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法院判例
A. 求英语高手翻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一篇
有的话可以
B.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如何摧毁美国的 ebook
抄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违宪审查诉讼。二种是经州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终审后还是不服的情况下向联邦最高法院要求违宪审查。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中级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主要裁定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内对于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成立于1982年。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又名巡回上诉法院（Federal Circuit)，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中级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主要裁定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内对于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经常被看作为美国司法系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法院之一。因其具有创建判例及听取地区法院上诉的权责，所以上诉法院对于美国司法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美国最高法院每年仅接受少于100个司法案件的上诉，因此大多数案件的终审判决均来自于美国上诉法院。
C.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国诉卡罗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非常重视法官的智慧和经验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专业训练和适应自身角色的经验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着做出审慎的判断。在我看来，这样的智慧当然不只是一种知识，更不应该仅仅是那种来自书本的知识，而是那些以维护宪法为己任的法官们，在总结丰富的法治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的经验和灵感。 你说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决书的第四注脚（“第四注脚”应为“脚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决书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释”，由于这个注释不仅充分展示了主审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于经验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宪政的历史，因而被誉为是“改变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脚注”。 该脚注的译文（意译）是：“当立法从表面看，受到了宪法的特别禁止，诸如为宪法前十项修正案所禁止的时侯，推断其合宪性的范围可能更为狭小。当这样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时，它同样也被认定是特别的禁止对象。现在没有必要考虑那些限制政治进程的立法——这一进程通常被期望能够取消令人讨厌的法律,在第十四条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况下,是否要比其他绝大多数类型的立法受到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我们也不必去探究同样的考虑是否要纳入到针对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来源国籍的、或者种族上的少数族群制定法的审查；不必去探究歧视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是一种特殊情形，因为这些立法往往严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护少数的政治进程，因此它们可能相应地要求更为透彻的司法追究。” 因为该案涉及到了一项联邦立法,它限制一种混合奶的跨州销售，而卡罗琳公司认为这一法律剥夺了公司的商业自由权，违背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如果该案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诉讼中美国联邦政府必败无疑。但在卡罗琳案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决与州际商业相关的案件时最高法院应该认可立法者制定规制商业活动的法律时所依赖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不缺乏这样的“理性基础”，就不应该宣布这些立法违宪。这一表达的内在逻辑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们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约，与现实的社会经济保持距离，因此他们不大可能比议会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会经济的现实运作，也就没有资格指责各级立法缺乏“理性基础”。所以结论自然是在对经济或社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时，最高法院应当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则，应当尊重立法部门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断。这个判决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斯通在判决书上加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脚注，因它是整个判决书中的第四个注释，故名。不仅使这个判决成为法律智慧的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激发出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这个注释试图说明,司法克制的假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硬原则,它有三个例外情况。对这三个例外,司法非但不应当克制,恰恰相反,还需要更积极和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斯通的注释,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个例外:其一,明显违反《权利法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视弱势群体、妨碍他们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对这三类立法,最高法院要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 “脚注四”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对于不同类型的立法需要适用于不同程度的司法审查。具体说来,法院对国会的经济调控(主要是州际商业)立法,遵从立法机构的判断;对待非经济立法,则应加以严格审查。这种区别对待立法的司法审查态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宪政史上著名的“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原则。
