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司法院
⑴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是谁
1927年6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任王宠惠为司法部部长。1927年12月23日，部长由魏道明代内理；1928年3月9日，魏道明辞职后，特任容蔡元培兼代；10月6日，蔡辞职，由朱履和代理。
1931年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任伍朝枢、居正为司法院正副院长；1932年1月6日，因伍朝枢辞不就职，由居正代院长，3月，国民党中央改组，准伍朝枢辞职，正式任命居正为司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
1943年5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居正、覃振为司法院正副院长。
⑵ 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人被杀
南京大屠杀有超过30多万人被杀。
1946年1月19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专案审理的判决书认定：“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
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人计算在内，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的一个月内，市内就发生了2万多起强奸轮奸暴行。”
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罪证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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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达29万多种：
南京市档案馆有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后不久，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罪行调查，立即在南京全城展开。
国民政府成立的专门调查机构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到1946年2月，统计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以及中岛、长谷川等29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295882种。
一份“敌人罪行调查表”，该表的“被害人”一栏便写着“伍长德等二千余人”。档案显示,罪行人是1937年12月13日初即进入南京的日军中岛部队，具体的“罪行人”是这支部队的“官兵三十余”。
档案记述了日军屠杀伍长德等二千余人的详情:“因该部队进城第二天在司法院(系难民收容所)查出着制服民警一百余名,改装者三百余名,军民合并一千余人，总共二千余名。
于是日下午一时许，该日军将一概人等排四路纵队，用机枪十二架及步枪押送汉中门里，每一行列分开用绳捆绕圈住，赶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受伤未死者，被其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⑶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府体制五院制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府是党国体制，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实施统治
1948年实施了宪政，表面上已经完成了近代转型，是一个民主形式的国家
五院制：是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司法院（即法院）
⑷ 行政法院（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国民党一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定都南京，开始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行政诉讼制度方面来说，1928年10月颁布的《司法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及官吏惩戒委员会组成；按其第6条规定，行政审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将《司法院组织法》加以修改，经国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将组织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署”改为“最高法院”，“行政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其余均照原案 [45]。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的体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22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之权”，但关于行政法院的内容并无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与《行政诉讼法》，这两个立法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依据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诉讼费条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处务规程》。
《行政法院组织法》共12条，下不设章。新《行政诉讼法》共27条，也不设章。这两个法律所规定的行政法院的组织及诉讼程序，有延续原来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变化的内容。
与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组织方面言，主要体现在：行政法院置院长1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务（行政法院组织法第2条）；行政法院分设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条）；行政法院之审判，以评事五人之合议行之（同法第5条）。此外，关于评事的任职资格、评事包括司法官与行政官吏两部分等也与以前的规定相同（同法第4、6条）。就诉讼权限与程序言，与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采概括主义（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于行政法院判决，不得上诉或抗告（同法第3条）；得命令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同法第16、17条）；行政诉讼一般无停止原处分或原决定执行的效力（同法第9条）。此外，行政诉讼诉状及其他一些程序也与过去的相似。
