先进管理模式的研究所。 1932年 在上海真如杨家桥成立法医研究所 1949年 由上海市人民法院接管法医研究所 1951年 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名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法医研究所 1953年 由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分管，名为“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法医研究所 1955年 由司法部主管，名为“司法部法医研究所” 1955年 增名为“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 1958年 由公安部主管，上海市公安局代管，名为“公安部三局刑事技术研究所” 1960年 因故撤销 1979年 筹备复建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1983年 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复建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1984年 经司法部、国家科技部批准，上海出版署备案，创办《法医学杂志》 2000年 经司法部批准，成立“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 2001年 经司法部、国家科技部同意，国家出版总署批准，创办《中国司法鉴定》杂志 2001年 经司法部批准，成立“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 2001年 成为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基地 2002年 法医物证与法医毒化专业获上海市计量认证合格证书 2003年 经司法部批准，成为“全国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基地” 2004年 获国家检查机构认可和实验室认可证书 2004年 成为苏州大学研究生教学基地 2005年 经上海市司法局审核登记，成立“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 2005年 成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学基地 2006年 获国家能力验证计划提供者认可证书，取得组织能力验证活动的资质 2007年 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立项 2009年 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迎世博优质服务示范窗口 2009年 上海市第一批创建市级服务标准化示范试点 2009年 增设司法会计专业研究室 2009年 获得司法鉴定国家级实验室/检查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国家实验室认可、检查机构认可、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证书。 2010年遴选为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 2010年成为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教学基地 2010年成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研究生教学基地 2011年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投入运行

『捌』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沿革

1956年4月1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示，经批准，撤销福州市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院长、副院长各1人，1957年又增副院长1人，院址仍旧。市中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办公室、人事科。
1957年1月，成立以院长王志洁等7人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同年7月，人事科并入办公室。另设立司法行政科。
1958年3月，任命院长1人、副院长2人。
同年6月，司法行政科并入办公室。遵照上级指示，1959年6月将原省司法厅管辖的福州市法律顾问处划归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年9月，将原属省司法厅管辖的福州市公证处并入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对外仍保持福州市公证处名称。
1960年1月，任命代院长、副院长各1人。2月，复设司法行政科。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初期编制58人，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实有30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造反派”组织冲击。
1967年1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权被院内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非法夺去。
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派出军管小组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取代法院的全面工作。
同年11月，福州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政治处人民保卫组)成立，下设办案组(后改为审批组)，接替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民事诉讼工作划归市革委会政治处民事组负责。
1970年2月，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职30名干警参加市公检法学习班学习后，下放24人，调外单位2人，退休1人，留在市公检法军管会的仅书记员1人、通讯员1人、炊事员1人。
1972年10月15日，复设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员编制29人。
1973年11月，任命院长、副院长各1人。至1976年底，全院在编人员32人。初期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院址初设在鼓楼区津门路21号，1974年5月迁往市革委会招待所，1976年2月又迁至鼓屏路13号。1977年7月，增配副院长1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机构逐步健全，人员不断增加。
1980年6月，成立由院长阮秀中等7人组成的审判委员会。
1981年8月，增配副院长1人。
1983年4月，任命院长1人、副院长2人，1985年10月，任命代院长1人、副院长2人。
1988年6月，任命院长1人、副院长2人，1991年10月，增配副院长1人。
至1994年底，院内设9庭2处3室1队1部。全院共有干警229人，其中院长1人、副院长3人、审判员93人、助理审判员75人、法警10人、其他行政人员47人。