D.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产生背景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除了联邦政府拥有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之机制外，州亦拥有独立于联邦而产生的司法、立法、行政机构。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订立之前，美国只有13个州组成的“邦联”，由于松散的邦联制使得各州的贸易大战甚至武装冲突，数个州的代表召开了制宪会议，谋求订立《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改变紧张的局势。正因为州不是因《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产生，而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订立之前就已经合法地存在，所以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和法律，《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还规定，宪法没有授权联邦政府亦没有禁止州和其人民行使的权利，由各州及其人民所保留。美国的州政府形象地说是一个“小国”，州政府不是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谈起美国的司法体系，可以说美国有51个司法体系（49个州和1个哥伦比亚特区各成体系，再加上联邦法律体系）。因此美国的法院采取双轨制，即联邦法院与州法院同时存在且互不隶属(除了因宪法第14条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而要求各州尊重的某些宪法权利外)，州有对非联邦案件的终审权。但当涉及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诉讼时，当事人有权将案件一直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一个开始不受人重视的小角色跃升为如今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可以说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1、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框架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条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规定。虽然起初三权之中司法权处于较弱的地位，但开国先贤们始终坚持权力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力图通过三权之间的相互牵制使得各个部门安守本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种特殊的分权体制内逐渐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2、判例传统
美国承继了英国普通法的判例法思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大量判例的积淀，不断刷新原有的宪政原则，在宪政结构各个层面不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使得美国宪法获得了长久不衰的生命力，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每个判例都折射出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主题、基本社会现实和主导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因此，美国宪法的发展史主要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联邦最高法院是宪法的现行发言人，在程序所规定的界限和对宪法基本理念加以尊重的基础上，联邦最高法院成为进行冷静再思考的场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着美国。
3、富有开拓精神的大法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之初，三权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如宪法的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的归属并无定论，联邦最高法院杰出的大法官们在案件审理中巧妙地将这些权力收入囊中，为联邦最高法院日后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在废除种族隔离和保护人权上，以沃伦为首的大法官们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胸怀。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头衔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见其地位之崇高，美国人把他们看作是宪法所赋予的广泛个人自由的监护者和解决全国性重大争论的仲裁人，大法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法律贵族和政治精英，他们总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审时度势，用手中的法之金剑，指引美国宪法的行进方向，美国宪法中即使是最微小的进步与变革都深深地渗透着大法官们的缜密智慧与穿透现实、洞察未来的力量。
4、妥协的精神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民众之间，适应不同的社会背景，为各个时期社会重大问题的交锋提供了公开的场合，以公开的方式将社会问题肢解、剖析；以判决的形式对各种利益做出价值判断，并对利益之间的冲突做出权衡，弱化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E.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机构责权
对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一州为诉讼一方的案件有初审权；对州最高法院或联内邦上容诉法院审理的案件，有权就法律问题进行复审；有权颁发调审令，调审下级联邦法院或法院审理的案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拥有司法审查权，审查联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不论是初审案件，还是复审案件，都是终审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庭时间为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到翌年6月中旬。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种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1882年开始发行的官方汇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汇编》，其中的判例对法庭有约束力，为审理同类案件的依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种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