与原来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变化。行政裁判机关的名称由原来的平政院改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属于司法院；行政法院无肃政厅的设置，因而也无由肃政史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无就地审判制度；无诉讼当事人不得撤回诉讼的规定；民事诉讼为行政诉讼的先决问题时，没有规定等到民事诉讼确定后而再行审理行政诉讼；完全采取诉愿前置原则；规定评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采取书面审理主义，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得为言辞辩论；得提起再审之诉，等等。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尽管国民政府的关于行政法院的立法与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从体制上说，按照历史的惯性，采用的仍然是大陆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说仍与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脚的。现对其中有些规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关于行政法院的属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隶属于大总统，是行政机关，而行政法院则属于司法院，这是行政裁判机构在民国初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机构从行政组织系统中分离出来，在司法院里面设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这与英美法系的体制及与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等均有差异，而与德国、奥地利的较为相似。对照原来平政院的性质，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种新创的制度。民国初期有许多学者主张行政裁判要从司法机关独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阐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及损害司法独立两个方面。而现在司法院中另设行政法院，学者一般认为不会发生上述两个弊端。这是因为一方面，设立行政法院当然可以任用富于行政法知识和行政经验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处理一切审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职权也不算侵害行政独立，因为这是司法机关对于一切法律上讼争事项加以裁判，绝非干涉行政机关的事务，也不违反裁判的实质上的意义，而只是事务上有牵连的关系，权力却依旧是分立的 [46]。
与行政法院的属性发生变化紧密相关的是，评事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一定的变化。民国初期，平政院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行政诉讼的作用，实质上不过是行政监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故规定曾任荐任职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评事资格，每庭评事五人中只须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两人，大部分评事均以行政官员充任。而现在的行政法院为法院之一种，隶属于司法院，行政诉讼成为人民权益受侵害时之法律救济途径，体现了行政诉讼司法化的立法倾向，这比较符合现代法治国家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
行政裁判机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内部组成人员的性质和地位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行政法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评事之保障，准用关于推事保障之规定。除此之外，其他的变化不大。规定任职评事的资格之一仍是曾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简任职公务员2年以上（第6条），每庭的评事只要两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数评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条）。关于评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简单的一条规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适用”，这与原来平政院时期的法律对平政院评事的保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相比，可以说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为全国唯一的行政审判机关，又为直属于司法院的机关，其评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当，上述关于资格、保障的规定，不免失之妥当。因此在严格规定评事资格条件的同时，应加强对评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关于概括主义与损害赔偿。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的事项也沿用旧制采用概括主义，这与奥地利的体制相同。采用概括主义可以适应社会变迁，便于保障人民权利，避免列举主义可能产生的挂一漏万。而相对于旧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讼，而行政法院，则依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得附带审理请求损害赔偿之诉。在立法上说，较以前的规定有进步。这也体现了对国外学说和法例的借鉴。
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问题，是指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违法损害人民权利的行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从学说上看，在20世纪之前，基于国家主权绝对及过失责任的原则，基本否定国家的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即使在执行职务故意或过失违法侵害他人的权利，仍是公务员个人的行为，而非国家的行为。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说上逐渐出现折中主义，也就是说，国家应否负赔偿责任，应视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职务的性质及国家所处的法律地位而定。国家的行政作用分为权力作用和非权力作用，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执行属于国家权力的职务，即是公法上行为，这不能适用民法上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如果公务员代表国家实行的是属于非权力作用的行为，而损害人民权利的，则应适用民法规定，负赔偿责任。当时大多数学者持此学说的基点是，把国家的非权力作用所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也列为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国家赔偿责任大多持肯定的态度，也即承认国家对于公务员因执行行政职务的侵权行为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 [47]
从立法例上看，最早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国家是德国 [48]。早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论上对此就有过探索。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对赔偿责任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公务员合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的第31条的规定，由国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担与私法人同样的赔偿责任，而公务员违法行使公权力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适用该法第839条的规定，由公务员个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体现了以公务员个人赔偿为基础的侵权责任赔偿原则。
