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案例格式

1. 对法院判决写一个法律分析怎么写

分为两大部分，陈述部分和评论部分。
陈述部分，简要介绍内案情，介绍一下已经经过的程序（容如一审驳回、被告上诉、再审之类的）。
评论部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判决对不对，二是判决有没有道理。
判决对不对，主要基于事实和法律，把法官的推理分析过程呈现出来，说明法官在法律的适用、法律的解释、大前提小前提的构建、还有程序公正等等方面，是否有瑕疵。
判决有没有道理，主要是在分析一些重大影响的案件时，还要介绍案件发生的历史环境，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分析法官作出这样的判决是为了什么什么，有什么积极和消极的意义。
这样一篇比较完整的案例分析就写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2. 法院成功案例怎么查询

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
只要是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法律文书，都是生效的，案件都是真实的，也就是成功的案例。

3. 如何订人民法院案例选

您好！
可以与人民法院出版社联系
http://courtpress.chinacourt.org/
人民法院出版社首页的左边，“常备书目”下，点回入“审判案例”，就答可以选择
人民法院出版社——服务指南，上面有联系办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地址：北京市东交民巷27号，邮政编码：100745

4. 人民法院案例选的裁判案例能不能作为打官司的依据

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导效力，法官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

5.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的区别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指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严重的、重点案例。
指导性案例：碰到同类案件可以做为参考。

6.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如何在审判中引用 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适用法律版条文时，一般不引权用指导性案例编号，引用案例中适用的法律条文。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自2010年11月26日公布并施行，法发〔2010〕51号）
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7. 在哪里可以搜索到人民法院的案例及判决

中国裁判文书网。
现在除了个别的偏远地区法院，所有的法院公开宣判的裁判回文书在这上面都能答找得到。
可以按照地区、法院名称查询，也可以按案件分类查询，网址是http://www.court.gov.cn/zgcpwsw