美国宪法没有直接提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通过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某个法律违宪而不被采用。
F. 寻找经典的美国联邦法院判例
1946年，克里斯蒂。威特罗和里伯瑞。普格里兹合伙共同出资在纽约成立了一家小的建筑公司。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聘用卢索当会计，还任命他为执行副总裁。几年后，他们又雇了曾在毕观威事务所工作过的两个人担任会计和财务主任。1955年威特罗和普格里兹将他们所有的生意合并，成立了巴克雷斯建筑公司。4年后，公司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公开上市发行了56万股普通股，不久，巴克雷斯公司的股票就列入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名单之中。
巴克雷斯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承建保龄球道。自1952年美国有了自动装瓶机后，保龄球作为一种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受到极力推崇，保龄球道的需求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巴克雷斯公司在1960年时已是美国每三大保龄球道建造商。据报道，1956年巴克雷斯公司的总销售额为80万美元；4年后，公司总收超过900万元，净收益约75万美元。在1961年初发行的《华尔街杂志》中，该公司财务主管预测当年的总销售额将达到1500万美元，实现利润120万美元。
巴克雷斯公司大多是为一些小的辛迪加投资者修建保龄球道。在签约建筑合同时，这些辛迪加投资者必须向巴克雷斯公司预付一小部分订金和签发一张分期付款的汇票，随着保龄球道施工的进弃，在几年内将余额会清。1960年巴克雷斯公司开始与某财务公司进行销售回租交易。在交易中，巴克雷斯公司将修建的球道卖给该财务公司，该财务公司再将球道回租给巴克雷斯公司的子公司，由其子公司来经营球道。巴克雷斯公司对上述两类交易没有考虑任何理财技巧，在没有收到任何一笔大额付款之前，就在建造费用上投入了大笔现金。结果，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为建筑项目不断地寻找外部融资。1961年5月为了解决迫切急需的营运资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证券会”）递交了S—1有价证券申请上市登记表，要求发行总金额为174万美元，期限为15年，利率为5.5%的长期债券。
60年代初，人们对新型保龄球道发生了兴趣，导致旧型球道市场一落千丈。这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和大量的外借资金，使巴克雷斯公司在1962年陷入了财务危机。许多签约者开始拖欠到期的应付款项，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自行承担已建好的球道的运行费用，这就更加剧了巴克雷斯公司资金周转的困难。1962年末，由于还不起外部债券的利息，巴克雷斯公司只好按照联邦破产法的规定宣布破产。破产后，购买该公司1961年公开发行债券的人们集体上诉，巴克雷斯公司、证券经纪商、以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事务所）均成为被告。这个案件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以下原因：首先，该案件是自1933年证券法颁布以来第一个大案，它牵涉到在证券法首次对新证券发行作了法律规定以后，该如何处理与此有关的法律纠纷问题。其次，对审计职业界来说，这个案例也很重要，因为它是1933年证券法颁布以来，第一个强调审计人员法律责任范围和性质的案件。尤为重要的是，该案例将成为联邦法院依据1933年证券法履行了应尽的职责。
在巴无雷斯公司的上诉案中，主审法官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
1、巴克雷斯公司在申请发行利率为5.5%，期限为15年的债券时，所递交的S—1表中是否包含错误的披露。
2、如果表中有错误的披露，这些错误是否“重大”。
3、在核实表中的内容有无重大错误时，审计人员是否履行了应尽的谨慎责任。
联邦法官司麦克林写下了对巴克雷斯公司一案的意见，并从会计和审计的角度阐述了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为此，许多审计职业观察者认为，只有通过对照证券法，对注册会计师进行听证，才能对巴克雷斯公司问题材作出公正的处理意见。
问题1：巴克雷斯公司S—1有价证券上市申请表中是否有错误的披露。
巴克雷斯公司1958到1960年的财务报表都是由毕观威事务所审计的。为了发行债券，S—1表中包含了如下审计内容，即196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和毕观威事务所对该委度财务报表的复核。在评价毕马威事务所在此案件中的表现时，麦克林法官将主要问题集中在事务所对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的报表审计上。法官认为，很明显，潜在的投资者在阅读S—1表时，要注意1960年的财务报表，而不是未经审计的1961年每一季度报表，或是1958年和1959年的报表。
巴克雷斯公司案中的原告宣称，公司用保龄球道完工程度来计算收益是不恰当的。这种计算方法只能用于建筑项目的成本，而不能说明项目的收益。因为这些项目的最终收益是不确定的。对这一观点，麦克林法官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裁定：在这种情况下用完工百分比方法，作为一种会计处理是适当的。但他也指出，1960年12月31日会计记录所估计的在建工程中，两项工程的完工程度过于乐观了，因此，报表上会计年度期末收入也高估了。
下面表1中列示了麦克林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财务报表中主要错误事项。
所列收入的虚增部分是来自于销售回租交易，即“天堂之道”的建筑项目。当时，会计准则中允许将会计期间的销售回租交易的总收益计入当期收入，但麦克林法官司却裁定，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即使符合公认会计准则，但在此也不允许。他指出：“天堂之道”的交易实质上只是巴克雷斯公司通过融资方式来完成项目的一种“技巧”手段，而不能成为企业的真正销售。1960年利润表中收入的高估，也导致了公司当前净收益和每股收益的夸大。表1中这两项的高估数额是麦克林法官根据1960年末财务报表中主要流动比率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成为巴克雷斯公司破产前资金周围困难的焦点。麦克林法官司尤为关注的是，1960年12月底，巴克雷斯公司从它的非合并子公司中转入的14.5万美元现金。公司对这次转移现金交易作了规定，即1961年1月16日，巴克雷斯公司必须再将这笔现金还给这家子公司。很明显，这笔交易是由卢索特意安排的。麦克林法官作了如下批注：无论如何，这样处理如此多的现金（14.5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暂时存款的特殊说明，属于误导信息。此事件的发现很重要，因为它揭露了巴克雷斯公司蓄意遮掩经营情况的事实，并说明了巴克雷斯公司高级官员的可信度及其它方面所作的供词值得怀疑。