1910年德意志帝国颁布的《帝国责任法》奠定了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该法第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违背对第三人的职责时，国家代替公务员承担民法第839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这较原来的更是进了一步，因为按照此条规定，国家不但对于公务员非权力作用的侵权行为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对于由于权力作用而发生的侵权行为也要负担赔偿责任。这为1919年的魏玛宪法所继承，其第131条规定：“公务员行使所受委托的公务，违反对第三人的职责的，原则上由公务员所属国家或公共机关负责任，不得起诉公务员。但国家保留对该公务员的求偿权，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诉求，不得拒绝”。魏玛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承认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宪法。作为现代时期的第一部宪法，它的这一规定不仅奠定其后德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基础，而且，也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法院得审理损害赔偿诉讼的规定可以说也是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比日本、英国、美国等国来得更早，这些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通过立法加以规定的 [49]。不过，尽管新行政诉讼法有这一比较先进的规定，但结合若干相关条文来分析一下，这种先进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国的一般法例，国家处于私经济地位的损害赔偿责任，系属于民事范围，应由普通司法机关受理审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是否能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是很让人怀疑的。因此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前项损害赔偿，除适用行政诉讼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规定，但第216条规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损害赔偿仅指基于行政权之作用而发生的赔偿责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者，是以受行政机关的“违法”处分而损害其权利者为限，而对于不当处分是不能起诉的，这一条件本身就非常狭窄，况且违法与不当的界限很难划分。
其次，损害赔偿之请求须附带于行政诉讼，按照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则当原行政处分尽管属于违法，并且损害人民权利，但如果已经作出诉愿决定，或者撤销或变更了再诉愿决定，即使损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独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就是说，此时民众所受的损害就没有请求的途径。
最后，关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民法第216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约定的外，债权人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均应赔偿，而且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这种损失包括“可得之预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诉讼附带请求损害赔偿之范围，原则上以所受损害即财产上积极的损害为限，至于所失利益即财产上消极的损害则不得请求赔偿。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对此的规定更加明确，其第24条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就此条的立法意图而言，主要也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不过，依该条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时，必须另有法律规定始得为之。而在民国时期，相关的国家赔偿法始终没有制定。而从行政法院的实践来看，由于长期的官尊民卑意识无法在短时期内根除，民众对于提起行政诉讼尚不习惯，更别提是请求国家损害赔偿了。相对于立法而言，实践更是落后。
第三，关于诉愿前置原则。平政院时期的行政诉讼法仿照日本规定了诉愿前置与非诉愿前置相结合的原则，其中规定，人民对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则是完全的诉愿前置原则，其第1条规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经依诉愿法提起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再诉愿30日内不为决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按照此规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其权利受到损害时，只有对不服诉愿之决定提起再诉愿，而对再诉愿不服或应该对再诉愿作出决定的机关在30日内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确切地说，新行政诉讼法体现的是再诉愿前置原则。
设立诉愿制度的目的，是给予行政机关本身，运用自我审查与监督的作用，变更或撤销违法或不当的处分，以迅速、简便的方法，达到保障人民权益，实现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诉愿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在民国初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同时，也以近代日本的相关制度为模式进行了有关诉愿制度的立法和机关的创建，国民政府时期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51]。
但是诉愿与行政诉讼有本质上的不同，诉愿只是行政内部本身自我审查或上级行政机关监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视为行政诉讼的预审或其审级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诉讼法初步实现行政裁判机构司法化的同时，又规定行政诉讼的提起必须经过再诉愿的程序，这比原来的程序更为烦琐，这似乎给人以欲擒故纵之感，有些不伦不类。加上在全国仍仅设立一个行政法院，对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诉或抗告，这些都为民众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设置了无形的或者说是心理上的障碍，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潮流。
第四，关于言辞辩论与书面审理。对此，新旧行政诉讼法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确立的原则是不同的。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是言辞辩论主义为原则，书面审理为例外。其第23条第1款规定：“被告提出答辩书后，应指定日期传原告、被告及参加人出庭对审，但平政院认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请求时，得就书状裁决之”。新行政诉讼法则是以书面审理为原则，言辞辩论为例外。其第16条规定：“行政诉讼，就书状判决之。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之声请，得指定日期，传唤当事人及参加人到庭为言词辩论”。旧法的规定虽然立意较好，但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平政院只有一所，设于京城，而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这些都使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新法的规定更具现实主义，但是，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于让行政法院中的评事更准确地了解案件事实真相及诉讼当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与否，有利于行政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况且，行政诉讼原为人民因各级政府的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不服再诉愿时之特别救济程序，也可以说是人民权益的特别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功能，对于人民权利之存否，关系至为重要，如侧重书面调查和审理，不重视（或不经过）言辞辩论，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公平的判决自然难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数十年间，皆以书状审理，未曾认定有必要或准许当事人之声请而举行言辞辩论，使第16条但书部分的规定，形同具文，这是与现代各国诉讼法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的 [52]。
