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法官保护方法

① 我国法官可以主动查明事实吗

可以的。在侦查活动中，查明与证明是一对很容易混淆的概念。所谓查明，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明确有关事实的真伪；所谓证明，就是用证据来明确或表明。用通俗的话讲，查明是让自己明白；证明是让他人明白。自己明白才能让他人明白，但自己明白并不等于他人也明白。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自己认为是已查明的事实，在庭审中，因难以形成证据链，无法反驳辩方证据，无法定案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从查明事实的侦查观转向证明事实的侦查观，其实质就是要遵循现代刑事侦查活动中“以证据为本”的原则。所谓“以证据为本”，就是说司法证明必须以证据为本源和基石，侦查活动必须以证据为中心。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案件事实一般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由于时间具有一维性，是一去不复返的，所以，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无法看见发生在过去的事实。他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证据。侦查人员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这些证据去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
在刑事侦查制度改革中，坚持“以证据为本”原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从客观存在的证据出发，去认定案件事实；不能以主观的臆断或猜测，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强调这一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反对司法专横和司法恣意，树立文明、科学的现代司法观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就应该认真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标准，去收集和固定能够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为准确指控犯罪、保护无辜提供坚实的基础。

② 到法院反起诉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法律而斗争

一 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和平的手段则为斗争。法律受到不法的侵害之时——这在世界上可能永远存在——斗争是无法避免的。法律的生命是斗争，即民族的斗争，国家的斗争，阶级的斗争，个人的斗争。
世界上一切法律都是经过斗争而后得到的。法律的重要原则无一不是由反对者的手中夺来。法律的任务在于保护权利，不问民族的权利或个人的权利，凡想保全权利，事前须有准备。法律不是纸上的条文，而是含有生命的力量。正义之神，一手执衡器以权正义，一手执宝剑，以实现正义，宝剑而无衡器，不过暴力。衡器而元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运用宝剑的威力与运用衡器的技巧能够协调，而后法律才完全见诸实行。 世上有不少的人，一生均在和平的法律秩序之中，过其优游的生活。我们若对他们说：“法律是斗争”，他们将莫明其妙。因为他们只知道法律是保障和平与秩序。这也难怪他们，犹如豪门子弟继承祖宗的遗产，不知稼穑艰难，从而不肯承认财产是劳动的成果。我们以为，法律也好，财产也好，都包含两个要素，人们因其环境之不同，或只看到享乐与和平之一面，或只看到劳苦与斗争之一面。 财产及法律犹如双面神的耶奴斯的头颅(Janus-head)一样，对甲示其一面，对乙又示其另一面，于是各人所得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此种双面的形象，不但个人，就是整个时代也是一样。某一时代的生活是战争，另一时代的生活又是和平。各民族因其所处时代不同，常常发生一种错觉。此种错觉实和个人的错觉相同，当和平继续之时，人们均深信永久和平能够实现，然而炮声一响，美梦醒了。以前不劳而得的和平时代已成陈迹，接着而来的则为面目全非的混乱时代。要冲破这个混乱时代，非经过艰苦的战争，绝不能恢复和平。没有战斗的和平及没有勤劳的收益，只存在于天堂。其在人间，则应视力辛苦奋斗的结果。 德文Recht有客观的(objective)及主观的(subjective)两种意义。