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院组织法

Ⅰ 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与德国西南重组案这两国相同事物的不同处理方法，同是联邦制国家，他们又有什么差异

2．德国领土合并案——宪法“超级规范条款”问题
: |: p- X# u' b' ^案例宪法“超级规范条款”问题7 M8 \) P2 @9 a; w
案情
2 z3 y( a* |& g( |6 o+ _7 Y. z8 ~1945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其领土被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占领。1949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占领的德国领土上成立了联邦德国，并制定了《基本法》，作为在德国完全统一以前过渡时期的宪法。《基本法》为联邦德国确立的国家结构形式是联邦制，共有10个州和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柏林区组成。由于当时德国在同盟国占领之下，所以州界的划分主要体现了军事与行政便利，而较少地考虑德国各州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在西南地区，两个重要而具有长达150年历史的巴登州和符滕堡两州被分割为巴登、符滕堡—巴登和符滕堡—霍亨索伦三个州。同时，《基本法》还对各州边界的变动权力及程序作了规定。第二十九条授权联邦政府在地区多数选民的支持下，通过制定法律来改变州界。任何地区都可以通过多数选民的反对而否决联邦政府对州界的变动；但如果其中一个特定地区以2/3的多数投票赞成联邦政府的决定，那么除非整个受到影响的地区以2/3多数推翻该特定地区的赞成，任何其他地区反对都即告无效。但针对西南地区，基本法的临时条款特地改变了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允许被分解的三个州通过互相协商而进行合并，如果三个州之间不能达到协议，那么联邦政府就有权通过立法对它们进行重组。1 o; N5 ?3 G% I& x' M( V
由于这三个州的形成是二战以后占领军意志的产物，违背了当地人民的意愿，当地居民一直希望对此进行合并重组。但三州之间的合并谈判一直未能达到协议。在此情况下，联邦政府两次制定重组法案，对三个州进行合并。第一重组法案的内容是为了避免州议会的重复选举，把现有州议会的任期延长到重组完成、新州成立以后。第二重组法案则是根据《基本法》第118章的规定，具体确定了三州合并的详细步骤。对联邦政府的这两个重组法案，巴登州政府认为其违反了联邦《基本法》所确立的民主和联邦主义原则，遂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其审查重组法案的合宪性。这就是德国的“西南重组案”的基本情况。3 a: G7 \6 G9 D6 N! f; o% \3 o$ C
问题2 ^' ~+ e2 n5 E7 ~
1、德国宪法法院的性质及运行机制为何?
Z! ?5 E0 U. }* R# u" F# p+ p2 L2、西南重组案在德国宪政史上的地位为何?
# w n1 ^' I: _" R参考结论, m' b# g/ q7 q' C% F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经过审查后，裁定联邦政府的第一重组法案因违反联邦宪法的民主原则和州的主权而违宪，应属无效；第二重组法案符合联邦基本法的联邦主义原则和《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具体规定，判定其合宪。
5 P' u% D+ \' @( I- _, G& O关于第一重组法案，联邦宪法法院指出：一项宪法条款不能被考虑为独立的段落，或受到孤立解释。宪法具有内在统一性，任何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宪法反映了某种控制个别条款的首要原则。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并不能因为宪法某些条款是宪法的一部分就一定有效。某些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本，并表达了超越宪法的法律原理，以至它们也约束宪法的缔造者，其他次级宪法条款，可能因抵触这些原则而无效。对宪法条款的解释必须符合这项规则。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民主是政府体制的基础。州的宪政秩序必须符合法治下的民主国体。民主不仅要求议会控制政府，而且要求不得以任何去消除或破坏选民的选举权。所以要求延长州议会任期就必须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或人民的同意。如果未经州选民的同意即延长了州议会的任期，则公民的选举权就受到了联邦的侵犯。
: [+ P; `. R7 j+ B, b+ V. C另一方面，联邦主义也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联邦成员，各州具有主权。虽然主权的内容范围是有限的，但其并不是来自联邦，而是受到联邦之承认。各州的专有权力范围包括确定各州的宪法机构、职能和权力之规则。这项权力还包括调节选民表决的时机与场合，以及州议会延期的时间和条件。为了实现州的重组，联邦政府有权缩减州的议会任期，但只要这些州仍然存在，联邦就不能扰乱它们的宪政秩序。联邦政府主张自己既然可通过重组而缩短州议会任期，则也就可以在过渡时期延长其任期，这样的论点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州议会的取消是取消这些州的必然结果，这并未构成缩短其任期；但延长任期却会对现存州议会发生作用。这种延长需要通过州的特殊立法，但联邦政府无权通过这类立法。各州也不能放弃这些权力。联邦不能经由州的同意去获得《基本法》未予授权的权力。《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仅授权联邦立法调控三州的重组，这是联邦权力的极限。要使联邦立法去延长州议会的任期，就必须要证明这一事项属于“一州立法不能有效调节的事务”。但此事项显非《基本法》该条所指之事项。所以，联邦立法侵犯了州的主权。2 B* b5 g; ]2 ?8 V
