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梁法官

1. 葛柏的人物事件

葛柏于1975年2月17日在维多利亚法院接受审讯。当时港英政府首次从英国聘请优秀的法律专家来港出任此案的检控官，反映了港英对此案的重视和打击贪污的决心。葛柏结果被控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受贿罪，经过六天半的审讯，终被判罪名成立，入狱4年， 2.5万港元的贿款悉数充公。 当年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法官介绍说： “根据案情，葛柏两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分别是5年及7年。量刑时，须将葛柏在英国被拘留约1年的刑期计算在内，所以实际上葛柏被判的刑期颇接近最高刑罚。”后来，葛柏虽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终审法院），均遭驳回。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结果锒铛入狱，为自己所作的贪污罪行付出代价。 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即隐居西班牙，从此失去踪影，估计已经不在人世。
廉署随后还正式入禀法院，经民事起诉程序追讨葛柏从贪污所得的四百多万财富。追查工作虽因葛柏的财富分散于海外多个地区而遇到重重障碍，但廉署至今仍在穷追不舍。
葛柏被定罪后，港英针对办案过程发现的漏洞，修订 《防止贿赂条例》，删除了第10条的解释期规定。廉政公署将葛柏绳之以法，消除了社会上批评廉署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赢得市民的肯定和信任。杨铁梁法官认为此案不仅成为廉署肃贪倡廉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恢复了市民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廉政公署在香港家喻户晓，获得了98%的民意支持，市民皆以能在廉政公署工作为荣。而这一机构的成立，竟与原香港总警司葛柏潜逃一案直接相关。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快速取得应有的服务，只好被迫“走后门”。
当时香港地区腐败的重灾区有两个，即执法团队和服务业。医护人员向病人索取“茶钱”，否则连开水和便盆都得不到；消防队员救火要收“开喉费”，否则宁愿看着大火燃烧。“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成为香港社会见怪不怪的现象。民众到警察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成为香港社会的一种潜规则。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赌博样样来，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市民苦不堪言，对此意见很大。
在执法团队中，整个警察队伍几乎全军覆没，难以找到一个不腐败的警员。而警察腐败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计。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1954年加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19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入狱时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事。”他还表示，在香港警察队伍中，这种情形十分普遍，从上到下，几乎人人如此，谁都不觉得这是在犯罪。总不可能将整个香港警察一窝端吧?
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港英当局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当时正值海外“保钓”运动兴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荡，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港英政府决定用反腐的方式来转移全社会对殖民统治的不满。港英当局明白，如果不坚决反腐并且从制度层面防止腐败，自己在香港的统治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恰好在这时，发生了“葛柏案”，直接催生了廉政公署。 葛柏，香港英籍警察，技术职务为总警司(大致相当于内地的一级警监)，行政职务为九龙区副总指挥官，是九龙区警方的第三号人物。葛柏从事警察工作22年间，曾数次立功，受到过英国女王的嘉奖，其身份地位都极其特殊。
葛柏的问题早在1971年便已经显露出来。当时。加拿大有关部门对一笔存在加拿大某银行的存款产生怀疑。这笔钱共1.2万加元，户名是“卓柏”，户主身份是外交官。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当有关方面得知这个“卓柏”实际是香港警察时，便通过英联邦内部途径将此事通报给香港。香港警务处长(香港警察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得知此消息后，将案件交给了警署下属的反贪污室。
由于葛柏在香港的关系盘根错节，警方刚开始调查，他就得到了消息。葛柏知道，此事既然已经惊动警务处长，肯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为了逃避惩罚，葛柏决定以太太健康欠佳及自己体力衰退为由申请退休。香港警务处同意他从1973年7月起退休。
“葛柏案”专案组经请示警务处长，要求葛柏在退休前先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又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引用《防止贿赂条例》第十条，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自己财产的来源。专案组还对葛柏的寓所以及汽车进行搜查，搜出了3本账册和一批文件。
这3本账册总共200多页，详细记载了葛柏受贿的情况，向其行贿的行业包括了歌厅、妓院、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黄赌毒馆所，其范围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各区及离岛，受贿金额达430万港元。20世纪70年代，拥有如此巨额财富者，在香港也算是富翁了。
葛柏明白，自己受贿金额如此巨大，唯一的出路只有逃跑。当时，他还没有正式离职，仍然是总警司，手中还有一张警务人员通行证。1973年6月8日，葛柏通过关系买到一张香港前往新加坡的机票，轻易绕过了出入境关卡，成功地登上了飞机，经新加坡转赴英国。踏上英国的土地后，葛柏长出了一口气，认为自己彻底安全了。 葛柏利用职务之便受贿超过430万元的消息被报界捅出来后，香港市民愤怒了。据媒体报道，葛柏任职的最后时期，受贿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平均每个月要收3万多元。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中心区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公寓房，售价只有2万港元左右。这一案件曝光后，在香港社会引起的震动是可以想象的。
葛柏逃跑的消息也迅速被媒体侦知，香港大学生开始上街游 行。他们打出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参加游 行的人越来越多，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如果不能迅速平息这场动荡，英国政府将会怀疑他的执政能力。