客观的意义是指法律，即指国家所维护的法律原则，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法律秩序。主观的意义是指权利，即将抽象的规则改为具体的权利。法律也好，权利也好，常常遇到障碍；要克服障碍，势非采取斗争的方法不可。 我们知道法律需要国家维持。任何时代必定有人想用不法的手段侵害法律。此际国家若袖手旁观，不与斗争，则法律的尊严扫地，人民将轻蔑法律，视为一纸具文。然而我们须知法律又不是永久不变的，一方有拥护的人，同时又有反对的人，两相对立，必引起一场斗争。在斗争中，胜负之数不是决定于理由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力量的大小。不过人世的事常不能循着直线进行，多采取中庸之道。拥护现行法律是一个力量，反对现行法律也是一个力量，两个力量成为平行四边形的两边垂直线，两力互相牵制，终则新法律常趋向对角线的方向发展。一种制度老早就应废止，而卒不能废止者，并不是由于历史的惰性，而是由于拥护者的抵抗力。 是故在现行法律之下，要采用新的法律，必有斗争。这个斗争或可继续数百年之久。两派对立，都把自己的法律——权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其结果如何，只有听历史裁判。在过去法制史之上，如奴隶农奴的废除，土地私有的确立，营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信教的自由等等，都是人民经过数世纪的斗争，才能得到的。法律所经过的路程不是香花铺路，而是腥血涂地，吾人读欧洲历史，即可知之。
总而言之，法律不是人民从容揖让，坐待苍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须努力，必须斗争，必须流血。人民与法律的关系犹如母子一样，母之生子须冒生命的危险，母于之间就发生了亲爱感情。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获得者，人民对之常无爱惜之情。母亲失掉婴儿，必伤心而痛哭；同样，人民流血得到的法律亦必爱护备至，不易消灭。二 现在试来说明法律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一方要侵害法益，他方又欲保护法益而引起的。不问个人的权利或国家的权利，其对侵害，无不尽力防卫。盖权利由权利人观之，固然是他的利益，而由侵害人观之，亦必以侵害权利为他的利益，所以斗争很难避免。上自国权，下至私权，莫不皆然。国际上有战争，国内有暴动与革命。在私权方面，中世有私刑及决斗，今日除民事诉讼之外，尚有自助行为。此数者形式不同，目的亦异，而其为斗争则一。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权利而坚决反抗敌人乎，抑为避免斗争，不惜牺牲权利乎?前者是为法律而牺牲和平，后者则为和平而牺牲法律。固然任谁都不会因为一元银币落在水中，而愿出两元银币雇人捞取。这纯粹出于计算。至于诉讼却未必如此，当事人不会计较诉讼费用多少，也不想将诉讼费用归诸对方负担。胜诉的人虽知用费不赀，得不偿失，而尚不肯中轻诉讼，此中理由固不能以常理测之。 个人的纠纷姑且不谈，今试讨论两国的纷争。甲国侵略乙国，虽然不过荒地数里，而乙国往往不惜对之宣战。为数里之荒地，而竞牺牲数万人之生命，数亿元之巨款，有时国家命运且因之发生危险。此种斗争有什么意义?盖乙国国民若沉默不作抗争，则今天甲国可夺取数里荒地，明天将得寸进尺，夺取其他土地，弄到结果，乙国将失掉一切领土，而国家亦灭亡了。由此可知国家因数里荒地所以不惜流血，乃是为生存而作战，为名誉而作战，牺牲如何，结果如何，他们是不考虑的。 国民须保护其领土，则农民土地若为豪强侵占数丈，自可起来反抗，而提起诉讼。被害人提起诉讼，往往不是因为实际上的利益，而是基于权利感情(feeling of right)，对于不法行为，精神上感觉痛苦。即不是单单要讨还标的物，而是要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利。他的心声告诉他说：你不要退缩，这不是关系毫无价值的物，而是关系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权利感情。简单言之，诉讼对你，不是单单利益问题，而是名誉问题，即人格问题。 世上必有不少的人反对吾言。这个反对意见一旦流行，则法律本身就归毁灭。法律能够存在，乃依靠人们对于不法，肯作勇敢的反抗，若因畏惧而至逃避，这是世上最卑鄙的行为。我敢坚决主张，吾人遇到权利受到损害，应投身于斗争之个出来反抗。此种反抗乃是每个人的义务。三 权利斗争是权利人受到损害，对于自己应尽的义务。生存的保全是一切动物的最高原则。但是其他动物只依本能而保全肉体的生命，人类除肉体的生命之外，尚有精神上的生命。而此精神上的生命由法律观之，则为权利。没有法律，人类将与禽兽无别。一种法律都是集合许多片段而成，每个片段无不包括肉体上及精神上的生存要件。抛弃法律等于抛弃权利，这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而且亦不可能。如其可能，必定受到别人侵害；抵抗侵害乃是权利人的义务。吾人的生存不是单由法律之抽象的保护，而是由于具体的坚决主张权利。