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法官

① 中国古代的军衔制度是怎样的

清朝末年新建陆军的军衔制度
新建陆军建立军衔制度开始于1904年12月清政府批准练兵处和兵部的“另定新军官制”方案，到1911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衔体系。

军衔制度同过去清军的等级制度相比，在等级设置上的变化是，改变了过去武职阶品一列到底的叙位方式，而采取了区等分级的形式，即军官“区为三等，析为九级”，军士和兵各分三级，加额外军官，共汁六等十六级。

各级的名称如下；

军官：上等第一级，大将军、将军、正都统

上等第二级，副都统

上等第三级，协都统

中等第—级，正参领

中等第二级，副参领

中等第三级，协参领

次等第—级，正军校

次等第二级，副军校

次等第三级，协军校

额外军官：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正兵、—等兵、二等兵

清政府首次采用的军衔称号是沿用了八旗的官名，稍加整理而成的。

都统，是八旗组织中每旗的最高军事长官，满名为“固山额真”，顺治十七年(1660年)，借用古代官称定汉名为都统。

参领，满名称“甲喇额真”，明万历四十三年(1515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于固山额真之下设置的—级官职。八旗还有“协领”的官称，为驻防骑兵将领的名称。

军校，八旗步军营有“步军校”，圆明园内三旗有“护军校”，从八品武职中有“副军校”等。

上士、中士、下士衔称，系采用夏商周三代之官号。

清末军衔的再一个特点是，在军官之外另设有军佐官衔。练兵处和兵部在呈报《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补官体制摘要章程》的奏折中说：“军官之外，经理饷械，医务法律等官员，是曰军佐；所司事务重要且繁，必各有专门之学，握慧始能胜任；与军官事同一体，其品秩官阶亦应相似，惟于官名之首，冠以同字，以尔区别。”

清朝规定，军佐按专专业分为十一类；军佐衔最多的设三等八级，最少的仅设一等二级。光绪二十一年首次规定，军佐衔称与同级军官相同，只是在军官衔称前冠一个同字，如“同副都统”、“同正军校”等。宣统元年，因“官名之上冠以同字，亦嫌界限不清”，故改为在衔称前加专业名称，如“军需副都统芹早”、“马医正参领”等。

军佐官衔设置范围及其等级如下：

军需、军医、制械官，设副都统以下三等八级；

马医、测绘、军法官，设正参领以下二等六级；

书记宫，设副参领以下二等五级；

稽查、军乐队官，设正军校以下一等三级；

司书生、司号官，设副军校以下一等二级。

中国古代自出现禄秩阶品以来，什么职配什么衔(阶品)，都有一定的规矩。唐宋时期，职务和阶品之间允许有一定的幅度，并规定了反映这种幅度的术语。衔高职低者称“行”某浆职，衔低职高者称“守”某某职。宋代还规定，如果衔低于职务两级以上，则称“试”某某职，职衔相当者则直接称呼职务。

外国军队在职务与军衔的关系亡也有一定规定，欧美国家称职务军衔，前苏联称编制军衔。清末实行军衔制后，沿用和继承了外军与我国古代的传统，对职务和军衔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

《清史稿·职官志》记载：

正都统，职任总统官(相当后来的军长)

副都统，职任统制官(镇指挥官)；

协都统，职仟统领官(协指挥官)；

正参领，职任统带官(标指挥官)；

副参领，职任一等参谋官；

协参领，职任管带官(营指挥官)，

正军校，职任督队官(相当连长)

副军校，职任排长：

协军校，职任司务长。

清政府开始对职与衔的搭配规定，要求十分严格，叫做“以官配职，俾参差”。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难以实现职衔完全一致，遂于宣统二年修改为，一般情况下要“以相当之官，任相当之职”，“但遇军职需材一时无适当人选，克副厥职，则或大于军职一级，或小于军职一级之官佐，亦可酌量派充。惟无论大小，其相差之率，概以一级为限，不得更有逾越。”