『玖』 台湾高等法院的历史沿革

台湾高等法院 的前身应追溯至日治时期，1895年日本取得台湾，其后不久开始着手将西方司法制度引入，台湾总督府于同年10月7日，以军事命令发布“台湾总督府法院职制”，设台湾总督府法院一座于台北，并于台湾各地置支部共11个，然由于依该职制审判仅一审且为终审， 因此台湾总督府法院仅是台北地区的最高审判机关，并无高等法院之设。
1896年总督桂太郎废止军政，改行民政，发布律令第一号“台湾总督府法院条例”，改采三级三审制，于该年7月15日成立高等法院、覆审法院及地方法院，其中的高等法院全称为台湾总督府高等法院，可视为本院之滥觞。本院首任院长为高野孟矩，当时又因无适当处所设置院舍，故暂借大稻埕之一民屋办公。
1898年7月19日总督府改正“台湾总督府法院条例”后，废止高等法院，改采二级二审制，仅余覆审法院及地方法院二种，因此，组织法上暂无以高等法院为名的法院。日本本土前此虽亦曾有名为“临时法院”及“高等法院”的审判机关，但当时系以“裁判所”称法院，上开命令使用“法院”而不以日本本土惯用之“裁判所”以称呼审判机关，乃是因为当时台湾实行军政，统治者又不愿迳以“军事法庭”为名，因此另外援引“法院”一词代之，并沿用至日治终了以迄现今，因此台湾审判机关意外地早就以“法院”为名，与同样继承欧陆及日本而其后由国府带入的中国审判系统正好相同。
1919年8月，在明石元二郎总督任内，台湾司法制度再度改革，台湾总督府法院于斯时仿效朝鲜之三审制，采取二级三审制，将覆审法院废止，重新设立高等法院，又将高等法院分为覆审部及上告部，上告部成为当时台湾的终审法院。
1927年台湾的地方法院又分置单独部及合议部，惟本院组织仍未变。当时的台湾总督府高等法院位于文武町三丁目，原系征收民宅修建木造院落5栋，同时供台湾总督府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办公，至1929年始动工改建，1934年4月，建筑落成，是一栋三层钢筋水泥大厦，高度仅次于总督府建筑，同年迁入办公，该建筑即今司法大厦。
1943年，因二次大战战局吃紧，日本政府为求减轻法院负担，将本土裁判所之战时体制适用于台湾，对地方法院单独部判决不服者得直接上诉于本院覆审部，再度成为二级二审制，该制行使至日治结束。计日治末期，台湾总督府高等法院共辖有8座地方法院及地方法院支部，分别是台北及其宜兰支部、花莲港支部、新竹、台中、台南及其嘉义支部与高雄地方法院。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国府接收台湾，司法行政部派杨鹏为首任台湾高等法院院长来台接收各级法院，同年11月1日接收台湾总督府高等法院完毕之后，正式将其全称改为今名台湾高等法院 。
该院位在台北市，而台湾各地方法院第一审民、刑事上诉及抗告案件，均须由本院审理，因此台湾南部诉讼当事人咸感不便，故该院奉司法行政部核准后，于1947年6月1日设立台湾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次年（1948年）1月1日，再改为今名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此为本院第一座分院，当时管辖台湾西部云林县以南及澎湖县的案件。
1962年11月1日再成立第二座分院－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当时管辖台湾西部台中县以南、嘉义县以北的案件。
1965年5月1日，设立台湾高等法院花莲临时庭辖花莲县及台东县，1972年7月15日，本院更以花莲临时庭成立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辖区与临时庭时期同。
1968年3月11日法庭大厦完工，同年7月1日启用，迁移法院法庭及检察官侦查庭（当时院检不分）至此。
1990年2月1日再成立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管辖高雄、屏东及澎湖地区地方法院之第二审上诉、抗告案件及该地区属于高等法院管辖之第一审案件，同年5月1日，开始受理案件。
1998年7月30日司法大厦被“内政部”指定公告为国定古迹。
2000年间因本院人员、审判业务俱增，“司法院”与“法务部”又增建第二办公大厦，并于2004年3月落成启用，其中的一半提供高等法院民事庭使用，原法庭大厦仅余刑事庭，改称刑事庭大厦。司法第二办公大厦原编列总工程款十一亿五千多万元新台币，由高院编列三分之二、法务部负担三分之一。

『拾』 我国公司法的沿革历程

我国《公司法》颁布于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10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市场发展创新迅猛等多方原因，《公司法》虽然有230条之多，但条文存在着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诸多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3月份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案统计显示：建议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的呼声高涨，约有10件。若按每件议案至少有30位代表联名的最低要求，提出议案的代表应在400人以上。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的一份议案就有近百位代表联名。

今年两会期间，北京用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等三十多名人大代表共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修改公司法的议案，这样的议案已提了很多次了，因为一些关键的问题争议未果，公司法一直没有修改。