坚决主张自己的权利，不是由于利益．而是出于权利感情的作用。 那辈窃盗因他自己不是所有权人，故乃否认所有权的存在，更否认所有权为人格的要件。是则窃盗的行为不但侵害别人的财物，且又侵害别人的人格，受害人应为所有权而防卫自己的人格。因此窃盗的行为可以发生两种结果：一是侵害别人的权益；二是侵害别人的人格。至于上述豪强侵占农民的田地，情形更见严重。倘若该受害农民不敢抗争，必为同辈所轻视。同辈认为其人可欺，虽不敢明日张胆，亦将偷偷摸摸，蚕食该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观念愈发达，受害人愈难忍受侵害，从而反抗的意志亦愈益强烈。故凡提起诉讼而能得到胜诉，应对加害人要求双重赔偿，一是讨还标的物；二是赔偿权利感情的损伤。 各种国家对于犯罪之会加害国家的生存者，多处以严刑。在神权国，凡慢渎神祗的处严刑，而擅自改变田界的，只视为普通的犯罪(例如摩西法)。农业国则反是，擅自改变田界的处严刑，慢渎神祗的处轻刑(古罗马法)。商业国以伪造货币，陆军国以妨害兵役，君主国以图谋不轨，共和国以运动复辟，为最大的罪状。要之，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权利感情乃于生存要件受到损害之时，最为强烈。 权利与人格结为一体之时，不问是那一种权利，均不能计算价值之多少。此种价值不是物质上的价值(material value)，而是观念上的价值(ideal value)。对于观念上的价值，不论贫与富，不论野蛮人与文明人，评价都是一样。至其发生的原因，不是由于知识的高低，而是由于苦痛感情的大小。也许野蛮人比之文明人，权利感情更见强烈。文明人往往无意之中，计算得失孰大孰小。野蛮人不凭理智，只依感情，故能勇往猛进，坚决反抗权利之受侵害。但是文明人若能认识权利受到侵害，不但对他自己，而且对整个社会，都可以发生影响，亦会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不计利害，不计得失。吾于欧洲许多民族之中，只知英国人民有此权利感情。英国人民旅行欧洲大陆，若受旅馆主人或马车驭者的欺骗，纵令急于出发，亦愿延期启行，向对方交涉，虽牺牲十倍的金钱，亦所不惜。这也许可以引人嗤笑，其实嗤笑乃是不知英国人民的性格，所以与其嗤笑英人，不如认识英人。四 为法律而斗争，是权利人的义务，已如上所言矣。兹再进一步，说明个人拥护自己的法律——即法律上的权利——又是对于社会的义务。 法律与权利有何关系?我们深信法律乃是权利的前提，只有法律之抽象的原则存在，而后权利才会存在。权利由于法律，而后才有生命，才有气力，同时又将生命与气力归还法律。法律的本质在于实行，法律不适于实行或失去实行的效力，则法律已经没有资格称为法律了；纵令予以撤废，亦不会发生任何影响。这个原则可适用于一切国法，不问其为公法，其为刑法，其为私法。公法及刑法的实行，是看官署及官吏是否负起责任，私法的实行则看私人是否拥护自己的权利。私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也许由于愚昧，不知权利之存在；也许由于懒惰或由于畏惧，不欲多事，其结果，法律常随之丧失锐气而等于具文。由此可知私法的权威乃悬于权利的行使，一方个人的生命由法律得到保障，他方个人又将生命给与法律，使法律有了生气。法律与权利的关系犹如血液的循环，出自心脏，归于心脏。 个人坚决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利，这是法律能够发生效力的条件。少数人若有勇气督促法律的实行，藉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虽然受到迫害，也无异于信徒为宗教而殉难。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乃坐听加喜人的横行，不敢起来反抗，则法律将为之毁灭。故凡劝告被害人忍受侵害，无异于劝告被害人破坏法律。不法行为遇到权利人坚决反抗，往往会因之中止。是则法律的毁灭，责任不在于侵害法律的人，而在于被害人缺乏勇气。我敢大胆主张：“勿为不法”(Do no injustice)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Suffer no injustice)尤为可贵。盖不法行为不问是出之于个人，或是出之于官署，被害人若能不挠不屈，与其抗争，则加害人有所顾忌，必不敢轻举妄动。由此可知我的权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认，就是人人权利受到侵犯，受到否认。反之，我能防护权利，主张权利，回复权利，就是人人权利均受防护，均有主张，均能回复。故凡为一己的权利而奋斗，乃有极崇高的意义。 在这个观念之下，权利斗争同时就是法律斗争，当事人提起诉讼之时，成为问题的不限于权利主体的利益，即整个法律亦会因之发生问题。莎士比亚在其所著(威尼斯的商人) (Merchant ofVenice)中，描写犹太商人舍洛克(Shylock)贷款给安多纽(Anto-nio)的故事，中有舍洛克所说的一段话：我所要求一磅的肉，是我买来的，这属于我，我必须得到；你们拒绝不予，就是唾弃你们的法律；这样，威尼斯的法律又有什么威力。