大将军和将军衔，与正都统均属上等第一级，是对积有勋劳之正都统的一种赏赐，属于荣誉性质的头衔，在同军职的对应关系上，与正都统没有明显区别。

清军官制改革以前，统治阶级重文轻武。甲午吃了败仗，更激起一些武臣的不满，纷纷指责以往“议定官制，编纂志书，多出于文臣之手，其意在乎重文轻武。殊不知国家设立武职，原欲其折冲捍御，其责不轻于文臣”。故改革官制的宗段首答旨之一，应是“矫人情积轻之习，使文武渐归同科”。宣统元年10月，军咨处向朝廷奏定了《陆军军官军佐官职品目比照文官补官等差表》，实际上是文武官员的等级对照表，规定了武官的品级与文官的对应关系。

下面是这个规定：

大将军、将军，格同大学土，正一品；

正都统，格同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

副都统，格同总督、巡抚兼陆军部恃郎，正二品；

协都统，格同巡抚、布政使，从二品；

正参领，格同按察使，正三品；

副参领，格同盐运使，从三品；

协参领，格同道员，正四品，

正军校，格同直隶知州，正五品；

副军校。格同通判，正六品；

协军校，格同知县，正七品，

额外军官，格同县丞，正八品；

上士，格同训导，从八品；

中士，桔同县主薄，正九名；

下士，格同巡检，从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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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卫所制度是承继了唐代的府兵制、宋代的更戍法思想和元代的军户世袭制度，尤其欢迎朋友发表高论，并请世界史的朋友进行中外比较。

《明代营兵制初探》

营兵制是明代军事制度中久被忽视与曲解的制度。营兵与卫所军、募兵与营兵的关系是认识营兵制问题的关键，并从其关系中把握营兵制的产生与发展脉络，从而正确理解明代独特的军兵并存现象，正确认识明代的军事体制。

一．营兵制与卫所制

明王朝建立伊始，便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其实，卫所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不是战时组织，卫所军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战时由朝廷临时调兵遣将，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明初这种军事建设的蓝图不久便因边患的日益加剧而改变，特别是明王朝的周边地区，临时性的调兵遣将逐渐变成常规制度。宣德间，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总兵，改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万历时，又增设总兵于临洮、山海关。天启时增设山东登莱总兵。崇祯时，增设更多，纷繁不可记。总兵官取代原来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至此，明代的军事制度已发生了变化，“洪永以后，边患日棘，大将之设，遂成常员。镇守权重，都统势轻，卫所精锐，悉从抽选，于是正奇参守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这种制度一些史籍称之为镇戍镇，笔者认为，从其建置情况看，称为营兵制更为妥当，也更能说明其与卫所的区别。

营将的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也正反映了营兵制由战时组织到常规兵制的演变过程。总兵、副总兵官明初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参将、游击、把总等官，明初亦多充以勋戚都督等，明中期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总兵官，天顺前率用勋戚，后皆五军都督府官列衔领任。

营兵的主要来源是从卫所官中抽调。由于卫所官调任为营官很商业普遍，卫所官职中的都指挥使司一职，为营制借用。卫所制中的都指挥使司，为地方卫所的最高官员，但都司一职作为营官，职别则相当低，仅高于守备一级，在总、副、参、游以下。来自于都司中的营官，被革职后，即回到原卫所。

明代的营兵制是一种不成熟的兵制，有明一代，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直到清代，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清代的绿营兵制即是对明代营兵制的直接继承。

营兵部分来源于卫所军。总督、巡抚有直辖的标兵，一般将领则豢养家丁。标兵与家丁独自成营。家丁为将领私属，费用最初由将领自己负责，但随着家丁制的盛行，也就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官给粮饷。由于卫所军抽选为兵，从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军兵”，即来源于卫所旗军的营兵。但营伍所统为兵，与卫所军不同。实际上营卫不统属。与镇守总兵同时派驻地方的，是能节制文武的总督巡抚。永乐十九年，始派巡抚处理地方战事，有事则遣，迄事而止。明中期以后，文臣地位提高，文臣率兵出征，又加总督军务衔。总督成为文臣第一重任。