麦克林法官除了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12月31日报表上现金余额的夸大外，还得出其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也夸大了的结论。法官认为，1960年末，公司应对明显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计提5万美元的坏账准备，并且有一笔应收账款属于其子公司，不应列在资产负债表上，因为这属于关联企业行为。对于应收票据公司经常用客户所签汇票向财务公司贴现，财务公司留下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抵押，以防部分汇票不能按时兑现。只有当一张汇票全额兑现后，抵押部分才汇给巴克雷斯公司。巴克雷斯公司为了使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良好的资金周转情况，将财务公司留作抵押的金额也列入流动资产项目中是误导行为。其理由是：1）由于一些客户经常拖欠票据的支付，有一定比例的抵押永远不会汇回巴克雷斯公司。2）汇款往往是发生在汇票贴现几年之后。麦克林法官指出：最后一个实质性的错误是关于年巴克雷斯公司财务报表上的或有负债项目低估问题。公司大量的或有负债是向财务公司贴现应收票据所引起的。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估计或有负债数额不当，造成如表1所列示低估问题。在1960年财务报表中，此项低估金额约为37.5万美元。
问题2：巴克雷斯公司S—1有价证券上市申请表中的错误披露是否属于“重大”？
麦克林法官审核S—1表时提出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财务报表的错误披露是否重大。根据1933年证券法规定，被千被判是否负民事责任的最先决条件就是看其是否存在重大的错误披露。证券会对重大性的定义如下：当“重大性”用于任何信息披露要求时其限定范围是，披露的内容使一秀谨慎的投资者在购习上市登记证券时，能得到合理的信息，否则就属“重大”。对报表中高估的销售额、营业净收入、每股收益等指标“是否会阻止一般谨慎投资者购买”公司1961年发售的债券时，法官裁定：每项错误的严惩性均不足以打消一个谨慎投资者购买债券的念头。因为，债券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投机”证券，所以，未来投资者不会因为1960年财务报表上的销售和收益数据上“相当小的错误”而撤回投资。
法官裁定，报表上的或有负债低估37.5万美元也不属于重大数额。他指出，巴克雷斯公司当时的总资产为6101085美元，与总资产相比，无论是报表附注上已披露的，还是实际确实存在的或有负债，对未来投资者来说，总资产额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数额。”据他分析：“如果投资者看到巴克雷斯公司报表附注中的说明，也许很乐意买其债券，如果再告诉他们或有负债实际比报表附注中高出37.5万美元，我怀疑他们中否会立即因此而不买债券。”因此，他认为，这一错误表述不具有重大性。然而，麦克林法官裁定报表中流动资产和由此计算出的流动比率的主估属于重大性错误。从表1中所列示百分比来看，被裁定为重大错误的“流动比率”与裁定为非重大错误的“第股收益”的高估相差甚小。然而，法官的理由是：与公司股东相比，债券持有人或未来投资者对公司资金流动状况高估的关心更甚于对公司收益的高估，尤其对曾发生过资金流动困难和将面临严惩营运资金短缺的公司更是如此。
问题3：毕马威事务所在复核S—1表时，是否尽到应有的谨慎责任。在巴克雷斯公司案中，毕马威事务所的主要辩词是：他们已尽到应有的谨慎责任。
在1933年证券法中，对谨慎责任作了如下定义：在合理的调查分析之后，有适当的理由想念并真实地确认当时报表所陈述的内容均已属实，没有遗漏任何重大事实，不对报表使用者造成误导，并对此进行所有的必要说明。根据此定义，比马威事务所如要对此进行辩护，就必须提供证据说明其审计人员对S—1表进行了“合理地调查”，并由此得出就重大性原则来说表中所陈述的内容是正确的。麦克林法官审核了毕马威事务所的工作底稿，这些底稿记录了该事务所为了复核S—1表，对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程序和1961年每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复核程序。这项审计和复核工作主要是由年轻的高级审计员贝拉第进行的。麦克林法官认为：选贝拉第作为巴克雷斯公司的高级审计员，从事相当复杂的审计业务的决策值得商榷。因为当时他还不是注册会计师，南昌且他以前对保龄球行业没有任何经验，只不过最近刚提为高级审计员而已。尤为关注的是“天堂之道”建造项目的销售回租交易审计程序。在仔细审查毕马威事务所的工作底稿后，法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贝拉第从来就没有将这笔交易当作一项重要的关联公司交易进行审计。令人注意的是，承担巴克雷斯公司审计的经理在审计之前很明显的已经发现这一事实，他在贝拉第的工作底稿中作了如下批注：“在与泰德。克切尔（巴尔雷斯公司的财务主任）60分钟的面谈这后，他透露出巴克雷斯公司正将一球道租给其子公司，这一业务的收入来自关联企业，应从巴克雷斯公司的收益中扣除。”对上述批注，贝拉第在工作底稿上加上如下注释：“关联企业将所胡权转给了别人。”法官发现，这一注释有些模糊，但可以说明贝拉第相信这部分资产已卖给了外部第三者。如果是这样的活，法官认为贝拉第应完成一定程序来证实这一销售是否属实，但很显然他却没有这样做。
麦克林法官裁定，对贝拉第没有发现巴克雷斯公司从其非合并公司转入，并在年初再转出的约14.5万美元不负有责任。法官指出，卢索没有通知贝拉第或毕马威事务所的其他审计人员这一情况，“要求贝拉第查出巴克雷斯公司在滑有任何异常现象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舞弊行为，是不合理的”。关于对属于财务公司的抵押部分，且被列入巴克雷斯公司财务报表的流动资产的处理，法官认为：贝拉每应该可以确定大部分抵押在一年内是收不回来的，不能将它列入流动资产。法官对作为高级审计员贝拉第最为严厉的指责是他在1961年春所做的S—1表的复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对S—1表的复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对S—1表的复核有如下法律定义：
对公司报表的期后事项复核的目的（指S—1表的复核作为上市登记声明的参考）是确定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否有重大变更，是否有重大事项需要披露的，以防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对公众进行误导。
毕马威事务所要求审计人员应遵循的部分审计程序。法官指出：贝拉第所用的程序民公认审计准则一致，但他没有完满地完成这些审计程序。他只用了二天多的时间来复核S—1表，总共20.5个小时。对于1961年发生的事项他没有发现任何错误和遗漏，而我前面所述的那些错误事项都是重大的，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来自于公司管理层，而没有亲自去证实这些答案是否属实。所以，他的S—1表复核没有任何价值。
在麦克林法官通篇研究巴克雷斯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后，他裁定毕观威事务所不能证明其已尽了应有的谨慎责任。他对案件中的其他主要被衙也提出了相同结论。与皮同时，法案还指出，注册会计师在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使用了“财务报表真实地反映其财务状况”一词，因此，当财务报表没有过达到这一要求时，注册会计师应对其承诺负责。在法庭要求提交对被千的审判结果前，一个和解方案使巴克雷斯公司案的各有关方达成共识。然而，各方在和解交易中应该付出的或应该得到些什么，那是永远不会公开的。
二、该案例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启示与教训