……我需要法律，……我这里有我的证件。 “我要法律”一语，可以表示权利与法律的关系。又有人人应为维护法律而作斗争的意义。有了这一句话，事件便由舍洛克之要求权利，一变而为威尼斯的法律问题了。当他发出这个喊声之时，他已经不是要求一磅肉的犹太人而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尼斯法律的化身，他的权利与威尼斯的法律成为一体。他的权利消灭之时，威尼斯的法律也归消灭。不幸得很，法官竟用诡计，拒绝舍洛克履行契约。契约内容苟有反于善良风俗，自得谓其无效。法官不根据这个理由，既承认契约为有效，而又附以割肉而不出血的条件。这犹如法官承认地役权人得行使权利，又不许地役权人留足印子地上。这种判决，舍洛克何能心服。当他悄然离开法庭之时，威尼斯的法律也俏然毁灭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另一作家克莱斯特(Henrich von Kleist)所写的小说《米刻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 Ihass)了。舍洛克悄然走出，失去反抗之九而服从法院的判决。反之，科尔哈斯则不然了。他应得的权利受到侵害，法官曲解法律，不予保护，领主又左袒法官，不作正义的主张。他悲愤极了，说道：“为人而受蹂躏，不如为狗”，“禁止法律保护吾身，便是驱逐吾身于蛮人之中。他们是把棍子给我，叫我自己保护自己”。于是愤然而起，由正义的神那里，夺得宝剑，挥之舞之，全国为之震骇，腐化的制度为之动摇，君主的地位为之战栗。暴动的号角已经鸣了。权利感情受到侵害，无异于对人类全体宣战。但是驱使科尔哈斯作此行动，并不是单单报仇而已，而是基于正义的观念。即余当为自己目前所受的侮辱，恢复名誉；并为同胞将来所受的侵害，要求保护，这是余的义务。结果，他便对于从前宣告他为有罪的人——君主、领主及法官，科以2倍、3倍以上的私刑。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坏法律。法律的看守人变为法律的杀人犯，医生毒死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在古代罗马，法官受贿，便处死刑。法官审判，不肯根据，而惟视金钱多少，势力大小，法律消灭了，人民就由政治社会回归到自然世界，各人均用自己的腕九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是势之必然。 人类的权利感情不能得到满足，往往采取非常手段。盖国家权力乃所以保护人民的权利感情，而今人民的权利感情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则人民放弃法律途径，用自助行为以求权利感情的满足，不能不说是出于万不得已。然此又不是毫无结果．教徒的殉难可使罗马皇帝承认基督教，欧洲各国的民主宪政何一不是由流血得来。科尔哈斯挥动宝剑实是“法治”发生的基础。五 国民只是个人的总和，个人之感觉如何，思想如何，行动如何，常表现为国民的感觉思想和行动。个人关于私权的主张，冷淡而又卑怯，受了恶法律和恶制度的压迫， 只有忍气吞声，不敢反抗，终必成为习惯，而丧失权利感情。一旦遇到政府破坏宪法或外国侵略领土，而希望他们奋然而起，为宪政而斗争，为祖国而斗争，争所难能。凡沉于安乐，怯于抗斗，不能勇敢保护自己权利的人，哪肯为国家的名誉，为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名誉或人格也会因而受到损害，此辈是不了解的。此辈关于权利，只知其为物质上的利益，我们何能希望他们另用别的尺度以考虑国民的权利及名誉。所以国法上能够争取民权，国际法上能够争取主权的人，常是私权上勇敢善战之士。前曾沈过，英国人愿为区区一便士之微而愿付出十倍以上的金钱，与加害人从事斗争。有这斗争精神，故在国内能够争取民主政治，于国外能够争取国家声望。 对于国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绝不是公法。国民在必要时，若能知道如何保护政治的权利，如何于各国之间，防卫国家的独立．必须该国人民在私人生活方面，能够知道如何主张他们自己的权利。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不问来自何方，是来自个人乎，来自政治乎，来自外国乎，若对之毫无感觉，必是该国人民没有权利情感。是故反抗侵害，不是因为侵害属于那一种类，而是悬于权利感情之有无。依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简单的结论，即对国外要发扬国家的声望，对国内要建立强国的基础，莫贵于保护国民的权利感情；且应施以教育，使国民的权利感情能够生长滋蔓。专制国家的门户常开放给敌人进来。盖专制政府无不蔑视私权，赋税任意增加，没有人反对；役任意延长，没有人抗议。人民养成了盲从的习惯，一旦遇到外敌来侵，人民必萎靡不振，移其过去盲从专制政府者以盲从敌人政府。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家方才觉悟，要培养对外民气，须先培养对内民气，亦已晚矣。