关于第二重组法案，联邦宪法法院指出：每当联邦法律成为争论主题时，即使参与者并未提出，联邦宪法法院也必须从所有的法律角度，去审查整个法律和其每项个别条款的有效性。巴登州宣称，如果成员州的人民反对合并，那么该州就不得被取消。但实际上，联邦宪法只保障联邦被分解为州，对现存各州及其州界，《基本法》并未提供任何保障。相反，《基本法》允许单个州的边界改变及联邦领土之重组，这类重组可能导致取消一个或现存的几个州。所以联邦政府的立法并不违宪，巴登州的诉求无效。* f8 k, f, y" S% g" X5 S; n& t9 \" Z
巴登州政府还主张，《基本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八条规定了民主原则。民主意味着人民自决。但联邦政府的第二重组法案剥夺了巴登人民的这项权利，因为这项法案迫使他们放弃其意志，去成为西南州的一部分。但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虽然人民在原则上自己决定其基本秩序是民主原则的必然含义，作为联邦成员，巴登州属于该州人民，人民有自决的权利。但同时，巴登州是联邦的一部分，并不是自主的或独立的，而是联邦秩序的一部分，其主权受到联邦秩序的限制。所以在此，民主和联邦主义是相互冲突的，只有两者同时受某些限制才能达成调和。对于联邦各州的重组案件，为了一项更为广泛的整体利益，一州人民的自决权应受到限制。9 C6 \6 J0 `6 ^& ^
1951年，西南三州公民举行了全民公决，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合并议案。三州遂合并成功，组成新的巴登—符滕堡州。' d5 f; o7 R/ C& i* P7 D
法律、法理精析
5 X3 z$ c4 v& V7 W, o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性质及其功能。% U% U% {1 m+ f2 z# `1 M4 j! w$ z! J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承认议会至上的法定主义（Legal Posivism），即支持立法机构是法律的唯一源泉。法院的作用不是制定法律，而是机械地运用法律。二战以后，德国形成了具有分散化和专门化特点的法院系统，不存在统一的司法管辖权以处理全部领域的法律问题，而是存在五整套平行而独立的的法院系统，即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普通法院系统、审理劳动争议的劳动法院系统、审理财税案件的财政法院系统、审理行政案件的行政法院系统。由于这样的分散而专门的法院系统，就给宪法的司法适用带来不便。所以，有必要专门成立宪法法院来处理宪法争议。联邦的每个州都有一个自己的宪法法院，以处理涉及本州事务的宪法争议，联邦宪法法院是其上诉法院。联邦宪法法院由两个庭组成，第一庭专门审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审查，听取涉及个人权利的的宪法诉愿和其他法院提交的具体宪法争议；第二庭则专门从事宪法审查，以决定宪法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以及抽象宪法审查。7 k+ S5 o8 ?' B7 n, W6 P
宪法法院的审理主要以书面审理为主。法院裁决分为允许口头辩论的判决和基于书面辩论的命令。但绝大部分案件，即公民的宪法诉愿案件只进行书面程序审查。法院讨论秘密进行，通常根据法官个人的专长，每个案件被分配给一位主要负责法官，由其对案件提出报告意见，供所在庭的全体法官讨论。法庭在发表意见时，可以允许反对意见之存在，但由于大陆法系的传统，大部分案件的判决仍是全体一致的意见。
' Q) R7 X/ x( V; ]3 j5 i德国宪法法院的地位是完全独立的。法官有优厚的待遇，社会地位崇高。在法院的人事和财政上，由于在1953年联邦宪法法院刚建立时隶属于联邦司法部，其财政预算与司法部一起编制，司法部长有一定的决定权。但1960年后宪法法院取得了完全独立，自行处理内部的人事和财政事务。而1968年的宪法修正案更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地位和宪法职能的履行，均不得受到削弱。对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必须是基于维持法院运行能力的目的，且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同意。
1 T2 x7 _6 t9 o3 g, e& X联邦宪法法院行使的权力是宪法审判权，审理的案件是宪法争议案件。在性质上，联邦宪法法院既是一个宪法机关，又是一个司法机关。[3]作为宪法机关，是指联邦宪法法院是按照宪法规定设立的，其权力是宪法直接赋予的。它与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总统和联邦政府一样，都是各自独立的联邦最高机关，与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正如《联邦宪法法院法》第一条规定的：“联邦宪法法院是一个与其他宪法机关一样的享有自主独立地位的联邦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联邦宪法法院具有最高的司法地位，位居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财政法院、劳工法院和社会法院之上。《联邦宪法法院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对于联邦和各州的宪法机构、议会和所有的法院及一切公共权力机关均具有约束力。”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刊登在《联邦法律公报》上，成为立法的补充部分。
" I6 I: L @, E( Q- Q/ f* E二、宪法中的“超级规范条款”问题