麦理浩下达了一道手令，委任时任香港高级副按察司的百里渠爵士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百里渠对香港警察系统存在的问题很清楚，对葛柏案的相关情况也比较了解，不久。他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百里渠反复强调，葛柏案早在两年前便已立案，但长期以来都没有太大的进展。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反贪室隶属于警察部门，根本无法独立侦查办案。百里渠在报告中还详细分析了反贪部门设在警察机构内部的弊端，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实施更为严厉的反贪污法。
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依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告成立，条例规定：“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负责，除港督外，廉政专员不受其他任何人士的指挥和管辖。”这条规定决定了香港廉政公署有很高的权力。除了香港总督外，可以调查任何人，且不会受到干预。
廉政公署根据“调查、预防和教育”三大任务设置部门。分别为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社区关系处。执行处是廉政公署中最大的机构，专职负责反贪案件的举报、调查等任务，人员编制约900人，执行处的首长由副廉政专员兼任。防止贪污处主要职责是设计贪污预防方案，及时发现和堵塞贪污漏洞。编制约60人。社区关系处主要进行反贪宣传，编制为200多人。
为了防止廉政公署也像警察一样逐渐腐败，香港政府又在廉政公署之外设立了四个监督机构：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独立于廉政公署之外，由政府相关人员以及民间人士组成，其中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负责对整个廉政公署进行监察。另外三个委员会分别对行动处、防止贪污处以及社区关系处进行监察。
在香港有两句话家喻户晓，一句话经常出现在香港电视上，“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廉政公署)”，意思是说，香港能保持经济繁荣和公务员的廉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廉政公署；另一句是老百姓的口头禅，“廉署请喝咖啡”，意思是被邀者已列入廉政公署的调查名单了。据说，凡被请到廉政公署盘问时，被盘问者都会享受喝廉价咖啡的待遇；此外，廉政公署规定，未经廉政公署批准，任何被调查者如果透露调查内容，即属刑事罪行。所以，受查者被问及相关情况时，只能回答一句话：“廉署请喝咖啡。” 廉政公署成立后，办理的第一个案件便是“葛柏案”。
葛柏已经逃回英国，虽然当时的香港还在英国政府的领导下，但英国没有“财政状况与官职收入不相符”这样的控罪。因此，葛柏不可能在英国被判刑，香港廉政公署也不可能要求英国引渡葛柏回香港受审。要引渡葛柏，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到他在香港犯罪并且能被英国法律认同的证据。
廉政公署派出首任执行处长彭定国、副执行处长夏烈联等多名高级官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提供的蛛丝马迹，寻找破案线索。
一开始，核心调查小组的工作举步维艰，曾参与此项调查工作的黄国梁先生回忆说：“我们手上已有很多证物说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于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信心。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
核心调查小组做了大量工作，几个月后，一名叫韩德的服刑人员通过特殊渠道向廉政公署表示。他愿意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韩德也是外籍人士，入狱前也是香港皇家警察成员，职衔是警司，比葛柏低两级。据韩德交代，湾仔警署的一名叫郑汉权的华籍警司曾经向葛柏行贿2.5万港元，以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韩德当时在现场，是这次贿赂交易的目击证人。掌握了一些相应的证据之后，廉政公署拘捕了郑汉权。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郑汉权终于表示愿意和廉政公署合作，出庭作证。廉政公署相关人员心里十分清楚，葛柏案涉及金额高达430余万。而这名证人仅能证明葛柏收取了2.5万港元的贿赂，两者之间差距甚大。廉政公署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调查取证。一是立即向英国当局交涉，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受审。
经过反复权衡，廉政公署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引渡葛柏，只要能够将他定罪，就是最大胜利。香港方面向英国提出引渡葛柏的要求，经过伦敦法庭长达8个月的庭审，英国法官最终裁定，同意将葛柏押回香港受审。消息传来，香港市民无不欢欣鼓舞。1975年1月7日，在葛柏逃离香港一年半之后，廉政公署终于将其押解返港。
1975年2月17日。香港维多利亚法院对葛柏案开庭审理。经过6天半的审讯，葛柏最终被判罪名成立，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锒铛入狱。
至1976年。成立不到两年的廉政公署，共在警察里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数百名警员被逮捕或通缉，这也引发许多警务人员的不满。1977年10月28日，2000多名警务人员在香港岛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 行，抗议廉政公署权力过大。他们先向警务处长递交了请愿书，随后又向廉政公署总部进发，冲入廉政公署进行破坏并殴打廉政公署官员。此后数日，继续有警员上街滋事捣乱，发泄对廉政公署的不满，形势一度失控。面对警察与廉政公署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港督麦理浩在11月5日发表声明，决定对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警方贪污行为既往不咎。同时，由立法局通过一项紧急法令，授权警务署长将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警员立即开除。至此，警方的滋事行为才得到了有效遏制，警方大规模的贪腐行为明显减少。
廉政公署的成立，对于香港社会风气的好转起了根本的作用。香港社会由此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市民大众对贪污的态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公开唾弃和积极举报，孕育出一个廉洁的社会。廉政公署的标志“ICAC”逐渐成为香港市民的信心，香港进入廉政时代。据国际机构调查评定，香港近年来在亚洲地区的廉政程度一直排名前三位。也是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前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就认为：“香港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2. 苏州大学的知名校友