③ 中国法官等级的注意事项

（一）一级大法官、二级大法官、一级高级法官、二级高级法官和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回官的等级，由最高答人民法院院长批准。
（二）高级人民法院及其所辖法院的三级高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一级法官、二级法官和高级人民法院其他法官的等级，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批准。
（三）中级人民法院及其所辖法院的三级法官、四级法官、五级法官的等级，由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批准。

④ 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的法官的一些情况

看看法官法吧。
第十一条 法官职务的任免，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任免权限和程序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任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人民法院的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免。
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的任免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 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第十三条 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
（一）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调出本法院的；
（三）职务变动不需要保留原职务的；
（四）经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的；
（五）因健康原因长期不能履行职务的；
（六）退休的；
（七）辞职或者被辞退的；
（八）因违纪、违法犯罪不能继续任职的。
第十四条对于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任命法官的，一经发现，做出该项任命的机关应当撤销该项任命；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命有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建议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项任命，或者建议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该项任命。
第十五条 法官不得兼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兼任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务，不得兼任律师。
第六章 任职回避
第十六条 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下列职务：
（一）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二）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三）同一审判庭的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四）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第十七条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第七章 法官的等级
第十八条 法官的级别分为十二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为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
第十九条 法官的等级的确定，以法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审判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
第二十条 法官的等级编制、评定和晋升办法，由国家另行规定。

劳月回答基本正确，纠正两点：
1、助理审判员和审判员都是法官。
2、初任法官是由高级法院确定的，法官等级也是由高级法院确定的。

⑤ 法官为什么要带假头套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⑥ 中国是法官判案制国外是律师辩护制,对吗