总之，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从立法上说，虽仍然沿袭传统，更多地体现了与奥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时又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有些是受随时代发展国际新立法潮流的影响，有些则是结合平政院的实践和国情所作的调整（有些调整体现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这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这些法律颁布以后，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不过其间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节的改动，没有大规模的更张。事实上，这些法律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一直实施至今，只是对它们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由于这已超出本论题范围，故在此恕不展开
⑸ 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即构建了以法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1928~1937年间先后公回布实施了六个门答类的法律法规，分别是：宪法（《训政时期约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并以此作为国民政府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以法典为纲、以相关法规为目”的方式汇编了《六法全书》，长期以来人们在习惯上把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简称为“六法”。
六法体系包括以下层次：
基本法典。构成六法体系核心的是宪法、民法、刑法和程序法等基本法典（行政法例外）
相关法规。即围绕基本法典而制定的低位阶法规，它们与各部门的基本法典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法律部门
判例、解释例。即最高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做成的判例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做出的解释例和决议。
全手打，望采纳
⑹ 南京市法律咨询电话是多少
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电话12348
⑺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改组
行政院
1928年2月3日至抄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等议案。规定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府部门设有内政、外交、财政、交通 、司法、农矿、工商等部以及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等。会议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年9 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同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设主席一人，委员十至十二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渐趋完备
⑻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是什么时候从重庆搬迁到南京的
解放战争复时期，国民党是1946年5月制5日从重庆正式搬迁到南京的。
抗战结束后一个时期，国民党着手准备返回南京。4月23日，决定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作为国民政府离开重庆后在四川的最高统治机构。
28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渝，途经西安、汉口，5月3日抵达南京。
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
(8)南京司法院扩展阅读：
1937年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说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计划。
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重庆的动机和意义。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明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自此，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这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历经磨难，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不屈之城”、“英雄之城”。
⑼ 南京民国建筑游路线
我是南京人。
民国政府建筑现在还是军政机关，不对外开放。你可以在门口拍照，或是和警卫说明来意，可以拍一个全景照。
政府建筑主要集中于中山北路、中山东路。
商业建筑主要集中于太平南路、升州路（这两条街大多还是民国时期的房子）。
别墅公馆主要集中于颐和路、北京西路一带。
可以乘坐31、34、5路来游览中山北路全段、中山东路、中山路、太平南路沿线，这几条路上建筑很多。但是拍照不方便，有巨大的法国梧桐树遮挡，看不到全景。
最好骑车，带着（阿尔法）。城南在拆迁，有些精美的商业建筑都变成瓦砾了，行动要快。
下关区大马路上有2栋巨大的金融建筑，中国银行和邮局，很精美，保存较好，哪里没什么人。
门牌具体：
中山东路312号中央博物院、313号中央监察委员会、309号中央党史陈列馆、307号励志社、303中央医院、237中央饭店、237-1正元实业社、128国民政府财政部、34中央通讯社、3浙江兴业银行、1交通银行。
中山路9号中国国货银行、75福昌饭店、82新都大戏院、269司法院。
中山南路67大华大戏院。
中山北路32外交部、81华侨招待所、101最高法院、105最高检察署（立法院）、259国际联欢社、254铁道部（行政院）、303-305交通部、346海军部。
要注意的是，1912沿街有2懂并排一样的别墅建筑，是民国建筑。
我目前只能想出这些，供你参考。
像中山陵、总统府，略。
最好单逛！