8. 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一般公布在哪

最高法官网，有专栏定期版发权布
http://www.court.gov.cn/zixun-gengo-104.html

9. 对于具体的案例要如何评析（是具体生活中的法院里的民事案例，不是做题目的那种有问题需要回答的那种）

你好：
1 不是评析的。
2 例子

金手链应归谁所有
——“盖然性”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龚心愿

一、案情
原告潘某与被告林某系同乡，相识十余年，双方均为同一运输公司司机。2002年2月的一天，原告在上班时发现被告所戴的金手链与其在2000年期间丢失的金手链极为相似，便要求被告返还，被告拒绝。原告遂以被告盗窃其手链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告虽陈述原告丢失手链有一两年，但坚称手链为自己购买，公安机关遂对林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因无证据证明林某盗窃，期满后解除了对林某的取保候审。原告遂以被告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返还金手链。
原告称，金手链是其于1998年年初购自澳门天生珠宝金行，曾请金匠将其剪下几个链环后重新焊接过。被告则称，金手链是其1992年托人从澳门周大福或周生生珠宝金行购买，曾于1994年因手链过长而请金匠对手链的每一链环夹圆以缩短其长度，除S扣断裂焊接过外，从未剪短过。
为证明金手链的归属，双方分别提供了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1998年10月1日在澳门天生珠宝行购买金手链一条的发票一张，手链重量8钱5分，单价港币297元，手工费120元，共计2644元；2、1999年9月6日原告与朋友聚会时配戴金手链的照片；3、金匠熊某的书面证言，证明其曾于1998年底对原告的金手链剪下一两个圈加工成金戒指，并对手链重新焊接过。被告则提供黄某书面证言，证明被告曾于1992年托人从澳门购买一条重约7钱5分左右的金手链一条；杨某、刘某的书面证言，证明被告在1993年6月至1998年7月与人合伙办砖厂期间曾配戴过金手链。
针对双方陈述的手链特征，经双方同意，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手链进行鉴定，结论为：1、不能确认送检手链上的金行印记；2、送检手链的O端第一、二相邻两个链环存在与整体制造时形成的不明显焊接痕迹；3、送检手链的S扣上没有发现断裂后焊接的痕迹；4、送检手链的每一链环上没有发现被夹圆的痕迹；5、送检手链品牌不能确认，重量为26 .735±0.002克，使用年份不能确认。
二、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财产权属纠纷，双方均陈述了手链的特征，根据鉴定结论，被告陈述“曾因手链过长而请金匠对手链的每一链环夹圆以缩短其长度，除S扣断裂焊接过外，从未剪短过”，与鉴定结论第2、3、4项不符；鉴定结论第2、3项与原告陈述手链曾被剪短焊接的特征相符；第5项鉴定手链重量为26 .735±0.002克（折合澳门司马钱7.129钱），比原告提供的手链发票记载的重量8.5钱轻，与原告陈述手链曾被剪短的情形吻合。根据以上特征分析，结合原告提供的手链发票和照片，以及被告曾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也陈述原告丢失手链有一两年等证据，依据盖然性原理，推定讼争手链为原告所有。一审法院据此判令被告归还手链给原告，被告对此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三、评析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一是原告曾以被告盗窃其手链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刑事侦查，因无证据证明被告有盗窃手链的行为，故而解除了对被告的取保候审措施，原告转而通过民事诉讼方式主张财产权利；二是原告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讼争手链为自己所有并被被告拾得或以其它方式取得。一、二审法院均采用了盖然性证明标准，推定讼争手链为原告所有。
所谓“盖然性”证明标准，也称证据优势标准，是指如果将证明标准即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或可信赖性程度设定在从0到100%的范围内，则可能性在50%（不含50%）—70%之间的标准即为盖然性，71%—90%之间则称为高度盖然性。两大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普遍采用这一标准。英国法院在有关判例中表述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含义是：“基于对证据总体考量，事实裁判者必须能够声称，诉请一方的主张已显示其存在较之其不存在更可能。如果双方主张的盖然性均等，即事实裁判者总体上不能就此作出权衡，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将败诉。” 美国模范证据起草委员会摩根教授对此的解释是:“凡于特定之存在有说服负担之当事人,必须以证据之优势确立其存在。法官通常解释说所谓证据之优势与证人之多寡或证据的数量无关,证据之优势乃在使人信服的力量。有时并建议陪审团,其心如秤,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置于其左右之秤盘,并从而权衡何者有较大的重量。” 日本最高裁判所1958年的判旨指出，“诉讼上的证明原本就不同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基于实验所作的理论上的证明,是一种历史性证明。理论证明的目标是‘真实’,与此不同,历史性证明只要具有‘高度盖然性’就可以了。换言之,即确信达到了普通人无论谁都不再怀疑程度的真实,证明就成立了。对于理论上的证明,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是没有反证的余地,而历史性证明作为诉讼上的证明则留有反证的余地。” 最高院的《证据规定》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这一规定也是盖然性证明标准的体现。可见，“盖然性”证明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在两种可能性之间经过比较而作出的选择的标准，当裁判者认为某一诉讼主张成立的可能性大于不成立的可能性时，即应推定该主张成立。
与民事诉讼采用“盖然性”证明标准不同的是，两大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则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曾经作出过著名的解释：“顾名思义，一项合理的怀疑准确地说就是一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怀疑，亦即建立在逻辑推理过程之上的怀疑。它不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怀疑，也不是基于同情或者偏见而产生的怀疑。它是这样一种怀疑，也就是如果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怀疑’的时候，你能够通过回答这一问题，而给出一种逻辑上的理由。这种逻辑上的理由可以是指与证据有关联的理由，包括你在考虑了全案证据之后所发观的矛盾，也可以是指与某一证据的不存在相关的理由，而该证据在这一案件中属于定罪的前提条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将“合理怀疑”的概念表述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 可见，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当控方指控的有罪证据存在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怀疑时，裁判者即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和推定。这是与“无罪推定”的刑法原则相一致的一种证明标准。