你的说法不对，中国也是律师辩护，法官判案。国外也是法官判案，律师辩护。只是国内外法律有所不同，对律师辩护的重视程度不同，律师的作用不同而已。

⑦ “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要去扶”是南京法官说的吗

原话并非如此，只是在判决中，出现大量“按常理推定”的推理过程，有些人称之为“自由心证”或“经验主义”，也就是在案后从媒体宣传中看到的：

如果人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她？

如果人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送她去医院？

如果不是你撞得，为什么不向家属讨要为老太太垫付的200元钱？

彭宇案中可以看出，法官的审判更倾向于实体正义的追求，因为他绕过了正常的审判路径，去扮演了一个“调停”、“和稀泥”的角色，但可怕的是他绕过的路径却是案件审理的核心——证据。当这样违反法律思维的推理过程，出自于一位司法者、审判者的判决之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对于彭宇案只能用一个“反常”来评价，因为它不符合法律、逻辑、经验甚至是道德。

(7)中国对法官保护方法扩展阅读：

抛开法律不谈，它还激发了社会道德的一次危机。当人们谈及“扶老太太”这个话题的时候，往往伴随的是言谈者脸上蔑视的表情。没有人敢再去扶摔倒的老人，除非先找来别人来帮他作证或者录像。

见义勇为、尊老爱老变成“笑”谈，当然这一切并非始于彭宇案，但至少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甚至有人评价彭宇案说道：它让中国人的道德素养倒退了20年。

当然不是因为人们素质低，而是素质高的成本太高。虽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可以客观地说，彭宇案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⑧ 问：法官在开庭审查案件时头上戴个帽子是什么意思

这是沿袭英国的传统习惯的！

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提起英国的法官或律师，脑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现出那灰白的稍带卷曲的假发。对于英联邦的法制传统之外的人，虽然假发已成为英联邦法律人符号特征，但这样的装扮并不会油然生出庄严肃穆的威风，相反，常常是一种怪怪的感觉，让观者不时的替他们捏着一把汗，担心会不会随着大律师颇有风度的鞠躬而滑脱下来，当庭出个洋相。美国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就曾说，“（英国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窥视的老鼠”。这个仪表还吓得一个出庭作证的孩子大哭不止，导致英国专门审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别法庭完全取消了假发。

假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埃及和古罗马帝国的文献就有相关记载。然而在欧洲上层社会的流行，一般认为是1620年前后，路易十三为了掩盖自己的秃顶而戴假发，引起经常出入宫廷的贵族效仿，随后风靡欧洲，以至于连妇女都戴着各式的假发出席社交场合。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传到英伦三岛。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真实的记录了假发在英国流行的历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国王和公爵都将戴假发的传闻，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将头发剃光，定作了假发。佩皮斯写道：“告别自己头发还是有些许伤感，但一切结束了，我就要戴假发了”。由此可见，假发在英国流行，榜样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样之外，假发的流行还有一个原因。据垄断英联邦假发行业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厂（Ede & Ravenscroft）介绍，由于十七世纪的欧洲缺乏供暖系统，人们不便洗热水澡，为了防止寄生虫的滋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留短发而以长长的假发替代。

早期的假发使用人的头发制作，如债务人用头发抵债、甚至是死人的头发。那时的法庭上，各种假发的气味混合简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们出庭有时不得不自带一束鲜花来稍稍化解一下。这种状况直到1822年汉弗莱?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发明了利用马尾制作假发的工艺才结束。

英联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参加重大典礼活动都佩带假发，完全是当时的流行使然，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数百年过去了，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而且假发不卫生、太热、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说改变也很难。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事务律师获得出庭权以后，就因为没有戴假发的资格而向上议院提出了好几次不成功的陈情，而不少被告人也优先选择可以佩带假发的出庭大律师为他们辩护，据说是否戴假发还直接关系到对陪审团的说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看起来当初的时尚--至少在假发这一点上--仍然从坟墓中伸出手来牢牢的束缚着当代的英联邦法律人。澳大利亚在70年代为了顺应家事法庭（Family Court）减少形式，增进和谐的潮流，取消了假发。但到1987年，据说是由于发生了多次针对司法人员的袭击，于是又恢复了假发。笔者以为，澳大利亚的这一做法，更多的是传统心理作怪，或者说是传统论者为了保住头上的假发，拿这些袭击说事儿而已，绝对难说是对症下药。因为在英国，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别法庭中司法人员佩戴假发的惯例后，似乎并没有类似澳大利亚的恶果发生。2003年，英国又进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发的调查，发现多数资深法官和事务律师希望取消假发，而下级法官和出庭大律师则坚持传统。更有68%的公众希望法官---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发，说明假发在英国民众代表司法正义的符号作用仍然很强。