& Q( p: H, B6 l' C4 j( O7 K在本案的裁决中，联邦宪法法院表示同意巴登州法院的论点：“并不因为它们是宪法的一部分，宪法条款就一定有效。某些宪法原则是如此根本，并表达了超越宪法的法律原理，以至它们也约束宪法的缔造者；其他次级宪法条款，可能因抵触这些原则而无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宪法条款的效力有高低之分吗?宪法中存在“超级规范条款”吗?4 X4 @% W; e( t6 F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承认了这一点。《基本法》被认为是包含了权利和责任的实体价值，从而形成一整套“客观的价值秩序”（Objective Order of Values）。在《基本法》的价值体系等级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第一条所确定的人格权利和第二十条所确定的国体。第一条规定：（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2）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之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石。（3）下列基本权利应作为可直接实施之法律，而约束立法、执法与司法机构。第二十条规定：（1）联邦德国是民主和社会联邦国体。（2）所有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它应通过人民投票选举，以及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具体机构而行以实施。（3）立法机构应服从宪政秩序；执法和司法机构应受到法律与正义之约束。这些规范构成了《基本法》中的“超级规范条款”，其效力不仅高于一般的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且高于宪法的其他条款。在适用与解释《基本法》的其他条款时，这些条款是参照标准。& s9 K: d A1 O
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基本法》的修改将影响联邦分解为各州，或各州参与立法之原则，或影响第一条与第二十条所建立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类修改是不容许的。
' F+ Z* h0 G/ A: H: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这是基本的宪法原理。但是在宪法规范里，能否将宪法规范本身区分为效力层次不同的规范?0 m/ _- ~4 @1 g' @( Q4 l5 ^
二战以后，为了保证宪法的稳定性，维持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宪政秩序的应有的连续性，以免宪政秩序的频繁变动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防止现代宪法所普遍确立的民主机构为少数如法西斯那样的社会破坏势力所利用，很多国家宪法在规定宪法修改的程序时规定某些条文不可修改，如法国，或是规定某些条款的修改程序比其他条款的修改程序更为严格，如俄罗斯宪法。有学者统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不可修改条款。从立法原意看，这些条款不能修改或不能轻易修改。这种规定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相关的理论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2 Y1 c$ E* d$ G2 O
第一，关于超级规范条款的认定问题：宪法规范超级条款应由宪法明文规定，还是由宪法监督机构认定?第二，它与某些国家宪法规定的某些不可修改条款有无区别?在德国“西南重组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即是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九条有关《基本法》第一和第二十条不可修改的规定来认定的。但是，这种认定是否有足够的根据?第三，宪法中条款效力的不同是否影响宪法的根本法与最高法性质?第四，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意见，超级规范条款的价值在整个宪法规范体系中居最高地位，其他宪法规范均不得与之相抵触。所以，并不因为某一条款在宪法中就当然有效。这就产生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宪法法院作为宪法的监督者与守护人，它产生于宪法，以监督宪法的完全实施为已任。但在适用宪法过程中，实际上审查了宪法内部的和谐一致。这种维护与审查的双重角色是矛盾的。8 h H. m4 N4 i, v7 P
三．西南重组案的意义 {7 r& z `$ y, G+ g/ a( Q
“西南重组案”有时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基本法》明确授予宪法法院以违宪审查权。1959年的《联邦宪法法院组织法》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决定约束着联邦和州的宪法机构，以及所有法院与公共权力。”德国的立宪者在设计宪法法院这个机构时，就是希望宪法法院运用违宪审查担负起维护《基本法》确认的宪政秩序和人的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但是，本案仍创设了一些开创性的宪法司法原则，肯定了《基本法》中存在“超级规范条款”，这些不仅控制一般的联邦和各州法律，而且控制宪法条款本身的解释与修正。另外，宪法法院并不仅限于决定当事人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而是有权审理所涉及的全部宪法问题。& L2 _+ A" _. O7 S, S& Z% n