具体到本案，被告林某持有手链有几种可能性：1、原本即是被告购买的手链；2、原本为原告所有而被被告盗窃；3、原本为原告所有而被被告拾得；4、原本为原告所有而被其它人盗窃或拾得而卖给或赠予被告。因此，公安机关如要证明手链为被告林某盗窃所得，就必须排除上述1、3、4种可能性的怀疑，这些怀疑是合乎逻辑的、理性的怀疑。而以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所搜集的证据，显然不能排除这些合理怀疑，即便公安机关也通过鉴定手链特征的方法，也只能得出手链极有可能是原告所有的结论，而得不出手链系被告盗窃的结论。而在民事诉讼中则不同，从鉴定结论和双方对手链特征的陈述的比较分析，原告对手链特征的陈述与鉴定结论大致吻合，而与被告陈述的特征完全不符，结合原告提供的手链发票和照片，以及被告曾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也陈述原告丢失手链有一两年等证据，法官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比被告明显占优势，手链为原告所有的可能性明显大于被告；依“盖然性”证明标准，可以推定手链为原告所有。
之所以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诉讼目的不同。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是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就必然要求控方指控有罪的证据经得起“合理怀疑”的拷问，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不枉不纵”。而民事诉讼的目的则是定纷止争，在事实真相难以查明的时候，“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法官又并非事件亲历者，唯有根据现有证据进行证明力强弱比较，然后作出判断。
其次，诉讼性质不同。刑事诉讼一般都涉及剥夺人的生命权、自由权、政治权利或重大经济利益，兹事体大，非同小可，一旦错判，将给被告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为了切实保护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将刑事案件错判率降到最低，有必要设置较高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只涉及当事人的一般民事权益，主要是财产权益，因此在民事诉讼中采用刑事诉讼这种高的证明标准没有必要，通常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诉讼双方的举证能力不同。刑事诉讼采取国家追诉为主（自诉除外）的公诉原则，追诉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追诉职能，它拥有一支庞大的侦查队伍和先进的设备，有国家强力保障的侦查手段，而被追诉人只能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下处于消极的防御地位，前者显然在举证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地位平等，举证能力对等，因而以证据的优势来裁决胜负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意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这个规定的出台对克服现存的司法尺度不统一的现象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与其他国家判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胡云腾：首先，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机关不仅是人民法院，而且还有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就是说，今后的案例指导制度有三个系列，公安指导案例系列，检察指导案例系列和审判指导案例系列，分别指导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工作，这与其它国家的案例或判例一般仅指法院的判例有很大区别。
其次，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是正确适用法律和司法政策，切实体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一致认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案例。所以，指导性案例一定是反映司法公正、受到人民群众称赞、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案例，它是案例中的精品案例、模范案例，是法官审判执行工作应当参照的楷模，是宣传法治活生生的实例，是树立法治和司法权威的典型，是理论研究的生动素材，是体现司法智慧与审判经验的载体。这与我们通常对国外判例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与我们以前想象的案例指导制度也有差别。
再次，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从其性质上看是解释法律的一种形式，更准确地说，是解释宪法性法律以外的国家法律的一种形式，如有关刑法、刑事诉讼法、物权法方面的指导性案例，实际上起到了解释、明确、细化相关法律的作用。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明确、具体和弥补法律条文原则、模糊乃至疏漏方面的作用，不是造法而是释法的作用。因此，指导性案例是法官释法而不是法官造法，是总结法律经验法则而不是创制法律经验法则。
最后，人民法院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就是要把那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案例发现出来、公布出来、树立起来、推广开来，充分发挥这些案例独特的启示、指引、示范和规范功能，让广大法官能够及时注意到这些案例，及时学习借鉴这些案例所体现的裁判方法和法律思维，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做法，公正高效地处理案件。因此，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根本缘由是适应公正处理各类案件的具体需要，坚持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平等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和司法个案的公正。
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与发展过程
记者：我国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缘起于何时？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胡云腾：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开展案例研究和探索构建案例指导制度，历程相当久远。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很重视案例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通过编选案例来总结审判经验，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可以说是把总结的案例规则和审判经验当作法律加以应用。
改革开放之初，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破坏军婚的案例，开启了用案例解释法律的尝试。1985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开始刊登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当时还要求，公报刊登的案例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这一做法，标志着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诞生。25年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例的做法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视为指导性案例进行参照或研究。因此，我个人认为，应当把1985年视为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诞生之年。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设立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编辑《人民法院案例选》，供全国法院裁判案件时参考。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后来的国家法官学院开始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编辑《中国审判案例要览》。这是当时两种影响最大的案例著作。进入新世纪，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很重视编辑、出版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与此同时，专家学者编写出版的案例著作，教材，读物也日渐增多，形成了案例研究百花齐放、成果丰硕的局面。