李济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董事长。 许德珩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治活动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事业行政学系主任。 周谷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雷洁琼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政治活动家、社会学家。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赵朴初 全国政协副主席。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费孝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 孙起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 荣毅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江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钱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1926至1927年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马寅初 经济学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898年入上海中西书院。 金善宝 农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江南大学教授、农学系主任。 谢少文 微生物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2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高尚萌 病毒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胡经甫 昆虫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刘承钊 动物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4年于东吴大学任教。 周同庆 光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江南大学教授。 谈家桢 遗传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陆志韦 语言学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顾翼东 化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 钱俊瑞 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1928年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苏元复 化学工程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化学系。 时钧 化学工程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 宋鸿钊 妇科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汪菊渊 花卉园艺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29年考入东吴大学化学系。 陆宝麟 昆虫学家、中科院生物学学部委员。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刘健康 鱼类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冯新德 高分析化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33年考入东吴大学。 钦俊德 昆虫生理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4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郁铭芳 化纤制造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潘君骅 光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乔登江 核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5-1963年在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任教。 陈子元 核农学家。苏南蚕丝专科学校教授。 薛鸣球 光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现代光学技术研究所所长。 沈之荃 高分子化学家、中科院院士。1952年至1961年任教于江苏师范学院。 宋大祥 蛛形学与无脊椎动物学家、中科院院士。1953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生物系。 阮长耿 血液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述汤 化学家、材料学家、中科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 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 陈衍 近代诗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金松岑 诗人、教育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吕思勉 历史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东吴大学教授。 黄人 文学家。东吴大学中文教授。 王宠惠 法学家，法学博士。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任教。 吕凤子 书画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学系主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 章太炎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东吴大学任教。 吴梅 词曲学家。东吴大学教授。 顾维钧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上海中西书院毕业。 雷沛鸿 教育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梁漱溟 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郭绍虞 语言学家、文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 钱基博 国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教授。 许崇清 教育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俞颂华 著名新闻工作者。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新闻系主任。 洪深 戏剧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潘慎明 化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 陈调甫 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苏州东吴大学化学毕业，1917年获硕士学位。 顾颉刚 历史学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林语堂 文学家。东吴大学任教。 钱穆 国学家。1947年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朱东润 文学家。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沈青来 数学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数学系主任。 童润之 教育家。苏州省立教育学院院长。 刘湛恩 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191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4月7日被日伪特务暗杀。 周予同 经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戈绍龙 耳鼻喉科专家。苏州医学院副院长、一级教授教授。 王遽常 中国哲学史家。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徐志摩 现代诗人散文家。东吴大学教授。 吴福桢 我国昆虫学科和植物保护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农教系系主任、教授。 吴经熊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夏承焘 词学家。国学专修学校教师。 盛振为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董渭川 社会教育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鄂森 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 梁实秋 文学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朱正元 物理教育学家。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二级教授。 唐兰 文字学家、历史学家。1917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王同观 妇产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二级教授。 端木恺 东吴大学行政法教授。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 曹聚仁 作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程有庆 化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二级教授。 李一氓 外交家。在东吴大学求学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肄业。 许幸之 画家、影剧编导。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系主任、教授。 蔡尚思 史学家。东吴大学教授。 胡曲元 哲学家。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 秦柳方 经济学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杨兆龙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刘雪庵 作曲家、音乐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倪征燠 法学家。联合国际法院法官，二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东吴大学教授。 潘汉年 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就读无锡国家专修学校。 吴其昌 历史学家。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焦菊隐 著名导演。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李浩培 法学家。198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 张奎 寄生虫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一级教授。 周有光 语言学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钱仲联 国学家。1926年于无锡国学专修馆毕业，苏州大学教授。 陈汀声 电影技术教育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杨绛 作家。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陈白尘 戏剧家和电影剧作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柴德赓 史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吴强 作家。早年就读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 郑君里 著名演员、导演。国立社教学院教授。 马荫良 著名新闻工作者。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 郭影秋 云南省省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就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汤不器 组织胚胎学专家。苏州医学院学院二级教授。 陈明斋 外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教授。 周振甫 文学家。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徐迟 作家。就读东吴大学。 吴大琨 经济学家。东吴大学任教。 周孝谦 物理教育学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苏州大学副校长。 陈王善继 放射医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一级教授、附属第一院院长。 钱仁康 音乐学家、作曲家。江苏师范学院任教。 蒋纬国 军事学家，蒋介石次子。就读东吴大学物理学院物理系。 饶宗颐 历史学家，文学家。1943年至1945年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 陈务民 儿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二级教授。 许国璋 英语教育家。在东吴大学执教英语。 戴爱莲 舞蹈艺术家。1942年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 陈悦书 血液病学专家、我国血液学专业奠基人之一，苏州医学院教授。 王绍堉 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就读于东吴大学。 冯其庸 文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194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 柯岩 作家、诗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8级学生。 林斤澜 作家。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方汉奇 新闻学家。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范敬宜 新闻学家。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金庸 小说家。1946年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修习国际法。 杨铁梁 香港高等学院首席大法官。就读东吴大学法学院。 熊黛林 中国女演员、模特