Ⅱ 在德国法院强制执行措施需要多少费用

德国设计民事执行程序的法律主要包括《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民事内诉讼施行法》、容《支付不能程序法》等。其中《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编包括通则、对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包括对动产、不动产强制执行、分配程序、对公法上法人的强制执行）、关于物之交付与作为、不作为的强制执行、代宣誓的保证与拘留、假扣押与假处分等等构成德国民事强制执行法的主体。
至于因为执行发生多少费用需要看不同情况
但是如果你问的是需要缴纳多少费用
这个基本是免费的

Ⅲ 德国关于冲突法的规定！

（二）德国冲突法的变化
在德国，人权问题影响冲突法是通过违宪审查机制来实现的。在人权保护方面，为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邦德国宪法第1章就规定了基本人权问题：“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之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石。”两德统一以后，原西德宪法适用于德国东部地区，但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关于男女平等方面的规定。在宪法第3条第2款“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之后，加上了“国家促进真正落实男女平等，并致力于消除现存的一些不平等”的规定；在其第3款“任何人不应因其性别、家世、种族、语言、籍贯、出身、信仰、宗教见解和政治见解而受到歧视或享受特权”之后，补充规定“任何人不应因其残疾而遭歧视”。由此，德国宪法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和保护可见一斑。
德国宪法法院作为德国宪法的解释者，长期以来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制衡和保护基本人权不遗余力地发挥着政治和法律的双重作用。在欧共体建立以后，由于最初的三个共同体条约没有明确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德国宪法法院保留了对涉及基本人权问题的司法管辖权。在1974年的Salancel案中，法院认为，如果欧共体缺少一种保护由宪法赋予德国人的基本权利的组织机构与程序，法院就必须保证欧共体法与德国宪法性要求相一致，因为宪法中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德国宪法法院认为欧共体缺乏对基本权利保护，特别是缺少一个具有充分立法权的、能对欧洲人民负责的民主选举的议会。只要统一化进程中缺少与宪法要求相一致的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就保留审查欧共体法与德国宪法是否一致的司法权。这种情况直到欧洲法院开始关注人权保护以后才有所改变。
早在1971年，德国宪法法院就曾指出，在冲突法中应该考虑基本权利问题。德国还专门修改了其冲突法（意大利也是一样），删除了在家庭事务中适用对丈夫有利的法律规定，因为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关于夫妻双方平等的原则。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第6条将德国宪法法院的观点明确地形成法律：“如果适用某一外国法律……与基本法发生冲突时，则不适用该外国的法律而适用德国的法律。”它是德国宪法对冲突法进行限制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在著名的“西班牙人案”中，一位西班牙人准备娶一位德国妇女为妻，该妇女已与本国前夫有效地离婚。根据当时的《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3条，男女结婚能力适用各自本国法，而根据当时的西班牙法律，西班牙人不能与离婚的人结婚，德国受理法院最初以此为由驳回他们的结婚请求，后来他们在德国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宪法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决，认为：宪法第6条保护家庭的规定意味着人们有权缔结婚姻，无论对于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同时，德国已加入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缔结婚姻，不受种族、宗教和国籍的限制。如果冲突规则的适用结果违反了宪法性的规定，理应放弃冲突规则，而直接适用宪法的相关规定。在随后的许多案例中，德国宪法法院以违反宪法为由，废除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方面的冲突规则，这些冲突规则大多以丈夫一方的国籍为连结点来指引法律适用。例如，德国最高法院在1983年废除了《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5条，该条文规定：“夫妇财产制，在结婚时夫为德国人，则依德国法。”理由是它们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规定。该法第17条“离婚依起诉时夫之本国法”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废除。
总的说来，在欧洲，虽然没有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法律适用理论，但欧洲各国显然接受了美国国际私法各流派对实质公正的价值追求，并将这种价值追求转化为改变或制定与个人权利关联的冲突规则。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他们没有含蓄或隐晦地使用“公正”标准，而是直接以人权观念为价值目标，以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为衡量标准，去检验和改变冲突法领域中的具体制度和规则。从制度角度来看，主要涉及国籍和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公共政策、法律规避与直接适用的法等。
1．在国籍与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欧洲各国普遍淡化了国籍作为连结点在冲突规则中的作用，赋予外国人与本国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一方面，淡化国籍因素是为了适应欧洲共同体建立以后，各国人民相互流动频繁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给予外国人（特别是共同体内部各国人民）与本国人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外国人实行彻底的平等保护，体现了欧洲各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强调人权普遍性的思想。
2．在公共政策方面，是否违反本国关于基本人权保护的政策成为公共政策保护的一项基本内容（如前文中提及的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从男女平等原则，到诉讼权利救济（欧洲宪政思想中的正当程序保护），都围绕人权问题展开。在人权保护以外的公权方面，则很少引用此制度。
3．在直接适用的法方面，欧洲各国不论是单独还是通过欧共体（现欧盟）制定了大量关于人权保护的实体私法，并且赋予这些法律以强制的直接效力。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外国法或共同体法与本国有关人权保护的国内法冲突时，不再按照法律选择的一般规则去适用外国法（或共同体法）；二是当国内法与《欧洲人权公约》或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共同体法不一致时，适用人权保护水平更高的法，将国际条约或共同体立法中的内容解释为符合本国宪法保护的人权要求。同时，对于规避人权保护方面法律（包括规避外国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的行为，不赋予法律效力。
人权保护对于冲突规则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涉及3个方面：
1．出现了结果定向的双边规则。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出发，在双边选择规则中，法院有权选择有利于某种结果出现的法律。这种规则主要适用于以下3种情况：（1）有利于婚姻、遗嘱和合同成立效力的法律；（2）有利于某种身份关系成立的法律，如非婚生子女的准正，离婚的有效解除等；（3）有利于特定方当事人的法律，如侵权行为的受害者、被扶养人等。
2．在冲突规则中体现对弱者权益的特别保护。如在跨国劳动雇佣争议、跨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争议以及跨国产品质量侵权争议等方面，除了制定有结果定向的双边规则外，要优先选择对弱者有利的法律。
3．人权保护在冲突法的国际立法方面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受人权保护思想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冲突法立法都进行了修改。这就为相关领域的国际立法提供了可能。在人权保护水平大体一致的西欧国家，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相继缔结了一些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有关的冲突法条约，如1958年《海牙扶养儿童义务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1970年《海牙承认离婚和分居公约》等。