争论归争论，假发看来不会很快地在英联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纳德逊勋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话概括了这场争论, “既然假发至少过时一个世纪了，那也不用急着取消。”

正义需要通过仪式体现出来，正是通过这种鲜明而具体的符号意象和强烈的心理暗示，假发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希冀。然而，建构现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没有捷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人民自身在缓慢的促进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认可这一历史创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历史法学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现象中少不了历史的积淀。中国律师袍可说是已经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来着律师袍出庭的现象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或许是必然的结果。当初的决定更多的是应景成分，没有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因素。笔者以为，正是使英联邦法律人头顶上的假发挥之不去的那种力量，让中国的律师袍迅速地离去，消失在历史的隧道中。 我也是学法律专业的 大致就是这样啦

⑨ 法官的家人子女有保镖保护吗

法官的家人子女，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保镖保护。

⑩ 帮忙写个论文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监督。这里所讨论的监督问题，指的是对于每一个法官个体也就是对人的监督的问题，因为归属在法官制度的范畴内，所以并不涉及包括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意义上的监督问题。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法官的监督不外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形式。在我国，外部监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与社会团体的监督，最主要的方式是党内监督，除党内监督之外的监督方式基本被虚化。党内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形式，实践证明这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但客观的说，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作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监督职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这样就造成了法院平时没人管，出了事情谁都管的局面。对于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法院的监督是关乎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头等大事，岂能没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规范。还有内部监督，其实质是党内监督系统在法院内部的派出机构，名为监督，很多却流于形式，远没有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观之，我国关于对法官的监督，意识上始终还停留在对一般党员干部的管理的层面，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被监督的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对这个群体的监督的制度有效与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2、考评。如果说监督是针对法官的职业操守，目的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法官的考评则是针对法官的业绩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水平，建立完善的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我国现行法官考评机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评方式，对法官的考评套用公务员的考评标准，主要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评定。总体来说，“德、能、勤、绩”目前真正能够较客观衡量的只有“绩”，标准就是结案数和结案率。根据法社会学中的“撒夫尔定理”，诉讼发生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说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绩就一定比另外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案件数量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结案率的标准虽然可以对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年底控制收案，虚报审结数字，违反法定程序突击结案，这样的情况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当前的法官考评基本没有摆脱群众评议加领导拍板的模式，行政领导的个人好恶往往左右考评的结果，主观性色彩过于浓厚，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3、惩戒。惩戒是监督和考评的结果，监督和考评是惩戒的目的，惩戒与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国《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这部分的内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实质要件。不管是惩戒、监督还是考评，首先都必须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即一个固定的组织机构来进行。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施行的原则，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惩戒组织；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惩戒程序；侧重保护被惩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种权利，公平地听取双方证据和陈述等，大致有三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法院自己作为法官的惩戒机构，上一级法院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惩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他们在最高法院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如德国的“纪律惩戒法庭”。一种是美国联邦所采取的司法系统的管理机构（司法行政决策机构）行使法官惩戒权，其在各巡回区上诉法院依法设立“司法委员会”，成员是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还有一种就是法国的模式，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司法委员会，兼管法官惩戒事务，组成人员由总统、司法部长、法官、检察官等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由一个独立于当事法院的机构来处理法官惩戒事务。在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是从我国党政机关统一实行的“纪检监察制度”基础上照搬过来的，法院内部设立纪检或监察机构，隶属于政治部（处），其主要职能仅仅是负责对举报揭发的违法违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不具备惩戒的决定权。其他包括对象的区分、审理程序、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