在证券市场上，当证券持有者受到信息误导而受到经济损失时，其首先想到的就是起诉注册会计师并要求其赔偿损失。因为，他们认为，注册会计师既然审核了财务报表，就应保证财务报表万无一失，而不应该存在任何误导的会计信息，这就是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但在现实中，由于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以及审计手段的限制，注册会计师无法保证经过审核的财务报表中不出现任何差错，这就是社会期望与注册会计师能力的差距。从目前来看，这一差距是无法消除的。因此，为了保护注册会计师不去承受超过去时其能力的责任，往往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凌晨断注册会计师是否要对误导的信息负责。而这一程序，就是该案例中麦克林法官提出的三个问题。这对我们今后如何界定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另外，该案例子中的其他问题也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注册会计师的作用提供了参考。我们可从上述杂例中汲取以下几个经验教训：
1、注册会计师在审核财务报表前，应该充分考虑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范围。在上述案例中，经事务所审核过的巴克雷斯公司财务报表与S—1复核表虽然是提交给证券会的，但实质上是针对购买上市债券的投资者的。因此，注册会计师应将审计重点放在债券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各种流动比率上，而不是一般常规审计程序上。因为，在该项审计中，债券购买者是预计的报表使用者，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预计第三者。根据美国的法律，审计人员如果在审计中无意地儿了普通过失，要对预计的第三者负法律责任。同样，我国现在也已开始了注册会计师对预计第三者负责的法律问题的关注。在我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中，已明确了注册会计师要对委托人与利害关系人负法律责任，而这里所谓的利害关系人，就是预计第三者。因此，在审计过程中，关注预计第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我们注册会计师在今后审计中特别予以重视的问题。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已于1996年12月6日颁布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的公告，并要求在1997年12月1日起执行。但许多注册会计师认为，该项准则过于理论化，在实践事比较难以贯彻。但在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这一准则是具有相当现实意义。注册会计师所执行的只能是抽样审计，其结论只能是在一定把握的基础上。如何确认注册会计师是否尽到了责任？就只能以重大性作为标准。在上述案例子中，法官判定马克思雷斯公司财务报表中是否存在重大错误信息，是比较客观的，他既没有将巴克雷斯公司在现金问题材上的舞弊责任（通过关联公司借用现金14.5万元，以掩盖其现金短缺现象）归咎于注册会计师，也渗将或有负债及完工计算程度所出现的偏差问题，要注册会计师承担责任，而是将资产流动比率来作为重大问题予以考虑，这就完全站在报表使用者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是重大性问题。这对我们今后如何理解重大性标准，是大有裨益的。
3、对于审计报告，过支注册会计师行业比较多地是站在专业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在审计报告中的措词方面，就往往不太考虑法律上的严谨性，采用一些易于被人钻法律空子的词汇，如“真实”、“客观”、“准确”等这些过于自信的词汇。因此，一量发生法律纠纷，这些词汇就成为注册会计师抗辩中的绊脚石。在上述案件发生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立即了召开会议，榫了审计报告中的不足，修改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格式，删除了一些可能引起人们误解的词汇，如“真实”、“准确”等，改用一些比较中性、有一定幅度的词汇，如“公允”、“重大”等词汇，这样，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注册会计师就有较大的周旋余地。事实证明，在今后的实践中，这一个修改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但反观我国一些专业审计或业务报告，仍然在使用一些令人误解的词汇，如在验资报告中还在使用“真实”、“合法”等这些比较肯定的词汇，这就给今后的法律纠纷埋下了隐患。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些比较中性的词汇来代替这些可能会引起误解的词。这样，既不会防碍报告的使用，又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何乐而不为呢？难道一定要到我们与上述案例一样受到损失后，再来重新榫我们的专业报告吗？这是我们从该案例中应该汲取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训。
G.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利包括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利包括：
对州最高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有权就内法律问题进容行复审；有权颁发调审令，调审下级联邦法院或法院审理的案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拥有司法审查权，审查联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不论是初审案件，还是复审案件，都是终审判决。
(7)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扩展阅读：
自罗斯福新政后，总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名本党的大法官，已经成为美国“活宪法”的现代机制，正是通过司法任命，最高法院才可以同全国性的政治过程保持着沟通。
美国宪法才能够在文本不变的前提下不失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但如果在党争激烈时，某个关键的大法官席位发生空缺，新任命可能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均势。
这时的司法任命就承担了此机制理论上无法承受的重负，极易发生病变。斯卡利亚的身后之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正因此，波斯纳认为，美国最高法院不仅是一家政治的法院，而且还蜕变为一家政治化了的法院。
H. 美国最高法院的简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审级和最高审判机关，是唯一由宪法规定的联邦法院。1790年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成立，设于首都华盛顿。最初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5人组成，1869年根据国会法令规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组成，9位大法官中，有1位是美国首席大法官，其产生过程与另外8位大法官一样。法官均由美国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只要忠于职守，可终身任职，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但年满70岁、任职满10年或年满65岁、任职满15年者，可自动提出退休，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不能被裁减。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对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一州为诉讼一方的案件有初审权；对州最高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有权就法律问题进行复审；有权颁发调审令，调审下级联邦法院或法院审理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还拥有司法审查权，审查联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不论是初审案件，还是复审案件，都是终审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开庭时间为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到翌年6月中旬 。判决以法官投票的简单多数为准，判决书写下各方意见。1882年开始发行官方汇编的《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其中的判例对法庭有约束力，为审理同类案件的依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种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