二、营兵与募兵

朱元璋起兵创建王朝的过程中，召募是其军队来源的一种正常途径。洪武时期，天下既定，各地陆续设置卫所，军民分籍，便不再采用召募的方法凑集军队了。宣德以后，伴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的日益废弛，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大规模的募兵，出现于土木之变后。到正德时期，募兵主要由地方行政系统管辖。这一时期的募兵，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募兵秋冬操练，春夏务农，或冬春操练，夏秋务农。在北部边镇，因战事需要，部分募兵由卫所代管，但并不直接补为卫所军，明中期以后，民兵补充到卫所军的不足，参与卫所军的诸项事务。

嘉靖以后，募兵作为救急良策在全国广泛采用，人数众多，在明朝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嘉靖东南倭患，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数十余万。这一时期募兵与政府是雇佣关系，因此，嘉靖以后的募兵已不再像明中期的募兵用免户丁徭役和免租粮的形式进行优免了，而且只免本身差徭。

募兵不等于营兵，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但有部分募兵隶于卫所。由卫所官召集的募兵一般隶属卫所，卫所官负责召募，经督抚批准即可。隶属于卫所的募兵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入卫所军正额，由卫所代管，二是卫所军被抽调到别处使用，以募兵来补足原额。

募兵主要隶属于营伍，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多于嘉靖万历年间以警患设营。将领及民人自出赀财，募兵为营，随军报效，不但被允许，而且还被鼓励，名之为“义募”。营兵制下，一部分将官也来源于召募，甚至一将应募将领积功升至高级将领者。

三、军与兵的区别

军与兵并存，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顾炎武指出，“判兵与农而二之者，三代以下通弊。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始”。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军兵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即认为兵即是募兵。这样，军与兵的区别就在于召募、是否世袭了。而实际上，军与兵在组织形式上的不同，是军与兵的根本区别。

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上而至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及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为流官，由世职卫所官及武举选授。卫所军及官属军籍，携带家属，世居一地，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总之，卫所制下权力分散，兵将分离。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府之权，五府官变动虚衔。

兵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兵一般不世袭，但由卫所军转为兵者例外。兵无户籍的规定，兵服役期限不长，一般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但在重要的军事防御卫则常川戍守。营兵不随家属，更接近现代兵制。营伍官无品级，有者则是卫所制下的官品，无定员，不世袭。营兵与营将相习，战时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总副参游统带出征。将权相对提高后，兵可由将自行召募，召者与被召者关系密切，甚至在主将发生变故时，兵即散去。

军与兵在饷给形式及数量上也不相同。军饷由屯田解决，屯田废坏后，补以盐课及民运，后亦部分取给于京运年例。而兵之粮饷全数取足于京运年例银，或加派之新饷。数额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马价、衣装、器械等银，月粮也较丰厚，而军只有月粮，战时或出征时才有行粮。

军与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渐渐取代了军的作用。兵主战，军主守、主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但兵并没有彻底取代军的地位，卫所制一直到明朝灭亡。清初改卫所军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军的职能，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而卫所作为一个地理单位而行政管辖机构取消的时间则更晚。

明营兵制与卫所制官职常有同用之情况。一般(不很严格)地说，总兵、副总兵由公侯伯等勋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参将、游击多由都指挥使等官充任，守备、把总则由卫指挥及千、百户充任。

洪武年间的48卫所还只是一种备操编制，到永乐以后72卫所的五军营和以前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不仅是备操编制，同时还是战斗编制，如永乐八年以后的北征。

参将、游击将军等职，早已有之。太祖北伐之时就在正将军、副将军下置，为出征体制之常设官（常以总兵加将军衔之举）。只不过明初出征之兵常由卫所调发，待中叶以后营兵制成，乃分两途，殊不为怪。

明中叶以后卫所军逃亡甚大，正统二年九月兵部统计，天下都司卫所逃亡军士达120万人，相当于全国额定兵员的一半左右。而至正德，据兵部尚书王琼估计卫所逃亡数已占额数的十之八九。逃亡者多为精壮，未逃者尽是羸弱，故卫所军毫无战斗力，不难理解。