Ⅳ 德国政治制度的行政制度

德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其原理是，公民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议会，议会又把其中的行政权交给以联邦总理为首的内阁政府。而行政权主要由联邦政府、联邦总理和联邦总统来担负。
联邦政府的存在以联邦与联邦议院的信任为条件，对联邦总理提出“不信任案”是联邦议院最重要的权力之一。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全部法律都已成文法或制定法为主，不仅有体系完备的各种法典，也有大量的单行法规，涉及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从而形成十分完备的司法体系。
德国联邦法包括1900多项法律和3000多项法规，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公法、私法和社会法。
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关系、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财政法、刑法和诉讼法。
私法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和商法两大部分。
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中间领域，它是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的法律，德国的社会法主要包括劳动法和经济法。 法院：按照《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德国设立6种法院，即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和四种专门法院（劳动法院、行政法院、社会法院、财政法院）
除宪法法院外，其他5种法院则由各个法院各自独立的进行司法审判，这样往往会出现对同一个案件因认识不一样而导致量刑不同。为防止这种情况产生，协调彼此工作，保证判决的统一性，于是由5
种法院的联邦法院共同组成一个联合审判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各个联邦法院的沟通与协调。 德国社联邦检察院、州高等检察院和州检察院，州检察院自成一体，上下级是命令与领导的关系，州高等检察院检察长统一领导州的检察工作，但联邦检察院和州检察系统没有垂直的的领导关系，各自独立。

Ⅳ 德国法院法公益代表人制度是多少条

第Ⅰ章法院第4节公益代表人第35至37条

共回3条

链接地答址

http://www.docin.com/p-611590001.html

Ⅵ 求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英文内容

Paulskirchenverfassung:

The so-called Paulskirchenverfassung (Constitution of St. Paul's Church, Frankfurt) of 1849 was the first constitution of a German Empire (German Empire usually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Empire founded by Bismarck in 1871), and as such was actually titled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It was proclaimed by the Frankfurt Parliament, ring its meeting in the Paulskirche church on 27 March 1849, and came in effect on 28 March,[1]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the Reichs-Gesetz-Blatt 1849, p. 101-147.

Thus, a united German Empire, as successor to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had been founded de jure.[citation needed] De facto, though, most Princes on German soil were not willing to give up sovereignty and resisted it, so it did not succeed on land, with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being restored a year late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first and democratic German Empire, with its small Reichsflotte navy founded a year earlier, fought the First War of Schleswig at sea with the Battle of Heligoland. The fleet's black-red-gold war ensign was one of the first instances of the official use of the Flag of Germany.

After long and controversial negotiations, the parliament had passed the complete Imperial Constitution on 27 March 1849. It was carried narrowly, by 267 against 263 votes. The version passed included the creation of a hereditary emperor (Erbkaisertum), which had been favoured mainly by the erbkaiserliche group around Gagern, with the reluctant support of the Westendhall group around Heinrich Simon. On the first reading, such a solution had been dismissed. The change of mind came about because all alternative suggestions, such as an elective monarchy, or a Directory government under an alternating chair were even less practicable and unable to find broad support, as was the radical left's demand for a republic, modell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were to be represented by a bicameral parliament, with a directly elected Volkshaus (House of commons), and a Staatenhaus (House of States) of representatives sent by the indivial confederated states. Half of each Staatenhaus delegation was to be appointed by the respective state government, the other by the state parliament.

The constitution's text opens with § 1 Sentence 1: „Das deutsche Reich besteht aus dem Gebiete des bisherigen deutschen Bundes.“ (The German Empire consists of the area of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Ⅶ 简述德国的法院组织