3. 杨铁梁香港法律人士

杨铁梁，出生于1929年6月30日，籍贯广东香山（现今称为中山）。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东吴大学，尽管没有完成学业，但他在此阶段积累了基础。1953年，杨铁梁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专攻法律，并在1954年顺利从伦敦大学法律系毕业。

在英国，他的法学之路进一步拓宽。在英国格兰士法律学院，他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获得了执业大律师的资格，这标志着他在法律界的权威地位确立。1963年，杨铁梁更是荣幸地成为伦敦大学高等法学研究院的院士，这是对他法学素养的极高认可。

在职业生涯中，杨铁梁在司法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他先后担任了香港初级法院的裁判司，地方法院的法官，以及高等法院的按察司。他的司法经验丰富，备受尊重。在最高法院，他更是担任了上诉庭副庭长的重要职务，对司法决策有着深远的影响。

4. 香港为什么有扶灵一说

扶灵主要是由亲近之人或关系好的人士，意为护送亡者最后一程，此为扶灵。

以香港著名银行家利国伟为例，前特首董建华就为其扶灵。因为利国伟生前在多方面都有建树，扶灵人士全为各界名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杨铁梁等。

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杨铁梁致悼辞中说，利国伟一生勤奋、有才华，为人厚道。话到口中留半句，理从是处让三分，是利国伟做人之道。又忆述两人经常在恒生银行午餐的情况，痛失良朋。杨铁梁表示，回顾利国伟一生，犹如一部近代香港发展简史。

由于利国伟生前在银行业、金融业及教育业均有贡献，为其扶灵人士亦是各界名人，包括董建华、杨铁梁，金融界人士有香港港交所主席周松岗、前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教育界人士则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等，共十位名人。

(4)杨铁梁法官扩展阅读：

公众人物的葬礼现场因为隆重，扶灵名单也受到了关注，一来意味着扶灵好友与逝者的亲密程度，二来扶灵好友的身份地位也显示出逝者的身份地位。

扶灵是传统葬礼中的一种习俗，按照汉族传统的丧葬习俗，为亡人沐浴、更衣，将其装入棺木内，进行一系列仪式之后，运送至山荫福地，连同棺木一起埋入土中、并垒土为丘，此为土葬。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扶灵

人民网-香港著名银行家利国伟出殡 前特首董建华扶灵