镇戍兵的营制看来没有统一，从总兵到把总均可独立成营，人数参差不齐，编制规模悬殊。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从九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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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军衔:http://hi..com/%C1%F7%D4%C6%BE%D3/blog/item/5e9d412706c02b03918f9dc4.html

② 请问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分别对后世的影响

商鞅变法

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变法经历了两次大的动作，其内容涉及许多方面，主要有：

(一)重农抑商

商鞅注重的农业是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业，也可以称“耕织”农 业。这种农业，是人类本身存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重视农业和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就已经有了萌芽，只是当时尚没有形成发展农业与家庭 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家经济的思想。随着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其重要性已被人们所认识。商鞅变法十分重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 然经济的发展，他在法令中明文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小小 力本业耕织，粟帛多者复其身。”[1]显然，他用经济的手段促使大家 庭分户，建立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以调动每个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

商鞅把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称为本业，指出“凡将立国”“事本不可不搏”，“事本搏， 则民喜农而乐战”[2]。这就把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提到了“立国”的根 本的高度。为什么农业如此重要呢?首先他认为农业是财政收入的源泉，只有发展农业，才 能使国家“入多”，“入多”才能国富。其次，他认为农业可以为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恃”。前者是从农业能创造出必要的物质生 活资料着眼的，后者则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立论的。其根本目的是富民、强国。

商鞅认为重农业须“禁末”。他的变法令规定：“眀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 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3]。虽然他指的末业只限于 “雕文刻镂”和“锦绣纂 组”的高级奢侈品，实际上他的“禁末”思想也包含了抑制商业及商人的内容。他提出的“ 重关市之赋”“商无得粜”和“农逸而商劳”[4]等，都包含着抑制商业 及商人的因素。应该看到，“重农抑商”政策对稳定并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保持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适当的比例关系，防止商贾高利贷者兼并土地，促进农业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形式，以致使家庭手工业外的其他 手工业，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也使商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个政策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又加深了自给自足性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封闭性，抑制了 刚刚萌发的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好则因重视农户内的手工业发展弥补了抑商带来的损失。即是如此也不可避免地妨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抑末”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随着农 业和家庭手工业发展，商品交换及其商业也大大地发展起来。

(二)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每次重大改革都会涉及土地问题。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土地王室所 有制度。当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土地所有者，他是依附于土地的广大农奴和自由民的主人。周天子按照封建等级制原则把疆域之内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子弟、亲戚、功臣，为诸侯 。诸侯把封区之中的土地，以同样的方式封给自己的卿、大夫、士。天子拥有土地所有权，诸侯和卿大夫、士拥有不同程度的土地占有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反抗，土地 分封制逐渐演变为“井田制”。井田制虽有公田、私田之分，但仍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变法颁布了“废井田，开阡陌”的法令，打破了秦孝公以前分封给宗室贵族、世袭大臣 的采邑之间的界限，没收他们的采邑，剥夺他们手中的土地所有权，开辟田间道路为良田，承认农户新开土地为己所有，按各人所占土地面积定赋税，允许土地买卖。所以，汉董仲舒 认 为“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耕地买卖关系的出现，虽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但瓦解了宗室的公田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变领 主为地主。从此以后，无军功的宗室，一概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各依等级占有田宅臣妾，许多无军功的贵族失去了特权，即使有功的宗室也失去了原有的 特权。

土地私有制确立之后，不仅出现了领主变地主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小农由国家佃农转变为 自耕农。自耕农因而成为秦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身份与经营均较以前的爱田农民有更多的自由，产品也更多，交换水平有很 大提高。秦国当时和后来经济的高度发达，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土地私有制决定了秦国社会独特的阶级、经济和政治结构及其社会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没有土地制度的改革 ，秦国就不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三)强化法治