美国宪法没有直接提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通过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某个法律违宪而不被采用。
I. 如何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违宪版审查诉讼。二种是经州法院权或联邦上诉法院终审后还是不服的情况下向联邦最高法院要求违宪审查。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中级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主要裁定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内对于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成立于1982年。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又名巡回上诉法院（Federal Circuit)，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中级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主要裁定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内对于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经常被看作为美国司法系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法院之一。因其具有创建判例及听取地区法院上诉的权责，所以上诉法院对于美国司法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美国最高法院每年仅接受少于100个司法案件的上诉，因此大多数案件的终审判决均来自于美国上诉法院。
J. 有谁知道有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判决书方面的书
美国的宪政历程（20） (2008-04-11 09:51:21)
标签：杂谈
资料：美国的宪政历程（20）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Arizona）一案的判决，是20世纪美国宪政史上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司法判决之一。随着好莱坞（Hollywood）电影在世界各国的流行，因米兰达案而名噪一时的“米兰达告诫”（Miranda warnings，中文又译“米兰达警告”）不但在美国社会家喻户晓，而且已成为风行全球的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份。
一、不厌其烦的美国警官
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的观众可能会纳闷：这位亨特警官真是不嫌累得慌，每次历尽千难万险擒获犯罪嫌犯后，不但不向嫌犯交待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攻心政策，反而不厌其烦地告诉嫌犯“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而且将会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审问之前你有权与律师谈话，得到律师的帮助和建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问时在场；如果你希望聘请律师但却雇不起，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律师”。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亨特警官这段台词实在令人费解：落入法网的犯罪嫌犯竟然还有权一声不吱、拒绝回答警察的审问，这嫌犯岂不是白抓了吗？然而，在真实生活中如果亨特警官嫌累得慌，没对被抓获的嫌犯哆嗦这段台词，那么这嫌犯很可能真就是白抓了。
电视剧中亨特警官的这段台词并非编剧或导演的凭空编造，而是与美国宪法第5和第6修正案所规定的刑事程序有直接关系。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根据这一条款，甭管是在警察局、法庭还是在国会听证会上，任何人都有权保持沉默、拒绝提供可能被用来控告自己的证据。宪法第6条修正案则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可能有人会问：有没有搞错？既然有权保持沉默，那为啥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小姐和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都招了呢？
是这么回事：根据美国法律，政府或国会为了换取一个被告全盘供出其本人或其他案犯罪行的真相，有时会与被告作一些有限的交易，控方可以保证不用被告的供词对其本人进行起诉。在克林顿“拉链门”一案中，为了得到案情真相，用莱温斯基的口供去起诉克林顿，特别检察官就给了莱温斯基这种豁免权。面对莱温斯基的供词和裙子上的污点，克林顿采用了钻法律牛角尖和玩弄法律名词游戏的损招儿，主动招出他与莱温斯基之间有“不适当关系”，但没有发生严格法律定义上的“性关系”，以此逃避向联邦大陪审团作伪证的严重法律后果。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属于在不知道自己宪法权利的情况下被迫自证其罪，那么这种供词在法庭上是不能作为犯罪证据引用的。这一规定源于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作出的裁决。
二、米兰达案与“米兰达告诫”
1963年，一个23岁名叫恩纳斯托·米兰达（Ernesto Miranda）的无业青年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在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米兰达文化不高，这辈子也从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这么个玩艺儿。经过两小时的审讯，米兰达全招了，并且在供词上签了字。亚利桑那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米兰达案时，检察官向法庭和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签字的供词，作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米兰达既无职业又无收入，属于一贫如洗的贫困阶层，根本雇不起辩护律师。但是，根据最高法院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有义务为被控刑事重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律师。于是，主审法官指定了一位名叫莫尔（Alvin Moore）的公共辩护律师为米兰达辩护。