是什么促使这些代表，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们如此强烈地要求修改公司法？

王文京等代表在议案中指出：我国现行《公司法》的颁布及其后的小量修改对完善我国公司制企业的治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变化，现行《公司法》中的一些规定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公司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制约了发展。如：其中的实收资本金制度制约了公司期权制度的建立；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限制了公司的投资和控股公司的发展；公司股票回购的规定限定的范围太窄，影响了公司的股权管理等。对此，企业界、法律界和理论界都有较多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对公司法的修改已经列入了九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调研计划，但未完成修改。建议在十届全国人大把对公司法的修改尽早列入立法计划，尽快完成修改。这份议案提出的立法建议是修改现行的实收资本金制度，促进公司期权等制度的建立；放宽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公司投资，并促进控股公司的发展；扩大公司回购股票的范围，以利企业对股权的战略性管理。该议案共有30多位代表签名。主要是企业界、教育界和党政部门的代表。

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房德权律师给记者介绍了两个案例。甲公司与乙公司有贸易往来，甲公司欠乙公司货款20万元人民币，事隔一年之后，甲公司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结果乙公司己于半年前被吊销营业执照，法院不予受理。法院驳回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股东利用公司专门从事违法行为，或者设立公司是为了不法目的，于此情形，仍一味维护公司的独立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这与法律创制公司的宗旨背道而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护。

吊销营业执照已成为公司的股东合法逃避债务的有效方式，由于法律未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法律也没有授予法院对公司吊销执照的实质审查权，致使实践中发生的以吊销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纠纷很难处理，也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特别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的股东在一定时期内不得重新设立公司进行经营的规定，致使被吊销执照的股东异地办照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但使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社会经济利益。

另外一个案例也说明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引起无法解决的矛盾。李某为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2001年元月因一起交通事故不治身亡。其与前妻离婚后只有一子李某某在外省读大学。李某某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继承其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财产，因李某某在外地求学，不愿参与公司经营，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将李某的股份转让给其它的股东，转让现金归自己所有。

李某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能否被其子继承并取得股东身份？关于股份继承的性质的界定，我国现行《公司法》未做规定。而我国《公司法》规定禁止股东在公司登记后抽回出资，这样如果其他股东不愿意购买死亡股东的股份，继承人既不能取得股东身份，又不能得到其应继承的财产，在法律上不能很好的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这两个案例只是公司法诉讼遇到难题的冰山一角。

上海浩华律师事务所合秋人杨宝春律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公司法》颁布施行已近10年，期间已曾作修订，但是它毕竟是建立市场经济初期颁布的，与现实经济生活已经有很多脱节的地方。最高院对于重要法律都有全面的司法解释，而对于《公司法》这样一部重要法律，却至今没有全面的司法解释。

杨宝春向本报记者介绍，我国实行实收资本制，并对出资方式作严格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然而，公司法对出资限制太多，特别是对无形资产出资限制较多。而一些公司名为公司，实为合伙，或者公司资产与家庭财产界限不清，如果其出资人也承担有限责任则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只有普通股，没有优先股，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我国对公司回购或持有本公司股票做出了严格限制，对企业建立激励机制以及吸收风险投资不利。而对小股东权益保护不够和小股东滥用诉权，也成了一对矛盾。

新公司法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使我国公司法的制度得到完善，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将有效提升我国公司的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一，新公司法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制度，鼓励、推动公司设立、公司发展。主要在6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降低了公司的注册数额、扩大了出资财产的范围、只规定货币出资比例最高可为公司注册资本的70％、放开了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保留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定方式、确定了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法人股东的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第二，新公司法对贯穿公司理念，改善公司结构，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做了修改完善，并且明确规定公司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股东在公司运营中扮演重大角色，以及在解散、清算后收回公司财产权。二是由公司章程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由董事长或者经理担任。三是公司章程约定的效率优先，例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约定按照股东分取权利，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约定决定合法继承人是否继受股东的资格。四是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每个股东都可以拥有权利。五是新公司法强化了对董事长权利的制约，细化了股东会的权力。六是规定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七是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义务。董事、监事、管理人员违反法律，或者行政章程规定的形式应承担赔偿责任。八是，公司董事执行公司决策的行为如果是违反法律或者章程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效保护股东利益。
第三，新公司法进一步健全了公司股东和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保护投资，维护公平的社会经济秩序。新公司法借鉴国外的通行法律规定，赋予中小股东查阅公司账簿的权利。二是公司连续五年盈利而不分配红利，股东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以及不解散公司的决定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三是公司经营管理如果发生困难，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它途径不能解决，出现公司僵局难以进行经营的，有10％的股东就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