（一）司法系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继承罗马传统的大陆法国家，德国在理论上承认“议会主权”，并至今坚持立法机构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认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种源泉，那么大陆法——包括德国法——则认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传统理论认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订法律，而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甚至连法官是否应该“解释法律”都有争议，因为创造性的“解释”无异于制订法律。但在实际上，大陆法系的法院制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别。尤其是对于措辞笼统、含义广泛和历史悠久的典章，无论在何种法治国家，法院必须不时赋予典章的条文以时代含义，来弥补立法机构未能及时跟上社会需要之不足。(27) 当然，法院并不是形成司法决定的仅有机构。尤其在欧洲大陆，学者对司法规则的归纳、总结与形成，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所谓的法院制法，事实上是法院与法学界合作努力之结果。
与立法至上理论相联系，大陆法在理论上不承认先例规则。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条文与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决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各级法院的贯彻执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论是基层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样受立法精神所支配，并独立地按照自己对立法精神的理解来决定案件。因此，大陆法在理论上既不承认先例的严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认最高法院决定对下级法院的绝对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销下级法院决定，但下级法院无须遵照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因为其最高忠诚在于成文立法，而非上级决定。然而在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决定和先例规则极少受到违背。在这方面，就和法院制法一样，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实质差异。
和美国相比，德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分散化与专门化的显著特点。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通常无权审理仅涉及州法的案件；虽然各州法院可以审理多数涉及联邦宪法或法律的争议，但最高联邦法院是联邦宪法与法律的最终阐释者。不论在联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辖权都是集中与统一的：普通法院有权审理涉及宪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类型的所有案件。相对而言，德国的司法权力在横向和纵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横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国不存在统一的司法管辖权以处理全部领域的法律问题。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与独立的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审理民法与刑事案件，四种特别法院分别处理行政、社会、劳动、与财政争议。通过在横向实行司法管辖分工，这些法院对其本专业的法律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在纵向上，每个系统又根据等级，分成联邦、各州与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审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诉法院，联邦法院则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规定：“[1] 对于普通、行政、财政、劳动、和社会领域之管辖权，联邦应建立联邦正义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以分别作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权能的联邦部长，以及由具有权能的各州部长和同样人数的众议院选举成员所组成的法官选择委员会，应联合选择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联邦并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诉法院。
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纳粹经历之重现，《基本法》第97章第二节为法官的人事、职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独立性：“除非基于法律提供的理由与形式，并通过司法决定，受到终身任命的专职法官，不得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受到撤职、永久或暂时中止职位、给予不同职位或在职务限期终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对终身任命的法官规定退休年龄之限制。当法院结构或地区发生变化时，法官可被转移到另一个法院或调离职位，但他们必须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玛时期的教训说明，在保障司法独立性的同时，民主机构必须具有适当的法律机制，以防止法院滥用其司法权力。因此，第98章第二节规定：“如果联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违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宪政秩序原则，那么在众议院的提请下，联邦宪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数，去决定该法官被给予不同职位或退休；并在故意违反的情形下，可决定将他撤职”。
（二）宪政法院的组织结构
如果美国几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权按照宪法而实行司法审查，那么德国的专门化法制系统，则要求成立特殊的宪政法院来处理宪政问题。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传统的立法至上原则，在通常的司法系统之上，建立了独立的宪政法院系统来专门处理宪政争议。联邦的每个州都有一个宪政法院，以处理涉及本州事务的宪政审查与司法审查。联邦宪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诉法院，并和政府的立法与执法机构同样享有宪法地位。联邦宪政法院的院长职位，仅次于联邦总统、联邦总理、和联邦参众两院院长。《基本法》第94章第一节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及其组成：“联邦宪政法院应由联邦法官和其它成员组成。联邦宪政法院的一半成员应由联邦众议院选举，另一半由参议院选举。他们不得是联邦众议院、参议院、联邦内阁成员，或任何相应的各州政府机构成员”。
由于《基本法》只提供了一个结构轮廓，对组织与人事上具体细节之确定，被留待“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28) 1951年的组织法正式成立了联邦宪政法院。它详细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的双庭结构及各自的管辖范围、联席庭(29)的权力、法官资格、司法选择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换的条件。宪政法院分为两个庭，并各自具有独立的成员与管辖。如下详述，第一庭(First Senate)专门处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听取涉及个人权利的宪政申诉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体宪政争议；第二庭(Second Senate)则专门从事宪法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决定宪法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以及抽象法律审查。由于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占据全部宪政争议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过分集中，因而后来一部分司法审查案件被转移到第二庭。如果两庭之间发生管辖冲突，或一庭将偏离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时，那就由联席庭来决定两庭之间的争议。
宪政法院的法官必须至少40岁，并具有被选为联邦众议员的资格。和通常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法官并非必须全部是职业法官。事实上，在每个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联邦法院的职业法官。但近来法官资格要求宪政法官必须通过两次全国法律考试。法官的来源主要是联邦法官、高级公务官员、联邦议员和大学教授。一旦被选为宪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为大学教授之外，法官们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其它专门职务。也和通常法官不同，宪政法官并非终身制。1970年的职务任期法规定，宪政法院的法官每届任期12年，不得连任。且即使任期未满，达到68岁的法官亦必须退休。强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单届任期则有助于保障法官的独立性。(30)
1962年之后，两庭的法官数量固定为16名，每庭八名。组织法规定两庭的法官皆由联邦两院联合选择；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选择每个庭的四名法官，并且两院交替选择每个庭的庭长。在参议院，四名法官由全体参议员选出；在众议院，四名法官则由12名众议员组成的司法选择委员会(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选择。两个机构必须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复任命。通常众议院的人选多为联邦法官或议会会员，而参议院人选则多为高级公务员。(31) 由于在两院，选择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社民党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对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选。因此，宪政法官的选择必须是两党联合努力的结果。另外，自民党通过政治妥协，也能够在两庭中各获一个席位。经由政党妥协过程，两院的通常能赞同素质优越的法官人选。
宪政法院的审理程序以书面为主。法院决定分为允许口头辩论的“判决”(Judgment)和仅基于书面辩论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国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口头辩论并无时间限制，以允许双方充分表达见解；但绝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宪政申诉——都只有书面程序。法院讨论秘密进行。通常根据法官之专长，每个案件都被分给一位主要负责法官，他对该案件提出报告意见(Votum)，供所在庭的全体法官讨论。作为大陆法传统的一部分，法官必须效忠于司法机构，因而反对多数结论的意见为数极少。尽管1970年的组织法修正允许了反对意见之存在，超过90%的法院决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体法官赞同的一致意见。
《基本法》和组织法力图切实保障宪政法院的独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具有丰厚的职业收入以保障其经济独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预算上，司法部长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在1960年，宪政法院取得完全独立，以自行处理所有内部事务。1968年，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而非同寻常地承认：即使在战备状态下，联邦宪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独立地位和职能。第115g章规定：“联邦宪政法院的宪法地位和宪法职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维持法院的运行能力，且联邦宪政法院持同样意见，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不得被联合委员会通过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订这类法律的过程中，联邦宪政法院可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法院落实工作之能力。联邦宪政法院对于本章第二与第三句的任何决定，皆应要求在场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数[之同意]”。