社会实践产生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反过来又指导社会实践。变法运动是春秋 以来社会变革的实践。这种社会实践需要而且必然产生指导它的社会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先秦法家学派的理论。这个学派的倡导者和追随者，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竭力主张制定 并公开颁行成文法，主张以法治国。在变法实践中，商鞅把法治理论发展为成熟的理论，并在秦国付诸实践，获得了富国强兵的统一战争的胜利，使秦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商鞅变法中公开颁行的法律，既有法治方面的法律，又有富国方面的法律，还有强兵方面的 法律，这与其规定的法治、富国、强兵等项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关于法治方面的法律有《刑律》和《什伍连坐法》。早在秦献公进行社会改革时，就宣布过“为户籍相伍” [5]的法令，它在确立户口制度的同时，还按五户为伍的原则把居民强行组织起来。商鞅在这个基础上，赋于同伍的人有连带的刑事责任，从而制定了《什伍连坐法》。关于富 国的法律，商鞅把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贵族的政策、愚民政策加以法律化，都在《垦草令》中予以规范。同时商鞅又颁行了《分户令》，以法律的力量把为数众多的大家庭分成小家 庭，以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关于强兵法律，主要是《军爵律》，规定各级爵位占有田宅、臣妾奴婢的数量和衣服的等次。为激励民众的积极性，还制定了一套爵制，用以奖励有功 者，特别是有军功者。故这套爵制又被称作“军功爵”。

变法使秦人普遍树立了较强的法令意识。商鞅等法家视法令为“民之令”“治之本” [6]。出于“明法”的需要，秦从中央到地方均置法官法吏，负责核对和解释法 令，对民众进行法令教育，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史载变法后“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在中国历史上，像秦人这样具有强烈的法令意识者，实属罕见。加上商鞅执法无私无畏，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⑦，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法令的公正性，使“ 法大用”，“秦人治”[8]。

商鞅变法，在秦建立了比较严格的法制。以后又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惠文王、 昭王的努力，使秦不仅有比较完善的刑律，而且也逐步地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使各级官吏和百姓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秦始皇继承了秦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 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又提出全面实行法治原则。不但在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罪犯和解决民事纠纷方面，而且在管理军事、外交、社会治安、司法、交通、劳务、文化教育、手工业、商业、外贸、货币和物资等方面都实行法治，即所谓“事皆决于法”。

法制建设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密切，犹鱼之于水，不能断然分之，若仅有体制改 革而无法制建设与之相应，其必行之不远而枯竭。商君变法对后世的影响，封建体制之形成与发展均得之于商君之法制建设。秦的以法治国，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 制具有历史借鉴作用。

二、商鞅变法的成就及其意义

商鞅在秦国掌权二十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 ，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

(一)经济繁荣，兵力强大

商鞅两次变法破坏了领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地主的家族制度 ，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由于新法鼓励农耕，使秦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说：“秦国新法十 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不穷乏)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农村)邑(城市)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同时，由于推崇战功，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 增强。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推动了商品交换。县制、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等的推行，虽有压制人民的一面，但给民众带来某种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 于富国强兵。

(二)天下人才汇集于秦

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强大，经济繁荣，天下济世之才广集到秦。秦 惠文王到秦昭王期间，出现了吸收和使用外国人才的高潮，特别是出现了以客入仕的高潮，即吸收、使用外国人才，让其入仕为官。具体表现在：1�高级官员多由外国人才充任。比 如武王、昭王两代先后为相者13人，其中12人非秦人。2�形成了一套吸收、使用外国人才 的制度即客卿制度。就是把由客入仕分为两步，第一步由客拜客卿，第二步由客卿再拜卿相 ，使人才的储备、考察、使用趋于完善。

客卿制度不仅使天下人才汇集于秦，而且造就了清明吏治。著名思想家荀况对此描写说， “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眓”，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 朋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怡然如无治者”。[9]显然可以看出， 由于实行客卿制度使秦吏治清明廉洁而富有生气。

(三)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增强

商鞅变法除了取得了经济、政治、法治方面的成就外，对外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领土也 有了很大扩张，国力进一步增加，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落后被动的局面。