这一阶段的案例研究，发挥了以案例分析法律，以案例丰富法律，以案例普及法律的作用，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规定的主要内容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内容有哪些呢？
胡云腾：《规定》只有短短的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发布的主体。开宗明义规定，对于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
二是列举了指导性案例的选择范围。即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案例：1、社会广泛关注的；2、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3、具有典型性的；4、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5、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三是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工作机构。为了做好案例指导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了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性案例的组织、审查、编纂工作。
四是明确了案例指导工作的程序。包括推荐程序、审查程序、报审程序、讨论程序和发布程序等。
五是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明确规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六是明确了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清理和公布问题。即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符合《规定》所规定的指导性案例条件的，应当重新公布，没有在重新公布之列的，不再视为指导性案例。
若干问题的深层次解读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内容虽然不多，但是已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规定中的“类似案件”、“应当参照”、“具有指导作用”等字眼都显得有些模糊。也有法官提出既然《规定》中是参照，就不是必须执行，应当允许有条件的例外。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的？
胡云腾：《规定》发布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理解《规定》的有关内容时产生了一些疑问。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规定》的实施细则，对一些不明确的问题加以明确。这里，我仅就《规定》的一些不明确问题，谈几点个人看法，不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见，更不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纯粹是个人理解。目的是抛砖引玉，以便引起大家思考，帮助我们起草好将来的实施细则。
一是如何理解“类似案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深入研究。我的理解是，类似案件就是相似或者相同案件。包括行为类似案件(如利用虚假诉讼诈骗他人财物或者利用网络诽谤他人)、性质类似案件(如罪名相同和民事案由相同案件)和争议类似案件(即案件中争议的问题相同，如知识产权案件中同一种商品的理解与认定问题)。这里的类似不仅指结果类似、数额类似或者某一个其他情节类似。
二是如何理解“参照”。我的理解是，参照就是参考、遵照的意思，即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处理不相类似的案件时，可以参考指导性案例所运用的裁判方法、裁判规则、法律思维、司法理念和法治精神。处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案件时，要遵照、遵循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
三是如何理解“应当参照”。应当就是必须。当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而未参照的，必须有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既不参照指导性案例又不说明理由，导致裁判与指导性案例大相径庭，显失司法公正的，就可能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当事人有权利提出上诉、申诉。
四是裁判文书是否能够引用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依据。《规定》没有明确，对此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引用，第二种认为不能引用，第三种认为，可以作为裁判说理引用。对此需要具体研究，征求意见。我个人的看法是，考虑到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具有解释法律、指导裁判的性质和作用。因此，至少可以作为裁判说理来引用。
五是指导性案例的形式。《规定》对此没有规定，我们在比较研究国内国外、境内境外的相关案例、判例以后，初步设想，采取四个部分的形式，第一部分是首部，包括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名称、类型等。建议采取“法例”加年份加案件类型加序号的方式，如“王某某利用信用卡套现构成非法经营案，法例(2011)刑字第1号”；第二部分是指导要点，主要是对指导性案例指导价值、作用的归纳；第三部分是案情介绍，主要是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归纳；第四部分是裁判结果与理由，主要归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和充分的说理。
六是指导性案例的工作与发布机制问题。我们正在起草指导性案例的推荐标准和具体的规范格式。初步考虑是，要做好案例指导工作，需要充分发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积极性、法院系统以内和法院系统以外的积极性，建立理论界与实务界相互支持、四级法院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
至于高级人民法院等地方人民法院乃至有关业务部门能否发布、编辑案例的问题，《决定》对此没有明确，这是下级法院和有关方面很关心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在讨论中已经明确，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以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总结案例审判经验，发布供本辖区法院参阅、参考的案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事业单位可以继续编辑出版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但不得称为指导性案例，不得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冲突，不具有应当参照的效力。
总之，《规定》所确立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实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这项制度，有赖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而要把这项制度用好，使之切实发挥作用，更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