Ⅷ 法院内部监督的比较分析

审判组织的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关系
通常，人们一般把对案件的监督称为审判监督。根据以上分析，按照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判监督的主体既有审判组织(如上级法院审判组织对二审或再审案件进行审理)，也有行政监督者(如院长发现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决定回避、监督审限、签发法律文书等)。因此，审判监督工作并非只是审判组织的工作。
审判组织的监督和行政监督存在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首先，两者的职能、性质有原则区别，互相不能替代。审判组织的监督是依照诉讼法解决裁判的正确与否问题，不针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监督、处理；而行政监督虽然能够对裁判和审判人员、审判组织进行监督，并有权对审判人员作出纪律和组织处理，但无权对案件作出裁决。在国外的司法体制中，这一点被特别强调，即强调为维护审判的内部独立，法院行政领导和部门不能干预审判，不能有法官之上的法官。审判的独立性使法院的行政监督具有不同于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的特点：一是行政监督不对案件的是非曲直直接做结论，案件结论由审判组织依审判程序解决；二是为维护审判独立，行政监督多是事后监督，不直接干预尚未作出裁判的案件，多数情况下只对生效裁判提出意见、建议；三是司法行政监督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得违反组织法、诉讼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其次，审判组织独立、公正有效的开展监督，依靠行政监督为其提供的环境、条件。这不仅在于审判组织的有效工作离不开行政监督者通过监督管理提高法官的素质并为之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在于审判组织开展的监督，许多都是通过行政监督而发现和提起的。如院长领导开展的执法检查，发现裁判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检察院(某些国家为司法部长)发现裁判错误提起抗诉(司法部门、检察院工作属司法行政工作)；监察部门发现法官在审判中违法违纪引起的对裁判的复查、重审等。因此，行政监督者监督案件是必要的，不能把行政监督与审判监督搞成两张皮，更不能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特别是由于中国司法工作奉行有错必纠原则，与国外不同之处在于生效判决允许申诉、再审，允许改判纠正，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因而，如果说国外的法院监督中审级监督居于重要位置、行政监督相对弱化的话，那么在我国行政监督则有其特殊存在的价值。
第三，行政监督依赖于审判组织的监督、以审判组织作出的结论为依据。虽然行政监督的内容包括了案件裁判情况，但行政监督只有提起或建议的权力，无裁判的决定权。因此，行政监督并不代替审判组织依审判程序对案件作出裁判。两者性质、权限、任务不同。由于审判工作的判断性特点，决定了审判奉行独立、中立原则，行政领导、行政人员不能干涉和代替审判组织的法定权力，对案件的裁判必须由审判组织依照法律作出。因此，行政监督必须以审判组织的结论为依据，进而才能达到对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目的。
行政监督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法院都存在，如美国法院有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巡回司法委员会；德国法院有院长以及其他负有监督职责的法官的监督(见 《德国法院组织法》 、 《德国法官法》 )；台湾有司法院和法院院长的监督(见《台湾法院组织法》 )等。而且这种监督并非只是被动进行，也有主动进行的。针对裁判存在的错误，由行政监督提起审判监督的做法在国外、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更常见，如法国、日本规定，刑事再审可由司法部长或检察长提起等。这种依法进行的监督并非行政干预审判。审判组织的监督与行政监督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法院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脱节和分离，只会带来不良后果。过去法院内部监督机制薄弱，原因之一就是两种监督脱节，导致法院司法腐败的滋长、蔓延。因此，强调审判独立而忽视行政监督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以及强调行政监督而忽视审判工作的程序性、独立性都是片面的，必须加以克服。
审判独立包括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两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监督属法院内部监督，当然不存在影响外部独立问题。虽然中国的司法制度没有明确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但明确了审判组织的权力，审判组织的这些权力院长、庭长不得代理或干预。同时，法院院长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司法体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司法工作原则，也决定了法院内部监督、特别是行政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落实和维护审判组织权力的基础上开展内部监督工作，既不违反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规定，也不会影响法院内部审判组织、法官行使依法作出裁判的权力。
即使是在奉行法官独立审判的国家，在不影响法官依内心确认作出裁判的独立性的前提下，法律也规定负有监督职责的法官或司法组织对被监督的法官有权力、有义务就工作效率、责任心、举止、品行等内容提出监督意见、采取纠正措施。在国外，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并不排除法院内部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夫撰文指出：美国司法独立制度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官享有宪法的保护；二是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三是司法有权对法官的不当行为采取纪律措施；四是发生利害冲突时用适当办法予以解决；五是保证司法判决的有效执行。