这位莫尔律师当时已73岁高龄，而且缺乏刑事案辩护的经验。在出庭辩护时，他声称，根据宪法第6条修正案的条款以及最高法院关于穷人律师权的判例，嫌犯被捕后警方就应立即为其提供律师，但涉案警官却违反规定，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审讯米兰达，因此，米兰达的供词属于被迫自证其罪，违反了宪法第5条修正案，这种供词是无效的。
严格地说，莫尔律师的辩护词是缺乏法律根据的，因为最高法院只是泛泛地规定各州法院应为被控重罪的贫穷被告提供律师，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细节。究竟是在嫌犯被捕后就应立即为其提供律师？还是当警方审讯时应为其提供律师？或是在法院开庭时才为嫌犯提供律师？对于这些操作性细节，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并无详细规定。于是，检方反过来抓住莫尔律师胡乱解释最高法院判例的漏洞，论证警方并未违规，米兰达的供词属于合法证据。
庭辩结束后，陪审团判决米兰达有罪，法官判处米兰达20年至30年有期徒刑。米兰达和莫尔律师不服判决，在两位著名刑事律师帮助下终于将此案逐级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裁决地方法院的审判无效。最高法院的理由是：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自证其罪）不仅适用于正式法庭审判，而且同样适用于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场合。由于涉案警官在审讯米兰达之前没有预先告诉他应享有的宪法权力，所以米兰达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这种供词在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最高法院强调：警方强制性的关押和审讯环境对犯罪嫌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刑讯逼供或恐吓成招，司法程序应当从一开始就对嫌犯的宪法权利予以有效保障。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FBI）就已开始施行类似“米兰达告诫”的规则。1964年，针对各州和地方警务人员罔顾程序、滥用权力现象远比联邦调查局为甚的严重问题，最高法院在马洛伊诉霍根案（Malloy v.Hogan，1964）的判决中宣布，宪法第5条修正案关于“不自证其罪”的条款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中各州应遵循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份，嫌犯的“非自愿供词”在州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各州警方应如何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防止出现“非自愿供词”？对于这些细节，最高法院未予详细说明和具体解释。这样一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全美各州警务人员仍然各行其是，玩弄各种花招和借口继续侵犯公民“不自证其罪”的宪法权利。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多数派决定，借米兰达案判决之机正式建立一个统一明确、联邦和各州警务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联邦法规，程序性地保护所有犯罪嫌犯的沉默权。
在美国宪政史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决一般都是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规定。可是，在米兰达案中，由首席大法官沃伦（Earl Warren，1953—1969任职）亲自执笔撰写的法院判决书却一反常规。像耐心的老爷爷教悔调皮捣蛋、屡教不改的小顽童一样，沃伦法官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向全美警务和执法官员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在审讯犯罪嫌犯时所必须严格遵守的操作性程序和细则。沃伦法官提出：实施逮捕和审讯嫌犯时，警方应及时宣读下列提醒和告诫事项：第一，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将会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在受审时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这些源自宪法第5和第6条修正案的规定后来被统称为“米兰达告诫”。亨特警官在电视连续剧中那段一再重复、令人费解的台词即是源于最高法院的此项规则。
参与审理米兰达案的福塔斯大法官（Abe Fortas，1965—1969任职）后来回忆说：“米兰达裁决完全是沃伦的决定。”在分析和讨论案情时，沃伦法官根据自己长期担任基层检察官的经历，耐心地说服其他几位大法官同意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只有施行“米兰达告诫”，才能有效地约束和限制警方权力，防止警察对嫌犯进行刑讯逼供和精神恐吓，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宪法权利。在判决书中，沃伦法官特意引用很多警方执法犯法的具体事例，详细地说明和解释施行“米兰达告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即使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中，这一越俎代庖、惊世骇俗的联邦法规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持反对意见的哈兰大法官（John M.Harlan，1955—1971任职）认为：“人人皆知，如果没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远无法破案。数量众多的专家作证表明，警方提审案犯，获取口供，对于控制犯罪非常重要。”“鉴于犯罪行为的社会代价极大，这种新规则只配称之为一种危险的实验。”少数派的怀特大法官（Byron R.White，1962—1993任职）宣读异议时情绪颇为激烈地表示：“最高法院的新规则将把杀人犯、强奸犯和其它罪犯送回大街，送回产生犯罪的环境之中，让罪犯在兴高采烈之时重复罪行。”
在20世纪美国宪政史上，沃伦大法官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身手不凡，他们有的是出类拔萃的法学家，有的是名震四方的大律师，有的是誉满全美的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有些大法官几十年来或身处高高在上的法律殿堂，或埋头于艰深奇奥的法理象牙塔，常常不食人间烟火。而沃伦法官的经历则极为特殊，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行政干部”出身的“外行”。（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之初，当最高法院召开例行院务会议讨论案件审理的具体问题时，他让资历最深的布莱克大法官主持会议，自己只是坐在一边“旁听”。一个月后，沃伦法官才开始亲自主持院务会议。）然而，几十年来担任基层地区检察官、州司法部长和州长的独特经历，使沃伦对各级政府检察部门和警方内部的黑暗、腐败和犯罪的内幕洞若观火、深恶痛绝，对下层百姓的疾苦知之甚详、深感同情。