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长期“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局面 ，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同时由于商鞅变法奖励力耕力战，经济发展，兵力增强，对外作战连连取得胜利。公元前330年—前329年秦连胜魏军，黄河以西的地区全部归秦所 有 ，前318年击退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军于函谷关，前316年灭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荥阳及周国旧地，地势险固，宜于 守御又宜于出击，被称为天府雄国。秦所之地关中，土地肥沃，关阵渠造成后，溉田四万余亩，农产更加丰富。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又造都江堰，开辟稻田，大兴水利，蜀地沃野 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秦拥有这两个农业区，再加上巴蜀出铜铁、木材，西北戎狄地区出牛马，资源丰富，可谓富足也。正如《汉书·食货志》说“关中土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 ，人口不过十分之三，财富却占十分之六”。

总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 强、百姓乐用”[10]的新秦国，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对以后中国 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

（1）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

北魏官吏旧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和劳动人口，地方官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租税和绢帛等实物，就可以任意搜刮百姓，结果吏治黑暗，贪污成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直接威胁到北魏政权的稳定。为澄清吏治，巩固统治，484年，实行俸禄制。诏书说：“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魏书·高祖纪》）俸禄制就是由国家征收统一的租调，筹集禄银，按级别高低发给官吏，不许官吏自筹。同时将班行俸禄与严惩贪赃紧密地联系起来，规定了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的严厉惩治措施。孝文帝实行的俸禄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整顿吏治、惩办贪污，使北魏吏治状况开始明显好转，为北魏政权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局面，成为推动北魏王朝走向兴盛的重要因素。史书曾称颂孝文帝时代“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魏书·良吏传序》）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形的。

（2）推行均田制

北方自西晋后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兵戈不息，百姓流亡，以致“千里无烟”，土地大量抛荒，政府控制着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使得均田制的推行成为可能。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485年，冯太后、孝文帝采纳大臣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土地不得买卖。不种则由政府收回。同时，鼓励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均田制的推行影响深远：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的统治；再次是均田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农民的转化，推动了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现；还有，均田制对后代田制也有很大影响，先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时间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设立三长制

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对地方的控制，486年，朝廷采纳大臣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选择本乡“强谨”的人充当。三长制是北魏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一是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二是有利于推行均田制。

（4）推行新的租调制

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颁布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粟二石，帛或布一匹。这一制度使农民负担大为减轻，许多受庇于豪强的农民也纷纷转向政府，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这些改革措施以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490年，冯太后病逝，孝文帝亲政，北魏改革进入新阶段，为继续推进改革，孝文帝首先确定迁都洛阳。
北魏建都平城，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在政治上，平城是鲜卑贵族元老集中的地方，保守势力强大，民族隔阂相当深，而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迫切需要汉族地主的合作，所以在旧都平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其次，在经济上，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且又无水陆漕运，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供给经常出现困难；再次是军事上，与北边的柔然相比邻，时受骚扰，很不安全；还有从地理位置看，平城偏北的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基于以上认识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以“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495年，北魏正式将都城迁到洛阳。

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主要措施有：

易服装。495年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孝文帝自己带头穿戴汉族服装，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建议教师利用教材中《北魏掌衡武士》和《北魏文官俑》两幅图片，让学生对比指出鲜卑族服装款式有何变化，这种变化有何意义？使学生从鲜卑族服装变化的感性认识出发，进而形成对孝文帝“易服装”改革措施有力推动了鲜卑族向中原农耕文明的转化和发展意义的理性认识。

讲汉话。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下令官员上朝时要讲汉话，但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仍讲鲜卑话，暂不处罚；30岁以下官员必须严格执行法令，否则要降职。

改汉姓。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当时，他带头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主认为他们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黄色的，它是万物之元，所以改姓为元。其余鲜卑姓氏也改为汉姓。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与汉姓完全相同。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通婚姻。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对比汉代“和亲”政策，进一步加深理解这一改革措施对加强民族联系，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进而认识“政治联姻”是处理民族关系和政治矛盾的一种重要策略。

改籍贯。孝文帝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自从魏孝文帝建都洛阳起，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即有魏孝文帝的长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静陵。

孝文帝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王安石变法

中国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封建秩序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