Ⅸ 外国法制史的司法制度

1、法院组织。在封建社会，法国已有独立的法院系统，即王室法院、领主法院和城市法院，后来设立了终审法院即巴黎高等法院及其所属是省高等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先适用控告式诉讼，后来采用纠问式诉讼。
2、民事诉讼制度。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于1807年1月1日公布实施。法典共2篇1042条。法典的特点有：第一，实行诉讼自主原则。第二，规定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应干预诉讼。第三，对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作了详细的规定。第四，在立法技术上，该法典缺乏法国民法典那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施行了长达170年久，至1976年新民事诉讼法典正式生效，这部法典的基本特征有 ：在其形成上，是在对1806年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的基础上成就的；在其结构上，是一般规定与特征规定、抽象与具体的双重结构体系；在其模式上，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主导权在诉讼当事人；在其内容和制度上，有特色的如民事裁判机构的多元化和程序多元化、诉权的制度化和具体化、事前程序与审理程序的分离、书证优先原则、审级的多元化、紧急的审理程序的设置等等。
3、刑事诉讼制度。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公布实施于1808年11月27日。法典由总则和2篇组成，共643条。这一法典的内容特点为：
（1） 法典兼采纠问式与控告式的诉讼程序。
（2） 确立了起诉、预审 和审判职能分立的原则。
（3） 关于审判管辖，是按照法定刑来划分法院的案件管辖的。
（4） 法典的许多内容和制度来源于1670年的刑事诉讼法令。
1957年法国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这也是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5卷共802条。新法典保留了旧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不少的制度，同时，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规定了许多新的原则和制度。 1．法院组织。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于1877年1月17日颁布没《法院组织法》，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审判权由独立的法院行使，审判只服从法律，法官施行终身制。设置了由区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帝国法院构成的普通法院体系，帝国法院为全国的最高司法审级。
2．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1877年2月1日颁行了《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程序和原则。《民事诉讼法》共10编，1084条。主要规定了总则、第一审程序、上诉、再审程序、证据制度、强制执行和仲裁程序等。《刑事诉讼法》共7编，474条。主要规定了总则、第一审程序、上诉、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再审、特种形式的诉讼程序、刑罚的执行和诉讼费用等。 1．法院组织。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没有系统的法院组织体系，司法与行政部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事裁判权统一由其监管，地方则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审院各级法院职制章程》，规定大审院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设上等法院、巡回法院、府县法院，废除了地方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
明治宪法颁行后，按法国的德国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并于1890年颁行了《裁判所构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构成法》参照德国法院组织体系制而成，规定全国设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院、大审院，实行四级三审制。《行政裁判法》规定了行政法院组织以及行政诉讼原则和制度，共4章47条。法律规定在东京设立行政法院，只负责审理依法律、勒令及有关行政裁判文件所规定的 行政违法案件。
2．诉讼制度。1890年日本政府参照德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刑事诉讼法典》，1890年10月公布，同年11月实施。
1885年日本政府在德国人铁肖指导下，完成民事诉讼法典草案，经法律调查委员会几度修改，于1890年月公布，次年1月实施。这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

Ⅹ 德国法院大法官的人数是双数而不是单数

你好！第一，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首席大法官只有一位。大法官若干名。第二，因法系不同，所有各国首席大法官任命程序、任期等都不尽相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