⑽ 南京大屠杀是怎样的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日本侵略军侵入南京后，对无辜居民和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中国军民19万余人，零散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15万多具，总数达30万人以上。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南京当时是中国的首都，战前人口约100万。随着日军的逼近，有一部分人流亡后方，但至11月23日，南京市居民仍有50多万人。同时，奉命在南京抗击日军进攻的中国国民党守军有十几万人，在日军攻陷南京时，除几千人慌忙渡江撤退外，大都困于城内。这样，十余万中国守军和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都落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日本侵略军进城后，对无辜的居民和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核实，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中国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查，核对研究，最后判定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中国军民19万余人，零散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15万多具，总数达30万人以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疯狂大屠杀，是在日本当局策划与华中方面军司今官松井石根等战犯的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平民1000余人，被解除武装的军警400余人，总计2000余人，全部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复用木柴，汽油焚烧。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或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死，无一幸免。1937年12月15日，日军将所俘军民9000余人，押往海军鱼雷营用机枪密集扫射杀害。1937年12月16日，日军将华侨招待所难民5000余人，押至下关中山码头，用步枪、机枪射死，尔后又把尸体推入江中，毁尸灭迹。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等100余人，拖至四条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1937年12月16日上午，在鼓楼五条巷四号难民区内，日军将被俘军民石岩、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赶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1937年12月16日，在傅佐路12号，日军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至大方巷塘内枪杀，罹难者200余名。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逃至三叉河放生寺及慈幼院的男女400多名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军人，用机枪扫射，予以杀害。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首都电厂许江山等3000余人，在煤炭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枪杀、火烧，全部杀害。1937年12月18日，日军在下关南通路以北，将被俘军民300余人，集中该处麦地内，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1937年12月18日，在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1937年12月18日夜，日军将圈禁于幕府山下的军民57400余人，用铁丝两人一扎，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继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上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均投于江中。1937年12月19日上午，在龙江桥口，日军将被俘军民500余名绑扎后，以机枪射杀，纵火烧毙，尚有气息者，便以刺刀刺死。1937年12月，日军在上新河，将从各处逃来的难民和散兵2873人，用机枪扫射，予以杀害。1937年12月，日军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待渡江逃难的难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5万余人。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万人以上。1937年12月，日军将被俘军民500余人在九甲七子江边等处枪杀。1937年12月，难民5000余名，士兵2000余名，在中华门外附近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日军屠杀。此外，还有10案是日军在鼓楼四条巷难民所、五条巷、北圩、太平乡、中华门外西街、石观音、扫帚苍、小心桥消灾庵、通济门外四方城龙华寺、武定门外正觉寺、南门外方家山长生寺等处，集体屠杀了近万名的居民、僧人、尼姑等。上述28案，经南京军事法庭反复查证，证据确凿，有案可查，时间大部分发生在1937年12月15日至18日，其中15日、16日屠杀尤其频繁。地点多发生在下关和沿江一带。手段一般先用枪杀，然后毁尸灭迹。
日本侵略军在有组织的集体屠杀中国军民的同时，还在南京城里滥杀无辜，以杀人取乐。他们杀人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浇汽油，后用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火光随之燃起，被弹击火烧之难民，挣扎翻腾，痛苦之极，日本兵则引以为乐。有的令难民被迫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栗万状，他们便手舞足蹈。有的把难民杀后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有的故意放火，诱人救火，却用绳子绑起救火者，将其抛入火中。有的把人捆在电线杆上，下面堆起干柴，慢慢烧烤，待人烧焦，才狂呼而去。有的割去难民的耳鼻，有的挖出难民的眼睛，有的把难民当成活靶练习射击。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甚至搞杀人比赛，看谁能夺取杀人锦标。比如，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中岛部队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他们在日军侵占江苏句容时就开始作“杀人比赛”。约定谁先杀满100人，谁夺取锦标。一路杀来，杀至汤山，向井杀死89人，野田杀死78人。两人都未杀满100人，故“杀人比赛”继续进行。当日军围攻南京时，两人又作第二次“杀人比赛”，争夺锦标。这两个杀人魔王，不分男女老幼，见人便杀，结果向井杀死106人，野田杀死105人，但究竟谁先杀死100人，则难以判明。因此，重新以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为赌，又把杀人比赛继续进行下去。又如，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谷寿夫部队有个名叫田中军吉的中队长，手持一把“助广”大军刀，竟连续砍杀中国男女老少300多人。日本人山中峰太郎写的《皇兵》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田中军吉的杀人经过，宣扬“皇军”的“威风”。这些法西斯万万没想到，当时在报刊、画报、书籍中宣扬“军威”和“武士道”精神所引用的事实，倒成了战后审判他们罪行的铁证。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肆意滥杀，当时的南京城里，从大街到小巷，从城区到城郊，到处尸体横陈，鲜血遍地。对这些被零散杀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仅当时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崇善堂等慈善机构就合计掩埋了尸体155297具，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这一世界罕见的暴行，铁证如山，是永远抹煞不掉的。日本侵略军的凶残与暴虐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史也是血泪史，它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由南京大屠杀可见一斑。战后40多年来，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大大小小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人类的和平进程仍然是步履维坚。当我们在今天重新回首血流成河的南京城时，所激起的不仅仅是恐惧和愤慨，随之而来的是对和平的深深向往。停止战争，不要让南京大屠杀的悲剧重演，这是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