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后，他主持做出了一系列震撼全美的重大司法判决，严格地限制警方权力，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宪法保护，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权利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其名著《普通法》一书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1902—1932任职)精辟地指出：“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所谓经验，显然包括法律、政治、历史、社会和法官个人的经验。一般而言，司法判决并不是一个运用逻辑和法理辨明大是大非、寻求永恒真理和绝对正义的思辨和推理过程，只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之间寻求一种动态性平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皆大欢喜。实际上，在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任何司法裁决都不可能满足单一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如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等，只能是一种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观的综合平衡。
三、大法官是不是有毛病？
沃伦大法官积极推动的民权运动和“权利革命”，几十年来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毁誉参半。很多人抱怨说最高法院为犯罪嫌犯提供了过份的保护。美国法律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罪犯的人权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权更重要，保护坏人好像比保护好人还要优先，针对警方的清规戒律好像比打击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规还要多，而美国律师则精于颠倒黑白和钻法律漏洞，再加上美国独有的陪审团制度，使美国法院的司法判决常常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社会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力度，从重从快打击暴力犯罪。可是，美国最高法院对民众的呼声却好像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不但不顺从民意，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待犯罪嫌犯简直就是“爱你没商量”。1961年，最高法院在迈普诉俄亥俄州（Mapp v.Ohio，1961）案中裁定：警方非法搜查取得的证据在州法院的审判中一概无效。1972年，最高法院在阿杰辛格诉汉姆林（Argersinger v.Hamlin，1972）案中裁定：法院也应为被控刑事轻罪的贫穷被告免费提供辩护律师。人们禁不住犯寻思，最高法院里的大法官们是不是都有点儿毛病啊？
美国最高法院有几位开明派大法官的确有“毛病”，而且病根儿渊远流长。在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深藏着对官府的极度不信任、对警察滥用权力的极度恐惧和对司法腐败的高度警觉。熟悉历史的人知道，美国人的祖辈当年在欧洲大陆饱受专制暴政之苦，不得不离家出走，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来到新大陆。当他们踏上北美大地之时并没有发现遍地黄金，生活甚至可以说是极度艰辛，但他们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自由，多数人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正因如此，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任何骑在小民百姓头上横行霸道的专制政府，为了保护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操起家伙事儿就跟英王的军队开打。
美国的天下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是，美国的长治久安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脑袋瓜思考出来的。托马斯·杰弗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什么是宪法？用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宪法就是管政府的法。为什么要管政府呢？因为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都有权，而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说白了吧，因为手握大权，所以政府里的各级官员有可能全都是潜在的坏蛋和腐败分子，是潜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以，法律要管的首先应当是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其次才是社会上的犯罪分子。所谓加强法治，首先应当是从制度上约束和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是从制度上防止统治者和执法者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如果统治者和执法者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司法者秉公判案，一视同仁，那么防止被统治者造反闹事则易如反掌。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官府和警察干坏事或者“好心干坏事”的本事绝对要比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大得多。纳粹德国当年没费啥劲儿就屠杀了6百万犹太人；中国大陆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文革十年动乱，陷入如山的冤、假、错案和政治迫害之中的民众一不留神就达数千万之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也遭受了空前可怕的破坏。
想当年，为了从制度上解决问题，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很多约束政府的基本原则，诸如天赋人权、限权政府、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而非人治、文官控制军队等。但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这些原则很多都是虚的。比如，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监督，三权分立与制衡实际上仍然很难防止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仍然有可能蜕变为多党勾结、三权合谋的黑暗王朝。天赋人权、限权政府等立宪原则可以在小资沙龙里吹得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溅，可是，如果执政党中的贪官污吏与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暗中勾结，大搞司法腐败，任意编造罪名，把在野党的头头脑脑和控告官府的小民百姓打入黑牢，刑讯逼供，秘密审判，残酷迫害，你是一点儿辙也没有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具体而有效的保障，宪法中的高调和好词儿全是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